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新时代背景下，“古今中西之争”作为把握传统与现代，以及本土与外来文化关系的思辨性议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¹这一重要论断中“更有条件”“更迫切需要”等表述实则揭示出，“古今中西之争”不仅是时代之问，也是历史之问；然而在不同历史时期，这四要素的内涵与外延不同，对论争的破解途径及程度也有明显差异，从而使这一议题在当下愈发彰显其必要性和迫切性。

“古今中西之争”不仅是思想文化层面的议题，还是中国作为后发经济体在现代化转型浪潮中的典型境遇，是近代以来“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命题在思想史上的写照。 ²其中，“古今”之争是中国如何根植于传统社会的辉煌成就，从中挖掘或培育具有现代性的思想元素，进而重构思想脉络的连续性；“中西”之争是中国如何破解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找到具有本土化特征、解决本土问题的现代化发展道路。由此观之，“古今中西之争”可谓贯穿于近代中国的经济思想转型历程。其中，晚清时期的论争以开明思想家的“开眼看世界”为开端。例如，魏源就曾明确表达对“古今”“中西”两对关系的认识。对于前者，他主张以“天下无数百年不弊之法，无穷极不变之法” ³的态度推进改革；对于后者，则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 ⁴紧随其后的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清末新政等一系列现代化改革则形成了“始于言技，继之以言政，益之以言教” ⁵的逐层深入进程。而民国时期则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高峰，开启了更为丰富、多元的思想论争，如东西文化论战、本位文化论战等。相比于晚清时期，民国学人对西学的了解和研究更全面深入，激进派、保守派、折中派等各派别的思想交锋也更激烈，这显著深化了时人对“古今中西之争”的认识。回溯上述思想转型历程，将为当今重新审视和破解这一贯穿百年的思想议题提供鉴往知来的契机。

长期以来，有关“古今中西之争”特别是其与现代化关联的讨论方兴未艾，主要包括如下几方面研究：一是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宏阔历史图景，考察“古今中西之争”的形态演进与破解方案（臧峰宇，2023；张志强，2024；郭台辉，2024）；二是对洋务运动、维新变法、新文化运动等历次现代化探索予以贯通式回顾，分析“古今中西之争”的渊源与历史基础（任剑涛，2020；肖卜文，2024）；三是对晚清“体用之争”及民国时期数次论争进行集中回顾（赵立彬，2006；杨国荣，2014；张宝明，2022）；四是对毛泽东、孙中山、梁漱溟、马一浮等重要历史人物的古今中西观进行着重梳理和阐释（林国标，2005；熊月之，2011；袁新国，2024）。不过，上述研究大多集中于哲学、史学等领域，基于经济学特别是经济思想史视角的考察则较为少见，仅有部分研究在整体性梳理西方经济学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进程时，涉及古今、中西思想的互动与调适规律（邹进文，2015；程霖等，2018；杨春学，2019；张亚光和沈博，2021）。

纵观中国经济学科百余年的发展史，“古今中西之争”始终贯穿其理论创新与知识体系构建的全过程。近代以降，西方各类经济学说集中涌入，每一种学说背后皆是特定时空背景下的经济实践，这既为中国学人提供了丰富的认知素材，也加剧了其选择的迷茫性；而时人的认知与选择又始终受到传统经济思想的深层影响。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经济学说的前沿理论和分析方法被广泛应用，但其对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解释乏力也日益显现，对西方经济学乃至西方现代化历程的反思促使中国经济学界持续向内、向传统寻求答案。时至今日，中国经济学科已实现由舶来到自立自为的飞跃，但古、今、中、西的对话争鸣并未终结，反而更加活跃和深入。未来要加快推进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以更好地阐释并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亟需凝练古今中西经济思想交融互促的历史逻辑和经验。

本文选取重商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转化历程为典型案例来探析“古今中西之争”，还得益于重商主义的双重属性。其一是“西方性”。作为前古典时期的代表性学说，重商主义不仅广泛应用于西欧现代化起步阶段的实践，更开启了以国家干预为典型特征的学说谱系，后继的美国学派、德国历史学派、英国历史经济学派乃至格申克龙的后发优势理论等无不与之一脉相承（杨虎涛，2016；梅俊杰，2017；伍山林，2018），并直接影响诸多国家的现代化实践，因而无论在西方经济学说史还是世界现代化史上，重商主义都扮演了不可替代的历史角色。遗憾的是，有关其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和本土化研究却十分稀缺。因而探究近代学人对重商主义的阐释过程，既可挖掘“古今中西之争”的表现形态与破解途径，也可丰富西学东渐相关研究。其二是“复古性”。与19世纪一同传入中国的其他经济学说相比，重商主义的传播存在一个先天的不利条件，即在古典、新古典经济学者的轮番批驳下，其在同时期的西方学界和政策界已成明日黄花，与当时中国许多知识分子“以最新为最好”的认知取向恰好相悖；然而重商主义却在近代中国得到了较为广泛的传播和阐释，这不能不引人思考，其时中国思想界的“古今”观念是否已发生某种微妙的变化。在当前国际经贸领域的热点话题中，重商主义也频频出场，再次印证各种经济思想并非线性迭代，而可能蕴藏深厚的历史余波。

本文研究表明，在近代西学东渐与现代化转型的双重背景下，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不仅关乎西方经济学说的本土化调适，更关乎中国经济学科的成长和自主构建，特别是催生有益于中国现代化转型实践的思想创新。重商主义的传播过程对理解上述议题具有一定代表性和启发性。如图1所示，“中西之争”集中表现为重商主义与中国前现代社会自发萌生的“类重商主义”思想之间的实践两歧性，这促使时人深入探索两者的本质差异，进而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独有特征和必要条件产生更清醒的认识；“古今之争”集中表现为重商主义被附以“旧学”标签而与近代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形成脱节，中国学人通过重构经济学说及其发展实践的连续性，逐步挖掘出重商主义潜在的时代价值，也间接激发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实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及其研究范式从唯物史观，特别是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深层逻辑出发，既揭示了重商主义与“类重商主义”的本质分歧，也指明了西方经济学说的历史局限性及其演化规律，为中国学人正确认识“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指引。

