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研究》
2024第50卷第10期
新质生产力概念与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建构——基于术语革命的视角
周瑞1 , 陈旭东2,3     
1. 上海财经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433;
2. 上海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上海 200433;
3. 上海财经大学 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上海 200433
摘要: 新质生产力是基于中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践而提炼出的新概念、新范畴,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文章在分析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渊源、内涵突破及其术语革命的基础上,探讨新质生产力及其相关理论对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建构的启示。研究发现:(1)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为学界提炼标识性概念提供了一个典范,其作为建构话语体系的基石,可以提升中国经济学概念供给的数量和质量。(2)新质生产力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为其他理论创新提供了基础,而新质生产力及其概念体系则为理论创新提供了概念支撑并指出了新的研究方向。(3)新质生产力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又一次术语革命,为建构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和融通古今中外学术资源提供了有益指导。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    术语革命    中国经济学知识体系    
The Concep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Economic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erminological Revolution
Zhou Rui1, Chen Xudong2,3     
1. School of Humanitie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chool of Economics,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3. Institut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conomic Though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0433, China
Summary: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NQPFs) are a new concept and category distilled from the practice of promoting the high-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s entry into a new development stage. Although the academic community has seen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on NQPFs, there is little litera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let alone exploring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concept of NQPFs in constructing an independent economic knowledge system in Chin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oretical origins, breakthroughs in content, and terminological revolution of NQPFs, this paper finds that NQPFs and related theories, although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and improvement, can provide assis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economic knowledge system in China in multiple aspects. Firstly, the proposal of NQPFs provides a paradigm for refining identifying concepts in academia, enhancing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economic concepts in China. Secondly, the theory of NQPFs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othe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while NQPFs and their conceptual system provide conceptual support f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 and point out new research directions. Thirdly, as another terminological revolution, NQPFs provide useful guidance for better integrating academic resources from ancient and modern times,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to construct an independent economic knowledge system in China. The academic value of this paper lies in three aspects: Firstly, it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of the concept of NQPF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and analyzes its breakthroughs in content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xisting concepts and constituent elements of productive forces. Secondly, it comprehensively discusses the concept, for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ermi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argues that the proposal of NQPFs is another terminological revolution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in China. Thirdly, it deeply analyzes how the proposal of NQPFs helps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n independent economic knowledge system in China.
Key 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terminological revolution    knowledge system of Chinese Economics    

一、引 言

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指出:“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培育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新动能。” 1“新质生产力”自此迅速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词汇。2024年1月3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 22024年7月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后简称《决定》),将“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摆在“健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的首位。新时代建构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需要以新的概念术语作为基础,而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把握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实践基础上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概念正符合这一要求,它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又一次术语革命。

随着新质生产力概念在学界掀起热烈的讨论,出现了一大批研究阐释新质生产力的文献。总的来看可分为以下几个类型:一是解读新质生产力的内涵,并进一步讨论新质生产力和其他相关内容(如传统生产力)的关系等(周文和许凌云,2023刘伟,2024孟捷和韩文龙,2024);二是讨论提出新质生产力的逻辑和思想源泉,并阐明其时代意义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意义等(高帆,2023周文和何雨晴,2024);三是研究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方式(任保平,2024方敏和杨虎涛,2024);四是将新质生产力和数字经济相结合进行研究(任保平和王子月,2023周文和叶蕾,2024);五是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研究新质生产力(乔榛,2024王朝科,2024)。

从现有文献的情况来看,还有两个方面值得进一步发掘。第一,大部分文献都集中于阐释新质生产力的内涵或结合中国式现代化、数字经济等内容讨论应当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但生产力概念作为一个历史范畴,其内涵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变化,需要结合经济思想史来研究,这也有利于我们动态地把握生产力发展的过程。第二,虽然有部分文献结合经济思想史或从术语革命等角度研究新质生产力,但并未进一步阐明这一术语革命对于建构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重要作用。鉴于此,本文着力从以下两个方面对现有研究形成补充:一方面,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新质生产力概念的理论渊源,进而阐述它蕴含的经济思想;另一方面,结合马克思、恩格斯的术语革命理论与实践,论述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如何助推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建构。相比于已有文献,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三点:一是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新质生产力概念的理论渊源,并从其对已有生产力概念和生产力构成要素涵义的发展角度深入解析了其内涵;二是全面讨论了术语革命的概念、形式和特征,并以此为基础论证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确实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又一次术语革命;三是深入分析了新质生产力的提出如何从建构话语体系、建构学术体系和融合古今中外学术资源三个角度来助推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建构。

