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董事会一直是管理、会计、金融等领域的学者密切关注的研究问题之一（Johnson等，2012），以往大量的研究围绕董事会的构成、特征、结构和过程（Zahra和Pearce，1989），以及董事的控制、咨询和资源提供等职能（Jonathan等，1996）产生了很多高质量的成果。虽然关于什么样的董事会最有利于企业的发展，什么样的成员能够组成有效的董事会，学术界仍然存在较多争议，但是在董事会的构成及其特征会对企业的经济后果产生的影响上学者们已经达成共识。随着董事会相关研究的推进，学者们逐渐意识到董事成员并不是一个同质化的群体，他们在人口特征、经验、技能等个人特质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而董事们的经验、专业、知识、声誉、技能、社会关系等直接影响他们履行董事职能的能力，而这种能力的大小则取决于董事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Hillman和Dalziel，2003），所以董事成员的个人特质被普遍认为是影响企业选择董事的重要因素（Olson和Adams，2004）。

现有研究结果表明，具有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工作背景的董事在国内外上市公司董事会中普遍存在，如根据Wind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12月2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中，近1/3的独立董事是由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在任或曾任的教授兼任，所以说学者董事是国内外上市公司董事群体的重要组成。本文将此类来自高等院校及科研院所的独立董事称作学者董事^①。相对于其他董事来讲，学者董事具有以下特点：（1）学者董事一般是来自高校或科研院所的教授，具有较强的信息处理和分析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还有较强的严密逻辑思维和科学研究方法；（2）学者董事拥有比较系统的、扎实的理论功底，掌握了特定领域比较完善和全面的专业理论知识，使得他们在专长的领域内对关键问题有更广泛、更全面的认识（Sternberg，1997）；（3）学者董事大多拥有博士学位，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往往经过系统的训练，遇到问题时可以进行独立思考，一般很难受到他人的影响（Jiang和Murphy，2007），有较强的独立性；（4）高校或科研院所教授的社会地位较高，影响力较大，再加上我国有历史悠久的尊师重教、注重专家的传统，所以学者董事的声誉较高，尤其是国内外知名的学者董事；（5）基于学者董事的教师身份，相对于其他董事而言，学者董事被认为拥有较高的道德和社会责任标准（Baumgarten，1982；Bowman，2005；Cho等，2015）；（6）学者董事可以帮助企业获取高校资源，如为企业提供优秀毕业生，帮助企业获取专业知识、专利、技术和技术信息等。可见，相对于其他董事而言，学者董事拥有异质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从而可以给企业带来独特的价值。

① 一些上市公司董事会确实存在部分有学术背景的非独立董事，如从高校离职后进入企业的执行董事，根据以往研究，独立董事和非独立董事的公司治理机制存在差异，需要将二者区别开来分别讨论，因此，本文需要清晰地界定学者董事以便展开讨论。从学者董事数量上来看，国内外上市公司的学者董事绝大部分是独立董事；此外，以往研究也主要是围绕学者独立董事展开的。为了与以往研究保持一致，我们将本文的学者董事界定为上市公司董事会中来自高校及科研院所的独立董事。然而，学者非独立董事对企业的影响也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和探索的问题，今后也需要学者们更多的关注和探索。笔者衷心感谢匿名评审人对这一问题的点评和启发。

现有研究较多关注了来自政府、企业和银行等组织的独立董事，较少关注来自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学者董事，而现实中的学者董事已成为董事会构成的重要成员，他们在董事会所发挥的作用值得深入研究。目前，专门针对学者董事的研究才刚刚兴起（Cho等，2015；Francis等，2015），很多实践和理论问题有待解决，如针对当前国内外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学者董事现象是否合理，是否符合企业和行业整体发展需要，学术界并没有给出足够深入和有说服力的解答。另外，学者董事在董事会中究竟发挥着什么作用，目前也未有定论。现有研究主要从代理成本理论的视角对学者董事的监督控制职能进行了探索，较多关注学者董事与公司治理、企业绩效的直接关系，而忽略了学者董事的其他职能，也较少讨论学者董事影响企业的作用机制和实现过程，因而不能全面认知学者董事在董事会中所发挥的作用，更不能厘清学者董事对企业的影响机制。此外，现有研究经常把职业背景相同的董事视为同质的，没有区别相同职业背景的董事个体之间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差异。这种差异会导致不同董事给企业带来不同的价值（Lester等，2008）。换言之，每一位学者董事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直接影响着其履行监督控制、战略决策和资源提供的能力。那么，学者董事在董事会究竟发挥着什么职能？学者董事能否为企业带来价值以及带来什么价值？对企业产生了什么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学者董事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具有什么现实意义？这些问题亟需相关理论探讨和扎实的实证研究。

