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过去二十年，我国城镇就业率稳步提升，城乡就业均衡发展。政府推动技能提升与再就业工程，为各行各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就业机会。但近年来，受全球经济增速放缓、国内经济结构调整、技术变革等多种因素影响，我国就业形势复杂多变。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技能错配导致结构性失业问题日益严重（蔡昉，2022）。与此同时，我国高校毕业生规模也屡创新高，这使得“就业难”与“招工难”的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毛其淋和王玥清，2023）。因此，该如何改变当前就业形势，弄清就业机制？又该如何构建一条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就业创造路径？弄清这些问题对于激发市场活力和提升企业竞争力有重要启示。

市场的开放和发展能够有效吸引投资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这是改善就业形势的重要途径（毛其淋和许家云，2015）。为了激发市场活力、提高市场透明度并降低市场准入壁垒，我国于2016年逐步推行市场准入管制放松的改革，即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该制度作为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杜永波，2020），其重要性不仅体现在降低了准入门槛、激发了企业活力，更在于其能吸引国内外投资，加强国际合作，进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与稳步扩张（洪银兴等，2023）。在此背景下，深入探讨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就业的影响，对于指导政策制定、缓解就业压力和提升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等方面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基于此，本文采用逐层递进研究方式，将生产效率加入就业决定理论模型，并以2008—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就业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第一，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显著促进了就业。第二，市场竞争、产出扩张、生产效率提升效应是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促进就业增长的重要渠道。第三，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就业的影响因市场分割程度、行业进入壁垒、企业要素密集度等有所不同。第四，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不仅增加了个体工商户的就业总量，而且显著提升了个体工商户的就业增长率。这一变化体现了政策调整对个体工商户发展具有积极影响。第五，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促进了企业主业业绩的增长，激发了实体经济的整体活力，而企业主业业绩的提升又进一步增强了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从而形成正向反馈。第六，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促进了企业可持续发展，企业可持续增长率的提升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就业的积极效应。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第一，现有关于市场准入管制与就业的研究文献大多以发达国家为背景（Bertrand和Kramarz，2002；Autor和Dorn，2013）。由于发达国家与我国在经济体制和劳动力市场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本文将聚焦中国市场，深入研究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改革对就业的影响。第二，在理论模型方面，本文拓展了Blanchard和Giavazzi（2003）的理论框架，将生产效率加入就业决定模型，通过求纳什均衡解识别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改革促进就业的作用路径。第三，目前较少文献深入剖析企业在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之后的行为，即企业是优先选择强化其实体经济基础，还是更倾向于转向金融领域？这种选择对就业有何影响？本文旨在深入探究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后企业的行为选择以及这种选择对就业的影响。第四，本文还研究了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以及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对就业的积极效应。

二、制度背景与文献综述

（一）制度背景

1. 第一阶段：2013年，深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经济体制改革

为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弄清政府与市场的关系，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经济体制改革，减少政府干预，打造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基于这一目标，国务院于2014年发布了《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旨在依据市场竞争机制实现效率最大化，该文件明确提出改革市场准入制度。

2. 第二阶段：2016—2018年，开展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试点

2016年，国家发改委出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草案（试点版）》，在广东省、天津市、福建省、上海市四个地区试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2017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试点扩大至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等11个地区。2018年，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主要包括两大类：禁止准入类、许可准入类。其中，禁止准入类是指政府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保障公共健康以及保护自然资源等明确禁止进入的行业；许可准入类是指企业进入特定行业必须满足一定条件，主要包括行业许可证、资质认定、环境影响评估等特定资格。若某业务未被列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则代表市场主体可依法平等进入，无需政府审批。

3. 第三阶段：从2018年起至今，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持续修订

自2018年起，国家发改委每年都会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进行修订和更新，反映政府对市场准入政策的深入考量和系统调整。该举措旨在有效管控潜在风险，同时适应市场环境与社会需求。2019年，政府取消了各地区自行发布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3个，破除市场隐性壁垒，消除地区间的市场分割。2020年和2021年，政府加强对违反清单行为的通报机制。2022年，开展市场准入效能评估试点，为未来政策调整提供数据支持。