二、新质生产力概念的理论渊源、内涵突破及其术语革命

(一)新质生产力概念的理论渊源

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渊源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理论;二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发展的生产力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生产力思想基础上,结合唯物史观提出了自己的生产力理论。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畴。马克思主要从生产和创造财富能力角度讨论生产力概念,指出生产力主要是劳动生产力。不过,他的生产力概念具有很强的延展性,提出过诸如资本的生产力、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等概念(汪征鲁,2003)。马克思还分析了生产力的要素构成:劳动者、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马克思以一般劳动过程为例,指出生产力要素由“有目的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共同构成。其中,“有目的的活动”指人类的劳动,是人类生产产品时“运用的体力和智力的总和”;劳动对象指的是被劳动者加工的物体,既可以是未被加工过的原材料,也可以是已被加工过的物品;劳动资料指生产工具,它被人“当作发挥力量的手段”,是“生产的骨骼系统和肌肉系统”。 3马克思敏锐察觉到科学技术会影响生产力,指出机器的历史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 4

从唯物史观的角度看,生产力概念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马克思在批判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揭示了生产力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他以生产关系为中介,提出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在马克思看来,“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 5上面的论述说明:首先,生产力不仅是一个经济概念,更是一个历史范畴。它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不同时期生产力的内涵不同。其次,生产力是生产关系的决定性因素,前者的发展必然导致后者的变化。因而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根本原因,也是判断社会是否发展的根本标准。最后,生产关系虽然受到生产力的制约,但是随着新生产力的发展,旧的生产关系会同它发生“矛盾”,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需要社会革命来破除“桎梏”。总的来看,马克思在批判继承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基础上,科学界定了生产力概念,揭示了生产力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作用,创造了科学全面的生产力理论,为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产力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就指出解放生产力就要打破阻碍生产力的旧有生产关系,“我们搞政治,搞政府,搞军队,为的是什么?就是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政府、旧军队”。 6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于生产力有了新认识。基于中国过渡时期的实际,主张加快生产关系变革来解放生产力。同时,毛泽东还认识到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提出了“不搞科学技术,生产力无法提高”的科学论断。 7改革开放后,发展生产力成为时代主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成为党的基本路线。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生产力相联系,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8不仅如此,邓小平对科学技术的作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作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论断。随后,以江泽民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认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建立在发达生产力的基础之上”, 9并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从教育入手推动科技发展。党的十六大后,以胡锦涛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已有思想基础上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强调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为科学发展生产力注入了新动力,并提出了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建构国家创新体系。

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总书记在继承已有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科学技术在发展生产力中的重要作用,指出“要发展就必须充分发挥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 10强调创新驱动是发展生产力的重要源泉,要“努力提高创新驱动发展能力、提高产业竞争力、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实现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跃升”, 11最终解放和激发科学技术对于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潜能。党的二十大以后,在国际竞争日益加剧和我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双重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科学把握新发展阶段的经济社会变化,适时提出了新质生产力概念,强调它是以创新驱动的先进生产力。综上,新质生产力概念继承并发展了中国共产党的生产力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又一生动案例,是在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生产力理论的传承和创新基础上提出的具有原创性的新术语。

(二)新质生产力概念的内涵解析

习近平总书记对新质生产力概念进行了清晰界定:“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12基于上述界定,新质生产力概念相对于已有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可从以下两个方面加以诠释。

