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在传统公司治理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以委托代理理论、交易成本理论等为基础，试图分析解决治理过程中出现的诸多代理问题。不论是基于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计算，还是基于因果关系的动因推理，这些研究仅仅考虑了个人特性，却忽略了行为人所嵌入的更广泛的社会互动背景。在现实社会系统中，行动者的决策行为嵌入在整体社会网络之中，组织和个体的社会关系特征对其决策选择有着重要影响(Granovetter，1985)，即“理性人”也具有“社会人”的一面。因此，学术界开始寻求其他视角来解决传统理论的“低度社会化”问题，而关注行为人关系结构的社会网络分析，则为公司治理研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框架和分析工具。通过对不同形态社会网络的研究，中外学者在关系嵌入(Uzzi，1997)、战略网络(Gulati等，2000)、政治联结(Fan等，2007)、组织创新(林润辉等，2013)、董事网络(陈运森和谢德仁，2011；Larcker等，2013)、投资者网络(Pareek，2012；Ozsoylev等，2014)等领域都取得了较大的研究进展。

陈仕华和李维安(2011)就公司治理研究提出社会嵌入性观点，肯定了社会网络的多种嵌入机制(认知、关系、结构等)对公司治理的重要意义。尤其在中国的转轨经济和文化环境下，社会网络理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揭示诸多治理乱象背后的理论原因。如何结合中国“关系型社会”的制度背景进行社会网络的治理研究，就是一个具有中国制度特色的议题。国内已对政治联结、老乡关系等个体层面的社会关系加以关注，但从整体网络视角进行的公司治理研究尚不丰富，也缺少一定的基础性研究来对社会网络类型做出更清晰的界定。

基于上述研究背景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论述了公司治理中存在的三种社会网络类型，再运用CiteSpace对检索到的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与分析，通过对中外研究成果的比较和研究热点的挖掘，总结了公司治理中社会网络研究的现有进展，以及思路、方法、内容方面的变化趋势。本文的意义在于，以科学计量的方法对领域内现有文献进行分析，梳理研究脉络，并帮助国内学者了解国际前沿方向和国内薄弱环节，期望为今后中国背景下的公司治理与社会网络研究做出可能的贡献。

二、 社会网络的构建动因、联结与划分

公司治理过程中存在着多种社会网络类型，治理主客体基于各自的社会关系构成了若干交叉的网络，而网络中信息的扩散与传递会直接或间接地作用于治理行为和治理后果(Jackson和Rogers，2007)。作为研究基础，我们需要首先分析社会网络的构建动因，并界定主要的网络类型。

(一) 社会网络的构建动因

1.外部制度背景动因

正式法律制度的不完善是行动者构建社会网络的最主要外部动因，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则补充了正式法律制度的缺失之处，提升了企业的经营效率。McMillan和Woodruff (1999)指出，企业关系网络以及一系列非正式契约关系有力地促进了市场的交易行为。尤其对于法律体系不完善的新兴市场，关系型交易契约通过合作、信任、声誉等机制对正式契约起到了替代和互补的支持作用(Rajan和Zingales，1998)。

作为新兴经济体，当下中国最基本的制度环境是转轨经济下政府干预与市场机制的不完善(李增泉和孙铮，2009)，诸多企业借助中国传统的“人际关系”这一非正式制度来为企业谋求更多的发展资源。因此针对公司治理行为的研究需要关注特定的制度因素，Xin和Pearce (1996)发现，中国企业通过“guanxi”(人际关系、政治联系等)的建立来补充法律等正式制度的不足。此外，在国内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文化环境中更强调人际间的信任，基于长期合作经验而建立起来的信任关系减少了双方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交易风险，同时增加了关系网络的稳定性与未来的合作可能。这一互惠路径也符合制度经济学中的资产专用性机制(Williamson，1985)。陈运森(2015)就指出，公司的社会网络能够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经营效率与投资效率。因此，出于对外部制度环境和儒家文化背景的考量，构建长期、稳定、互惠的社会网络是公司生存发展的重要条件。

2.内部资源依赖动因

资源依赖理论则从内部解释了行动者构建社会网络的动因，组织与个人均能通过网络获得嵌入在其中的信息、知识、声誉等社会资本(Lin，2002；边燕杰和丘海雄，2000)。构建特定的企业间关系、政企关系都能为企业发展带来优势，而那些未成功构建网络的组织则面临“低相联负债”的问题(Powell等，1996)。信息时代下组织面临的环境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信息与知识取代传统物质资源成为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关键战略性资源(李维安等，2014)。因此，对信息资源的需求和依赖也驱使公司努力成为网络核心位置，力求掌握更多的物质、信息与权力资源，增加自身竞争与决策优势(孙国强等，2016)。

