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稳外资”是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内容，与中国发展全局与长远利益紧密相关。改革开放以来，外资不仅弥补了国内资本缺口，也在技术引进、管理创新与产业升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外资企业虽然仅占市场主体的约2%，但贡献了全国近4000万个就业岗位、约40%的进出口以及约14%的研发投入与税收（李磊和马欢，2023）。然而，近年来中国吸引外资增速已明显放缓。2019—2025年，外资新设企业数量和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增长率分别为2.18%和−2.45%，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 ¹在此背景下，如何“稳外资”已然成为重要议题。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扩大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落实好“准入又准营”，力求构建高效、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培育引资新优势。因此，通过优化制度供给，破除各类制约外资进入的堵点和难点，持续提升开放质量，增强对外资的吸引力与黏性，已成为当前实现“稳外资”目标的重要路径（韩剑等，2025）。

推动实现“稳外资”本质上是一个涉及东道国市场条件、国际市场波动以及母国与东道国之间差异等多维度的综合性课题（Head和Ries，2008；Berry，2013；Chen和Lin，2020）。从既有研究成果来看，政策赋能、产业引导、新兴技术与要素支撑等措施是影响“稳外资”的主要手段。例如，构建高效能政府治理、完善基础设施以及推进市场一体化等，共同为外资进入提供了坚实的政策保障（Globerman和Shapiro等，2002；Halaszovich和Kinra，2020；陈雯等，2025）。逐步放开产业投资限制，有助于降低进入壁垒、优化本地市场环境和产业生态，从而为引导外资流入创造更丰富的产业机会（Huang和Wei，2016；谢申祥和李彦君，2025）；新兴技术与要素的不断普及能够弥补技术效率短板，调整要素配置结构，改善当地资源禀赋条件，进而为吸引高质量外资培育新动能（Marasco等，2024）。可以发现，既有研究对促进外资流入、实现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政策参考和路径选择探讨较为翔实。从短期来看，这些举措确实能够吸引和稳定外资，但可能难以形成持续的制度性优势。高水平对外开放往往需要依托高质量的规则体系，而“制度型开放”这一理念的核心要义正是将国家规则与标准优势转化为国际竞争与合作中的长期引资竞争力。因此本文认为，标准化治理是稳定并加速外资进入的关键路径；而对于现阶段中国而言，积极构建高水平制度型开放体系，将国内的“规则优势”转化为“引资优势”，则是实现“稳外资”的重要手段。

主流经济学一般将标准化视为一种社会治理的“制度工具”，即通过标准的全面覆盖与系统控制，建立健全相关制度、程序与监管体系（曹太鑫等，2024），进而推动国家社会治理走向多元化、清晰化与精细化（侯俊军和张莉，2020）。标准化能够构建统一的平台、接口、流程与制度，提升系统兼容性，缓解市场分割与制度摩擦，同时通过强调质量、专业化和多样性，避免同质化竞争带来的附加值低、创新乏力等问题。也就是说，标准化实质上是增“量”和提“质”的内在统一，是“共性”规则与“个性”创新的有机结合。外资企业通常具有更强的“商业特征”与市场属性（周欣雨等，2023），且对外部冲击更为敏感（Berry，2013），这使其对制度环境的稳定性、透明度和可预期性有着更高的要求。随着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深入推进，贯通各类市场堵点难点、促进要素优化配置、科学引导产业升级并防止“过度内卷”，已成为当前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而标准化治理在这一进程中发挥着关键的制度支撑与引领作用（李兰冰和逯海勇，2024）。因此，标准化治理作为一般性的制度工具，是针对外资企业特定需求、稳定其长期预期的关键机制，对于实现“稳外资”具有战略意义。

本文将分批次开展的“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作为一项政策冲击，利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标准化治理的“稳外资”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第一，标准化治理能够促进“稳外资”，且该结论具有稳健性。第二，优化产出水平、扩大生产分工以及提升政府管理效率，是标准化治理促进“稳外资”的重要途径。第三，标准化治理对传统口岸城市、非老工业城市以及外围城市“稳外资”的促进作用，强于对非传统口岸城市、老工业城市以及中心城市的促进作用；标准化治理能够与“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等形成政策协同效应，进一步强化“稳外资”效应；本地区“稳外资”有利于促进其他地区“稳外资”，而标准化治理对“稳外资”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本地区而非其他地区。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为以下三点：第一，在研究视角层面，本文着眼于标准化治理与“稳外资”的关系，将两者纳入统一分析框架，对标准化治理影响“稳外资”的机理进行深入研究，从而构成对既有理论体系的有效补充。第二，在经验证据层面，本文基于“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这一政策冲击，利用2006—2022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开展实证研究，从而能够更为精确地刻画标准化治理对“稳外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第三，在研究内容层面，本文考察了标准化治理在推动“稳外资”过程中的异质性、制度协同效应以及空间关联效应，为在新发展阶段下以标准化治理促进“稳外资”提供了路径优化依据。