1.新质生产力概念对已有生产力概念的发展。生产力既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物质基础,也是推动社会进步最活跃的、最革命的要素,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唯物史观的最基本范畴。新质生产力对传统生产力概念的继承和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新质生产力是以创新驱动为主导的、颠覆传统生产力发展方式的先进生产力质态,既是对传统生产力的继承,也是对它的超越。从继承的角度看,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后代继承着前代积累起来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这就决定了他们这一代的相互关系” 13,这表明新质生产力也发轫于传统生产力之中。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生产力的跃升都是以传统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为基础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忽视、放弃传统产业”,要科学把握传统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关系,因此“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地发展新质生产力。 14 从超越的角度看,传统生产力虽然重视科技创新,但并未将其上升到决定性的高度,而且传统生产力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空间有限,需要新的生产力形态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新质生产力则不同。一方面,它强调创新的作用,是摆脱传统生产力发展方式的先进生产力;另一方面,它的核心标志是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因为它能通过增加生产力科技含量、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和制度创新等方式影响全要素生产率。

其次,从唯物史观的角度来看,新质生产力是经济形态发展的产物,是生产力的又一次质变,需要形成与之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不同的生产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15这表明生产力会随生产资料的变化而发展出新形态。实际上,人类社会每一次重要的科学技术革命都会伴随着生产力的质变。马克思曾指出,“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 16这表明科学技术革命导致生产力质变,以蒸汽磨为代表的新生产力取代了以手推磨为代表的传统生产力。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信息革命使生产力又一次发生质变。特别是近年来,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由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构成的数字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进一步提升,由关注一般科学技术的传统生产力跃升为强调颠覆性科技创新的新质生产力。另外,根据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作用于生产力”的基本原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生产关系的相应调整,形成适合于新质生产力的新型生产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表明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把握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加快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

最后,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发展理念存在着本质差异。中国经济进入新发展阶段后,更需要新发展理念指引生产力发展,而新质生产力既是实践新发展理念的重要手段,又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第一,新质生产力是以科技创新为主的多种类型创新的结果,注重创新是其底色和本质,与新发展理念中的创新理念相契合。第二,新质生产力体现了对于协调发展的关注。与传统生产力不同,新质生产力注重协调发展理念,可以通过创新性资源配置和产业规划等方式实现均衡协调的高质量发展(蒋永穆和乔张媛,2024)。第三,新质生产力是以绿色发展为底色的绿色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17它不同于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生产力,是强调绿色技术创新的先进生产力。第四,新质生产力是注重开放理念的生产力。其核心标志是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这需要通过扩大市场规模来提高社会分工水平,在充分开发本国市场基础上,以开放理念推动对外贸易,利用好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第五,新质生产力是强调共享的生产力。共享理念指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经济发展的价值取向,即实现人人共建、人人共享的理想状态,而新质生产力也是以全社会共享发展成果为目标的生产力。

2.新质生产力对于生产力构成要素内涵的发展。新质生产力同样由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构成,但它本质上是颠覆性创新的产物。这种质变是整体性和根本性的,从而作为其构成要素必然也有新的涵义。首先,掌握更多技能和知识的新型劳动者是新质生产力最重要的构成要素。马克思认为,劳动者是生产财富最重要的源泉,是生产力最核心的构成要素。而新质生产力发展了传统的劳动者概念,强调创新技术相关的知识和技能的作用。新质生产力本质上是先进生产力,其对劳动者的综合素质要求远高于传统生产力,从而符合新质生产力要求的劳动者也必然不同于原来的劳动者,是具有更高素质和创新能力的新型劳动者。近年来,我国多管齐下培育了大量新型劳动者,包括战略科学家、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等高技能人才。其中,战略性人才储备尤为重要,一方面,战略性人才对生产有着更深刻、更全面的认识,能够更好地指导生产实践;另一方面,战略性人才的实践可以推进认识走深走实,促进认识深化升华。

其次,更高技术含量的劳动资料是新质生产力的动力源泉。劳动资料又被马克思称为劳动手段,是劳动过程中所运用的物质资料,把劳动者和劳动对象联系在一起。劳动资料是劳动力的测量器,是劳动得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进一步来看,生产工具的科学技术含量是区分新质生产力和传统生产力的重要标志。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人类使用的生产工具主要是手工工具;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生产工具变为以机器为主导;在当代,随着科技不断进步,生产工具中的能源动力系统、运输系统和信息传递系统的作用越来越大。新质生产力充分发挥工业互联网、工业软件等新型生产工具的作用,从两个方面提高生产效率:一是新型生产工具把劳动者从机械的重复劳动中解放出来,有精力投入到创造性的工作中;二是新型生产工具打破了原有的自然限制,使生产活动可以在更广泛的生产空间中进行。

