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城市建设投资公司(以下简称“城投公司”)主要采取银行贷款、城投债以及非标准化债权融资(简称“非标”)三种常见的融资方式。根据《关于规范商业银行理财业务投资运作有关问题的通知》,非标准化债权资产是指未在银行间市场及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的债权性资产,包括但不限于信贷资产、信托贷款、委托债权、承兑汇票、信用证、应收账款、各类受(收)益权、带回购条款的股权性融资等。现有文献对城投公司的银行贷款和城投债这两种标准化融资方式进行了较多探讨(Qiu等,2023;潘俊等,2018;曹婧等,2019;熊琛等,2022),但鲜有文献对透明度较低、无标准化数据的非标融资进行深入研究。
近年来,非标违约事件频发,尤其是2023年违约数量激增。根据Wind统计数据,截至2023年9月底,中国当年发生40起城投公司非标违约事件(见图1)。非标违约事件的负面影响不仅局限于非标债务本身,其引发的负面舆情极易将公司其他债务拖入泥淖。在发生非标违约事件后,城投公司在债券市场中陷入“融资贵”的困境。例如,潍坊滨城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在2023年5月12日被曝出发生非标违约后便深陷负面舆情,1个月后该公司城投债的平均信用利差从非标违约披露日的6.796%上升至7.288%,5个月后上升至8.70%,上升幅度达到7.24%和28.02%。可见,非标违约暴露出的风险极易传导至城投债市场。由于市场倾向于认为城投非标违约是当地信用环境恶化、地方政府无力化解债务风险的信号,非标违约往往会引发区域传染效应,导致同一区域城投债的发行利差和交易利差普遍上升。截至2023年9月底,作为非标违约事件的高发省份,贵州省城投债平均信用利差为6.476%,远远高于全国平均信用利差1.056%;作为非标违约的高发城市,潍坊市城投债平均信用利差为4.804%,明显高于山东省平均信用利差1.767%。因此,系统研究城投公司的非标违约风险,评估其对城投公司乃至整个区域融资成本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
城投公司非标融资的发展与影子银行关联甚密。张路和陈珏津(2023)发现,地方政府的融资需求是推动中国影子银行兴起的重要力量。1994年分税制改革造成地方政府的财权与事权不对等,旧《预算法》
而影子银行活动会向传统银行业务溢出风险(Huang等,2023),降低货币政策的有效性(Chen等,2018;Xiao,2020),导致资源错配(Chen和Lin,2019),加剧企业风险承担(李小林等,2022)。为了缓解影子银行对金融系统和实体经济的负面影响,中央政府于2018年出台《资管新规》,
城投债与非标融资都是城投公司重要的融资渠道,但地方政府对于城投债的救助意愿远强于非标融资(Yan等,2023)。城投债尚未发生过实质性违约,这种刚性兑付一旦被打破,就会对城投债市场和地方政府的融资成本带来严重的冲击。因此,城投债的违约成本十分高昂,地方政府有强烈的动机防止其发生违约。而透明度低、融资便捷、灵活性强(张路和陈珏津,2023)的非标融资发生违约对市场的冲击较小,地方政府的救助意愿会大打折扣。因此,非标债务偿还情况可以更加真实地反映城投公司实际的偿债能力,为城投债的定价提供增量信息。
本文研究发现:第一,非标违约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城投公司偿债能力的恶化情况,向市场传递了风险信号,导致投资者对于违约公司的债券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从而将非标违约风险传导至城投债市场。第二,非标违约风险在城市内具有显著的传染效应,城投公司的债券融资成本会受到同一城市内其他城投公司非标违约事件的负面影响,且这种效应呈现随时间衰减的态势,而在城市间的传染效应并不明显。第三,评级和行政等级较高以及作为地方主要融资平台的城投公司会受到更强的非标违约传染效应。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由于透明度低、无标准化交易数据等原因,鲜有文献关注城投公司非标融资这一渠道。现有少量非标融资文献也主要以地方债务与影子银行间的关联为切入点(Allen等,2019;邵新建等,2023;张路和陈珏津,2023)。非标融资的监管程度和公开程度相对较低,容易积累“看不见的风险”。本文对非标融资可能带来的地方债务风险展开研究,丰富并加深了对相关领域的认识。第二,由于政府的担保和救助(Zhang,2023;钟宁桦等,2021;曹婧,2023),中国城投债目前一直保持刚性兑付,尚未发生过实质性违约,使得市场难以对城投公司真实的信用风险进行合理评估和定价。在政府多次强调要打破刚兑并推进城投公司向市场化转型的背景下,寻找能够反映城投公司信用风险的因子并对其进行市场化定价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从非标违约这一视角切入,发现非标违约事件会暴露城投公司实际的偿债能力和信用风险,且对城投公司的公开融资成本产生显著影响,因而适合作为城投公司风险的代理变量。这一发现有利于推进城投债的市场化定价和城投公司向市场化转型的进程。
二、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一)非标违约事件的风险信号
