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伴随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加之外部环境的恶化，近年来，我国就业形势日趋严峻。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2016年，我国失业人数逐年上升；2017年和2018年的失业人数高达3 000万人左右；2023年5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2%。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进一步明确，强化稳岗扩就业政策支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导向。稳就业事关国计民生，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在此背景下，各级政府如何充分发挥“有为之手”的作用，因地制宜、多措并举地保就业与稳就业，是当前亟待破解的关键问题之一。

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体，也是稳定就业的关键所在。关于各级政府如何促进企业劳动雇佣，现有研究大多从政府补助（Shleifer和Vishny，1994；曾建光等，2017）、税收政策（聂辉华等，2009；赵仁杰和张子尧，2023）、地方政府债务治理（余明桂和王空，2022）等方面进行探讨。政府采购是连接公共需求与市场供给的需求侧财政政策工具，促进企业劳动雇佣本就是其政策功能的应有之义（武威等，2022）。在实践中，政府采购已成为各级政府落实 “六稳”“六保”、稳定民生就业的重要手段。尽管部分文献从宏观层面证实了政府采购规模与地区失业率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Monacelli等，2010），但鲜有文献从微观层面深入剖析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探究政府采购对企业就业的实际影响及作用机制，既有助于在学术层面拓展政府采购与企业劳动雇佣的相关文献，也有利于在实践层面为我国实现稳就业目标提供政策参考，这正是本文的研究目的。

本文利用中国政府采购网披露的政府订单合同信息，将2015—2021年全国政府采购合同与上市公司数据相匹配，系统考察了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影响及其机理。研究发现，政府采购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雇佣规模，且异地政府采购的效果更加显著；机制分析表明，稳定企业生产经营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政府采购提升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主要内在机制；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较大或失业率较高的时期、劳动依赖程度较高的企业以及财政状况较好的地区，政府采购的稳就业效应更加明显；此外，与政府就业补助、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相比，政府采购的稳就业效果更加突出，但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机制有待加强。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拓展了政府采购微观经济后果的研究。现有文献检验了政府采购对企业信息透明度（Samuels，2021）、企业绩效（Cohen和Li，2020）、社会责任（韩旭和武威，2021）、技术创新（孙薇和叶初升，2023）等方面的影响，较少有文献关注政府采购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劳动雇佣行为。本文基于企业人力资本投资视角，证实了政府采购促进企业劳动雇佣的结论，丰富了政府采购对企业行为影响的文献。第二，本文深化了企业劳动雇佣影响因素的研究。与本文研究主题较为相关的是财政政策的稳就业效应，现有少数研究从宏观视角考察了财政支出对就业的作用（郭新强和胡永刚，2012），其他则探讨政府补助和税收政策的作用，缺乏对政府采购稳就业效应的系统考察。张国胜和吴晶（2019）利用2005年世界银行调查数据评估了政府采购的就业效应，但受限于第三方调查数据，缺乏对政府采购发挥稳就业作用内在机理的深入探讨。本文分析并检验了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有助于理解需求侧财政政策工具影响企业就业的微观机制。第三，本文对当前切实解决我国 “稳就业、保就业”问题以及进一步完善政府采购制度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和实践价值。此外，本文对以政府就业补助、税收优惠和政府采购为代表的财政政策工具支持企业劳动雇佣的效果进行了比较，为全面有效发挥各类政策工具的作用提供了重要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政府采购与企业劳动雇佣

与直接向企业提供补助等行政化资源配置方式不同，政府采购是基于政府部门实际需求在需求侧运用市场机制的市场化支持方式。得益于政府客户较强的购买力、较好的偿付能力以及严格的监管，政府采购合同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等特征，受宏观经济与市场因素影响较小，对缓解企业销售压力、引导市场预期具有显著作用（Goldman，2020），在实践中已成为各国政府介入市场的常用政策工具。作为一种企业人力资本投资，劳动雇佣体现为在特定约束条件下，企业对劳动雇佣潜在成本与收益的权衡。一方面，劳动雇佣的主要目的是支撑企业生产经营活动，因此，企业的生产规模与市场风险状况会直接影响劳动雇佣决策（毛其淋和王玥清，2023）；另一方面，不同于机器、厂房等有形资产，劳动具有专用性和不可抵押性特征，且工资支付与现金流产生不匹配，这增加了对资金的占用，因此企业的融资状况对劳动雇佣的影响较大（刘贯春等，2021）。基于此，结合政府采购的政策特点与企业劳动雇佣的特征，本文立足于企业劳动雇佣的内在动机和约束条件，从稳定企业生产经营与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两个层面分析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