最后,新质生产力的劳动对象范围更大。劳动对象是生产活动的基础和前提。在马克思的时代,劳动对象一般是指物质劳动对象,可被分为两类:一类是没有经过加工的自然环境中的物质,另一类是经过加工的原料。但是,受益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进步,与新质生产力相匹配的劳动对象不论是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有了质的飞跃,一些原来不被视为劳动对象的物质也被转化为劳动对象,使得劳动对象的范围扩大。这种在广度和深度上的范围扩张,一方面表明人类从自然界获取财富的能力大大加强,另一方面表明人类还能通过自身的劳动创造自然界中不存在的劳动对象,从而极大地提高生产力发展水平。

(三)新质生产力概念与术语革命

术语革命是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对马克思提出新术语的高度评价。他认为,马克思《资本论》中的术语“不仅同它们在日常生活中的含义不同,而且和它们在普通政治经济学中的含义也不同”,而“一门科学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并以化学为例指出,“它的全部术语大约每20年就彻底变换一次,几乎很难找到一种有机化合物不是先后拥有一系列不同的名称的”。该论述深刻地阐述了术语革命的重要意义:一是通过继承、改造、批判原有术语提出新术语、新概念,使建构一套新的概念体系成为可能;二是新概念体系的出现为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金民卿,2017)。

术语革命包含两种形式,即提出新概念和改变原有概念内涵(顾海良,2016)。第一种方式在深入研究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创造以前没有的新术语,如剩余价值、劳动二重性等。剩余价值概念的提出最有代表性,它是马克思经过长期研究后揭示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秘密。第二种方式是去芜存菁,批判性地继承和发展已有的概念并赋予其更科学的含义,如资本、工资、利润和生产力等概念。比较典型的是工资概念,相比于庸俗经济学将工资视为劳动的价值和价格的错误观点,马克思站在工人的立场上第一次正确地指出工资是劳动力价值的转化形式,在批判庸俗经济学工资概念的基础上科学地界定了它的真正含义。

术语革命有两个决定性特征(顾海良,2016)。一是术语革命在方法论上注重整体性和系统性。古典政治经济学常常直接使用日常生活中的术语,但“完全看不到这样做会使自己局限于这些术语所表达的观念的狭小范围”, 18忽视了真正重要的部分。例如,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过于关注利润、地租等范畴,最终导致他们无法认识到剩余价值的存在。而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进行整体方法论研究,不仅认识到了剩余价值的存在,还发展出了剩余价值理论。二是马克思从唯物史观出发,指出过去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术语都属于历史范畴。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他们所使用的术语视为永恒范畴不同,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只是人类经济史上一个暂时的阶段,所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术语只能在这一阶段应用,不能视为永恒范畴。总的来说,术语革命是在遵循整体性方法论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通过创造新术语或继承、改造原有术语,进而建构一套新概念体系来实现理论创新的科学革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方法。通过运用该方法总结中国百年来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并提炼出新的标识性概念,是建构有中国特色政治经济学的必由之路。

新质生产力及其相关的核心概念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理论的继承和发展。在创造新术语方面,发展出了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等新概念。以新质生产力为例,它既是对已有理论的继承,又是对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状况的深刻总结。在批判发展原有术语方面,对创新概念赋予了更多含义,将原来主要指科技创新的创新概念进一步深化为由颠覆性技术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和产业创新共同组成的、系统全面的创新概念。不仅如此,新质生产力及其相关核心概念同样具备马克思术语革命的两个特征。

