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　言

“社会创业”的概念提出可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有学者提出：“创业者要以非利润目标进行社会创新”（Bacq和Janssen，2011）。在过往近30年的研究中，社会创业的内涵，社会企业的社会性与经济性愿景是学者一直着重讨论乃至争论的焦点（例如Boschee和McClurg，2003；Dees和Anderson，2006），这使得社会创业的研究大量集中于企业层面的概念辨析，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西方社会创业的相关研究——至少在2010年之前——所取得的理论进展并不尽如人意。如，Short等（2009）通过归纳过去所有社会创业相关的152篇文献，无奈地指出“社会创业虽然经历了超过20年的研究，其所取得的理论发展微乎其微”（Short等，2009，p168）。而Dacin等（2011）也指出：“社会创业的研究者在持续地挣扎着找到社会创业的领域边界并以此找到一些有意义的相关研究问题”（Dacin等，2011，p1203）。

近10年来，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减少贫穷取得了显著成效^①，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开始走进发展中国家^②来研究社会创业的经验与理论规律（例如Zahra等，2008，2014；Bruton等，2015；Si等，2015）。近5年来，国际期刊诸如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于2013年，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于2015年均发布期刊特刊（special issue）来介绍社会创业在促进发展中国家减少贫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作用。这些研究丰富了现有的社会创业理论，它们对我国的社会创业，尤其是对我国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又有什么理论意义与实际作用呢？本文将通过基于对国际顶级期刊2011—2015年34篇社会创业的相关文献的分析研究，从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提出对社会创业问题的思考与展望，并指出对于中国情境的社会创业启示。

① 孟加拉的尤努斯（Mohammed Yonus）2006年因为创立小额贷款的格莱珉银行（Grameen Bank），帮助孟加拉贫困人民创业致富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② 这不仅仅是本文作者的观点，也是本文作者与美国Gray Bruton教授等讨论得出的结论，而且从后续本研究搜集到的发表于世界顶级水平期刊的社会创业文献，所研究的发展中国家的样本取样包括亚洲的印度、中国义乌，也包括美洲的智利、危地马拉，以及非洲的埃及、卢旺达、加纳等。

二、 社会创业文献概述与不同层次的研究

本研究依据学术界较为一致的期刊排名认识，重点选取了创业领域三本标志性期刊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JBV）、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SEJ）、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ETP）和管理学A级杂志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AM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AMR）、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ASQ）、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SMJ）。此外，本文还选择了关注中国管理研究较多的Asia Pacific Journal of Management（APJM）。在上述国际期刊中，本研究检索了2011年以后发表的社会创业研究文献，最终共甄选出34篇^③相关文献。这些文献中，JBV和ETP是发表文献最多的期刊，分别有10篇与13篇，AMR有4篇，APJM 有5篇，而SEJ和AMJ各有1篇。在文章类型方面，理论文章11篇，数理实证文章13篇，案例实证文章8篇（其中发表在ETP上的教学案例2篇），混合研究（先定性访谈后数理实证分析）文章2篇，数理实证文章的比例则达到了15/34。在23篇实证研究的文章中，从其研究样本取样来看，取自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样本各10篇，而还有3篇文章属于全球范围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数据取样的实证文章。

③ 其中有两篇文章属于提前出版，即Hockerts（2015）和Wry和York（2015）。34篇文献的汇总表（包括文献标题、研究主题和主要结论等）可向作者索要。

可以说，近5年来社会创业的研究，有较大的发展，体现在：一方面，概念性讨论介绍文献大为减少，实证类文章显著增加；另一方面，从样本数据搜集来看，社会创业的研究者越来越具备国际视野，开始重视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创业情境。全世界许多发展中的贫困国家留下了研究者的足迹。以下本文将从微观（社会创业者个体层次）、中观（社会企业层次）以及宏观（国家层次）对34篇^④文献进行研究分析。