4. 政策效果初步分析

首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有利于降低市场进入门槛。由于未列入负面清单的业务无需政府审批，这将降低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其次，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有利于激发市场竞争，从而激励企业提升产品质量。再次，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有利于提升政策透明度，营造更加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最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有利于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打破地区间的市场壁垒，吸引投资进入欠发达地区，从而优化资源配置。

图1绘制了2008—2022年就业增长率趋势图。 ¹从总就业人员增长率看，其在2016—2019年持续增加，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逐步推进，企业设立更加便利，从而带动了整体就业增长。但2020年之后，受各种因素影响，市场需求萎缩，总就业增长率下降较大。从私营企业就业增长率看，在2016年和2017年，其就业增长率出现了短暂上升，这可能是因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初步实施激发了私营企业的创业活力。从个体户就业增长率看，在2016—2018年个体户就业增长率均呈现逐年攀升趋势，这说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为个体户提供了更加宽松的经营环境，降低了创业成本。综上所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在推动市场经济发展、激发企业活力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

（二）文献综述

1. 关于市场准入管制的研究

18世纪中期，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创立了自由竞争理论，该理论主张市场主体自由竞争，反对私人垄断和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该理论的影响下，部分国家开始推行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改革，相关文献也日益丰富。具体而言，国外关于市场准入管制的研究集中在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两个领域。在实体经济领域，Djankov等（2002）研究发现市场准入管制较严格的国家，私营经济体规模较大，但其提供的产品质量并不高；有学者发现，印度解除许可证管制后，带动了更多的企业进入市场并增加了产出（Aghion等，2008）；同样，英国实施的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改革促进了创新且提升了生产率（Aghion等，2009）。在金融市场领域，学者的研究表明金融市场放松管制有利于企业家融资，降低贸易成本，提高竞争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Miyake和Muro，2022；Aman等，2024）。

在我国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改革实施之前，罗党论和刘晓龙（2009）研究发现，政府对行业准入存在严格管制，这导致行业进入壁垒较高，阻碍了民营企业进入市场；倪鹏途和陆铭（2016）的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的行政垄断显著抑制了企业的创业活动，且这种抑制作用在消费性服务业中更为显著。市场准入管制放松的改革实施后，相关文献主要围绕两个议题展开探讨：一是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企业运营效率的影响，二是其对收入分配的影响。针对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企业运营效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不仅抑制了产品市场势力（陈波等，2024），打破地方行政垄断束缚（周志方等，2023），而且进一步强化了产品市场竞争（张韩等，2021；耿明阳等，2023）。这种市场竞争环境促使企业增加研发创新投入，并致力于追求高质量创新（张悦和许永斌，2023）。因此，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在多个方面推动了企业发展，其促进了技术进步（耿明阳等，2023），有效缓解了企业产能过剩（张韩等，2021），显著提升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张宽等，2023），对中国绿色增长水平产生了积极作用（谢贤君和王晓芳，2020）。针对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在宏观视角下，有研究发现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雷卓骏等，2023）。在微观视角下，有学者研究发现，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后，企业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徐玉德和刘晓颖，2023；陈波等，2024）。然而，由于管理层员工的工资议价能力较强，这加大了管理层员工与普通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考秀梅和谢申祥，2024）。

2. 关于市场准入管制与就业的研究

目前学术界对于市场准入管制放松能否促进就业还未达成一致，主要观点包括就业增加论、减少论和不确定论。（1）就业增加论。Blanchard和Giavazzi（2003）构建了垄断竞争市场一般均衡模型，考察产品市场放松管制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放松管制促进了就业，但在其一般均衡模型中并未考虑生产效率提升对就业的影响。Bertinelli等（2013）研究也表明，欧洲和美国放松市场准入管制的政策实施后，失业率分别下降0.17%和0.05%，且该政策在产品和劳动力市场监管较高、失业救济金较低的国家更有效。Bouis等（2020）分析了放宽市场准入后带来回报的速度，研究发现在改革三到四年后，放宽市场准入显著增加了企业产出，改革五年后，解除管制行业的就业率增长了5%以上，并且不存在任何短期成本。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之所以能促进就业增长，关键在于其有效降低了企业面临的市场准入风险（Cavallari，2013），有利于更多企业进入市场（Kaplan等，2011；Klapper和Love，2016；Burks等，2018），进而导致行业集中度和赫芬达尔指数降低（Fernandes等，2014），这也意味着市场竞争加剧（Grullon和Michaely，2008；Ozkan等，2012；Leong和Yang，2020），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促使企业增加产出以扩大市场份额，从而增加了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Blanchard和Giavazzi，2003）。（2）就业减少论。Bassanini和Cingano（2019）研究发现在大幅降低能源、交通和通信行业的准入壁垒后，这些行业的就业水平在改革实施后三到四年内显著下降。（3）就业不确定论。Fiori等（2008）研究发现,当劳动力市场监管水平较高时，产品市场放松管制增加了边际就业。然而，在劳动力市场管制宽松的国家，产品市场放松管制对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Ebell和Haefke（2009）的研究表明,美国的失业率下降不是因为产品市场管制放松。

