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近年来，随着中国人口红利逐渐减弱，环境承载压力持续加剧，劳动力与土地成本不断攀升，以及印度与东盟等新兴经济体加速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与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类似，中国也面临着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不同于日本产业结构的区域同质化特征，中国的东部和中西部地区呈现出显著的产业结构差异，形成了独特的二元经济格局（洪俊杰等，2024），自东向西的产业梯度也为国内产业转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机遇（Lu和Tao，2009）。作为产业转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加工贸易面临着东部地区比较优势减弱以及产业和订单转出加快的困境，中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有序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加工贸易转移，不仅是适应国际局势、保障就业需求、稳定外贸发展的现实需要，更是推动国内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激活落后地区经济增长引擎的关键举措（庄芮等，2014；刘明和宋彦玲，2021；杨翠红，2023）。为了适应新的发展需求，自2007年以来，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持续推动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并分四批设立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 ¹2023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的意见》，明确提出要稳定和提升加工贸易，加强要素保障，引导产业转移，促进产业链稳定。同年12月，商务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提升加工贸易发展水平的意见》，进一步强调在鼓励高附加值产品加工贸易出口、促进加工贸易产品转型升级的同时，也要优化区域布局，引导加工贸易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梯度转移，以此培育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新动能，推动加工贸易持续健康发展。

加工贸易的梯度转移乃至转型发展受多重因素影响，包括地区产业基础、交通网络、人力资本水平、政策支持力度以及现代化工业与服务业体系的协同集聚等（房慧玲，2010；刘德学和李晓姗，2010；曾贵和钟坚，2010；严立刚和曾小明，2020；胡浩然等，2023；宋颜群和胡浩然，2024）。其中，劳动力成本无疑是关键因素，而户籍制度通过限制劳动力迁移，对区域间的劳动力成本差异产生了深远影响（孙文凯等，2011；张吉鹏等，2020；蔡昉，2023）。近年来，中国政府持续推进户籍制度改革。2014年3月，国务院首次印发国家级城镇化规划《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为落实这一目标，同年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25号）出台，进一步明确要求调整户口迁移政策，合理引导农业人口有序向城镇转移，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根据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63.89%，较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49.68%增长显著。同时，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4%，1亿非户籍人口在城市落户目标顺利实现。 ²户籍壁垒的逐步消解加速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并促进了城市间的劳动力迁移，从而缓解了劳动力供给短缺问题，显著影响区域劳动力成本的变化。因此，户籍制度改革毫无疑问会对加工贸易的规模增长与转型升级产生显著的影响。特别是在梯度转移方面，户籍制度改革可能存在不同的影响路径。一方面，户籍制度改革通过促进劳动力迁移，优化中西部地区劳动力供给，强化当地承接加工贸易的比较优势，从而有助于当地加工贸易出口增长；另一方面，放宽户籍管制引致东部沿海地区的生产成本降低，同样有可能导致中西部地区竞争条件的恶化，从而不利于落后地区加工贸易发展。因此，在人口红利逐渐减弱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的背景下，户籍制度改革能否促进沿海地区与内陆地区加工贸易稳定发展，推动中西部与东北地区更好地承接加工贸易转移，赋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这是本文所要尝试回答的问题。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主要有两支。第一支文献主要探讨了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效应及其影响因素。长期以来，户籍制度改革的经济效应一直备受学界关注：在宏观层面，相关研究涵盖了城市经济发展（都阳等，2014）、全要素生产率（Hsieh和Klenow，2009；Tombe和Zhu，2019）、社会福利与不平等（蔡昉，2010；Fan，2019）、代际流动与教育公平（Sieg等，2023）、创新创业（李五荣等，2022；宋弘等，2022；Liu等，2024）以及异质性劳动力流动（韩润霖等，2023）等多个方面；在微观层面，相关研究侧重于企业劳动雇佣（Wang等，2021；张云矿和赵子微，2024）、成本黏性（马慧和靳庆鲁，2024）、社保缴费（陈斌等，2025）、异地投资（李逸飞等，2025）、生产链长度（冯祯祯等，2025）、劳动收入份额（冯典状和张卫国，2025），以及家庭消费（毛盛志等，2025）、农村居民收入（张可云，2023）和移民收入（An等，2024）等不同领域。部分文献侧重于对户籍制度改革的量化评估，通过分析政策文本，采用层次分析法（孙文凯等，2020）、机器学习（Fan，2019；Tian，2024）与结合微观数据验证（张吉鹏和陈翥，2024）等不同方法构建落户门槛指标。此外，少部分文献还探讨了户籍制度的影响因素，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Wang等，2024）及贸易自由化（范子杰等，2024；Tian，2024）对制度变迁的驱动作用。