本文尝试梳理近年来对学者董事的相关研究，从董事会构成异质性与学者董事，学者董事的监督控制、战略决策和资源提供职能，学者董事对企业经济后果的影响这三个方面对现有的文献进行总结；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一个学者董事的整合性研究框架；最后结合中国实践和研究的现状，指出现有研究的主要特点和未来的研究方向。本文基于对公司治理研究发展和相关理论的整体把握，对学者董事这一研究主题的前瞻洞察，将有助于我们更加清晰和全面地了解当前学者董事的研究现状、特点和未来的研究机会，推动国内学者对学者董事相关研究的进展。

二、 董事会构成异质性与学者董事

随着董事会研究的深入，董事的经验、技能、社会资本等特征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Johnson等，2012），学者们逐渐认识到董事会成员不是一个同质的群体，而是由异质性的董事组成，董事会构成的异质性和多元性对董事会发挥功能有着重要的影响（Baker和Anderson，2010）。Anderson等（2011）研究发现，董事会成员背景的异质性可以为董事会带来有价值的经验、知识、资源和视角，从而提高董事会监督和咨询的有效性。大量的研究表明，董事会构成及其特征对于企业公司治理、战略决策和财务绩效有着显著的影响（Adams和Ferreira，2009；Chen等，2014；Fich，2005；Hillman等，2000，2001）。关于董事会构成异质性的研究较早地关注到了学者董事这一群体。

目前关于董事会构成异质性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方面：社会因素异质性（social heterogeneity）和职业因素异质性（occupation heterogeneity）（Anderson等，2011）。社会因素异质性主要包括性别、年龄、种族、国籍等，职业因素异质性则着重讨论受教育程度、经验和职业化程度。如社会因素异质性方面，Chen等（2014）基于社会身份理论，使用美国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了董事会女性董事的存在对企业并购强度的影响。Masuli等（2012）研究发现，拥有外国董事的企业有利于在外国董事所在国展开跨国并购，但是外国董事对公司治理和企业绩效的净效应为负。而在职业因素异质性方面，Hillman等（2000）基于资源依赖理论，提出董事职业背景的差异不仅能够为企业提供多方面的知识专长，而且可以帮助企业联结外部的重要利益相关方。Fich（2005）也发现，外部董事具有多种多样的职业背景，诸如其他公司的CEO、大学教授、银行从业人员、律师、咨询师等。从已有的文献来看，较多的学者重点考察了具有财务金融从业背景（Güner等，2008；Jensen和Zajac，2004）和政府背景的董事（Agrawal和Knoeber，2001；Chizema等，2015；Lester等，2008；余玉苗等，2015），而较少对其他职业背景的董事展开系统性的研究。这与具有上述两类职业背景的董事在董事群体所占的比例较高有很大的关系（Baker和Anderson，2010；Chhaochharia和Grinstein，2007）。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除金融从业背景和政府背景的董事在董事会占比很高外，来自高校等学术机构的学者董事（academic board director）占比也很高。Francis等（2015）指出从1998年到2011年，标准普尔1 500家公司中接近40%的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中至少有一位是教授。而Wei等（2007）则指出，在中国，学者董事占据了外部董事总量的46%。然而，针对学者董事这一不可忽视的董事群体的研究却屈指可数（Cho等，2015；Francis等，2015），一些学者只是近两年才开始重点关注学者董事群体，关于学者董事在董事会究竟发挥了什么职能及其对企业经济绩效有怎样的影响，尚未形成一致性的结论。

三、 学者董事的监督控制、战略决策和资源提供职能

学者董事作为上市公司董事群体的主要构成成员，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专家学者的关注。现有研究基于代理理论、高阶理论、战略决策视角、资源依赖理论以及知识管理和组织学习视角，重点探讨了学者董事的监督控制职能、战略决策职能和资源提供职能。

