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近代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内忧外患迭起，政权更替频繁，尚不具备制定实施经济总体战略的条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各族人民全国一盘棋开展经济建设，已具备制定实施经济总体战略的条件。本文把新中国成立作为考察我国经济总体战略的起点。中国共产党把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百年大计，针对各个历史时期的重大现实问题提出系统性解决方案，先后形成了三个经济总体战略。在实施第一个和第二个经济总体战略时，我国创造了辉煌的历史；第三个经济总体战略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集大成，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将引领各族人民创造更加辉煌的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 ¹考察经济总体战略有助于回望历史，审视过去70多年走过的发展道路；有助于面向未来，看清当下和将来一段时期的发展大势。但是，迄今尚无系统论述中国经济总体战略的文献。本文针对中国经济总体战略从五个方面做概略性论述：一是阐述存在性问题，二是分析基本要件，三是勾勒基本特征，四是讨论演进模式，五是展望未来走势。

一、存在性问题

究竟存不存在经济总体战略？这是必须回答的问题。对此，我们给出经济总体战略的概念，确定其在各个战略体系中的地位，说明我国拥有他国难以企及的条件，指明我国经济总体战略的构建者和我国已经制定实施了哪些经济总体战略。

（一）概念

要说清经济总体战略存在性问题，必须说明经济总体战略究竟是什么。本文通篇采用经济战略概念，而不采用经济发展战略（李成勋，2009）或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于光远，1984）等概念。经济战略关注发展问题和安全问题。在经济战略体系中，经济总体战略针对特定历史时期制定国家经济建设框架、路线、方针等，回答国家经济建设应该遵循的基本理念、将要面对的主要形势、必须采取的关键行动、想要达到的重要目标。研究经济总体战略有助于理解国家经济战略的要旨及其演变，深化对国家经济战略体系核心的认识，揭示国家取得经济成就和产生经济问题的战略根源。

（二）定位

要说清经济总体战略存在性问题，必须说明经济总体战略在相关战略体系中的地位。于光远（1984）、刘国光（1984）、李成勋（2009）等使经济战略学初成体系，但经济战略体系的内部结构迄今尚未得到充分阐明，这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我们对经济战略功能的认识。我们从中抽出具有统领作用的经济总体战略进行研究，深化对经济战略体系及其演进的理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核心构建经济总体战略时，希望通过优化配置资源在发展和安全方面取得满意的结果（张宇燕和冯维江，2021）。因此，有必要从国家战略体系和经济战略体系两个角度认识经济总体战略。

先从国家战略体系角度看经济总体战略。经济总体战略是经济战略的一种特殊式；经济战略与政治战略、社会战略、文化战略、生态战略等结合起来构成国家战略。可见，经济总体战略是国家战略体系的组成部分。再从经济战略体系角度看经济总体战略。在经济战略体系中，经济总体战略位居顶层，其下由一系列支持它的具体战略构成（该层又可以分为若干个亚层）。在经济战略体系中，总体战略统领一切具体战略。因此，经济总体战略是国之大者，不可不察。

经济战略体系的基本结构和特点是：总体战略在对应历史时期具有高度稳定性；总体战略主要关注趋势性因素，冲击性因素在具体战略和政策层面加以处理；总体战略盯住对应历史时期最基本最重要的战略问题；具体战略多种多样，都从特定角度支持总体战略；任何具体战略都有专属的经济政策系统，它们共同构成战略性经济政策系统；战略性经济政策系统通过具体战略，协同推进总体战略的执行和优化；总体战略通过具体战略及其政策化落实于经济实践，决定国家总体经济发展的绩效及其特点。

（三）构建条件和构建者

要说清经济总体战略存在性问题，还应该对构建条件和构建者做出说明。首先，国家自主性使构建经济总体战略成为可能，国家自主性通过经济总体战略等得以体现。但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国家自主性受资本制约的程度高。其次，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经济为国家制定实施经济总体战略提供了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具备的经济基础。最后，在西方国家，执政党不稳定，经济总体战略较难生成和实施。在我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使制定实施经济总体战略具有坚实的政治基础。经济总体战略简约至极；但是，唯有简约，方能致深远。新中国成立以来，针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百年大计，我国先后制定和实施了三个经济总体战略，它们通过具体战略和经济政策深刻影响经济发展的方向、道路和成就。

