一、引　言

长期以来，国际商务研究领域的主流理论框架如Dunning的OLI范式以及内部化理论等，主要聚焦于研究跨国企业的“为何”（why）、“何地”（where）以及“模式”（how）等方面的问题，而对国际化过程中的“时间”（when）维度则极少关注，绝大多数国际商务主流研究要么直接忽略时间维度，要么做比较静态分析的简化处理，而非真正从动态分析意义上去刻画企业国际化的时间维度（Eden，2009）。有鉴于此，Prashantham和Young（2011）进一步强调：时间是企业国际化进程的中心问题，而“国际化速度”（spee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作为体现国际化过程动态特征的基本标志，则毫无疑问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时间维度。

尽管早期的一些经典研究已开始触及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时间维度，比较典型的如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Vernon，1966），以及巴克莱和卡森所构建的企业从出口向FDI转换的最优时机模型（Buckley和Casson，1981）等。但国际化速度作为企业国际化进程基本概念和重要时间维度的真正确立，是与近年来国际创业（IE）、全球战略（GS）、战略创业（SE）等交叉研究领域的兴起相伴随的（Jones和Coviello，2005；Oviatt和McDougall，1994；Zahra和George，2002）。事实上，“天生国际化”与“国际新创企业”（INVs）概念的提出，正是基于更高、更快的国际化速度，从而与传统渐进式国际化的“Uppsala模型”相对立。也正是在这些新的交叉研究领域中，企业国际化过程的时间和速度才真正成为研究的核心；而国际化速度概念的引入，其目的就在于突破以往对于国际化过程仅仅作比较静态考察的局限（Chetty等，2014）。

时间与速度同样是理解中国企业国际化进程与战略特点的一个关键维度。作为跨国经营后来者，加速国际化（accelerated internationalization）现象成为发展中国家新兴跨国企业（EM-EMEs）最为震撼的全新特征（Deng，2012），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现有文献中许多描述“中国式”国际化进程特征的概念，如“渐进”、“激进”、“加速”、“跳跃”等，大多与速度有关（柴忠东和孙卓，2012）。另一方面，一系列围绕中国企业国际化现象的讨论与争论，同样与国际化进程中的速度紧密相关。比如，不乏学者对加速国际化现象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认为EM-EMEs受到母国政府以及制度压力，大量采用海外并购这种激进模式加速进入海外市场，会因严重缺乏国际化关键资源与管理能力而面临巨大风险，导致海外投资成功率偏低（Peng，2012；Wei等，2015；Deng和Yang，2015）。另一些学者则在拓展加速国际化内涵的基础上，指出这一现象所折射的是EM-EMEs国际化战略行为选择以及资源整合能力的内在逻辑（Tan和Mathews，2015）。因此，争议的存在以及发展中国家新兴跨国企业所面临的国际化现实，都要求超越现有的“渐进—激进”简单两分的局限，对国际化速度做出更加深入细致的理论解读。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深入辨析国际化速度的概念内涵，并开始构建相关的理论模型（Oviatt和McDougall，2005；Prashantham和Young，2011；周劲波等，2014）。Oviatt和McDougall（2005）所提出的理论模型以创业机会为前端变量，技术和竞争为重要的赋能与驱动因素，创业者认知因素作为中介，知识与社会网络则作为调节变量，这些因素和变量相互联系所形成的机制，共同决定了创业企业的国际化速度。Prashantham和Young（2011）则进一步区分国际化初始速度（与企业创立至其第一次国际化行动之间的时间有关）和进入海外市场之后的国际化速度（第一次国际化与随后国际化行动之间的时间），对于知识、技术密集型国际新创企业的成败以及长期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但是，从目前的研究来看，国际化速度从概念到理论仍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缺陷。首先，在现有文献中通常倾向于把国际化速度定义为从企业创立到其第一次国际化行为发生之间的时间长短。这样的国际化速度定义，所描述的仅仅是企业国际化之前阶段的过程属性，而非企业国际化过程本身。也正因如此，目前文献当中使用的概念，仍失于粗略，如何更加精准地描述国际化速度这一重要概念的内涵，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理论分析和概念界定工作。其次，虽然已有研究对国际化初始速度（initial speed）与进入后速度（post-entry speed）进行了区分，但还缺乏真正把两者内在联系起来的、更为完整的理论模型，基于全过程的国际化速度概念也未能真正建立起来（Hagen和Zucchella，2014；Pugliese等，2016）。本文旨在通过国内外前沿文献的梳理，澄清国际化速度概念的内涵与维度，探索基于全过程视角构建国际化速度的理论模型，以期有利于对国际化进程的特质做出更加深入细致的理论解读。

