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重要思想指导下，系统梳理和全面认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一项兼具重要理论和现实价值的研究课题。其中，探究并论证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具体内容范畴与丰富内涵，既是充分展现其历史全貌的基础性工作，也是深刻理解其历史地位、发掘其宝贵资源以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前提条件。目前，相关成果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通史性研究，旨在系统梳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李权时，1927；胡寄窗，1998；赵靖，2002；叶世昌，2003；唐庆增，2010；等）；另一类是从不同角度探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成就与价值的专题性研究（胡寄窗，1981；赵靖等，1985；石世奇，1995；刘吴，1999；程霖等，2016；马涛和施华，2020；刘斌和朱晓梅，2024）。前者尽可能详细地展现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历史全貌和丰富内容，但大多按照时间线索、以人物为分类逻辑展开，难以简明扼要地凸显其基本内涵和整体轮廓；后者虽提出了一些定性观点，但未能进一步开展定量分析和具体论证。例如，赵靖等（1985）强调，“中国的经济思想遗产不是‘无一顾之价值’，而是极其丰富多彩的”；石世奇（1995）认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是丰富的”，而且“已经达到较高水平”；程霖等（2016）指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断累积、丰富，外延广阔”。总体而言，这两类成果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仍缺乏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内容范畴与丰富程度的系统统计和专题论证。因此，本文尝试从三方面推进研究：第一，在研究视角上，以问题导向为切入点，系统讨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丰富程度；第二，在研究方法上，综合运用文献分析、数量统计、古今比较和中外比较方法，多维度考察其丰富内涵在广度与深度上的特征表现；第三，在研究观点上，凝聚学界共识，在充分认识和肯定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地位与价值的基础上，深入探讨其现代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以及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建构路径。

文章内容安排如下：首先，阐释经济问题与经济思想之间的关系，在梳理中国古代主要经济问题的基础上，确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分类逻辑；其次，从内容范畴和思想层次两个方面，多维度呈现其丰富内涵与特征表现；最后，从经济实践、文化积淀、思想传统、多元主体、交流互鉴等方面剖析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形成丰富内涵的主要原因，并立足“两个结合”，探索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的传承创新与现实启示。

二、问题导向视角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分类逻辑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实践发展永无止境，我们认识真理、进行理论创新就永无止境。” ¹若缺乏实践探索和新的时代问题，思想的演进和理论的创新便无从谈起。从这一意义上讲，实践活动以及在实践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是产生思想、发展认知的基础和源泉。具体到经济领域，“经济观念、原理和范畴产生于人们对经济问题所包含的经济关系的认识，构成各时期经济思想的基本要素或基本材料” ²。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变过程，实际上是对不断出现的新经济现象、新经济问题进行认知，并分析解决问题的探索积累过程。例如，中国古代编纂史册时设立“货殖列传”“食货志”等篇章，集中记载了古人的经济实践，体现了古人对经济现象及相关问题的认识。当代亦是如此，从中国经济理论创新与经济社会转型实践的互动来看，经济学研究往往在回应重大问题时兴盛，在缺乏问题意识甚至背离问题导向时则停滞（刘守英和熊雪锋，2022）。不难发现，问题意识的存在以及经济问题的多寡，在相当程度上直接影响了经济思想的丰富程度。原因在于：一方面，经济问题越多，对于解决问题的思想需求就越多，特别是某些重大经济问题的出现能够凝聚社会共识，形成问题导向，从而显著刺激对相关思想的需求，促进新思想的产生；另一方面，经济问题的变化，特别是问题日益复杂化、系统化，又将引发人们对问题的深度思考，由此产生对已有经济思想的反思或革新。因此，以梳理和归纳中国古代主要经济问题为研究切入点，系统提炼古人应对经济问题与实践所形成的思想范畴，是考察经济思想丰富内涵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文梳理与综合近现代中国经济思想史研究领域代表性成果的部分观点后发现，李权时、唐庆增、胡寄窗、赵靖、叶世昌等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通史性著作中，已系统提炼出10余种经济议题，涵盖财政、人口、金融、工商业、农业、土地、经济治理、生产劳动、收入分配、消费、对外贸易、价值与价格、经济伦理等核心领域。这表明上述经济问题是探讨中国古代主要经济问题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内容范畴的重要研究依据。然而，这些研究成果并未明确致力于研究经济问题和经济思想的分类归纳，因此有必要结合经济学学科领域分类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相关分类逻辑。通过对现存古籍数据库所载文献的检索、归纳与整理，本文发现中国古代经济问题具有显著的系统性与多样性，至少涉及18个类别（详见表1）。

在此基础上，本文立足问题导向，同时结合思想本身的抽象性和复杂性，在具体考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丰富内涵时，从广度和深度两方面进行综合诠释。第一，在广度上，经济思想的丰富程度最直观地表现为经济问题及相关思想内容的数量、种类和范围。通过分类归纳和数据统计进行客观刻画与呈现，是考察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丰富内涵的首要任务。第二，思想的本质是一系列认知、观点和主张。因此，伴随经济问题复杂程度的提升与实践探索的经验积累，在深度上，经济思想的丰富程度体现在思想内容的复杂性、深刻性和逻辑层次上。通过理论分析、古今比较与中外比较等研究方法识别和展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深度与层次，是理解和论证其丰富内涵的核心环节。

