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Morrow于1988年首次提出“国际创业”(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IE)的概念，之后国际创业成为了学术界日益关注的主题。早期国际创业研究主要关注企业年龄、国际化速度以及国际化程度(Oviatt和McDougall，1994；Knight和Cavusgil，1996； Madsen和Servais，1997；Sharma和Blomstermo，2003)等问题，研究方法较为单一，主要聚焦于理论研究及定性分析。随着国际创业研究的不断深入，对这一领域的研究实现了重大飞跃，研究重点发生转变，目前学者已经开始探索新创企业的实际创业过程以及企业初次进入国外市场后的企业成长问题(Zahra，2005；Carr等，2010； Tolstoy，2010)，研究方法也逐步丰富和完善，国际创业的实证研究渐渐成为主流研究方向之一。

在过去的27年里，学者们拓展了国际创业的定义，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国际创业的概念内涵进行了界定(Zahra，2005；Covllo等，2011；Peiris等，2012； Terjesen和Hessels等，2013)。Oviatt 和 McDougall (2005)对国际创业的定义得到了广泛认同，他们将其定义为“跨越国界的发现、制定、评估和利用机遇，创造新的商品和服务的过程”。根据Oviatt 和 McDougall (2005)的研究，国际创业研究被划分为两大分支，分别是比较国际创业和非比较国际创业。他们将比较国际创业定义为：“聚焦于比较不同国家的创业者及其创业行为，以及他们所嵌入的情境。”将非比较国际创业定义为：“聚焦于跨国界的创业者行为的研究。”Terjesen和Hessels等(2013)借鉴Oviatt 和 McDougall(2005)的研究成果也将国际创业划分为比较国际创业和非比较国际创业。其中，比较国际创业包括国内创业的国际比较(例如，在不同国家的创业活动频率差异)和国际创业的跨国比较(例如，新创企业国际化驱动力的跨国差异)(Hessels，2008年)。通过梳理近年来发表在世界顶级期刊上的关于国际创业的研究，有些学者基于能力视角进一步丰富国际创业和国际化(长寿命)企业理论(Al-Aali和Teece，2014)；有些学者基于情境化梳理创业研究(Zahra和Wright等，2014)；有些学者不断拓展国际社会创业的研究综述(Zahra和Newey等，2014)；部分学者不断地聚焦天生国际化企业的早期迅速国际化(Cavusgil和Knight，2015；Zander和McDougall等，2015)。从多年来国际创业研究成果来看，非比较国际创业研究是国际创业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支，且由于实证研究类型的文章能够提供最新的研究成果，因此本文主要聚焦于非比较国际创业实证研究现状评述和展望。

关于非比较国际创业文献的搜集和查询，本文遵循“系统性审查”的方法(Tranfield，2003)，在英文数据库SSCI、SCI、EI中搜索以下关键字：born global(s)、 global start-up(s)、international new ventures、 international venturing以及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并在中文数据库“中国知网”中搜索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管理科学重要学术期刊以及《经济研究》所刊发的与国际创业、国际新创企业、天生全球化等关键字有关的文献，但是搜集的文献中不包括教学案例、书籍以及论文的评述。本研究是基于Rialp等 (2005)以及 Hnell和Nordman等(2013)所进行的关于国际创业研究的结果，我们对近十年(2006-2015年)内发表的中、外文文献进行了检索。由于实证研究类型的文章能够提供最新的研究成果，并且能够有效地反映非比较国际创业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 Hnell和Nordman等，2013)，因此我们决定剔除与综述研究和概念研究相关的文献，仅仅保留基于实证数据的文献。我们通过快速浏览文献中有关研究理论、方法和文章的内容，共筛选出63篇符合条件的文献(其中39篇英文文献，24篇中文文献，按照发表时间的倒序形式将所筛选的每篇实证研究文章重新进行编号，如表 1所示)。样本文献的数量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非比较国际创业作为一个年轻的学术研究领域获得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通过学术期刊来源统计可以发现，国外学者关于非比较国际创业的研究起步较早，在国际主流期刊上一直有相关文献发表；但是该领域的研究在国内起步较晚，在2008年之前该主题的文章鲜有在国内主流期刊上发表，但近年来国内学者们对该主题贡献了很多有益的研究成果。本研究通过对样本文献的作者信息进行分析发现，外文文献的作者分布较为分散，但是在中文样本文献中黄胜(5篇)、周劲波(3篇)以及许晖(2篇)的相对贡献较大。

本文从非比较国际创业理论基础、研究方法和切入视角三个方面对近十年取得的成果进行系统的梳理和评述，同时指出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并对未来相关研究趋势进行展望。

表 2总结了63篇非比较国际创业的实证研究所使用的10种理论(分别为RBV、权变理论、国际化过程理论、创业理论、组织学习理论、网络理论、制度理论、动态能力理论、注意力基础观理论、高阶理论)，由于我们很难从时间上对不同的理论应用进行精确的界定(朱秀梅和张妍等，2011)，因此本文仅对使用较为频繁的理论进行分析(Terjesen和Hessels等，2013)，其中应用频次前五名的理论分别是网络理论、组织学习理论、创业理论、国际化过程理论(IP)、资源基础观理论(RBV)，接下来我们一一进行阐述。