二、国际化进程中的速度：概念界定与维度构建

（一）国际化过程研究的纵深发展：从程度到速度

传统的国际化理论强调企业国际化是渐进式的经验积累和知识学习过程，如国际化过程的经典理论“乌普萨拉模型”（Johanson和Vahlne，1977；2009）认为企业国际化是阶段式发展过程。在传统渐进式国际化阶段理论的指导下，涌现了诸多国际化过程的研究，如Hu等（1992）认为国际化过程反映企业从纯国内企业转变为跨国企业的各个阶段，而不同阶段代表着该企业不同的国际化程度；Vernon（1966）认为国际化过程是连续过程，企业会随着产品生命周期的演变不断增强自身的国际化程度。此类研究采用国际化程度来描述国际化进程的特征，且关于国际化程度多维度测量的研究开始出现，如Sullivan（1994）发展了一种包含海外销售额比重（FSTS）、海外资产比重（FATA）、海外员工比重（FETE）以及海外分支机构价值增值比重（FOTO）等多维指标的测度方法；此外，通过国际化深度与国际化广度两个维度来衡量国际化程度也比较常见（Zahra等，2000；Dow和Karunaratna，2006；陈岩和翟瑞瑞，2013）。但总体而言，以Uppsala为代表的传统国际化过程理论倾向于采用静态化、截面式传统分析范式，集中探讨企业的国际化程度（DOI），却未采取有效手段分析、处理国际化速度这一关键性时间维度问题，忽略了国际化过程本身应当具有的动态性、多元性。

国际新创企业或天生全球化企业的兴起凸显了加速国际化这一核心特征的重要性，传统渐进式国际化阶段理论解释力日显局限（Oviatt和Mcdougall，1994；Kalinic和Forza，2012；Cavusgil和Knight，2015）。国际新创理论更加强调结合时间维度概念来分析国际化过程的速度特征，国际化速度概念开始引入，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传统研究忽略动态性的局限，适应了国际创业等领域的需要。但是，国际新创理论注重企业进入海外市场的早晚或者快慢，以企业建立到国际化元年的时间间隔长短来衡量企业的国际化速度（Ramos等，2011；Musteen等，2010）。但是，这一概念仍然是单一时间维度，无法应对跳跃均衡（punctuated equilibrium）、去国际化（de-internationalization）等过程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尤其是未能考虑进入后的速度问题。

随着研究的进展，人们开始意识到需要赋予国际化速度更丰富的内涵：（1）国际化速度不应当仅仅体现国际化初始阶段（国际化元年之前）的特征，更应该加强国际新创企业或天生全球化企业进入后阶段的特质刻画。（2）国际化速度的多维内涵。国际新创企业或天生全球化企业在海外市场选择、进入模式选择以及运营模式选择等战略决策上展现出不同的行为逻辑（Zahra和George，2002），其往往通过提高资源承诺或进一步拓宽市场范围来实现（Jone和Coviello，2005）。国际化速度包括广度（地理范围和产品市场范围）和深度（资源承诺水平、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两维度：广度方面，国际新创企业或天生全球化企业不是由近及远地完成市场延伸，而是在地理、文化、制度等方面表现出国际化行为的快速、频繁跳跃等特征；深度方面，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则越来越倾向于直接采取并购进入模式。（3）国际化速度应当体现全过程性。Oviatt和McDougall（2005）提出包含初始进入速度、国家范围变化速度以及海外承诺增长速度三个维度的国际化速度，并描述了影响国际化速度的重要因素，提出了创业企业国际化速度模型，开始涉及国际创业的完整过程。因此，未来深入研究“初始进入速度”与“进入后速度”两个相互割裂概念之间的内在联系，将是全过程视角下探讨国际化速度问题的重要发展方向。

（二）国际化速度的概念与内涵

从国际化过程研究由程度向速度纵深发展的沿革历程来看，时间始终是研究的重要视角。传统渐进国际化理论领域，“最佳转换时机”用于表达企业由出口模式向FDI模式转变的时间问题（Buckley和Casson，1981）；“时间压缩不经济”的提出反映过快的国际化扩张速度不利于企业绩效（Dierickx和Cool，1989）。这些概念的对象是成熟的大型跨国企业。随着国际新创企业、天生国际化企业越来越受到关注（如Autio等，2000；Knight和Cavusgil，1996；Rennie，1993），动态理论视角深入分析国际化过程成为发展趋势。虽然国际化始终被认为是“动态化过程”（Johanson和Vahlne，1977；Welch和Luostarinen，1988），但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大量研究依然停留在静态范式之中（Casillas等，2012）。直到国际创业的研究领域诞生、兴起（Jones和Coviello，2005；Oviatt和McDougall，1994；Zahra和George，2002），国际化速度概念才逐步出现，动态化的国际化过程分析范式才逐步发展起来。但是，国际化速度概念表述存在很大差异，例如提前（early）、时间（time）、速度（speed）（Acedo和Jones，2007；Weerawardena等，2007）、步骤（pace）（Vermeulen和Barkema，2002）、快速（rapid）（Freeman等，2006）、加速（accelerate）（Pla-Barber和Escriba-Esteve，2006）等表述。