我国的经济总体战略，是由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核心主导构建的， ²是其经济思想精髓所在（见图1）。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制定实施了第一个经济总体战略，它的基本内涵是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重点，通过推进农业国工业化使中华民族站起来后立得住（站立起来 ³并且不倒下去 ⁴）。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至2012年党的十八大召开，我国制定实施了第二个经济总体战略，它的基本内涵是以脱贫致富奔小康为重心，通过市场化开放发展使中华民族富起来。从2012年党的十八大（特别是进入“第二个百年”之后）至本世纪中叶，我国制定实施第三个经济总体战略，它的基本内涵是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在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等战略部署下使中华民族（进一步变富并且）强起来。这三个经济总体战略是解决我国不同历史时期社会主要矛盾的纲领性框架。

二、基本要件

从构建者生成性思维角度来看，经济总体战略包含四大要件（见图2）。这些要件不是彼此孤立而是相互联系的，它们为经济总体战略确立观念、前提、手段和目标。

（一）理念构建

发展理念为制定经济总体战略提供观念导向，“发展理念是战略性、纲领性、引领性的东西，是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发展理念搞对了，目标任务就好定了，政策举措跟着也就好定了” ⁵。

在实施第一个经济总体战略时，发展理念主要是明确发展经济为了谁、依靠谁和与谁共享，强调制度和精神因素，把握农轻重，沿海与内陆，经济与国防，个人、集体与国家，以及地方与中央的关系，强调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蒋永穆和王瑞，2021）。在实施第二个经济总体战略时，发展理念主要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认为改革、开放、创新、分配中蕴含发展动力。在实施第三个经济总体战略时，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新发展理念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重大创新成果，它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内在底蕴（项久雨，2018）；它把创新当作发展的第一动力，把协调当作发展的内在要求，通过绿色发展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通过开放发展拓展经济循环空间，通过推动共同富裕使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在更宏大视野下，我国还遵循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治国安邦，重在富民，要在自强。在新发展阶段，只有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才能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二）形势判断

作为经济总体战略构建者，首先必须判明形势。既要搞清通常情形下与经济总体战略相关的形势有哪些以及各是什么样子，又要搞清通过主动作为前述形势会发生怎样的改变以及将产生怎样的新形势。主动作为就是下先手棋，争取更好的经济发展形势。形势判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错判形势会带来成本高昂的战略调整。其次必须找准问题。尤其要深研国情，对社会主要矛盾及其变化做出科学判断。毛泽东曾说：“认清中国的国情，乃是认清一切革命问题的基本的根据。” ⁶对于建设问题，也应作如是观。我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制定经济总体战略还应深研世情，判断未来必须面对和把握哪些国际趋势。形势判断关乎问题导向，经济总体战略必须确立历史方位和世界坐标。

我国经济总体战略的构建者历来重视经济战略形势判断。毛泽东认为，新中国成立之后世界上的战争策源地并没有消失，我国面临严峻的安全形势（尽管存在阶段性差异），必须既要做好战争准备，又要利用和平时期积极发展经济，推进农业国工业化，改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邓小平认为，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中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关键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带领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为此可以采用一切必要手段。习近平总书记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当代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习近平，2012）。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我国必须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现在，从全球看，基本趋势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板块性下沉，新兴市场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我国经济的全球占比稳健上升。

（三）行动选择

经济战略行动既是理念导向的，又是目标导向的。经济战略行动多种多样，但要慎重选择。特别重要的是，经济总体战略最关心所处历史时期的关键战略行动。它是经济工作的重点、中心或主题。毛泽东曾说：“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 ⁷关键战略行动确定之后就不宜轻易改变，它牵一发而动全身。在国家经济战略体系中，其他战略行动对关键战略行动起支持性作用，尽管它们常常以国家战略身份出现。以往文献对其他要件论述大多比较简要，但对经济战略行动往往详加阐述。确定关键战略行动时，既要考虑经济效率问题，追求资源最优配置，也要考虑经济韧性问题，增强抗冲击能力和安全性（苏杭，2015）；绝不能仅注重效率问题而忽视安全问题，否则经济中的“痛点”将被某些国家恶意利用。由于经济总体战略是国家总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关键战略行动与非经济关键战略行动在国家战略体系中必须协同配合。