在网络的微观层面，网络个体对关系资源的依赖也影响着组织网络的形成。CEO与董事之间、高管与公司外部利益相关者之间均存在着诸多社会关系(Westphal和Stern，2006，2007)，这种嵌入社会结构中的高管个人关系网络会直接作用于公司的治理行为与经济后果。针对董事网络的研究发现，独立董事能够通过网络位置获得信息、知识与声誉收益，提振自身在董事市场上的价值(陈运森和谢德仁，2011)。张敏等(2015)也指出，董事长与总经理的个人社会网络有助于提高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

总的来说，在内外双重动因的驱使下，公司的治理行为与治理边界正在逐渐发生变化，复杂社会网络中各方治理参与者的关系联结已经将公司治理扩展至网络治理的范畴(Jones等，1997)，也向公司治理理论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

(二) 社会网络的基础联结

社会网络是一种包含了众多行为人和行为人之间关联关系的社会结构，组织和个人都嵌入在复杂交叉的多重关系中，而关系联结正是社会网络的基本构架(Uzzi，1996)。尽管缺少一个完整恰当的理论模型来解释社会网络的形成与演变轨迹，但我们可以从联结(Ties)基础上得到一些启发^①。在探讨联结的形成基础时，前提概念在于每种网络形成的演变轨迹是偶得(serendipity)的还是目标引导(goal-directedness)的。

①桑吉夫•戈伊尔(2010)在网络形成的经济学模型领域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当行动者的联结动因达到策略均衡时，网络形成的博弈分析也达到均衡。但网络研究的吸引人之处就在于其总是迅速、微妙地变换联结关系，继而引起整体网络的结构的变化。

在公司治理中，偶得网络的联结基础可以认为是日常生活中的血缘、朋友、校友、老乡、宗教等非正式社会联系(McPherson等，2001)，即使个体不去主动地建立和维护，这一社会网络也会以潜在联结的状态存在着^②，而过去的任职关系、合作信任、成功交易等经验则可能是目标引导网络的建立基础。事实上，两者在社会网络的建立与发展过程中往往是混合的，例如公司在构建战略网络时选择的对象可能是曾经的业务伙伴、董事成员曾任职的其他业内公司、CEO俱乐部结识的新朋友，抑或是同乡企业会的成员、地理上距离较近的地缘公司等。相互叠加的偶得网络与目标引导网络也称为联结的多重性(multiplexity)，两者共同影响着行为人的决策和治理效果。

②有许多文献针对某一特定社会联系进行研究，如校友网络、老乡网络、俱乐部网络等。但下文将以公司治理中网络节点的不同作为划分标准来进行文献回顾，而不限于某一固定联系类型。

(三) 公司治理中的网络划分

公司治理主体(股东、债权人、其他利益相关者)和客体(董事、高管)在治理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均会受到自身社会关系的影响。在将社会网络嵌入作用纳入研究考虑的过程中，本文基于治理机制的划分和现有相关文献，总结出董事网络、投资者网络和利益相关者网络三种主要社会网络形式。

1.董事网络。董事网络被界定为董事之间因某一社会关系而建立起的联结集合，国内外研究已经比较成熟(谢德仁和陈运森，2012；张祥建和郭岚，2014)。在对董事网络的界定中，联结关系主要是指现有任职、任职历史(Kuhnen，2009；Larcker等，2009)等正式联结。在其他一些研究中也包含了教育背景(Cohen等，2010；Shue，2013)、服役经历(Hwang和Kim，2009)、宗教信仰等非正式社会联系。另一层面，在公司中“CEO-董事/高管”的社会联结可以视为组织内部的网络形式，同样受到较多的关注(Fracassi和Tate，2012；Westphal和Zajac，2013)。