综上所述，目前学术界对于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是否能促进就业尚未有定论，且上述文献大多是聚焦于发达国家的研究，国内较少有学者关注中国实施的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改革对就业的影响。此外，在Blanchard和Giavazzi（2003）的理论模型中忽视了生产效率的作用。因此，本文拓展其理论框架，将生产效率纳入就业决定模型，基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准实验，聚焦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改革与就业行为，采用逐层递进研究方式，进行探索性分析。

三、理论模型

本文理论模型构造逻辑如下：先求解短期一般均衡状态下的失业率函数。假设企业处于垄断竞争市场中，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劳动者则追求剩余福利最大化，由此求得纳什均衡解。然后本文考虑长期一般均衡。企业根据市场准入管制进入成本的大小来决定是否进入或退出市场。因此，将企业的存续周期划分为两阶段：第一期，企业决定是否进入市场，其进入的条件是第一期的利润必须大于进入成本；第二期，企业决定是否退出市场，其退出条件是第二期的利润小于零。因此，长期均衡条件必须满足：第一期扣除进入成本后的预期利润与第二期的预期利润之和等于零。此时，既不会有新的企业进入，也不会有现有企业退出。基于此，可以推导出不同程度的市场准入管制对就业的影响及作用机制。

（一）工人

工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工人通过选择既定数量的产品消费使其效用最大化。借鉴Blanchard和Giavazzi（2003）的函数形式，将工人效用函数设定如下：

其中，$ {C}_{ij} $表示工人$ j $对产品$ i $的消费；$ m $表示产品数量，短期产品数量外生给定，长期由进入条件内生决定；假设工人以相等的比例消费所有产品，那么$ {C}_{ij}={C}_{j}/m $；$ \sigma $代表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且$ \sigma =\overline{\sigma }g\left(m\right) $，$ {g}{\text{'}}(\cdot ) > 0 $，$ \sigma > 1 $，这表明随着产品数量$ m $的增加，产品之间的替代弹性增加，导致竞争强度增加；$ \sigma $也用于衡量竞争强度，$ \sigma $越大，竞争强度越大。

在每个时期，工人提供劳动，并将工资收入用于消费。为了将研究集中在劳动力市场上，假设不存在储蓄。因此，工人每个时期的名义预算约束可以表示为：

其中，$ {W}_{j} $代表工人$ j $的名义工资；$ {L}_{j} $代表劳动供给；$ f\left(u\right) $表示失业的工资；$ u $代表失业率。假设$ f\left(u\right) > 0 $，$ {f}{\text{'}}\left(u\right) < 0 $，这表明失业率$ u $越高，失业的工资$ f\left(u\right) $就越低。这是因为当工人失业时，其所能获得的失业救济金会随着失业率的增加而减少。$ {P}_{i} $为商品$ i $的价格，$ P $代表消费价格指数，是由各种商品的价格决定的，计算方式如下：

商品$ i $的需求应等于所有工人对商品$ i $消费的加总，这一消费应等于其预算约束。将总收入定义为每个工人收入的累加$ I=\int {I}_{j}{\mathrm{{d}}_{j}} $，因此，商品$ i $的需求函数可以表示为：