我国先后制定实施的三个经济总体战略都确立了关键战略行动。在实施第一个经济总体战略时，我国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重点，其他战略行动或政策配合它而展开。例如，采用“剪刀差”政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积累资金，采用二元户籍制度解决因重工业只能吸纳较少劳动力而引致的失业问题，采用“三线建设”战略调整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空间布局以应对严峻安全形势（朱佳木，2022）。在实施第二个经济总体战略时，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致力于脱贫致富奔小康，其他战略行动或政策配合它而展开。例如，允许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采用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和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政策激发微观主体活力，采用国际大循环战略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在实施第三个经济总体战略时，我国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其他战略行动或政策配合它而展开。例如，采用扩大内需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策略调适供需关系，采用增强内生动力和可靠性的策略夯实作为经济发展基本盘的内循环，采用提升国际循环质量和水平的策略为内循环发展创造更好的外循环条件，采用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策略推进经济现代化进程，采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策略转换增长动力和优化经济结构，采用提升产业链以及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的策略打造能够抵御外部冲击的韧性经济，采用推进城乡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的策略消除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

（四）目标设定

经济总体战略设定的目标为经济实践提供目标导向。目标不能设得过低。设得过低，难以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丧失推动经济发展的激励作用。目标也不能设得过高。设得过高，就所处的经济战略形势和所能采取的经济战略行动来说，它是不可实现的。目标设定要实事求是，既要结合内部条件和外部环境来考虑，又要从发展战略的要求以及与下一阶段目标的联系来考虑，还要从政治和舆论等方面来考虑。目标设得过高，实践中很多方面很多时候将捉襟见肘，最终形成战略被动局面，对未来发展产生严重不利影响；设立目标应该留有余地（但依然令人振奋），最终能够超额完成以利于建立继续前进的信心。所设目标必须反映国家发展的要求：从纵向看，经济发展迈上新台阶；从横向看，相对经济地位得到提升或保持。总之，目标既应该是令人振奋的，又应该是努力可达的。按邓小平的话来说就是既要“稳妥一点” ⁸，又要有“雄心壮志” ⁹。

我国经济总体战略构建者既坚持百年大计不动摇，又积极稳妥地设定对应历史时期的经济战略目标。目标设定既考虑了历史决定的经济发展条件，又考虑了未来形势发展和行动选择提供的可能。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底子薄、起点低，我国必须通过实现阶段性目标再经过累积才能达成百年目标。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特别重视农业国工业化。毛泽东要求抓住社会主要矛盾，“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 ¹⁰，至21世纪初把我国建设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¹¹。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把脱贫致富奔小康作为我国经济工作重心，提出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以实现三阶段战略目标：先解决温饱问题，再实现小康，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改革开放也就成为解决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的必由之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习近平总书记做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重大判断，在国内外经济战略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我国实现经济战略目标的手段大为丰富的前提下提出两阶段的战略目标：到二〇三五年初步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三、主要特征

我国的三大经济总体战略除了具有关注全局性、长期性、根本性问题等共性之外（刘国光，1983），还具有一系列独特性。这里主要说明利用大国优势和发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优势的特征，以及如何综合利用两大优势。

（一）利用大国优势

我国制定实施经济总体战略，既要考虑在国内循环中怎样利用大国优势以加快发展，又要考虑在国际循环中怎样利用大国优势以获得战略主动。大国优势多种多样：既可从大国综合优势（欧阳峣，2011）和超大规模性优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2020）等角度来认识，也可从大国内生能力（欧阳峣，2019）等角度来理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经济总体战略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等优势，通过优先发展重工业推动农业国工业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充分利用政府与市场这“两只手”，通过经济总体战略利用各种大国优势求富求强。现在，我国已经形成大国基础结构，在递增报酬机制作用下仍然能够继续以较高速度增长（路风，2022）。

一是利用大国市场优势。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经过持续奋斗我国已经形成超大规模市场。大国市场具有两个独特优势。（1）大国引力优势。在开放经济情形下，任何其他国家都不能无视我国的庞大市场；否则，在国际竞争中将处于不利的地位。在制定实施第二个和第三个经济总体战略时，我国把对外开放当作基本国策，比较充分地利用了大国市场产生的引力优势。（2）大国技术优势。大国技术是指只有在大规模市场的持续支持下才能得到充分发展的大且复杂的系统性生产技术。大国拥有大规模市场，自然可以发展大国技术；其他国家只有借助联盟，才能发展大国技术（伍山林，2021）。大国通过鼓励内部竞争、促进内部分工、利用组织力量、采用举国体制等都可以催生大国技术；但是，大国市场是由内资开发利用从而形成自主的大国技术，还是由外资开发利用从而形成归属于他人的大国技术，乃是重大战略抉择。另外，大国技术常与地缘政治深度关联，是大国把握战略主动的重要抓手。