④ 这里需要指出：34篇文献中，有6篇文献难以以微观、中观或宏观来进行归类，它们包括2篇发表于ETP上的教学案例（Nelson等，2011(本条文献在文后文献中未体现)；Anderson等，2014），以及4篇理论文章（Dorado和Ventresca，2013；Zahra等，2014；Choi和Majumdar，2014；Alvarez等，2015），但它们对本文的研究结论与启示提供了相应支撑。此外，有3篇文章则结合了两个层次，它们包括Tobias等（2013）融合了微观+宏观分析；Kent和Dacin（2013）融合了微观+中观分析；Si等（2015）融合了微观+宏观的分析，本文把两个层次融合的文章在不同的层次均作为有效文章计数。因这些原因，读者可发现若把下文中各层次的文章加和，总数并不是34。

（一）微观层次：社会创业者的研究

在近5年微观层次也就是社会创业者的研究文章共计13^⑤篇，纵览这13篇文献，本文归纳出社会创业者创业动机、创业机会识别以及社会创业中制度创业者三个方面的研究主题。

⑤ 这里也要指出，Miller和Grimes等（2012）发表在AMR上的“compassion”一文，后引起了Arend（2013）在AMR的“对话”性商榷文章，后Grimes等（2013）又再发文回应，因此，Miller和Grimes等（2012）的文章“带来”了3篇微观层次的文章。

1. 社会创业者创业动机的研究。Miller和Grimes等（2012）从个体心理层面阐述社会创业者创业的动机，他们认为人的同情心（compassion）和亲社会（prosocial）因素是核心影响因素，具有同情心的个体会综合地思考、亲社会地成本—收益分析以及对受苦受难者缓解痛苦的承诺。Katre和Salipante（2012）更为细致地归纳了个体层面社会创业的心理动机，包括乐于给予、偏爱发问、利他主义、同情心（sympathy）、骄傲感、责任感、互利性、乡愁等，而年龄、种族、收入、教育、政治的意识形态、宗教情感、税负等也可能成为社会创业者的潜在创业动机。Hockerts（2017）的实证研究显示先前的社会组织经验、同理心（empathy）、道德责任感、自我效能感、对社会支持的感知均对样本的社会创业意向有支持作用。

此外，Renko（2013）的实证研究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结论，他指出创立一家社会企业需要创业者的亲社会动机，但是仅仅有这个动机而没有经济愿景，新创社会企业可能会胎死腹中。然而，如果社会企业者拥有非常高的社会创新性，则面临的情况是在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干扰下可能会变得过于注重经济愿景。这个研究结果从某种程度来说实证支持了应把社会创新学派跟社会企业学派相融合的观点（Dees和Anderson，2006）。

2. 社会创业者创业机会识别的研究。Katre和Salipante（2012）发现社会创业者在建立社会企业初期，酝酿与构思社会企业的社会与商业机会的差异，是成功的社会创业者与失败（垂死挣扎）的社会创业者的重要区别。而Si等（2015）结合“破坏式创新”理论，研究中国义乌的创业者在没有政府以及小额贷款等机构支持下依靠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找到适合当地发展的创业机会和减少贫困的发展路径。Alvarez和Barney（2014）基于创业机会发现与创造理论，定义了贫困情境下创业机会类型的内涵，并把社会创业机会的来源分为三种：自我雇佣、机会发现和机会创造，并从机会来源出发反推社会创业者所需的特征要求。自我雇佣型创业者对其人力资本要求较低，几乎不需要创业警觉性。机会发现型则要求创业者有高警觉性以及深厚的市场或行业知识，而机会创造型对创业者要求最高，他们需要不断地学习以及具备一些隐性知识以克服创业当中的因果模糊性。

3. 社会创业者制度创业的研究。社会创业是利用创业解决复杂的社会问题，而且往往这些复杂的社会问题存在于许多国家扶持（或监管）制度相对而言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此时，社会创业者需要扮演制度创业者的角色，以获得自身与企业发展的合法性与相关资源。其中修辞学又是建立合法性的重要工具，因为它能通过沟通交流形成社会现实，确认一项论据，建立个人的信誉。例如Ruebottom（2013）的研究发现社会创业者利用主角原型（archetypal protagonist）与反派特征（antagonist characters）的修辞学策略对于社会企业合法性的建立有关键帮助。与此类似，Allison等（2013）的研究发现社会创业者叙述何种类型主题的创业故事能让他们更快地获得小额贷款的投资者的资金支持。此外，Datta和Gailey（2012）发现在印度这种家长制很强的国家，通过在福利社集体创业成功，妇女能获得更多经济社会所赋予她们的权力。