理论上,城投债的发行价差是发行主体对于投资者所承担风险的补偿。发行主体的信用风险越高,发行价差应越高。而在地方政府担保和兜底的背景下,城投债未发生过实质性违约。祝小全等(2022)发现,城投债的技术违约会进一步强化市场的隐性担保预期,城投债保持刚性兑付会使市场难以评估城投公司真实的信用风险。
城投债和非标融资都是城投公司重要的融资渠道,但地方政府对两者的救助意愿存在较大差异(Yan等,2023)。市场对于城投债具有政府担保和救助的预期,刚性兑付一旦被打破,就会对城投债市场产生巨大的冲击,影响金融机构未来的信贷投放,并带来一系列负面的经济后果(张路和陈珏津,2023)。因此,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动机为城投债兜底。而非标融资具有透明度低、灵活性强等特点,即使发生违约,对城投公司的信用冲击也较小。因此,地方政府对非标融资的救助意愿较弱(Yan等,2023)。正是由于地方政府对城投公司非标债务的“干预”较少,非标偿还情况更能反映城投公司真实的偿债能力和信用风险。因此,城投公司发生非标违约事件会向市场传递风险信号。而理性投资者会对这一增量信息进行定价,对非标违约的公司所发行的债券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1:非标违约事件会向市场传递风险信号,发生非标违约的城投公司在城投债市场上会面临较高的融资成本。
(二)非标违约在区域间的风险传染效应
有文献证实地方债务风险会通过银行间市场、政府网络等途径进行扩散(熊琛等,2022;范小云等,2023)。本文认为,非标违约风险在一定区域范围内极有可能引发传染效应,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非标违约反映出当地融资环境恶化。城投公司与地方政府联系紧密,而地方政府在地方性城商行中往往占有控股地位,对于当地的金融资源具有一定的配置权(马万里和张敏,2020)。作为地方政府的“关系银行”,城商行是城投公司重要的资金来源。当城投公司的债务压力较大时,地方政府可以及时安排城商行提供信贷支持(郁芸君等,2022)。而当城投公司发生非标违约时,即使依托地方政府的资源,在当地获取充足的资金来维持债务的持续滚动也比较困难,区域融资环境的恶化会使所有“身在其中”的城投公司都面临较高的债务风险。理性投资者会对区域的经济基本面进行定价,对违约公司所在区域内的其他城投公司发行的债券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
其次,非标违约体现出地方政府的救助能力不足。虽然地方政府对非标融资的兜底意愿弱于城投债,但是若财政实力较强、资金充足,地方政府也会尽力避免非标违约等负面事件发生,以维持当地良好的信用环境。而当财政实力较弱、资金紧张时,地方政府无力为城投债和非标融资全面兜底,在选择救助对象时会更加倾向于城投债,从而难以顾及非标融资无法偿付的情况,使得非标违约事件频发。理性投资者会对当地政府辖区内的其他城投公司发行的债券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
最后,同地区内
假说2:如果一家城投公司发生非标违约,则同地区其他未发生非标违约的城投公司也会面临融资成本上升的风险。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模型
1. 基准回归模型
为了检验假说1,本文构建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 \begin{array}{c}{S pread}_{i,j,k,l,t}=\alpha +\beta {De f ault}_{k,l}+\gamma {X}_{i,j,t-1}+\delta {X}_{k,t-\frac{1}{4}}+\theta {X}_{l}+{{\phi }_{i}+\mu }_{t}+{\varepsilon }_{i,j,k,l,t}\end{array} $ | (1) |
其中,被解释变量
鉴于市场在对城投债进行定价时只能依据已公布的信息,本文对控制变量进行滞后处理。本文主要包括以下三类控制变量:(1)城投公司所在地级市和省份的宏观经济变量和财政状况
2. 动态传染效应模型
本文构建模型(2)和模型(3),检验非标违约在城市内和城市间的传染效应。
$\begin{aligned} {S pread}_{i,j,k,l,t}=& \alpha +{\beta }_{1}{Within\_city}_{j,k,l,\left(t-1,t\right)}+{\beta }_{2}{Within\_city}_{j,k,l,\left(t-2,t-1\right)}+{\beta }_{3}{Within\_city}_{j,k,l,\left(t-3,t-2\right)}\\ & +{\beta }_{4}{Within\_city}_{j,k,l,\left(-\infty ,t-3\right)}+\gamma {X}_{i,j,t-1}+\delta {X}_{k,t-\frac{1}{4}}+\theta {X}_{l}+{{\phi }_{i}+\mu }_{t}+{\varepsilon }_{i,j,k,l,t} \end{aligned} $ | (2) |
其中,如果在城投公司