二是利用大国内部可循环优势（习近平，2020）。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外循环受限，中苏关系破裂后只能借助内循环推进农业国工业化（伍山林和李宗圆，2021）。改革开放后，我国通过深耕外循环并且用它来倒逼和促进内循环，迅速扩大了经济规模和改变了经济结构。2018年以来，霸权国家把我国当作它的最大战略竞争对手，内循环对我国的重要性迅速上升，内循环与外循环的不同部分的经济关系（指与西方国家特别是霸权国家的经济关系和与其他国家的经济关系）开始分化。我国主要采用扩大内需、区域均衡发展、建立国内统一大市场等手段， ¹²为发展大国技术和利用报酬递增机制等创造更好的条件。内循环变强还可以减少我国经济发展的国际羁绊。因此，利用我国内部可循环优势是建设经济强国的必由之路。

大国有优势，大国有潜力。但是，潜力不等于力量。潜力得不到开发利用，大国劣势将暴露无遗，大国则可能是弱国；潜力开发利用得好，大国必定成长为强国。由于大国拥有巨大的发展潜力，它在成长过程中势必引起其他大国的注意和“关切”。就我国而言，当我国较弱的时候，霸权国家只把我国当作潜在对手看待，对我国采用接触战略（engagement strategy）；当我国实力达到全球第二并且逼近霸权国家之后，霸权国家采用遏制战略（containment strategy）设法阻滞我国发展（伍山林，2018）。从这个角度来看，民族复兴之路注定不是平坦的。重要的是，中国拥有历史绵长、文化博深的优势，曾经长期处于大国之巅，积累了治理天下的独特心法和丰富经验，具有理性看待和从容处理复兴途中的坎坷的深厚底蕴。在实施第三个经济总体战略时，我们既可以利用大国引力优势分化瓦解霸权国家的联盟式打压，也可以利用大国技术优势获得本地市场效应，还可以通过“双循环”把大国优势之利用推向可能性边界。

（二）发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优势

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总体战略呈现诸多与此相关的独特性。这里仅谈两个方面。

向外看，由于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大国，我国经济总体战略必须充分考虑因意识形态异质性而引起的外部势力阻扰。在存在霸权国家的世界中，如何快速发展自己成为我国经济总体战略必须面对的大问题。中美关系解冻之前，美国对我国进行贸易和技术封锁禁运；即使与社会主义大国苏联，我国也因种种原因难以与之维持长期友好合作关系，最终还得依靠自力更生推进农业国工业化。在实施第二个经济总体战略时特别是上半期，由于国力尚且有限，美国出于地缘政治考虑而与我国维持相对融洽的经济合作关系。但是，随着我国经济规模迅速扩大和国际影响力迅速增强，美国基于霸权思维开始强调地缘政治对抗性和意识形态异质性，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态度发生方向性改变。我国制定实施第三个经济总体战略时充分考虑了这一点。鉴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逆全球化”漩涡不可能很快就消失，霸权国家针对我国甚至有可能搅起“惊涛骇浪”，我们在新的经济总体战略中必须一边注重促进经济发展，一边把经济安全（乃至国家安全）放在前所未有的高度加以重视。

向内看，由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可以比较灵活地采择各种各样的战略行动来支持战略目标的实现。在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既决定了我们必须不断探索公有制的实现形式（伍抱一，2024），也决定了除了公有制经济和按劳分配之外，我们还可以从其他方面获得支持，合力促进经济发展。在实施第一个经济总体战略时，我国主要在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推进农业国工业化，在支持性战略行动选择方面思想有些僵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导下，在实施第二个经济总体战略时，我国拓展了支持性战略行动空间，诸如市场方式、非公有制经济、按劳分配之外的分配方式、国际市场等都得到了大胆探索和实践。与非公有制企业仅仅追求微观效率不同的是，我国的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还瞄准其他重要目标（伍山林，2017），成为保证宏观经济效率（刘元春，2001）和减小经济波动（曾嶒和唐松，2023）的战略性工具，在发展自身的同时也为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运行条件。不过，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也累积了一系列必须直面的问题。比如，除了发展动力和发展机制需要不断重塑（叶初升，2019）之外，收入分配问题（伍山林，2014）和资本无序扩张问题（杨东和徐信予，2022）等也必须得到有效治理。逆转收入差距拉大趋势是扩大内需进而做大国内循环、推动共同富裕进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重要途径；针对资本无序扩张问题，必须认清相关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依法规范和引导其健康发展。在实施第三个经济总体战略时，我国具有很大的行动空间和更大的行动能力使社会主义本质要求得到更好体现，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得到更好治理。

总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既使中国经济总体战略具有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总体战略和成熟社会主义经济总体战略的独特性，也使中国经济发展趋势性地奔向既定的目标。