2.投资者网络。投资者网络的形成更具有正式契约特征，节点之间基于投资关系而建立联系。Scott和Davis (2011)指出风险资本家的投资会在被投资公司之间创造一种隐形的“团体”。早在20世纪的美国铁路业就通过派驻投资人和交叉董事形成了许多可分辨却看不到的“利益共同体”(Roy和Bonacich，1988)。在实际经营中，投资者能够为公司提供更多的行业经验和资本支持，通过交流信息、分享资源甚至建立业务关系等方式来推动被投资公司的发展。并且投资者网络会与其他二元关系相互重叠，形成了“多重网络”关系(Davis和Yoo，2003)。而亚洲地区另一种具有特点的投资者网络则是企业集团网络^①，母公司以控股权为基础构建了具有层级特征的网络组织，但此类网络组织往往不具有足够的社会性。母公司既是集团网络的核心节点，也是对子公司有绝对控制权的内部投资者，集团成员的网络地位促进了其绩效的提高，并且随着时间推移效果进一步增强(Keister，2001)。这些投资者网络往往表现出典型的目标引导特征，比如具有统一的目标、有中心领导企业和明显的“核心-边缘”网络结构。此类集团投资者网络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范畴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林润辉等，2009)。本文则依据治理机制的划分，着重讨论相对偶得情形下的外部投资者网络，研究网络嵌入等机制对投资者治理行为和治理后果的影响，如公司高管与基金经理间的社会关系(Cohen等，2008)、机构投资者之间的网络(Ozsoylev等，2014)。

①比如中国的集团公司(business group)、日本的经连会(keiretsu)、韩国的财阀(chaebol)。

3.利益相关者网络。进一步将投资的概念扩大，诸多利益相关者与公司之间也同样存在着社会网络结构，节点之间的联系是更为宽泛的利益相关关系。Freeman (1984)从战略管理的角度提出了利益相关者关系的研究，并给出了简化的利益相关者星状网络。在实践中，利益相关者的每一方都是网络节点，多个组织之间利益关系存在着相互重叠，并构成了一个相互嵌入的复杂网络。Rowley (1997)基于社会网络理论进行了利益相关者影响力的研究，指出网络中的公司节点行为受到整个利益相关环境的影响，Westphal和Zajac (2013)也论述了公司高管与其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社会关系对公司治理行为的作用。卢东斌和李文彬(2005)则根据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了公司治理网络分析的框架，指出公司应维护好与顾客、供应商、债权人、股东、员工、社区之间的网络关系，以更多的社会资源来帮助公司“基业长青”。林曦(2011)关注了利益相关者网络结构嵌入前提下的公司管理策略选择问题。而在最近的研究中，陈建安等(2016)则思辨地论述了利益相关者网络对初创企业演变的驱动嵌入作用。

基于以上论述的三种主要网络类型，可以认为公司在不同层面上都存在着网络关系。个体关系层面与组织层面的社会网络相互交叉，共同构建了公司所嵌入的整体社会网络。但这些领域的具体研究进展如何，哪些是当下关注的热点，哪些又是今后的研究方向，都还不甚清楚。为了厘清公司治理中社会网络研究的发展脉络，我们将针对性地检索国内外最新文献，借助科学计量的方法进行更深入的考量，并对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比较。

三、 研究方法与检索规则 (一) 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使用科学计量学(scientometric)对已有文献进行分析，继而得出知识结构、分布情况和发展趋势等特征。每一门学科都由知识基础Ω和研究前沿Ψ两部分组成，并随着时间的发展而产生由研究前沿Ψ(t)到知识基础Ω(t)的文献时间映射φ(t)：Ψ(t)→Ω(t)，当文献p⁽ⁱ⁾因共引关系而连接Ω_α=φ(Ψ_α)和Ω_β=φ(Ψ_β)时，即被认为是共引的关键节点，代表了研究前沿的转折路径(陈悦等，2015)。

借助科学计量软件CiteSpace^①，我们能够直观地看到公司治理中有关社会网络研究的演变与发展过程，并以可视化的形式表现出主要研究构念之间的逻辑关系。再通过对引文分析、聚类分析等分析结果的比较，能够发现中外研究所关注的不同侧重点以及各自相对成熟的研究领域，最后辅以突变分析对高频被引文章进行检测，探寻研究热点方向。作为文献述评的方式之一，运用科学计量学构建公司治理中社会网络研究的知识图谱不仅有助于帮助学者探究理论起源与发展脉络，梳理研究规律与研究成果，而且能够对今后研究的发展趋势提出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二) 检索规则