（二）厂商

假设厂商处于垄断竞争市场，厂商生产效率为$ \varphi $；每家厂商有$ {L}_{i} $个工人，且每个厂商生产一种差异化产品。因为前文已假设市场中产品数量为$ m $，上述假设就意味着市场中一共存在$ m $家厂商，因此参数$ m $既代表产品数量，也代表整个市场中的企业数量。此外，为了专注于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假设没有资本，将生产函数设定为如下形式：

（三）短期一般均衡

企业的主要目标是在产品市场实现利润最大化，而工人的目标则是在劳动力市场追求自身福利最大化。因此，纳什讨价还价过程遵循如下函数：

其中，$ [{W}_{i}-Pf(u\left)\right]{L}_{i} $表示工人剩余福利，用工人的名义工资（$ {W}_{i} $）与期望工资[$ Pf\left(u\right) $]之差衡量；$ \beta $表示工人的议价能力，且$ 0 < \beta < 1 $。

给定总收入$ I $、价格$ P $和失业率$ u $，企业利润最大化和工人剩余福利最大化共同决定了产品价格$ {P}_{i} $和工资$ {W}_{i} $，联立式（4）、式（5）和式（6），对价格$ {P}_{i} $和工资$ {W}_{i} $分别求导可得工人的实际工资$ {W}_{i}/P $和产品的实际价格$ {P}_{i}/P $：

在短期局部均衡状态下，企业的实际利润为：

在短期一般均衡时，将价格标准化为1，即$ {P}_{i}/P=1 $，将其代入式（8）可得失业率函数：

由于前文已假定短期内产品的数量$ m $是外生决定的，因此，竞争强度$ \sigma =\overline{\sigma }g\left(m\right) $同样被视为外生变量。另外，已知失业率$ u $是失业工资$ f\left(u\right) $的递减函数。结合这一关系，从式（10）可以得出，市场竞争程度$ \sigma $越大，生产效率$ \varphi $越高，失业率$ u $越低。

（四）长期一般均衡

从长期来看，企业会根据市场准入管制所带来的进入成本的大小来决定是否进入或退出市场。本文将企业的存续周期划分为两期。在第一期，企业需要决定是否进入市场。而这一决策的依据是企业预期的第一期利润必须大于其进入成本。只有当这一条件满足时，企业才会选择进入市场，并且承担相应的进入成本，该成本在支付后即成为沉没成本。企业第一期的利润可以表示为：

其中，$ c $代表进入成本；$ \xi $代表市场准入管制程度，且$ \xi \in \left[\mathrm{0,1}\right] $。当$ \xi =0 $时，市场处于无政府状态；当$ \xi =1 $时，市场处于完全规制状态。假设$ {c}{\text{'}}\left(\xi \right) > 0 $，这就意味着市场准入管制越严格，企业进入成本越高。

在第二期，即企业成功进入市场后，其面临是否继续经营的决策。在这一阶段，企业不用支付进入成本。企业决定是否继续经营的关键在于，第二阶段的预期利润是否大于零。若第二阶段的利润大于零，企业将选择继续经营；反之，若利润小于零，企业将退出市场。企业第二期的利润可以表示为：

因此，在企业存续的整个生命周期应满足：第一期扣除进入成本后的预期利润与第二期的预期利润之和等于零，此时既无企业进入也无企业退出，也即$ E\left({\pi }_{1}\right)+E\left({\pi }_{2}\right)=0 $。

将式（4）、式（10）代入长期均衡条件$ E\left({\pi }_{1}\right)+E\left({\pi }_{2}\right)=0 $可解得市场竞争强度$ \sigma $：

根据式（13）可知，市场竞争的强度$ \sigma $与市场准入管制程度$ \xi $呈负相关关系，即市场准入管制越放松，市场竞争强度越大。这是因为当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时，企业的进入成本$ c\left(\xi \right) $会相应降低，这将导致市场上企业数量$ m $增加，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市场竞争强度$ \sigma $。

将式（13）代入式（10）可得长期均衡状态下的失业率函数：

根据式（14）可知，失业率$ u $与市场准入管制程度$ \xi $呈反向变动关系，即市场准入管制越放松，失业率越低。这是因为放宽市场准入管制降低了企业的进入成本$ c\left(\xi \right) $，促使市场上企业数量$ m $增加，增强了市场竞争强度$ \sigma $，最终降低了失业率$ u $并增加了就业机会。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1：市场准入管制放松能促进就业。