第一，政府采购能够有效稳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提升企业劳动雇佣的内在动机。一方面，政府采购能够扩大企业生产规模。政府采购主体拥有强大的购买力，以集中采购模式为主的政府采购能依托庞大的市场规模为企业产品提供稳定的销售市场（武威，2022），这会通过收入效应带动产品需求增加，从而促使企业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企业对各生产环节劳动的需求（王永钦和董雯，2020）。另外，鉴于政府采购的公开质量监督和高标准产品要求，政府采购对市场具有较强的消费引导作用，能够产生示范效应，增进消费者对企业的关注与认可（王伊攀和朱晓满，2022），从而促进企业进一步扩大市场规模，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政府采购能够降低企业业绩波动。政府客户较少受竞争威胁与利润最大化动机的影响，变更供应商的动机较弱（韩旭和武威，2021），这有效降低了企业遭受客户 “敲竹杠”的风险。尤其在宏观经济形势不景气时期，政府采购被证实具有较好的企业风险防控与业绩稳定作用（Goldman，2020）。因此，政府采购能够通过扩大企业生产规模和降低企业业绩波动来稳定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从而提升劳动雇佣的内在需求，增强企业人力资本投资信心。

第二，政府采购能够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改善企业劳动雇佣面临的约束条件。一方面，政府采购能够降低企业信贷成本。出于财政安全等因素考虑，政府客户对供应商的信息披露要求更高。因此，政府采购能够显著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降低隐藏负面消息的可能性（Samuels，2021）。这有助于缓解企业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简化银行的信贷甄别流程。同时，近年来我国各级政府与银行等金融部门合作，推出了多种政府采购合同融资产品（俗称“政采贷”），供应商基于政府采购合同即可向银行快速申请贷款，从而有效降低信贷成本。另一方面，政府采购能够提升企业商业信用融资能力。随着市场交易活动的日趋活跃，商业信用逐渐成为银行贷款的替代性融资方式（陆正飞和杨德明，2011），现有研究证实了商业信用融资对企业劳动雇佣的积极影响（余明桂和王空，2022）。在现代商业社会的供应链关系中，上游供应商、企业和下游客户构成了一个整体系统，逐渐链接成为联系紧密的利益主体，尤其下游客户的需求变化将引起上游供应商的产能大幅波动，从而深刻影响整个供应链组织关系（杨志强等，2020）。相较于私人客户，政府客户较为稳定，且政府订单信息较为透明，这有效降低了上游供应商所面临的产能风险。此时，政府大客户发挥了供应链治理作用（李维安等，2016），强化了整个供应链成员之间的信任和资源交互，从而有助于企业获得来自供应商或客户的商业信用支持。因此，政府采购能够通过降低信贷成本和提升商业信用融资能力来改善企业融资困境，从而缓解企业劳动雇佣所面临的约束条件。综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在其他条件一定的情况下，政府采购能够提升企业劳动雇佣规模。

假设1a：政府采购能够稳定企业生产经营，通过扩大生产规模和降低业绩波动来促进企业劳动雇佣。

假设1b：政府采购能够缓解企业融资约束，通过降低信贷成本和提升商业信用融资能力来促进企业劳动雇佣。

（二）本地采购与异地采购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差异

从政府采购订单的分配来看，政府采购可划分为本地采购和异地采购。其中，企业获得本地政府采购订单为本地采购，获得外地政府采购订单为异地采购。理论上，在充分竞争的环境下，本地企业与异地企业能够平等地参与政府竞标活动；但在现实中，政治关联、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对政府订单的分配会产生潜在影响（武威和刘玉廷，2020）。一般来说，企业与本地客户建立政治联系的可能性更大，受到的本地保护程度更高。从作用机理来看，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雇佣的促进作用可能在本地采购与异地采购之间存在差异。一方面，从政府采购所产生的生产激励来看，本地企业为获得政府采购订单而可能采用寻租、贿赂地方官员等方式，由此造成额外的招待费等非生产性支出（黄玖立和李坤望，2013），在一定程度上会抵消政府采购在降低业绩波动和缓解流动性约束等方面的益处；本地企业与本地政府部门建立政治联系可能会出现降低产品验收标准等现象（姜爱华和费堃桀，2021），从而降低企业在生产端的劳动投入。另一方面，从政府采购所传递的信号来看，由于异地采购市场竞争更加激烈，异地政府采购订单更多地传递出企业自身产品高质量及高水平竞争力的信号。这有助于提升企业获得的市场声誉，吸引更多的资源。因此，异地采购受政治关联、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的影响较小，更有助于发挥政府采购的生产激励作用和信号作用，从而促进企业劳动雇佣。综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2：相对于本地政府采购，异地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雇佣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本文借鉴余明桂和王空（2022）等的研究，设定如下模型对政府采购的稳就业效应进行识别：