二、制度背景与研究假设

(一) 制度背景

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我国对外经济交流迈入快速发展与结构转型并行的新阶段，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逐步形成。为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与价值链，充分把握国际市场的发展机遇，我国将标准化作为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围绕国际标准引进转化、参与国际标准制定、打造自主标准体系并推进国际化、前瞻布局新兴领域标准等方向，系统开展协同化、开放式的标准化治理。这一系列实践不仅提升了国内产业技术水平，也为全球贸易与产业合作奠定了规则根基，营造出更加透明、一致且互认的合作环境。

为持续深化标准化改革、健全技术标准体系，国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顶层政策。2015年3月，国务院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明确应“推动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标准互认”，并“放宽外资企业参与中国标准的制定”，从而有效降低外资准入壁垒。同年12月发布的《国家标准化体系建设发展规划（2016—2020年）》，提出“推动与各国或地区的标准化合作，服务全球经济一体化”，以持续破除营商环境障碍。2021年10月，《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正式出台，强调“推动国内国际标准化协同发展”“统筹推进标准化与科技、产业、金融对外交流合作”，并首次将标准化建设与外资发展直接挂钩，为扩大外资引入提供政策支撑。同年12月，十部门联合发布《“十四五”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标准体系建设规划》，要求“积极采用国际标准”“提升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的一致性程度”，以降低市场交易成本，拓宽外资进入空间。2024年3月，多部门联合印发《贯彻实施〈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行动计划（2024—2025年）》的通知，再度明确应“保障外商投资企业依法平等参与我国标准化工作”，全力为外资企业在华经营打造规范高效、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

2016年12月与2018年3月，国务院分两批启动“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试点范围覆盖浙江、山西、江苏、山东、广东五省共7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在区域布局上构建起多层次的改革推进体系。试点以提升标准化治理效能为核心，重点推进“国际标准跟踪、评估与落地转化”“与主要贸易国之间的标准互认”等工作。随着试点工作的持续深入，国内标准体系的市场适配性与国际兼容性显著增强，中外标准差距不断缩小，从而在制度层面降低外资企业在华运营的技术门槛，为优化外商投资环境、落实国家“稳外资”战略提供了坚实保障。

需要指出的是，助力外向型经济发展仅为此次改革的一部分。从顶层设计来看，试点更深层次的目标是依托制度创新引领经济社会全面发展，聚焦产业升级、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低碳、智慧城市、现代服务、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加速先进标准研发与落地，使改革兼具多样性与探索性。从区域布局来看，试点既选取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也纳入山西这一内陆省份，兼顾不同区域类型与发展层次，既能全面检验改革成效，也能确保成熟经验在各地推广落地，助力标准化改革全面引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二)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标准化作为经济社会运行的基础性规则，全面渗透至市场发展各领域，深刻重塑市场结构与营商环境，对“稳外资”形成多重复杂影响。从正向作用来看，标准化能够通过降低交易成本、稳定制度预期、推动技术协同等方式促进“稳外资”。第一，标准化通过统一关键零部件参数与设备接口（杜雯秦等，2024），引导研发资源向产品安全、性能优化等核心领域集聚（聂力兵等，2026），从而有利于形成专业化分工格局与规模经济优势，减少外资企业适配本地市场所产生的设备、人力等额外投入，进而简化投资流程、降低市场进入成本（何凡等，2024）。第二，标准化所衍生的正式制度体系能够规范合同文本与法律执行机制，提升市场主体在管理、语言及争端解决等方面的一致性（祝继高和梁晓琴，2022），增强市场可信度与法律保障，从而缓解外资进入的制度不确定性。第三，标准是聚合“政企产学研”多方共识的“最佳实践”载体（崔维军等，2022），其制定与落地能够加速知识流转和技术迭代，为产业转型升级与外资发展提供优质公共服务支撑。

