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是国家金融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耐心资本是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必由之路。耐心资本是一种注重长期投资的资本形式，具有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更关注长期价值增值。耐心资本的投资策略不易受市场短期波动的干扰，有助于提升资本市场的稳定性。因此，发展壮大耐心资本是健全资本市场功能、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应有之义。

在培育耐心资本方面，政府需发挥“领路人”作用，设立政府引导基金便是重要途径之一。2024年6月，国务院出台《促进创业投资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并在随后举行的政策例行吹风会上提出“率先将国资和政府投资基金培育为耐心资本，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政府引导基金是由政府单独出资或与社会资本共同出资设立，采用股权投资等市场化方式，引导社会资本流向新兴产业等国民经济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基金，旨在服务国家战略、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创新创业（蔡庆丰等，2024；孟祥瑜等，2024）。政府引导基金具有稳定的资金来源、长久的投资周期，契合耐心资本的特点，是壮大耐心资本的重要着力点。

近年来，我国政府引导基金迅速发展，规模持续扩大。根据投中研究院的《2023年政府引导基金专题研究报告》，截至2023年第三季度，我国各级政府已设立1 557支政府引导基金，规模累计达29 893亿元。在国家鼓励风险投资和耐心资本的背景下，政府引导基金不仅要扮演耐心资本的角色，还应推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成为耐心资本，以充分实现政府引导基金的制度价值。因此，探究政府引导基金能否以及如何引导更多社会资本转化为耐心资本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现有研究大多发现政府引导基金在一级市场上能够发挥引导作用，带动社会资本进入创业投资领域（边思凯和周亚虹，2020），对创投市场的资本规模产生积极影响（Leleux和Surlemont，2003；丛菲菲等，2019），这为发展耐心资本奠定了基础。同时，培育耐心资本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加强一、二级市场的联动，不仅要在一级市场上鼓励长期股权投资资金进入，也要在二级股票市场上倡导长期投资的理念，持续引入更多“源头活水”。机构投资者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中坚力量，通常具有较强的投资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能够发挥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优势，在推进公司治理现代化、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李维安和李滨，2008）。相关研究指出，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持股稳定性越高，越能发挥其积极的公司治理作用，从而促进企业长期发展（Cvijanović等，2016；李万福等，2020）。那么，一个自然的疑问是：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是否会影响机构投资者对被投资企业的持股稳定性？如果会，其中的作用机制是什么？解答这些问题有助于丰富对耐心资本经济效应的理解，并为政策制定提供重要启示。

本文以2015—2023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对机构持股稳定性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贡献体现在：第一，丰富了耐心资本发展的经济后果研究。当前关于耐心资本的研究相对较少，仅有的文献探究了耐心资本对企业绩效和创新效率的影响（吴旻佳等，2022；姜中裕和吴福象，2024）。本文以政府引导基金投资为切入点，分析了其在壮大耐心资本方面的引导作用，丰富了耐心资本发展的经济后果研究。第二，本文拓展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影响因素的研究。现有研究较多关注机构投资者持股的治理作用（薄仙慧和吴联生，2009；曹丰等，2015），也有部分研究从企业自身表现、市场环境等层面探究了机构投资者持股偏好的影响因素（田澍等，2012；王垒等，2020）。本文则基于耐心资本视角，探究了政府引导基金对机构持股稳定性的“以点带面”辐射影响。这不仅拓展了政府引导基金的研究边界，也为理解机构投资者持股行为提供了全新视角，为引导我国机构投资者进行长期价值投资提供了依据。第三，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揭示了以政府引导基金为代表的耐心资本在资本市场中的积极作用，为此，建议市场各参与主体协同发力：政府部门应强化政府引导基金的示范引领作用，机构投资者应发挥长期价值投资的枢纽功能，企业则需多措并举增强耐心资本吸引力。这对我国推动耐心资本壮大和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理论分析与假说提出

作为耐心资本的重要形式，政府引导基金具有长期性、战略性和政策导向性等特征，能够发挥财务杠杆效应，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国家重点支持的产业领域和薄弱环节，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常丽和武小楠，2022；孟祥瑜等，2024）。同时，机构投资者是资本市场的中长期资金提供者，其持股稳定性影响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史永和李思昊，2018；陆艺升等，2024）。机构投资者持股稳定，表明他们更关注企业长期价值，愿意承受风险，是耐心资本特性的体现。因此，提升机构投资者的持股稳定性有助于壮大耐心资本。