1.网络理论。21项研究使用网络理论(其中2项研究单独使用社会网络理论，3项研究单独使用企业网络理论，16项研究同时使用社会网络理论和企业网络理论)。关于网络理论的应用和发展主要聚焦于以下方面：首先，将社会网络与国际创业管理问题联系到一起进行探讨，从而实现社会学与经济学的研究主体和研究方法的完美结合；其次，将网络结构分析方法应用于经济领域，用网络结构观替代传统的地位结构观(Coviello，2006)，逐步形成了企业网络研究的主要理论和观点。很多文献利用网络是为了为国际化扩张提供理论支撑(Loane和Bell，2006)。为了在国外市场上良好运行，早期国际化的小企业通常利用网络。网络能够帮助企业获取知识、能力以及帮助企业克服自身所受到的资源约束(Park和Rhee，2012)。最后，根据Martina和John等(2010)的理论基础，进一步从“嵌入性”视角对国际创业的经济行为(Manolova和Manev等，2014)、行为导向(Zhou和Wu等，2007；Tolstoy 和Agndal ，2010；Khanin和Ogilvie等，2012 ；Diego和Andreu等，2013)和社会网络结构以及数量(郑准和王国顺，2009；Martina和John等，2010；Ellis，2011；Park和Rhee，2012)进行研究。学者们已经证实网络能够显著影响INVs研究(Coviello，2006；Sara 和Emilia 等，2013)，但是聚焦于评估INVs自身网络的研究相对较少。

2.组织学习理论。21项研究使用组织学习理论。我们所评析的文献使用的组织学习理论包含知识基础观(KBV)(许晖和王琳等，2015)以及更传统的组织学习理论(Isidor和Schwens，2015)。其中5项研究以KBV为基础，分别证实企业所拥有的独特知识和网络将有助于SME获取竞争优势，进而可以迅速国际化(Gassmann和 Keupp，2007)；企业不仅应该使用已有的网络来扩展国际市场知识和国际竞争力，同时应该开发新的网络以适应快速的国际化进程(Loane和Bell，2006)；国外市场知识的开发和利用将有利于国际创业绩效的提升(李卫宁和赵尚科，2010)；知识整合将提升知识创造能力(Tolstoy，2010)；创业者知识溢出和转移有助于国际创业企业知识存量的增加(许晖和王琳等，2015)。另外16项研究使用传统的组织学习理论，其中部分学者基于组织学习理论探究特定的东道国和母国制度环境对EE创业企业加速国际化决策和国际创业模式选择的影响(Hessels和van Stel，2011；黄胜和叶广宇等，2015；周劲波和黄胜，2015)；部分学者从能力视角阐释企业利用吸收能力(Zahra和Hayton，2008)、知识能力(Park和Rhee，2012)、国际学习能力(Dimitratos和Ernesto等，2014)、组织学习能力(Anabele和Joaquín等，2015)不断提升现有的知识资源质量和存量(Loane和Bell，2006；Valle和Teresa，2010)，进而提升企业的国际创业绩效和创新绩效，且能够加速企业业务国际化进程。学者们还进一步探究组织基于组织学习不断调整企业的国际创业导向和出口导向，以应对承诺的不稳定性变革和东道国创业的普遍性，进而降低国际冒险所带来的风险，从而提升国际合资企业的稳定性(Hessels和Van，2011；Isidor和Schwens，2015)。

3.国际化过程理论(IP理论)。19项研究使用国际化过程理论(IP理论)(黄胜和周劲波，2013a；邓新明和熊会兵等，2014；Glavas和Mathews，2014；Tony和Jeffrey等，2015；Isidor和Schwens，2015)。传统的国际化过程理论往往描述企业如何逐步增强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活动，国际化过程模型通常被划分为Uppsala模型(U model)和与创新有关的模型(I model)。在这19项研究中仅有3项研究单独使用IP理论(张骁和李欣，2015；Isidor和Schwens，2015；Tony和Jeffrey等，2015)，16项研究都是将IP理论和其他理论基础结合在一起使用的(周劲波和黄胜，2010；吴晓波和周浩军，2011；Ripollés和Blesa等，2012；Tony和Jeffrey等，2015)。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层面的研究。基于IP理论的研究通常以国际市场进入模式选择以及企业国际化绩效为结果变量(Gabrielsson和Kirpalani等，2008；杨忠和张骁，2009；邓新明和熊会兵等，2014；Glavas和Mathews，2014)。在非比较国际创业的研究中，使用IP理论受到广泛的批评(McDougall等，1994；Park和Rhee，2012)。学者们批判这一理论的关键论据是，这一理论适用于较大的国际化企业、已经建立的企业、跨国公司，但是不适用于研究小型企业、新创企业国际化(McDougall等，1994)。国际化过程理论不能很好地解释早期国际化企业的模式和行为(Park和Rhee，2012)。

4.创业理论。17项研究使用创业理论。迄今为止，国际创业理论的演进主要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国际商务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国际商务理论以及创业理论的交汇阶段，21世纪之后国际创业理论进入多学科交叉阶段。众多研究利用创业理论研究了战略导向(例如，网络市场导向、创业战略态势、创业导向、市场导向)对国际化绩效的影响(李卫宁和邹俐爱，2010；Khanin和Ogilvie等，2012；De Clercq和Sapienza，2014；Anabele和Joaquín等，2015)。部分学者基于创业理论进一步深入探究在国际创业过程中所需的认知能力(Martina和John等，2010)、市场能力(Maria和Andreu，2012)、创业能力(机会识别和机会利用)(黄胜和周劲波，2013a)和网络能力( Dimitratos和Ernesto等，2014)。有些学者利用创业理论研究网络结构、网络交互以及网络发展对国际新创企业每个成长阶段以及天生国际化企业快速国际化的影响(Coviello，2006；Freeman 和Schroder，2006)。少数研究利用创业理论研究行政和技术离岸外包对国际化销售强度和国际化销售规模的影响(Di Gregorio和Musteen等，2009)。而且创业理论一般不会单独使用，它总是与组织学习理论、资源基础理论、折中范式、网络理论、注意力基础观一同使用(杜群阳和朱剑光等，2010；黄胜和周劲波，2013a；Dimitratos等，2014；De Dirk和Zhou，2014； Anabele等，2015)。

