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促进农民创业是新阶段农村经营改革的核心(张应良和汤莉，2013)，是建设现代农业、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的重要理论与现实问题。继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增加农民收入必须促进农民创业之后，国务院相继颁发了五份鼓励创业的文件支持农民创业。农民创业之所以有别于一般的创业活动，关键在于农民创业者、农村社区环境的特殊性及二者在互动中形成的动态能力的异质性。农民创业实质上就是在异质环境中，在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实现机会、资源等不同要素间的变换匹配和动态性平衡的过程(危旭芳和罗必良，2014)。由于在这一过程中，农民创业者的个体特质主导创业导向，组织规制、创业环境等跨层次因素对创业行为有驱动作用(蔡敦浩等，2007)，所以，农民创业涉及环境特性议题。但已有研究多属传统机械观、化约主义研究，单从外部维度分析，强调一般环境对农民创业能力禀赋及创业过程、创业绩效的影响(陈浩义等，2014)，较少从我国农村独特的环境出发，将创业者置于创业的全过程中，从微观上分析农民个性特质与农民创业行为选择的多维度整合。限定于相对浅表的因果关联上的研究，不仅难以解释农民创业过程中跨层次多因素间的非线性交互作用，而且无法获得有完整意义的洞见(Low和MacMillan，1988)。

所以，从不同的环境特性、农民特质入手，不仅有利于剖析立足于中国农村的农民创业行为的外在影响机制及内在决定性机理，推进农民创业理论范式新发展，而且有助于探索决定农民创业行为的外部环境因素、内生特质能力及其作用机理，对促进激发农民创业持续性活力和促进创业资源供给具有理论及实践意义。

农民创业者是有着自主的社会空间和心理空间的市场行动者，受到社会结构的约束，其行动依赖于动态的社会、政治与文化环境，通过结构嵌入(行动者之间的物质特征与结构关系) 、认知嵌入(引领经济逻辑的结构化的心智过程) 、文化嵌入(形塑经济目标的共享信念与价值观) 与政治嵌入(限制经济权力的国家角色与制度法规，很多情况下与制度嵌入同义) (Zukin和DiMaggio，1990)，嵌入于社会关系和社会建制中。而农民创业实质上就是创业者嵌入到当地社会结构中，使用、开发资源，识别、创造机会的过程(Sarah和Anderson，2002)。

创业者嵌入于一定的社会背景，并从网络中获取创业信息与资源，故农民创业者的行为选择必然受不同创业环境特性的影响。关于创业环境与农民创业行为关系的研究，国内外研究主要从政治、社会文化、经济等环境主体入手，其中，国内相关研究聚焦于政治及社会环境，而国外研究则集中于社会文化和特定产业背景下经济环境对农民创业行为的作用。

纵观国内关于创业环境与农民创业行为关系的研究，政治制度环境始终是关注的重点，主要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特定区域内政治制度与农民创业行为关系的研究。如朱根红等学者基于江西省农民工返乡创业企业的调查数据，从农民创业者被动获取政策资源支持的研究(朱根红，2012)到农民创业者对政策的需求及评价的研究(朱根红等，2014)，都做了详尽的理论及实证分析，其研究表明创业政策的支持力度与农民工返乡创业意愿正相关。进一步地，罗明忠等(2012)基于广东省部分农民的调查数据，认为创业者风险补偿是农民创业最希望获得的政府优惠政策，政府服务直接影响农民创业者创业地点的选择。不仅如此，政治制度环境还有可能阻碍农民创业行为，肖华芳等(2012)则基于湖北省930家农村微小企业的调查数据，指出惠农措施确实可以减轻农民负担，而政府寻租则打击了农民创业者的积极性，降低了其对企业生产技术决策的效率。第二类是区域间比较研究。张应良等(2013)对东部地区284个创业农民的调查表明，政府支持力度和贷款难易度是影响农民创业绩效的最重要因素，他们随后拓展研究范围，比较东、中、西部地区间的差异，提出政府的支持力度对东部地区农民创业成功具有显著的影响，揭示了政治环境与农民创业行为关系的区域差异性(张应良，2014)。