“速度”原本属于自然科学，是指物体在单位时间内移动距离的大小（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1989）。IB研究者基于速度概念，认为国际化速度，尤其是进入后速度应同时包含距离和时间两方面内容。距离是国际化过程演化的轨迹（Root，1987），是国际化战略推进过程中国际化程度指标的改变量（Johanson和Vahlne，1990；Leonidou和Katsikeas，1996）。时间是刻画国际化这一动态化过程的重要指标，需要融入具体的理论范式，针对具体研究问题加以分析讨论，不仅是作为时间边界的节点标志（George和Jones，2000）。国际化速度就是距离和时间的综合叠加。

1. 国际化速度的多维度“程度距离”

国际化速度概念中强调的距离概念，可通过不同国际化程度指标数量值的改变加以表示，体现出国际化战略的不同维度的演化轨迹。Casillas等（2012）选择Oviatt等（2005）提出的国际化速度三维度的前两个维度——程度（extent或degree）和宽度（breadth或scope）分析距离。（1）程度是指企业进行海外市场扩张的资源承诺水平，主要存在两类观点：第一，海外销售承诺（Zahra和George，2002）。出口强度是指企业出口销售额占整体销售额比例（Bonaccorsi，1992；Calof，1994），Sullivan（1994）在该概念基础上进行调整，提出通过“出口以及海外子公司销售收入占总体销售额比重”反映海外销售承诺的程度距离。第二，资源承诺水平。出口、特许授权、合资和独资四类国际市场进入模式分别代表着企业不同程度的资源承诺水平。Kuivalainen等（2007）选择承诺水平最高的独资模式，利用企业海外工厂及子公司数量反映企业愿意承担多少资源比例开发海外市场，以比较国际化程度差异。Sulllivan（1994）在此基础上，又分别通过海外资产比例、海外员工比例来分析企业的国际资源承诺水平。（2）宽度是指企业进行商业活动的区域范围（Zahra和George，2002），包括销售、生产活动及提供服务类产品所覆盖的市场或国家（Welch和Luostarinen，1988）。可以使用东道国数量、海外子公司数量、海外市场分散程度以及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地理、文化或制度距离进行测量。

2. 国际化速度的“时间范围”

已有大量文献专门探讨界定时间概念（Ancona等，2001；George和Jones，2000），由两种类型状态——“稳定”（stability）和“变化”（change）叠加而成（George和Jones，2000；Humerinta-Peltomaki，2003；Jones和Coviello，2005）。时间节点和时间范围（Ancona等，2001；Melin，1992）分别是刻画稳定和变化状态的重要概念，便于测量具体的时间范围（Jones和Coviello，2005）。其中，时间节点反映时间发展过程中不同的变化事件，两个变化事件之间的过程是一个稳定的时间范围，多个变化事件又形成具有波折效果的时间持续过程。

3. 国际化速度的“时间—距离”叠加

国际化速度（尤其是进入后速度）反映特定时间范围内，国际化距离（深度、广度）的变化效果。由于距离指标的不同以及时间范围的差异，导致不同研究中国际化速度的内涵也存在差异。

模型横轴——时间维度，借鉴Casillas等（2012）观点：由短期和长期两个视角刻画时间特质。短期视角下，连续两个时间节点构成的单个时间间距，称为“阶段内”（entra-stage）；长期视角下，国际化过程的距离可以包含连续的阶段，也可以涵盖整个企业生命周期，称为“阶段间”（inter-stage）。模型纵轴——变化维度，由持续变化和断裂变化刻画国际化过程的变化特性。持续变化或演化是指企业某种能力、资源在以往基础上发生持续积累、扩张与增长；断裂变化或革命性改变是指企业运营模式、技术支撑或者高管团队发生根本性改变，彻底摆脱前一阶段影响。研究者借鉴并修正了Casillas等（2013）构建的2×2矩阵模型，将国际化速度大致划分为四类内涵（参见图1）。两轴形成四个象限，其中①、②象限强调的是新创企业处于企业建立（事件1）与国际化元年（事件2）之间的进入前阶段；而③、④象限表示企业的国际化全过程，同样包含有企业建立（事件1）、国际化元年（事件2）和事件3。其中，国际化元年（事件2）与事件3的属性对于未来深入分析国际化速度的方向性问题（大量学者均提出：国际化速度具有向量属性，但尚未深入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将在本文第四部分未来展望中深入分析。事件1与事件2之间属于进入前阶段，事件2之后属于进入后阶段，事件3表示可以进入后阶段的任意事件，便于研究者根据自身研究需要选择时间节点。

修正图在如下方面做出创新和改进。第一，修正图“子图③”与“子图④”对应原图的“子图2”与“子图4”，其中修正图“子图③”、“子图④”均明确了：事件1为企业建立、事件2为国际化元年，既刻画出国际化的全过程，又将进入前、进入后两阶段加以划分；第二，修正图“子图④中”，研究者将原图子图4中的折线起点定位于“事件2”，且改变原图的一条折线为两条折线，分别代表基于深度和广度的国际化速度变化趋势。