5.资源基础观理论(RBV)。10项研究使用资源基础观理论(RBV)。Porter 等(1985)的定位学派在资源观兴起之前，在战略管理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Selznick(1957)和 Penrose(1959)奠定了资源基础观的基础。企业资源具有异质性，并且能够带来可持续竞争优势的观点被广泛认同(Loane和Bell，2006；许晖和郭净，2013；陈岩和蒋亦伟等，2014；Antonio等，2015)。此外，众多研究认为资源是影响新创企业的关键因素，资源与创业绩效正相关(王玉荣和李军等，2010；黄胜和周劲波，2013b；于晓宇，2013；Antonio等，2015)。有些学者基于RBV证实企业竞争优势能够促进企业早期加速国际化(Gassmann和 Keupp，2007)。于晓宇(2013)整合资源基础理论和国际创业理论，研究技术能力、网络能力和制度环境对国际创业绩效的作用机制，重点探讨网络能力的调节作用机制。陈岩和翟瑞瑞等(2014)依据RBV理论证实逆向技术溢出研发资本正向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由于RBV理论是静态的理论，并且没有考虑市场动态性对企业持续发展的潜在影响，因此很多学者质疑RBV理论(Eisenhardt和Martin，2000；Priem和Butler，2001)。

为了深入剖析非比较国际创业研究中所使用的实证研究方法，本研究分析了每篇文献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数据收集方法以及数据处理方法。图 1中横轴表示三种不同的本体论视角(个人、企业和网络)(Hnell等，2013)，纵轴表示定量、定性以及定量定性相结合的三种分析方法。

正如图 1所示，63篇实证文献中共有42项研究(66.7%)使用定量的方法，14项研究(22.2%)使用定性的方法，7项研究(11.1%)使用了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我们对42项以定量方法为基础的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收集方法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所有的研究都是利用问卷调查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的。14项定性方法为基础的研究中多案例研究占据主导地位(Loane 和 Bell，2006；周劲波和黄胜等，2014；黄胜和叶广宇等，2015)。这些研究中主要数据收集方法是对关键个人进行深入访谈，例如创始人、首席执行官(CEOs)或企业的其他管理者，或者利用公开的企业年报和企业注册信息以及公开出版的期刊/报纸进行数据收集。7项研究综合使用了定量和定性相结合方法的研究多采用半结构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数据收集。

注：1.本图受Hånell和Nordman等 (2013)研究成果的启发，由作者绘制整理。2.图中的数字标注和表1中所使用的编号相对应。 图 1 63篇文献所使用的方法

图选项

个人层面共有7项研究使用定量方法，其中有5项研究使用层级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处理；该层面仅有1项研究使用定性方法，聚焦于探究企业拥有的知识对企业国际化的驱动作用(Valle和Teresa，2010)。企业层面共有28项研究使用定量方法，其中多数研究同时使用多种方法进行数据处理(包括描述性统计方法、相关性分析、方差分析、层级回归分析以及结构方程模型分析)；该层面共有9项研究使用定性方法，这些研究多采用纵向案例以及扎根的研究方法(Glavas和Mathews，2014；黄胜和叶广宇等，2015)；通过文献分析，企业层面有5项研究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其中4项研究使用基于访谈的定性数据制定假设并且使用调查为基础的数据以验证这些假设(Liu和Jiang等，2013；De Clercq和Sapienza，2014；De Clercq和Zhou，2014)。另外2项研究使用调查数据作为基础，在第二步骤中使用定性访谈作为补充数据(Di Gregorio等，2009；Zhou等，2007)。网络层面的研究中共有7项采用定量方法，其中大多采用层级回归和结构方程模型进行数据分析；该层面仅有2项研究同时使用定量和定性方法探究已有的/新的网络以及社会关系对企业国际竞争力、企业国际化交换的影响(Loane和Bell，2006；Ellis，2011)。

纵观过去十二年的研究，非比较国际创业领域在企业层面分析中现存大量的定量分析。使用定量方法研究的文献越来越倾向于同时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和层级回归分析进行数据处理。使用定性方法的文献中越来越倾向于纵向案例研究，并辅之以从对管理者的半结构化访谈等途径获得的数据。越来越多的研究聚焦于网络层面，但是至今为止，多数研究都是基于量表调查法进行的实证研究。因此，非比较国际创业研究下一步应该使用更多定性方法来拓展网络层面的研究，并且我们倡导定性研究的结果可以被用来设计定量研究。这些基于网络层面的定性研究能够为企业开发国外市场机会提供更多的理论指导。

从上述总结不难发现，作为国际创业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有关非比较国际创业的实证研究中仍然以定量分析方法为主，定性分析以及定量定性相结合的方法相对较少应用；并且数据多以横截面数据为主，采用面板数据和纵向分析的研究较少，因此无法有效揭示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以及其他变量对国际创业错综复杂的影响和交互关系。