1. 解释变量：政府采购（GP1/GP2）。在中国情境下，企业层面研究政府采购的实证文献主要采用以下三种测量方法：（1）利用世界银行等第三方调查数据，通过问卷中“是否获得政府合同”“获得政府订单份额”等问题进行衡量（张国胜和吴晶，2019；徐建斌和李春根，2020）；（2）利用上市公司披露的客户信息，识别企业是否存在具有政府背景的客户，并确定此类客户的销售额（窦超等，2020；张沁琳和沈洪涛，2020）；（3）利用中国政府采购网披露的政府采购合同，部分研究采用Python爬取合同中的采购人、供应商、采购金额、合同年份等信息进行研究（武威和刘玉廷，2020；姜爱华和费堃桀，2021；孙薇和叶初升，2023）。由于通过第三方调查数据获得的样本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且当前上市公司客户信息披露不充分，前两种方法面临样本选择偏误问题。为此，本文采用第三种方法，借助中国政府采购网披露的政府采购合同信息，构造了两个主要解释变量GP1和GP2，分别表示企业当年获得的政府采购规模（以政府采购金额加1后取自然对数衡量）以及是否获得政府采购（若当年获得政府采购则取值为1，否则为0）。

2. 被解释变量：企业劳动雇佣规模（lnEmployee）。参考余明桂和王空（2022）以及叶永卫等（2023）的研究，本文以企业当年员工人数加1后的自然对数（lnEmployee）来衡量企业劳动雇佣规模。该变量数值越大，表明企业当年雇佣人数越多，劳动雇佣规模越大。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还借鉴余明桂和王空（2022）的做法，直接使用企业当年员工数量（Employee）进行检验。

3. 控制变量。本文控制了可能影响企业劳动雇佣的公司财务、治理特征以及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因素，具体包括企业规模（lnSize）、企业年龄（lnAge）、财务杠杆（Lev）、现金流水平（OCF）、固定资产比重（PPE）、成长能力（Growth）、总资产收益率（ROA）、管理层持股比例（Manstock）、股权集中度（Top1）、产权性质（SOE）、城市生产总值（lnGDP）、城市人口规模（lnPeople）。

本文变量定义见表1。此外，模型中$ {\lambda }_{i} $表示行业固定效应，$ {\eta }_{t} $表示年份固定效应，$ {\varepsilon }_{it} $表示随机扰动项。本文将标准误在企业层面进行聚类调整。本文重点关注GP1/GP2的系数$ {\alpha }_{1} $，其反映了剔除其他干扰因素后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影响。

（二）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为研究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本文以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其中，公司财务与治理数据主要来自CSMAR数据库，地区经济数据来自城市统计年鉴，政府采购数据则如上文所述基于中国政府采购网爬取得到。由于2015年3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明确了采购人的信息披露要求，2015年3月后中国政府采购网披露了较为详细的政府采购合同信息，因此本文以2015—2021年为研究区间。首先，利用爬虫技术得到中国政府采购网披露的2015—2021年政府采购合同信息。其次，利用政府采购合同披露的采购人（甲方）、供应商（乙方）、合同签订日期等信息，与上市公司进行匹配。由于大量政府采购订单由上市公司子公司获得，不同于姜爱华和费堃桀（2021）利用上市公司全称进行匹配，本文借鉴孙薇和叶初升（2023）的做法，将政府采购合同分别与上市公司母、子公司进行匹配，剔除重复合同后以自然年为基准，从而得到“上市公司母、子公司—获得政府采购订单”的数据集。最后，将母、子公司获得的政府采购合同在母公司层面进行汇总，从而得到上市公司当年获得政府采购订单的总金额。在剔除了变量缺失的样本后，本文最终得到2015—2021年共25 080个企业—年份观测样本。为避免极端值对估计结果的影响，本文对主要连续变量在1%和99%的水平上进行了缩尾处理。