（1）新创企业进入前阶段的初始速度。子图①是短期视角与断裂变化的交叉，表示企业国际化进入前阶段的初始速度状态。事件1表示企业建立，事件2表示国际化元年。大量研究直接通过两事件之间的时间范围表示国际新创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快慢或早晚，时间的发展过程具有稳定性。另外，需要强调：初始速度结束端的事件2已初步具有向量属性，能够在东道国市场选择和进入模式选择两方面体现出速度的方向性，是进入后速度的广度维度、深度维度的起点，具体将在本文第四部分第（一）点进行讨论。

（2）新创企业进入前阶段潜在程度指标的持续演化增速。子图②是短期视角与持续变化的交叉，是在子图①反映新创企业国际化初始速度平稳状态的基础上，强调平稳背后依然存在某个潜在的程度指标，短期内发生明显的持续性演化增速。例如，Casillas等（2012）认为：稳定是特定国际化阶段的外部表现状态，还存在某个潜在指标（如高管的出口意图），这个指标的量值在过程稳定的背后发生着持续性增长，但这种增长不易观察、测量，当潜在指标的持续量变达到一定标准后，会促成企业战略发生质变，形成一个“断裂变化事件”。

（3）企业国际市场进入模式升级的渐进增速。子图③是长期视角与断裂变化的交叉，解释企业发展是由一系列“变化事件”组成的长期演化、发展过程。其中，事件1与事件2之间表示进入前阶段，事件3表示企业进入后阶段的某一次“断裂事件”，导致整个企业国际化战略发生转变。例如，技术创新方式转变（Bilkey和Tesar，1977；Cavusgil，1980）可以视为事件3，技术能力不断提高并达到特定技术水平后，企业迅速转变运营模式，各类国际化程度的距离指标在短期内发生大幅增长，体现出阶段式的渐进增速。另外，“乌普萨拉模型”对于事件3也有较强的解释能力，跨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后，随着经验、知识吸收水平的提高，企业会渐进式转变运营模式（事件3），阶段式提高资源承诺水平。因此，如果将事件3与国际化元年上的事件2进行比较，事件3的“向量属性”变得更为丰富、具体、明显。从东道国市场选择的角度来看，事件3能够从制度、文化、地域等更为宽泛的维度上表达国际化速度的多元方向性，体现出广度速度特征；从进入模式选择而言，事件3也可以在特定时期内，选择改变代表不同资源承诺水平的国际化进入模式，体现出深度速度特征。

（4）企业国际化过程演化的不规则速度变化。子图④是长期视角与断裂变化的交叉，是在子图③反映新创企业在国际化进入后阶段之后，既存在阶段内国际化速度的平稳状态，又存在阶段间的阶段式渐进增速的基础上，强调平稳与阶段渐进背后仍然存在很多潜在的国际化程度指标的持续演化。目前，国际化程度被划分广度与深度，因此学界提出了国际化进入后速度的“双维”。因此，子图④中，事件2（国际化元年）分别延伸出两条折线，表示企业国际化战略沿着东道国市场选择和进入模式选择两个方向演化，形成基于广度和深度的国际化速度。

“双维”国际化速度已经具有较为成熟的测量方式。第一，基于深度的国际化进入后速度测量。首先，单纯的时间范围长短表达。当通过某个国际化程度指标（例如，海外资产比例、海外员工比例等）达到特定标准时所在时间点表示“③标志事件”时，可通过国际化元年到该时间点的时间长短表示深度速度。其次，“程度距离（深度）—时间”的叠加表达。深度速度的距离维度与国际化程度密切相关，可以通过出口以及海外子公司销售收入占总体销售额比重、海外资产比例、海外员工比例反映距离（Sullivan，1994），也可以通过企业独资的海外工厂及子公司数量反映距离（Kuivalainen等，2007）等。最后，距离增量除以研究者选择的时间距离计算获得深度速度。第二，基于广度的国际化进入后速度测量。基于广度的国际化速度主要用于反映企业销售、生产活动及提供服务类产品所覆盖的市场或国家分布情况（Welch和Luostarinen，1988），可使用东道国数量、海外市场分散程度以及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地理、文化或制度距离进行程度距离（广度）测量。最后，通过距离增量除以研究者选择的时间距离计算获得深度速度。

事件3属性决定着进入后国际化速度的方向，且可以表示为两条折线上的任意一个事件，无限个事件3沿着时间线索连贯起来，形成子图4中的两条折线。事件1、事件2以及无限个事件3组成了国际化全过程，根据动态能力和路径依赖理论，企业演化过程中任意事件以及一系列战略决策都会受到以往行为影响（Teece等，1997），国际化全过程可以理解为持续性且具有路径依赖特征的长期过程（Mathews和Zander，2007）。折线上每个点的切线可理解为该时间点的国际化瞬时速度。结合“Three E Model”（Melin，1992），折线包含三种趋势：增长趋势表示国际化速度处于加速状态；扁平趋势表示国际化速度处于平稳状态；下降趋势表示国际化速度呈现加速度减弱状态，体现着“去国际化”现象。