假设2：市场准入管制放松通过增强竞争强度来促进就业。

根据式（14）可知，失业率$ u $与生产效率$ \varphi $呈反向变动关系，即企业生产效率越高，失业率越低。凯恩斯的乘数效应理论解释了投资对总产出的影响。初始投资的增加会通过一系列支出与收入的循环作用促使总产出更大幅度增加。而生产效率的提升可以视为一种“隐性投资”，其降低了单位产出的成本，使企业在不增加额外投资的情况下也能扩大生产规模，进而通过乘数效应带动更多就业。因此，生产效率越高，则失业率越低。然而，式（14）未能直接体现生产效率与市场准入管制之间的关联。但如前文所述，市场准入管制的放松会鼓励新企业进入，增强市场竞争。根据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理论，竞争的加剧会迫使企业降低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优化资源配置，从而提升生产效率。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3：市场准入管制放松通过提升企业效率来促进就业。

根据式（13）可知，市场准入管制放松降低了企业进入成本$ c\left(\xi \right) $，这将导致企业数量$ m $增加，这也意味着市场上商品和服务的供给量增加。在需求相对稳定的情况下，供给量的增加会促使价格下降，这将进一步刺激消费者购买更多商品和服务，从而促进了总需求的增加。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企业会增加产出。根据供需法则，当企业增加产出以满足市场需求时，通常需要雇佣更多的劳动力（李磊等，2021）。因此，产出增加直接导致了劳动力需求增加，这也促进了就业的增长。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

假设4：市场准入管制放松通过增加企业产出来促进就业。

四、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为考察产品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就业的影响，并且由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分三个阶段逐步推行，本文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研究，模型设定如下：

其中，$ \mathrm{l}\mathrm{n}Employ $代表就业；$ i $、$ t $、$ k $分别表示企业、年份和城市；$ Access $代表市场准入管制放松；系数$ \beta $代表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后的政策效果，若显著为正，则代表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后能促进就业；$ X $表示控制变量；$ \mu 、\lambda 、\phi $分别代表企业、年份和城市固定效应；$ \varepsilon $为随机误差项；本文采用企业层面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二）变量选取

就业（$ \mathrm{l}\mathrm{n}Employ $）。借鉴余明桂和王空（2022）的方法，使用企业在职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衡量就业。

市场准入管制（$ Access $）。本文选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试点衡量市场准入管制。参考张宽等（2023）的研究，其取值方法如下：如果企业$ i $注册地所在的城市$ k $在第$ t $年被纳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试点， ²则该企业参与了市场准入管制放松的改革，属于处理组，在$ t $年及其后的年份取值为1；反之，则属于对照组，取值为0。

控制变量。参考余明桂和王空（2022）的研究，分别加入反映企业经营状况、治理能力和股权结构、地区经济特征的控制变量。反映企业经营状况的控制变量包括资产负债率、总资产净利润率、管理费用率、固定资产规模；反映企业治理能力和股权结构的控制变量包括综合税率、企业规模、企业年龄、托宾Q值、股权状况；反映地区经济特征的控制变量为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具体的变量含义及度量如表1所示。

（三）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08—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其中在职员工人数（Employee）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数据来源于CCER数据库，其余变量数据均来源于CSMAR数据库。为避免异常样本的影响，参考毛其淋和王玥清（2023）的方法，对原始数据进行以下处理：（1）剔除金融行业数据；（2）剔除交易状态为ST、*ST、PT上市公司；（3）剔除关键变量严重缺失的样本；（4）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两侧1%水平缩尾处理。本文在进行数据处理后，共得到34742个样本观测值，表1列出了所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本文所选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现有文献基本一致，表明样本具备足够的代表性和可信度，符合实证分析的要求。

五、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2汇报了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就业的回归结果。其中，列（1）未加入控制变量，只控制企业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结果显示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就业的促进作用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列（2）在列（1）基础上加入城市固定效应，市场准入管制的系数仍然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证明了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促进就业的稳健性。列（3）在列（2）的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由列（3）估计系数可知，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后，就业率提升了约3.5%。为了更直观地描述经济上的显著性，本文经计算就业标准差发现， ³市场准入管制放松的标准差每增加1%，就业相对于其平均值会增加0.23%。因此，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就业的促进作用不仅具有统计上的显著性，还具有经济上的显著性。