（三）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企业劳动雇佣变量lnEmployee的均值为7.583，标准差为1.268，中位数为7.503，与余明桂和王空（2022）的研究数据基本一致。政府采购变量GP1和GP2的均值分别为1.169和0.165（即样本中16.5%的企业获得政府订单），数值略高于姜爱华和费堃桀（2021）研究中的1.096和0.069（即样本中近7%的企业获得政府订单）。这可能主要由上文提到的匹配规则差异所致，本文采用的母、子公司同时匹配方法能够更全面地识别上市公司获得政府订单的情况。控制变量结果与现有文献基本一致，未发现显著差异。此外，本文还对是否获得政府采购订单变量GP2进行了单变量差异检验。结果显示，在获得政府订单的企业与未获得政府订单的企业之间，劳动雇佣变量lnEmployee的均值差异为0.590，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初步表明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雇佣具有促进作用。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为检验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本文对模型（1）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2。其中，列（1）和列（2）纳入控制变量，并控制了行业和年份固定效应，此时政府采购变量GP1和GP2的系数分别为0.033和0.232，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列（3）和列（4）额外控制了个体固定效应，此时GP1和GP2的系数分别为0.008和0.046，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列（5）和列（6）额外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此时GP1和GP2的系数分别为0.034和0.243，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上述结果表明，政府采购确实能够提升企业劳动雇佣规模，本文假设 1由此得到验证。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可能面临以下干扰因果关系识别与模型估计结果的因素：作为地方政府常用政策工具，政府采购订单分配可能受较强行政力量影响，政府部门可能出于地区发展、产业政策等目标向特定企业倾斜；政府采购与地区经济发展、政府施政风格等因素息息相关，可能存在未观测的混杂因素；尽管政府订单要求在线公开，但各地政府信息化水平与政策执行力度不一，加之数据爬取与匹配技术局限，可能导致样本测量误差。为此，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双重差分模型、排除产业与地区经济发展层面的遗漏变量、倾向得分匹配等方法处理潜在内生性问题，并通过替换变量测度方式、检验滞后效应等方式增强结论稳健性。

（三）进一步分析：本地与异地政府采购

本文以获得政府采购订单的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进一步检验本地与异地政府采购效应的差异。本文通过识别订单合同的地理位置，并将其与上市公司总部所在地进行匹配，将订单划分为本地采购和异地采购，据此构建本地采购金额（GP1_local）、异地采购金额（GP1_offsite）、是否本地采购（GP2_local）以及是否异地采购（GP2_offsite）等变量。参照孙薇和叶初升（2023）的方法，本文将这些变量同时纳入模型（1），以比较其系数的差异。表3结果显示，在列（1）中，异地采购金额变量GP1_offsite的系数为0.016，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而本地采购金额变量GP1_local的系数为0.001，并不显著。在列（2）中，是否异地采购变量GP2_offsite的系数为0.092，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是否本地采购变量GP2_local的系数为−0.003，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相较于本地采购，异地采购对企业劳动雇佣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假设2由此得到验证。

五、进一步分析

（一）机制检验

本文遵循理论分析中所提出的逻辑，从稳定企业生产经营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两个层面，检验政府采购影响企业劳动雇佣的内在机制。

1. 稳定企业生产经营。按照上文理论逻辑，政府采购不仅能直接产生生产规模扩张效应，还能间接产生企业业绩稳定效应，从而促进企业扩大劳动雇佣规模。为验证上述逻辑，本文借鉴孙伟增和郭冬梅（2021）、毛其淋和王玥清（2023）等的研究，采用营业收入来衡量企业生产规模，并对营业收入取自然对数（lnOR）；借鉴张瑞君和李小荣（2012）、梁上坤和陈冬华（2014）等研究的做法，以经行业调整的企业资产收益率在前后一年（t−1至t+1年）共三年的滚动标准差来衡量业绩波动（Risk）。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将政府采购分别对企业生产规模、业绩波动进行回归，以检验政府采购对稳定企业生产经营的影响。表4报告了检验结果，在列（1）和列（2）中，政府采购变量GP1和GP2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政府采购对企业生产规模具有正向影响；在列（3）和列（4）中，GP1和GP2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政府采购对企业业绩波动具有负向影响。上述结果表明，政府采购能够促进企业规模扩张、稳定业绩波动，从而有效稳定企业生产经营并提升劳动雇佣规模，假设1a由此得到验证。