不同于国内对区域普适性的农民创业的政治环境的研究，国外研究更侧重于农村社区的政治环境。主要也有两类：一类是以历史维度为分析思路，动态观测不同时期政治环境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如研究19世纪俄罗斯的农村经济变革对农民创业的影响(Andrejs，2001)。另一类是以特定政策为研究对象，静态分析农业政策实施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如研究芬兰在四个农业政策的实施过程中，对其的不同修辞解释对农民创业行为的态度和目标的影响(Jarkko和Kari，2013)。

国外对农民创业环境的研究更多地聚焦于农村社会与农业发展而非农民的特殊身份，在经济社会文化环境与农民创业行为的关系研究中也不例外。主要有二：一是以特定农业产业特性为背景的研究，如对荷兰乳业农民创业的研究(Bergevoet，2005)，对印度农村农民工业创业的实证研究(Henk等，2010)。二是聚焦多维创业环境对创业行为的共同影响，如研究罗马尼亚社会与经济变迁下，经济目标及传统文化交互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Gabriel，2012)；还有学者进一步将产业特性结合农村社区环境展开分析，以旅游业为例，研究土耳其卡帕多西亚农村社区环境与农民社会文化对农民创业行为的综合影响(Hazel，2010)。

当然，农民创业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反向促进作用也受到学者的重视，普遍观点认为，农民创业促进了传统农村经济转型，挖掘了当地农民潜能，提供了就业机会(Fortunato，2014)。由于对农民创业的认可有利于振兴乡村经济，所以强调创业精神是解决低收入社区和落后区域的根本途径(Dabson，2001)。但也有相反观点认为，虽然农民创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但基于1 706位瑞士农民数据的实证分析揭示，农民创业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并不显著，从中短期看，不应当鼓励这种通过培育农民创业而推动农村经济内生发展的政策期望(Daniel等，2013)。

对此，国内目前尚无对“农民创业推动农村经济发展”这一观点表示质疑的研究。国内实证研究表明，基于1997-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东、中部农民创业活跃度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古家军和谢风华，2012)，农民创业通过促进农业分工演进、提高农户收入、提高农民生产率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韦吉飞，2013；高静等，2013)。毋庸置疑的是，国内外研究共同之处在于，聚焦探讨环境特性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而非农民创业对环境特性的作用。

然而，创业环境总在不断演化之中，农民不仅要在现有创业资源框架内寻求整合和创造的可能途径(杨学儒等，2013；危旭芳，2014)，还要鉴于环境的动态性，通过动态能力去提升商业生态系统内的资产间、企业间及与其他体系间的编配(Orchestration)价值的增值(Teece，2007)。为此，首先引起学者们关注的当属农民创业者明显不同于其他创业主体的特征(孙红霞、孙梁和李美青，2010)。

创业者特质论一直占据创业研究的主导地位，学者们致力于挖掘导致机会发现的个体性关键因素。相对于人口统计学特征及心理学特征等“天赋”特质，整合了“先前经验”(Shane，2000)、“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来考察创业者的“新特质论”发展迅速，不仅在一般创业领域(张玉利等，2008)，且在农民创业领域得到初步检验(汪三贵等，2010；Gao和Yang，2013)。

“新特质论”在“机会主观本体论”中得到进一步印证，相应研究表明，性别及打工经历与农民创业意愿直接相关(罗明忠，2012)，人力资本对农民创业起到正向推动作用(韦吉飞，2013；Lin和Si，2014)，创业者性别、企业家能力、社会地位、社会资本、政策资源对返乡创业企业绩效有显著影响(朱根红，2012)。但上述研究并未充分体现创业不仅是整合资源和要素的过程，更是创业者与外部环境进行动态交互作用的过程。各要素如何协调配置才能实现资源最大利用？相对于我国农民创业实践，“新特质论”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尚存在巨大的探索空间。