三、国际化速度的测量方式与实证研究进展

关于国际化速度研究的相关文献已初具规模，但研究的领域相对集中，如集中于国际化速度的前因变量分析，而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相对缺乏，主要由于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结果存在诸多异议，其中国际化速度测量的差异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国际化速度的测量与分类以及围绕国际化速度相关研究的探讨与评论是未来研究展望的必要环节。本研究通过Web of Science检索与中国知网检索，以2002年1月至2016年7月为时间范围，分别键入speed of internationalization、pace of internationalization、rhythm of internationalization、rapid internationalization、accelerated internationalization、early internationalization、post entry speed、国际化速度、国际化节奏、快速国际化以及加速国际化等关键词，根据需要筛选出较为典型的49篇文献进行深度分析与研究（见表1）。

鉴于国际化速度概念不够全面、内涵不够丰富的问题，继续对国际化速度的实证文献进行了两个方面的梳理与归纳，一是围绕国际化速度测量方式的差异进行了国际化速度的分类，二是对以国际化速度为中心的实证研究进行了概述。

（一）国际化速度的测量与分类

通过对上述49篇文献进行梳理和分类发现，国际化速度的测量方式尚未达成一致，其主要测量方式有两种（见表2）。一种是以时间间隔的长短表示国际化速度的快慢，可以是两个事件的时间间隔，如企业建立到第一次国际化活动的时间间隔，也可以是多个国际化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另一种是以增量变化率来测量国际化速度，依据增量变化率测度指标的差异，可分为基于广度的国际化速度与基于深度的国际化速度。

除了基于广度的国际化速度与基于深度的国际化速度分类之外，以国际化元年为时间点可分为国际化初始速度与国际化进入后速度两类。为了更加清楚、直观地展示围绕国际化速度研究的分布，对上述文献进一步精炼、汇总，按照国际化速度类型（初始速度与进入后速度）与研究的层面进行归纳与梳理（见表3）。

（二）围绕国际化速度的实证研究

通过国际化速度实证研究的梳理与归纳可知，关于国际化速度的实证研究可分为三大类：国际化速度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研究、国际化速度作为解释变量的研究以及国际化速度作为调节变量的研究。

1. 国际化速度作为被解释变量

国际化速度作为被解释变量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国际化速度影响因素的探讨，涉及管理者个体、团队和组织、组织间三个层面因素。

从管理者个体层面出发的研究，认为企业国际化是一个经验积累与风险规避的过程，管理者国际化经验以及对待风险的态度是国际化速度的重要前因变量。Coeurderoy和Murray（2008）将国际化管理经验分为海外管理经验与跨国企业管理经验，考察其对国际化速度影响的差异；Acedo和Jones（2007）将企业家认知分为风险认知态度、预见性、对模糊的容忍度以及国际化导向，风险认知水平越低，企业的国际化速度越快。但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加速国际化、跳跃等现象的出现，引发了学者重新审视影响国际化速度的其他个体因素，如跨国创业导向能够加快国际化速度（Zhou，2007）、高层管理人员权力越大越倾向于选择不规律的国际化扩张模式（王艺霖和王益民，2016）。

从团队和组织层面出发的研究，则认为虽然企业家或高层管理人员个体特征会影响战略的决策与执行，但是高管团队直接制定战略决策，企业特征以及组织行为则会影响国际化战略的执行，此类研究开始由相对静态的高管团队与企业组织特征向动态的高管团队变化与组织行为转变。Pla-Barber和Escribá-Esteve（2006）对高管团队国际化战略态度与国际化速度关系进行检验，发现具有国际化战略前瞻性高管团队的企业国际化速度更快；Luo和Zhao等（2005）研究发现高管团队的国际化经验能够提高企业国际化速度；Ramos和Acedo等（2011）研究发现技术密集型企业比非技术密集型企业国际化速度更快；林玟廷（2012）认为具有高水平家族股权的企业倾向于选择快速的国际化。相对静态稳定的高管团队与组织特征只会影响特定阶段的国际化速度，而高管团队的动态变化以及组织行为特征却能够影响国际化速度的持续变化。Casillas和Moreno-Menéndez（2014）基于889家西班牙企业8434次国际化行为（在某一海外市场设立分支机构）所形成的纵贯数据，分析了不同类型的组织经验性学习对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影响，经验学习多样性与国际化速度存在非线性相关关系（U形），经验学习的深度与国际化速度则呈倒U形关系。周劲波等（2014）以中国国际新创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交叉案例研究方法，探究了组织学习对国际新创企业进入后速度的动态影响机制。非常遗憾的是，从高管团队的动态变化出发分析国际化速度影响因素的研究尚未出现。