（二）中观层次：社会企业的研究

在近5年中观层次也就是社会企业的研究文章共计10篇，本研究把这10篇文章归为两类，研究主题分别聚焦于社会企业成立（emergence）和社会企业成长（growth）。目前在中观层次对社会企业的分析，有两个特点，一是国际顶级期刊的关注重点已经从社会企业的出现成立转到社会企业成长发展的研究，10篇文章中8篇文章属于探讨社会企业成长的文献。二是目前有关社会企业的最新文献已经偏向于实证研究，这10篇文献中有6篇属于数理实证研究。

1. 社会企业成立。社会企业融合了社会福祉与商业利益的双重愿景。Wry和York（2015）整合身份认同理论、创业机会识别理论，发现当社会创业者的身份认同结合不同的愿景（社会福祉与商业利益）时，四类匹配情况会使最终所成立的企业愿景侧重不一样。Stevens等（2015）从社会企业的价值观（利己主义vs利他主义）、组织认同（功利vs标准）以及企业目标（社会vs经济）三个维度出发，以量表开发的方式揭示社会企业愿景的差异，使最终成立的社会企业在社会福祉与商业利益上会有不同的侧重。

2. 社会企业成长。这部分研究中，学者关注的核心主题在社会企业具备哪些因素或能力能让社会企业更好的成长或取得较好的绩效。社会企业的过往烙印（social imprinting）、八类市场能力、调动关键资源能力、创业导向均会对社会企业的成长造成影响（Battilana等，2015；Liu等，2015；Desa和Basu，2013；Morris等，2011）。而George等（2015）通过案例分析一家印度医疗企业，指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需要通过商业模式与治理模式的开放式创新以达到制度创业的目的以使社会企业更好地成长。

另外3篇有关社会企业成长的研究则更深层次地揭示了一个问题——社会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社会企业会否或者在何种情形下会转变企业愿景？Gras和Mendoza-Abarca（2014）以加拿大2005—2010年NPO组织为研究样本，发现赚取市场收入的比例与NPO组织退出的比例呈现U型关系，也就是说刚开始时组织基于市场的收入增加，不会有太多的NPO组织退出变成为商业组织，但当基于市场收入大幅增加时，NPO组织退出成为商业组织的数量呈现较高增长。与之类似，Kistruck等（2015）则以发展中国家危地马拉企业为研究样本，发现社会环境对于企业追求合法性的影响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非正式创业（informal entrepreneurship）的这些企业希望能借助非正式形式获得诸如免税等优惠，但是当其他一些制度环境发生变化时（文章提到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以及治安条件三个维度），这些非正式企业又会转而追求企业合法性而成为正式经济下的创业组织，以获得金融、人力资源和治安保障等方面的利益优惠。而Kent与Dacin（2013）通过开发一个理论模型以解释一些原先非赢利性小额贷款机构（社会企业类型之一）在成长过程中是如何在商业赢利和减少贫困双重逻辑之下逐步变为赢利性的小额贷款银行。

（三）宏观层次：国家层面的研究

在近5年宏观层次也就是涉及国家层面影响社会创业的文章共计7篇，5篇数理实证文章，2篇案例实证文章。这些研究集中在，首先是国家层面制度如何影响社会企业的成立与发展；其次是国家的政策制度（尤其是银行业政策）通过对小额贷款机构的影响，进而影响受小额贷款机构资金支持的贫困人口自我雇佣与减贫。