基于新特质论，创业者特质的内容不仅有心理特质，而且包括社会资本、人力资本与政治(制度)资本。国内外已有研究对此进行了不同视角的剖析，如表 1所示。

“新特质论”在国外非农领域广为使用，但在农民创业研究中，多涉及的是创业者人口统计学特征及心理学特征。其中，一类是成功的农民创业者特质，此类研究较为普遍，从对比成功的农民创业与非成功农民创业特质到Kallio与Kola等定义成功农民创业者的特质(Gerard，2006)。控制力、问题解决能力及社会创造能力、持续生产力、目标导向的执行力、合作力等后天习得的素质技能被认为是成功农民创业者的显著特质。另一类则进一步探讨特定产业特性、组织模式下的农民创业者特质。Vesala和Peura (2002)基于不同的农业企业组织类型对成功创业者特质进行定义，Henk等(2010)则进一步缩小和深化视角，在农村创业研究中，得出创业者年龄、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孩子数量、社会地位等为决定性因素的结论。

可见，关于农民创业者特质与农民创业的研究，国外相关研究与国内研究的显著不同之处在于，农业或农村的产业特性更多地被作为农民创业者特质的背景条件存在。一个被普遍接受的观点是：农民创业行为需在特定环境或知觉情景下去理解(Beedell和Rehman，2000)，因而势必产生兼属上述两类的研究。如Bergevoet等学者在对荷兰乳业农民创业的研究中，调查了农民创业目标、创业意愿与创业行为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心理特征与创业能力对乳业农民成功创业具有显著影响。而国内研究却鲜有类似定格于某具体产业背景的相关农民创业分析。

无疑，强调了创业资源要素与农民创业者互动的“新特质”在突破创业理论、资源基础论、人格特质论与社会关系论等理论之间藩篱的同时，内生了天然的非结构化与不稳定性。但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研究，多是从静态的关系嵌入的视角切入，缺乏动态数据检验嵌入前后的结构变化。也就是说，以上研究可验证农民创业者特质会对创业行为差异造成影响，但无法揭示不同阶段农民创业者的特质特点，及其对创业行为会有何种程度的影响。

(一)基于创业资源的多要素农民创业研究

资源基础论强调资源的异质性，有价值的、稀有的、难以模仿的、难以替代的(VRIN)资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源泉。创业理论同样关注资源的异质性，新创企业会由于拥有各种独特的创业资源而迅速成长。但随着竞争与环境的演化，原有创业资源并不能为企业带来持续的租金，为了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有效的创业管理依赖于通过动态能力去提升商业生态系统内的资产间、企业间及与其他体系间的编配价值的增值(Teece，2007)。

因此，值得重视的是，鉴于环境的动态性，动态能力理论得到了发展并被引入中国情境。但尽管有学者尝试探寻我国农民的动态能力(周菁华和谢洲，2012)，却并未解答农民创业者动态能力有别于工业组织动态能力的特殊内涵及影响机制是什么，动态资源论(dynamic resource-based theory)也仅限基于西方工业组织的解释。显然，上述问题的根本解决必须立足于结合我国农民创业实践情境的创业行为机理分析，从解释国外理论转向构建理论框架，探索中国农民创业实践。

以资源观为主线的农民创业研究视创业环境为机会搜寻和资源获取的载体。顺应此思路，创业网络自然成了研究内生创业者特质资源与嵌入创业环境资源的一个重要视角，农民创业实质上就是创业者嵌入到当地社会结构中，使用、开发资源，识别、创造机会的过程。

创业网络中的嵌入性研究主要有两种范式，一种是把组织作为嵌入主体进行考核，另一种是把个体作为嵌入主体来进行考察。创业的嵌入性研究惯用第二种范式，例如，有研究表明：创业者社会交往面广、交往对象趋于多样化、与高社会地位个体之间关系密切的创业者更容易发现创新性更强的机会(张玉利等，2008)；农民创业者的社会网络规模影响创业资源获取效果以及物质资源和信息资源的获取，关系强度影响资源获取效率以及物质资源的获取(蒋剑勇等，2013)。社会网络与农民创业意向(蒋剑勇和郭红东，2012)、农民创新绩效(郭红东和丁高洁，2013)以及农民创业机理(金迪和蒋剑勇，2014)等关系被关注。