需要注意的是，标准化的实施效果也会受到适应性成本、配套供给、产业结构等因素的制约。首先，若外资企业原有技术标准与东道国标准差异较大，企业将承担高昂的设备改造、生产流程调整等成本（Fontagné 等，2015），进而阻碍其落地布局。其次，充分释放标准化效能还离不开基础设施、专业人才等配套资源的支撑（何凡等，2024），配套供给不足会大幅削弱标准对外资的吸引力。最后，标准化对生产效率的提升效应在制造业领域尤为突出（杜雯秦等，2024），换言之，在制造业占比偏低的地区，标准化的“稳外资”效果会随之弱化。

尽管学界对于标准化影响“稳外资”的实际效应尚存在分歧，但现阶段中国并不具备因标准化治理而阻碍“稳外资”的现实基础。其一，中国持续推进国内标准与国际规则对接，加快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逐步弥合国内外“标准鸿沟”（侯启缘和宋嘉，2025），从而大幅降低外资企业的技术改造与流程适配成本。其二，中国近年来不断加大标准化建设的投入，基础设施逐渐完善、专业人才队伍日益壮大（李兰冰和逯海勇，2024），配套短板逐步得以补齐，为吸引外资筑牢了基础。其三，中国是全球制造业大国，产业规模庞大、门类体系完备，为外资企业进入提供了广阔的市场机遇。综上所述，对于中国而言，标准化治理的深入推进整体上能够促进实现“稳外资”目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1：标准化治理有利于促进 “稳外资”。

产出水平是外资企业选址决策的核心考量因素，直接关系到企业的市场竞争力与盈利空间。产出水平优化主要依托生产率提升（吴海涛等，2025）与创新活力释放（郑江淮和师磊等，2023）两大途径：生产率提升能够稳定经营环境、对冲市场风险，创新驱动则依靠知识溢出与技术扩散夯实产业发展根基。而标准化治理则从生产率与创新两个维度同时优化产出水平。在生产率层面，依托标准化规范生产作业与管理环节，能够显著压缩企业内部协调、要素投入、全程监管等运营成本（刘海建和胡化广，2023）。具体而言，其一，标准化有助于减少生产环节的无效损耗，缩短生产周期。其二，标准化培训体系的搭建能够有效提升员工岗位能力，提高整体用工效能。其三，统一设备与零部件规格有利于缩减设备调试与部件更换时长，全面提高生产运转效率。在创新层面，标准化剔除了企业重复性、共性的非必要流程，引导企业资源更多向长期研发领域倾斜。与此同时，标准化通过形成差异化市场准入门槛，倒逼企业争先研发新技术、新工艺，以抢占标准主导权，激发内生创新动力（郝兆兴和叶阳，2025），并驱动创新从独立、分散走向协作、系统。由此可见，标准化治理通过提质增效、赋能创新，打造兼具竞争力与活力的营商环境，吸引外资流入。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2：优化产出水平是标准化治理促进 “稳外资” 的作用机制。

生产分工格局与资源配置效率紧密相关，同时也是影响外资地理布局的关键因素。完备的上下游产业配套体系能够拓展区域分工边界（万陆等，2025），促进外资企业深耕专业领域、提升运营效率。标准化依托资源整合与流程协同，持续推动生产分工演进。首先，统一的技术参数、质量标准与管理规范将促使上游企业合规生产，解决下游企业反复检测、零部件适配调试等问题，打通跨主体、跨领域协同生产的堵点，降低信息搜寻、商务洽谈、事后监管等外部成本（何凡等，2025），增进主体互信（孙浦阳，2025），缩短总体运营周期，拓展生产分工范围。其次，产品模块化与接口标准化能够实现零部件跨企业通用组装，突破单一企业产能限制，引导企业深耕细分赛道、融入产业集群，成为扩大分工、实现规模经济的关键机制（吴月丰等，2025）。最后，标准化可将零散经验、隐性知识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规范（钱蕾和何艳玲，2024），帮助新进企业快速融入分工网络，引领分工体系扩容升级。基于上述分析，标准化通过扩大生产分工显著改善了营商环境。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3：扩大生产分工是标准化治理促进“稳外资”的作用机制。