第二支文献聚焦于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及其转型升级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分别从城市人口结构（铁瑛和张明志，2017；铁瑛等，2019）、最低工资标准上升（铁瑛等，2018；毛其淋和盛斌，2021）和人口老龄化加剧（蔡宏波和韩金镕，2022）等角度，验证了劳动力供给减少、成本提升对加工贸易出口的不利影响以及对贸易方式升级的推动作用。也有非常丰富的文献探讨了影响加工贸易出口的其他因素，包括贸易自由化（Yu，2015）、融资约束（Manova和Yu，2016）、出口退税政策（范子英和田彬彬，2014）、中间投入品进口、国外需求规模（Brandt和Morrow，2017；田云华等，2023）、服务业发展（铁瑛和何欢浪，2018）和汇率变动（毛日昇等，2017；王雅琦和余淼杰，2021）等方面。此外，关于加工贸易升级的决定因素，学者们分别从中间品关税下调（彭冬冬和杜运苏，2016）、银企距离（许和连等，2020）、服务业开放（符大海和鲁成浩，2021）、人力资本提升（毛其淋，2019）和城市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何欢浪和古莲子，2025）等角度，考察了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转型的程度以及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变化。还有一类研究主要关注贸易方式选择对企业出口绩效的影响。例如，余淼杰（2011）发现企业参与加工贸易有助于提高生产率，章韬等（2024）则指出转为混合贸易模式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出口边际。

相较于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既有文献大多从人口红利减弱、劳动力供给短缺的视角探讨贸易问题，却忽视了中国劳动力空间再配置的巨大潜力。本文基于户籍制度改革视角，深入探究劳动力供给扩张推动加工贸易出口增长的理论机制，为人口与贸易研究提供了新路径。第二，过往研究大多聚焦于加工贸易向一般贸易的转换或产品技术水平的提升，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度量较为片面，缺乏对梯度转移的实证考察。本文将户籍制度改革与加工贸易出口的发展及梯度转移相结合，既丰富了加工贸易出口决定因素的研究，也拓展了制度经济学与国际贸易领域的学术边界。第三，本文从出口二元边际视角对加工贸易出口增长进行分解，通过城市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种类的增加与出口市场的拓展，识别了潜在的加工贸易转移现象。本文的研究结论能够为中国提升加工贸易发展水平、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更具针对性的政策依据。

二、政策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政策背景

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的颁布，标志着城乡“二元”户籍制度的正式确立（赵军洁，2021）。在计划经济与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背景下，户籍制度通过严格的户口登记与迁移管控，将城乡居民划分为农业与非农业两类群体，形成了包含就业、教育、医疗等资源配置差异的二元管理体系。这种严格限制人口流动的制度设计虽在特定历史阶段保障了工业发展，但也加剧了城乡发展差距，严重制约要素跨区域流动与经济发展。改革开放后，市场化改革推动乡镇企业与沿海制造业迅速崛起，工业劳动生产率显著高于农业（范子杰等，2024）。大规模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需求倒逼户籍制度从“管制型”向“适应型”转变，政府开始逐步消解束缚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户籍障碍。进入21世纪，流动人口规模急剧增长，虽然户籍不再是阻碍人口迁移的硬性壁垒，但基于户籍属性的社会福利分配机制仍显著影响流动人口的城市生活成本与质量（An等，2024）。随着城镇化进程加速与流动人口市民化需求升级，户籍制度改革被纳入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顶层设计。

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将“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列为破解城乡二元结构的关键举措，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的分类改革原则。2014年7月，《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国发〔2014〕25号）出台，进一步明确了调整户口制度的城市规模：全面放开城区人口50万以下的建制镇和小城市人口落户限制；有序放开城区人口50万至100万的中等城市人口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城区人口100万至300万的大城市的落户条件；适度控制城区人口300万至500万的城市的落户规模和节奏；严格控制城区人口500万以上的特大城市人口规模。总体而言，户籍制度改革的政策力度与城市规模挂钩，其中，对于特大城市的限制要求明确，其余规模城市则需要根据自身实际承载能力，合理或全面放开落户限制。