(一) 学者董事的监督控制职能

基于代理理论的研究认为，作为董事会成员的学者董事的主要职能是监督控制。经济学、金融学领域的学者对董事会的研究大部分基于委托代理理论（Jensen和Meckling，1976），他们认为随着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企业管理者作为企业所有者的代理人存在自利动机和信息优势，董事会的首要职能就是代表委托人监督和控制管理者的行为，降低代理成本。学者董事能否胜任监督控制职能，以往研究还存在争论。部分研究者认为，学者董事经历了强调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考的学术训练，遇到问题有自己的见解和判断，不容易被他人的意见左右（Jiang和Murphy，2007），这对学者董事发挥监督控制职能十分重要。董事会通常不参与企业日常经营，对高管的监督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财务数据的分析判断，受过财务会计专业训练的学者董事比其他独立董事更能够发挥财务监督作用（Huang等，2016），因为财务会计相关领域的学者董事拥有完善的财务会计专业知识和扎实的财会理论功底，在履行董事监督控制职能时能够对企业的财务数据进行准确的分析判断，敏锐地察觉出企业可能存在的财务信息问题，进而有效发挥财务监督控制作用（Huang等，2016）。此外，财务会计领域的学者董事可以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在审计委员会担任重要的职位，有效监控财务报告流程和审计流程，提高财务报告质量，因为审计委员会成员的财务知识是制约企业盈余管理的一个重要因素（Xie等，2003）。

还有部分研究认为，相对于其他董事来说，学者董事担任独立董事的收入占其总收入比例较高，而且很多学者董事在大学等研究机构担任行政职务，这就可能导致学者董事与外部企业高管建立私人联系（Francis等，2015），这些因素都会削弱学者董事的独立性。此外，White等（2014）指出，很多学者董事因校友关系受CEO或董事会主席邀请任职董事，这些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者董事发挥监督控制职能的有效性。另外，担任学校行政职务或者同时担任多家企业独董的学者董事会因过于忙碌而疏于对企业的关注和监督（Fich和Shivdasani，2007；Hoitash，2011）。表 1总结了国外对学者董事监督控制职能的相关研究。

(二) 学者董事的战略决策职能

基于高阶理论和战略决策视角的研究则提出，学者董事在企业战略决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基于高阶理论（Hambrick和Mason，1984）以及战略决策视角（Child，1972）的战略领导力研究将董事会视为一个战略决策群体（Forbes和Milliken，1999）。其中高阶理论强调企业高层的经验、价值观和性格等影响其对外部环境的认知和解读，进而会影响企业战略及其绩效（Hambrick和Mason，1984；Hambrick，2007）。以往的研究表明，除了高管团队（TMT）外，企业董事会成员不仅可以通过参与、批准重大决策对企业战略及其绩效产生直接影响（Geletkanycz和Hambrick，1997），还可以通过咨询建议以及选举更换CEO对企业战略和绩效产生间接影响（Carpenter和Westphal，2001；Westphal和Fredrickson，2001）。然而，目前现有研究对学者董事是否能够有效促进董事会战略决策也尚未形成一致性的结论（如表 2所示）。

部分学者提出学者董事有利于董事会提高决策质量。关于学者董事对董事会决策过程的影响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聘请学者董事提高了董事会异质性。如Peterson和Philpot（2009）认为，从事学术研究创造性活动、服务于非营利性组织的学者董事与其他来自业界的非学者董事存在很大的差异，聘任学者董事能够大大提高董事会构成的多元性；Forbes和Milliken（1999）指出聘任学者董事带来的工作背景多元性，能够增加董事会整体的知识和技能，从而可以获得更多元化的信息和视角。二是基于学者自身特征的研究。如在Maher和Munro（2000）对加拿大高管的访谈中，一名加拿大企业CEO指出学者董事善于在企业面临问题时提出“正确的疑问”，这些“正确的疑问”有利于高管提高决策质量；Jiang和Murphy（2007）指出，与基于经验决策的高管不同，具有学术背景的高管能够借助理论来帮助自己克服认知能力的不足，从而可以更有效地处理复杂的和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决策问题。此外，在学术机构担任管理职务的学者也会面临很多类似企业高管决策时面临的问题，这些管理经验有利于提高学者董事的决策能力（Peterson和Philpot，2009）。