研究非比较国际创业领域的学者们如何确定切入视角，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者本身的观念(Sara Melén 等，2013)。有些学者将非比较国际创业定义为个人行为的反映(李巍和席小涛，2014；Tony和Jeffrey等，2015)，而有些学者选择聚焦于企业层面(Zahra和Hayton，2008；许晖和王琳等，2015)。一个新兴的研究流派甚至认为，国际创业可以在网络提供的集体结构中形成(Tolstoy 和 Agndal，2010；Manolova和Manev等，2014)。对现有的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发现，聚焦个人层面的学者们重点研究创始者和领导人，并且探究他们的决策如何影响本企业的国际化(Hsu和Chen等，2013；Tony和Jeffrey等，2015)。与此同时，聚焦于企业层面的研究流派认为，非比较国际创业几乎是通过天生国际化企业 (王玉荣和李军等，2010；Zhou和Wu，2014) 以及INVs(Diego和Andreu等，2013；周劲波和黄胜等，2014) 等这些特定类型的快速国际化企业才得以实现的。

在非比较国际创业研究领域，基于学者所关注的本体论，我们重点划分了此领域文章的切入视角：个人层面、企业层面和网络层面( Hnell等，2013；Siri 和Jolanda，2013)。本研究中的63篇关于非比较国际创业的实证研究中使用的本体论视角已经在表 2及图 1中具体呈现。我们相信多样化的观点和论据证实了非比较国际创业的多面性，因此我们应该更加全面地对待三种分析层次 (Keupp 和Gassmann，2009； Hnell等，2013)。

在63项研究中，有8篇(12.7%)文献采用个人视角。这些研究中的分析聚焦于企业中的个人创业者/经理或者高管团队。创业者/创业团队或者高管团队作为国际创业活动的发起者，在创业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朱秀梅和张妍等，2011)。个人层面的前因变量研究的切入点可归纳为创业者的能力(TMT评估能力、营销动态能力、创业者认知能力)、社会属性(TMT国际化经验、TMT特有经验共享、CEO关系、结构嵌入)以及自然属性(文化距离、TMT国籍多样化)。例如，Tony和Jeffrey等(2015)的研究表明，母国TMT对国际合资企业剥离的评估能力受到汇率风险和补救机制的影响。Martina和John等(2010)证实，CEO使用相同的语言以及CEO的地域多样化将有利于提高企业创业绩效。但是过分的依赖CEO个人国际社会网络将阻碍企业绩效的提升。有些学者认为TMT国际化经验将影响企业的国际化绩效(李巍和席小涛，2014)以及进入外国市场的模式选择(Bo Bernhard和Sabina，2011)。

个人层面的中介/调节变量主要关注战略视角(国际化战略意图、国际市场进入战略)、CEO特质视角(CEO年龄、CEO地位职权、CEO教育水平、CEO国际化经验、CEO 兼职状况)以及管理者权利配置视角(管理者国际注意力、团队结构与沟通)。例如，李巍和席小涛(2014)证实，国际化战略意图和国际市场进入战略作为关键的战略因素在TMT国际化经验和民营企业国际创业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Hsu和Chen等(2013)以台湾187家中小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CEO特质(CEO年龄、CEO地位职权、CEO教育水平、CEO国际化经验、CEO 兼职状况)在中小企业国际化和企业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许晖和郭净(2013)以中国的93家国际创业企业为研究样本，证实管理者国际注意力对营销动态能力与竞争战略之间的关系起着调节作用。

个人层面的结果变量主要聚焦于国际化速度(Martina和John等，2010)、外国市场进入模式(Bo Bernhard和Sabina，2011)、企业国际创业绩效(Matthias和Rainer，2008；Hsu和Chen等，2013)、竞争战略(许晖和郭净，2013)以及国际合资/剥离(Tony和Jeffrey等，2015)。

从上述分析可知，在非比较国际创业研究中个人层面的研究数量占比最低，显然个人层面的研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尽管有学者探究了创业者个人网络能力对国际创业的影响，但没有深入揭示个人网络能力发挥作用的内在机理。同时，虽然样本文献分别探讨了营销动态能力、TMT国际化经验和CEO特质对国际创业绩效的影响，但是截至目前，这些因素对非比较国际创业的综合影响仍鲜有学者探究。未来的研究中应该综合考察各种因素对国际创业绩效、竞争优势的形成和提升的协同作用。

在63项实证研究中，其中42篇(66.6%)聚焦于天生国际化企业、INVs以及国际风险投资公司等企业层面的变量。非比较国际创业企业层面的前因变量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组织治理视角、创业环境视角以及能力和资源视角。

组织治理视角又可以细分为组织结构因素(组织结构、组织态度、组织特征、公司治理TMT年龄、任期、股权、股权结构)、战略因素(创业战略态势、战略柔性、国际市场进入模式、早期国际化、国际化路径、创业导向、国际化战略、行政和技术离岸外包)、创业者管理和风格因素(创业者知识溢出、创业者知识转移、企业家全球竞争压力感知、创业出口承诺))。例如，Isidor和Schwens(2015)研究表明，从启动到重组阶段，组织的结构和态度会影响国际合资企业(IJV)的稳定性。Anabele和Joaquín等(2015)研究表明，创业导向对SMEs出口强度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张骁和李欣(2015)研究表明，企业家全球竞争压力感知与企业国际化扩张行为具有“倒U型”关系，国际市场导向对企业家全球竞争压力感知与企业国际化扩张行为的关系具有调节作用。