在检验城市内的传染效应时,本文剔除了自身发生过非标违约的样本,以排除违约带来的直接影响,从而确保系数反映的是传染效应所带来的融资成本上升。此外,如果在城市内确实存在传染效应,则意味着同一城市内的城投公司存在相互影响,因而本文对模型(2)中的标准误在城市层面进行聚类处理。
$ \begin{aligned} {S pread}_{i,j,k,l,t}=& \alpha +{\rho }_{1}{Between\_city}_{j,-k,l,\left(t-1,t\right)}+{\rho }_{2}{Between\_city}_{j,-k,l,\left(t-2,t-1\right)}+{\rho }_{3}{Between\_city}_{j,-k,l,\left(t-3,t-2\right)}\\ &+{\rho }_{4}{Between\_city}_{j,-k,l,\left(-\infty ,t-3\right)}+\gamma {X}_{i,j,t-1}+\delta {X}_{k,t-\frac{1}{4}}+\theta {X}_{l}+{{\phi }_{i}+\mu }_{t}+{\varepsilon }_{i,j,k,l,t} \end{aligned}$ | (3) |
其中,如果城投公司
在检验城市间的传染效应时,本文进一步剔除了所在城市发生过非标违约的样本,以排除城市内传染效应的干扰,从而确保系数反映的是“邻居”城市违约所带来的传染效应。此外,如果在城市间确实存在传染效应,则意味着同一省份内的城投公司存在相互影响,因而本文对模型(3)中的标准误在省份层面进行聚类处理。
(二)数据与样本
根据Wind统计报告,城投公司于2018年7月发生首次非标违约事件,因而本文选取2018年1月至2023年9月作为样本期。省份和地级市的财政和经济数据来自CEIC数据库,城投债的发行信息、城投公司的财务数据以及非标违约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
本文对样本做了以下处理:剔除同时在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发行的重复样本;将地区财政经济数据、城投公司财务数据与发行样本进行匹配;剔除重要变量缺失的样本;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本文最终获得
表1的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违约省份城投债的平均发行价差为2.39%,非违约省份的平均发行价差为1.681%,表明非违约省份的融资成本明显较低。违约省份的平均城市GDP和省份GDP均低于非违约省份,表明违约省份的经济实力偏弱。与非违约省份相比,违约省份城投债的平均规模较大、期限较长,但发债公司的平均评级较低。
违约省份 | 非违约省份 | |||||||
观测值 | 均值 | 最小值 | 最大值 | 观测值 | 均值 | 最小值 | 最大值 | |
2.390 | 0.212 | 5.073 | 1.681 | 0.212 | 5.073 | |||
8.487 | 7.183 | 9.076 | 8.739 | 7.183 | 9.431 | |||
6.303 | 4.475 | 7.641 | 6.656 | 4.474 | 8.268 | |||
14.033 | 12.919 | 14.534 | 14.058 | 12.919 | 14.543 | |||
7.420 | 1 | 20 | 7.030 | 1 | 20 | |||
4.335 | 0.492 | 10 | 3.844 | 0.492 | 10 | |||
9.724 | 8 | 11 | 9.763 | 8 | 11 |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2中列(1)控制了全部解释变量,但没有控制固定效应;列(2)控制了全部解释变量和年份固定效应;列(3)进一步控制了省份固定效应。结果显示,
(1) | (2) | (3) | |
0.986***(6.91) | 0.997***(6.93) | 0.913***(6.69) | |
−0.466***(−15.06) | −0.449***(−14.48) | −0.201***(−6.04) | |
−0.988***(−20.49) | −1.040***(−20.80) | −0.654(−1.01) | |
0.530***(8.63) | 0.753***(8.41) | −0.059(−0.21) | |
−0.025***(−8.60) | −0.027***(−9.11) | −0.022***(−7.71) | |
−0.096***(−11.85) | −0.096***(−11.54) | −0.079***(−9.61) | |
−0.780***(−35.81) | −0.775***(−35.77) | −0.808***(−38.28) | |
常数项 | 14.289***(21.90) | 11.584***(11.68) | 19.803***(2.87) |
其他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年份固定效应 | 未控制 | 控制 | 控制 |
省份固定效应 | 未控制 | 未控制 | 控制 |
N | |||
Adj. R2 | |||
注:括号内为经稳健标准误调整后的t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