三、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内涵广度：至少涉及18类主要范畴

以上述中国古代所面临的18类主要经济问题为分类依据，同时结合有关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核心概念（程霖等，2024a）的比对，可以推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至少涉及18类内容范畴，即经济伦理思想、经济治理思想、财政思想、农业经济思想、工商业经济思想、生产劳动思想、金融思想、土地思想、人口思想、对外贸易思想、会计审计思想、国防经济思想、生态经济思想、消费思想、收入分配思想、价值与价格思想、经济统计思想和其他经济思想。

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聚焦义利、公私与均平等问题展开。围绕义利问题，第一类观点以儒家为代表，先秦儒家总体上重视义，将义置于主导地位；第二类是唐中叶以降的公开言利思想，如“人非利不生” ⁴“义之必利” ⁵等；第三类观点主张义利并重，如明代黄绾认为“利不可轻矣”，同时强调“义”不可轻。 ⁶围绕公私问题，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韩非子•饰邪》）等公先于私观点；二是“若无私，则无心矣” ⁷等私优于公观点；三是“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 ⁸等公私相济观点。围绕均平问题，产生的主要观点有绝对平均主义和相对平均主义，多数思想偏重相对平均，如“国之役力，合均有无”（《全唐文•令户口复业及均役制》）等。

中国古代经济治理思想涉及治理目标、治理原则、治理模式、治理机构改革及对重大社会经济事件的治理对策等问题。对社会经济治理目标问题的讨论，相关观点如“大同”“小康”（《礼记•礼运》）等。围绕治理原则问题，产生了诸如“为政以德”（《论语•为政》）的德治思想，以“法”“术”“势”为核心原则的法治思想（《韩非子》），以及“刑者德之辅”（《春秋繁露•天辨在人》）的德法并举思想等。围绕治理模式，即有关国家干预与自由放任的问题，一类观点如《管子》作者与桑弘羊倡导轻重之术；另一类观点主张根据实际情况实行有层次的自由放任，如司马迁主张“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史记•货殖列传》）。围绕治理机构改革问题，桑弘羊创设平准机构“置平准于京师”（《史记•平准书》）以及王安石创设“制置三司条例司” ⁹等。在面对自然灾害、饥荒、疫病等问题时，历史上出现了多种救荒讨论，如历代救荒书籍中被视为荒政总纲的《周礼》，其中涉及12种救荒思想（《周礼•地官司徒》）。

中国古代财政思想探讨了财政管理、财政收入、财政支出等问题。围绕财政管理问题，形成了财政管理的必要性，财政的基础在于经济，财政不同于聚敛，收支平衡要有结余，财政机构、人才、制度的重要性等观点（钟祥财，1986），产生了“量入以为出”（《礼记•王制》）、“量出制入”（《新唐书•食货志》）的管理原则思想。关于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问题，主要原则和观点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倡导节用，如西周时期的经济方案是“以九赋敛财贿”“以九式均节财用”“以九贡致邦国之用”（《周礼•天官冢宰》），其中“赋”与“贡”对应财政收入，财政支出上强调“均”和“节”。第二种是反对节用，如明代李贽从生财层面反对“专以节用言也”。 ¹⁰第三种观点主张收支平衡，如财政收入应“各有定制”，财政支出应“一以式法”。 ¹¹

中国古代农业经济思想涉及农业地位、农业经营、农业教育、农田水利等问题。农业在古代中国长期处于主导地位，农商关系思想的演变大体可分为三阶段，即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农商俱利”观念，秦汉至唐前期的“重农抑商”思想，自唐中叶起至宋渐为明晰及至明清稍成气候的“农商并重”理论（吴松，1998）。例如，重农抑商“举本业而抑末利”（《后汉书•桓冯传》），重农不抑商“务材训农，通商惠工”（《左传•闵公二年》），农商并重“厚农而资商”“厚商而利农” ¹²等观点。围绕农业经营问题，产生了精耕细作的农业经营原则，顺应天时、注重地利和劳动力合理分配的农业生产安排思想，以及农业多种经营思想。 ¹³关于农业教育问题，产生了教习农业技术、劝农等思想，如“教民稼穑”（《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劝课农桑” ¹⁴等。围绕农田水利问题，具有代表性的是明代徐光启详细论述了“水利”问题，《农政全书》卷12至卷20均为“水利”内容，被称为“中国农田水利学滥觞”。 ¹⁵

中国古代工商业经济思想探讨了工商业地位、工商业经营、市场管理、工商业组织形式、商业情报等问题。工商业的重要地位在农业地位问题中已有论述。对于工商业经营问题，较为代表的是“工商食官”（《国语•晋语四》）等官营思想以及个人、家庭的治生思想。围绕市场管理问题，产生的思想可分为三方面：一是指定交易场所，规定营业时间，如“凡市，日中击鼓三百以众，日入前七刻击征三百而散”（《新唐书•百官志》）；二是设立官吏“市令”“市长”等管理市场；三是设置有关市场交易活动的规定（郭庠林，1988）。关于工商业组织形式问题，产生的观点涉及个体小生产者形式以及工商业同类聚集的行会、会馆等，如“令夫商，群萃而州处”（《国语•齐语》）等同业聚集组织思想。对于商业情报问题，刘晏于道巡院招募“驶足”（《新唐书•刘晏》），构建起全国性的商业情报网。