创业环境视角主要包括：制度环境、国际创业普遍性、文化和竞争强度。于晓宇(2013)研究表明，制度环境是新兴市场新创企业国际创业绩效的决定性因素。Hessels和van Stel(2011)研究表明，一个新创企业的普遍性将有利于提高一国的经济增长率。Zhou(2007)研究说明，对于早期国际化企业来讲，文化多样性和创业倾向(entrepreneurial proclivity)的交互将有利于提升企业的国外市场知识，并促进国际创业绩效的提升。Antonio等(2015)研究发现，竞争强度正向影响出口绩效水平，市场距离与出口绩效水平负相关。

能力和资源视角主要聚焦于企业资源(逆向技术溢出研发资本、资源)和企业能力(创业能力、国际创业能力、市场能力、技术能力、网络能力、VC企业能力、公司特有的所有权优势、国际创新、国际前瞻性)两个方面。陈岩和翟瑞瑞等(2014)研究表明，逆向技术溢出研发资本与企业国际化行为呈“倒U型”关系。于晓宇(2013)研究表明，技术能力和网络能力是新兴国家国际创业绩效的决定性因素。Daphne和Lau等(2007)研究表明，公司特有的所有权优势(科技、管理、业务和制度网络关系优势)将促进企业国际冒险活动和成功率。Glavas和Mathews(2014)研究表明，国际创新能力和国际前瞻性能力将有利于促进企业的国际商务过程。

非比较国际创业企业层面的中介/调节变量主要聚焦于战略视角(国际创业导向、国际市场导向、运营柔性、国际化市场导向、出口导向、多元化战略、产品策略、合作创业战略)(张骁和李欣，2015)、制度环境视角(承诺的不稳定性变革、母国制度环境/东道国制度环境、制度距离、动态制度匹配、动态制度支持、母国行业竞争强度、出口强度)(黄胜和叶广宇等，2015)、能力视角(内部能力、组织学习能力、制度能力、吸收能力、网络能力、技术能力)(Zahra和Hayton，2008；于晓宇，2013)、资源视角(企业资源、国际化知识、国外组织的关系资源、资本结构、人力资源)(陈岩和蒋亦伟等，2014)。此外，Zhou和Wu(2014)还从企业自然属性视角研究了企业年龄以及企业国际化承诺在早期国际化和企业国际化产出之间的中介作用。Liu和Jiang等(2013)以中国135家国际创业企业为研究样本，证实了动态制度支持、和国外组织的关系资源在企业战略柔性和新兴市场国际创业企业之间起到积极调节作用。

非比较国际创业的结果变量主要聚焦于四个方面，包括国际新创企业绩效，国际创业进入速度、模式或进程，国际创业企业决策制定(创业企业加速国际化决策、战略决策制定、新兴市场企业的国际化风险投资决策、出口决策制定)以及企业国际化行为(企业国际化扩张行为、国际学习、国际冒险)。例如，Antonio等(2015)研究表明，出口绩效水平受到企业资源、市场距离等因素的影响。黄胜和周劲波(2015)认为，企业国际创业能力和创业导向将有利于提升国际新创企业绩效。许晖和许守任等(2014)研究表明，企业国际化进程通过结构和间断两种路径实现平衡。黄胜和叶广宇等(2015)研究表明，完善的母国制度环境将促进新型经济体创业企业加速国际化决策，反之，母国缺失的制度环境将对其产生阻碍作用。张骁和李欣(2015)研究表明，企业国际化扩张行为受到企业家全球竞争压力感知的影响。

通过上述研究，我们发现以企业层面作为对象的研究相对较多，但鲜有论点用来解释为什么这个视角会被采用。Gassmann和 Keupp (2007)进行了唯一例外的研究，他们认为，使用企业作为分析层次对于解释中小企业(SMEs)早期和加速国际化是非常有必要的。这些研究重点几乎完全放在个人认知、创业者的行为特点等方面，但却忽略了组织特性。

非比较国际创业的文献中有13项(20.7%)使用网络层面的研究，它们均研究了企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创业过程。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社会网络和企业网络极大地推动了企业国际化的进程，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基于网络层面的非比较国际创业的实证研究吸引了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网络层面的前因变量主要关注于网络和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国际合作、网络能力、国际化学习)(Ellis，2011；Dimitratos和Ernesto等，2014)、网络构建和创新(网络开发、网络结构、网络交互)(郑准和王国顺，2009；Tolstoy，2010)、网络战略(财务网络多元化、网络市场导向、创新导向)(Khanin和Ogilvie等，2012；Diego和Andreu等，2013；Manolova和Manev等，2014；Thurner和Gershman等，2015)。

网络层面的中介/调节变量主要聚焦于个人网络多元化、新创企业规模、竞争优势、知识整合、国际化知识创新、国际创业倾向、知识获取、研发能力、国际化经验等。例如，Khanin和Ogilvie等(2012)表示，竞争优势(产品差异化、低价格优势)在网络市场导向和新创企业国际化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Manolova和Manev等(2014)基于对623位创业者的问卷调查，实证研究了个人网络多元化和新创企业规模能够正向调节新创企业财务网络多元化和国际化绩效之间的关系。