政府管理效率影响政策落地效果与公共服务质量，是外资考量营商环境的重要因素。提升政府管理效率能够削减制度性交易成本、遏制寻租行为，营造公平透明的市场环境（黄友星等，2024）。标准化对政府管理效率的提升作用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标准化通过对法律制度和管理机制进行简化，构建统一、明晰、操作性强的指标体系，推动城市治理由粗放模糊转向规范精细（陈世香和李帅，2024），从而减少政策执行环节的自由裁量空间，有利于强化外资企业对制度环境的稳定预期。第二，标准化通过明确各治理环节、工作流程的执行准则，保障多部门、多层级工作协同联动，从而规避标准不一致引发的资源错配、权责混乱等问题，全面提升综合监管能力（唐皇凤，2017）。第三，在前沿数字技术不断取得突破并深度渗透经济社会各领域的背景下，标准化不仅规范了数据采集、存储、清洗等环节，为减少数据误差和遗漏、提高数据质量奠定了基础，而且通过统一软硬件接口标准，推动异构系统、平台和设备之间互联互通，打破“信息孤岛”，为政务决策、公共服务提供数据支撑（陈世香和李帅，2024）。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 4：提升政府管理效率是标准化治理促进“稳外资”的作用机制。

三、实证模型设定和变量说明

(一) 实证模型设定

为考察标准化治理对“稳外资”的实际影响，本文构建了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其中，FDI_it为地区i在t年的外资流入，反映“稳外资”水平；standard_it为标准化治理；D_it为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维度的控制变量集合；μ_i为地级及以上城市固定效应（后文简称城市固定效应），δ_t为年份固定效应，ε_it为随机扰动项，并统一在城市层面进行标准误的聚类调整。

(二)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外资流入（FDI）。本文参考万源星等（2022）的研究，以实际利用外资额（单位：万美元）加1后取对数来反映。

2. 解释变量：标准化治理（standard）。本文参照郝兆兴和叶阳（2025）的研究，采用“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反映标准化治理水平。具体做法如下：若某城市隶属于浙江、山西、江苏、山东、广东这五个试点省份，且其所在省份当年已被确定为试点地区，则该城市的standard变量赋值为1，否则为0。关于试点起始时间的界定，若省份获批成为试点的文件发布时间在上半年，则视当年为政策起始年；若发布时间在下半年，则视下一年为政策起始年。

3. 控制变量。本文选取了如下可能影响估计结果的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市场规模，以人均GDP（单位：元/人）的对数（gdppc）以及年末总人口（单位：万人）的对数（pop）表示；工业化（industry），以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表示；金融发展（finance），以政府财政收入与政府财政支出之比表示；人力资本（hc），以（在校小学生人数×6+在校中学生人数×12+在校高校学生数量×16）/年末总人口作为人力资本指数表示；城市化（urbanization），以市辖区面积与行政面积之比表示；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以人均道路面积（单位：平方米/人）衡量基础设施水平；医疗资源配置（hospital），以人均医院床位数（单位：床/百人）衡量医疗资源配置水平；环境污染（pollution），以人均工业废水排放量（单位：万吨/百人）衡量环境污染水平。

(三) 数据来源与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文所采用的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数据来自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官方网站，实际利用外资额数据来自各地区年度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其余数据则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鉴于相关数据自2006年起完整公布，而在2022年后存在严重缺失，因此本文将研究时间范围设定为2006—2022年。此外，本文删除了研究时间范围内数据不完整程度较重的样本地区，最终整理得到一个涵盖中国276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集。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可以发现，本文“稳外资”水平取值介于0和19.5之间，均值约为10.1；标准化治理取值为0或1，均值约为0.1，与既有研究结果相似。其余控制变量与既有研究结果也不存在明显差异。

四、基准模型检验结果

(一) 基准模型检验

表2报告了基准模型的回归结果。列（1）至列（3）均在城市层面对标准误进行了聚类调整。列（1）结果显示，在未控制城市固定效应、年份固定效应以及其他控制变量的情况下，“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列（2）展示了加入城市固定效应与年份固定效应后的模型估计结果，该变量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仍显著为正，初步表明标准化治理对“稳外资”具有促进作用。进一步地，本文在列（2）的基础上加入各类控制变量，结果见列（3）。结果显示，“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的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保持显著为正，这进一步支持了标准化治理有助于促进“稳外资”的结论。因此，本文假说1成立。