本文认为，政府引导基金投资从两个方面提高机构持股稳定性：一是鉴证信号效应。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可向市场传递被投资企业符合国家战略方向、具有长期发展潜力的信号，有利于增强机构投资者关注和投资信心，从而提高机构持股稳定性。二是质量改善效应。政府引导基金能通过资源赋能和监督治理深度参与被投资企业的价值创造过程，改善被投资企业的整体质量，为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提供内在动力，从而提高机构持股稳定性。

（一）鉴证信号效应

根据信号传递理论，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具有鉴证作用，能够向市场传递政府认可和支持被投资企业发展的信号，有助于提高机构投资者对被投资企业的关注度并增强投资信心，从而提高机构持股稳定性。

一方面，政府引导基金具有政府信用背书特性，赋予其鉴证信号效应。由于资本市场上存在信息不对称现象，机构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决策时面临信息获取成本高昂以及信息准确性难以保证的困境（常丽和武小楠，2022）。而政府引导基金的设立与运作依托政府公信力，其投资行为天然具有政府认证属性（Lerner，1999）。政府掌握海量的行业资讯和地域数据，且具有召集各领域专家对项目进行全面评估的能力，因而在判别企业质量和投资潜力时具有显著优势（李莉等，2015）。因此，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相当于为被投资企业提供了信用背书（宫义飞等，2021），能够向机构投资者传递鉴证信号。这一信号为机构投资者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有助于降低机构投资者的信息搜寻成本和决策不确定性，提升机构投资者对被投资企业的关注度并增强投资意愿，从而提高机构持股稳定性。

另一方面，政府引导基金聚焦重大战略、重点领域以及市场薄弱环节，可增强其鉴证信号效应。政府引导基金对重大战略和重点领域的投资布局体现了政府基于宏观经济发展规划和产业结构调整需求的战略考量（李善民等，2020）。在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的发展初期，由于投资风险高、投资回报周期长等因素，市场资本往往持谨慎态度。而政府引导基金的介入向市场传递了被投资企业符合国家战略方向、具有长期发展潜力的信号，使得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具有更强的鉴证信号效应，有助于增强投资者对被投资企业的长期价值预期。相较于散户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具有更强的信息获取和分析能力（Keswani和Stolin，2008），可以更敏锐地捕捉到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导向，调整投资策略，从而提高对符合国家战略的企业的长期持股比例。

总体而言，与一般风险投资基金相比，政府引导基金的信号作用更加显著，有助于增强机构投资者对被投资企业的关注和投资信心（Lerner，2010；Brander等，2015）。基于有限注意力理论，理性投资者在处理不同企业信息时会将有限的精力和注意力集中于更加重要的信息，而对于获取与处理成本较高的信息则关注较少（Hirshleifer和Teoh，2003；谢德仁等，2022）。投资者关注度的变化会直接影响其投资偏好（Drake等，2012），在投资者关注度有限的情况下，受到更多关注的信息往往会导致相关股票更易获得积极评价（周铭山等，2017；方先明和那晋领，2020）。因此，随着机构投资者对被投资企业关注度的提升，其对被投资企业的深入关注和正确理解将增强长期投资的信心和意愿，从而提高持股稳定性。

（二）质量改善效应

作为兼具政策属性和市场功能的耐心资本，政府引导基金能够突破传统资本的短期逐利约束，通过长期资源赋能和监督治理改善被投资企业质量，从而吸引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提高机构持股稳定性。

一方面，政府引导基金通过持续的资源支持改善企业基本面，能为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提供内在动力。与一般风险投资基金相比，政府引导基金依托财政资金的稳定性和长期性（常丽和武小楠，2022），以国家战略为导向，对符合政策方向的企业提供高失败容忍度的资金支持（吴超鹏和严泽浩，2023），能够避免因短期收益波动而中断投资，从而为企业创新和战略转型提供持续保障。此外，政府引导基金具有投后赋能作用（Brander等，2015），在整合政策资源、行业资源以及社会资本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能为被投资企业提供政策扶持、技术协助、战略指导等增值服务（张果果和郑世林，2021；蒋亚含等，2023）。例如，政府引导基金可以推动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合作，帮助企业获取前沿技术；协助企业引进高端人才，提升人力资本质量；增强产业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合作与资源共享，形成产业协同集聚机制。此类资源注入有助于提升被投资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和市场竞争力，改善其财务表现，从而吸引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