网络层面的结果变量较为丰富，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首先是企业的发展过程，包括国际新创企业阶段(Coviello，2006)、天生国际化企业发展以及快速国际化(Freeman和Edwards，2006)、新创企业国际化水平(国际化强度、国际化规模)(Fernhaber和Gilbert等，2008；周劲波和黄胜，2010)、成为微型跨国企业(mMNEs)的概率(Dimitratos和Ernesto等，2014)、国际化程度(Manolova和Manev等，2014)；其次是对企业国际化绩效的研究(郑准和王国顺，2009；Khanin和Ogilvie等，2012；Diego和Andreu等，2013)；最后是与企业竞争优势有关的国际竞争力(Loane和Bell，2006)、知识创造(Tolstoy，2010)、产品和流程创新(Thurner和Gershman等，2015)。

从上述研究可以发现，非比较国际创业是能够分别从个人层面、企业层面以及网络层面进行剖析的。同时，非比较国际创业不同视角的多重、多样化的研究不仅丰富了理论化概念模型及其模型建构的可操作性，也使其更加复杂化。本研究分析的结果也揭示出，非比较国际创业领域中使用的本体论视角以及本体论视角中所使用的分析层面都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这种发展与Coviello 和 Jones (2004)的综述研究不同，他们认为在实证研究中企业层面的研究通常被作为主要的分析单位，其次是个人层面的研究。Rialp等 (2005) 的研究也表明，大量的研究聚焦于创始人和创业者在建立早期国际化企业的过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然而，随着网络层面研究的逐渐增多，上述学者的研究也承认，无论是基于创始人个人层面还是基于企业层面的研究都越来越多的关注网络的作用。

在过去的12年里，学者们开展了一些非比较国际创业的实证研究，并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通过详细剖析所筛选的文献不难发现，现有的非比较国际创业实证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研究方法仍然比较简单，大多以定量分析为主，难以阐明国际创业及其相关结果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更无法展现非比较国际创业自身的动态演化及其影响效应。只有15%的研究中关键受访者数量超过一个。尽管非比较国际创业的部分研究对于采集的特殊数据采用交叉验证的方法值得借鉴，但是如此小的比例仍远低于令人满意的水平。第二，实证研究的理论基础还不够扎实。第三，研究层次划分尚未达成一致，现有的研究成果中鲜有跨越多个层次的非比较国际创业探究。第四，在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的分析研究中，对于引起创业活动各个层面的前因变量还未探究清楚，鲜有关于创业前因变量的多层次性研究，缺乏个人层面的结果变量研究。从上述分析中不难看出，现有的非比较国际创业实证研究仍存在着很多问题和研究缺口。

基于以上对现有非比较国际创业实证研究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分别从非比较国际创业的方法论、多元化理论、方法论和理论的融合、切入视角的整合以及前因和结果分析等方面给出未来研究方向的建议。如图 2所示。

图 2 非比较国际创业研究视角及作用机理研究整合框架

图选项

文献综述显示，借助探索性定性方法和验证性定量方法对非比较国际创业领域进行了研究。反过来，研究结果又为未来的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这表明，非比较国际创业领域的研究已经到达相对成熟的阶段。以网络为中心的研究已经选择了不同于个人层面和企业层面的研究方向，并且在研究国外市场上的创业过程时鼓励采用多种分析方法。基于网络框架的过程视角，需要补充基于横截面数据和数据集的研究，这些数据可以促进国际化过程，进而促进网络发展。本研究建议学者们采用更长的过程并以更多纵向数据的研究为基础。同时，本文认为有必要更深入的了解是什么机制维持创业过程，并让企业发展到更加成熟的阶段。

关于非比较国际创业的实证研究中已进行了相当多的定性网络研究，但是很少有定量研究设计出明确的模型来解释网络的作用。我们建议学者们开发以网络为基础的定量方法，并且优选基于不同时间点所收集到的数据，以便解释动态性的影响。关键受访者应该是那些参与合作项目的人。若受访者仅仅负责项目的战略，则不满足作为关键受访者的要求，不应作为关键受访者。而且，研究应该包含因变量，例如，“企业创建”、“知识创建”、“产品/服务创新”以及“市场渠道创新”，以反映在国外市场层面的国际创业行为的核心。

我们同样为非比较国际创业领域目前正在使用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扩展，并勾勒了几个新的理论视角。

关于网络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网络理论作为一种全新的范式拓展了非比较国际创业的研究视角。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视角展开：首先，可以借鉴激进学派的价值链分析视角，注重“弹性生产”的价值创造以及新的竞争环境下的价值提升等理论模式。第二，在非比较国际创业研究中，企业国际网络关系中可以引进关系分析，其中包括社会关系的嵌入性分析，以及社会网络和关系资产分析。第三，未来非比较国际创业的研究应嵌入权利分析，其中包括企业间的权利和网络组织间的权利理论模式。最后，基于新制度经济学，国际创业企业网络构建方面可以纳入制度分析模块，其中包括制度和区域制度以及网络内外的协调和治理研究。然后，以此为基础，网络理论在未来应聚焦于物质和社会制度层面的整合。