相比之下，国外农民创业的研究更加关注特定时空创业资源的特性问题，随着农业的工业化、现代化、市场化及国际化，多功能农业背景的视角尤为推崇。农业多功能性研究源于日本稻米文化，而多功能农业是西方发达国家在农业多功能性思想的指导下提出来的农业经营方式或发明的农业经营类型，并以《2000议程》把这种模式确定了下来。多功能农业的发展程度一方面便于折射农业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则可厘清农民创业资源来源及创业机会空间。不同的农业多功能化程度意味着与之相匹配的不同的社会、环境与经济等创业资本(Wilson，2008)，多功能农业与当地农村经济发展政策、农业结构调整及优化升级方式密切相关。Selyf等(2010)基于Tuscan和Welsh地区的农民创业，发现多功能农业不仅受农业发展政策的影响，中小家庭农场更是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由此刺激并约束着农民创业者不同的土地利用方式、创业动机和动态应对行为。研究探索了农民的教育程度、年龄、性别等创业者特质及相伴的社会关系、政治、文化、制度、商业条件，即前文所述的“新特质”。多功能农业的提出规范了农业产品特点及农村经济发展程度，提供了创业机会与创业动机，对某些创业技能产生了特定需求。由此农民创业被创业者特质、农业多功能化及相关支持政策孕育发展并动员，而农民创业行为则因不同资源组合条件而呈现差异。另一个层面是对农业旅游多功能化的关注。欧洲各国推出绿色观光，其中的民宿农庄兼有体验农业、直销农产品等农村休闲度假项目，旨在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与农民收入增加的农业旅游对农民创业者提出了新的技能要求，所以，农民创业者可通过有效培训来提高素质能力(Phelana和Sharpleya，2011)。由于农业在传承耕作文化、提供农业生态景观等方面的功能契合了消费价值取向日益多元化的趋势，农业旅游多功能化与农民创业行为的关系形成了国外农民创业的一个独特研究领域。

创业者可被理解为发现并围绕机会做事的人。非农业领域创业研究中关于创业机会少有实证研究(蔡莉等，2011)，但国内基于农民创业机会的研究多为实证分析。机会的识别、利用与开发涉及创业者认知与创业意愿、创业动机与创业机会、新创企业成长与创业绩效三个方面的创业行为过程。因素分析法是国内基于创业机会的农民创业行为过程研究的一种被广为采用的方法。

(1)以创业者认知与创业意愿为主线的研究。韦吉飞等(2008)用Probit离散选择模型对陕西杨凌农高会参会农民的创业认知及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文化程度、家庭收入及规模等对农民的创业认知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农民家庭的地理条件及地形特征也是农民创业认知的重要影响因素。来自江西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调查数据则表明，婚姻状况、 风险态度、 家庭人均纯收入等个体和家庭因素，话费支出、 常联系朋友个数等社会资本因素，以及创业环境、 创业资源和就业难度等外部环境因素，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自述偏好与现实选择的一致性有显著正影响(朱根红，2012)。在创业意愿方面，有研究从传统创业者特质入手来剖析创业意愿，如对中西部地区农业创业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的调查就将性别、年龄、打工经历、文化程度、创业经验等作为测度指标，分析其对创业意愿的影响(黄俊等，2014)；也有研究与“新特质”观思路一致，蒋剑勇等(2012)基于17个省的样本，着力于分析创业微观氛围、创业榜样、强关系支持等对农民创业意向的影响；还有研究综合前二者的测度指标，使用人口统计学指标、创业经验及社会资本等来测度各因子与农民创业意愿的关系(钟王黎等，2010)。此外，也有侧重于从外部创业环境入手的研究，如探讨金融环境、政策支持与农民创业意愿的关系(朱根红等，2013)。当然，还有很多研究综合考虑影响农民创业意愿的内外部因素(周菁华等，2012；彭艳玲等，2013)。