相比于已有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其一，基于经济思想史视角，提炼近代中国学人应对“古今中西之争”的途径、经验与局限，为新时代直面和破解这一议题提供历史启迪；其二，特别关注马克思主义学说对时人阐释重商主义的关键影响，为凸显“第二个结合”的历史意义，持续激活中国经济思想的主体性与连续性奠定基础；其三，聚焦于重商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历程，系统呈现西方经济学说与本土思想传统、现实发展需求的碰撞交融过程和规律，展现时人运用多种思想资源求索发展道路的理论自觉与历史自觉，为当前加快构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准备理论素材、奠定历史基础和提供路径参照。

二、重商主义传播进程中的“中西之争”及其破解尝试

（一）“中西之争”的缘起：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的“类重商主义”

“中西之争”是西方经济学说传入中国时首先且普遍面临的问题，但在重商主义传播进程中，“中西之争”并非源于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的碰撞分歧，而恰恰源于重商主义与本土“类重商主义”之间的貌合神离。本文所谓的“类重商主义”，意即自传统社会至晚清时期，中国思想界自发萌生的、 ⁶与重商主义在基本原则或政策上非常相似的思想形态，它是中国本土思想先驱先于西学东渐的洗礼，主动回应现实危机和制度困境的思想产物，生动展现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体系的高度成熟性和生命力，因而成为解析“中西之争”的关键锁钥。

从演进脉络看，“类重商主义”的萌生与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的重商思想密不可分。尽管中国传统治国方略以农本为主流，但商业作为社会经济必要补充的认识，始终在思想和实践中占据一席之地，管子的“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 ⁷的论断，以及司马迁专为商人所撰的《史记•货殖列传》等莫不如是。唐宋商品经济日益繁荣，为商业及商人谋求更高社会地位的论述更为多见，永嘉学派叶适有言：“抑末厚本，非正论也。” ⁸明代大儒王阳明也倡导“四民异业而同道”的新四民观。 ⁹这潜移默化地推动了先秦儒学贵义贱利、重本抑末等思想教条的松动（叶坦，1998），为“类重商主义”的萌发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类重商主义”对重商思想的进一步深化和转型，则表现为其不满足于在传统四民等级秩序中争取商业及商人的道德合法性，而是更强调在国家主导下通过产业或货币政策主动发挥商业的建设性作用，使其成为富国富民的有力手段。这在唐代刘晏盐法改革、宋代国家财政对商税的倚重等方面皆有体现。明清以后，随着白银货币化与全球贸易体系的发展，国家对海外贸易的利益得失更加关注，这与早期朝贡贸易倡导的“招携以礼，怀远以德” ¹⁰大不相同。例如，此前历代大多将金银外币视为朝觐礼品而非流通货币；而明清以后，自海外贸易流入的白银则被视为国家财富的重要来源。时任江宁巡抚的慕天颜认为，发展海外贸易势必收获巨额回报，“银两既以充溢，课饷赖为转输，数年之间，富强可以坐致”。 ¹¹这在一定程度上与重商主义对海外贸易与金银积累的重视形成了共鸣。但囿于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结构及中国经济体系之于世界的庞大体量，此时的“类重商主义”对金银流动和贸易收支的关注始终未及重商主义，且往往在国力衰颓、通货不足时才占据上风（岸本美绪，2020）。

晚清时期的“类重商主义”则与重商主义更为接近。其一，强调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李鸿章倡导的仿制洋货以“分其利权”、 ¹²郑观应的“商战”之说， ¹³无不将中外产业竞争与国家利益深度绑定。晚清“类重商主义”已不限于重视商业，而是以兴商保商为纲，撬动其他产业乃至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系列变革（缐文，2011），这显然非国家大力支持干预所不能及。其二，立足民族国家本位的价值内核。晚清国力迅速衰颓，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¹⁴的传统天下观不得不转变为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这促使时人对经济活动的目标及收益的衡量标准也发生根本性变化，为其货币观、贸易观的革新奠定了基础。其三，以金银货币为核心的财富积累观。晚清白银外流遽然增加，这大大强化了时人的货币主权观念。郭嵩焘慨叹英人以不足值银两“操中国利权，而权百货轻重以制其要会”， ¹⁵郑观应更将洋钱列为“绝大漏卮一项”，直言“再阅百十年，中国之膏血既罄”。 ¹⁶管控金银流动、推行币制改革已成为思想主流。其四，贸易顺差导向的对外交往策略。晚清士人对国际贸易收支的了解和关注空前高涨，以马建忠为代表的维新派在贸易差额方面的表述尤为多见，诸如“出口货多，则已散之财可复聚；进口货少，则未散之财不复散”等论断， ¹⁷与晚期重商主义者几无二致。其五，倡导个人私利的道德伦理观。1890年《申报》刊载的一篇社论就将国际贸易的本质动因归结为互惠互利，“见四海之大，五洲之众，非利无以行”。 ¹⁸

然而，重商主义传播进程中的“中西之争”恰恰反映在“类重商主义”虽与重商主义有种种相似性，却在实践中屡屡变形和遇挫，未能最终实现中国现代化转型的历史任务，这种“南橘北枳”现象更引发时人对中西本质差异的深思与追问。例如，面对白银外流问题，晚清士人先后提出禁银出口、禁银行钞、自铸银元等多种对策， ¹⁹但任何一种方案都面临国富与民富、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等多方利益纠葛，而晚清中央政府已是大权下移，在货币管理及改革方面往往力不从心。再如，为争取贸易顺差，时人从进出口税和国内产业建设两方面提出了诸多扩大出口、抑制进口的政策设想，但大部分受限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属性而沦为“空中楼阁”。“类重商主义”思想及政策体系的不系统性引致了实践的不彻底性，更加剧了时人对自身制度体系乃至文化传统的质疑，其极端表现是“全盘西化论”。更有学人对与本土“类重商主义”相似的重商主义也表现出明显的不信任，造成对重商主义的歧见甚至排斥。