通过研究发现，组织学习理论是最常使用的理论之一。组织学习理论的其他研究方向可以为非比较国际创业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首先，个人和组织作为组织学习的关键主体，现有对以组织为主体的研究比较丰富，但是探讨个体学习的实证研究较少，未来的研究可以对此进行深入探讨。其次，国际学习在近些年来日益受到关注(De Clercq和Sapienza，2014；De Clercq和Zhou，2014)，但是现有的关于国际学习的研究多集中在概念界定上，至今还没有广泛认同的维度划分和测度方法，未来的研究可以不断探索和深化国际学习的内涵界定和维度划分以及指标体系的研究。最后，关于组织学习的影响因素方面，从内部因素的视角进行剖析，研究发现，关于组织的资源特征和企业治理以及高管团队能力的研究较为丰富，未来可以进一步开展组织结构和态度、创业者及创业团队治理模式等因素的研究；对于影响组织学习的外部因素的研究中，制度视角的研究已经比较成熟，未来可以进一步研究创业生态系统以及即兴能力对组织学习的影响。解决这些问题对于在企业层面和网络层面的创业研究都是至关重要的。

关于国际化过程理论，由于在单独应用过程中适于大公司而不适于小公司，而且对于企业国际化过程与绩效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争议。面对这些现状，首先我们可以将国际化过程理论与其他理论结合使用，例如，即兴行为理论、创业能力理论、创业生态系统理论、战略管理理论等。其次，在企业国际化过程理论应用过程中融入中介/调节变量，拓宽研究路径，提升理论的应用价值，深化研究深度。

关于创业理论，21世纪将成为国际创业理论快速发展的时期，不同理论背景的新思想、新理论将会出现(方世建，2011)。Sarasvathy(2011)基于西蒙决策理论提出并改进的效果逻辑创业理论，为非比较国际创业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依据效果逻辑理论，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研究效果和因果逻辑对创业绩效的影响问题；进一步探究在效果逻辑视角下创业者创业能力(机会开发、机会利用能力)的生成机制；环境(特别是纵向的制度演进)的引入以及不同制度、文化等环境下的适应性问题等。未来研究还可以基于创业理论分别从创业者、国际创业类型和范围等方面进行探讨。此外，还可以基于权变的视角，进一步深入探讨个人、企业或者网络层面变量在不同环境下对国际创业活动以及结果所带来的影响。

在资源基础观方面，首先，一些有关非比较国际创业的研究主要聚焦于研究企业资源对国际创业绩效的影响问题(陈岩等，2014；Antonio等，2015)，有些学者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探究人力资源和研发资本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陈岩等，2014)。未来的研究可以基于资源拼凑理论对企业的多种资本进行拼凑，进一步深入研究资源拼凑对机会辨识与企业国际创业绩效作用机理的研究。其次，现有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层面无形资本的研究(例如，陈岩等(2014)所强调的企业的逆向技术资本溢出)，另一个有希望的途径是对个体心理资本(如，积极心理学)和东道国的文化和语言的喜好的研究，以探究社会如何塑造态度、动机和意愿。

由于创业是一个多层次的现象，所以需要整合理论方法以便进行多层次的评估。尽管在非比较国际创业研究中一些理论范式得以发展，但是我们注意到，管理、国际商务、创业以及相关领域，如经济、财务和社会学等缺乏突出的理论支撑，未来的研究可以使用整合理论方法。此外，迄今为止已经有一些以亚洲的国家和地区(例如，中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日本、韩国、新加坡等)为研究对象的非国际创业研究，但是像中国、印度这样的经济和人口大国却与其文章发表量不相匹配。如何在世界上占据一席之地？其中理论的发展是动力，学者们需要在平衡理论和现实的差距上做一些奠基性的工作。基于全球视角和理论，借鉴共同的理论语言，各国的研究应该更加注重开发本土化的理论，并注重将这些理论不断提升和共演，使其适应非比较国际创业不断发展和深化的要求。

现有的关于非比较国际创业的研究大部分是基于西方情境的理论和方法的，鲜有基于中国本土化的管理理论、创业理论与研究方法(定性、定量、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相融合的研究。但是值得欣喜的是，国内的学者已经日益关注非比较国际创业的研究(杨忠和张骁，2009；周劲波和黄胜，2015；许晖和王琳等，2015)。在未来的研究中学者们不仅要基于多个纵向案例研究，提炼适合本土创业的创业理论。还应该基于全球视角，运用共同的理论语言，在定性研究的基础上，将提炼的创业理论运用定量的方法放在不同情境下，检验所得理论的契合性和普适性。在创业研究愈发注重情境化问题的趋势下，在未来的研究中学者们应该更多地将中国东方管理思想，例如“合理论”以及东方文化背景下的“儒家式领导”、基于双元思想的“阴阳哲学”、基于“家”文化的“新集体主义观(neo-collectivism view)”、基于生态系统的“共演理论”(陆亚东，2015)与研究方法相融合，使非比较国际创业研究逐渐本土化。

1.个人或者企业层面的未来研究方向。在很多情况下，选择分析个人或者企业层面似乎已经成为惯例(Hnell和Nordman等 ，2013)。在未来的研究中，个人层面可以进一步分析创业者全球竞争压力感知能力、高管团队注意力焦点以及创业者承诺对企业国际化扩张行为的作用及影响机理。企业层面可以将战略管理和组织学习相结合或者将竞争优势理论与企业自身后天习得的能力等相结合，研究其对国际创业绩效或竞争态势的选择。邓新明和熊会兵等(2014)聚焦于民营企业政治关联对企业国际创业绩效的影响，受此启发，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探究在承诺不稳定性变革的条件下，不同所有制类型的企业国际创业行为对新创企业国际化进入和成长模式的动态作用机理。Isidor和Schwens(2015)呼吁对组织结构和态度进行深入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深化上述因素对国际合资企业稳定性的影响与作用机理。