本文所构建的文献数据池由中英两部分构成，英文文献来自web of science (WOS) core collection数据库，中文文献则来自CNKI知网期刊数据库，两者均是具有公认影响力的文献数据库。在理论归纳和文献阅读的基础上，我们确定了若干组与社会网络相关的检索关键词以求涵盖整个公司治理领域。具体检索规则是：(1)时间为2005-2015年；(2)多组关键词以topic或主题为限定，在文献数据库中进行交叉检索；(3)关键词的组内关系为“或”，组间关系为“和”；(4)检索学科限定于管理学相关范围，避免计算机学、医学等其他运用社会网络的学科文献干扰。其余规则详见表 1，初步检索共得到25组899篇文献结果，由于多组关键词可能会出现相同的检索结果，在进一步查重筛选后共得到英文文献522篇，中文文献140篇。

四、 国内外文献分析

针对检索到的中外文献，文章主要从数量分析、引文分析、关键词分析等角度对其进行解读。寻找当下主要的研究领域和热点方向。

(一) 数量分析

检索到的2005-2015年间相关文献结果如图 1所示，可以发现随着近年来社会网络理论受到关注的不断增加，与之相关的公司治理文献也表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就研究发展而言，国内研究呈现出与国外明显一致的增长周期性，在总体趋势上升的同时，在2007年、2010年和2013年均出现了相似的下降和之后的再增长，反映出之前所累积的阶段性研究成果需要消化解读，在构成新的学科知识基础后再带来下一年周期性增加的发展规律。在文献数量方面，国内文献少于国外文献，这是因为国际核心期刊接收各国学者投稿，体现了国际整体的研究水平，而国内期刊则主要呈现的是国内研究成果，针对2015年检索结果较少的现象，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国内大部分期刊在将论文录入数据库时有一定的滞后性，但2015年论文数量应该是增加的。之后我们将针对文献的研究领域进行计量分析，以便考察国内外的研究近况。

(二) 外文文献分析

1.引文分析。以每年前50篇代表文献为标准，Pathfinder算法优化过后得到一张包含474篇文献节点的外文引文图谱(见图 2)。节点大小代表了其引用频率，节点颜色层次的变化代表其在相应时间年份被引用，连线的粗细代表节点间的关联强度。引文图中由冷色(左下深色区)向暖色(中上浅色区)的过渡则代表了研究脉络的演进，其中标注的高被引文献(圆形节点)代表了近几年的研究热点所在。

在图 2知识图谱显示的高被引文献中，Cohen等(2008，2010)分析了公司董事与基金经理之间通过社会网络传递私人信息对资本市场中资产价格所产生的影响。Hochberg等(2007)研究了风险投资者网络与投资绩效的关系，处在核心位置的投资者往往会获得更多的收益。Scherer和Palazzo (2007)则对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进行了探讨，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强调了公司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Hwang和Kim (2009)将董事划分为常规独立与社会独立两个维度，发现只有62%的董事同时具有两种独立性，这些董事所监督的公司也显示出更强的薪酬-绩效敏感性，揭示了社会关系在公司治理中会削弱董事的监督力度。Fich和Shivdasani (2006)根据外部董事任职公司的数量，提出繁忙董事的概念，这些公司也会因为繁忙董事的疏于监督而出现较多的公司治理问题。King和Soule (2007)发现，公司外部利益相关者能够以社会影响力的方式参与到组织进程当中，尤其当正式的参与渠道无效时，非正式的社会渠道就发挥了主要作用。其余的文章如Burt (2004)、Matten和Moon (2008)、Adler和Kwon (2002)、McPherson等(2001)也从社会资本、连锁董事、投资者网络等方面拓展了公司治理的研究内容。结合表 2中给出的每篇高引用文献所属的研究聚类，可以清晰地看到目前社会网络视角下的公司治理研究内容具有广泛的研究前景，诸多被引文献涉及的研究范围包括了board network (董事网络)、investor network (投资者网络)、multi-stakeholder (多方利益相关者)、social capital (社会资本)、boards diversity (董事会多样性)等。

此外，在刊登众多被引文献的期刊中，AMR、AJS、ASQ、AMJ、ASR的文献引用次数均超过了200次，与182次的SMJ共同组成公司治理领域中社会网络研究的第一阵营。并且SMJ拥有最高的共引中心性(0.4)，反映了其发表的文献比其他期刊更处于领域内的核心位置。