（三）综合利用两大优势

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之后的将近70年里，我国任何一个经济总体战略都具有利用大国优势和发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制度优越性的特征；通过经济总体战略利用两大优势时，我国是一体谋划的。

刚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时，我国人口规模庞大但发展水平极低。为了加快发展彼时最具战略重要性和紧迫性的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最方便的做法就是在单一公有制下采用计划经济体制通过倾斜性政策配置全国的财力和人才。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后，我国逐渐形成了以脱贫致富奔小康为主题的富国战略，通过调整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方式、资源配置方式沿着富国道路快速发展我国越来越具有大国特征的经济。其中，综合协同利用市场机制和计（规）划机制成为主要抓手。动态地看，在资源配置上是市场机制的作用得到了越来越高的认同，计（规）划机制与市场机制以越来越协同的方式发挥作用。在这个过程中，经济战略形势和经济战略手段逐渐发生改变；这些改变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经济总体战略发生根本性转变。

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经济总体战略逐渐转变为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的强国战略。特别是进入“第二个百年”后，这两大优势进一步细分为四个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已经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从经济总体战略角度看，这四个优势使我国“经济发展具备强劲的内生动力、韧性、潜力”，“我们有信心、更有能力实现长期稳定发展”。 ¹³ 其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制优势主要表现为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协同，在资源配置上兼顾微观效率与宏观效率；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优势和产业体系配套完整的供给优势使我国具有了巨大的内需开发空间，可以利用外循环支持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通过内循环打造韧性经济应对外来冲击；大量高素质劳动者和企业家的人才优势意味着采用适当的政策激发各类人才的积极性，通过他们配置好应用好其他生产要素，可为实现经济战略目标提供最强支撑。

战略必须面向未来，战略为的是塑造未来；我国经济总体战略也是如此。新征程上的强国战略要求我们把握两个大局，更好地综合利用两大优势。

四、演进模式

新中国成立70多年里，从发展与安全角度来说，我国经济总体战略是沿着安全导向、发展导向、统筹发展和安全（孙照红，2023；李宗圆和伍山林，2022）的路径演进的；从发展速度和质量角度来说，我国经济总体战略是沿着追求重工业增长、追求经济增长、追求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演进的。

（一）模式演进

1. 安全导向模式。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应对发展问题和安全问题，贯穿我国经济总体战略制定实施全过程各领域。在实施第一个经济总体战略时，安全问题对我国经济发展形成很大压力。朝鲜战争表明新中国面临帝国主义国家的直接威胁；中苏关系破裂后我国“一边倒”政策难以为继，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大国矛盾表面化；两大第一世界国家除直接威胁我国安全外，还通过周边国家和中国台湾对我国构成多样性的安全威胁。为了维护国家安全，我国优先发展重工业，为国防工业奠定基础（邓宏图等，2018）。为此，我国设立八个机械工业部，其中六个管理与国防工业相关的核工业、航空工业、电子工业、兵器工业、船舶（含军舰）工业、国防科工（含航天）；而“三线建设”通过调整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空间布局（朱佳木，2022）把安全重要性提升到新高度。

在这段时期，我国尤其看重重工业增长速度。毛泽东以钢产量为例，从政治高度指出其增长速度事关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问题，从战略高度指出其增长速度事关我国的“球籍”问题。 ¹⁴那个时代的战略家，几乎都把钢铁产量视为国家工业化和潜在军事力量的标志。 ¹⁵重要的是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确定下来后，就要做各种各样的配套。例如，在生产投入上，必须向资金密集型的重工业倾斜。这就要求维持高积累率，从农业和轻工业抽取大量剩余，结果是民生改善受到一定影响；重工业能够容纳的劳动力数量少，剩余劳动力只能在其他部门（特别是农业）就业；并且，只有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配套才方便。这就决定了那个时期我国的基本经济结构与政策框架。彼时，我国既求富，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更求安全，使新生的共和国立得住。从发展角度看，优先发展重工业不仅为我国国民经济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而且为我国经济增长带来了一系列正外部性（姚洋和郑东雅，2008）；从安全角度看，我国以此为基础建设国防工业体系，并且采用举国体制搞高科技特别是“两弹一星”，为我国后来成为全球有重要影响的大国 ¹⁶和获得和平发展环境奠定了必要的国防基础。

2. 发展导向模式。进入实施第二个经济总体战略时，总体而言，我国安全问题退居次要位置，主要任务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发展。1980年3月12日邓小平提出军队“消肿”问题以支持经济建设； ¹⁷1984年11月1日邓小平强调军队要服从国家建设大局； ¹⁸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宣布裁军百万，认为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可以“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 ¹⁹。我国迎来这样的战略机遇期后，改革开放促发展成为主旋律。