1. 国家制度支持或监管因素影响社会创业。研究发现，如果一个国家拥有明晰的产权制度和低的政府（监管）行动（Estrin等，2013），规范（normative）、调控（regulative）和认知合法性（cognitive legitimacy）的制度（Desa，2012），健全的政治与经济制度（Autio和Fu，2015），这些因素将促进社会创业。同时本文注意到有两篇文章的结论产生了有趣的矛盾结果，Estrin等（2013）以GEM（Global Entrepreneurship Monitor）调研的47个国家数据作为研究样本，结果显示一个国家社会创业的比率越高，社会创业者能促进国家层面的社会资本^①（national-level social capital），使得这个国家越可能多的个体去经济创业。但是Mendoza-Abarca等（2015）利用美国俄亥俄州88个县5年（2003—2007年）的二手面板数据，以种群生态学理论为基础，发现社会企业创立增加反而会减少经济企业创立，而所在县的收入越低，社会企业与经济企业创立这种此消彼长的状态会更加明显。

① 这沿用了普特南（Putnam）所持有的观点：社会资本已不再是某一个人拥有的资源，而是全社会所拥有的财富，一个社会的经济与民主发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其社会资本的丰富程度。

2. 国家政策制度对小额贷款机构的影响。作为社会企业重要类型的小额贷款机构是帮助社会企业成立发展、帮助贫困人口自我雇佣的重要推动力。Im和Sun（2015）通过收集98个国家1 129个小额贷款组织的数据（2003—2009年），实证研究发现小额贷款组织的利润与帮助穷人脱贫之间是一个倒U型关系，而且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情况越健全，这个效应越加明显。Khavul等（2013）利用危地马拉57位小额贷款创业者的访谈，解析15年来这个国家小额贷款的民间企业、银行业以及政府监管之间的作用关系，尤其是在出现民间小额贷款企业利润上升以及海外捐赠增多时，三方面机构的关系变化。

三、 前沿理论研究发现与问题思考

（一）研究发现

总结上述有关社会创业的前沿理论研究，可以从中发现：首先，社会创业研究已经从社会创业者的定义、特征转向社会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和其行为的微观机制研究。过去学界一直努力试图在明晰社会创业者是谁或社会创业者是什么样的人，过往的研究从社会创业者的表象来判断社会创业者是创新的，或他们是赚取收入的，对比依照Gartner（1989）经典论文的论点，如今最关注的问题并不是想知道谁是（社会）创业者，而是想要知道社会创业者的行为是什么，而且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行为，其行为背后的动机是什么。这部分的研究Miller等（2012）以及Renko（2013）依据同情心解释逻辑和亲社会动机理论；Allison等（2013）依据温情（warm-glow）理论；Wry和York（2015）依据身份认同解释视角等给研究者提供了很好的研究示范。

其次，社会创业研究已经从社会企业的概念与双重愿景的概念介绍转向社会企业成立的研究，并正在更进一步转到社会企业成长与绩效的研究。目前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关注社会企业的市场能力（Liu等，2015；Gras和Mendoza-Abarca，2014）、资源利用（Datta和Gailey，2012；Desa，2012；Desa和Basu，2013）、创新（包括制度创新）（Khavul等，2013；Si等，2015；George等，2015）以及机会利用（Katre和Salipante，2012；Corner和Ho，2010）对社会企业成长的贡献。这些研究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市场营销理论、制度理论、资源基础观、资源依赖理论以及创业机会理论的边界。

最后，社会创业研究已经从关注发达国家的社会创业开始转向关注发展中国家，关注通过社会创业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复杂社会问题。这部分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制度理论、社会资本理论以及种群生态学理论。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创业对于社会改革都能起到一定作用并能处理一些棘手的社会发展问题（Dacin等，2011）。无论是从前沿学术研究的角度看（从JBV和APJM举办的特刊，从本文发现的近5年的文献中经验研究的样本取样出处），还是从现实层面的全球化与国际发展需要看，如今创业管理领域学者正在以社会创业的研究经验来带动发展中国家的贫困问题、教育问题、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解决。Estrin等（2013）与Mendoza-Abarca等（2015）研究的结果相矛盾，前者发现一个国家社会创业的比率越高促使这个国家越多个体去经济创业，后者发现社会企业创立增加反而会减少经济企业创立，且所在县的收入越低，社会企业与经济企业创立这种此消彼长的状态更加明显。本文认为极可能是二者研究样本的差异所致，前者主要的样本来自发展中国家，而后者的样本来自美国俄亥俄州的88个县，美国属于高福利且制度完善的国家，这两个结论的对照，从社会创业研究的视角说明，我国所强调的“以思想解放和制度变迁释放改革的红利推动创新创业”具备相应的理论基础。