（二）平行趋势检验

平行趋势假设检验旨在确定在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改革实施前，处理组和对照组就业是否存在显著差异。若在政策实施前处理组和控制组的就业没有显著差异，而在政策实施后，处理组的就业显著增加，则说明市场准入管制放松的改革能促进就业；若在政策实施前，处理组与对照组存在显著差异，则说明平行趋势假设不成立，无法证明政策的有效性。本文借鉴Beck等（2010）的方法，将平行趋势检验模型设定为：

$ {Access}_{itk}^{n} $是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试点政策与不同时间变量的交互项，$ n $代表时间距离。当$ n $取0时，表示政策实施当期；当$ n $取−1至−10时，表示政策实施前的第1至10期；$ n $取1至5时代表政策实施后的第1至5期。为避免多重共线性，本文选取政策实施前一期为基准期。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如图2所示。根据图2可知，在制度实施前的1—10期，回归系数均为负且不显著，表明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施前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三）其他稳健性检验 ⁴

本文从以下五个维度进行了稳健性检验：（1）变更样本期。一方面，剔除2020年以后的样本重新检验；另一方面，因为负面清单制度经历了试点期并在2018年后推广至全国，因此删除2018年以后的样本再次进行检验，确保将样本限制在试点期内，从而排除全国推广后可能出现的其他影响因素，使得检验结果更加准确和可靠。（2）排除试点地区的自选择问题。剔除省会城市的样本进行稳健性检验。然后加入各省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作为控制变量，以排除试点地区本身具有较强就业吸纳能力的影响。（3）控制交互固定效应。分别引入省份与年度交互固定效应以及城市与年份交互固定效应检验。（4）排除同期重大政策的干扰。（5）安慰剂检验。根据稳健性检验结果，解释变量系数大小和显著性基本无显著变化，证明了基本回归结果的稳健性。

六、作用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一）作用机制检验

1. 市场竞争效应

根据理论分析，本文预期市场准入管制放松能通过市场竞争效应促进就业。为检验上述假说，本文借鉴倪鹏途和陆铭（2016）的方法，选用赫芬达尔指数（HHI）衡量产品市场竞争强度。该指标越小，市场竞争强度越大；反之，则市场竞争强度越弱。表3列（1）和列（2）为这一作用机制检验结果。根据表3列（1）回归结果，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显著增强了市场竞争。表3列（2）回归结果说明市场竞争强度增加显著促进了就业。这是因为市场准入管制放松降低了准入门槛（Burks等，2018），增加了市场参与者数量，从而增强了市场竞争。另外，竞争压力能有效促进资源配置（张宽等，2023），降低生产经营成本，促进生产规模扩张（毛其淋和王玥清，2023），进而增加劳动力需求（李磊等，2021）。因此，市场准入管制放松通过增强市场竞争强度促进就业。

2. 产出扩张效应

根据前文理论假设，本文预期市场准入管制放松通过扩张企业产出促进就业。参考王锋和葛星（2022）的方法，采用营业收入取自然对数（TP）来衡量企业产出。由表3列（3）回归结果可知，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显著促进了产出扩张，同时根据表3列（4）回归结果可知，产出扩张也促进了就业。这是因为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允许更多企业进入市场，促进产业规模化，形成规模经济，规模经济会导致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毛其淋和王玥清，2023）。因此，市场准入管制放松通过扩张企业产出促进就业。

3. 生产效率提升效应

根据前文理论假设，本文预期市场准入管制放松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促进就业。参考江艇等（2018）的方法，采用LP法计算全要素生产率（TFP）。回归结果如表3列（5）所示，解释变量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显著提升了企业的生产效率。根据表3列（6）回归结果，生产效率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生产效率的提升进一步促进了就业。这可能是因为：一方面，放松市场准入管制增加了市场竞争的程度，竞争加剧会迫使企业不断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冉明东等，2023）；另一方面，生产效率的提升意味着单位成本的降低，单位劳动力和资本投入所能生产的产品增加，企业获得更高的利润，进而扩大市场份额，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因此，市场准入管制放松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促进了就业。