与历次改革相比，2014年启动的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在政策强度与覆盖范围上实现了历史性突破（张吉鹏等，2020）。此次改革由中央政府统一部署实施，提出了与城市规模挂钩的差异化落户政策，彻底废除了实施长达半个世纪的农业与非农业户口二元划分制度，标志着中国户籍制度改革进入全面深化阶段。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显示，改革实施后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为2.92亿人，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增加3108万人，增幅达11.89%。 ³实证研究表明，此次改革促使除一线城市之外的其余地方落户门槛均出现较大幅度的快速下降（张吉鹏和卢冲，2019；张吉鹏和陈翥，2024），总人口迁移率和劳动年龄人口迁移率呈现显著提升（Liu等，2024），并且从大城市向小城市迁移的倾向跃升，而传统“向大城市集聚”的迁移模式则出现明显弱化（An等，2024）。

（二）理论分析

作为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典型范式，中国加工贸易自改革开放以来便呈现出显著的“任务导向型”特征。这种贸易模式依托跨国公司全球布局需求，通过“进口中间品—加工—再出口”的模式嵌入国际生产网络（毛其淋和盛斌，2021）。尽管目前已经在技术设备与管理模式上逐渐实现升级，但其核心竞争力仍高度依赖国内充裕的劳动力资源禀赋（黄建忠等，2017）。此外，受制于自身“两头在外”的贸易模式，加工贸易企业无法像一般贸易企业那样灵活转换市场。因此，面对同样的劳动力供给增加，加工贸易的出口变化会相对更为敏感（铁瑛和张明志，2018）。而户籍制度改革通过打破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壁垒、降低流通成本，显著推动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的跨区域转移（孙文凯等，2011），促进了低技能劳动力的空间集聚（韩润霖等，2023）与高技能人才的流入（宋弘等，2022），从而稳固加工贸易比较优势，对加工贸易出口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1：户籍制度改革能够促进城市加工贸易出口增长。

首先，传统“二元”户籍政策将户籍身份与公共服务供给捆绑，相伴而生的是人口流动受限、城乡区隔的系统性排斥等问题（范子杰等，2024）。户籍制度改革通过放宽城市落户门槛，打破了阻碍城乡劳动力要素自由流动的制度性壁垒，从而有效扩大了城市劳动力供给。在需求保持相对稳定的情况下，改革地区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下降将成为必然结果。特别地，由于低技能劳动力通常具有较高的替代弹性，其工资水平对供给变化的反应程度更为敏感。因此，户籍改革对低技能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成本降低效应尤为明显（马慧和靳庆鲁，2024）。同时，改革促进了高技能劳动力的跨区域优化配置，推动人才向回报更高的地区与行业流动（宋弘等，2022），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企业聘用高技能人才的成本压力。加工贸易企业一方面高度依赖大规模、低成本的低技能劳动力，能够大量吸收二元经济结构中的剩余劳动力（刘晴和徐蕾，2013）；另一方面在技术升级与结构转型过程中也需匹配相应的高技能人才。城市户籍制度改革带来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下降，显著增强了改革区域发展加工贸易的比较优势，从而显著推动加工贸易出口扩张。相较之下，一般贸易企业自主组织采购、生产和销售环节，成本结构更多元，利润空间也更大（Bernard等，2011；戴觅等，2014），因而对户籍改革所引致的劳动力成本相对下降的敏感程度相对较小。

其次，劳动力供给是产业协同集聚的核心要素（Steijn等，2022）。户籍制度改革通过扩大低技能劳动力供给与吸引高技能专业人才流入，促进劳动力要素在区域间和产业间的优化配置，这不仅降低了加工贸易制造业本身的成本压力，也满足了加工贸易配套服务业对劳动力的差异化需求，进而为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集聚创造了有利条件。具体而言，户籍制度改革主要通过以下两个机制促进产业协同集聚：一方面，城市落户门槛的降低推动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依据市场需求向城市制造业集群以及运输与仓储等配套服务业定向迁移，在缓解制造业工人短缺困境的同时，也推动劳动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形成“劳动力蓄水池”（余正颖等，2024）；另一方面，户籍制度改革显著提升了城市人才吸引力（宋弘等，2022），促使技术研发、管理咨询等专业化人才向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集聚，通过产业间的知识溢出效应推动下游制造业技术进步，并形成良性的知识互动机制（许丽萍等，2023）。