中国古代生产劳动思想探讨的主要问题包括生产劳动形式、生产劳动分工、劳动时间管理等。围绕生产劳动形式问题，讨论较多的是农户家庭及个体劳作形式，如“今也农夫之所以蚤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叔粟”（《墨子•非命下》）、“家人相一，父子戳力，各务为善器，器不善者不集”（《盐铁论•水旱第三十六》）等思想。围绕生产劳动分工问题，产生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或劳心，或劳力”（《孟子•滕文公章句上》）的讨论；也产生了士农工商四民分工体系思想，“夫为政之要，计民而置官，分民而授事，士农工商之分不可斯须而废也”（《全晋文•上疏陈要务》），以及“使各从事其所能”（《墨子•节用中》）等各司其职、发挥各职业最大作用的思想。围绕劳动时间管理问题，产生了诸如“若失其一时，则谷不可得而食”（《周书•苏绰传》）、“功之所以能建，以日力也”（《潜夫论•爱日第十八》）等重视劳动时间的思想。

中国古代金融思想包括对货币铸造、货币发行与管理、货币职能、货币流通、信用、借贷、金融机构经营管理等问题的讨论。围绕货币铸造、货币发行与管理问题，相关观点如“人君铸钱立币”（《管子•国蓄》）等货币铸造思想，“买卖金银，平准钞法” ¹⁶“造钞以更新，使之收买，三策也” ¹⁷等纸币发行与管理思想。围绕货币职能问题，产生了对价值尺度、流通手段、贮藏手段和世界货币职能的看法。围绕货币流通问题，产生的主要观点包括反对与赞成货币流通、流通货币类别规定、货币流通速度与规律，以及货币流通与其他相关因素的联动分析等。例如，叶子奇将货币流通现象“譬之池水”，希望达到“所入之沟与所出之沟相等”的状态。 ¹⁸信用问题方面，主要讨论了国家信用和商业信用，如“春给以钱，而秋令纳布” ¹⁹“秋时立券买之，至春见花”（《欧阳修全集•洛仰牡丹记》）等。在借贷问题的讨论中，产生的观点有民间借贷和政府借贷思想，如王莽对私人放债的用途和取息规定，“除其费，计所得受息，毋过岁什一”（《汉书•食货志下》），明确区分利息与利润，注重从利润中抽取金额作为利息，这“相对西方古代思想家关于利息的论述来说，要高明得多、早得多” ²⁰。围绕金融机构经营管理问题，讨论的对象包括经营抵押贷款的质库，经营保管业务的柜坊、钱铺、钱庄、账局、当铺，经营汇兑业务的票号等，相关思想如“凡开当铺，例从抚按告给牒事，自认周年取息二分，以二十四月为期，不赎则毁卖原所当物” ²¹等。

中国古代在其他经济领域也产生了相当丰富的经济思想。例如，土地思想包括“人力田畴，二者适足”（《全唐文•其六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的人地关系思想，“使农人有以赴时趋事，而兼并不得乘其急”（《宋史•食货志》）的抑制土地兼并思想，“是以天下之士争言复井田” ²²的土地制度有关思想，以及“计田而出租”（《白氏长庆集•策林三》）的地租思想等。人口思想包括“土地人民必相称也”（《潜夫论•实边第二十四》）等人口分布思想，“民之良有五” ²³等人口结构思想，“生人之率” ²⁴“才智之人”（《文献通考•自序》）等人口数量和质量思想，以及“宜通检括，普遂均平”（《辽史•食货志上》）等人口统计思想。对外贸易思想涵盖“异物内流则国用饶”（《盐铁论•力耕第二》）等贸易作用思想，“不若明开市舶之禁”（《皇明经世文编•疏通海禁疏》）等贸易管控思想，“岛夷朝贡，不过利于互市赐予，岂真慕义而来”（《文献通考•四裔考八》）等朝贡贸易思想，“虽革刍牧之劳，而牛羊之来于外国，皆私易以中国之实钱”（《续资治通鉴长编•神宗》）等贸易结构思想。会计审计思想涵盖“度量权衡皆起于黄钟” ²⁵等会计审计方法思想，“内外互相考也” ²⁶等管理与监督思想，“计天下之财而财不在其手” ²⁷等会计审计独立思想，以及“谨出纳，严益藏” ²⁸等民间会计思想。国防经济思想包括“天下兼相爱则治”（《墨子•兼爱上》）等国防安全思想，“国富者兵强，兵强者战胜”（《管子•治国》）等国防经济建设思想，“军以粮食为本”（《诸葛亮集•治军第九》）等国防物资相关思想。生态经济思想涉及“川泽有禁，山野有官养之”（《白氏长庆集•策林二》）等生态资源管理思想，“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吕氏春秋•孟春纪》）等生态经济系统思想，“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²⁹等生态伦理思想。消费思想包括“莫善于侈靡”（《管子•侈靡》）、“俭则固”（《论语•述而》）等消费类型思想，“以礼节之”（《论语•学而》）等消费原则思想，“积之涓涓而泄之浩浩”（《王临川集•风俗》）等消费行为思想。收入分配思想包括“分财不敢不均”（《墨子•尚同中》）等分配原则思想，“有恒产者有恒心”（《孟子•滕文公上》）等财富权属思想，“权有无，均贫富”（《晏子春秋•内篇问上》）等调整收入差距思想。价值与价格思想涵盖“为屦以买衣为屦”（《墨子•经说下》）等价值思想，“价高则市者稀”（《旧唐书•李珏传》）、“市不豫贾”（《史记•循吏传》）等价格波动与调节思想。经济统计思想涉及“强国知十三数”（《商君书•去强》）等经济调查思想，“别男女大小”（《管子•度地》）等经济统计思想，以及“故以上之征而倍取于民者四”（《管子•治国》）等经济统计分析思想。此外，中国古代还有涉及区域经济、人文经济等其他方面的经济思想，由于文献资料较为零散，相关研究尚不深入，故暂列入其他经济思想类别中，有待日后进一步考证与细化。