（二）异质性分析 ⁸

1. 区域市场分割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设立旨在消除地域性准入壁垒，激发跨区域竞争活力，从而降低区域市场分割。因此，在市场分割程度不同的区域，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就业的影响可能会存在差异。本研究采取吕冰洋和贺颖（2020）的方法来量化区域市场分割指数，将高于行业年度中位数的归类为高市场分割组；反之，则为低市场分割组。根据回归结果，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对高市场分割组的就业产生积极影响，而对低市场分割组未显示出显著效应。这是因为在市场分割程度高的地区，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比较困难，市场竞争不充分。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有助于消除上述障碍，促进新企业的诞生和原有企业的扩张，进而增强市场竞争，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相反，在低市场分割区域，企业通常面临较少的市场准入限制。这使得企业能够调整策略和扩大规模。因此，市场准入管制的放松对这些地区的就业增长影响不大，其边际效应较小。

2. 行业进入壁垒

低进入壁垒行业具备相对开放性和低准入门槛的特点，放宽市场准入降低了新企业进入行业的难度，从而导致更多竞争者进入市场。这会使得现有企业扩大规模或提高效率，从而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高进入壁垒行业通常要求就业者具备高度专业化和技术，就业准入门槛高，其就业岗位相对稳定。中等壁垒行业市场竞争程度介于高进入壁垒行业和低进入壁垒行业之间，企业扩张速度和规模较为有限，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后其就业增长可能并不显著。为验证上述推断，本文借鉴陈斌等（2008）、陈少凌等（2021）的研究，将上市公司所处行业壁垒划分为高、中、低三类。根据回归结果，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促进了低进入壁垒行业的就业，而对高进入壁垒和中等进入壁垒行业并未有显著的影响，从而验证了上述推断。

3. 个体工商户与私营企业

由于个体工商户规模较小，通常与新建企业具有相似的特征，因此个体工商户的就业状况能够一定程度上反映新建企业的就业效应，而私营企业则由于资本实力和管理能力的差异，可能在吸纳劳动力方面与个体工商户不同。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2008—2019年省级层面的个体工商户和私营企业就业数据，并通过以下三个指标来衡量就业状况：就业人数、就业增长相对数、就业增长率。根据回归结果，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个体工商户的就业人数、就业增长相对数和就业增长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表明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不仅能够有效促进个体工商户的就业，而且提升了个体工商户就业增长的速度。而在私营企业方面，尽管总就业人数的变化不明显，但市场准入的放松仍然对私营企业的就业增长相对数和增长率产生了积极影响。

4. 其他异质性分析

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后，其对就业的影响在行业、企业规模、要素密集度与就业结构等维度可能存在差异。因此，本文进行了以下异质性分析：第一，行业异质性。本文根据2012年版的证监会行业分类，对90个行业进行回归分析。根据回归结果，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显著促进了医药制造业、商务服务业、家具制造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的就业。第二，企业规模异质性。本文采用企业总资产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规模，根据其中位数将企业分为大规模企业和小规模企业两组分别进行回归。根据回归结果，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就业的促进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大规模企业中，在小规模企业中并不显著。第三，企业要素密集度。本文借鉴鲁桐和党印（2014）的方法将企业划分为资本密集型、劳动密集型与技术密集型。根据回归结果，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就业有显著促进效应，而技术密集型就业效应不显著。第四，就业结构。本文根据WIND数据库提供的员工分类标准，将就业人员划分为生产、财务、销售、技术和其他五类进行分组检验。结果显示，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增加了企业对生产人员的劳动雇佣，但对财务、销售、技术及其他职能岗位的员工数量并未产生显著影响。

七、拓展性分析

（一）实体经济与金融化

基于前文分析可知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促进了企业规模扩张。那么，在企业扩展业务的动态过程中，是更加注重强化实体经济基础，还是更倾向于投资和积累金融资产？本文构建如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其中，$ M $分别代表企业的主业业绩（$ Core $）和企业的金融资产规模（$ Fin $）。 ⁷根据回归结果，主业业绩系数在5%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提升了企业主业业绩，从而证实了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实体经济有积极提振效应。而金融资产规模的系数为负且不显著，这说明在市场准入条件放宽的环境下，企业倾向于将资源投入于实体经济，而非侧重金融资产的积累。