由于生产环节相对单一，加工贸易普遍具有产品附加值低、研发强度弱、利润空间薄等特点（Manova和Yu，2016；马述忠等，2017），因此加工贸易的规模增长与转型升级对交通运输、管理咨询、研发设计等上下游服务业的配套能力具有更高的依赖程度。一方面，加工贸易企业通常对运输成本更为敏感（余淼杰等，2024）。户籍制度改革所释放的劳动力有助于满足仓储、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的用工需求，促进城市相关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配套，从而降低区域综合运输成本，为加工贸易的规模增长与梯度转移创造有利条件。另一方面，加工贸易向高附加值、高技术水平产品转型发展，亟需管理咨询、技术研发等服务业作为支撑（杜云苏，2020；喻胜华等，2020；杨翠红，2023）。户籍制度改革通过吸引专业化人才流入，推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形成知识溢出效应，支持下游加工贸易企业实现工艺流程改进和产品升级。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2：户籍制度改革通过推动劳动力成本相对下降与产业协同集聚，促进城市加工贸易出口增长。

再次，传统户籍壁垒的松动加速了劳动力要素的跨区域再配置，重塑区域比较优势，推动产业空间布局的动态调整。2014年户籍制度改革显著降低了中西部地区落户门槛（张吉鹏和卢冲，2019），驱动劳动力从东部沿海向中西部户籍地回流（张吉鹏等，2020），有效缓解了内陆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要素供给约束。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出台一系列加工贸易转移政策，夯实了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产业转移的基础（宋颜群和胡浩然，2024）。劳动力要素回流与产业转移政策形成了协同效应，使中西部地区依托劳动力和土地要素的禀赋优势，逐步承接东部地区加工贸易转移。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3：户籍制度改革能够推动加工贸易产业向中西部地区梯度转移。

最后，户籍制度改革通过降低人力资本流动的制度性成本，提升了专业化人才在区域和产业间的配置效率。内生增长理论指出，人力资本是推动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核心动力（Barro，1991）。户籍壁垒的破除降低了高技能劳动力的迁移成本与职业转换风险，促进其向落户政策更为宽松的地区集聚。对加工贸易企业而言，技术型人才供给的增加能够缓解企业研发创新压力，从而推动产品技术升级（毛其淋，2019）。此外，高技能劳动力的流动促进了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集聚，通过产业间的知识溢出效应，进一步增强加工贸易企业的技术吸收与创新能力，最终推动其技术复杂度与高附加值产品出口比重的提升。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4：户籍制度改革能够促进加工贸易技术复杂度提升与产品结构转型升级。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借鉴An等（2024）、Liu等（2024）以及张云矿和赵子微（2024）的模型设定方式，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评估2014年户籍制度改革对于城市加工贸易出口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公布的市区人口数据，将政策实施当年（2014年）市区人口500万以上的13个特大城市作为对照组， ⁴将其余不同规模城市划分为处理组。具体而言，Treat_j（group=k）表示出口产品是否处于政策处理组城市k的虚拟变量。其中，k = 1、2、3、4分别表示市区人口为300万—500万的大城市（Ⅰ型大城市）、100万—300万的大城市（Ⅱ型大城市）、50万—100万的中等城市（中等城市）以及50万以下的建制镇和小城市（小型城市），从而体现户籍制度改革在不同规模城市之间强度的差异性。基准回归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Y_ijt的是被解释变量，本文参考王雅琦和余淼杰（2021）、符大海和鲁成浩（2021）的研究思路，分别以加工贸易出口份额（proshare_ijt）和出口规模（lnvp_ijt）表示。proshare_ijt代表城市j中HS6产品i年份t的加工贸易出口份额，是衡量城市—产品维度加工贸易结构调整的相对指标；lnvp_ijt代表城市j中HS6产品i年份t的加工贸易出口规模，采用加工贸易出口额的对数值衡量，是测度城市—产品维度出口变化的绝对指标。之所以选取城市—HS6产品—年份维度的面板数据而非基于企业层面进行实证研究，一方面是受限于研究的时间跨度，无法进一步匹配工业企业数据库并控制企业层面的影响，另一方面是由于企业层面的研究无法捕捉企业的进入退出行为，可能造成估计偏误（铁瑛和何欢浪，2019）。在后续稳健性分析中，本文会补充企业层面的经验证据。Treat_j为城市j是否处于政策处理组的虚拟变量，Post_t表示年份t是否处于政策出台当年及以后年份的虚拟变量；X_jt为可能影响城市加工贸易出口的控制变量合集：经济发展水平lngdpk、最终消费需求lnconsume、基础设施水平lnpost、城市政府规模lntr、对外开放水平lnfdi、产业结构third_ratio、经济增长潜力gdpgrowth；$ \mu _{i j} $$ 和\delta_{pt} $分别为城市—HS6产品联合固定效应与省份—年份联合固定效应；$ \mathit{\mathit{\mathit{\varepsilon\mathit{\mathit{_{ijt}}}}\mathit{\mathit{\mathit{\mathit{\mathit{ }}}}}\mathit{\mathit{\mathit{\mathit{ }}}}}} $为随机扰动项。为保证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