2. 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根据上文理论逻辑，企业获得政府订单向外界释放了积极信号，有助于提升企业在信贷市场中的地位，降低信贷成本，增加商业信用，从而促进企业扩大劳动雇佣规模。为验证上述逻辑，本文借鉴Pittman和Fortin（2004）、周楷唐等（2017）的研究，以利息支出除以长短期债务总额的平均值来衡量企业所面临的信贷成本，为便于观测而将其乘以100（DebtCost）；借鉴陆正飞和杨德明（2011）等的研究，以企业当年应付账款、应付票据、预收账款之和除以总资产来衡量商业信用水平（TC）。本文在模型（1）的基础上，将政府采购分别对企业信贷成本、商业信用进行回归，以检验政府采购对降低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表5报告了检验结果，在列（1）和列（2）中，政府采购变量GP1和GP2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政府采购降低了企业信贷成本；在列（3）和列（4）中，GP1和GP2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政府采购对企业商业信用融资产生了正向影响。上述结果表明，政府采购能够有效降低企业信贷成本，提升商业信用融资水平，从而有效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升企业劳动雇佣规模，假设1b由此得到验证。

（二）异质性分析

上文分析并验证了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并探讨了本地政府采购和异地政府采购的影响差异。需要说明的是，企业劳动雇佣还受到宏观经济形势、个体差异等因素的影响，且政府采购政策效果与地区财政状况密切相关。为此，本文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失业率、企业劳动依赖程度和地区财政状况等方面进行异质性分析，以丰富和完善政府采购与企业劳动雇佣关系的分析框架。

1. 宏观经济形势。当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较高时，企业的生产经营风险增加。出于风险规避的考虑，经理人会采取比较保守的投资策略，银行等金融机构也会收缩贷款规模（李凤羽和杨墨竹，2015），从而对企业劳动雇佣产生负向影响。同理，当社会整体失业率较高时，受企业间同群效应的影响，经理人同样会收缩劳动雇佣规模，导致劳动雇佣水平下降。根据上文的理论分析框架，如果政府采购能够发挥稳定企业生产经营、缓解流动性约束的作用，则可以推断政府采购的稳就业效应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较高、社会整体失业率较高的时期更加明显。为此，本文借鉴陈胜蓝和李占婷（2017）、窦超等（2020）的做法，采用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来表征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并依据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不确定性组和低不确定性组，分别赋值为1和0（EPU）；同时，利用城镇登记失业率，将样本划分为高失业率时期和低失业率时期，分别赋值为1和0（UR）。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引入交乘项来检验组间差异。表6报告了检验结果。结果显示，政府采购与宏观经济不确定性交乘项GP1×EPU和GP2×EPU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政府采购与社会失业率交乘项GP1×UR和GP2×UR的系数也均显著为正。这表明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较高、整体失业率较高的时期，政府采购的稳就业效应更强。上述结果体现出政府采购发挥了平滑经济波动、稳定市场信心的作用，这与上文的逻辑框架一致，符合理论预期。

2. 劳动依赖程度。不同企业的生产函数构成、劳动投资的边际效益差异较大，对劳动的需求程度也各不相同。对劳动密集型企业而言，其生产经营更依赖于劳动这一生产要素，对劳动雇佣策略也更为敏感（刘贯春等，2021），在面对政府采购带来的市场和信贷红利时，会采取更加积极的劳动投资策略；而对技术密集型等高科技企业而言，其生产经营活动对劳动的依赖程度较低，政府采购对劳动雇佣的驱动作用则相对较弱。因此可以推断，政府采购的稳就业效应在劳动密集型企业、非高科技行业中更加明显。为此，本文从企业和行业两个层面进行检验。本文借鉴卢闯等（2015）的做法，以员工人数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来衡量企业劳动密集度，按照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劳动密集型和非劳动密集型，前者赋值为1，后者赋值为0（LI）；借鉴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的做法，将制造业中的通用设备、专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通信设备、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归为高科技行业，其他归为非高科技行业，前者赋值为0，后者赋值为1（TI）。在此基础上，本文采用交乘项的方式来检验组间差异。表7报告了检验结果。可以发现，政府采购与企业劳动密集度交乘项GP1×LI和GP2×LI的系数均显著为正，政府采购与非高科技行业企业交乘项GP1×TI和GP2×TI的系数也均显著为正。总体而言，企业的劳动依赖程度越高，政府采购的稳就业效应越强。上述结果体现出劳动依赖程度不同的企业在面对政府采购政策红利时的策略差异，这与上文的逻辑框架一致，符合理论预期。