从组织间层面出发的研究，则认为社会网络是企业克服外来者劣势、局外者劣势，提高企业国际化速度的关键因素。社会网络的连接强度（Kiss和Danis，2008），网络关系的类型（Lee等，2012），国际化网络的结构、认知与关系（Musteen等，2010）以及不同类型的联盟（Yu等2011）对国际化速度都有显著影响。从更高层面（国家、国际）分析国际化速度的前因变量也开始出现，尤其是东道国与母国的制度特征。黄胜等（2015）从制度理论出发分析了母国制度环境、东道国制度环境以及新兴经济体创业企业的制度能力对国际化速度的影响。Schu等（2016）认为东道国的多样性以及东道国范围均与国际化速度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新进入的海外市场与原有海外市场之间的距离与国际化速度之间呈负相关关系。

虽然从单个层面分析国际化速度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颇丰，但是将不同层面因素统筹考虑的研究较少。仅有Li等（2015）从组织行为层面与企业家心理特质个体层面出发，构建了被中介的调节模型，结果表明组织层面影响因素和个体层面影响因素均对国际化速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组织层面与个体层面因素的交互作用将加快国际化速度。

2. 国际化速度作为解释变量

国际化速度作为解释变量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但是近几年国际化速度与其结果变量的研究出现逐渐增多趋势，且集中于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是近几年国际商务领域的热点与争议问题，两者之间存在线性正相关、线性负相关、Ｕ形、倒Ｕ形等多种实证结果。

国际化速度以及企业绩效测量的差异可能是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结论不一的重要影响因素。Hilmersson和Johanson（2016）将国际化过程视为企业发展与整合异质性资源与能力的动态过程，将国际化速度分为国际市场的范围增长速度、海外营业收入增长速度以及海外活动资源承诺增长速度，最终发现国际市场的范围增长速度与企业绩效呈倒U形关系，海外活动资源承诺增长速度与企业绩效呈U形关系。Zhou和Wu（2014）以销售额增长指标、企业创新指标以及盈利指标（ROA）来衡量企业绩效，结果表明：国际化速度与销售额增长指标之间存在显著正向关系，而企业创新指标以及盈利指标（ROA）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线性关系。

除了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测量对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之外，情境变量是国际商务领域研究最为关注的因素。如企业内部资源能力（Chang和Rhee，2011）、行业以及市场的竞争强度（Yang等，2017）、国际化经验（Mohr和Batsakis，2016）、制度因素（林治洪等，2013）等。但是，国家层面的情境变量却是多数研究所忽视的因素，如发展中国家制度缺陷导致的被迫国际化现象。Yuan和Pangarkar（2015）考虑了东道国差异（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与企业年龄对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提高发展中国家海外子公司数量的扩张速度能够提升企业绩效，提高发达国家东道国数量的扩张速度也将提升企业绩效；而相对于以较慢海外子公司数量扩张速度在发展中国家扩张的成熟企业，以较快海外子公司数量扩张速度在发展中国家扩张的新建企业绩效更好；相对于以较慢东道国数量扩张速度在发达国家扩张的成熟企业，以较快东道国数量扩张速度在发达国家扩张的新建企业绩效更好。

此外，也有学者把国际化速度与反映国际化过程特征的其他变量（如深度、广度等）结合在一起，共同考察国际化过程特征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如Khavul和Pérez-Nordtvedt（2010）以166家新创企业（71家中国企业、48家印度企业、47家南非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了国际化程度、国际化范围以及国际化速度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国际化速度对企业绩效并没有显著正向影响。

3. 国际化速度作为调节变量

将国际化速度作为调节变量的研究相对较少。Wagner（2004）研究发现国际化速度与成本效率（运营绩效）的变化之间呈倒U形关系，即一种相对平衡的、适度的国际化速度有助于企业绩效的提升，而过高的国际化速度则可能是有害的，可能会降低企业的绩效水平。Vermeulen和Barkema（2002）在组织学习、时间挤压不经济效应等理论视角下，检验了国际化速度、国际化范围以及国际化节奏对海外子公司数量与跨国公司整体绩效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

（三）国际化速度研究评述

根据上述文献汇总及梳理，国际化速度的相关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1）国际化速度的测量尚未达成一致，且存在诸多不同类型国际化速度（国际化初始速度与进入后速度、基于广度的国际化速度与基于深度的国际化速度）的研究。（2）国际化速度作为被解释变量，研究影响因素的相关文献较多，但多集中于个体层面、组织内以及组织间的单一层次，从高管团队动态变化特征出发进行分析的成果少之又少，跨层次、多层次因素的交互或调节作用研究也相对较少。（3）国际化速度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是国际商务领域的热点前沿议题，也是结论难以达成共识的争议问题，原因可能包括：国际化速度测量的差异、企业绩效测量的差异以及情境因素的差异。（4）国际化速度作为调节变量的研究还相对较少。

目前国际化速度的研究存在两大理论缺口：其一，大量实证研究多从单一维度出发阐述国际化速度内涵，未能真正建立起既互相区别又相互联系的多维度国际化速度内涵（尤其是进入后速度），难以全面、有效地分析企业国际化战略推进过程中的资源配置问题。其二，大量研究仅关注过程局部阶段的国际化速度问题，初始速度与进入后速度的内在联系未得到深入研究，从而难以切实推进国际化全过程速度的研究。针对两大理论缺口，本文在现有研究基础上初步构建全过程视角下国际化速度理论模型，以期为填补理论缺口提供有益思路。