以上18类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至少可以从数量和种类层面体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广度上的丰富内涵。虽然这些经济思想丰富多彩，但它们并不是全部表现出积极正面的影响。部分经济思想受到特定历史阶段和价值取向的制约，对中国古代经济发展和近代经济转型产生了一定负面效应。例如，传统重农抑商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古代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因此，在系统梳理和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时，需坚持“两个结合”，正确运用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对其进行全面、客观的分类与评价。

四、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内涵深度：哲学、主张、分析三个层次

中国古代围绕当时涌现出的众多经济问题，在整体上形成了外延广阔、内涵丰富的经济思想。同时，伴随着历史进程中经济问题的复杂化和实践经验的积累，古人对经济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能力也发生了变化，传统经济思想的内涵也在不断发展。巫宝三（1990）指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大抵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作为经济思想基础或出发点的哲学思想，二是对于各种经济问题的见解、主张和政策方案，三是对于各种经济现象和问题内在外在关系的分析”。换言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具备学理上的层次性，既存在简单的、初级的、零散的经济思想，也不乏具有深刻创见的经济哲思、政策主张和理论分析。需要强调的是，并非每一类经济思想都具备这三个层次，且每类经济思想的发展演变也并非绝对呈现出一种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层次递进，有时甚至会出现混乱或倒退现象。但尽管如此，不可否认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丰富内涵和思想层次。

第一，哲学、政治、伦理等元素构成中国古代分析经济问题的学理基础。中国古代“从哲学、政治、伦理等方面开始论述，并且总是综合论述这些问题。以此为基础，而再论及其他问题，经济问题是常被连带论及或当作个别具体问题论述之一”（巫宝三，1991）。可见，哲学、政治、伦理等元素构成古人认识、理解和分析经济问题的思想基点和学理基础。哲学问题的探讨虽未直接体现在经济议题上，但其产生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影响古代思想家的判断和取舍，丰富了经济思想的哲学意蕴和内涵。例如，荀子具有鲜明的朴素唯物主义世界观，这使得他对经济现象的分析更为客观和深入。关于政治问题的探讨会影响古代思想家对经济制度及相关问题的态度，从而塑造古代经济思想中蕴含政策导向的特征表现。正如赵靖所言，中国古代对经济问题的研究，不是在“经济学”的范畴下，而主要是在富国的旗号下进行的（赵靖，1995）。不仅国家治理模式会影响古人对经济问题的思考，而且政治问题的思考和解决往往伴随新的思维方式，继而影响与之有关的经济思想生成。由义利、公私、均平等问题衍生出来的经济伦理思想，重视道德规范对人的约束作用，为各类思想奠定了道德基础。例如，先秦儒家围绕义利问题形成了以义为核心、义以生利的经济思想，这在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后来中国古代社会对发展商业和追求财富的态度。

第二，立足宏微观结合视角形成解决经济问题的各种见解、主张和政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既涵盖宏观层面，也涉及微观层面，二者相互补充、互相支撑。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整体来看，经济治理思想、财政思想、金融思想、土地思想、国防经济思想等更多地是从宏观角度考察社会经济整体运行规律与政策制定，而农业经济思想、工商业经济思想等主要探讨农业、手工业、商业的生产规律，以及个体从业者的身份地位等微观层面问题。从单个类别的思想范畴来看，以价值或价格思想为例，其微观视角大多聚焦于价值理论问题，宏观视角则更多关注价格调节问题。例如，墨子的价值理论重视商品内在价值对价格的决定作用，区分了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在封建社会达到了较高的理论水平。而在价格调节问题上，传统经济思想则更多地是从国家调控的宏观角度来认知和理解。从某一人物或学派的经济思想内容来看，以管子学派为例，其在微观层面注重通过激励机制优化微观主体的经济行为，如《管子•乘马第五》所述：“均地分力，使民知时也……是故夜寝蚤起，父子兄弟，不忘其功。为而不倦，民不惮劳苦。”这意味着通过实施分户经营，可以提高农民的积极性和生产效率。在宏观层面，管仲基于轻重论提出了一系列调控经济的策略，倡导利用价格杠杆调节市场，同时主张在对外贸易中灵活运用轻重之术，如“必四面望于天下，下高亦高。天下高，我独下，必失其国于天下”，并以莱国和周国的贸易举例说明此策略（《管子•轻重丁》）。