(二) 假定识别检验

结合中央及各省份开展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的相关官方文件来看，该政策的实施力求率先以产业升级、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绿色低碳、智慧城市、现代服务、社会治理等重点领域为切入点，加快先进标准的研制与应用。该政策兼具代表性、多样性与探索性，其目标既追求经济效益，又注重制度创新与发展导向。值得注意的是，在试点省份的选择上，该政策既选取广东、江苏、山东、浙江等沿海经济发达地区，也纳入山西这一内陆省份，兼顾不同区域类型与发展层次。为更准确地识别标准化治理对“稳外资”的潜在影响，本文开展如下识别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基准模型的实证结果需要进一步得到“估计值具有无偏性”这一结论的支撑；而能否有效通过平行趋势检验，则是双重差分基准模型回归结果成立的前提。因此，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开展“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的“稳外资”动态政策效应检验。鉴于各试点地区推行“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的起始时间分别为2016年与2018年，本文进一步通过构建多期DID的平行趋势检验模型进行检验，具体模型设定如下：

式（2）中，$ n $表示“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在第$ t $年时距离当地开展“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年份的年份时长。例如，当$ n=-1 $时，即本年为该试点城市开始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建设的前1年；当$ n=1 $时，即本年为该试点城市开始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建设后1年。以此类推，$ n\leq -8 $表示“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开始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建设的前8年及以上；$ n\geq 5 $表示“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开始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建设的后5年及以上。$ Y_{it}^{n} $表示政策冲击虚拟变量与年份虚拟变量的交互项，$ {\beta }_{n} $为平行趋势检验着重关注的回归系数估计值。

图1展示了平行趋势检验结果。结果显示，在90%的置信水平下，估计值在政策实施前各期中均不显著，也就是说，处理组与对照组在政策实施前不具有明显差异。而处理组的回归系数估计值在政策实施后第2期及之后各期均显著为正，换言之，自该政策实施后，处理组外资流入规模相较于对照组出现了明显增加。综上所述，标准化治理确实提升了试点地区的“稳外资”水平。

2. 其他假定识别检验。第一，安慰剂检验。本文对标准化治理变量（standard）进行随机置换，在276个城市全样本中随机抽取72个城市设定为处理组，并重新进行回归估计。经过500轮随机重复抽样后，随机政策估计值近似服从正态分布，且大多集中于0值附近，表明基准回归结果并非由随机因素驱动，标准化治理对“稳外资”的促进作用具有稳健性。第二，熵平衡匹配检验。本文参照 Hainmueller（2012）提出的熵平衡法进行样本匹配，匹配后实验组与对照组所有控制变量的组间均值不再存在统计显著差异，从而满足熵平衡估计的前提条件。基于匹配后样本再次进行回归，检验结果显示标准化治理依然发挥了“稳外资”作用。 ²

(三) 稳健性检验 ³

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展稳健性检验：（1）替换被解释变量，即选取实际利用外资额与GDP之比作为替代指标替换原被解释变量；（2）替换解释变量，即以所在省级行政区获批成为试点地区的文件发布当年作为政策起始年，重新构建政策项并替换原解释变量；（3）替换控制变量，即以各控制变量的滞后一期值替换原当期值；（4）剔除特殊城市样本，即依次剔除直辖市、计划单列市以及1984年国家确定的14个沿海开放城市等样本；（5）剔除地理接壤城市样本，即剔除不位于政策试点区域且与政策试点区域地理接壤的城市样本；（6）调整研究时间范围，即将研究的起始时间调整至2010年；（7）为排除同期其他政策的干扰，即将当年是否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是否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试点、是否设立国家级开发区三项政策变量作为同期其他政策干扰项，分别引入基准模型；（8）采用工具变量法进行检验，即参考罗进辉等（2026）的研究，选取各城市所属省级行政区历史非遗项目数量与年份构建交互项作为工具变量。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均与基准回归结果保持一致，表明标准化治理促进“稳外资”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五、作用机制检验

(一) 产出水平

为验证假说2，本文从产出水平视角出发，分别基于生产率与创新两个维度探讨标准化治理影响“稳外资”的作用机制。在生产率维度，本文参考贺唯唯和张亚斌（2024）的研究，选取夜间灯光指数的对数作为生产率（productivity）的代理变量。在创新维度，本文以复旦大学发布的《中国城市与产业创新指数》中的创新指数（innovation）作为创新的衡量指标。相关作用机制检验结果如表3列（1）和列（2）所示。结果显示，标准化治理能够提高生产率并激发创新，进而以优化产出水平的方式促进“稳外资”，因此假说2得到验证。其可能的原因在于，标准化治理通过统一技术规范与生产流程，提高了生产过程中各环节的协调适配效率，进而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同时，标准化通过构建透明、稳定的制度环境，剔除了企业重复性、共性的非必要流程，进而激励企业着眼于长期发展，加大研发力度，推动技术进步与知识扩散。随着生产率和创新能力的同步跃升，地区综合竞争力的显著增强将为吸引外资进入提供强劲动力。

