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在管理实践过程中所面临的中国情境日益成为管理学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众多国内外学者曾反复提出情境的重要性，认为情境因素是理论构建的因素之一(徐淑英和张志学，2011)，在对中国管理理论进行研究时考虑中国情境因素是极其必要的(Whetten，2009)。对中国情境认识的逐渐深化决定着中国情境下的管理实践与西方情境下的管理理论的对话，决定着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的发展(蓝海林等，2012)。

目前，关于中国情境的相关研究已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相关论文数量呈现逐年攀升的趋势(Child，2009；Chen等，2011)。然而，现有研究所呈现的多元化及分散性的特征，使得已有研究中涉及的大量情境因素孤立存在，不成体系，尚未形成中国企业情境因素的“完整画面”。那么，目前国内学术界是如何认识中国情境的？已有研究成果中涉及的中国情境因素具体包含哪些方面？其架构如何？针对不同情境范畴的研究受关注程度如何？现有研究的情境化程度如何？分别得出何种特征的理论贡献？这些问题不仅是情境理论的基础性问题，也是在中国情境下研究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的关键性问题。厘清国内学术界关注的中国情境因素整体架构及研究的焦点领域，分析各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及深入程度，有助于推进中国情境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从已有研究成果中分析、识别国内学术界是如何看待中国情境因素及其特征的，并从研究深度及研究方法两个层面梳理我国外部情境化研究的发展现状及特征。

(一)情境的内涵及构成

情境(context)一词源于拉丁文，意为交织、连接在一起(Rousseau和 Fried，2001)。最早由实验心理学领域鼻祖冯特提出“情境气质”，用以阐明特定情境在个体的人格和气质形成过程中的作用(谷传华和张文新，2003)。在此基础上，对情境这一概念的研究经历了从客观论到主观论的过程。

早期行为主义者认为情境是一种客观刺激，不包含主观意识、动机等心理活动(谷传华和张文新，2003)。代表人物华生(1933)认为情境是客观的具体环境。与此不同的是，认知—行为学派则将主观过程纳入情境概念中，认为完整的行动包括外部环境以及内部生理状态或中介过程(谷传华和张文新，2003)。如托尔曼认为行为中包含某些固有的目的或认知是行为的“固有的决定因素”(爱德华，1999)，以此来区分主观状态与客观刺激，即行为主义学派所认为的情境。在此基础上，社会学习理论开始强调情境的社会意义，认为情境更主要的是个体对客观环境的认知、体验、期待、倾向，因此个体的行为取决于个体对特定情境的认知建构(谷传华和张文新，2003)。以卡(2002)为代表的格式塔学派进一步强调情境的主观化。这一学派认为个体行为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其所处的行为环境，即个体心理上意识到的或知觉到的环境，而非现实的、客观的环境。情境的实质在于个体对客观环境所赋予的主观意义。

在管理学领域中，学者们尝试对情境的内涵给出准确的定义，但正如Child(2009)所提出的那样，要对情境进行定义是困难的，其难点在于不同的人对这一概念有不同的理解。与之相似，Tsui(2006)也认为不能对情境给出精确的定义，但她从四个层次阐述了情境：从个人层面来说，情境是一种意识；从制度层面来说，情境是角色关系的形成机理；从更广泛的社会层面来说，情境是通过政府、媒体、宗教及教育体系所传达出来的人们的价值观及信仰；此外还包括能够对历史进程产生影响的战争、革命等因素。总体来说，情境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外部存在的环境，而是包括了文化、政治、法律体系、经济体系或经济的发展阶段。韩巍认为，就一般意义而言，情境是组织实践在此时此地的约束(制约)条件，涉及文化、社会、法律、制度和习俗等因素的复杂影响(韩巍，2009)。

Weber(1964)从层次角度提出了国家情境由物质体系及理念体系构成，这两种体系相互结合并塑造了一个国家的制度的形成。在此基础上，Child(2000和2009)进一步细化国家情境的架构，其中物质体系包括经济因素(如商业资产所有权、市场效率和开放性、人力资源等)及技术因素(如信息技术发展程度、运输设施发展程度等)；理念体系包括文化价值观、宗教价值观及政治观；制度体系包括政府、中介机构及各种国际规章制度及标准等。Mowday和Sutton(1993)则从内外部角度将情境看作是存在于组织内外部的各种现象或刺激因素，具有不同的分析层面。