（二）问题思考与研究展望

根据上述归纳的社会创业理论前沿中微观、中观与宏观三个不同层次的研究，本文分析并提出3个层次，包括7个具体方面问题作为对未来研究展望。有关研究汇总见表1。

1. 社会创业者的动机与创业者行为的微观机制研究

（1）“同情心”的细节研究问题。许多学者提到同情心是社会创业者创业动机的影响因素。Miller等（2012）从人的心理层面阐述社会创业者创业的动机，他们认为人的同情心（compassion）是关键因素。为此，Arend（2013）提出“同情心”是一个边缘性情感（borderline emotion），它与同理心（empathy）的概念高度重叠。就此，Hockerts（2017）的实证研究显示先前的社会组织经验、同理心（empathy）、道德责任感等对社会创业意向有支持作用。而与此同时，Kater和Salipante（2012）归纳了个体层面社会创业的心理动机，他们使用的“同情心”一词为sympathy。上述的文献中，有两个不同“同情心”的英文表达以及一个近似的概念“同理心”，因而在此本文的首个研究展望是希望将来有学者尤其是心理学方面的专家能明晰这些概念的异同，以及它们促发社会创业者动机的异同。

（2）不同角色类型的社会创业者，匹配何种逻辑的社会创业机会开发过程。Zahra等（2009）对社会创业者角色的分类包含社会修理工、社会构建者以及社会工程师，而根据Corner和Ho（2010）对机会开发过程的研究，他们把社会创业机会开发过程分为拼凑逻辑主导和理性逻辑主导。类似地，Alvare和Barney（2014）把社会创业机会来源分为机会发现与机会创造，实际上拼凑逻辑偏向于机会创造，而理性逻辑偏向于机会发现（斯晓夫等，2016）。那么，在上文提到的社会创业活动中的三种角色——社会修理工、构建者、工程师在开发社会创业机会时，他们的主导逻辑是什么，是拼凑还是理性抑或是兼而有之？这并不是一个能简单回答的问题。这需要通过定性的现实追踪或从档案资料中搜寻包含创业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行为与互动，研究社会创业机会的源起、发展和转变，追踪性的研究社会创业者的心理资本、认知图式以及执行情况等才能结构性地找到社会创业者分类对应的社会机会开发逻辑的匹配方式。

2. 社会企业的成立与成长研究

（1）团队社会创业的问题。团队创业在实践中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也得到了创业研究的青睐（Harper，2008）。对于社会创业而言，有没有社会创业者团队进行团队社会创业（Choi和Majumdar，2014）？如果有，这样的社会创业团队的内部结构、团队成员的构成、团队的社会网络密度等是如何的？在社会创业团队构成中，注重社会福祉与商业利益的成员配比如何会为社会企业带来更好的发展与绩效？此外，多数社会学者认识到性别不均等是创业团队中一个独特的社会情境（Yang和Aldrich，2014），如果一个社会创业团队中出现性别不均的情况，或者一个社会创业团队的负责人是女性，这对于此团队的社会创业机会开发过程和创新会产生何种影响？如果社会创业团队来自同一个家庭或家族，又会如何？

（2）找到社会企业转变企业愿景的均衡点。根据Renko（2013）的研究发现，社会企业不能不创新，否则会在初期倒闭；也不能太创新，否则后期可能会更加注重经济性愿景而忽视社会性愿景。类似地，Gras和Mendoza-Abarca（2015）的研究也发现，NPO组织随着市场收入增加超过一个峰值后，其可能会完全退出NPO组织的行列而成为商业组织。实际上，包括Wry和York（2015）也涉及了社会企业的社会福祉与商业利益逻辑冲突的问题。社会企业既要注重社会创新也需赚取自给自足的收入。然而，创新往往可以为企业带来更多的商业利益，社会企业获得多大商业利益会是最恰当的？社会企业利益赚取是否会有一个临界点？哪些因素会影响这个社会企业的临界点？社会创业者在社会企业愿景转变中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这些都值得未来研究探讨。