第三，探索运用数量分析和理论分析方法讨论经济问题及要素之间的内外关系。这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具有分析性的特征表现（巫宝三，1992；程霖等，2024b），也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深度上具有丰富内涵的深层次体现。就数量分析而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虽然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数量分析方法，但其在实践中体现了利用数据进行分析和总结的特征。例如，孙武通过对六卿灭亡顺序的分析，提出了农业生产与赋税及土地制度之间的定量关系，这一分析突破了传统的经验分析，以定量方法探讨经济问题，“具有高度理论意义”（巫宝三，1992）。丘濬首次利用长达47年的统计数据进行经济分析，得出海运受益大于损耗从而费用最省的结论（程霖等，2016）。就理论分析而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一些领域尝试运用概念和逻辑来探讨问题本质，发现并揭示规律。例如，荀子以其连贯严谨的经济思想分析了不受约束的逐利行为，给出了翔实的经济规划模型，自成一套经济理论分析体系。荀子将现实问题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研究各部分的特征和关系，进而通过综合分析把握其内在逻辑和规律，以理论思维的形式呈现出来。荀子先分析了欲望的存在，将欲望与需求区别开来，对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提倡通过礼制、奖励和法律三种手段综合运用，使社会群体各安其位，同时规划各部门的产出目标，确保经济高效执行。 ³⁰

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深度上也具有丰富内涵。然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虽然涵盖面广、层次丰富，但水平却参差不齐。尽管如此，不可否认这些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层次，其中不乏具有深刻创见和学理分析的思想闪光点。

五、比较视野下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丰富程度

前文从问题导向出发，考察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在广度和深度上的丰富内涵。接下来，本文将通过古今比较和中外比较分析，更加立体全面地展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丰富程度。

（一）思想范畴与思想层次的古今比较

从古今比较维度来看，上述18类中国古代经济思想范畴在当代经济学理论中依然占有重要位置。在思想范畴方面，从国内学界的研究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 13745-2009（现行）中经济学一级学科下设37个二级学科，其中半数以上都与古代经济思想范畴具有相关性。比如，经济治理、财政、金融等古代经济问题及经济思想依然是现行经济学学科讨论的基本问题。就国外学界而言，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与西方现代经济学理论体系也有着诸多相通之处。通过与当前国际上广泛采用的经济学分类体系——JEL分类体系（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Classification System） ³¹对照可以发现，其划分的20种经济学大类中有8类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关注的主要领域。如果排除经济学总论和教学等难以直接对比的类别，那么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内容已涉及其半数以上的类别。比如，货币经济学和金融经济学与金融思想相对应等。由此可见，许多当前关注和研究的经济议题在中国古代经济社会中已有所触及，并在历史变迁中不断深化和拓展，为当代经济学理论奠定基础。

在思想层次方面，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思想在层次性上既有共通之处，也存在差异。中国现代经济思想从两方面体现了其对传统经济思想的根本性变革和创新。一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基于自然经济和纯封建制度的生产方式（巫宝三，1989），主要探讨自然经济运行与管理的规律；相较之下，中国现代经济思想体现为更高形态的“现代化”思想，是中国社会市场化、现代化的产物。二是中国现代经济思想充分吸收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优秀成果，这两大经济思想体系从根本上改变了或者说基本取代了中国古代经济思想的理论“内核”和基本范式。即便存在差异性，也不可忽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现代经济思想的内在联系。现代经济思想仍处在不断发展之中，需要合理吸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精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就系统性程度而言，尽管其不如现代经济思想，但仍涵盖了哲学基础、政策主张和经济分析等主要层次，并在每个层面都取得了历史语境下的重要成就，部分思想智慧仍适用于当下。例如，丰富的传统经济思想为构建中国经济学提供了可能的理论来源，其合作与利他的伦理原则将是“中国经济学”的标志性原理之一。 ³²

（二）思想内容与分析视角的中外比较

讨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应与相同历史发展阶段其他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思想进行比较。 ³³因此，下面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西方古希腊、古罗马及中世纪经济思想，从思想内容和分析视角两个层面进行对比。

首先看思想内容层面。为深入开展中西经济思想的比较研究，有必要梳理和提炼出西方中世纪及以前经济思想的主要类别。从代表性著作中可管窥一二。例如，斯皮格尔（1999）从劳动分工、理想社会、经济组织、利息借贷、经济价值理论等方面阐述西方经济思想，据此可概括出包括生产劳动思想、经济治理思想、金融思想、价值与价格思想、农业经济思想、工商业经济思想、人口思想、财政思想在内的至少8类经济思想。在此基础上，熊彼特（2006）、兰德雷斯和柯南德尔（2011）、里马（2016）的研究进一步从自然需要、非自然需要、习俗、私人财产等方面讨论了经济伦理思想，并且同时论及了消费问题。罗斯巴德（2012）、北泽新次郎（2018）的著作还涉及了对外贸易思想、土地思想、分配思想。另外，国防经济思想、会计审计思想、经济统计思想、生态经济思想虽然没有明确体现在所梳理的代表性著作关键词中，但更广泛地从学界研究成果来看，这些思想类别也是西方中世纪及其之前探讨的对象。 ³⁴鉴于此，在较宽泛的经济思想范畴统计口径下，中西方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在思想类别上具有一定的共通性。