(二) 生产分工

为验证假说 3，本文从生产分工视角出发，探讨标准化治理影响“稳外资”的作用机制。首先，丁从明等（2021）指出，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是反映产业集中度的指标，其值越高，则表明地区产业结构越单一、分工规模越小。本文基于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构建反映生产分工水平的产业多样性指数（diversity）来衡量生产分工程度，具体计算方法为：$ diversit{y}_{i}=1-{\sum \limits_{j=1}^{N}\left(\dfrac{{e}_{i,j}}{{e}_{i}}\right)}^{2} $。其中，e_i，j和e_i分别表示地区i行业j就业人数和地区i就业总人数，其值越高，表明生产分工规模越大。其次，本文还参考张晓涛等（2019）的研究，以职能专业化指数（function）进一步衡量生产分工规模，具体计算方法为：$ functio{n}_{i}=\sum \limits_{j=1}^{n}\left(\dfrac{{e}_{i,j}}{{e}_{i}}/\dfrac{{e}_{j}}{e}\right)/n $。其中，$ \left(\dfrac{e_{i,j}}{e_i}\right)/\left(\dfrac{e_j}{e}\right) $为生产、研发、营销、管理四大职能专业化指数，本文以“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从业人数衡量生产从业人数，以“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从业人数衡量研发从业人数，以“批发和零售业”从业人数衡量营销从业人数，以“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从业人数衡量管理从业人数。e_i,j、e_i、e_j和e分别为城市i职能行业j的就业人数、城市i的就业总人数、所有城市职能行业j的就业总人数和所有城市就业总人数，其值越高，表明生产分工规模越大。相关作用机制检验结果如表3列（3）和列（4）所示。结果显示，标准化治理能够提升产业多样性并增强职能专业化，进而以扩大生产分工的方式促进“稳外资”，因此假说3得到验证。其可能的原因在于，标准化治理一方面利用统一接口与质量规范推动规则透明化和标准化，有利于减少外资企业进入所面临的制度摩擦、降低合规成本，助力其深度嵌入并融入本土产业链、供应链和创新网络，降低跨主体、跨领域、跨层级协同门槛，促进产业多样化发展；另一方面，标准化治理能够明确生产各环节之间的分工边界，强化信息互认机制，进一步推动职能专业化。也就是说，标准化治理通过多样性与专业化协同优化降低了交易成本与经营不确定性，深化了生产分工，进而增强投资黏性与市场信心，有效保障“稳外资”目标顺利实现。

(三) 政府管理效率

为验证假说 4，本文从政府管理效率的视角出发，深入探讨标准化治理影响“稳外资”的作用机制。本文参考黄亮雄等（2020）的研究，以经济绩效与公共服务供给反映政府管理效率，其中，经济绩效采用政府财政收入与GDP之比（GI）衡量，公共服务供给采用人均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GP，单位：万元/人）衡量；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等于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教育支出、医疗卫生支出与社会保障支出之和，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地区年度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上述指标数值越大，则政府管理效率越高。相关作用机制检验结果如表3列（5）和列（6）所示。结果显示，标准化治理提高了政府经济绩效和公共服务供给，从而以提高政府管理效率的方式促进“稳外资”，因此假说4得到验证。其可能的原因在于，标准化治理通过规范政府管理流程、明确权责边界，提升了行政透明度，打破了“信息孤岛”，有利于降低制度性成本、缓解资源错配，为企业营造预期稳定、确定性较强的外部环境，这既直接增强了投资者信心，也优化了市场运行效率，最终推动外资加速流入。