另一方面，政府引导基金能够发挥较强的监督治理作用，推动被投资企业加强内部控制并积极履行ESG责任，减少机构投资者面临的投资风险，从而提高机构持股稳定性。具体而言，政府引导基金在“募投管退”全流程中涉及财政、商务、科技等多部门的统筹协同，能够发挥政府多部门的信息优势和协同治理作用（李晓伟等，2024），通过委派董事、定期审核财务报表、设定资金使用约束条款等方式强化对被投资企业的监管。这有利于抑制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杨兴全等，2023），保证投资资金使用的精准性（常丽和武小楠，2022），提升会计信息稳健性（罗劲博和陆文韬，2025），从而维护机构投资者的股东权益。此外，作为政策导向型资本，政府引导基金将实现社会效益作为首要目标（王斌和李建平，2023），肩负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促进社会进步和保护环境等多重使命，促使政府引导基金将企业ESG表现嵌入投后管理体系。例如，部分地区专门设立绿色政府引导基金以促进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安梦天和李雪娇，2024）。在绿色政府引导基金的推动下，被投资企业不仅需要关注经济效益，还需遵守节能减排、生态保护、社会责任等方面的合规性要求。由此，政府引导基金投资有利于激励被投资企业积极践行ESG理念，提升ESG表现。而ESG表现的提升不仅能够降低企业非财务风险及机构投资者的投资风险，还可通过声誉溢价增强企业长期价值创造能力，从而吸引机构投资者长期持股（Marshall等，2022；周方召等，2020）。

总体而言，政府引导基金通过为被投资企业提供全方位的资源赋能和监督治理，改善其财务质量和非财务表现，从而提升其整体质量。上市公司质量是影响机构投资者投资决策的重要因素（杨墨竹，2008）。当公司质量上升时，机构投资者的持股偏好会增强。因此，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的质量改善效应能够吸引机构投资者的关注，促进机构持股稳定性提升。

综上所述，政府引导基金投资通过鉴证信号效应和质量改善效应，能够提高被投资企业的机构投资者关注度和公司质量，从而提升机构持股稳定性。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说：政府引导基金能够提升机构投资者对被投资企业的持股稳定性。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借鉴宫义飞等（2021）以及杨兴全等（2023）的研究，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企业和年份，被解释变量Invest表示机构投资者持股稳定性，主要解释变量GV表示是否有政府引导基金投资，X_it表示控制变量，λ_t和η_i分别表示年份固定效应和企业固定效应，ε_it表示随机扰动项。本文将标准误聚类到企业层面。系数α₁反映政府引导基金影响机构持股稳定性的净效应，若α₁显著为正，则表明政府引导基金能够促进机构持股稳定性提升。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机构持股稳定性（Invest）。借鉴李争光等（2015）以及史永和李思昊（2018）的研究，本文采用机构投资者稳定持股比例作为衡量指标。具体计算方式为：当年机构投资者对上市公司的持股比例除以过去三年持股比例的标准差。该指标数值越大，表明机构投资者的持股行为越稳定。

2. 解释变量：政府引导基金投资情况（GV）。该变量为虚拟变量，参考宫义飞等（2021）的研究，本文以企业是否得到政府引导基金投资作为判断标准，在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当年及之后年份取值为1，之前取值为0。

3. 控制变量。借鉴邓德强等（2014）以及黎文靖和路晓燕（2015）的研究，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净资产收益率（RO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独立董事比例（INDEP）、账面市值比（BM）、企业年龄（AGE）以及产权性质（SOE）。变量定义见表1。