邓小平汲取以前欲速则不达的教训，提倡追求切合实际的经济增长。为了经济增长和脱贫致富，我国在市场体制下探索公有制实现形式，引入非公有制经济和多种分配方式，经济政策瞄准市场化方向（樊纲等，2011），生产要素通过自由流动逐利（郭庆旺和贾俊雪，2005），地方官员通过锦标赛晋升（周黎安，2007），地方政府利用财政分权建设基础设施（张军等，2007）。在这个过程中，人民收入水涨船高，尽管致富速度存在差异。但是，驱动经济增长的一些动力被耗尽：劳动力流动驱动经济增长的作用（伍山林，2016）和抚养率较低对经济增长产生的传统人口红利（蔡昉，2013）等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后趋于消失。这意味着我国主要依靠生产要素和投资驱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难以为继，必须从创新入手培育新的增长动力以转换增长方式。

总体来讲，在实施第二个经济总体战略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引下，通过利用改革开放基本国策激活国内市场和开拓国际市场，我国创造了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脱贫致富成就令世界瞩目。根据世界银行数据统计，按2015年美元和汇率计算，我国人均GDP从1978年的381.1美元增长至2012年的6591.7美元；按2011年国际元和购买力平价计算，我国人均GDP从1990年的1423.9国际元增长至2012年的10370.7国际元。至于贫困人口占比，按照国家贫困线标准，我国从2000年的49.8%下降至2012年的10.2%；以每天1.9美元和2011年PPP为标准，我国从1990年的72%下降至2012年的8.5%。上述成就在与印度的比较中进一步凸显了出来。

3. 统筹发展和安全模式。进入新时代后，我国经济发展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安全方面主要有：在国内，由供求紧平衡、资源紧约束和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引起的经济安全问题，与以前相比更加突出了（伍山林和周瑞，2022）；在全球，大国结构深刻调整，美国患上了霸权焦虑症。至2017年，美国政府开始把我国当作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在经济登顶（经济规模持续扩大并且成为全球第一）过程中，我国必然遭到霸权国家各种各样的阻扰，必须直面各种各样的安全问题。目前，主要表现是美国政府对从我国进口的大量商品加征高关税，针对我国关键产业链供应链采用“脱钩”“断链”策略。相应地，我国第三个经济总体战略的主旨是：在目标指向上，既求富，又求强；在指导原则上，从前一阶段以发展为导向，转变为统筹发展和安全。为此，必须下好先手棋，如“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 ²⁰，以新发展格局支持高质量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提高我国应对风险冲击的能力。

就国家安全战略而言，推动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动态平衡是国家富强的核心要义。最近10年我国宏观经济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稳步上升，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呈下降趋势；我国进出口系统抵御风险冲击的能力显著增强（刘晓星等，2021）。重要的是，科技乃国家富强的根本。科技最具二重性，既可用于发展国民经济，又可用于巩固国家安全，科技竞争也就成为大国博弈的关键领域。在大国博弈重心转向科技创新竞赛、技术权力争夺、技术秩序重建的时代，我国保障国家安全亟需打破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李哲，2023）。过去10多年，我国进一步发展完善了大国技术，在特高压输电、5G、量子通信、人工智能、核能发电、北斗导航等领域取得瞩目成就。但是，美国固守“最强者”联合“较强者”打压“次强者”的霸权思维定势（黄琪轩，2020），在诸如计算技术（包括芯片、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生物科技和清洁能源等领域对我国加强围堵打压，因此我国必须把补短板、强弱项、扬优势、固底板放在突出位置。

我国经济总体战略演进是一个特殊历史过程，主要目标和中心任务是历史地决定的。考察我国经济总体战略演进，必须坚持历史唯物主义；评价它们及其成就，必须立足所处历史时期。否则，有失公允。例如，针对我国改革开放以前的经济总体战略，我们不能用改革开放以后主要遵循的效率指标对其做出否定性评价，虽然这个战略在实现安全目标过程中招致了诸多问题；类似地，针对我国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总体战略，我们不能以改革开放以前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体制为标准对其做出否定性评论。不过，必须认识到：在将来，我国社会主义必然从初级阶段进入更高阶段。