（二）变量描述性统计

表1展示了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其中，按不同人口规模分组的处理组分别占样本总量的16%、47%、17%与3%。表2展示了处理组城市和控制组城市的平均加工贸易出口规模在户籍制度改革前后的变化趋势，控制组城市的加工贸易平均出口规模明显大于处理组城市，且整体呈现出更明显的下降趋势，降幅约为23.77%。这与2008年后劳动密集型产业外迁加速、加工贸易出口持续下降的现象相符合（苏庆义和桂子豪，2024）。而相较之下，处理组的下降幅度要显著小于控制组，这可能是因为户籍制度改革对劳动力的释放效应推动了加工贸易等外迁产业优先向国内转移，进而促成了加工贸易的平稳发展。

本文实证检验部分所使用的出口贸易数据来源于2010—2016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库，城市层面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与《中国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⁵

四、实证结果与稳健性检验

（一）基准回归

表3汇报了户籍制度改革对于城市内部产品贸易方式调整的基准回归结果，在计量模型中均控制了产品—城市和省份—年份联合固定效应，以解决部分内生性问题。 ⁶从列（1）与列（2）可以看出，核心解释变量Treat_j（group=k）×Post_t均显著为正，这说明相较于严格控制城市人口规模，落户门槛放宽会使城市加工贸易出口份额上升。从列（2）的完整估计结果可以看出，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之后，处理组中各类城市的估计系数分别为0.0734、0.0816、0.0884和0.0965，这说明城市户籍限制放开促使各类城市加工贸易出口份额平均上升了7.34%、8.16%、8.84%与9.65%。假设1由此得到验证。随后，本文进一步探究户籍限制放松对于加工贸易出口规模的影响。列（3）与列（4）展示了具体结果，在加入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后，政策交乘项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加工贸易出口份额（proshare）与规模（lnvp）的回归系数大小均会随着城市规模等级的降低（户籍政策放松强度的增加）而递增。其中，50万以下小城市受到政策影响效果最强，具体而言，户籍限制放松使其加工贸易份额相对于特大城市平均上升9.65%，而绝对规模平均上升2.87倍。 ⁷

（二）稳健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在基准回归中，本文分别识别了户籍制度改革对于加工贸易出口相对份额与绝对规模的因果效应，但仍需要进行平行趋势检验，以证明处理组相对于控制组的变化是由政策冲击驱动的。具体而言，本文选取政策冲击前一期（2013年）作为基准期，以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式（2）中，Year（t= T）为年份虚拟变量，当样本年份为T时取值为1，否则为0。估计系数$ \theta_{kt} $度量了相对于基准年份（2013年）处理组与对照组在各年份的相对变化差异。其余设定与方程（1）保持一致。具体检验模型如下：

为了更加直观地体现系数变化的趋势，图1给出了加工贸易出口份额（proshare）在2010—2016年的估计系数及其95%的置信区间。从中可见，在政策发生之前处理组与对照组之间有着相同的发展趋势，2014年及之后的边际效应线逐步向右上方倾斜，这说明两者的变化趋势具有显著差异，从而验证了平行趋势假定。

2. 其他稳健性检验 ⁸

本文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稳健性检验：（1）安慰剂检验。（2）更换处理组识别方式。本文参考Liu等（2024）、张云矿和赵子微（2024）的分类方式，按照城区人口规模（urban population）重新划分处理组。（3）剔除特殊城市。本文将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超一线城市从样本中剔除后再次进行回归，以检验剩余样本的稳健性。（4）排除同期政策。本文分别排除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政策（Pro）、“营改增”试点政策扩围（VAT）、上海自贸试验区的设立（Shanghai）以及出口产品退税政策（MTSL）的影响。（5）控制潜在溢出效应。本文选取控制组城市及其300公里内的邻近处理组城市进行回归。（6）企业层面分析。本文将海关产品数据整合至企业层面后重新回归。（7）改善匹配方法。本文分别采用倾向性得分匹配（PSM）、合成控制法（SCM）和合成双重差分法（SDID）对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以验证基准结论的可靠性。经过上述稳健性检验，解释变量系数大小和显著性保持稳健，从而证明了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