对于如何进行情境化研究，学术界给出了一系列建议，如，Rousseau和Fried(2001) 认为情境化研究需要将观察与一系列相关因素、事件或观点相结合。他们认为，情境因素并不总是需要被量化，情境化研究更像是一种思考过程，是一种处理研究的方式，并提出了进行情境化研究的三个步骤：详细描述、直接观察和分析情境效应以及比较研究。Tsui(2006)则从现象情境化、理论情境化、测量方式情境化及方法论情境化四个方面探讨了如何进行情境化研究。

国外学者围绕中国情境的研究也形成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徐淑英和张志学，2011)，如Earley(1993)将中国管理者的集体主义价值观作为调节变量，探讨了其在绩效和组织成员间关系中的调节作用。Boisot和Child(1988)在分析中国经济改革时期的交易治理结构时，提出中央计划、经济改革和中国文化的共存是多样化管理模式的原因。Yan和Gray(1994)通过对中美合资企业谈判能力的案例研究，提出了一个包含有独特的中国情境因素的修正模型，如在合资对象选择方面，潜在的中国合资企业更倾向于选择两个实力相当的外国企业作为合资备选对象，以增加其谈判的筹码。Nee(1992)通过对中国市场化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以及非市场化的国有企业进行比较时发现，市场化的国有企业由于具有市场机会及政治资源双重优势而成为最具有优势的企业，等等。Jia等人(2012)通过对发表于国际六大顶级管理类期刊及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上的涉及中国情境的302篇文章的分析发现，在研究内容上，仅有三篇文章提出了三个来自中国情境中的新构念，分别是市场转型(Nee，1992)、网络资本主义(Boisot和Child，1996)及“Guanxi”( Xin 和Pearce，1996)，并且认为这三篇文章带动了后续研究(如Friedman等，2006；Batjargal，2007；Zhou等，2007；Su等，2009；Chen等，2011)的进一步发展。此外，还有22篇文章是在中国情境下对已有概念进行的重新定义，如信任(Luo，2005)、组织公民行为(Farh等，1997)、情感智力(Law等，2004)等。

综上所述，首先，从情境的构成角度来看，情境包括内部情境及外部情境。内部情境包括企业内部各部门之间、上下级之间、员工之间的情境因素。而外部情境因素则包括一切非内部情境因素。本文的研究对象选择为外部情境因素，以力求聚焦且深入性地挖掘。其次，现有研究仍呈现出多元化及分散性的特征，即已有研究中涉及的大量情境因素孤立存在，不成体系，尚未形成中国企业情境因素的“完整画面”。根据研究目的，本文采用扎根理论，通过选择国内学术界中大量具有代表性的中国企业管理理论研究成果，以从中识别中国企业的外部情境因素，提炼因素间的相关关系，构建中国企业的外部情境因素框架，梳理中国情境研究的现状。

(一)期刊选择

本文选取国内顶级期刊中涉及中国企业外部情境因素的文献。本文侧重于中文期刊的原因在于：首先，随着国内学术界对中国情境下管理问题的关注，国内中文期刊聚集了其中大部分研究成果，从研究广度层面来说更有利于全面概括情境因素；其次，鉴于中文更能恰当、准确地描述中国企业所嵌入的情境及本土管理问题，因此从研究深度层面来说，中文期刊更有利于深入地、准确地描述中国企业情境。

在期刊选择过程中我们遵循三大原则以满足科学严谨性(Li和Tsui，2002)：首先，选择国内管理学领域中有影响力的核心期刊；其次，选择学科与管理学紧密相关的期刊；第三，基于严谨科学方法发表论文的学术期刊。基于此，本文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22种管理类A级重要期刊中，筛选出8种期刊，分别是：《管理世界》、《南开管理评论》、《科研管理》、《中国管理科学》、《中国软科学》、《管理评论》、《科学学研究》、《中国工业经济》，此外还选取了《管理学报》，该刊是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类B级重要期刊，侧重于中国特色管理理论的研究。9种期刊的复合影响因子及总被引频次如表 1所示。