也有一些学者则认为，学者董事并不能很好地促进董事会决策。首先，学者董事为董事会带来的职业背景多元性并不一定是好事，因为多元化职业背景的董事会可能面临着因缺乏行话、术语等“共同语言”而导致沟通障碍（Forbes和Milliken，1999），学者董事熟悉的学术概念与行业管理人员熟悉的业界行话显然存在较大的不同，沟通障碍导致的信息交换不充分会对战略决策产生不利影响。其次，从学者自身特征来看，虽然学者董事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在一些专业领域具备专长，但是专业领域知识需要与企业特有知识（firm-specific knowledge）有效结合起来才能在决策中发挥所长（Forbes和Milliken，1999），因为大部分学者董事是独立董事，他们对企业的发展情况未必有透彻的了解，这就限制其促进董事会决策作用的发挥。此外，学者董事可能因为职业习惯，分析问题时侧重于学术严谨性与理论上的解决方案，而对企业在实际情况下可以采取的行动关注不足，这样的认知偏见也不利于学者董事参与战略决策（Francis等，2015）。

然而随着公司复杂性的增加，公司战略决策涉及面更广，面临的不确定性更大，进行战略决策时所需的信息更多、更复杂，信息的搜寻成本变得更高，从而导致战略决策变得更加困难。在企业制定战略决策的情境下，相对于其他董事而言，学者董事、尤其是来自经济管理领域的学者董事对企业就更有价值（Boone等，2007；Coles等，2008；Linck等，2008），因为：（1）这些学者董事攻读学位时接受的理论训练以及在高校或科研院所开展科学研究的内容都与企业经营、组织管理密切相关，他们对企业以及企业所处环境非常熟悉，可以利用自身的专业知识为企业战略决策提供指导意见；（2）经济管理领域、尤其是商学院的学者在教学项目中经常接触大量的企业管理人员，如MBA项目、EMBA项目、EDP项目等，这些经历可以帮助经管领域的学者董事更详细、更深入的了解和掌握企业实际情况，将理论和实践有效结合，从而更有利于他们在董事会参与战略决策时发挥自身专业特长、理论洞见和知识优势。

(三) 学者董事的资源提供职能

基于资源依赖理论的研究则提出，学者董事可以为企业提供有价值的资源；而基于知识管理和组织学习视角的研究则认为，学者董事可以为企业提供科学知识，从而有利于企业提高吸收能力（如表 3所示）。

资源依赖理论将董事会视为联结外部环境中关键组织、获取资源和管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重要机制（Pfeffer和Salancik，1978）。Pfeffer和Salancik（1978）提出，董事给企业带来的价值包括：（1）建议和咨询；（2）合法性；（3）企业与外部组织信息沟通的渠道；（4）优先获得外部组织支持。Hillman等（2000）基于Pfeffer和Salancik（1978）提出的资源提供作用将董事划分为四类：（1）内部人士，如企业在职或已退休的管理人员；（2）商业专家，如其他盈利组织的管理者；（3）支持性专家，如律师、银行家等；（4）社区影响者，如政治领袖、大学教员等。Hillman等（2000）认为，包含学者董事在内的社区影响者可以为企业提供非商业视角的问题解决方案，影响社区的群体，代表供需市场外的利益以及提供合法性。目前基于资源依赖理论专门对学者董事进行探讨的研究还比较少。Munro（2000）提出，学者董事与学术社群和学生群体的个人纽带对企业而言是宝贵的资源，这一纽带可以帮助企业与大学建立诸如合作研发之类的战略联盟，从大学毕业生中招收高质量员工，同时学者自身的专业性和良好声誉也可以成为企业与社区沟通的桥梁，如环境保护敏感性高行业的企业，可以通过聘任生物学专家来处理企业与社区和环境保护者的关系（Peterson和Philpot，2009）。