五、机制检验

（一）劳动力成本相对下降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可知，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成本对劳动供给的变化更为敏感。城市户籍制度改革有效促进了劳动力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在推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同时，也吸引了部分高技能人才落户。这种劳动力供给的优化提升，导致户籍放松地区的劳动力成本相对于严格管制地区显著下降，从而扩大了加工贸易生产的比较优势。为了检验劳动力供给增加是否导致了相对用工成本的下降，本文参照An等（2024）的研究方法，采用2011—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检验户籍制度改革对于劳动力工资收入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以“上月收入额”取对数（lnwage）衡量劳动力成本水平，并剔除了收入值缺失或小于0的样本，仅保留年龄在18—65岁之间的个体。最终获得了236个城市连续7年的平衡面板数据。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列（1）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负，且系数的绝对值随着政策力度加大而递增，这表明户籍制度改革的确有助于降低加工贸易企业的用工成本。列（2）针对流动人口受教育年限（edu）的回归结果显示，户籍制度改革显著降低了流动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这间接表明更多低技能劳动力因落户门槛下降而流入城市，从而偏向性地满足了加工贸易企业的用工需求。

（二）产业协同集聚

户籍制度改革通过促进城市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融合发展，对加工贸易出口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一方面，劳动力跨区域流动障碍的减少扩大了制造业劳动力蓄水池，进而缓解了加工贸易比较敏感的劳动力供给与用工成本问题；另一方面，政策引致的异质性劳动力流入推动了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分工，尤其是交通物流、技术研发与金融业等领域的人力资本密度提升。进一步地，两业协同集聚产生的规模经济与知识溢出效应能够进一步优化加工贸易出口供应链效率，从而推动加工贸易出口规模增长与转型升级。

为了验证上述机制，本文采用张虎等（2017）与崔书会等（2019）的方法，测算地级市层面的产业协同集聚指数（Co），并根据2009—2019年257个城市的平衡面板数据按照基准回归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如表4列（3）所示，核心解释变量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并且对于中小型人口规模城市来说，其协同发展趋势更强。这说明户籍制度改革显著加快了城市内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协同发展，从而促进了城市加工贸易发展水平的提升。

六、进一步分析：加工贸易转型升级

尽管户籍制度改革对加工贸易出口占比与规模具有同步提升作用，但是突破传统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仍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核心挑战。无论是通过“自沿海向内陆”的产业梯度转移优化空间布局，还是借助高新技术产品突破全球价值链锁定，中国加工贸易均面临深刻的转型升级诉求。在此背景下，探究户籍制度改革对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与质量提升的影响更具现实价值。基于此，本文分别从区域布局优化、技术水平升级与产品结构转型三个维度，对加工贸易转型升级进行定义：其一，是内陆地区承接沿海加工贸易产能的梯度转移；其二，是加工贸易产品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其三，是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比重的结构性增长。

（一）梯度转移：赋能中西部地区贸易增长

基于贸易二元边际理论的分析框架，本文可以通过检验户籍制度改革对于不同地区出口边际的差异化影响，识别出潜在的加工贸易转移现象。 ⁹根据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Bernard等，2003；Melitz，2003），贸易扩张可通过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两个维度实现。其中，集约边际反映既有产品的出口规模扩张，而扩展边际则体现为新产品种类或新出口市场的开拓（钱学锋和熊平，2010）。具体而言，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因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新订单和企业的涌入推动了出口市场与产品种类的多元化，从而促进扩展边际增长；而东部地区作为产业转出地，户籍制度改革主要引导劳动力流向既有的加工贸易企业，因此其出口增长更多体现为集约边际的扩张。在当前加工贸易外迁加速、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背景下，相比单纯扩大原有产品出口规模，更应注重通过梯度转移拓展新市场和丰富产品种类，推动中国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转型（符大海和鲁成浩，2021）。鉴于此，本文借鉴蔡宏波和韩金镕（2022）以及章韬等（2024）的出口分解框架，将城市出口的集约边际定义为城市既有出口产品的加工贸易份额与规模增长；将城市出口的扩展边际定义为城市加工贸易产品出口国数量（lndnp_c_jt）与种类（lnnumber_p_jt）的扩张。