3. 地区财政状况

（1）财政透明度。竞争和价格机制是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工具，也是政府采购有效性的基石。透明度是衡量财政信息披露质量的一个重要尺度，财政透明的规范和推进能够强化政府采购的稳就业效应。一方面，较高的财政透明度有助于构建政府采购市场自由竞争的环境，提升政府采购活动的公平性和公正性，保证企业产品符合甚至高于政府采购的相关标准。这将放大政府采购的示范效应及声誉优势，企业将更愿意扩大生产规模，且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将更低，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较高的财政透明度能够降低企业在政府采购竞标、履约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环境不确定性，这有利于企业降低业绩波动性，从而对企业劳动雇佣产生积极影响。本文借鉴潘俊等（2016）的研究，选取清华大学发布的《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研究报告》数据，构造地级市政府财政透明度指标（FT），按照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财政透明度组和低财政透明度组，前者赋值为1，后者赋值为0。表8列（1）和列（2）报告了检验结果。政府采购与财政透明度交乘项GP1×FT和GP2×FT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雇佣的促进作用在高财政透明度组更加显著，财政透明度有助于强化政府采购的稳就业效应。

（2）财政收支压力。一方面，地方财政压力与政府支出规模通常负相关（Skidmore和Scorsone，2011）。尽管我国地方政府以财政支出的向下刚性为前提来维系地方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但仍存在通过压缩财政支出来缓解财政压力的强烈动机（徐超等，2020）。这对政府采购的范围与规模造成负向影响，限制政府采购的规模效应，从而对企业劳动雇佣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财政支出压力和财政收入紧张会导致地方政府对举债融资的强烈需求，债务资金规模飙升将削弱地方政府的风险抵御能力。这不仅会增加政府采购合同违约风险，还会挤出企业信贷资源，加剧融资约束（余明桂和王空，2022），从而弱化政府采购的稳就业效应。本文借鉴赵璨等（2015）的研究，以财政赤字率来度量城市财政收支压力，按照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高财政收支压力组和低财政收支压力组，前者赋值为1，后者赋值为0（FP）。表8列（3）和列（4）列报告了检验结果。政府采购与财政收支压力交乘项GP1×FP和GP2×FP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表明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雇佣的促进作用在低财政收支压力组更加显著，较低的财政收支压力有助于强化政府采购的稳就业效应。

（三）不同政策工具的效果比较

除了政府采购外，各级政府在具体实践中可以采用不同的稳就业政策工具，其中政府就业补助和税收优惠是另外两种较为典型的做法。如果说政府采购是为企业就业提供市场激励的需求侧财政政策工具，侧重于为企业提供就业拉力，那么政府就业补助和税收优惠则是着眼于降低劳动雇佣成本的供给侧财政政策工具，侧重于为企业提供就业推力。与政府采购相同的是，政府就业补助和税收优惠同样能为企业带来直接的资源支持，在缓解融资约束等劳动雇佣的限制条件方面具有较好效果。例如，中央和地方政府制定的稳岗补贴通过一次性资金注入，能够直接驱动企业雇佣劳动（曾艺等，2023）；税收优惠则能够缓解企业面临的税负压力，带来具有长期激励性质的节税收益，从而鼓励企业扩大劳动雇佣规模（潘凌云和董竹，2021）。但从企业获取资源的内在机理来看，政府就业补助和税收优惠与政府采购存在较大区别：政府就业补助和税收优惠主要依赖于政府部门的行政命令以实现公共资源向企业配置，具有简单直接、见效快的优势；政府采购则通过与企业平等交易以市场化方式为企业提供公共资源，能够提供更有效的市场激励。因此，在支持企业劳动雇佣方面，各类财政政策工具在激励方式和激励范围等方面存在差异，各自呈现出不同优势（杨白冰和武威，2023）。现有文献对就业补助和税收优惠促进企业劳动雇佣已开展了较为丰富的探讨，本文进一步比较不同政策工具的作用差异。