知识是企业获得核心竞争力的重要资源之一（Conner和Prahalad，1996）。学者董事还可以提高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吸收能力，从而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基于知识管理（Grant，1996；Kogut和Zander，1992）和组织学习（Cohen和Levinthal，1990）的企业创新对企业获取和保持竞争优势十分关键。企业自身所拥有的专家力量和人力资本都是有限的，这就要求企业要善于通过与大学等非营利组织建立合作研发关系，进而利用外部知识（Bereskin等，2016）。怎样开发利用外部知识是提高企业创新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识别、吸收和利用外部知识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已有的相关知识存量，而这些知识存量就包括了对相应领域科学和技术最新发展的了解（Cohen和Levinthal，1990）。Cohen和Levinthal（1990）的经典研究指出，企业可以通过加大研发投入来提高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而近年来有关大学—产业知识转移的文献指出，企业与学术社群的联结对企业识别和利用学术知识有着关键性的作用，聘任学者可以成为提高企业吸收能力的一种新途径（Audretsch和Lehmann，2006）。Colombo等（2010）研究发现，当地大学对学者建立的新创高科技企业增长有显著正向影响，而对其他新创高科技企业的影响则不显著。Audretsch和Lehmann（2006）基于高科技企业数据研究发现，企业聘请学者董事的概率与企业同研究导向型大学的地理距离呈正比。Audretsch和Stephan（1996）指出，学者在生物科技企业担任的咨询角色可以给企业带来三个好处：（1）知识转移；（2）向资本市场和资源市场发出企业研究质量的优质信号；（3）引导企业的研发方向。科学知识能够成为企业进行技术搜索的地图，帮助企业更有效地发现新的技术组合，减少无效路径（Fleming和Sorenson，2004）。所以说，具备前沿科学知识的学者董事有助于企业获取科学知识，进而提高创新能力。

四、 学者董事对企业经济后果的影响

目前关于学者董事影响企业经济后果的研究还十分有限，现有研究主要讨论了企业聘请学者董事的前因以及对企业财务绩效、社会绩效和创新绩效的影响。White等（2014）的研究发现，美国上市公司中，中小型公司相比大公司更倾向于聘任学者董事，而市场对不同类型的教授被任命为董事的反应并不相同，总体而言，市场对自然科学、医药和工程专业背景的教授反应较好。Francis等（2015）使用标准普尔1500家公司1998—2011年的数据所作的研究发现，大公司和高研发强度的公司更倾向于聘请学者董事，此外，公司与大学的地理距离、董事会规模、独立董事数量、女性和年长董事数量等因素也影响公司聘请学者董事的行为。Francis等（2015）还进一步研究了学者董事在公司控制和咨询职能上的表现，实证结果表明，学者董事对公司治理和企业经济绩效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Cho等（2015）基于标准普尔1 500家公司数据，研究了聘请学者董事的公司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表现，实证结果表明，相比其他公司，董事会中有学者董事的公司有更好的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表现，但是这一显著影响仅局限于董事会中有自然科学、医药和工程等专业性学术背景的学者董事；此外，学者董事在大学担任行政职务会削弱这一影响。Huang等（2016）基于中国上市公司存在普遍聘请学者董事的现象，研究了会计学者作为财务专家加入公司董事会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会计学者董事对公司财务报告质量的提高有显著正向影响。

除了上述专门研究学者董事的文献外，还有一些研究也涉及学者董事。如Jiang和Murphy（2007）也发现，曾担任过商学院教授的高管对企业绩效有显著的正向影响。Audretsch和Stephan（1996）则提出，在高科技和知识密集型行业，具备科学知识、科学技能和人力资本的董事可以提高企业的吸收能力（Cohen和Levinthal，1990），促进企业对外部知识的吸收（Audretsch和Lehmann，2006），从而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

五、 学者董事的一个整合性研究框架

现有学者董事的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第一，现有研究主要基于学者董事个人层面探讨了其对企业的影响，没有综合考虑学者董事对董事团队的影响，或结合企业层面因素深入分析学者董事对企业的影响；第二，现有研究对学者董事职能的研究尚未建立一个系统的分析框架，不同的研究基于不同的理论和假设分别探讨了学者董事的职能，往往得出不一致的研究结论，而且也较少关注学者董事职能发挥的前提条件；第三，现有研究较多关注了学者董事对企业绩效的直接影响，较少考察学者董事影响企业的作用机制及其实现路径和边界条件。

针对学者董事研究的现有成果和不足，参考Boivie等（2016）对董事研究的分析框架，本文尝试构建一个较为系统的研究框架，从董事个人、董事团队和企业三个分析层面构建了一个学者董事的整合性研究框架（如图 1所示），旨在厘清现有文献已经涉及的逻辑链条，并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勾画出未来有待研究的逻辑关系。