简言之，“类重商主义”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转型中承前启后的特殊思想形态，它脱胎于传统重商思想，但其内涵远非后者所能概括；它是近代中国理解重商主义的先导知识，但又无法与后者等量齐观。若推究“类重商主义”与重商主义分野的缘由，则在传统社会主要源于农耕文明主导下的“不愿为”，而在晚清时期主要源于内外部危机下的“不可为”，这诸种因素使重商主义传播进程中的“中西之争”不再是简单的文化交锋，而是探寻中国早期现代化特殊性的重要契机。

（二）近代学人对“中西之争”的破解尝试

破解“中西之争”的关键途径在于对自身与外来思想资源进行系统的、本质性的考察。随着重商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日益深入，中国学人对重商主义的关注与阐释也逐渐从政策表象转向了保障这些政策实现的制度基础或条件，这为其重思“类重商主义”的价值与局限、找寻具有本土特征的现代化道路奠定了基础。时人的探索途径主要有三。

1. 概念变迁与语义澄清。这为比较中西思想异同提供了基本的话语界定和参照。19世纪中期，西方传教士开始零散介绍西欧重商主义时代的政策实践，但主要集中于“对外通商”的含义上。例如，《佐治刍言》在“论各国通商”一章中提及重商主义时代的贸易保护政策，认为通商的真谛就在于“凡贸易可通之处，皆应听其自然流通，不可稍有阻碍”，然而其时英国不明此理，反而扰乱国内外市场秩序。 ²⁰这实有影射和批判晚清中国对外贸易政策的意味。在传教士的影响下，当时部分国内报刊也将重商主义等同于“重视商业”而泛化使用。直至1911年，《时事新报》仍以“重农主义”“重商主义”“重工主义”概括当时振兴实业的三种倾向，并主张“农工商三事相资为用，理无偏废，事可并举”。 ²¹

及至19世纪末，德国、日本学者阐释重商主义的译著逐渐增多，其中德国历史学派学者罗雪尔在《德国经济学史》中对重商主义的特征阐释在中国学界流传甚广，梁启超的《生计学学说沿革小史》（1902）、邹敬芳的《西洋经济思想史》（1930）、周宪文的《经济学辞典》（1937）等著述皆予以完整引用。据此定义，重商主义主要有四项特征，分别为强调贵金属积累、重视对外贸易及国内制造业、鼓励人口增殖和支持政府干预。相较于传教士的解读，这一定义更加完整，但仍以产业、贸易、货币等政策表现为主，甚少触及重商主义的本质属性。

随着重商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传播日益广泛，思想界的阐释层次也逐步深入。同时，由于国家主义思潮在五四运动后迎来高潮（高力克，2010），这深刻影响了时人对重商主义的剖析思路，即认为重商主义决非“单纯为经济上之主义，贸易上之政策而已”，“实以统一政治、富强国家为目的之国家本位主义也”。 ²²何谓国家本位主义？就是“内之则与地方主义不相容，外之则与世界主义不相容者也”。 ²³一方面，重商主义对内“铲除封建割据，统一国家，巩固中央”。 ²⁴张素民曾详细对比重商主义时代欧洲各国的政策差异，认为法国集中程度不及普鲁士，“各地均设有关卡，有如我国之厘金然”。 ²⁵另一方面，重商主义对外扩张国势，甚至走向殖民主义的深渊。在重商主义的指引下，各国皆希望取得贸易顺差，这在欧洲内部无法实现，遂导向殖民主义甚至是帝国主义。王渔村将殖民贸易与保护关税、产业统制并称为重商主义的三大政策之一，直言英法在殖民贸易中获利甚多。 ²⁶至此，重商主义的内外本质属性已得到较为彻底的挖掘，这为时人对“中西之争”的更深层回应创造了条件。

2. 以中释西，挖掘共通性。这一方式就是运用中国本土经济思想阐释重商主义，便于时人理解和接受。例如，赵迺抟在《欧美经济学史》中将重商主义的财富积累理念同儒家的富民观、法家的“仓廪实而知礼节”之说相呼应，将其支持对外贸易的政策同商家的致富术相接驳，将其鼓励人口增殖的主张同墨家相对照。 ²⁷除传统思想外，还有学人提及晚清时期的“类重商主义”思想。例如，周宪文将重商主义界定为由农业向工业时代过渡的商业时代的意识形态，并提出在晚清中国也有对应的时期，不过由于“这种商业，一开始就带上了买办的性质。所以，中国初期的经济学，也是带有十足的买办气味”。 ²⁸

这种阐释方式对“中西之争”的回应和影响是双向的：一方面，重商主义藉由传统思想资源的铺垫，从此前高涨的批判声浪中获得了复兴的机遇，更易被中国学人关注和深入认识；另一方面，“类重商主义”也通过此类反复的对比而长期存续于时人的研究视野，其独特价值与意义也得到进一步挖掘，使得趋新与复古这两种看似矛盾的取向在当时思想界并存。

还有部分学人尽管并未直接对照重商主义与“类重商主义”，但其对重商主义的评说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本土思想传统的影响。例如，在评价重商主义的产业政策时，有人认为支持农业发展不仅是出于富国所需，且务农“使人民得免于骄奢淫佚，及种种不法的行为”，这显然与中国传统重农政策的施行息息相关； ²⁹再如批评重商主义只给少数人带来收益，却引发了更为悬殊的贫富差距，“一方面是‘朱门酒肉臭’，另方面是‘路有饿死骨’”，这又与传统儒学“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正义观发生了悄然勾连。 ³⁰