(二)风险传染效应分析
1. “非标违约”传染效应分析
表3中列(1)结果显示,非标违约在城市内的确存在风险传染效应,但该传染效应会随时间衰减。只有在城投公司发债前1年内,同一城市有其他城投公司发生非标违约事件,才会对其融资成本产生显著影响。具体而言,如果在发债前1年内同一城市有非标违约事件发生,则城投公司的发行价差会显著提高0.458%。这一传染效应背后的原因可能是区域基本面的恶化及信用风险在担保网络中的扩散。
(1) | (2) | (3) | (4) | |
非标违约 | 非标风险提示 | |||
城市内 | 城市间 | 城市内 | 城市间 | |
0.458***(2.90) | 0.018(0.33) | 0.339**(2.29) | 0.118(0.99) | |
0.373(1.62) | 0.067(0.69) | 0.232**(2.08) | 0.154(1.19) | |
0.087(0.55) | 0.119(1.65) | 0.169(1.22) | 0.009(0.07) | |
0.094(0.35) | 0.173(1.14) | 0.085(0.45) | 0.276(1.18) | |
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年份固定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省份固定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N | ||||
Adj. R2 | ||||
注:列(1)和列(3)括号内为经城市层面聚类异方差调整后的t值,列(2)和列(4)括号内为经省份层面聚类异方差调整后的t值,***、**和*分别表示在 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
此外,非标违约的传染效应呈现随时间逐渐衰减的特征,可能的原因如下:一方面,随着时间的增加,非标违约的信息价值下降,因而对信用风险的冲击强度呈现衰减态势;另一方面,随着发行主体通过展期等方式解决债务问题,负面舆情危机逐渐解除,“疤痕”被淡化,从而导致非标违约的风险传染强度逐渐减弱。
表3中列(2)结果显示,四个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非标违约只在同一城市内存在风险传染效应,而不会跨城市传染。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市场认为城投债最直接的担保主体是市级政府而非省级政府,且城商行等金融资源一般以城市为行政单位,由各城市的政府掌控。因此,投资者倾向于认为非标违约更多地反映了城市的财政和经济状况恶化,而不会将“风险预期”扩大到全省范围内的城投债。另一方面,非标融资的透明度较低,市场关注度远不如城投债等公开程度较高的标准化债务,即使发生违约,引发的市场关注度也处于较低水平,因而信用风险在全省范围内大规模扩散的可能性较小。
2. “非标风险提示”传染效应分析
非标风险提示是对非标违约的预警,对投资者而言同样传递了城投公司的风险信号,只是风险程度稍低于非标违约。表3中列(3)结果显示,非标风险提示同样会在城市内引发风险传染,但该传染效应会随时间衰减。与非标违约相比,非标风险提示的风险传染效应似乎更加持久,但对城投公司融资成本的冲击较小(0.339%<0.458%)。表3中列(4)结果显示,四个系数均不显著,这说明非标风险提示同样仅在城市内存在风险传染效应,而不会跨城市传染。
(三)异质性分析
由前文分析可知,非标违约在城市内的确存在风险传染效应,但在城市间的风险传染效应并不明显。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构建模型(4)来探讨城市内的传染效应在评级、行政等级和平台重要性方面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 {S pread}_{i,j,k,l,t}=\alpha +{\beta }_{1}{T reat}_{j,k,l}+{\beta }_{2}{Z}_{j,k,l}+{\beta }_{3}{Z\_T reat}_{j,k,l}+\gamma {X}_{i,j,t-1}+\delta {X}_{k,t-\frac{1}{4}}+\theta {X}_{l}+{{\phi }_{i}+\mu }_{t}+{\varepsilon }_{i,j,k,l,t}$ | (4) |
其中,被解释变量
1. 不同评级的城投公司所受传染的异质性分析
在检验不同评级的城投公司所受传染的异质性时,令
(1) | (2) | (3) | |
0.258***(3.95) | 0.165**(2.26) | 0.186**(2.24) | |
−1.160***(−37.03) | |||
0.150*(1.78) | |||
−0.406***(−12.65) | |||
−0.173***(−3.03) | |||
0.328***(3.72) | |||
0.709***(4.89) | |||
0.001(0.03) | |||
0.343***(3.52) | |||
控制变量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年份固定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省份固定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N | |||