（二）模式演进的历史逻辑 ²¹

百年大计的实现过程不是线性的和匀速的；通过一个总体战略把经济发展推升到一个平台之后，又要用新的总体战略将其推升至新的更高平台。我国经济总体战略既不应超越也不应落后于所处的历史时期，而应起到连接前后两个历史时期、促进所处历史时期经济发展、为以后历史时期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特别是其核心深入思考近代以来我国屡遭屈辱的主因，选择了实施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农业国工业化战略。他们把人民对建立先进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农业国的现实确定为社会主要矛盾。尽管后来在认识上出现了一些偏离，但是至1978年我国已经建成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平台。以实物为指标，以印度（起点和规模与我国相似）为参照，我们的计算表明：两国的农业（稻谷、小麦、棉花）生产总量的比值及其人均量的比值（指1978年与1953年之比）互有高低；但是，在工业的各个行业（原煤、原油、发电、生铁、钢、焦炭、水泥、硫酸、化肥、纱、布、机制纸及纸板）中国的比值比印度的高得多，并且中印两国的比值之比大多超过了两倍。 ²²

改革逻辑内生于国家经济战略选择（于鸿君和吴文，2022）。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经济总体战略既为我国后来的经济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但也留下诸多制约发展的问题。这是改革开放启航和制定第二个经济总体战略的历史坐标。彼时，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蓄积了大量势能，轻工业发展滞后和供给短缺蕴含巨大机会，劳动积极性不高为后来快速提高生产力提供了可能。邓小平主导构建我国第二个经济总体战略，通过引入市场机制改善资源配置，以多种所有制和多种分配方式激发微观主体活力，通过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扩大经济规模，目标直指脱贫致富奔小康。至2012年，我国经济发展来到了新的更高平台：按现价美元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在2010年成为全球第二（当年与美国的比值为0.404）；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国民总收入在2012年达到美国的0.905。 ²³

进入新时代后，在国际上，世界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特别是从2017年底开始，霸权国家把社会主义中国当作最重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在国内，中国遇到了长期积累和新出现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特别是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和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不过，通过不懈努力，我国至2021年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主导构建的第三个经济总体战略提出“两步走”构想，“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²⁴。走好第一步，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我国经济总体战略模式演变具有梯级推升特征。我国作为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总是追求高远目标，经济总体战略兼顾了长期性和阶段性。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和马克思主义思想指导下，我国经济总体战略构建者在各个历史时期把握战略能力与战略目标之间的平衡，形成了发展水平不断提升的长期态势。但是，其他发展中大国或者迷信市场自发力量，经济发展遭遇周期性危机；或者由于战略目标超越战略能力，招致欲速则不达的结果；或者由于没有处理好经济与其他方面的关系，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掣肘。其结果是，它们很难形成长期向上趋势。

五、面向未来

我们研究中国经济总体战略一是为了建立相关知识体系，二是为了更好地解释世界即最近70多年中国经济发展，三是为了改造世界即指导当下以及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发展。面向未来，在完善和落实第三个经济总体战略实践中必须注意如下六个方面。

第一，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发挥制度优势。迈上新征程之后，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作用，要求我们处理好一系列重大问题。其中之一就是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国有制实现形式，为丰富战略手段和达成战略目标奠定更加坚实的微观基础。这就要求我们从破除行业限制和优化治理结构等方面着手，通过进一步搞活国有企业使它的微观效率达到新的更高水平，同时通过公有制经济发展来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以保证宏观效率达到新的更高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只有准确理解了“两个毫不动摇”的真意（周新城，2016），才能把寻找最优所有制结构当作具有重大经济意义和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来对待，从而为国家“强起来”打造坚实的所有制基础。在当下以及未来一段时期里，以技术革命性突破等催生新质生产力发展，既具有现实可能性又具有时代迫切性，探索和完善国有制实现形式以及寻找最优所有制结构，成为发挥社会主义能够更好地促进生产力发展这一制度优势的关键。在横向比较上，与资本主义国家相比，我国最优所有制结构具有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功能。可以预期，我国将因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不断彰显而对世界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

第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更好地发挥大国优势。我们可以通过外循环发挥大国引力优势，通过内循环促进大国技术发展，利用内部可循环优势扩大战略回旋空间。现在全球最重要的大国关系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黄仁伟，2022），一些发达国家因霸权国政府要挟而利益受损。因此，只要我们利用好大国优势、遵循正确义利观、依托互利共赢开放战略，与后者的合作空间将变大。现在，我国一些重要技术已经处于世界前沿，我国工业正由规模优势向创新优势转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课题组，2020）；在新一轮工业革命和科技革命大潮下，我国已经具有引领潮流的条件、能力和意愿。尽管面临关键科技“脱钩”和关键产品“断链”等带来的短痛，但是我国将因培育高水平科技的土壤深厚、意愿强烈、举措得当而成为引领者。此时，尤其必须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是第一动力、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利用大国优势使自己强起来，可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