六、进一步分析

(一) 异质性检验

1. 开放先发优势异质性

具备开放先发优势的地区，由于长期开展对外经济交流，当地居民对外国人员的信任程度普遍较高，同时当地市场也能为外来企业提供更有利的融资条件，进而会引发外资企业大规模集聚（张川川等，2021）。本文依据当地近代以来是否拥有通商口岸，将样本划分为传统口岸城市和非传统口岸城市，以进行开放先发优势的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4列（1）和列（2）所示。结果显示，标准化治理对“稳外资”的促进作用主要体现在传统口岸城市，而不是非传统口岸城市。其可能的原因是，传统口岸城市作为长期受到对外开放影响的地区，其制度开放与规则接轨能力更强，涉外营商网络更完善，跨境要素流动更便捷，从而使得标准化治理这一制度性改革能够迅速转化为“引资优势”；与之相对，非传统口岸城市的制度基础、开放经验、市场连接等相对薄弱，标准化治理的“稳外资”边际效应尚未得到有效体现。

2. 工业发展基础异质性

不同地区在工业发展的规模、结构和历史进程上通常存在显著差异，这往往使其对外资的吸引力也不尽相同。为此，本文依据国家发展改革委2013年发布的《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2013—2022年）》，将样本划分为老工业城市和非老工业城市，以开展工业发展基础的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4列（3）和列（4）所示。结果显示，标准化治理对“稳外资”的促进效应主要集中在非老工业城市，而不在老工业城市。其可能原因在于，老工业城市产业结构相对固化、路径依赖较强，在新产业培育与传统产业技术改造进程中面临的制度转型压力与市场适应性成本普遍更高，从而限制了标准化治理在吸引外资方面的制度优势；与之相对，非老工业城市产业结构更为灵活、制度负担相对较轻，能够持续放大标准化治理在构建透明、稳定营商环境中的制度优势，从而有效促进外资流入。

3. 城市等级异质性

高等级城市在政策资源、基础设施与服务体系上通常具有优先配置优势，这种优势一方面能够通过提供制度保障的方式降低企业进入市场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则强化了其区域枢纽功能，增强了本地集聚各类生产要素的能力，并优化了外商投资落地的市场生态。因此，本文依据2024年新一线城市研究所公布的城市分级完整名单，将一二线城市样本划分为中心城市，其余划分为外围城市，以进行城市层级的异质性检验，结果如表4列（5）和列（6）所示。结果显示，标准化治理对“稳外资”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外围城市。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中心城市外资发展已较为成熟，其投资环境、产业配套和政策体系相对完善，通过标准化治理促进“稳外资”的空间已不大；而外围城市在行政效率、制度透明度方面仍有改进空间，标准化治理能够以提升行政效率和制度透明度的方式优化当地营商环境，从而促进“稳外资”。

(二) 制度协同

1. 标准化与科技化协同：标准化治理与“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

创新集聚区域所积淀的知识与研发实力，可以为外资企业提供技术支撑，并助力其完成技术迭代与系统升级（万源星等，2022）。而标准化则通过搭建规范透明的技术体系、划定创新活动准则，有助于强化技术成果识别与产权保护，并有助于营造稳定的制度与市场环境。两者共同作用，不仅有利于提升企业技术能力，而且能够构筑起支撑创新可持续发展的系统性基础，进而增强整体产业生态的竞争力与韧性。本文选取“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作为反映科技创新发展的政策冲击变量（science），并将其与“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的交互项作为标准化与科技化的制度协同项，检验结果如表5列（1）所示。结果显示，“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与“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的制度协同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标准化与科技化对“稳外资”形成了政策合力。

2. 标准化与数字化协同：标准化治理与“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

数字化能够拓宽市场空间、缓解企业融资压力、加快技术革新，从而降低外资经营风险，增强区域对外资的吸引力（赵晓阳等，2023）。标准化与数字化相互促进，既提升了数字经济的运行效率与可靠性，也为企业在数字化浪潮中把握新机遇、拓展新市场提供了系统性保障。本文选取“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的设立作为反映数字创新的政策冲击（digital），并将其与“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的交互项作为标准化与数字化的制度协同项，检验结果如表5列（2）所示。可以发现，“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与“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设立的制度协同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标准化与数字化对“稳外资”也形成了政策合力。

3. 标准化与绿色化协同：标准化治理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

绿色导向政策能够降低绿色企业的综合成本，并通过技术筛选机制优化市场主体结构，从而为外资营造可持续的市场环境（唐哲等，2025）。标准化一方面能够统一环保准入与认证规则，减少绿色领域的交易成本，畅通绿色技术跨企业、跨区域、跨行业的流通渠道，并健全绿色产业链协作体系；另一方面，标准化有利于加速绿色创新成果的落地与推广，提升环境监管效率，进而助推区域绿色低碳转型。本文选取“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作为反映绿色化的政策冲击变量（carbon），并将其与“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的交互项作为标准化与绿色化的制度协同项，检验结果如表5列（3）所示。可以发现，“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与“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的制度协同项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标准化与绿色化对“稳外资”同样形成了政策合力。