2.引文突变分析。进而，我们运用突变分析来寻求研究前沿所在，突变分析作为CiteSpace的一项特色功能，可以检测到学科领域内某一阶段中引用爆发式增长的文献，继而突出反映了研究热点所在。通过参数调整，我们选取了在近两年引用率增加较快的文章，结果见表 4，被引一列中色块大小与颜色变化代表了引用快速增长的时间。Hwang和Kim (2009)、Hochberg等(2007)和Cohen等(2008)同时也是高被引的代表文献。其余引用增加较快的文章中，Fracassi和Tate (2012)的研究则与Hwang和Kim (2009)相一致，独立董事与CEO之间的社会关系(工作经历、教育背景、社会活动)会降低其监督能力，而更少的进行自愿性报表重述。Coe等(2008)则是用全球产品网络的视角和分析方法来研究全球经济的复杂性问题，在引文图谱中处在右下角更偏向于经济学的聚类概念当中。前四篇较为相关的突变文献分别从财务绩效、资本定价、董事独立性等视角研究了社会网络对公司治理的影响结果，同样反映出研究内容的多样性。

3.关键词聚类分析。关键词代表了文献的主要议题，针对关键词共现的聚类分析则可以得出现有研究对象演进的发展规律和聚类变化。在图 3英文文献关键词的聚类图中可以看到，较高共现频率的关键词有corporate governance、social network、organization、strategy等核心词汇，从这些节点来看，近十年研究中范围较大、关联度较强的聚类概念分别是：compensation (高管薪酬)、agency cost (代理成本)、guanxi (关系)、corporate performance (公司绩效)。在图 3右侧聚类图中，由左下至右上的暖色(灰色)菱形区域，代表了学界近年再度关注于guanxi领域。“关系”一词是我国学者对社会网络关系概念的本土化表述，早期的基础研究中往往用guanxi来指代组织或个体的社会特征，Xin和Pearce (1996)强调了社会网络以guanxi的概念形式作为正式组织契约的替代或互补而发挥作用，Chua和Wellman (2015)则对比研究了社会网络在中、日、韩三国的区别与联系，强调了东亚文化背景下关系联结与社会资本的重要性。分析结果也表明，关系研究作为一个已经成熟的领域，随着学术界对社会网络理论关注的增加，再度成为当下研究的热点之一。

(三) 中文文献分析

1.关键词聚类分析。国内文献受数据库功能限制，暂时无法获得引证数据，对此可以先从代表文章核心议题和研究领域的关键词入手。同样地能够反映领域内积累的知识基础和研究热点。运用CiteSpace将时间年度选择为2005-2015年，节点类型与命名规则为Keyword，算法选择LLR，可得到近十年的中文文献关键词图谱(见图 4)。

图 4中节点间的连线颜色由深至浅代表着关键词之间建立联系的时间差异，连线粗细代表共现强度大小，节点与字体的大小代表关键词的共现频次。图中显示了社会网络、社会网络分析、社会资本、利益相关者、董事网络等几个主要文献关键词。通过观察可以发现，我国目前运用社会网络视角所研究的公司治理问题仍然主要集中在董事网络议题上，利益相关者作为一个单独的聚类(右侧聚类图的右上方)与社会网络聚类(右侧聚类图的中下方)有一定的关联度，这两者也经常与社会资本一同被提及。但是图中并没有形成明显的“投资者网络”和“利益相关者网络”研究聚类，相较于外文文献分析所显示出的结果(Cohen等，2010；Butler和Gurun，2012)，可以认为国内的公司治理研究在“投资者网络”和“利益相关者网络”上还有相当大的研究空间。

2.关键词时间线分析。进一步结合关键词聚类的时间线分析，我们可以更直观地看到对应研究的发展脉络。图 5中由左向右代表时间跨度，节点大小与颜色代表共现强度。我们可以看到，利益相关者、社会网络、公司治理等研究议题跨越整个样本期间，一直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而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的实际运用在2009年左右形成一定的聚类规模，有关独立董事、董事网络的研究则从2011年开始显著出现，这一时期的代表文章(张闯，2011；陈运森和德仁，2012；陈运森等，2012；陈仕华等，2013)奠定了公司治理中社会网络分析范式的研究基础。在最近三年里则有文献从社会网络概念出发，以复杂网络模型来研究信息扩散对投资者行为传染的影响，针对投资者网络的近邻效应(陆煊和黄俐，2014)、羊群效应(肖欣荣和刘健，2015)可以认为是国内投资者网络研究的起步发展和当下新的研究方向。