第三，坚持新发展理念，充分发挥观念优势。新发展理念是第三个经济总体战略的发展理念。违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会给我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损害。在实施第三个经济总体战略时，只有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才能从“数量追赶”“规模扩张”“要素驱动”“分配失衡”“高碳增长”的模式，转向“质量追赶”“结构升级”“创新驱动”“共同富裕”“绿色发展”的模式（王一鸣，2020），真正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由此也就可以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为什么强调“贯彻新发展理念是新时代我国发展壮大的必由之路” ²⁵。新发展理念既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观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理论凝练成果；它不仅可以促进文明新形态在中国的生成和完善，而且将随中国竞争力的上升而播撒到越来越多的国度。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将从中国依托新发展理念取得的成功中看到自己未来的希望。

第四，推动高质量发展，发挥关键战略行动的作用。推动高质量发展是新征程上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必然选择。“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示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 ²⁶。当下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和怎样建设那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党的二十大报告要求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主题，至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沿着这样的道路推进，从唯物史观的世界历史时代（叶险明，1997）角度来看，我国和整个世界都将形成发展新格局。发展新格局对于中国来说主要是指：在生产关系方面，公有制经济的优越性得到进一步彰显；在生产力方面，通过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具有达到乃至超过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在宏观效率方面，具有超过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优异表现。发展新格局对于世界来说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的全球占比越来越大，资本主义国家因制度压力变大而不得不做出越来越多的改变。

第五，掌握安全主动权，实现更加稳健的发展。经历安全主导、发展主导两个时期之后，我国进入了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新时期，这对第三个经济总体战略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切实保障国家长治久安” ²⁷。在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的当今时代，全球风险挑战日益增多，制度竞争日趋激烈，资本主义大国抱守霸权思维，我国理性之选是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以新发展格局支持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发展推进现代化建设。为了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安全基底，我国采取一系列战略行动：实施粮食、能源安全战略，做到量足源稳、结构合理；加快补短板、锻长板，建设关键产业备份，提升供应保障能力；强化经济、重大基础设施、金融、网络、数据、海洋等安全保障体系，以协同支持高质量发展；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并且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增加霸权国家损害我国发展和安全利益承担的风险成本。我国以发展促安全和以安全保发展，还可为世界安全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第六，推进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我国已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诸多重要经济指标已经成为或者即将成为全球第一。从2013年到2021年，我国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第一动力，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高达38.6%，超过了七国集团的总和（25.7%）， ²⁸为世界提供了大量机遇。我们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动思考未来的世界经济应该是什么样子并且着力促成之。我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 ²⁹。这既可彰显大国气度，又可放大大国优势。大国气度，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天下胸怀（吴志成和刘培东，2022）；大国之大，不在于像霸权国家那样利用垄断地位从他国攫取巨大利益，而在于在开放型世界经济中为他国发展不断提供新机遇。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在推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将向全球经济不断注入新血液，逐渐改变西方现代化主导下形成的不包容、不平等、不和谐、发展失衡的全球经济旧格局。

1《继续把党史总结学习教育宣传引向深入 更好把握和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人民日报》，2022年1月12日01版。

2我国三个经济总体战略分别是由毛泽东、邓小平和习近平主导构建的，而各个时期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以及相关领导和专家学者等也通过不同方式起到了作用。

3《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页。

4《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上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

5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节选）》，《求是》，2016年第1期。

6《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33页。

7《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页。

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10《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11《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13贾根良：《国内大循环−经济发展新战略与政策选择》，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2—13页。

12习近平：《同心协力 共迎挑战 谱写亚太合作新篇章——在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书面演讲（2023年11月16日，旧金山）》，《人民日报》，2023年11月18日。

14《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9页。

15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上），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页。

16《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

17《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84—285页。

18《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8—100页。

19《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26—129页。

20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2—53页。

21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设性意见。

22印度的数据来自《国外经济统计资料》编辑小组：《国外经济统计资料1949—1978年》，中国统计出版社1981年版；中国的数据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新中国六十五年》，中国统计出版社2014年版。

23数据来源：世界银行官网，https://data.worldbank.org.cn/。比值系作者计算结果。

24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4页。

25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70页。

2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

27《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01版。

28《综合实力大幅跃升 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党的十八大以来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系列报告之十三》，http://www.stats.gov.cn/xxgk/jd/ sjjd2020/202209/t20220930_1888887.Html。

29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