在文献筛选过程中，为全面覆盖中国情境这一主题，检索词考虑了“中国情境”一词的广义词、狭义词、相关词及多义词，因此选取“情境、环境、背景、特色、经验、传统、实践、现象”为主题，并含“中国、我国、本土、在华”。时间范围上则截取2003年至2013年。以2003年为起点，是考虑到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WTO)后，中国企业所面临的经济、市场、制度等各方面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学术界也将中国加入WTO及其对中国企业的影响作为学术研究的重要考量因素。考虑到文献从写作至发表需要一定时限，因此将起点设于2003年。根据检索词，并去除被重复检索以及不属于管理学领域的文献，如《科研管理》期刊中，检索“环境”、“中国”为主题词的文献中包含关于环境污染、环境技术的文献，则予以删除。如此，本文初步筛选出的文献共1 720篇。

随后，本文根据文献摘要进一步筛选。首先，研究关注中国企业的外部情境因素；其次，为使得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不受具体专业领域的限制，因此本文主要关注在战略管理、组织行为、经营环境等方面的文献；第三，文献为研究型文献，而非综述性文献。如此共筛选出405篇初始文献。

本文选择采用扎根理论对筛选得出的文献进行扎根分析。扎根理论为从现象或资料中发掘理论提供了较为适合的工具方法，具有理论探索功能(苏敬勤和崔淼，2011)，因此适用于本研究。本文在具体分析过程中主要进行开放式编码，即将收集到的文献分解并进行逐字逐句编码，界定初始概念。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进行前后对比，修订、合并初始概念，并根据概念间内容或性质的相似性加以聚类，以表述各个概念之间的有机联系(吴芝仪，2006)。

本文使用Atlas.ti.7.0软件，对上述筛选得出的文献进行开放式编码。具体的研究思路是仅对被作为研究变量的情境因素进行编码，即文献中所研究的企业现象或问题是由某一外部情境因素引起的，或将情境因素作为因变量，研究其生成机理。对于仅被作为研究背景提及的情境因素则予以剔除。编码过程包括两种编码形式，一是对文献中明确提及的情境因素尽量采用原文进行编码，如，文献中提到“我国各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不平衡，市场化进程不一致”，此时将其编码为“区域发展不平衡、区域市场化进程不一致”；再如，文献中提到“中国技术政策在过去多年中一直过于强调引进外资和创新，而忽略了特别关键的消化吸收环节”，则将其编码为“技术政策重外资引进和创新，轻消化吸收”。二是对文献中描述的情境现象进行概念化，如文献中提到“在转型经济的中国，民营企业获得融资的难度远高于国有企业，银行的‘信贷歧视’导致资金配置不是完全基于公司的经营业绩或发展前景，而是更多地考虑企业的产权性质”，则将其编码为“民营企业融资限制”。此外，对于同一篇文献中多次提及的同一情境因素只进行一次编码，如此，共得出291个初始编码条目。

随后将这些初始编码按照文献中的描述，根据其内容或性质的相似性进行范畴化聚类，共归纳为13个副范畴。在此基础上根据政治、经济、社会、技术(PEST)框架进行归类，得出现有涉及中国企业外部情境因素的PEST框架体系，编码过程及结果如表 2所示。

在对文献进行扎根分析后，本文尝试从编码结果及初始概念条目数量中分别解读各情境范畴的研究侧重点，以从研究内容角度系统梳理中国情境的相关研究现状。

政治情境因素虽然是企业管理实践过程中不可忽略的影响因素，但根据研究结果统计，政治情境范畴的初始编码条目数仅占总编码数的16.5%，是目前研究中较少作为研究变量进行分析的一个范畴。根据扎根分析的结果，国内关于政治情境因素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政府管控及现有体制和制度两个范畴，尤其关注政府管控及其复杂性，以及缺乏良好的法制环境两个情境因素。由选择性编码分析得出的政治情境因素间相关关系如图 1所示。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绘制。 图 1 政治情境因素间关系