(2)以创业动机与创业机会为主线的研究。以创业动机为线索的研究围绕三个问题：一是创业动机的构成，二是创业动机的影响因素，三是与创业绩效的关系。罗明忠等(2012)基于广东农民数据指出，农民创业动机主要源于生存需求、自我实现和发展及解决就业，并进一步从社会资本视角分析从创业动机到创业选择与实施。孙红霞等(2013)试图建模，解析创业自我效能感、创业资源对农民创业动机的影响。朱根红等(2013)基于江西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调查数据，实证分析农民工创业动机及其对创业绩效的影响。相比之下，关于农民创业机会的研究集中于创业机会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农民创业者初始社会资本(黄洁等，2011)、先前经验、创业榜样(蒋剑勇等，2014)、创业警觉(郭红东等，2013)对创业机会识别的影响在不同样本的实证分析中被不断挖掘细化到二级甚至三级测度因子。当然，也偶有对创业机会创新性与创业绩效关系感兴趣的研究。

(3)以新创企业成长与企业绩效为主线的研究。与前两类研究不同，无论是新创企业成长还是企业绩效方面的农民创业研究，新创企业成长与企业绩效总是作为因变量而存在的。自变量不外乎创业者特质与环境特性两个方面。其中，围绕创业者特质来探讨创业绩效的居多，此类研究中的创业者特质包括人口统计学指标(朱根红，2012)、先前经验(杨学儒等，2013)、人格特质、创业学习(罗明忠等，2014)、人力资本(赵浩兴，2013)、农民创业能力(周菁华等，2012)。环境特性则涉及地缘近似性(杨学儒等，2013)、政策环境及服务环境(朱根红，2012)。将创业者特质与环境特性这二者同时纳入一个自变量框架的多见于理论研究(孙红霞等，2010)，实证分析的并不多，而关于新创企业成长治理方面的农民创业研究则更为罕见。

目前国外的相关研究中，创业机会始终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它与创业资源、创业团队一起被视为创业过程中最重要的核心驱动因素(Timmons，2003)，甚至被认为不仅是创业过程的起点，更是渗透于整个创业过程的核心要素(Shane和Venkataraman，2000)。

在农民创业研究领域，国外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思路与中国类似，多是运用因素分析法研究影响机会识别、利用与开发的因素。人力、智力、环境和社会文化资源，乃至国家架构都是重要的影响因素(Eren和Barbara，2007)。此外，创业者特质、先前经验、社会地位预期和教育水平也是创业机会的重要预测因子(Leonidas和George，2010)。阻碍农民创业的原因则包括缺乏创业文化、创业态度和信息获取能力等条件(Musdiana和Noor，2011)。

值得注意的是，发达国家基于创业机会的研究视角与上述截然不同，除了创业动机的相关研究之外，主要围绕如何识别发展创业机会的创业者能力，如何规避创业风险，如何提高特定组织类型或特定创业者的管理技能以促进新创企业持续发展这几个方面展开。这与西方农业已进入工业化阶段，农业分工细化、管理现代化、高度市场化的背景不无关系。

(1)以创业动机为主线的研究。与国内研究不同，发达国家关于农民创业动机的研究严格地设定了情景条件，而非通过广泛异质性的样本展开同质性调查与分析处理。最为普遍的一类是在不同的背景变量下探讨农民创业动机，其中典型的是根据农业多元化经营内容把农业组织分为不同的类型，以此为基础来探求不同类型的组织条件下的农民创业动机(Jostein和Gerard，2011；McNally，2001)。另一类则索性把背景变量设定为同一产业类型，揭示这一稳定条件下的不同个体特质的创业动机及其行为，Nancy等(2007)对不同性别创业者在农业旅游中的创业动机差异的对比研究当属此类。

(2)以创业能力为主线的研究。创业者在观察、感受、思考和实践的学习过程中开发新的创业机会，那么，机会识别开发的过程就是创业者动态学习的过程。因而，农民通过学习获取相应的机会识别与开发的能力受到关注。Pieter等(2013)最初对多功能农业中驱动农民创业学习的因素感兴趣，研究六种不同类型的多功能农业下农民的创业学习过程。之后，进一步缩小范畴、深化研究，把视线转移到多功能农业下家庭农场中妇女的创业学习过程(Pieter和Bettina，2015)。此类研究不仅将多功能农业或农业多元化视为环境分析的前提，且以资源基础论与动态能力论为基础，探讨农民动态学习过程及动态创业能力(Jorunn，2011)。