四、结论与未来研究展望：全过程视角下国际化速度理论模型构建

为弥补国际化研究理论缺口，需要从全过程视角构建国际化速度理论模型。上文将国际化速度的四类内涵加以区别、分类和归纳。而图1“子图4”更是集中体现出“国际化全过程速度”的本质内涵与要素组成。因此基于“子图4”，进一步绘制“全过程视角下国际化速度内涵示意图”（见图2）。图2核心横轴贯穿“事件1”（企业建立）、“事件2”（国际化元年）以及“事件3”（国际化进入后阶段的某一次事件），反映出国际化的全过程速度，分别包含有初始速度和进入后速度两部分内容。而进入后速度又划分出基于深度国际化进入后速度和基于广度国际化进入后速度两类。同时，基于第三部分的文献评述，分别筛选出社会网络理论的关系强度、组织学习理论的吸收能力以及企业行为理论的资源冗余三个关键变量，作为“初始速度—进入后速度主效应关系”的重要调节变量。

（一）国际创业视角下国际化初始速度研究的深化与完善

根据图2，事件1“企业建立”到事件2“国际化元年”之间的阶段是“初始阶段”，绝大部分研究关注“国际新创企业”或“天生全球化企业”在初始阶段的加速国际化现象，试图从多个理论视角对加速国际化的内在驱动要素进行解读和阐释，其中主要的驱动要素大致包括：创业机遇、技术、竞争、创业者认知以及知识与社会网络等因素（Oviatt和McDougall，2005）。诸多要素中，创业机会要素尤其获得了学者们的重点关注，通过国际创业视角解释国际化初始速度形成的内在机理。McDougall和Oviatt（2000）提出，国际创业是指组织跨越国界通过一系列创新、激进以及风险寻求型行为，发现、设定、评估、开发战略机遇，以实现价值创造目的。激发创业者战略机遇诉求动机的外部因素决定初始速度快慢。如图2所示，大量文献从管理者个体、企业内、企业间等不同理论视角出发，研究影响初始速度内在机理，试图解释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国际新创企业的国际创业行为。

大量文献均提到初始速度具有向量属性，即应当体现出速度的方向性，但未能深入研究。未来研究者应当更关注国际化元年之“事件2”的具体属性。它已经能初步体现出初始速度的方向。例如：从国际化市场的分散程度而言，企业第一次国际化行为的东道国选择，是定位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具有很强的研究意义（Yuan等，2016），这种战略定位对于未来进入后阶段的战略演化起到奠基作用。从进入模式选择而言，第一次国际化行为是选择出口模式还是并购模式背后，同样存在着不同的战略逻辑（Casillas和Moreno-Menéndez，2014）。

（二）国际化进入后速度的多维构建

根据图2，事件2“国际化元年”之后的横向箭头代表着进入后阶段，进入后阶段包含基于深度国际化进入后速度和基于广度国际化进入后速度，二者统称进入后速度。目前，战略管理是跨国企业国际化进入后阶段成长性分析的主流理论范式，进入后速度集中反映出企业动态能力的构建过程。研究国际化进入后速度时，学界通过国际化程度的理论范畴分析事件3属性，产生了国际化进入后速度的双维格局。未来，研究者需要根据自身研究需要，灵活选择、融合前言理论，跳出国际化程度的双维视野，深度挖掘事件3的事件属性，形成国际化进入后速度的第三类、第四类甚至更多维度；或者充分结合国际化程度的双维视野，在国际化进入后速度双维格局下形成更多具有研究意义的子维度，将是未来研究方向。

（三）全过程视角下初始速度与进入后速度的关系研究

根据对文献整理，国际化元年将进入前阶段和进入后阶段分割开来，导致国际化速度理论体系中，初始速度与进入后速度的内在联系始终未能得到有效研究。根据以往研究可知，学界已经普遍运用国际创业理论研究初始速度，反映企业对战略机遇寻求，初始速度快慢体现企业战略机遇洞察能力的强弱（Oviatt和McDougall，2005；Freeman等，2006）；同时运用战略管理理论研究进入后速度，分析国际新创企业围绕“战略机遇”，不断通过资源开发或战略管理追求竞争优势的过程（Morgan-Thomas和Jones，2009；Chang，2012）。研究者认为，国际化全过程速度的理论设想将有效融合国际创业和战略管理两大理论逻辑，形成既包含二者、又区别二者的战略创业理论逻辑。战略创业就是公司发掘机会和寻求竞争优势的并行活动，以此来达到组织成长和财富创造的目的，最终实现追求卓越的组织绩效（Ireland和Kuratko，2009；Hitt等，2009）。围绕战略创业理论逻辑，研究者认为以下内容将是未来深入研究的几个重要方向：