(三) 空间关联

外资企业的进入能够有效打破国内市场壁垒与地区分割，加速推动各类生产要素在更大范围内优化配置（郭娟娟等，2022），从而优化东道国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吸引外资流入。由此可见，“稳外资”可能存在空间关联特征，即本地区外资的稳定不仅惠及本地区，还可能通过区域间的辐射和传导效应，带动其他地区外资集聚。因此，本文从空间关联视角出发，引入地理距离矩阵，并利用空间杜宾模型（SDM）系统考察标准化治理的“稳外资”效应。结果表明，空间关联项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本地区“稳外资”对其他地区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标准化治理仍然显著促进了“稳外资”。此外，直接效应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间接效应与总效应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表明标准化治理对“稳外资”的促进效应主要体现在本地区而非其他地区。 ⁴

七、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坚持“稳外资”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而标准化治理作为新发展阶段中国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要工具，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进而实现“稳外资”提供了新思路。本文以2016年起逐步推行的“国家标准化综合改革试点”作为政策冲击，系统考察了标准化治理对“稳外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标准化治理显著增加了外资流入规模，发挥了“稳外资”的效应，这一结论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熵平衡匹配检验以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标准化治理通过优化产出水平、扩大生产分工以及提升政府管理效率三条路径推动“稳外资”。进一步分析结果显示，标准化治理对外资流入的促进作用在传统口岸城市、非老工业城市以及外围城市显著强于非传统口岸城市、老工业城市以及中心城市；标准化治理能够与科技化、数字化、绿色化形成政策协同效应，进而进一步强化“稳外资”；本地区“稳外资”对其他地区“稳外资”具有正向溢出效应，但标准化治理对“稳外资”的促进作用主要集中在本地区而非其他地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以标准化治理为核心抓手，推动国内“规则优势”向“引资优势”转化。以深化标准化改革为契机，加速国内国际标准的对接与融合，围绕技术规范、产品认证、管理体系等重点内容，构建“一个标准、一次认证”的制度规则，降低外资制度性交易成本，提升营商环境的稳定性与可预期性。同时，建立健全标准化法律法规体系，塑造公平透明、运行有序的外资友好型市场生态。上述举措可以进一步增强外资长期扎根中国的信心。第二，强化标准化与科技化、数字化、绿色化等政策的协同联动。推动标准化与“国家创新型产业集群试点”“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碳排放权交易试点”等政策有机衔接，探索标准引领、科技赋能、产业升级“三链贯通”的一体化发展模式；依托公共技术服务载体与中试平台等新型工具，全力攻克前沿核心技术；依托大型数据中心、新型算力中心等数字基础设施，引导标准数字化、数据标准化；利用绿色标准与碳排放权交易协同机制，为外资参与绿色产业布局、低碳技术研发等活动提供高效、开放的市场机遇。通过多方政策协同，形成合力并放大制度红利。第三，实施差异化治理策略，推动“稳外资”协调发展。加大对老工业城市标准化工作的财政支持力度，以数字设施、物流等领域为突破口，补齐短板；鼓励口岸地区开展标准创新与国际互认，完善区域标准化合作机制，促进口岸地区经验向非口岸地区溢出，弥合外资流入的区域“鸿沟”；增强中心城市与外围城市的标准协调联动，以深化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为契机，深化区域间生产协作，为外资大规模流入打开新空间，由此促进外资区域布局均衡化发展。第四，发挥标准化对政府治理的赋能作用。一方面，以标准化为工具规范行政管理方式和流程，确保政策执行规范透明、尺度一致；另一方面，加快政务服务平台标准化进程，打破“信息孤岛”，提升跨地区、跨部门协作治理效能，提振外企投资信心。从而为“稳外资”提供坚实的治理保障。

1由作者整理和计算。数据来源：历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https://www.gov.cn）。

2由于篇幅限制，本文省略其他假定识别检验的结果，留存备索。

3由于篇幅限制，本文省略稳健性检验的结果，留存备索。

4由于篇幅限制，本文省略空间关联检验的结果，留存备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