Adj. R2 | |||
注:括号内为经稳健标准误调整后的t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
2. 不同行政等级的城投公司所受传染的异质性分析
在检验不同行政等级城投公司所受传染的异质性时,令
3. 不同重要性的城投公司所受传染的异质性分析
在检验不同重要性的城投公司所受传染的异质性时,令
异质性分析表明,评级和行政等级较高以及作为地方主要融资平台的城投公司受到的非标违约传染效应更强。总体上,其背后的机制可以概括为“风险预期”与“风险实现”之间的差异所引致的结果。祝小全等(2022)发现,与投资者预期内的风险相比,预期外的风险事件会对融资成本造成更大的冲击。在本文中,市场对于评级和行政等级较高以及作为主要融资平台的城投公司的“风险预期”均较低,一旦发生“风险实现”事件,就会对其融资成本造成显著冲击,使其受到更强的非标违约传染效应。而对于评级和行政等级较低以及非主要平台的城投公司,市场对其“风险预期”比较充分,风险事件更有可能处于预期内,从而对融资成本的冲击较小。
(四)稳健性检验
1. 将核心解释变量由虚拟变量替换为数量型变量
本文在基准回归中使用的核心解释变量
2. 基于不同违约数量检验传染效应的强度差异
本文在非标违约传染效应分析中发现,如果在城投公司发债前1年内,同一城市其他城投公司发生非标违约事件,则其融资成本会受到显著影响。本文进一步检验这种影响的大小是否与非标违约数量有关。具体地,本文定义变量
3. 随机生成核心解释变量进行安慰剂检验
为了排除偶然性因素的影响,本文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安慰剂检验。具体做法是,对核心解释变量
4. 利用PSM方法对违约样本进行匹配
在本文样本期内,城投公司共发生123次非标违约事件,大部分城投公司未发生非标违约。如果采用全样本回归,则可能会对回归结果的可靠性造成影响。
5. 调整固定效应设定
为了进一步控制省份随年份变化的特征,本文在基准回归中增加了年份与省份的交互固定效应,检验结果与表2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6. 替换并加入更多控制变量
上文中省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城市GDP、省份GDP和省份存量债务。本文将这些总量指标替换为人均指标,即人均GDP和人均存量债务,检验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类似。此外,本文还加入了更多的控制变量,如GDP增速和地方政府债券规模,检验结果依然与表2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五、进一步讨论:排除共同因素的影响
一些潜在因素可能同时影响核心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例如,资质较差的城投公司的融资成本一般较高,也比较容易发生非标违约事件,而这会导致非标违约与融资成本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和内生性问题。为了排除这种情况的影响,本文进一步使用城投债在二级市场上的日度交易数据进行检验。
本文首先识别出在债券存续期内发行主体发生过非标违约事件的债券样本,
(一)非标违约的直接效应
为了检验非标违约的直接效应,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 {YT M}_{j,k,l,t}=\alpha +\beta {S ec\_De f ault}_{k,t}+{\phi }_{j}+{\theta }_{k}+{\rho }_{l}+{\mu }_{y}+{\varepsilon }_{j,k,l,t} $ | (5) |
其中,
由于模型(5)的样本为日度数据,而上文中相关控制变量为季度或年度数据,因此本文主要通过加入更多固定效应的方式来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相关债券交易数据来自Wind数据库,经过数据处理,本文共识别出148只债券,并在样本期内提取出
表5中列(1)和列(2)结果显示,在城投公司发生非标违约后,其城投债的交易利差会显著提高。这说明非标违约对于城投公司的确存在风险揭露的作用,市场对于违约公司的债券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这一结果也证明城投公司融资成本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确由非标违约引致,而非共同因素的作用。
直接效应 | 传染效应 | |||||
区县级 | 城市级 | |||||
(1) | (2) | (3) | (4) | (5) | (6) | |
YTM | YTM | YTM | YTM | YTM | YTM | |
1.918*** | 1.925*** | 0.719*** | 0.706*** | 0.091*** | 0.073*** | |
(19.03) | (19.14) | (20.78) | (21.30) | (13.66) | (11.71) | |