其次看分析视角层面。尽管中西方经济思想类别总体相似，但在分析视角和关注重点上各有侧重。古希腊时期色诺芬对财富问题、分工问题、货币及价格问题等的探讨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经济思想形成奠定了基础，同时他还首次提出了“家庭管理”思想。柏拉图构造了一种理想国，这之中反映了其分工思想、私有财产和公有财产思想；亚里士多德论述了商品的正当使用和不正当使用两种用途，区分了“经济”和“货殖”两种财富获取方式，同时肯定私有财产。古罗马早期的经济思想以贾图和瓦罗的观点为代表，重视农业，相比古希腊的经济思想，古罗马对商品货币的接受度更高。古罗马晚期，西塞罗强调私有财产的重要性，在对待商品货币关系和奴隶的态度上更为宽容。以上古代希腊、罗马的经济思想是在奴隶制度和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社会意识形态。中世纪的经济学说带有明显的宗教外衣，主要从属于经院哲学、神学，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经济思想的演变集中体现在公平价格理论的提出、私有财产的处理方式以及商品货币等相关理念上。 ³⁵

由此可见，西方经济思想重点关注公平价格、劳动分工、私有财产、商品货币经济等经济问题。相较而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则较为关注财政、经济治理、土地、货币、人口等领域。同时，中西经济思想在方法论层面也存在明显分野，西方对个体主义有较为深入的分析，而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更多地关注整体主义。例如，色诺芬在其《经济论》中提出了经济学的个体主义思想， ³⁶而中国古代主流的“天人合一”（《礼记•礼运》）、“天下为公”（《正蒙•乾称篇》）等观点则折射出整体主义立场。

从中国传统经济思想重点关注的一些领域来看，相较于西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见解和观点更为深入，丰富程度更加突出。例如，在财政、金融、经济治理等方面，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内容更为深入。有研究认为，“与古代中国经济思想颇为相异的是，在古希腊、罗马的经济学说中，几乎找不到较为完整的国家财政赋役政策思想”（张忠民，1994）。在金融议题中，早在汉代，贾谊便揭示了“劣币驱逐良币”的规律，南宋时期叶适和袁燮进一步论述了这一思想，同时出现了世界经济思想史上最早的纸币发行与管理理论− “称提之术”。 ³⁷在经济治理议题中，常平仓思想、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司马迁的善因论等，均是中国古人的创见和智慧，不仅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且对欧美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客观而言，西方经济思想在其重点关注的领域，也体现出了丰富的创见性。例如，古希腊思想家对商品货币经济问题的论述表现出了创见性，成为近代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出发点。 ³⁸经院哲学的公正价格概念可以被视为多个经济观点的先驱，包括李嘉图—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边际效用观点，以及古典—新古典理论中的竞争性市场形成均衡价格观点。 ³⁹这些差异体现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与西方同时代经济思想在思想深度层面的不同侧重，表明二者各具优势。

六、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丰富内涵的形成机制与现实启示

（一）形成机制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丰富内涵是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实践基础、文化积淀、思想传统、参与主体以及交流方式的共同作用为其融入了多元特征。

经济实践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丰富内涵的实践根基。一方面，农耕文明的高度发展是古代中国长期领先于世界并区别于其他文明的重要因素。农业经济实践是历代统治者高度关注和百姓普遍从事的活动，其对生产生活方式的重要影响催生了以农为本的经济思想。另一方面，工商业及对外贸易实践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必然产生的、社会分工专业化与生活需求多样化的产物。在不同群体和地域之间进行的商品交换活动，不仅促进了资源的有效流动，也推动了文化与知识的交流。通过商品的互通有无，实践中积累的经验逐步形成“治生之学”等相关思想，这些经济思想深化了微观经济主体对经济问题的认知，并对商业活动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总体而言，古代中国以农立国，农业实践为工商业经济提供基础，而工商业和对外贸易的发展不仅丰富了古人经济实践的活动范围，更驱动财政、金融、人口、土地等领域的经济思想形成与演变。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中国古代经济思想提供了充足养分，并赋予其丰富内涵。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底层而不易改变。从宏观层面的作用机制来看，历史上中华传统文化通过影响国家发展道路、理论和制度，进而对经济思想产生深远影响。受“道路、理论和制度”的影响，诸如“富国之学”“为民之策”等思想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广泛存在。从微观层面的作用机制来看，中华传统文化直接影响经济活动主体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进而间接影响经济思想（陈冬华等，2023）。特别而言，中华传统文化对经济活动主体的哲学观念产生直接影响，继而通过哲学观念影响个体经济思想的形成。例如，荀子的哲学思想为其经济思想提供了理论源泉，他强调“天行有常”，“天”是有规律可循的，“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荀子•天论》）即人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认识并利用规律，欲望论成为贯穿其经济思想的伦理基础。

中华民族素有革故鼎新的优良传统，这一思想传统持续推动着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发展变迁，为经济思想注入了持久活力。正如赵靖所言，“批判腐朽的、反动的事物，要求进行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的改革，这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中已经存在的好传统”。 ⁴⁰纵览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发展历程，革故鼎新的步伐始终贯穿其中，诸如管仲改革、商鞅变法、王莽改制、孝文帝改革、刘晏变法、周世宗改革、范仲淹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等，均在经济思想层面留下了宝贵遗产。例如，刘晏在安史之乱后对漕运、盐法、储粮备荒等方面实施多项改革，在实践中改进和发展了轻重理论，其中部分思想及实践为随后杨炎提出两税法思想创造了条件；王安石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改革举措，其理财思想、青苗法、均输法、募役法等思想，为经济实践与思想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