3. 国家层面——中国情境下的社会创业研究

（1）社会创业与制度创业。国家的制度环境对于社会创业的影响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研究（Desa，2012；Estrin等，2013；Autio和Fu，2015），许多研究显示社会创业需要融入制度创业，以获得社会企业的合法性与成长。DiMaggio（1988）提出制度创业理论解释了制度形成和变革的机理，认为制度规范了人们在不同社会环境下应该采取的不同行动。本文认为未来的研究依然需要大量的质性研究甚至创业教学案例来分享社会创业中制度创业的成功经验。解脱制度的束缚，不管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发展出不同社会环境下相关利益方都能遵守的制度规范，使人们做到认知一致，也是一种释放“改革的红利”，他们都可能会成为像尤努斯教授一样的“英雄”（Dacin等，2011；Dorado和Ventresca，2013；Ruebottom，2013），而且这方面的研究非常适合开展如微观+宏观或中观+宏观的跨层次研究工作。

（2）社会创业与大学生创业教育。根据Estrin等（2013）的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社会创业的比率越高，越能带来国家层面社会资本提高的溢出效应。那么社会创业在国家层面是否还有其他的溢出效应，例如对大学生创业教育（Estrin等，2013）？创业教育的目标之一在于提高受教育者的创业意向，实证研究显示社会创业意向受其动机影响（Hockerts，2017），如果在我国的大学生创业教育内容中加入一些非经济因素以及亲社会因素，融入一些社会福祉问题到创业教育中，是否有利于培养大学生的同情心和同理心动机，以增加他们创新性解决社会复杂问题的动机进而提高他们的社会创业意向？这方面值得广泛教育工作者思考与探索。

（3）此外对于我国的社会创业研究者来说，以传统文化、东方管理哲学来研究社会创业是可以从事的研究。徐淑英和石小竹（2012）提出“社会企业精神”这一概念的精髓就在于，将“为善”与“诸事顺”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为善”是“仁”之表现，而“诸事顺”是“能”之表现。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礼记》中“上下相亲谓之仁”。儒家所谓之“仁人”，是具备优良的品德的人，社会创业者需要“上下相亲”，需要怀天地心，具备仁德的品质，“仁人”方无争名夺利之心，“仁人泽，是处皆阳春”。相较“仁”偏道，“能”更偏术。社会创业需要把握机会、整合资源，此外还需要进行社区民众的动员，有说服大众的本领乃至进行制度创业（Kent和Dacin，2013；Dacin等，2011）。胡祖光（1994）曾经对“仁人”与“能人”的特质有较详细的论述。成功的社会创业者，是否由“仁人”与“能人”相结合的“仁能人来完成”？有这种“且怀且威，君道备矣”的“仁能人”是否是中国的社会创业者应具备的优秀品质？“仁”与“能”是否也可以看成是社会创新学派与社会企业学派（Dees和Anderson，2006）的聚合产物？总之，在中国管理哲学思维系统中，一些看似矛盾的内容可能并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可以相互兼容和共处，规避简单直接的取舍和极端决策，更多地开展合作、包容、共赢，用长远的眼光与周围环境和谐共生，是中国管理实践的智慧（陆亚东，2015）。若能以东方管理思想系统阐述社会创业者特质乃至社会创业的诸多过程，不仅仅是做出了具备“仁爱之心的学术研究”（徐淑英，2012），也将会是东方管理理论迈出的重要一步，甚至产生影响世界的创业管理理论。

四、 对我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启示

创业活动能够重塑一个地区乃至国家的经济格局，包括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以及经济发展的动力转化。一般认为，以追求经济利润为导向的经济创业可以创造新的财富、新的就业机会以及造就新的企业家群体。然而，创业活动并不一定能带来社会问题的解决，比如一部分人通过经济创业富起来了，贫困的人口并不一定就减少了，创业成果仅让富人收益增多，可能的结果反而是使富裕人口与贫穷人口之间收入的差距越拉越大，造成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此外，经济创业还可能带来的一个问题是环境的破坏，物质文明与生态文明之间出现背离与不和谐（栗战书，2011），因此环境优化与可持续发展也一直是在大力提倡经济创业时应非常关注的问题。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诸如贫富分化加剧、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依然广泛存在，这些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外部性，这些问题的缓解与解决，从国际经验来看可以借力于社会创业。