首先,新质生产力及其相关核心概念体现了整体性方法论。新质生产力及其相关核心概念共同构成了一个概念体系。第一,创新驱动的新质生产力和新型生产关系共同构成了一个新型生产方式。从新质生产力、新型生产关系同创新之间的相互联系来看:一方面,创新是新质生产力的根本特点,又是新质生产力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本质要求,而新质生产力则是创新转化为具体实践的表现;另一方面,新型生产关系是创新的结果,而机制体制创新又会推动创新出现的可能性增加。同时,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又会反过来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三者之间构成了一个以创新为主要特点的新型生产方式。第二,新发展理念和新型生产方式的关系。新发展理念与以创新为特点的先进生产力发展密不可分。新质生产力是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表明新型物质生产方式也必须符合新发展理念。第三,高质量发展和新型生产方式的联系。新型生产方式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途径,没有新质生产力发展,就难言高质量发展。相对而言,高质量发展又是新质生产力形成和发展壮大的基础,越是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也越是蓬勃发展。综上,新质生产力及其相关核心概念遵循了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性方法论,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建构了一个成体系的、完整的术语系统。

其次,新质生产力及其相关核心概念均属于历史范畴。马克思曾批评以古典政治经济学为代表的各种经济学派以抽象的经济范畴为出发点研究经济问题,这从根本上忽视了经济范畴的历史性和社会性。基于唯物史观的新质生产力及其相关核心概念则不同,它们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新时期阶段特征的基础上提出的新概念,有着深厚的社会经济基础,彼此之间也有着紧密的逻辑联系。其中,新型生产关系是历史性的,反映了当前新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要求;新发展理念则是符合中国新发展阶段实际的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既体现了国家对于新发展理念的贯彻执行,又在对新时代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发生变化的深刻认识上提出了新发展路径。另外,创新概念的内容也随着历史环境的改变而不断改变,早期的创新更多的是指科学技术创新,而新质生产力中的创新内容更为丰富,体现了历史环境发展对于创新概念的影响。综上所述,新质生产力及其相关核心概念的提出满足了马克思术语革命的第二个重要特征,体现了对唯物史观的坚持,它们均是历史范畴。

三、以新质生产力概念助推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建构

作为一个新概念,新质生产力及其相关理论虽然还在发展完善中,但可在多个方面对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建构提供帮助: 19其一,从话语体系建构的角度看,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能有效增加中国经济学概念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其二,新质生产力及其概念体系和相关理论对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理论体系建构有较大的帮助,有助于推动学术体系建构;其三,术语革命的方法对于如何融通古今中外各种学术资源来建构知识体系提供了有益指导。

(一)推动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建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系建设”,而且“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 20话语体系是经济学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特定思想指向和价值取向的语言系统,由概念、范畴、术语、命题等内容组成(谢伏瞻,2019)。概念是构成知识体系的基本单位,是区分、把握和理解事物的载体,是从实践出发建构理论体系的基石,是知识体系网状结构中的纽结,由它构成了范畴、命题和理论等内容,具有抽象性、一般性和概括性等特点。其中,标识性概念是由学科中最有代表性和理论价值的核心概念组成的集合,是展现一个学科思想脉络、内在逻辑和主要内容的关键路标。

当前,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建构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概念供给数量和供给质量均存在不足。从供给数量上看,当前学界的焦点集中于新理论和新方法,但对提炼标识性概念的关注不够,导致概念供给不足。从供给质量上看,现有概念供给的质量有待提高,表现为尚未形成能较好向国内外阐述中国经济实践成就的话语体系,存在话语权提升困境。究其原因有三:一是当前中国经济学中有不少概念是从西方经济学中直接移植过来的,这些概念没有很好地结合中国实际,容易出现“水土不服”的现象。实际上,西方经济学的概念是以西方实践为基础的抽象,要在理解它们的基础上,基于本国实践改造它们后才能用于建构中国经济学的话语体系,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二是随着高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和社会经济状况的发展转型,现有的西方经济学概念对如何更准确地刻画社会经济及其运行规律越来越力不从心,需要中国经济学人结合中国实践提出符合实际情况和具备传播能力的新概念。三是当前学界存在从概念到概念的问题,倾向于从理论或文件中抽取概念。该方法本身没有问题,但是现有研究缺乏对这些概念的进一步阐发和完善,没有从学理化的高度来发展这些概念,所以无法将它们有效地转化为建构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的有效资源(陈旭东,2024)。而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在以下三个方面有助于建构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