(3)以创业风险为主线的研究。某些人视为创业威胁或创业风险的，在另一些人看来可能就是创业机会。对全球食品市场农民创业风险的研究指出，市场的不确定性给新西兰奶农既提供了威胁，也提供了机会，有效的创业风险管理完全可以化解威胁，开发机会(Nicola等，2010)。同样以新西兰家庭农场为研究对象，面对未来的挑战，风险管理作为一项重要的管理技能被强调(Nuthall，2006)。但是，环境的动态演进会改变创业者对创业风险的态度，对英国剑桥地区的农民创业研究表明，随着农业多功能化，农民创业已经从降低创业风险转为加速创业增长(Carter，1999)。以上创业风险的相关研究有大量实证数据支持，细节性分析较为详尽。

(4)以新创企业可持续发展为主线的研究。为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所有的新创企业都要制定发展策略和战略规划。虽然学者们对农业走专业化还是多元化道路各执己见，但以新创企业可持续发展为主线的农民创业研究大多是在农业多元化发展的背景下展开讨论的。除了探讨既定时空条件下促进新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管理技能及策略之外，学者们还运用历史维度，通过纵向对比来揭示农民创业策略的动态发展过程。例如，有学者基于1750年到1850年瑞典南部五个教区样本，揭示了19世纪农业改革时期，在外部市场压力下，农民创业行为及应对策略(Svensson和Patrick，2006)。类似地，也有学者基于1995年至2001年的荷兰数据，研究荷兰女性农民在适应多元化任务下所采取的扩大企业规模等创业策略的特征(Bettina和Sociologia，2004)。

目前国内研究较少涉及以上问题，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农民创业起步的时间较晚，并且农民创业起点较低，各种资源约束下的新创企业面对更多的是生存问题，而非竞争优势问题。但是，随着深度工业化及新型城镇化，考虑二元经济结构下农民身份的复杂性，除了市场动态性外，政治环境动态性也在深刻影响着农民创业进程。故而，农民创业行为的过程管理研究及行为动态性研究势必是农民创业研究发展的趋势。

创业机会产生于特定情境，但随着重复交易，创业者会利用现存关系去创造新关系和新机会，从原有的嵌入结构中获取资源，进而产出(output)新的异质性资源和新的结构(Sarah和Alistair，2002)。周而复始，创业者特质及嵌入环境的动态性势必引致对创业资源系统的修正与驱动。故农民既可重复使用异质性优势资源，利用创业机会，也可以重构同质性资源，创造异质性优势资源，开发创业机会，其关键取决于具体创业行为的时空情境与创业性资源适应性协同管理效率。本研究揭示了农民创业行为的外在影响机制及内在决定性机理的国内外相关理论，阐明了决定农民创业行为的外部环境因素、内生特质能力及其作用机理，不仅推进了农民创业理论范式的新发展，而且对规范、引导农民创业，培育新型农民创业者，创新农民创业模式，促进农民创业内生化发展和激发农民创业持续性活力都具有实践意义。

另外，在农民创业行为差异的过程管理和动态性研究方面，借鉴国外相关研究，可供选择的方案主要有四种：第一种，通过田野调查等案例分析，剖析创业过程中农民与环境及组织间的关系互动；第二种，通过民族志或历史性关键事件等描述性与诠释性的纵断面研究，梳理农民创业行为差异的决定性机理；第三种，运用三角测量法(Triangulation Approaches)，综合定量与定性分析，虑及情境差异，从宏观到微观跨学科多角度地检验基于创业资源的多要素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影响；第四种，采用多元Logit、Probit、HLM模型等计量模型，纵向检验农民创业行为异质性的决定性机理，横向对比环境特性与个体特质的交互作用对创业行为影响的农村社区环境地域分布规律和实证功能发挥情况，尤其是采用HLM模型检验基于创业机会的创业过程中环境特性与个体特质间的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