图选项

1.政府管控

对于我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政府的过度管控及其复杂性特征，现有研究主要从两种类型企业入手，分析情境因素对企业经营环境的影响。一是国有企业；二是非国有大中型企业，主要以民营企业的研究为主。有研究认为，政府管控虽然从一定程度上为国有企业带来“政治资源优势”(连军等，2011)，但由于各级政府将其经济、政治目标内化到其控制的企业中，使一些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承担大量政府公共目标，且部分国有上市公司出现过度投资的现象(张洪辉和王宗军，2010)。这也可能造成国有大中型企业在没有竞争压力的情况下，出现效率低下、资源浪费等问题(姜涛，2010)。而对非国有大中型企业来说，由政府管制形成的管制性壁垒是其发展道路上的主要障碍之一，如行业进入障碍(罗党论和刘晓龙，2009)、融资障碍(张宇，2009)等。

2.体制和制度

在这一范畴内最受学者关注的情境因素是缺乏良好的法制环境。现有研究从多种角度出发，结合其他情境因素(如发展型政府)，分析了体制和制度范畴内的情境因素与不同企业管理现象或问题之间的相关关系。如企业政治策略及行为的不规范问题(高勇强和田志龙，2004)，以及企业关系网络成为市场正式机制的非正式替代机制现象(刘仁军，2006)等。此外，这一范畴内另一个较受学者们关注的情境因素是我国各级地方政府利益的不一致。现有研究从这一情境因素出发，研究了其对政企关系的影响机理。如我国政府实行的分权化改革造成各级地方政府为实现地区利益极大化的经济效益或提升“政绩”，很可能会放松对本地企业的进入管制，从而充当了帮助本地企业突破中央政府管制性壁垒的角色(汪伟和史晋川，2005)。

经济情境范畴所包含的初始编码条目数量占总条目数量的45.4%。可见，学术界关于中国情境因素的研究主要倾向于经济情境因素。由扎根分析得出的经济情境范畴内的情境因素可以概括为体制和制度、经济环境、市场以及劳动力四种副范畴。由编码结果可知，在现有研究中涉猎较多的经济情境因素包括经济体制市场化转型、政府过度干预经济、市场正式机制不完善以及市场分割性等。

1.研究重点

根据编码结果可知，制度和体制及市场状况是经济情境范畴内的主要研究领域。其中三种情境因素，即我国正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转型过程中面临的市场正式机制不完善，以及政府过度干预经济，不仅是经济情境范畴内的研究重点，也是整个中国企业外部情境因素的重心，是大部分学者在相关研究中首要考量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就这三种情境因素与多种问题及现象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探讨，如国内要素市场不发达、两种资源配置体制并存(石军伟和付海艳，2010)，资源配置过程中呈现关系嵌入型特征、高不确定性经济环境(武亚军等，2005)，以及企业潜在的发展机会(江诗松等，2011)等。

此外，市场范畴中的国内市场分割性趋势也是较受关注的经济情境因素之一。现有研究或将其作为自变量，探讨其对国内企业获取规模与范围经济效益、提升国际竞争力、战略选择及横向整合管理模式等问题的影响；或将其作为因变量，分析其形成机理，如我国地方政府经济分权化对市场分割性趋势的影响(蓝海，2006)。

从与其他范畴内的情境因素相结合进行研究的角度来看，市场正式机制不完善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这两种情境因素，则更多地被选择进行“跨范畴”的研究，如针对各地区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程度差异的研究(邓建平和曾勇，2009)、企业政治策略及行为特征的研究(高勇强和田志龙，2004)等。

2.研究次重点

根据编码结果，在经济情境范畴内，将劳动力或经济环境作为研究变量进行研究的文献占比较低，如廉价劳动力、经济发展的追赶特征等。这些情境因素虽然是中国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情境因素，但多数研究仅将其作为笼统的影响因素，而缺乏对其的深入研究。

经研究统计，社会情境范畴内的初始编码条目数占总条目数的32%，是继经济情境范畴后受学者关注的第二大范畴。由扎根分析得出的社会情境因素可概括为“关系”、企业间关系、政企关系以及领导者思维方式四类范畴。社会情境范畴的研究中涉猎较多的因素有家族关系网、关系取向以及企业政治关联。

1.研究重点

“关系”是社会情境范畴内受到较多研究者关注的副范畴。现有研究大多从儒家文化的视角出发，分析“关系”取向、人情社会等情境因素的形成机理。而这两种情境因素又反过来成为企业间出现“圈子”现象，如公司内部挂靠单位、业务承包、外部网络等(李智超和罗家德，2011)，以及高人格化的政企关系特征的主要解释变量(于天远和吴能全，2012)。