具体而言，本文设置了中西部地区虚拟变量West与东北部地区虚拟变量Northeast，与双重差分项Treat×Post交乘后引入基准回归模型（其中，Treat表示人口规模500万以下的处理组城市）。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列（1）与列（2）报告了户籍制度改革对于加工贸易集约边际的影响，可见列（2）中Treat×Post×West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而Treat×Post×Northeast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这表明相较于东部地区，户籍制度改革对中西部地区集约边际增长的提升效果相对更强，而东北地区则相对较弱。列（3）与列（4）进一步呈现了户籍制度改革对加工贸易扩展边际的回归结果，可见Treat×Post×West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但Treat×Post×Northeast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具体而言，列（3）的结果说明，户籍制度改革对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产品的出口目的地数量具有更为显著的提升作用，从而有效帮助了中西部地区开拓新的出口市场。列（4）的结果表明，相较于东部地区，放松户籍管制更为有效地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产品种类的增长。 ¹⁰原因可能在于，中西部城市劳动力成本的相对下降促使部分原本集中于东部沿海城市的加工贸易订单向当地转移，从而产生了新的加工贸易出口产品种类。因此，推进中西部地区户籍制度改革并降低落户门槛，是助力加工贸易梯度转移，为落后地区拓展新市场、承接新订单，从而实现贸易增长的关键举措。

（二）质量为先：加工贸易技术复杂度提升

本文采用Hausmann等（2007）以及盛斌和毛其淋（2017）的测度方式，依据全球双边贸易数据库（CEPII-BACI），计算2010—2016年产品维度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在回归过程中，本文剔除了样本期间始终仅以一般贸易方式出口的HS6产品，在加权产品加工贸易份额后，取出口技术复杂度的自然对数值（lnproday）来衡量加工贸易的技术升级现象。具体结果如表6列（1）所示，可见放松户籍制度整体上显著推动了城市加工贸易的技术升级。

（三）“腾笼换鸟”：加工贸易产品结构转型优化

本文首先将海关HS6位码产品匹配至《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02）行业标准（Brandt等，2017）；之后，借鉴戴觅等（2014）的分类标准，基于行业资本劳动比，将海关产品所属行业划分为劳动密集型行业、中间行业与资本密集型行业，并设置劳动密集型行业虚拟变量lab与资本密集型行业虚拟变量kap，分别与双重差分项Treat×Post交乘后纳入基本模型。从表6列（2）可见，Treat×Post×kap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而Treat×Post×lab的回归系数则显著为负，这表明户籍制度改革对加工贸易出口的提升作用与出口产品的资本密集程度呈正相关。这一结果可能是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边际收益递减与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要素组合优化所致（铁瑛和张明志，2017）：相较于已经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资本密集型行业更能够充分利用劳动供给扩张所赋予的成本优势进行劳动对资本的替代，从而降低成本，提升自身出口竞争能力。

为进一步验证户籍制度改革对不同技术水平加工贸易出口规模的异质性影响，本文以基期（2010年）HS6位码产品技术复杂度的1/3分位点和2/3分位点为分界，划分低技术、中等技术与高技术产品；并参照韩剑等（2024）的方法，设置低技术虚拟变量lowproday和高技术虚拟变量highproday，并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引入两者与双重差分项Treat×Post的交互项，从而以中等技术产品为基准，观察不同技术水平加工贸易产品的出口增长情况。此外，为了缓解微观产品分组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在回归模型中纳入产品—年份联合固定效应。表6列（3）展示了具体的回归结果。从中可以看出，Treat×Post×highproday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放松户籍管制对高技术加工贸易产品的提升作用更强，加工贸易出口结构存在向高技术水平、高附加值转型升级的趋势，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城市加工贸易的“腾笼换鸟”。这主要是因为户籍制度改革对高技能劳动力供给存在释放效应。具体而言，户籍壁垒的消除能够显著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空间流动性，推动创新型人才向高技术加工贸易企业集聚，更有利于研发密度和技术水平的提升，从而为加工贸易增长的动能转换奠定要素基础。