3. 以西释中，探索差异性。这一方式就是借助重商主义来重新审视和反思中国本土思想及实践。清末至民国时期，不少海外归国学者在呈现中国先秦经济思想的成就时，都会以重商主义作比，凸显其学理价值；甚至认为重商主义在中国不仅古已有之，且在实践中更为高明，弥补了西学的理论缺陷。例如，甘乃光在解读管子为齐国聚敛黄金的政策时，就提到其抬高食盐出口价格的做法与重商主义相似；但作者还特别指出，欧洲重商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金银流入、价格反跌，而管子却通过增加国内黄金需求，化解了金价下跌的危机。 ³¹

这种阐释方式对破解“中西之争”至少有两方面影响：其一，在概念体系和学术体系上，革新中国经济思想的学术书写范式（毕学进和马金华，2024），回应诸如熊彼特等关于中国传统思想缺乏分析性的批评。中国学人借重商主义阐发先秦思想，既便利中西对话，也有助于重新挖掘中学曾被湮没的思想价值，为凸显传统思想体系的连续性创造条件。对此，梁启超的总结颇为深刻：“国故之学，曷为直至今日乃渐复活耶？盖由吾侪受外来学术之影响，采彼都治学方法以理吾故物。” ³²其二，在话语体系上，重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为打破“全盘西化派”对西学的盲目推崇、寻找本土发展道路奠定理论基石。近代中国突然遭受西学全面冲击，加之“类重商主义”改革实践屡屡失败，势必导致时人对中学能否适应现代化转型的深度怀疑。而以西释中的阐释方式有助于实现“究之泰西之学，实出于中国百家之言，载籍具存，班班可考” ³³的效果，为部分深陷思想危机的学人提供出口。

此种阐释方式的另一目的在于回答“类重商主义”实践为何失败的问题。部分观点将其归因于晚清以来现实条件的变化。例如，晚清“类重商主义”思想同样倡导通过保护性关税政策增加贸易顺差，但由于其时关税主权受制于人，“虽欲施其保护而无由，殊可慨已”。 ³⁴还有观点认为，历史传统早已为“类重商主义”的失败埋下了伏笔。罗仲言将中国古代与欧洲重商主义时代发展道路的差异归因于社会价值观念，“在欧洲商业革命时代所崇视之掠夺贸易，而在中国则称之为奸富”。 ³⁵樊弘则认为，欧洲君主必须借助王权扩张，为商业开拓市场；而中国君主只需服从“天道”即可保障农业产出，这使得“中国的文化，于不知不觉之中，便洋溢着一种听天安命的思想”，因而中国“绝对不会再有一个重商主义的时代”。 ³⁶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周谷城在其编著的《世界通史》中专辟“西方重商主义之成功”“东方重商主义之失败”两节，对比东西方经济思想及由此引致的实践分流。在周谷城看来，“中国重商主义之失败，恰恰帮助西方重商主义之成功。反过来，也可以说，西方重商主义之成功，恰恰逼迫中国重商主义，使不得不失败”。 ³⁷这种阐释从国际格局变迁的视角思考近代中国现代化转型面临的严峻外部条件，颇具“中心—外围”理论的意味，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学人已隐约意识到，中国已无法复刻西欧现代化转型道路。

三、重商主义传播进程中的“古今之争”及其破解尝试

（一）“古今之争”的缘起：重商主义的旧学标签与价值否定

西学传播的过程虽然直接表现为“中西之争”，但却处处蕴含“古今之争”的深层脉络。许多学人对西学不吝推崇，乃是因其促成了近现代文明特别是物质文明的繁荣，造就了西方率先完成现代化转型的格局，正如冯友兰先生所说，“所谓西洋文化之所以是优越底，并不是因为它是西洋底，而是因为它是近代或现代底”， ³⁸因而“中西之争”的底色也是“古今之争”。

不过，近代学人对各派西学并不是等量齐观，他们最为崇尚的往往是最新式的西学流派，这与其历史观的转向密切相关。近代以降特别是五四运动后，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中国思想界的影响至为深远。严复在溯及中西发展差距的思想根源时，认为历史观的分歧是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 ³⁹这显然是希望摒弃中国传统社会的循环历史观，树立阶梯式向上的线性历史观。在此种历史观和现实压力的影响下，“最新”与“最好”就被划上了等号。例如，孙中山认为世界各种政体从优到劣依次为共和制、立宪制和专制政体，以共和制为革命目标即可“一棹而登彼岸，为一劳永逸之计也”。 ⁴⁰线性历史观隐含的假定是，人类历史发展具有唯一不变的轨迹和模式，各国现代化转型皆无例外；且中国只需照搬最新阶段的发展样态即可后来居上，仿佛这一最新阶段是凭空产生的。

在此思想背景下，许多学人对重商主义的批判直接来自其“过去式”的特征。这首先源于民国时期诸多新古典经济学者的译著影响。例如，堀江归一谈及当时日本国民对贸易逆差抱有担忧的现象时，评价其与重商主义全盛时代的观点如出一辙，并提出，“无论日本国民的经济思想如何幼稚，而时至今日，还有重商主义的思想，实在是件奇事”。 ⁴¹部分美国学者则将重商主义的干预政策打上违背个人主义信仰和自然规律的标签， ⁴²认为其可能酿成扶植独占、腐化政治的恶果，远非当今任何开明国家所能容忍。 ⁴³

在国际学界的影响下，部分中国学人对重商主义的评价也趋向负面。一方面，在述说西方经济学说史时，对重商主义一笔带过，称该学说零散陈旧，仅可视为对经济现象的讨论而非系统研究； ⁴⁴或是利用新古典经济学框架下的现代国际贸易、金融理论等，批判重商主义的理论谬误或逻辑缺陷。另一方面，结合时代条件的变化，阐释重商主义不再适用于当时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潮流。李立侠指出，重商主义时代以金银为平衡国际收支的唯一工具，但时过境迁，民国时期中国已出现贸易逆差与白银入超同时存在的矛盾现象，这显然难以通过旧有的国际收支方式加以解释和统计。 ⁴⁵