也有较多研究关注了家族关系网、差序格局等情境因素对民营企业管理运营特征的影响，如民营企业反应快、弹性大、易于多方合作的特点(李智超和罗家德，2011)、以家族作为资源配置单位的经营特征，过于依赖个人或家族关系的民营企业“关系融资”现象(陈伟鸿，2004)等。

2.研究次重点

思维方式是社会情境范畴中研究较少的一类副范畴，大部分研究多将其作为内部影响因素，从企业内部关系的视角出发，探讨其对公司内部员工间关系或上下级关系的影响。但也有部分研究将思维方式作为企业的外部情境因素，认为企业领导者所具有的“和谐”、“中庸”、整体观、长期导向等思维方式深刻影响着企业战略的形成、执行以及公司的运营管理，掌握着企业的整体发展方向及脉络。如经由“和谐”文化发展而成的整体观思维方式渗透于企业，即形成我国企业寻求与外部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融洽关系的特征；而对于家族企业来说，整体观的思维方式促使企业与家族间的平衡关系成为企业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考虑因素(王春和和郭笑欣，2012)；长期导向等思维方式则带来了我国企业牺牲短期利益、追求长远前景的特征(武亚军等，2005)等。

技术情境范畴是四大范畴中受关注程度最低的一类，其初始编码条目数占比仅为6.1%。通过扎根分析得出的技术情境因素可概括为技术政策、技术创新及技术发展现状三个副范畴。技术情境范畴是现有研究中受关注程度较低的范畴，将技术情境因素作为研究变量探讨其与企业运营管理间相关关系的文献相对较少。

在技术范畴内，技术政策通常被作为解释变量来研究其与企业技术发展现状及技术创新范畴间的关系。例如，由于我国的技术政策重外资吸引和技术创新、轻消化吸收的导向，以及企业的科技经费主要用于技术改造，而非技术积累和创新能力培育(张化尧和史小坤，2009)，从而阻碍了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发展。

大多数研究中涉及的技术情境因素多与其他外部情境因素相结合。如将技术政策与国有企业政治资源优势相结合，探讨国有企业成为外资吸引主体的原因(彭纪生等，2008)；或将技术政策与不健全的市场正式机制和法制建设相联系，阐述我国科技成果的转化、商业化、产业化缺乏规范政策，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的特征(李北伟等，2012)。也有学者倾向于以其他范畴内的情境因素解释技术范畴内的情境因素，如引入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这一经济情境因素来分析其对区域技术创新及区域技术效率的差异程度的影响(刁丽琳等，2011)；或从经济体制转型视角探讨我国技术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技术创新企业出现替代明显、竞争激烈的原因(李伟，2009)，等。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目前国内针对中国企业的外部情境因素的研究现状呈同心圆状(如图 2所示)，即以市场、政府、企业为三大研究对象，以“市场化改革—政府规制、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市场资源配置”三种构念间相互关系机制为主要研究内容，即聚焦于经济情境和社会情境，而缺乏对政治情境因素及技术情境因素的深入研究。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绘制。 图 2 外部情境因素研究现状

图选项

本文在扎根分析的基础上，将开放式编码中的初始概念回归到原文献中，寻找概念间相关关系，构建整体架构图。如文献中提到“各级政府为了完成经济指标，取得好的政绩，纷纷致力于培育地方企业，为地方企业提供各种政策优惠、设置区域市场进入障碍限制”，则可以编码为“由经济分权化导致的市场分割”，并将“经济分权化对市场分割性趋势的影响”这一关系纳入整体框架中。如此，形成中国企业的外部情境因素PEST框架图，如图 3所示。从框架图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企业的外部情境因素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如经济情境范畴中市场正式机制的不完善作为PEST框架中的核心因素，不仅对经济范畴内的其他情境因素产生影响，还影响着社会及政治情境因素。各范畴内的情境因素相互作用构成的情境体系正是我国企业外部情境的独特之处，也因此使得我国各不同所有制企业在发展过程、战略制定及执行、运营管理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绘制。 图 3 中国企业外部情境因素PEST框架图