从董事个人层面来看，学者董事职能的发挥主要受到两个关键要素的影响：一是学者董事所具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决定了学者董事是否有能力发挥董事职能。具体来看，学者董事的人力资本是他个人经验、知识、技能和声望的有机结合（Coleman等，1988），学者董事的社会资本则是他通过自身社会网络为企业提供实际和潜在资源的能力（Nahapiet等，1998），由于二者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很难将它们完全分离开来（Hillman等，2003；马连福等，2014）。二是学者董事发挥董事职能的动机决定其是否有意愿发挥董事职能。一系列个人因素都可能会影响学者董事的职能发挥，包括本职工作的要求、本职工作的复杂性以及董事工作和本职工作的差异性等（Boivie，2016）。担任董事工作作为学者的一份业界兼职，分配多少精力和时间在上面，直接影响其在董事会所发挥的作用。已有研究表明，同时担任多家公司的独立董事，或者在学校担任行政职务的学者董事实际上不利于其董事职能的有效发挥。大学等研究机构往往对学者在研究、教学和其他服务性事务上有要求，这些工作的复杂程度将影响学者作为董事处理公司事务的时间和精力投入。此外，企业运营管理不同于学术研究，对学者董事个人的知识和能力有着不同的要求，两种工作的差异性程度也会影响学者董事是否能够有效履行董事职能。

从董事团队层面来看，董事会作为一个不定期进行重大战略决策的精英群体（Forbes和Milliken，1999），董事会的规模、董事会召开的频率、董事会的组成以及社会规范和权力的动态性等都可能影响学者董事在董事会所发挥的作用。以往的研究指出，董事会规模越大，董事间越难以有效地分享和协调信息，从而导致董事之间产生摩擦或出现搭便车行为。学者董事所带来的知识和洞见未必能够得到其他董事的认可，同时，比较忙碌的学者董事也可能缺少在董事会发挥更大作用的动机。董事会召开频率直接影响了董事们作为一个团队的互动程度，根据接触假设（Allport，1954），团队成员互动越频繁，彼此间越容易产生信任等积极的情感，减少摩擦。同时，更多的互动能够在团队内形成共同知识，团队成员彼此间更熟悉对方的知识和技能，将有助于集体决策。此外，董事会召开越频繁，学者董事越可能融入董事团队中，他们带来的异质性知识和专长也更容易被董事会采纳。董事会构成的多元化程度也会对学者董事职能的发挥产生较大影响，来自高校或科研机构的学者董事与来自企业、银行或政府等其他行业背景的董事显然存在较大差异，这些差异一方面可以给董事会带来异质性的知识和观点，有利于提高决策质量；另一方面也可能因为董事成员之间彼此沟通不畅，进而产生更多的摩擦和冲突，不利于提高决策质量，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探索董事会异质性提高决策质量的边界条件，并发掘减少董事会异质性带来摩擦和冲突的机制和方法。此外，董事会中的社会规范也是影响学者董事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所谓社会规范（social norm），是指被群体成员理解，并指引和限制其社会行为，不同于法律强制力的规则和标准（Cialdini和Trist，1998）。以往研究发现，一些董事会存在遵从CEO的社会规范（Lorsch和Maclver，1989），而这些规范的存在会限制学者董事在董事会表达自己的意见，从而限制其知识优势的发挥。最后，以往的研究表明，CEO的权力也是影响董事发挥作用的重要因素，权力较大的CEO可以通过聘任新的董事、改变董事会委员会组成和干预董事会议程等方式影响董事会职能的发挥，因此，CEO的权力也可能成为影响学者董事发挥董事职能的重要因素之一。

从企业层面来看，企业所面临的环境及其战略决策的复杂程度对学者董事拥有的知识和能力提出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企业面临的环境越复杂，企业的规模越大，企业涉足的行业越多，往往意味着高管团队和董事会面临的战略决策问题也更为复杂，因此企业进行战略决策时不仅要求学者董事具备相关专业、相关行业等通用性知识，还要求学者董事具备企业专有性知识（firm specific knowledge），即学者董事需要对企业的发展历史、组织运作、制度文化等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只有掌握了相关的通用性知识和企业专有性知识的学者董事才能够针对企业具体的情况，结合自身的知识和经验，在参与企业战略决策时提出有价值的意见和建议。