企业主业业绩增加能否强化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就业的积极效应？本文加入主业业绩与市场准入管制的交互项来验证这一调节效应。根据回归结果，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与主业业绩交互项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企业主业业绩的提升强化了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就业的积极效应。上述研究结果揭示了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动态因果关系：市场准入管制放松直接促进了企业主业业绩的增长，进而激发了实体经济的整体活力。而主业业绩的提升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政策的效果，增强了市场准入放松对就业市场的促进作用，形成正向反馈。

（二）企业可持续发展

由前文分析可知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促进了企业规模扩张和生产效率提升，有利于增加企业主业业绩。那么，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是否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企业可持续增长率提升是否能强化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就业的积极效应？

为验证市场管制放松是否有利于企业可持续发展，本文构建如下模型进行实证检验：

其中，$ Gro{w}_{itk} $代表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采用企业可持续增长率衡量（罗知等，2024）。

根据回归结果，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显著提升了企业可持续增长率，表明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有利于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未来企业可持续增长率提升能否强化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就业的积极效应？为验证这一调节效应，本文加入可持续增长率与市场准入管制交互项。根据回归结果，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与可持续增长率交互项系数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企业可持续增长率提升能够强化市场准入管制对就业的积极效应。上述结果表明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促进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而企业可持续增长率的提升将进一步巩固市场准入管制放松的效果，推动劳动力市场的繁荣发展，形成良性循环。

八、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以2008—2022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放松市场准入管制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显著促进了就业，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表明，市场竞争、产出扩张、生产效率提升效应是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促进就业增长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后，企业增加了生产人员的劳动雇佣数量。市场准入管制的放松不仅增加了个体工商户的就业总量，而且显著提升了个体工商户的就业增长率，这一变化体现了政策调整对个体工商户发展具有积极影响。此外，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显著促进了医药制造业、商务服务业、家具制造业、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业的就业。拓展性分析表明，市场准入管制的放松使企业更加注重强化实体经济基础，而非投资和积累金融资产。此外，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促进了企业主业业绩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企业主业业绩增长和可持续发展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就业的积极效应，形成良性循环。

本文的研究结论为解决我国当前就业问题提供了新思路，具有以下政策含义：第一，市场准入管制放松通过扩张企业产出促进就业。因此，政府应采取差异化的市场准入策略。针对创新性强、风险可控的领域给予更宽松的准入条件，鼓励企业创新和探索。针对小微企业和初创企业，通过提供低息贷款、创业孵化器等方式，帮助其稳定发展并扩大规模，从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二，市场准入管制放松通过增强市场竞争促进就业。因此，应完善市场信息发布机制，提高市场准入的透明度和预期性。向公众提供市场准入流程的指导和解释，定期更新并公布清单内容，确保企业和投资者能够及时了解最新的市场准入规定，降低市场准入的不确定性，以更好地促进市场竞争，实现就业增长。第三，市场准入管制放松通过提升企业生产效率促进就业。因此，政府应进一步简化市场准入程序，降低企业进入市场的成本，协助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对一些常规性、低风险的事项可实行告知承诺制度，减少政府部门的干预，提高企业的自主性和效率。

1数据来源于EPS数据库。由于2020年至2022年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就业数据存在缺失，因此私营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就业人员数据仅包括2008年至2019年，而总就业人员数据则包括2008年至2022年。

22016年，天津、上海、福建、广东四个地区试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2017年，辽宁、吉林、黑龙江、浙江、河南等11个地区试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2018年，全国进行实施。

3计算方式：Access的系数0.035乘以其标准差0.5除以lnEmploy均值7.62。

4受篇幅限制，省略稳健性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5数据均来源于EPS数据库。就业人数取自然对数；就业增长相对数=t+1年就业人数−t年就业人数；就业增长率=（t+1年就业人数−t年就业人数）/t年就业人数

6受篇幅限制，其他异质性分析结果留存备索。

7借鉴杜勇等（2017）、罗知等（2024）的研究，采用主业业绩衡量企业的实体经济规模，主业业绩=（营业利润−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总资产；采用企业金融资产与总资产之比衡量企业的金融资产规模。

8限于篇幅，后文的图表分析省略，留存备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