图选项

在对初始文献进行扎根分析的过程中，本文发现，国内关于情境化研究的深度可以分为几个不同的层次，包括在中国情境下直接引用西方理论或模型，对西方已有量表或模型进行修正使其更能够适用于中国企业的实践，以及关注中国企业面临的独特情境并尝试发展中国的本土管理理论。不同层次理论贡献的特征可以概括为理论检验、理论扩展、理论构建。而这种不同深度的研究分类可以通过情境因素在研究中所处的“位置”得以体现，即情境因素作为研究背景，情境因素作为研究变量，从企业管理实践中探索新情境化理论，以及情境因素作为研究构念(如图 4所示)。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绘制。 图 4 现有研究情境化深度

图选项

首先，当情境因素作为研究背景时，研究多以中国企业的数据为基础，对已有西方理论、量表或模型在中国情境下的适用性进行验证。此类研究的特征在于仅对已有理论或模型的信度及外部效度进行检验，分析其是否适用于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但并没有结合中国企业的数据对理论进行情境化的修正，属于在中国情境下直接引用西方理论或模型。如潘越等(2009)结合我国特殊的制度背景，实证检验了西方已有研究中关于政治关联对财务困境公司获取政府补助的影响的结论，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来自转型经济国家的实证证据。王栋等(2011)基于中国转型背景和独特的市场环境，探讨了企业外部网络范围和网络强度对战略变化速度的影响，为中国转型背景下企业的战略调整活动提供了有针对性的理论指导。经研究统计，此种深度的情境化研究占初始文献总数的53.6%。

其次，当情境因素作为研究变量(如调节变量、预测变量等)时，通过在研究中引入中国情境因素对已有理论或模型进行修正、优化，使其针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适用性有所提高，具有一定的理论扩展功能。然而此类研究虽关注来自中国企业样本的独特之处，但仍受限于最初的指导理论，因此对理论的扩展程度有限。如李延喜等(2012)通过引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平衡、区域法制水平不平衡等外部情境因素，研究了其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丰富了盈余管理的研究范围。陈建勋等(2010)通过将高层领导者的中庸思维作为自变量，从战略决策和选择的过程分析了其对组织绩效的影响，并通过实证检验对其因果关系进行分析。马忠和刘宇(2010)通过引入制度因素，分析了政府干预对企业资源的影响以及政府干预和企业资源对企业多元化经营的影响。经研究统计，此类研究的文献占比为35.5%。

第三种程度的情境化研究主要通过观察、分析中国企业管理实践过程中的独特之处，探索能够解释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新理论。此类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扩充对中国企业管理实践的认识及理论界定。如杨志刚和吴贵生(2003)通过对合资企业与国内后来企业在技术能力上出现显著差异这一现象的分析，总结出二者的技术能力成长路径，并得出不同技术来源的企业技术能力成长的路径依赖是导致二者差异的内在原因。田志龙等(2003)通过对中国企业谋求有利的生存环境及影响政府政策制定过程的策略与行为进行调查研究，探讨了中国企业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存在的政治行为与策略问题，以及导致中西方企业政治行为存在差异的原因。其在初始文献中的占比为8.5%。

第四，在情境因素作为研究构念的研究中，学者们不仅关注中国情境的独特性，并将其作为研究对象，深入分析其影响因素、生成机理、动态演化等方面，以期形成对中国情境的深入认知，是对西方已有理论范围之外的探索性研究。如武亚军(2009)提出了解释中国本土新兴成长型企业战略行为的整合框架，即“复杂—简练”双重性框架，并通过华为、联想、海尔的案例进行论证及阐述。刘理晖和张德(2007)采用深度访谈及编码分析，以六家国内大中型国有企业为样本，探究其组织文化，构建了度量中国企业组织文化的本土模型。田志龙和邓新明(2007)通过对中国企业采取的政治策略进行分析，归纳出中国企业政治策略类型，并以大样本数据为依据，采用实证研究方法深入探讨了中国企业政治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此种深度的研究占比较低，仅为2.4%。