综合三个分析层面提到的诸多因素，以及前文对学者董事监督控制、战略决策和资源控制三大职能的讨论，我们可以梳理出学者董事对企业经济后果的影响路径和边界条件，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研究框架，如图 1所示。

六、 结论和未来研究展望

通过对现有学者董事研究的系统梳理，我们总结和归纳了目前关于学者董事的研究现状及特点，并在现有研究基础上提出了对学者董事的未来研究展望。

(一) 学者董事的研究现状及特点

首先，目前专门研究学者董事的文献还十分有限。从现有文献看，发表在国际重要期刊的论文主要在近3年才逐渐增多，但总数与研究政治背景董事、金融背景董事的文献相比仍然显得很少。此外，目前的研究对学者董事在董事会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对企业经济后果影响的研究结论存在很大分歧，这一分歧的存在很大程度是因为研究学者董事的系统性的知识体系尚未形成，需要更多的理论探索和实证检验。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的学者董事为进一步开展理论探索和实证考察提供了研究平台，也提出了迫切要求，来自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的实证证据有利于推动整个学者董事研究的发展和成熟。

其次，现有关于学者董事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会计金融领域，主要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探讨了学者董事的监督职能，而对其战略决策、资源提供和促进创新方面的作用则讨论较少。由于学科间的差异，目前研究学者董事的专家学者主要来自会计金融领域，来自管理领域的研究者对此关注很少，而学者董事的战略决策、资源提供和促进企业创新的职能正是管理学领域关注的核心问题，这一系列问题都有待进一步展开深入研究。

(二) 未来研究展望 1. 中国情境下学者董事对企业的影响分析

现有关于学者董事的研究主要基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企业展开的，对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关注太少。因为不同国家的企业所根植的法律、历史和金融环境的差异，美国以外国家的董事会与美国的董事会存在较大的差异（Roe，1993）。而在具有“尊师重教”传统，同时公司外部治理机制较弱的中国（Johnson等，2000），学者对企业的影响有别于美国，所以在中国情境下，研究学者董事对企业的影响机制不能直接照搬西方理论。走出象牙塔，走入公司董事会的中国学者会发挥怎样的作用？学者董事能否给中国上市公司带来价值以及带来什么价值？会对中国上市公司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影响机制是什么？这些问题都是值得我们结合中国情境展开进一步的理论探索和实证考察的。

2. 基于董事个体异质性探索企业聘请学者董事的动因

以往研究较少关注董事会中的学者董事，对企业聘请学者董事的动因也尚未进行较深入的探索，更少关注来自相同职业背景的董事个体之间的差异，这些差异既会影响学者能否进入董事会，也会影响其在董事会中发挥的作用。除了少数研究关注了学者董事个体层面的异质性外（如，White等，2014），大部分研究并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未来的研究可以多关注学者董事个体之间的异质性，基于董事个体异质性探索学者董事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企业聘请学者担任董事的影响，一方面有助于在更深层次理解董事异质性，另一方面还为深刻认识和理解学者董事的职能提供了重要依据，有助于全面了解董事会中的学者董事对企业的影响机制。

3. 学者董事影响企业的作用机制和路径

以往研究对学者董事影响企业的作用机制和实现过程讨论不够。与大部分讨论董事会构成与特征的研究一样，由于一手数据的获取难度大，大部分学者董事研究主要基于二手数据检验有无学者董事与表征公司治理和企业绩效等变量的关系，而对其中的作用机制和实现过程讨论不足。未来研究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和挖掘学者董事影响企业的因果链，重点考察学者董事影响企业作用机制的实现过程和路径，以剖析学者董事影响企业的作用机理。

4. 学者董事影响企业作用机制的边界条件

以往研究对董事会特征（董事会的构成、结构和过程）、高管团队特征、制度因素等影响学者董事发挥其作用的权变因素考虑不足。学者董事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需要在一定的条件下才能对企业战略和绩效产生影响，对情境因素产生影响缺乏认识不利于我们形成研究学者董事较完整的知识体系，而忽略考察情境因素对学者董事所发挥作用的影响，也不利于我们构建系统的学者董事理论分析框架。基于目前学者董事研究中存在的不足，本文构建的整合性研究框架，为将来的学者董事研究从多理论视角、多分析层次展开系统性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