1. 初始速度与进入后速度的主效应关系研究

战略创业视角下，企业国际化是一个搜寻机会与获取竞争优势相互融合的动态过程。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面临巨大竞争压力，试图快速抓住发展机会，通过并购等高级国际化行为建立起与东道国的联系，即LLL理论中强调的建立联系，占据稀缺资源开发先入者优势，从而产生较快的初始速度（Mathews，2006）。然而，较快的初始速度放大外来者劣势和局外者劣势，加之自身缺乏必要的组织学习经历，导致经验积累薄弱，风险大大增强（Jiang等，2014）。因此，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快速进入海外市场后必然要经历长时间的组织学习与能力构建过程，将海外市场机会转化为企业的竞争优势，国际化进入后扩张速度将减缓。继而，未来研究者可以考虑进一步研究：初始速度与进入后深度速度和广度速度的关系研究。

第一，初始速度与基于深度的国际化进入后速度的主效应关系研究。新创与天生国际化企业较高的初始速度有利于企业快速进入东道国市场，获取新进者优势，掌握母国难以获得的稀缺资源（Zhou，2014；Musteen等，2010）。但是，由于企业过快初始速度，以及较少的国际化经验和运营模式使用经验的积累，导致进入后初期企业不会对东道国市场进行过高水平的资源承诺，以降低风险水平（Vermeulen和Barkema，2002）。随着进入模式或运营模式使用次数增多，相应经验、知识不断积累，风险可控性增强，企业才会逐步扩大海外资产的投入比例（Casillas和Moreno-Menéndez，2014）。可推测，过快的初始速度会对进入初期阶段的深度进入后速度产生负向影响关系。

第二，初始速度与基于广度的国际化进入后速度的关系研究。企业以较高的初始速度进入国际市场，但是缺乏对东道国市场、制度、文化信息的充分认知，难以在短时间内有效调整业务体系、管理流程和组织结构来适应东道国市场环境（Luo和Zhao，2005）。因此，企业需要经历一个相对缓慢的学习过程，增加组织对东道国市场的认识水平，有效吸收学习东道国市场知识、信息，并有效调整、优化企业运营模式（Prashantham和Young，2011）。企业只有获得充分的经验和知识，才会依靠母国基础进一步拓宽产品市场或者海外市场，促进基于广度的进入后速度。

2. 影响初始速度与进入后速度主效应关系的调节变量研究

根据笔者对文献的梳理与分析，未来研究有可能从三个有潜力的方向形成突破：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关系强度、基于组织学习理论的吸收能力以及基于资源基础观的资源冗余三大指标。

第一，社会网络视角下关系强度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社会网络是国际新创企业的重要资产（Coviello，2006），依靠社会网络关系克服外来者劣势、局外者劣势，快速进入海外市场；同时通过社会网络关系熟悉东道国的市场环境、制度环境以及文化环境，积累国际化进入模式的运营经验知识。社会网络的关系强度是反映社会网络节点特征的重要指标，用以测量企业与网络内相关主体间的交往时间、亲密互信以及相互间资源能够实现共享的程度，存在强关系与弱关系两种类型（Aldrich，1999）。社会网络强关系需要较高水平的情感投资，是以信任以及相互依靠为基本特征。强关系需要投入巨大成本、资源；与之相对应，弱关系由于投入成本小，新创或天生国际化企业更多基于弱关系进入东道国市场（Kiss和Danis，2008）。弱关系数量越多，越有利于企业吸收外部市场信息，对运营模式不断调整、优化，快速吸收、积累运营模式运行的大量实践经验，弥补高水平初始速度带来的高级运营模式经验匮乏的问题，推动企业的风险承担水平，加大海外市场资源承诺水平，促进深度进入后速度。

第二，组织学习理论视角下吸收能力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吸收能力是指组织识别来自外部的有价值新信息，并吸收、运用该信息以实现组织目标的能力。相对于吸收能力弱的企业，吸收能力强的企业能够获得更加充足高质量有价值的外部信息，并完全可以实现外部有效信息向企业知识的转化，并运用到国际化发展之中（Yang，2016）。吸收能力强的企业通过有效筛选并获取外部急需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通过高效运用国际化积累的经验知识加快企业国际化进程，缩短新兴经济体跨国企业国际化扩张的循环周期，进而保持进入后阶段的加速国际化。因此，企业的吸收能力越强，国际化初始进入速度对国际化进入后速度的负向影响越小。

第三，企业行为理论视角下资源冗余对主效应的调节作用。冗余资源是指组织中超过了生产一个给定水平的组织产出所必需的最少资源的资源池（王艺霖和王益民，2016）。企业行为理论认为，冗余为企业提供了处理复杂环境变化的缓冲带，而国际化是一种典型的高风险、高不确定性和带有探索性的战略行为，如果企业国际化初始速度比较高的话，那么国际化过程中进入后速度的维系将会更加地依赖于高水平的资源冗余，以处理由国际化扩张所带来的文化冲击和政治风险。因此，未来研究围绕不同类型资源冗余对于国际化初始速度—进入后速度关系的不同影响，将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