不同层次的研究占比如图 5所示。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大部分涉及中国企业外部情境因素的研究还处于验证及优化已有理论模型的阶段，而发现新理论、将情境因素作为研究构念等高水平的研究较少。本文认为，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者对情境的认知存在一定误区，错将现象当作情境，因此研究仅停留于表面层次的现象分析，没有深入到现象背后进行深层次的情境根源分析。尽管部分研究引入了中国情境因素，但情境因素的选择过程并不是基于对企业管理实践过程的深入分析，而是“想当然”地认为中国企业在管理实践过程中所呈现出的特征、现象是由某些中国情境因素引起的，并据此构建模型或提出理论假设。此类研究缺乏科学、规范的分析过程，缺乏对引入的情境因素的合理解释，因此研究的严谨性大打折扣，并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情境化研究。在未来的研究中，本文认为，应更加关注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从实践出发，探究中国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呈现出的规律、特征，并针对这一发现深入分析其根源处的情境化影响因素、发展机理等，进一步提高情境化研究的深度。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绘制。 图 5 不同层次研究占比

图选项

本文针对具有不同研究深度的文献所采用的研究方法进行了统计和总结(如表 3所示)。由表 3可见，实证研究方法仍然是目前国内情境化研究中理论构建的主要方法，其他包括案例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所占比例不高，而且并不是所有采用案例研究方法的文献都具有理论构建的功能，部分文献也通过案例研究方法进行理论扩展。

本文发现，通过实证研究方法进行理论构建的研究，在量表开发阶段并不是采用传统的修正已有量表的方式，而是通过小组调研、深度访谈等方式寻找能够描述企业实践特征的变量，再据此构建全新的量表、设计调查问卷，如此得以摆脱在中国情境下使用西方已有量表的限制。如卫武(2006)通过小组调研、深度访谈得出了中国企业政治资源、政治策略和政治绩效的基本分类及测量变量，并实证分析了三者间的关联性，是针对中国企业政治资源的拥有情况、企业政治策略的使用情况以及政治绩效的获得情况的探索性研究。

通过对采用案例研究方法的文献进行分析，本文发现，部分研究首先在整合已有理论及中国情境因素的基础上构建框架，然后通过案例分析对框架进行检验；部分研究则是在对案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描述并分析中国企业的管理实践过程，并以此形成理论模型，如江诗松等(2011)通过对吉利集团的纵向案例研究，阐释了转型经济制度环境与后发企业能力追赶的共演过程，解答了“中国后发企业是如何在如此复杂而冲突的制度环境下实现能力追赶的”这一问题。显然，后者更有利于发现新情境，形成新的理论观点。由此可见，尽管同样采用案例方法，但出于研究目的及研究手法的不同，所得到的研究深度也有所差异。本文认为，在未来的情境化研究中，包括案例研究在内的质性研究方法应更好地发挥其能够“对实践过程做出有实据的、丰富的描绘与解释”这一优势，更多地发挥其理论构建的功能。

本文通过对405篇涉及中国企业外部情境因素的文献进行扎根分析，系统梳理了国内学界所关注的中国企业外部情境因素，并根据PEST框架对其进行归类。其中，政治情境因素的研究聚焦于政府管控及政治体制和制度；经济情境因素侧重于经济体制、制度和法规、市场、劳动力及经济环境；社会情境因素的研究包括“关系”、企业间关系、政企关系以及思维方式的研究；技术情境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技术发展现状、技术政策及技术创新的研究。

在此基础上，本文从三个层面进一步对国内现有情境化研究的现状进行梳理。(1)从研究内容来看，目前国内针对中国企业的外部情境因素的研究聚焦于经济情境和社会情境，而缺乏对政治情境因素及技术情境因素的深入研究。(2)从研究深度来看，现有研究的情境化深度可以通过情境因素在研究中的“位置”得以体现，即以情境因素作为研究背景的研究多是进行理论验证，以情境因素作为研究变量的研究多是对现有理论或模型的扩展，而探索新情境化理论和以情境因素作为研究构念的两类研究则具有理论构建的功能。(3)从研究方法来看，不同研究深度的文献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不同。在目前的情境化研究中，实证研究方法仍是理论扩展及理论构建的主要方法。

本文的研究局限之处在于，首先，研究是从整体研究现状出发，并没有细化到具体的研究主题，也没有针对某一行业或某一所有制企业及其独特的管理现象或问题。其次，本文仅关注了我国企业的外部情境因素，而没有关注企业的内部情境因素。第三，本文在对情境化因素进行扎根分析的过程中完全采用人工分析，可能会遗漏部分情境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