五、 文献总结与比较

文献的科学计量分析结果能够帮助我们梳理研究的发展脉络，发现前沿热点，但针对具体研究内容的比较还需要我们进行深入挖掘，表 5即对国内外文献的研究内容做了进一步梳理。

(一) 董事网络

董事网络是当下聚类分析结果最显著的社会网络议题，由连锁(interlock)董事出发的董事网络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被引次数较高的经典文章来自Davis和Greve (1997)，作者指出董事治理行为会受到个人所嵌入的社会网络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收购浪潮中，毒丸计划(poison pills)和金降落伞计划(golden parachutes)就通过董事网络在公司之间快速传播与应用。同样，Battiston等(2003)发现，拥有共同董事的公司总是面临相似的决策问题，这些董事会在制定公司长期战略时会做出同样的决策，而董事网络之间的信息传递正是这种“战略羊群行为”的内生驱动力。对于那些在过多公司任职的“繁忙董事”，其监督与决策建议能力会因为精力分散而发挥有限的作用(Ferris等，2003)。在突变分析所显示的结果中，Hwang和Kim (2009)、Fracassi和Tate (2012)以及Westphal和Stern (2006)则研究了CEO-董事之间的个体层面社会关系对公司治理所造成的影响，这一关系往往会破坏董事和高管自身的独立性。

国内方面，任兵等(2004)、卢昌崇等(2006)、彭正银和廖天野(2008)等率先对连锁董事现象进行研究，以社会网络理论、资源依赖理论、金融控制理论等解释了连锁董事的作用机理，证明了网络嵌入性的积极治理效应。与图 5时间线分布相符，谢德仁和陈运森(2012)则正式界定了董事网络的概念，开始从整体网络关系的角度来研究董事网络的多个公司治理问题，基本与国外学者同时开展董事网络的研究。

现阶段国内外学者针对董事网络的研究进一步扩展到了期权制定与日期倒签(Reppenhagen，2010；Bizjak等，2009)、避税政策(Brown，2011)、信息披露(陈运森，2012)、会计报告(Chiu等，2013)、并购效率(万良勇和胡璟，2014)、融资结构(刘颖等，2015)等方面，并且可以认为我国学者在这一领域正逐渐达到国际前沿水平。

(二) 投资者网络

投资者之间的网络关系已被证实能够以促进信息传递的方式为投资者带来额外的收益(Hong等，2005)，或是因“低效偏袒”而增加潜在代理成本(Barnea和Guedj，2007)，沿着这一思路，国内外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投资行为和投资收益方面。在前十篇高引文献中，Cohen等(2008，2010)研究了董事与基金经理之间通过社会网络传递信息的现象，发现基金经理更偏好购买相同教育背景高管所在公司的股票，并且通过私人信息取得了较好的基金收益。同样，Solis (2009)将同一机构投资者持有的上市公司视为存在联系，研究了上市公司因共同基金投资而产生的网络关系，通过基金网络中的“小世界效应”和聚类系数证明了基金经理的趋同投资现象，这一结论也得到了Pool等(2015)的支持。Pareek (2012)以基金的共同持仓为联系，研究了社会网络对资产定价的影响，认为信息的中心化会导致更高的股票波动性。Ozsoylev等(2014)发现投资者网络中的信息扩散显著影响着投资者的交易行为，处在中心的投资者能够比边缘投资者更早地对信息事件做出反应并且获得更高的回报。另外，国外学者也开始关注社会网络对投资者治理行为的影响，Westphal和Bednar (2008)研究发现，公司CEO会基于与机构投资者的社会关系而阻止其对公司治理过程的参与，Butler和Gurun (2012)、Kuhnen (2009)均发现基金经理与公司高管之间存在着以放松监督来换取私人信息和利益的可能性。

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对投资者网络研究也展现出相同的特点。较多学者针对投资收益进行了研究。党兴华等(2011)、窦尔翔等(2012)通过对风险投资者网络的研究，证明了中心性、结构洞等网络特征对风投机构的投资收益的正向影响。肖欣荣等(2012)、陆煊和黄俐(2014)以基金间重仓联系为标准，构建了国内的基金投资网络，揭示了机构投资者行为传染和趋同的内在机制。杨勇(2012)通过构建基金经理的校友网络，发现网络中心位置能够为基金经理带来更多的信息优势，申宇等(2015)的研究也发现，我国基金经理间存在明显的“校友圈”现象，校友网络的提振效应在股票买入时会产生显著影响，但在卖出时却不明显。