2.网络层面的未来研究方向。网络组成多层面的框架，除了包括个人和组织层面，也包括结构维度，这些结构维度有助于揭示国际企业的组织内部以及人际间的知识结构。我们认为，网络理论以及其广阔的边界假设(例如，涉及国外新创企业的集体行为)能够进一步划分这些维度。网络模型也能够通过权变理论阐明组织结构发展过程，这个结构中研究人员能够使用参考点(reference points)决定创业行为在哪里(where)(参与者、关系、团队)、为什么(why)、如何(how)出现。网络关系中的行为链可能最终组成创业过程，因此，通过将这些行为排序以便从序列的角度获得国际创业的时间特征(即什么时候，when)。尽管时间序列经常被忽略，但是时间序列是创业的关键组成部分，因为资源通常只能在时间和空间迅速契合的时刻可用。在对网络研究的回顾中，我们可以发现，创业行为能够在不同的国际化阶段被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机会类型，这种机会是通过不同时间点网络动态创造的。现有的研究缺乏对创业型企业与已建企业之间的联盟的探究。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着重对联盟合作伙伴之间的利益以及矛盾隐患进行研究。除了更加深入地探测网络中的创业过程，还应调查表征国际化企业努力方向的外源性影响。

3.网络与战略导向融合的未来研究方向。许多企业的能力被嵌入到网络关系中，而且随着整个网络框架的变化而发展。因此，利用这些能力的机会仅仅存在于某些时间点和空间中，同时由于网络的动态性机会可能会迅速地消失和再出现(例如，顾客需求的变化、竞争强度的加剧、新的供应商的技术变动)。首先，目前网络视角受到的关注有限，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多层次的网络视角分析，极大地推动非比较国际创业领域的研究并提升人们对该领域的理解。其次，未来学者可以将网络理论与当前广泛使用的理论(例如，IP理论、RBV、组织学习理论以及战略管理理论)相结合，以便随着时间的推移更好地理解跨越国界创业过程中的能力提升。再次，未来的研究可以将网络与战略导向相结合，例如应用网络市场导向探讨其对INVs国际化决策的效率和效能的影响。鉴于进入国际市场方法的选择是INVs的一个关键决策(Autio，2005； Zahra，2005)，未来也可以研究网络和战略导向相结合对不同进入模型的影响。

4.切入视角的跨层次整合研究。现有的研究中，个人层面、企业层面以及网络层面的研究相互分离，综合分析的研究很少。未来的跨层次的整合，以及这种跨层次的创业行为对创业产出的影响将成为重点研究方向。例如，将个人层面和企业层面相结合，进一步研究创始人国际化经历如何促进企业资源的开发进而获得国际竞争优势；研究将企业层面和网络层面相结合的网络市场导向如何影响新创企业的国际创业绩效；研究INVs的管理者如何利用网络市场导向的战略关系过程识别更多的创业机会；还可以对前因变量和创业产出进行更深入的整合研究，并探讨创业对不同类型产出的潜在中介/调节作用，以及不同层面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对创业产出的影响作用。

1.前因变量的未来研究方向。目前迫切需要在个人、企业和网络层面对非比较国际创业的前因变量进行研究，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是什么引起了创业活动。在个人层面上，研究人员可以探究人力资本(如，创业知识溢出/转移，创业经验)和心理资本(如，态度、动机)，这些因素都有可能在特殊的情境下引起特定类型的创业活动(如，以技术为基础创业)。在企业层面，未来的研究可以聚焦于在不同的情境下探讨企业的创业战略如何受到其他企业的影响以及企业如何调整自身的战略以适应母国和东道国不同的情境。在网络层面，未来研究可以探讨社会资本(如，关系网络)在不同环境动态条件下对创业活动的影响。此外，在战略管理中关于战略、结构和环境的影响的经典论证在非比较国际创业领域还没有完全发展开来。未来网络层面的研究可以沿着这些维度展开。

考虑到创业现象的多层次性，创业前因变量的跨层次研究将会是未来研究的重点(Elam和Terjesen，2010)。这不仅对于识别不同层面上前因变量的重要性有重要影响作用，而且对于研究不同层面上前因变量是否以及如何相互作用也会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例如，个人创业特征(例如，即兴能力)与企业层面的创业战略(如，创业战略态势)进行相互作用能够产生跨层次研究的成果(例如，企业成长)。

2.结果变量的未来研究方向。探索创业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时，我们建议，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主观因素和非收入维度。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非比较国际创业缺乏个人层面结果变量的研究。未来的研究可以从创业者的幸福感(如，快乐、健康)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等方面来探索产出(例如，客户对新产品的需求)，还可以研究拥有企业的女性是如何影响其孩子的童年经历、观念和未来计划的。非比较国际创业研究主要聚焦于企业层面，这一层面的研究已经相对成熟，未来的研究需要不断拓展新的研究主题，例如，“互联网+”对企业国际进入模式选择的影响以及大数据时代新创企业国际化网络的构建。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基于网络层面对非比较国际创业进行研究。在未来的研究中，学者们可以探讨如何更好地构建和维持个人网络以及企业网络。研究创建者(企业高管)的原始网络对新创企业发展的影响、知识和信息如何在网络成员之间流动与有效降低网络成员之间的风险投机行为(例如，网络内部成员将专利知识泄露给其他合作伙伴)的方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