表9展示了各类财政政策工具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实际影响效果。参照政府采购的指标衡量方法，本文以企业当年获得的就业补助金额取自然对数（ES1）、当年是否获得就业补助（ES2）以及当年获得的税收优惠金额取自然对数（TI1）、当年是否获得税收优惠（TI2）分别度量就业补助和税收优惠水平。列（1）至列（4）分别检验了就业补助和税收优惠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就业补助变量ES1、ES2及税收优惠变量TI1、TI2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就业补助和税收优惠均能促进企业劳动雇佣。列（5）和列（6）将就业补助、税收优惠和政府采购同时纳入模型，相对而言，政府采购变量的系数最大。上述结果表明，在促进企业劳动雇佣方面，相较于政府就业补助和税收优惠等政策工具，政府采购的稳就业效果更加突出。这也说明企业劳动雇佣的根本动力在于满足企业生产及产品需求以实现其经济目标，而政府采购直接为企业就业提供了市场激励，并有助于通过市场机制提升公共资源配置效率。

本文还通过引入交乘项的方式，检验政府采购与就业补助、税收优惠之间是否存在协同效应，即检验政府采购与其他政策工具是否能够产生“1+1>2”的协同效果。表9列（7）和列（8）结果显示，政府采购与就业补助、税收优惠的交乘项系数显著为负或不显著，尚未发现明显的协同效应。本文认为，政策协同强调不同层级政府及政府部门通过沟通与对话，使公共政策相互兼容、协调与支持，以解决复杂性问题和实现共同目标（赵晶等，2022）。从理论上讲，政府采购为企业创造了新的市场订单和投资机会，政府就业补助和税收优惠则为企业劳动雇佣提供了资金扶持，从而构成了围绕劳动雇佣的潜在融资与投资关系。但从各地具体实践来看，不同政策工具的主管部门不同，资源配置方式也存在差异，相互之间难以形成有机协同。不同政策工具对企业劳动雇佣均具有促进作用，未来各地在具体实践中有必要围绕就业工作，探索构建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机制，打好“政策组合拳”。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考察了政府采购对企业劳动雇佣的影响及其机制，这对于实现就业稳定、推动就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理论分析表明，政府采购通过稳定企业生产经营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企业劳动雇佣。本文基于2015—2021年中国政府采购网披露的政府采购合同与上市公司匹配数据进行实证研究，为上述理论预期提供了经验证据。研究发现：第一，政府采购显著提升了企业劳动雇佣规模，且异地政府采购的政策效果更加明显；第二，稳定企业生产经营和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是政府采购提升企业劳动雇佣规模的主要内在机制；第三，在宏观经济不确定性较高或失业率较高的时期，对于劳动依赖程度较高或所在地区财政状况较好的企业，政府采购的稳就业效应更加明显；第四，与政府就业补助、税收优惠等财政政策工具相比，政府采购的稳就业效果更加突出，且不同政策工具之间的协同机制有待加强。本文为解决当前我国“稳就业”“保就业”问题以及优化政府采购政策提供了新思路，研究结论具有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切实发挥政府采购的稳就业作用，完善其顶层设计。在政府采购政策体系设计中，应将解决就业问题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高度重视政府采购在稳定企业生产经营、缓解企业融资约束等方面的优势，健全政府采购信息共享与发布协同机制，推动信息发布的标准化与规范化建设。

第二，强化政府采购政策的靶向支持、声誉机制和信号效应。一方面，应将区域政策环境、宏观经济形势、企业特征以及地区财政状况纳入政府采购预期政策效果的事前评估中，增强政府采购政策对不同类型企业的靶向支持力度；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发挥政府采购对企业扩大市场需求和获得外部融资的声誉机制和信号效应，构建有效的政府采购主体与企业互动机制，注重考察政府采购与市场机制作用的互补性，营造更加公平的区域间政府采购市场竞争环境。此外，建议探索构建各类财政政策工具的协同机制，充分发挥政府采购的需求引导作用、政府补助的资源支持作用和税收优惠的长期激励作用，切实增强企业增加劳动雇佣的内在动力。

第三，企业应积极参与政府采购竞标活动，不断完善与政府采购相关的战略管理、供应链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管理工作。企业不仅应努力把握政府采购的市场机遇，挖掘其产品需求，针对不同的政府采购项目制定个性化、差异化的市场营销策略，而且应积极与政府部门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及时获取政府采购项目信息，持续提升参与政府采购竞标的专业化水平。此外，企业应主动顺应政府采购的稳就业政策引导，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全面、有效地履行，持续发挥自身在稳定和创造就业岗位方面的积极作用。

1受篇幅限制，文中未报告稳健性检验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