（三）样本选择、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由于2015年政府引导基金开始大规模涌现（杨兴全等，2023），本文选取2015—2023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政府引导基金投资数据来自清科私募通数据库，并经作者手工整理。具体而言，本文在清科私募通数据库的政府引导基金板块中获取各年数据，保留投资企业、投资时间等关键信息披露完整的样本，将其中的被投资企业认定为获得政府引导基金支持，并与企业财务和治理数据匹配，其中企业财务和治理数据来自国泰安（CSMAR）数据库。本文进一步对原始数据进行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类上市公司样本；（2）剔除ST、*ST等财务状况异常的公司样本；（3）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公司样本。经过上述处理，本文最终得到26 469个观测样本。为了控制极端值的潜在干扰，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

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机构持股稳定性（Invest）的均值为0.3147，最小值为0.0018，最大值为6.1774，表明样本企业间的机构持股稳定性差异较大。政府引导基金（GV）的均值为0.0889，表明约8.89%的样本企业获得了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现实条件。控制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现有文献较为一致。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2报告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仅加入了政府引导基金投资（GV），列（2）在列（1）的基础上控制了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列（3）则进一步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结果显示，GV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政府引导基金投资能够显著提高机构投资者的持股稳定性，符合理论预期。在经济意义上，由列（3）结果可知，相较于没有被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的公司，被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的公司的机构持股稳定性平均高出21.9%。可见，政府引导基金不仅作为耐心资本直接参与投资活动，还在资本市场上作为关键“锚点”产生了积极的示范效应，吸引更多追求长期价值的机构投资者入市，从而有效拓展了耐心资本的辐射范围，实现了“以点带面”的政策效果。这有助于我国进一步壮大耐心资本，引导更多资本流向具有发展潜力的企业，从而激发实体经济的创新活力，夯实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据此，本文假说得到验证。

（二）稳健性检验 ¹

1. 工具变量法。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可能存在的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具体而言，借鉴吴超鹏和张媛（2017）的研究，本文使用企业所在城市的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密度作为工具变量，即第t−1年企业所在城市中被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的上市公司数量占该城市上市公司总数的比重。一方面，在对本地企业的投资上，政府引导基金大多会对参股的社会资本设定一定的投资比例要求，以推动本地区的创新创业发展。因此，企业所在城市第t−1年的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密度会影响其第t年获得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的可能性，因而满足相关性要求。另一方面，这种本土效应不太可能直接影响机构投资者对公司的持股稳定性，因而满足排他性要求。在采用工具变量法缓解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结论依然成立。

2. 匹配法。鉴于被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的企业可能与未获得投资的企业在财务特征上存在差异，本文采用匹配法构建匹配样本重新进行回归，以解决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偏误。具体而言，本文以政府引导基金投资样本为处理组，采用倾向得分匹配和熵平衡匹配为处理组企业寻找合适的对照组，在匹配样本的基础上进行估计。基于匹配的分析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再次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

3. 处理效应模型。借鉴严兵等（2024）的研究，本文采用处理效应模型解决无法观测因素所导致的样本自选择问题。本文选取企业所在城市的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密度作为工具变量，采用Probit模型估计上市公司获得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的概率，计算逆米尔斯比率，并将其纳入基准模型（1）中，通过其显著性判断是否存在自选择偏误。结果显示，GV的系数显著为正，逆米尔斯比率也在统计上显著。这表明在纠正样本自选择偏误后，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确实提升了机构持股稳定性，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4. 更换核心变量衡量方式。一是更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方式。借鉴周绍妮等（2017）的研究，本文从换手率角度测算机构持股稳定性。具体而言，本文首先计算机构投资者的平均换手率，然后根据平均换手率的高低将机构投资者分为长期机构投资者和短期机构投资者，最后使用每只股票中的长期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来衡量机构持股稳定性。二是更换核心解释变量衡量方式。借鉴孟祥瑜等（2024）的研究，本文使用截至统计年份政府引导基金对企业的累计投资次数作为政府引导基金投资的代理指标（GV_Num）。更换核心变量衡量方式后的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再次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

5. 安慰剂检验。借鉴宫义飞等（2021）的研究，本文进行安慰剂检验以避免基准回归结果受到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影响。具体而言，本文将解释变量政府引导基金投资（GV）在全样本中随机分配，并根据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得到一个安慰剂效应的估计值。将上述过程重复500次，得到安慰剂效应的分布情况。结果显示，基准回归的系数估计值位于安慰剂效应分布的高尾位置，表明其在安慰剂检验中属于小概率事件，即通过了安慰剂检验，本文研究结论稳健。