年份固定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城市固定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城投公司固定效应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控制 |
债券固定效应 | 未控制 | 控制 | 未控制 | 控制 | 未控制 | 控制 |
N | ||||||
Adj. R2 | ||||||
注:括号内为经稳健标准误调整后的t值,***、**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 |
(二)非标违约的传染效应
上文研究发现,非标违约在城市内存在显著的传染效应。为了排除城市基本面的共同影响,本文进一步对传染效应进行检验。本文将行政等级细化至区县级,以探究区县级和城市级传染效应的强度差异。具体地,首先识别出在债券存续期内,公司自身未发生非标违约,但所在区县或城市内其他城投公司发生非标违约的债券样本,然后检验这些债券在二级市场上的交易利差在非标违约后是否显著提高。理论上,如果债券交易利差在非标违约事件后显著提高,则说明在排除共同因素的作用后,非标违约在区县和城市层面的确存在风险传染效应。
为了检验非标违约在区县层面的传染效应,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YT M}_{j,k,l,t}=\alpha +\beta {County\_De f ault}_{k,t}+{\phi }_{j}+{\theta }_{k}+{\rho }_{l}+{\mu }_{y}+{\varepsilon }_{j,k,l,t}$ | (6) |
其中,
为了检验非标违约在城市层面的传染效应,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YT M}_{j,k,l,t}=\alpha +\beta {City\_De f ault}_{k,t}+{\phi }_{j}+{\theta }_{k}+{\rho }_{l}+{\mu }_{y}+{\varepsilon }_{j,k,l,t} $ | (7) |
其中,
表5中列(3)至列(6)结果显示,如果城投公司发生非标违约,则同一区县或同一城市其他城投公司的债券交易利差也会显著提高,这再次证实了非标违约风险在区县和城市层面的确存在显著的传染效应。此外,城投公司自身非标违约的直接影响效应最强,且非标违约在区县级的传染强度远大于在城市级的传染强度,这意味着行政距离越近,风险传染往往越强。
六、结论与政策建议
与城投债相比,地方政府对于非标融资的救助意愿较低。因此,非标违约可以更好地反映城投公司的偿债能力,具有揭露风险的重要作用。本文从非标违约视角切入,系统研究了城投公司非标违约所带来的风险及其传染效应,提供并拓展了城投公司的相关风险认识。
本文研究发现,在发生非标违约后,城投公司在一级市场上的融资成本显著提高。这说明非标违约向市场传递了有效的风险信号,使投资者对违约公司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此外,非标违约风险在城市内存在显著的传染效应。这意味着城投公司发生非标违约后,同一城市其他城投公司的融资成本也显著提高,但该传染效应呈现随时间衰减的特征。而非标违约风险在城市间并不存在明显的传染效应,城投公司非标违约的潜在风险一般不会溢出到其他城市。评级和行政等级较高以及作为地方主要融资平台的城投公司受到的非标违约传染效应更加明显,这主要是因为市场对其风险预期较低,预期外的风险事件对融资成本会造成更大的冲击。
为了排除共同因素的影响,本文进一步基于二级市场上的日度交易数据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违约公司的债券交易利差在非标违约后显著提高,这证实了城投公司非标违约的确具有风险揭露的作用。城投公司融资成本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确由非标违约引致,而非共同因素的作用。此外,这种非标违约风险在区县和城市层面的传染效应均显著存在。
基于上述研究发现,为了防范地方债务系统性风险,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第一,进一步规范城投公司的非标融资行为。本文研究表明,非标违约风险会向标准化债券市场传导,显著提高城投公司的债券融资成本,而且在城市内具有传染效应,容易引起区域性系统性风险。因此,应严格规范城投公司的非标融资行为,加强城投公司非标融资信息的披露,提高非标融资透明度,将其置于严格监管下。第二,加速剥离城投公司的政府融资职能,让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本文发现,非标违约可以提供关于城投公司的增量风险信息,但在政府隐性担保和兜底的环境下,市场仍难以对城投公司的真实信用风险进行定价。因此,应加速剥离城投公司的政府融资职能,打破投资者对于城投债刚性兑付的预期,让市场充分发挥配置资源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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