思想主体多元化是塑造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丰富内涵的主要动力。尽管中国古代和欧洲中世纪一样缺乏专业的经济学家， ⁴¹但仍出现了许多具有创造力的思想供给主体，如政治家、哲学家、文人、商人、普通百姓等，通过多元视角与思维方式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注入理论活力。首先，中国古代政治家在宏观经济治理、农工商业发展、财政金融改革等领域贡献了丰富思想。例如，战国时期商鞅提出并推行重视农业、打击商业、实行农战政策、徕民政策、统一财政、统一度量衡和推广县制等一系列变法措施。其次，文人、商人等不同社会群体积极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孕育了与商品流通、经营策略和经济伦理等相关的经济思想。春秋时期范蠡提出“积著之理”的商业经营之道（《史记•货殖列传》）；东晋诗人陶渊明则通过“桃花源”构想阐述理想社会经济模式。 ⁴²最后，民间百姓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凝练出朴素的生产劳动、商业交易、土地和农业经济等思想。例如，“女织男耕” ⁴³体现朴素家庭分工思想；“六月不热，五谷不结”“秧好半年田” ⁴⁴等农谚体现农业生产思想；《侍廷里父老僤买田约束石券》则体现汉代民间团体“僤”的土地管理思想。

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开拓创新的重要推动力。纵观历史，中国古代经济繁荣之时，也是思想文化交流互动的鼎盛时期。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唐朝辐射东亚的“中华文化圈”、16—18世纪近代欧洲掀起的“中国热”等，均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注入了新的活力。例如，佛教的传入对中国古代经济伦理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佛教凭借正命、理性与布施供养的经济伦理观逐步融入中国传统社会经济活动，不仅影响民众对待工商业和财富的态度，更引导民众理性追求合理利益，同时倡导广行善事、泽被苍生，由此拓展中国经济活动的道德边界（张越和曾江，2020）。此外，中国自古以来便是多民族并存的国家，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形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爱及四夷”（《春秋繁露•仁义法》）等治理智慧。

（二）现实启示

当前，传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时代赋予的重要使命。充分发掘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问题导向和丰富内涵，不仅有助于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也能为建构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历史养分和借鉴。

第一，始终立足实际、坚持问题导向，是实现经济思想发展与理论创新的起点和动力源。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深深根植于中国古代独特的社会结构和经济实践之中，推动其不断演进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实现国家富强与社会和谐，并在应对不同历史时期的财政、金融、土地、人口等具体经济问题时，不断丰富和积累，形成至少18类思想范畴。这些经济思想不仅记录并体现了古人对经济问题的深刻洞察，也反映并凝聚着古人分析、解决经济问题的探索与智慧。以古鉴今，坚持问题导向，不仅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鲜明特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 ⁴⁵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发展实现了历史性跃升，日渐成为世界关注的对象和经济研究的焦点。在这一过程中，我国在探索所有制结构、转型路径、宏观治理、政府职能、分配方式、精准扶贫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和面临的问题，已难以通过现有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进行充分解释。应以此为契机，围绕国家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通过观察、比照、批判、吸收与突破多方面理论资源，不断探寻解决方案、提出创新观点，开展深入综合的研究与提炼升华，从而推动中国经济思想的发展，催生中国经济理论的系统性创新。

第二，以“两个结合”为根本遵循、坚持守正创新，不断推动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民族孕育了涵盖面广且内涵深刻的经济思想，不仅为经济政策的形成提供指导，而且提出了诸多具有分析性的思想创见，对古代中国经济长期居于领先地位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但限于时代条件、认知水平、社会制度等方面的制约和影响，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客观上也存在历史局限性和不足，应当加以系统梳理、甄选扬弃和现代转化，进而实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守正创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展示中华民族的独特精神标识，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 ⁴⁶例如，中国古代有“民为邦本”“富民”“养民”等诸多蕴含民本观念的经济思想，虽然其在当时具有维护封建王朝统治的目的，但客观上蕴含改善民众生活境遇的合理成分。习近平总书记在结合传统民本思想精华、马克思主义人民立场、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等基础上，明确提出“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为新时代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本遵循。又如，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存在诸多反对贫富悬殊的“调均贫富”思想，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均无贫”（《论语•季氏》），荀子将理想社会描绘为“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荀子•王霸》）等。虽然在封建统治阶级的压迫下，中国古代“调均贫富”政策往往难以长期推行和真正实现，但其所蕴含的调节贫富差距、追求社会和谐的精神，对我国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提出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目标具有重要的启示。对这些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进行现代转化与创新发展，不仅使其在政治立场、价值理念、社会实践等层面实现对传统的超越，而且强调不断改善民生、推动共同富裕等时代价值，以充分体现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要求。