从本文的研究来看，社会创业是社会创业者发现市场失灵中的创业机会，用基于市场的方法解决社会的问题，实现社会的变革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Datta和Gailey，2012；Alvarez和Barney，2014）。社会创业不仅可以增加社会信任（Tobias等，2013），而且根据Estrin等（2013）的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社会创业的比率越高，社会创业者越能增强国家层面的社会资本，降低他人新创企业时的交易成本以及机会和资源的限制，促进其他人经济创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我国政府提出的经济发展的“双引擎”，旨在推动经济良性良好发展。但重视经济创业、轻视社会创业，没有将经济创业与社会创业有机地链接在一起是目前大众创业的一个突出问题。创业的根本目的是通过创业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使社会变得更美好。如何实现这一目标？在国家层面，一定要坚定地将经济创业与社会创业链接在一起，使二者可以同步发展。政府必须要制定政策与法规，使我国的经济创业与社会创业并重发展。成功创业的研究证明：经济创业与社会创业兼顾，可以使创业在追逐经济利益的同时，使创业规则与规范日益公平公正，并以此减少创业者的谎言与创业中的造假行为。成功大众创业需要良好声誉做基础，社会创业是一种通过创业为社会增加价值的过程。

总之，我国的大众创业在倡导经济创业的同时，应大力鼓励一部分创业者积极进行社会创业，这样，社会创业不仅能改善贫穷和环境等问题，还能带动经济创业，为社会进步与社会发展，实现基于中国情境的“中国梦”而贡献力量。而对于我国社会创业的研究者来说，研究如何通过政策支持，鼓励一部分创业者积极投身到社会创业；研究如何通过推动社会创业解决国内包括精准扶贫问题、农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等，都是可以积极从事的探索。

五、 研究结论

社会创业以创业的途径解决一个国家与社会的问题。问题导向性是社会创业研究的明显特点，它即涉及跟踪性问题导向研究，也涉及原创性问题导向研究。就目前我国所开展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以通过创业发展经济和以创新来建立新的经济结构而言，社会创业与经济创业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大量的创业实践过程中，我国目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视经济创业，而忽视社会创业的倾向。本文旨在通过社会创业的最新研究，从理论上进一步阐明什么是社会创业，以及为什么我国一定要坚定地将经济创业与社会创业同步发展，使我国的创业既能为经济发展服务，也能更好地为社会进步与发展服务。

细言之，本文基于社会创业在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情境中的重要性，为进一步阐明社会创业的基本内容与近年来的研究脉络，从微观、中观、宏观层面分析归纳了近5年来的社会创业研究最新进展。其中，微观层面，社会创业研究已经从社会创业者的定义、特征转向社会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和其行为的微观机制研究，这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具体的社会创业者；中观层面，社会创业已经从社会企业的概念与双重愿景使命介绍转向社会企业成立研究，并正在更进一步转到社会企业成长与绩效的研究，这可以为我国“社会企业如何更好地运行发展”提供指导；宏观层面，社会创业研究已经从关注发达国家的社会创业开始转向关注发展中国家，关注通过社会创业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复杂社会问题，这个研究发现说明西方的学者也正在探索研究如何通过社会创业来解决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助残、环保、文化传承等方面的问题。

由于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社会环境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不同，“社会创业”这个舶来品在中国的落地生根自然还需要我国的社会创业理论研究者以及政策制订者因地制宜和因时制宜地开展社会创业方面的相关研究，以更好地为社会创业实践者服务。因此，依据国外最新的社会创业研究，本文从微观、中观以及宏观共提出7个方面的社会创业未来研究问题，在国家情境层面具体提出可重点关注社会创业与制度创业的结合、大学生创业教育以及东方管理哲学来开展社会创业的未来研究和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