上述针对投资者网络的中外研究大多站在投资者立场上对投资绩效进行考察，并没有关注外部机构投资者是如何运用网络关系和网络位置来参与公司治理的，对社会网络下投资者的治理作用研究也为数不多，这些可认为是国内下一步深入研究的方向。

(三) 利益相关者网络

国外对利益相关者网络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策略与社会责任两方面。Rowley (1997)在Freeman (1984)利益相关者的星状网络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网络位置与结构(密度、中心性等)给出了四种利益相关者管理策略(妥协、顺从、支配、独立)。Post等(2002)、Svendsen和Laberge (2005，2006)从利益相关者网络的角度强调了复杂环境下的公司持续生存力问题，认为传统的双边利益相关者管理已经无法满足于环境的变化，公司有责任以新的思维、技能和参与形式构建一个可持续性的多方利益相关者网络。Roloff (2008)研究了“组织焦点”(organization focussed)与“问题焦点”(issue focussed)两种模式的互补效果，指出“问题焦点”模式主导了多方利益相关者网络，帮助公司在面临复杂问题时更有效地与利益相关者进行合作。高频文献Matten和Moon (2008)、Cots (2011)则通过对社会环境的比较和利益相关者网络的评估，强调了社会责任对公司经营的重要性，构成了其社会资本的一部分。在最近的研究中，Reypens等(2015)以57家公私合营企业为样本研究了多重利益相关者网络下的组织创新过程，肯定了创新带来的个体与网络层面的价值最大化结果。

国内的卢东斌和李文彬(2005)较早从社会网络视角讨论了利益相关者对公司治理的参与作用，提出了通过社会网络关系获取价值资源的治理模式。缪荣和茅宁(2005)从声誉角度出发，认为公司声誉是扩散并沉淀在利益相关者价值网络中的组织形象。林曦(2011)和刘刚(2012)通过对利益相关者网络的结构分析，针对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合作模式给出了谈判、顺从、支配、独立、合作等策略建议。王馨和艾庆庆(2013)研究了利益相关者网络的结构和关系特征对公司社会责任战略选择的影响，指出处在网络中心的公司更有可能采取成长性战略，而边缘公司则采取适应性战略。

利益相关者理论作为公司治理的核心理论之一经常被国内外学者提及，但以利益相关者网络为对象的研究文献在近几年才刚刚出现，主要以规范的方法来论述和构建利益相关者网络理论，但其中具体的机理目前尚没有统一和普遍认可的结论，仍需要进行实证研究对现有理论成果进行补充和支撑。对于国内学者而言，如何在中国制度背景下研究利益相关者网络中的各方治理关系，实现科学的群体决策和网络协同效应都是新的挑战。

六、 研究结论与展望

现有公司治理研究在“经济人”基础上开始逐渐关注治理参与者的“社会人”属性，学界也开始运用社会网络理论对一系列公司治理问题进行研究。本文首先分析了构建社会网络的内外部动因，并对公司治理中董事网络、投资者网络和利益相关者网络三种主要社会网络的类型进行了初步界定，进而运用科学计量方法检索、分析和总结了中外现有文献的研究脉络与研究成果。通过对思路、方法、内容的比较，总结出研究趋势并指出国内外差异，为今后国内公司治理社会网络研究提供可能的建议与帮助。

(一) 主要结论

通过对董事网络、投资者网络、利益相关者网络的国内外相关文献检索和科学计量分析，可以发现国内外学者在将社会网络理论应用于公司治理的过程中，极大地丰富了关系联结种类与网络类型，研究对象从老乡、校友、同事等网络关系转向了董事、投资者、利益相关者等网络节点。进一步的文献分析结果则表明，虽然国内针对“董事网络”的研究成果已经处于国际前沿，但国内研究在文献数量、共现强度等方面尚没有形成明确的“投资者网络”与“利益相关者网络”研究聚类，相关议题的研究与国外仍有一定差异。国内针对投资者网络和利益相关者网络的研究内容比较分散，也缺少文献来关注治理主体如何运用网络位置、信息优势等网络嵌入机制参与到公司治理当中，这些缺失之处均可作为今后的研究方向。