第三，充分汲取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丰富内涵与智慧，为建构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思想元素和理论素材。一方面，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源远流长、层次多元，至少涵盖经济伦理、经济治理、财政、农业经济、工商业经济、生产劳动、金融、土地、人口、对外贸易、会计审计、国防经济、生态经济、消费、收入分配、价值与价格、经济统计和其他经济思想18类范畴的经济思想，能够为建构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丰富的知识要素。例如，“见利思义”（《论语•宪问》）、“义以生利”（《国语•晋语一》）等传统义利观强调利益与道义、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个体责任与道德规范的选择与权衡；“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傲贱、诈不欺愚”（《墨子•兼爱中》）等经济伦理思想注重建立公平竞争、诚信经营的营商环境，这些都蕴含着中国古代规范经济秩序、处理经济发展与道德规范关系的智慧，有助于补充和超越西方主流经济学“经济人”假设，构筑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底层逻辑（程霖等，2024b）。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蕴含着具有中国特色的概念体系和不同于西方的经济分析逻辑体系，集中展现了独特的中国风格与民族形式，为凝练当代标识性概念、范畴和表述，梳理关键性议题，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话语体系提供了话语要素及思想渊源，有助于形成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相匹配的经济学分析框架和研究范式（程霖和段博，2023）。例如，先秦出现的“小康”（《诗经•大雅》）概念，表达了古人对理想生活的追求，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创造性地将其引申并确立为我国实现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这不仅符合中国发展实际，更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特色，因而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成为构建中国经济学概念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四，积极传承与弘扬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丰富内涵和光辉成就，为世界经济思想的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滥觞于先秦时期，发展至明清时期，不仅积累了丰富的内容和独特的经济智慧，而且在深度上已触及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核心要素（程霖等，2016）。这些思想曾在中西交流与文化传播史上产生积极影响，甚至获得了利玛窦、柏应理、杜赫德、魁奈、莱布尼茨、沃尔夫等西方著名传教士与学者的主动引介与推崇。这说明西方现代文明以及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并非完全独立而封闭的过程，其本身也是各种文明交流互鉴的产物。因此，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不仅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对世界经济思想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反观当下，中华民族所具有的开放包容的优良传统和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依旧能为全球经济发展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经验和思想结晶，推动人类社会共同发展。例如，中国传统经济思想中蕴含的“协和万邦”（《尚书•尧典一》）理念，能够为构建休戚与共、合作共赢的国际关系提供历史镜鉴；“天下为公”（《礼记•礼运》）、“兼济天下”（《公孙龙子•迹府》）、“和衷共济”（《尚书•皋陶谟》）等海纳百川的包容精神，既为推动和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思想支持，又彰显了中国智慧与中国风格。

1习近平：《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求是》2021年第22期。

2赵靖主编：《中国经济思想通史》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3表中“类别”一栏参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GB/T 13745-2009（现行）中经济学二级学科分类，排序是根据学界讨论和关注的集中程度整理而成。

4李觏：《李觏集》卷29《原文》。

5王夫之：《尚书引义》卷2《禹贡》。

6黄绾：《明道编》卷2。

7李贽：《藏书》卷32《德业儒臣后论》。

8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9吕祖谦：《宋文鉴》卷137《司马温公行状》。

10李贽：《藏书》卷34《司马光》。

11李觏：《李觏集》卷6《国用第一》。

12张居正：《张太岳集》卷8《赠水部周汉浦榷竣还朝序》。

13鲁奇：《中国古代农业经济思想：元代农书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第134、154、158页。

14《农桑辑要校注》序。

15王渝生主编；杨常伟编：《农业史话》，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23页。

16《元典章•户部》卷6《行用至元钞法》。

17张之翰：《西岩集》卷13《楮币议》。

18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

19范镇：《东斋记事》卷3。

20曾康霖、王长庚：《信用论》，中国金融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21艾南英：《天佣子集》卷6《三上蔡太尊论战守事宜书》。

22苏洵：《嘉祐集》卷5《衡论下•田制》。

23李塨：《李塨文集》（上）《平书订》卷1《分民第一》。

24徐光启：《农政全书》卷4《田制》。

25王鏊：《震泽长语》卷下。

26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卷10《理财》。

27郑伯谦：《太平经国之书》卷11《会计上》。

28孔克齐：《静斋至正直记》卷3《出纳财货》。

29张载：《张子全书》卷1。

30详见Peach（2021）的论述 。

31详见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2023）的分类。

32戴家龙、赵建：《中西经济思想纲要》，安徽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95—496、502页。

33赵靖：《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讲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页。

34[美]迈克尔•查特菲尔德：《会计思想史》，文硕等译，中国商业出版社1989年版；陈波等：《国防经济思想史》，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缪德刚：《经济思想演进中的统计分析》，《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11月27日；李笑春、王东：《略论古希腊的自然观及其生态意蕴》，《自然辩证法研究》2011年第9期。

35[古希腊]色诺芬：《经济论》，张伯健、陆大年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古希腊]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颜一、秦典华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古罗马]贾图：《农业志》，马香雪、王阁森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古罗马]瓦罗：《论农业》，王家绶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古罗马]西塞罗：《论义务》，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古罗马]奥古斯丁：《〈创世纪〉字疏》，石敏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意]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段德智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36[古希腊]色诺芬：《经济论》，张伯健、陆大年译，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4页。

37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

38杨建飞主编：《西方经济思想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9页。

39[美]兰德雷斯、[美]柯南德尔：《经济思想史》（第四版），周文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1年版，第41页。

40赵靖：《略论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优良传统》，《经济科学》1980年第1期。

41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下），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2页。

42陶渊明：《陶渊明集》卷6《桃花源记》。

43赵弼：《效颦集》下卷《青城隐者记》。

44孙忠祥、胡泽学、张莹：《农谚的概念、特点与价值思考》，《古今农业》2023年第2期。

45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46习近平：《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求是》2022年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