简言之，重商主义传播进程中的“古今之争”集中表现为，在西方主流经济学说更迭和近代中国救亡启蒙的双重压力影响下，许多学人将重商主义列为“旧学”而否定其现实借鉴价值，从而在新旧理论之间形成了明显的断裂地带。这一现象是近代中国破旧立新思潮在西学引介中的投射，同时也进一步强化了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框架，加剧了部分学人对传统经济思想的疏离。

（二）近代学人对“古今之争”的破解尝试

破解“古今之争”的重要方式是辩证认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不以传统为一无是处，更不以现代为终极形态，而要认识到两者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和相互转化的可能性。中国学人立足西方经济学说发展的整体历程，以及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的演进，逐步发掘出重商主义潜在的学理与应用价值。时人的探索途径主要有二。

1. 关注思想与实践的连续性，为重商主义正名。民国时期，部分西方译著已开始关注重商主义与其后经济流派的承继关系。高桥诚一郎提出，重商主义者是“比其后继者仅迟一步的自由主义者”，而自由主义学说不过是“继续扩张重商主义者之事业的”。 ⁴⁶赫克歇尔也认为，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实质上共享自由信仰，只不过“重商主义不相信有个先定的和谐之存在，而自由放任主义则相信有之”，因此重商主义“所期望的成效只有由‘一个练达的政治家之熟练的管理’才能达到，而绝不能由不变拘束的经济生活的力量中发生出来的”。 ⁴⁷

在同时期的中国学界，也有几位学人加入了上述讨论。蒋建白将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和斯密的经济学说一同归于自由主义经济流派，但他并未说明分类依据。 ⁴⁸后继学者从不同视角补足了这一阐释空白。例如，从历史背景看，重商主义兴起于文艺复兴时代，其要旨正是将经济思想“从宗教道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争取自由和正当利益； ⁴⁹从学说发展的总体脉络看，重商主义与自由主义也是一脉相承，只不过两者对自由放任的强调“有程度强弱深浅之别”。 ⁵⁰这些论断已不囿于为各种经济学说贴上自由或干预的标签，而是尝试重建重商主义与古典经济学之间的思想连续性，进而为其辩证吸收重商主义的理论价值创造契机。

除思想连续性外，也有学人聚焦于重商主义在实践层面的连续性，意即重商主义并未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是以“新重商主义”的面貌持续影响世界各国经济政策。一方面，对欠发达国家而言，新重商主义已成为其实现经济追赶、抵制外来侵略的重要对策。柯柏年等编写的《经济学辞典》对新重商主义的定义是：“‘新重商主义’即保护关税政策，对外高筑保护关税之障壁，对内施行完全交易自由，以期自给自立。” ⁵¹还有学人认为李斯特所倡导的幼稚工业保护论就是“胚胎于旧重商主义而加以改革的”，对工业落后国家具有积极借鉴意义。 ⁵²另一方面，对欧美强国而言，新重商主义也仍然是其内外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张毓珊敏锐观察到，尽管重商主义已遭到西方学界的数轮挞伐，但其政策“纵然在自由主义最胜利的时期，仍为大部分国家所采用”。他大胆预测，未来的经济史学者可能会“将自十六世纪起至二十世纪后若干年止，整个的划为重商制度时代”。 ⁵³这一阐释集中揭示了先发国家在理论标榜与政策实践两方面的显著不一致性，也深刻印证了重商主义持续的现实影响力。

在此情形下，许多学人的阐释重心发生了转换，其对重商主义的介绍不局限于对“旧学”的回溯和梳理，更意在探讨其是否适用于当时中国的经济实践，其中涉猎最多的是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和产业扶植政策。时人认为，作为一个正在遭受经济掠夺的前现代国家，中国对贸易自由的阐释应与先进国家有所不同，即要“先帮助中国经济建设使能自由发展，到达实际平等之程度时，然后国际贸易的真正自由，方能互收其益”； ⁵⁴同时，对产业扶持的理解也应因时因地制宜，重商主义的产业政策未尝不能借鉴实施； ⁵⁵当然，盲目照搬重商主义也不可取，而应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因事制宜，固不能一概而论”。 ⁵⁶这表明中国学人对重商主义的关注已经从其时间属性转向工具价值，为重商主义与当时中国经济实践的衔接奠定了基础。

2. 从西学的“古今”迁移到中学的“古今”，激活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现实价值。将重商主义从“旧学”的范畴中解放出来，对时人重新理解和评价自身思想遗产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中国传统社会数千年来积累了大量有关经济治理的基本经验和规律，反映出与西方迥然不同的发展旨趣与路径，尽管随着生产方式变革、新经济要素萌发，部分传统思想已不适用于近代中国，但不可全部弃如敝屣，对此马寅初的探索颇具代表性。20世纪30年代，马寅初以《中国经济改造》一书倡导统制经济模式，并借助奥地利学者斯班的全体主义学说为其提供学理支持，其中专辟两章用以深入阐释全体主义的奥义，分别为“全体主义之实现——重商主义”和“中国历史上之全体主义”。

对待这两类思想遗产，马寅初的基本思路是“取其精神，变通其法”。 ⁵⁷对于重商主义，马寅初将其视为全体主义方法论的生动实践，并认为发展交通、关税政策、制造业特许制度等大部分政策不仅在中国高度适用，而且“中国正在实行，惟大多数人犹未知其所以然”；惟独增加人口、压低粮价两项，马寅初判断不宜仿效，因为“中国人口已经过多，劳动已属极廉”，“正患谷贱与洋米进口之过多”。 ⁵⁸这说明其无论对重商主义还是中国国情的认识都是较为理性客观的。而对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马寅初也认为其精髓与全体主义不谋而合。他指出，传统中国以农本主义为核心，政府对土地、仓储、物价、农业、金融等方面的干预是出于维护国家整体利益的考虑；近代中国固然不可只重农业而偏废工商业，但亟需仿效农本主义的一贯精神，即“以整个国民经济为对象”，“有整个之计划，一贯之政策”，方能促进经济发展。 ⁵⁹马寅初的阐释妙处在于为重商主义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找到了全体主义这一共同的方法论基础，使两者突破所在时空条件局限，具备了资鉴于现实的可能性。