6. 其他稳健性检验。一是控制宏观经济变量。本文进一步加入宏观经济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地区层面的GDP增长率、产业结构和金融市场化水平，以控制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和金融市场环境的影响。考虑到地区层面数据的可得性，产业结构使用城市第二产业增加值与第三产业增加值的比值表示；金融市场化水平则参考卿小权等（2024）的做法，使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王小鲁等，2021）中的金融市场化程度指数及其预测值来衡量。二是考虑政府引导基金退出的影响。政府引导基金投资若干年后可能会选择退出，本文进一步剔除发生过政府引导基金退出的企业样本。三是控制风险投资的影响。考虑到风险投资也可能对被解释变量产生影响，本文借鉴吴超鹏等（2012）的做法，构建上市公司是否有风险投资支持的虚拟变量，如果前十大股东中有风险投资机构则取值为1，否则为0，并将其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基准回归中。 ²经过上述稳健性检验，结论均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

五、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检验

上文研究表明，政府引导基金投资显著提高了机构持股稳定性。根据上文理论分析，政府引导基金通过鉴证信号效应和质量改善效应提高被投资企业的机构投资者关注度和公司质量，从而促进机构持股稳定性提升。本文借鉴江艇（2022）的研究，构建如下模型检验核心解释变量对机制变量的影响：

其中，M_it表示机制变量，其他变量与基准回归模型保持一致。

1. 鉴证信号效应。上文理论分析指出，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具有鉴证信号效应，能够传递被投资企业符合国家战略方向、具备长期价值的可信信号，增强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的关注和投资信心，从而提高机构持股稳定性。为检验这一机制，本文采用机构投资者调研次数（Visit）和分析师跟踪人数（Analyst）来衡量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的关注度。一方面，实地调研是机构投资者获取企业特质信息的有效途径之一，鉴于实地调研成本较高，投资者开展调研前会权衡收益和成本（Cheng等，2019），因而机构投资者调研次数能够反映其对企业的关注度。特别地，高频次调研反映了机构投资者对企业长期价值的深度关注（Cheng等，2016；孔东民等，2015）。另一方面，作为资本市场的关键信息中介，分析师基于企业基本面所获得的估值结论往往适用于长期价值投资（廖明情等，2023），能为机构投资者提供决策依据（蔡庆丰等，2011）。分析师跟踪人数较多的企业更容易引起机构投资者的关注（Hirshleifer等，2013；徐媛媛等，2024）。表3列（1）和列（2）结果显示，GV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具有显著的鉴证信号效应，其释放的积极信号能够引起机构投资者的关注，从而提高机构持股稳定性。

2. 质量改善效应。公司质量是机构投资者持股决策的重要依据（杨墨竹，2008）。根据上文理论分析，政府引导基金具有质量改善效应，能够通过资源赋能和监督治理改善被投资企业的财务表现和非财务表现，促进机构持股稳定性提升。为检验这一机制，本文从财务和非财务两个维度考察政府引导基金对公司质量的影响。在财务维度，本文选取会计信息透明度进行检验。现有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倾向于投资披露较多且较高质量信息的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改善有助于机构投资者更有效地发挥其专业判断和分析能力，降低对企业信息的不确定性（廖明情等，2023），从而增强投资信心。借鉴Bhattacharya等（2003）以及杜兴强等（2024）的研究，本文采用企业盈余激进度和盈余平滑度联合构造的综合指数作为会计信息透明度的代理变量（Tran）。该指标数值越大，会计信息透明度越高。 ³在非财务维度，本文选取企业ESG表现进行检验。现有研究表明，稳定型机构投资者注重评估企业的长期价值，偏好投资愿意承担社会和环境责任的上市企业（胡天杨等，2022）。良好的ESG表现反映了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长期发展潜力，契合机构投资者对长期价值投资的偏好（周方召等，2020）。本文选取华证ESG评价数据衡量企业ESG表现（ESG）。 ⁴表3列（3）和列（4）结果显示，GV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具有质量改善效应，能够有效提升被投资企业的整体质量，从而提高机构持股稳定性。