在对国内外最新研究进行分析比较的同时，本文还总结了现有研究趋势的若干特点：

1.研究思路由个体关系转向整体网络。早先对“guanxi”概念的研究解释了中国制度背景下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有效补充的现象，现阶段研究逐渐分为两个脉络：一是在原有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聚焦到行为人的私人连带关系上，探寻了政治联结(Fan等，2007)、老乡关系(陆瑶和胡江燕，2014，2016)等社会关系对公司治理行为和治理后果的影响。二是随着社会网络分析范式的引入(张闯，2011)，更多学者开始从整体网络的思路进行研究。公司治理中各个主体在整体网络层面中存在着相互作用与依存的关系，因此相应的理论研究也应扩展到整体系统层面加以多方考量。社会网络中公司治理主体的多样化、治理关系的合作化都对公司治理理论的深化与拓展有着启示性意义。

2.研究方法从哑变量转向网络特征值变量。在针对个体关系的文献中，研究者更多地将社会关系联结界定为一种哑变量纳入模型之中进行考量，研究者主要关注个体关系的存在与否，并在构念层面上强调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的重要性。但该方法的不足之处在于无法从整体层面研究社会网络的若干机制，也无法完全体现信息传递、信任合作、资源共享等网络治理机制。随着社会网络理论的发展与研究工具的更新，将整体网络的结构特征作为研究核心逐渐变得可行。在明确界定网络范围后，多种网络特征值(如中心度、结构洞、聚类系数、断裂层)能够将构念层面的社会网络转化为具体可衡量的指标，并在模型中表达出哑变量之外的深层次网络结构性意义，从而将社会网络分析与公司治理理论更贴切地相结合。

3.研究内容从治理后果转向治理机制。在研究的初期阶段，学者们主要关注的是社会网络关系会为公司治理带来怎样的经济后果，例如公司的政治联结、董事网络位置能否提升市场价值和投资效率等。之后随着研究成果的不断累积，研究内容也逐渐转向了对社会网络治理机制的分析。在社会网络理论的基础上，诸多学者指出文化、声誉、信任、共享等网络治理机制才是经济后果的深层次原因。但在这一趋势中，相关研究大多为规范性的描述，缺少对应的实证分析对社会网络治理机制进行支持(李维安等，2014)，针对社会网络治理机制的实证研究在今后还有进一步深入挖掘的潜力。

(二) 未来展望

综上所述，国内公司治理中的社会网络研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与国外相比还有不足之处。如何运用多学科、多层次的视角来研究公司治理中社会网络的治理机制，实现中国制度背景下的理论创新与应用，仍是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特此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改进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突破个体关系层面研究。在以整体网络视角重新审视现有社会网络关系时，联结形式的多样性与混合性为我们在厘清网络关系时带来了一定困难，因此首先需要确定关系类型、明确网络边界，再构建整体网络，运用网络位置、结构洞、弱联结关系等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来深入剖析“社会人”属性在公司治理中所扮演的角色，而不仅仅局限于对哑变量的构建。在研究内容上也可以继续增加对投资者网络和利益相关者网络等薄弱部分的关注，多角度考察社会网络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机理，以及如何设计科学的治理制度来实现网络中各治理主体的资源合理配置与有效合作。

第二，关注网络治理机制，强调多层次网络。国内外现有研究关注了多种社会网络治理机制对公司治理产生的不同影响，但除了具有普适意义的研究结论之外，每种社会网络节点也具有自身特点(如董事重视声誉、投资者重视收益等)，对董事网络、投资者网络、利益相关者网络等社会网络的独特治理机制分析还有待更具体深入的研究。此外，多层次网络形式在实践中可能是相互重叠和影响的，林润辉等(2013)也指出，个体层次与组织层次的跨层次交互效应同时影响着公司治理的结果。但究竟是个体层次的社会网络构成了组织网络的形成基础，还是因为组织网络才增强了个体网络的联系，以及这一交互过程中治理机制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些问题还都尚待解答。

第三，重视东西方差异，警惕网络负效应。当我们在研究社会网络关系积极有效的一面时，也需要重视中国制度背景下的网络关系构建与西方的不同之处，相应的研究并不能完全按照西方的分析方法来操作。转轨经济和儒家文化的背景都使得中国的社会网络呈现出与西方有别的互动联系，许多社会的规则、价值观、规范都普遍源于一种以“关系”为中心的导向。因此，在运用社会网络理论解释社会资本、人际信任、互惠关系等治理机制时，都更应警惕社会关系过度嵌入时的负效应问题。公司治理中的社会网络研究需要国内学者提出更符合中国情境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指导，推进社会网络研究的本土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