四、马克思主义视角下的重商主义：“古今中西之争”的新认知

十月革命胜利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集中传入中国，不仅为革命实践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更为知识界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和方法。与此前中国学人已接触到的古典学派、德国历史学派的分析方法相比，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并不甚着意于重商主义具体经济政策的合理性与绩效，而更多聚焦于学说的内在体系及其植根的社会土壤，从历史发展阶段的角度陈说重商主义兴衰的必然性及其历史局限性，这为民国学人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深层逻辑出发把握“古今中西之争”的本质、探寻其破解途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工具。

在“中西之争”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为挖掘重商主义与“类重商主义”的本质差异创造了条件。民国时期，不少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述或译著均指出，重商主义的兴起肇始于地主阶级与商业资本的共同利益，其中前者依靠工商业者的赋税和捐输振兴国家，后者借助王权开拓市场。 ⁶⁰两种阶级利益的联合不仅助推了重商主义的兴起，也促成了其在不同国家差异化的思想和政策表现，“在资产阶级薄弱的落后的国家中（德国），官僚在重商主义中最有力量，在先进的国家中，尤其是英国，则资本主义在重商主义中最有力量”。 ⁶¹然而这种联合本身就潜藏着自我崩坏的趋向，由于重商主义“有利于资产阶级及活动资本”， ⁶²因而随着商业资本的壮大，其与封建国家之间旋即爆发劳动力争夺、贸易政策分歧、地租腾贵等矛盾，并最终通过政治革命扫清持续发展的障碍。 ⁶³由此视角观之，重商主义与“类重商主义”的本质分歧不言而喻，在晚清中国，两种力量的联合以旧政权存续而非颠覆为前提，许多商人获利后反而向地主阶级逆向转化，“类重商主义”在实践中的失败可以预见。

此外，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也为中国学人理解重商主义与“类重商主义”的分野提供了启发。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的崛起对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 ⁶⁴这种从属性在近代中国社会的表征即是半殖民地化。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的影响下，部分中国学人开始着重阐释重商主义的另一面，即其对广大落后地区的殖民掠夺政策。马哲民在《社会进化史》一书中专辟“中世纪之殖民活动与重商主义”一章，详细阐述西欧重商主义取得成功的历史逻辑，“殖民地以资本国之侵略榨取，陷于贫困化，资本国以殖民地之获得，益积蓄了巨大资本”；而当时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也可被视为重商主义的复归。 ⁶⁵启扬也明确指出，重商主义正是“一方面剥削国内的小手工业者和农民，另一方面掠夺与欺骗落后的民族”，从而在世界市场体系中率先占据优势。 ⁶⁶当中国学人对重商主义的阐释从完美的现代化样板转向其背后的殖民逻辑时，他们对“中西之争”的认知也更为全面深入。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深刻揭示出，西方的现代化成就以其主导建构的世界经济秩序为基础，倘若中国延续对西方现代化理论及其路径的盲目推崇甚至照搬，将无法摆脱自身的从属依附地位，因而破除现代化等同西方化的思维惯性、探索本土发展道路及理论势在必行。

而在“古今之争”的问题上，唯物史观则清晰指明了重商主义相对于其后经济流派的历史进步性与局限。中国学人基于马克思主义研究范式，普遍将重商主义定位为工业资本出现之前的商业资本的思想形态。他们认为，重商主义的历史使命和功绩不可磨灭，即“替工业资本扫清道路并为它未来的‘霸权’造成基础”；但随着这一使命的推进，重商主义又从促进生产力进步的因素转变为其桎梏，促使反重商主义思潮日益兴起。 ⁶⁷另有不少著述指出，重商主义对金银货币的高度重视，也与其所处阶段的历史局限有关，商业资本家往往重视流通而轻视生产，“以为利润是流通过程当中发生的”，因而不能正确揭示利润的真正来源。 ⁶⁸还有学人认为，晚期重商主义的变化已经暗含着工业资本主义萌发的趋向，他们的经济举措“对生产已不容忽视了”， ⁶⁹这反映出晚期重商主义者“对于本国的经济力量已开始信任”，“工场制的手工业出现，信用已开始发展，国内外市场大规模的扩张了”。 ⁷⁰中国学人借助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勾勒西方经济流派更迭与资本主义发展的互动历程，将学说的“古今”特征从时间属性还原为特定的生产力发展阶段，这为其客观评判各种思想资源提供了基本前提。

在此背景下，当时占据主流的古典、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也逐渐暴露其历史局限。王亚南指出，斯密过分强调“看不见的手”对市场主体的自发影响，因而“他就不必要探究资本家对于劳动者的榨取关系，从而就认不清资本主义社会的商品性质”。 ⁷¹区克宣则点明了经济思想乃是经济发展环境的产物，自由主义派诞生于17—18世纪，他们对自然法则的推崇源于其对资本主义制度永恒性的信任；而马克思已见证了19世纪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失业、贫富分化等社会问题，方能提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⁷²马克思主义分析方法使晚清以来被奉为圭臬的、具有普适性的西方还原为特殊的西方，引导中国学人“从社会经济发展底特定的历史阶段，去说明这一经济学说底根源及其发展动向”， ⁷³这不仅对时人系统理解西方经济学说具有重要助益，更为其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高度认识“古今”关系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指引。

五、结论与启示

“古今中西之争”集中反映了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必须直面的两组辩证关系，即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共时性关系，以及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历时性关系。重商主义既是西方现代化起步阶段的代表性思想形态，又在中国前现代社会具有相似的“类重商主义”思想映射，这种双重属性与近代中国经济思想遽然转型的历史背景相叠加，共同催生时人对“古今中西之争”的认知与破解方案。