（二）异质性分析

1. 企业规模。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依赖于外部资源的获取。相较于大规模企业，中小企业在资源获取上存在相对劣势，常面临融资难题和资源匮乏困境（蔡庆丰等，2020）。此外，中小企业因信息披露有限，易使投资者面临较高风险，从而引发投资不足问题（钱龙，2015）。而政府引导基金不以营利为目的，坚持“投早、投小、投创新”的政策目标，是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政策工具（韩洁等，2024），能为中小企业提供关键资源支持，提升其信息透明度和经营质量，从而降低机构投资者的风险预期。由此，政府引导基金对机构持股稳定性的提升作用在规模较小的企业中可能更加突出。为检验这一推测，本文依据企业规模的行业年度中位数，将样本企业分为规模大和小两组。表4列（1）和列（2）结果显示，无论企业规模大小，政府引导基金均能提高机构持股稳定性；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表明，相较于规模较大的企业，该促进作用在规模较小的企业中更加显著。

2. 是否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提升产业竞争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席鹏辉和李瑶，2025）。由于技术不确定性大、投资周期长以及风险高等特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过程中易受融资约束和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市场失灵问题困扰（王雪璐，2024），这需要资本方具有充足的耐心和战略定力（贺城等，2024）。政府引导基金作为一种耐心资本，其特性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高度契合，不仅可以通过长期资金支持满足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融资需求，还能利用自身资源网络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蒋亚含等，2023）。这有助于降低企业创新风险，吸引长期投资者，从而提高机构投资者的持股稳定性。因此，就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而言，政府引导基金对机构持股稳定性的提升作用可能更加显著。为检验这一推测，本文参考文强等（2024）的研究，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的“中国战略新兴产业综合指数样本股列表”，将样本企业分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和非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表4列（3）和列（4）结果显示，不论是否属于战略性新兴产业，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均能提高机构持股稳定性；根据组间系数差异检验结果，相较于非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该促进作用在战略性新兴产业企业中更加显著。

3. 地区金融市场化水平。我国设立政府引导基金旨在弥补市场失灵，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李晓伟等，2024）。市场化水平较高的金融市场具有较强的金融资本配置功能，能为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Hsieh和Klenow，2009）。而在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金融资源配置低效、信息不对称等市场失灵问题较为突出，企业难以依靠市场机制获得充足的资金支持，导致其发展受限，从而影响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意愿。在此情形下，政府引导基金的介入显得尤为关键，其可通过设置“返投”条款等方式发挥引导效能（蔡庆丰等，2024），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基于此，本文推测政府引导基金对机构持股稳定性的提升作用在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更加显著。为检验这一推测，借鉴卿小权等（2024）的研究，本文使用《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中的金融市场化程度指数及其预测值来衡量地区金融市场化水平，并按其年度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金融市场化水平高和低两组。表4列（5）和列（6）结果显示，在金融市场化水平不同的地区，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均能提高机构持股稳定性；组间系数差异检验表明，该促进作用在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加突出。

（三）经济后果检验

1. 股价崩盘风险。上文研究表明，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发挥了“以点带面”的示范作用，提升了股票市场上机构投资者的持股稳定性，进一步壮大了耐心资本。2024年9月，中央金融办、中国证监会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中长期资金入市的指导意见》指出，要建设培育鼓励长期投资的资本市场生态，实现投资行为长期性和市场内在稳定性全面强化等主要目标。因此，政府引导基金“以点带面”作用对资本市场产生的经济后果，尤其是对资本市场稳定性的影响值得深入探究。借鉴李增福和冯柳华（2022）的研究，本文构建如下模型以分析上述问题：

其中，Crash表示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由于股价崩盘是威胁资本市场稳定的重大风险因素（彭俞超等，2018），本文从股价崩盘风险视角考察政府引导基金“以点带面”作用对资本市场稳定性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以股价上下波动率来度量股价崩盘风险，该指标数值越大，上市公司的股价崩盘风险越高，资本市场稳定性越低。表5列（1）结果显示，交互项GV×Invest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政府引导基金的支持下，机构持股稳定性的提高能够显著降低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从而增强资本市场稳定性。这印证了耐心资本的“市场稳定器”功能，其稳健性和长期性为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企业融资成本。企业有效的外部融资是投资扩张和竞争力提升的重要保障。政府引导基金投资所带来的机构持股稳定性提升能否改善企业融资现状、降低融资成本？本文从企业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视角出发，构建如下模型以分析上述问题：