七、结论与政策启示

加工贸易的创新发展和梯度转移是中国推动外贸转型升级、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关键途径。本文基于2010—2016年中国海关进出口数据，以2014年户籍制度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系统考察了户籍制度改革对于加工贸易规模增长与转型升级的重要影响。本文的主要发现有：第一，放松户籍管制能够显著推动城市加工贸易出口份额与规模扩大，且政策效应会随着城市人口规模下降而得到提升，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机制检验结果说明，户籍制度改革通过吸引低技能劳动力流入与高技能人才落户，推动劳动力成本相对下降并加速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协同集聚，从而推动加工贸易出口增长。第三，进一步的分析结果显示，一方面，户籍制度改革有利于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转移，优化全国产业布局。通过缓解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壁垒，户籍制度改革能够使得中西部城市扩展边际显著提升，获得更多加工贸易转移订单，并拓展全新出口市场。另一方面，放松户籍管制对加工贸易产品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具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且资本密集型与高技术加工贸易产品的出口增长动力更强，这说明户籍制度改革不仅推动了量的合理增长，还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为破除加工贸易“低端锁定”提供了新路径。本文的研究揭示了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对于中国加工贸易出口及转型升级的影响路径，为推动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实现贸易强国目标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第一，深化户籍制度改革，落实放宽户口迁移政策。户籍制度改革着力于破解劳动力流动障碍，提升劳动力配置效率，促进加工贸易稳定发展。鉴于此，现阶段要简化落户程序，减少隐性门槛，切实降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进一步完善配套保障机制，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保转移接续平台，实现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险关系的无障碍转移，加大保障性住房供给力度，将符合条件的流动人口纳入住房保障范围，健全劳动权益保护体系，为外来务工人员积极提供法律援助、职业培训等服务，确保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二，持续推进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加强梯度转移载体建设。户籍制度改革确实促进了中西部地区加工贸易出口规模扩张、市场多元和产品结构优化，但对东北地区的转移推动效应却不显著。鉴于此，政府应在持续降低落后地区落户门槛、放宽户籍限制的基础上，着力推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均衡覆盖，以增强自身对优质产业工人和高技能人才的吸纳能力，全面提升承接加工贸易转移的软硬件支撑；同时，应协同运用财税、金融等政策工具，进一步强化中西部与东北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交通运输网络，提升物流效率，强化承接地用能保障，并鼓励区域间交流与合作，促进知识和技能传播，为加工贸易转移创造良好条件。

第三，鼓励开展高附加值产品加工贸易，推动加工贸易转型升级。高附加值加工贸易发展高度依赖专业技能人才，政府应进一步放宽科技型、技能型人才落户限制，完善包括薪酬激励、住房保障在内的人才引进政策，引导高新技术人才定向流动，为高附加值加工贸易企业提供人力资源保障；同时，要积极推进加工贸易产业链数字化转型，重点支持电子信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积极推进智能制造与绿色制造体系构建，有序淘汰低端产能，全面提升加工贸易技术含量和附加值水平。

1这些政策具体包括《关于支持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工作的意见》《关于确定第二批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的决定》《关于认定第三批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的通知》和《关于公示新认定加工贸易梯度转移重点承接地、加工贸易承接转移示范地名单的通知》。政策文件可访问中国政府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网站查阅。

2国家统计局第七次人口普查主要数据，详见www.stats.gov.cn。

3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详见www.stats.gov.cn。

42014年市区人口500万以上的13个特大城市分别为上海市、北京市、重庆市、深圳市、天津市、武汉市、广州市、西安市、南京市、成都市、汕头市、郑州市、沈阳市（按市区人口规模排序）。

5限于篇幅，详细的数据处理过程未展示。

6本文将全部市区人口500万以下的城市合并为一个处理组（Treat），并估计整体处理效应（Treat×Post），回归系数的方向和显著性与分组处理一致。此外，户籍制度改革对一般贸易的回归结果并不显著，完整结果备索。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就此提出的宝贵建议。

7限于篇幅，此处省略了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备索。

8限于篇幅，加工贸易规模（lnvp）的平行趋势检验图以及其他稳健性检验结果未展示。

9受海关数据限制，本文虽无法精准识别新增贸易订单的具体来源地，但中西部地区在出口扩展边际上的显著增长，可作为承接产业梯度转移的间接证据。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就此提出的宝贵建议。

10本文通过分样本回归进一步检验上述结论。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加工贸易集约边际提升显著，扩展边际提升不显著；中西部地区集约边际与扩展边际均显著提升，且估计系数更大。完整结果备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