通过回溯近代中国学人对重商主义的阐释成果，本文得出如下结论：其一，面对“中西之争”，时人在对重商主义予以较为完整、科学的概念界定后，通过以中释西、以西释中两种途径系统挖掘出重商主义与“类重商主义”的异同，进而对中国现代化转型的特殊性与关键条件产生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其二，面对“古今之争”，中国学人致力于重构重商主义与古典经济学等后继流派之间的思想连续性，及其在19至20世纪世界现代化转型中的实践连续性，这不仅有助于借鉴吸收重商主义的时代价值，也为革新当时思想界的“古今”观念、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转型创造了契机。其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世界历史理论、阶级分析法等为近代学人把握重商主义的本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工具，也显著开拓了时人对“古今中西之争”的认知视野和格局。

时至今日，“古今中西之争”仍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必须直面和破解的时代议题，当然其目标层次已较近代发生了质的跃升。近代学人的主要目标是挖掘整合西方经济学说和传统经济思想中的有益元素，初步构建具有基本学科架构、契合救亡图存需求的经济学科；而当代学人的主要目标则是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广阔实践，辩证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成果，创造性转化传统经济智慧，探索形成“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 ⁷⁴的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目标维度的跨越使得古、今、中、西诸要素互动态势更加复杂（刘梁剑，2024），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艰巨性与迫切性也格外凸显。对此，近代学人对重商主义的阐释过程至少可以提供如下三个方面的历史启迪。

第一，在本土与外来思想资源的比较和取舍中，一方面，要对西方经济学说的概念内涵、体系框架等予以科学、完整的界定和梳理，这是中西思想有效对话的前提。相比于西学东渐的早期阶段，当前学界对西方经济理论的认知广度与深度都得到了显著拓展，但仍不免包含对某些基本概念、观点的表层化、片面性理解甚至误读，这部分源于中西方不同知识体系与范式间的迁移困境，也有部分源于近代以来认知局限的延续。近年来呼吁重新审视和评价重商主义的相关研究也侧面印证了这一问题（贾根良和张志，2017；胡明和方敏，2023）。因此在积极借鉴西方经济理论的过程中，要格外警惕重技术而轻思想、重前沿而轻经典的倾向。另一方面，要始终坚持并不断强化本土经济思想的主体性地位，这是实现中西学术平等交流、破解“中西之争”的前提和最终落脚点。近代以降，中国学人以重商主义等西学反观本土思想，并非意在否定中学，而是以涤荡旧学、接续新命为本质目标，彰显了其以我为主、固本开新的理论自觉与历史自觉；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始终扎根于自身客观条件与发展实践推进理论创新，逐步探索形成“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 ⁷⁵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以实践成就印证了中国经济思想在世界现代化转型与文明演进中的独特价值。

第二，在传统与现代思想资源的接续和转化中，要突破新旧、古今的机械划分，关注思想脉络的整体性与连续性。近代中国思想界出于划分区隔各种西学的便利，常常会为某种思想形态打上静态、绝对的标签，如重商主义就被部分学人斥为陈旧落伍的思想体系，这实质上是套用西方现代化发展阶段评判中国的发展步调。然而，经济思想有无价值并不在于其新旧属性，而在于能否回应并解决特定时代和环境下的发展命题。19世纪以后，英国率先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重商主义随即被边缘化；但在同时期的美国、德国、日本乃至近代中国，重商主义的实践价值却得到重新彰显，这反映出经济理论的生命力是因时因地制宜的。也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在当今中国乃至世界现代化转型迅猛发展的背景下，经济思想史研究才不会落入“好古癖”的窠臼而能真正资鉴于当下。更进一步说，从思想演化的规律看，旧思想往往包含着新思想的成分，只不过这些内容可能因其超前性而未受到重视。因此，思想史研究的真正奥义并不在于做出非此即彼的评判，而是“强调古今之间的勾连及其中不变与变的因素”（郭台辉，2024），并在整体性把握经济思想发展脉络的基础上，重访这些被边缘化的、早慧的思想碎片，为中国经济学自主的知识生产注入独特的历史纵深。

第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及其研究范式是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核心思想工具。面对“中西之争”，马克思主义基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双重视角，揭示出重商主义与“类重商主义”的实践分野是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适配性的必然结果，也是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支配与从属地位的必然映射；面对“古今之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像同时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那样，将资本主义社会视为现代化转型的唯一和最终形态，而是重在凝练“一般根本路程上的经济的进化之客观的法则”， ⁷⁶阐释包括重商主义在内的各类西方经济流派背后的特定历史实践，以及经济学说与资本主义实践的并行演化规律。当前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后发现代化国家，要真正破除“古今中西之争”、探寻具有本土特征的现代化道路乃至思想体系，仍需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思维方法为关键依循，锚定自身所处的具体时空条件和发展需求。既开放吸收世界现代化发展的有益经验，也主动突破西方中心论的话语桎梏；既不陷入以传统教条规约新思想的复古论，也不陷入以现代观念评判传统的辉格史观。

当然，近代中国学人对“古今中西之争”的认知与破解还表现出相当明显的局限性和“未完成式”。一方面，就思想层面而言，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各种流派、主义仍在频繁博弈争锋之中，这促使很多学人的思想世界往往表现出复杂的两歧性，即在两种趋向相反的思潮间波动摇摆（张灏，1999）；马克思主义、西方经济学说和传统经济思想的层次结构与相互关系也有待厘清，中国经济思想现代化转型的任务尚未完成。另一方面，就实践层面而言，受制于现实政治经济形势，近代学人对重商主义乃至“古今中西之争”的诸多有益思索很少能真正付诸实践，尽管诸如马寅初等学者在当时国民政府身居要职，但其改革举措也受限于时局变迁而难以持续，各种思想资源的内在价值没有得到彻底挖掘和应用。而在新时代背景下，在坚守马克思主义的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前提下，在辩证吸收西方经济学界新视角、新思路、新方法的学术基础上，在充分总结中国式现代化成就经验的实践基础上，中国学界更有能力也更有必要完成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历史重任，形成既能阐释中国经济发展规律、又能解决世界普遍性发展难题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