其中，Cost表示上市公司的融资成本。借鉴周楷唐等（2017）的研究，本文以利息支出与长短期债务总额均值的比值来衡量债务融资成本（COD），以CAPM模型测度权益融资成本（RE）。表5列（2）和列（3）结果显示，交互项GV×Invest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在政府引导基金的支持下，机构持股稳定性的提升能够显著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这可能是因为：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增强了市场对企业的信心，使企业更易获得债权人和投资者的青睐；同时，机构持股稳定性的提升能够强化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缓解企业代理问题，从而降低融资成本。这彰显了耐心资本在优化企业融资生态中的关键作用，为企业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六、结论与启示

发展耐心资本是加快建设金融强国、推动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政府引导基金作为耐心资本的重要表现形式，其是否能够发挥引导作用、进一步壮大耐心资本尚不明确。本文以2015—2023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考察了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对机构持股稳定性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引导基金投资显著提高了机构投资者对被投资企业的持股稳定性，发挥了“以点带面”的引导作用，进一步壮大了耐心资本。机制检验表明，政府引导基金通过鉴证信号效应和质量改善效应提高了被投资企业的机构投资者关注度和公司质量，从而促进了机构持股稳定性提升。异质性分析表明，政府引导基金对机构持股稳定性的提升作用在规模较小、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加明显。经济后果研究显示，在政府引导基金的支持下，机构持股稳定性的提升显著降低了企业股价崩盘风险和融资成本。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政府部门应强化政府引导基金的示范引领作用。首先，构建规范化的信息披露机制，基金管理方可搭建标准化的信息披露平台，通过定期披露投资决策流程、项目筛选标准以及被投资企业绩效指标等信息，强化鉴证信号效应，从而增强市场关注和投资信心。其次，加强政府引导基金投后赋能体系建设，通过提供覆盖研产销不同阶段，以及管理、人才、战略等不同需求点的全流程服务，强化质量改善效应，全面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从而更有效地吸引和稳固机构投资者持股。最后，实施差异化扶持策略，对规模较小、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金融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给予更多关注和支持，如设立专项引导基金、建立“返投”比例动态调整机制等，从而充分发挥政府引导基金在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引导作用。

第二，机构投资者应发挥长期价值投资的枢纽功能。一方面，将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动态纳入决策框架，通过行业分布、区域投向等角度解析政府引导基金投资布局，将财政资金的示范效应转化为市场化投资逻辑，重点配置高端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符合国家战略需求的优质标的，形成“战略指引—资本响应—产业跃升”的传导机制；另一方面，深化公司治理参与，积极行使股东权利，通过参与董事会、提交ESG议题提案等方式，推动企业治理结构改善和可持续发展，实现公司质量提升和长期价值增值。

第三，企业应采取多种措施，增强对耐心资本的吸引力。首先，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导向，围绕新兴产业、科技创新等重点领域调整业务布局，以战略契合度吸引政府引导基金等耐心资本的关注和投资，提升投资者的价值预期。其次，完善信息披露体系，建立涵盖财务信息和非财务信息的全维度披露机制，通过定期开展投资者沟通等方式提升信息披露透明度，从而缓解投融资主体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强投资者对企业发展质效的信心。最后，规范治理流程和内控体系，以稳健的运营质量增强对耐心资本的吸引力。

1受篇幅限制，稳健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2借鉴吴超鹏等（2012）的做法，本文根据以下规则界定有风险投资背景的上市企业：如果上市公司前十大股东名称含有“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创业资本投资”字样，则认定企业有风险投资背景。对于不含有上述字样的股东，将其名称与清科《中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名录》比对，若股东被收录，则将企业认定为有风险投资背景；若未被收录，则手动搜集股东主营业务，若主营业务中含有“风险投资”“创业投资”，则认定企业有风险投资背景。

3变量Tran的测度方式详见杜兴强等（2024）的研究。

4华证ESG数据采用季度定期评价与动态跟踪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调整，时效性较强，已得到业界和学界的广泛认可（方先明和胡丁，2023）。考虑到该数据按季度披露，本文选取每年4个季度ESG评分的均值来衡量企业年度ESG表现，该指标数值越大表明企业ESG表现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