1引自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23年第17期。

2参见冯契：《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3引自魏源：《魏源全集》（第12卷），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408页。

4引自魏源：《魏源全集》（第4卷），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页。

5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334页。

6本文之所以将“类重商主义”归结为内生萌发，而非重商主义的外在启发，是因为重商主义的集中传播和学理化过程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逐渐开启，在此之前主要依靠晚清传教士对重商主义时代各国经济政策的零散介绍，且带有高度一致的批判色彩。

7引自《管子校注•小匡》，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400页。

8引自叶适：《习学记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68页。

9参见王守仁：《王阳明全集》（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776—777页。

10引自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僖公七年》，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317页。

11参见慕天颜：《请开海禁疏》，转引自魏源：《魏源全集》（第14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535页。

12参见李鸿章：《李鸿章全集》（第10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63页。

13参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60页。

14引自《孟子译注•万章章句上》，杨伯峻译注，中华书局2018年版，第237页。

15参见郭嵩焘：《郭嵩焘全集》（第10册），岳麓书社2012年版，第488页。

16参见夏东元编：《郑观应集•盛世危言》，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 361—362页。

17参见马建忠：《马建忠集》，王梦珂点校，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8页。

18参见佚名：《利害辨》，《申报》，1890年7月23日第1版。

19参见杨端六编著：《清代货币金融史稿》，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04—205页。

20参见（英）傅兰雅：《佐治刍言》，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17页。

21参见《六月十五日阁议内阁总理大臣演说词》，《时事新报》，1911年7月18日第3版。

22参见杨汝梅：《经济学》，中华书局1933年版，第30页。

23参见沧江（梁启超）：《中国前途之希望与国民责任》，《国风报》，1911年第7期。

24参见邓毅生：《经济思想史》，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11页。

25参见张素民：《重商主义之研究》，《学艺》，1933年第4期。

26参见王渔村：《经济政策》，中华书局1936年版，第25页。

27参见赵迺抟：《欧美经济学史》，正中书局1948年版，第19—20页。

28参见周宪文：《比较经济学总论》，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51页。

29参见连士升：《重商制度略说：“重商制度”译本序》，《食货》，1935年第5期。

30参见周宪文：《比较经济学总论》，中华书局1948年版，第55-56页。

31参见甘乃光：《先秦经济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第128页。

32引自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22页。

33引自苏舆编：《翼教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第150页。

34参见安徽法学社编：《经济学》，安徽法学社1913年版，第107页。

35参见罗仲言：《中国国民经济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198页。

36参见樊弘：《两条路》，观察社1948年版，第132-133页、第146页。

37参见周谷城：《世界通史》，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第782页。

38参见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4卷），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5页。

39参见王栻编：《严复集》（第1册），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页。

40参见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7页。

41参见（日）堀江归一：《国际经济总论》，王首春译，商务印书馆1927年版，第61页。

42参见（美）马沙尔、里昂：《现代经济组织》，郑合成译，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473页。

43参见（美）伊利、威葛：《经济学原理》，伍康成、林秉中译，世界出版合作社1933年版，第299、309页。

44参见宋任：《傅克思氏经济学》，泰东图书局1914年版，第26页。

45参见李立侠：《中国之国际收支》，《时事新报》，1937年4月15日第11版。

46参见（日）高桥诚一郎：《经济学前史》，熊子骏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806页。

47参见（瑞典）海克歇尔：《重商主义的新评价》，陈忠经译，《中国经济》，1937年第8期。

48参见蒋建白：《怎样研究经济》，《时事新报》，1935年4月8日第8版。

49参见李正文：《重商主义经济学说》，《国家建设》，1947年第5期。

50参见启扬编：《新经济学纲要》，中华书局1949年版，第36页。

51参见柯柏年、吴念慈、王慎名编：《经济学辞典》，南强书店1933年版，第362页。

52参见漆树芬：《经济侵略下之中国》，光华书局1926年版，第86—87页。

53参见张毓珊：《重商主义之真谛》，《经济学季刊》，1937年第4期。

54参见朱伯康：《自由贸易与保护关税》，《新经济》，1943年第7期。

55参见赵晚屏：《中国工业之出路》，《时事新报》，1934年9月19日第5版。

56参见金先邑：《重商主义时代之经济政策》，《交大经济》，1934年第1期。

57参见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52页。

58参见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6—37页。

59参见马寅初：《中国经济改造》，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39—53页。

60参见邓毅生：《经济思想史》，世界书局1935年版，第8—9页。

61参见（苏）鲁平：《新经济思想史》，陶达译，好望书店1932年版，第26—27页。

62参见王亚南：《经济科学论丛》，中华正气出版社1943年版，第85页。

63参见（苏）塞姆柯甫士基：《史的唯物论》（下册），刘沁仪译，春秋书店1930年版，第127—128页。

64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5页。

65参见马哲民：《社会进化史》，南强书局1929年版，第71—72页。

66参见启扬编：《新经济学纲要》，中华书局1949年版，第16页。

67参见沈志远：《近代经济学说史大纲》，国讯书店1944年版，第8页。

68参见陈豹隐：《经济学讲话》，好望书店1934年版，第841页。

69参见朱庸：《重商主义者的价值论》，《经济观察》，1948年第9期。

70参见阎子规：《重商主义及其历史意义》，《力行》，1943年第6期。

71引自王亚南：《政治经济学史大纲》，中华书局1949年版，第205页。

72参见区克宣：《近代经济思想史纲》，乐群书店1929年版，第2—3页。

73引自沈志远：《近代经济学说史》，国讯书店1944年版，自序。

74引自习近平：《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478页。

75引自习近平：《中国式现代化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求是》，2023年第16期。

76引自李达：《李达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