首先,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本身就是在建构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尤其是建构话语体系。因为新质生产力概念不仅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又一次术语革命,还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就如何增加中国特色的经济学概念供给的一个重要尝试,为学界如何提炼标识性概念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进一步来看,新质生产力概念是具有延展和衍生能力的元概念,具有极强的涵括力和统摄力,通过它可以建构出更加系统化和条理化的知识体系。新质生产力概念之所以能成为核心概念,有两个原因:一是从新质生产力概念本身来看,它是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对以创新驱动的经济实践的科学总结,与中国国情相吻合,具备强大的生命力,可以成为建构中国经济学概念体系的支点。二是新时代需要中国经济学创造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而生产力的发展又要求与之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这就要求“作为中国经济学研究对象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必须适应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新特征进行新的理论创新,推进马克思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创新发展”(黄泰岩,2024)。

其次,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能够有效地改善概念供给不足的问题。在汪征鲁(2003)看来,核心概念应具备“合理抽象性”,即核心概念具有很强的派生新概念的能力。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就是如此,在《资本论》和《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他的生产力概念派生出了诸如社会生产力、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等新概念。与之类似,新质生产力概念可以通过三个渠道增加概念供给:第一,直接衍生出新概念。新质生产力并非只限定于特定的高新技术之内,它是一个涉及多个领域的概念(高原和马九杰,2024),可以衍生出诸如数字新质生产力(任保平和王子月,2023)和农业新质生产力(高原和马九杰,2024)等新概念。第二,派生出新概念。新质生产力概念的出现意味着其概念体系的变化。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和它相匹配的生产关系,从而派生出了新型生产关系概念;另一方面,生产力的构成要素也会发生改变,从而派生出了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资料和新型劳动对象等新概念(孟捷和韩文龙,2024)。第三,通过改变已有概念含义供给新概念。例如,传统的创新主要指科技创新,但新质生产力概念中的创新是一个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多层次、多维度的创新概念。

最后,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能够有效地提升概念的质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 21这表明当前中国经济学还远没有形成一套对外对内都具备较强话语权的话语体系。新质生产力及其相关概念的提出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这一困境,因为它们是基于中国特定的历史文化情境和经济发展实践形成的,对中国经济现实问题更具解释力、鲜活生命力和传播能力的概念群,对提升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有推动作用。其中,新质生产力概念尤其受到关注,它不仅在中国学界是热门概念,在海外各界也掀起了讨论热潮。例如,新质生产力甫一问世就受到国内各界关注,入选了2023年度“汉语盘点”活动发布的中国媒体十大新词语; 22又如,海外知名研究机构如剑桥大学剑桥产业创新政策(Cambridge Industrial Innovation Policy)团队和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均撰文介绍了新质生产力相关内容。 23考虑到新质生产力还是一个初生概念,随着它的进一步应用和发展,能为中国经济学的话语权提升作出更大贡献。总的来看,新质生产力及其相关概念的提出在满足中国自身发展需要的同时,助推了中国经济学话语体系的发展,并为中国经济的国内外叙事传播提供了更有力的学术支撑。

(二)推动中国经济学学术体系建构

学术体系是建构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其水平和属性决定着知识体系的水平和属性。学术体系共包含两部分内容:一是理论、学说和思想等;二是研究方法和工具(谢伏瞻,2019)。纵观近代以来的学术发展史,以理论创新为抓手,建构新理论体系对于新学术体系的形成至关重要。建构高质量学术体系的关键在于提出符合科学规律和社会发展要求的创新性理论学说和独特思想观点,并在它们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理论体系,否则学科的发展就没有生命力(王炳林,2022)。就建构中国经济学学术体系而言,建构高质量的学术体系是决定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水平高低的关键,同样需要建构经得起历史和实践检验的、符合中国经济实践的新理论体系。新质生产力及其理论的提出可以推动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加快中国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形成和完善,进而助推中国经济学学术体系建构。

首先,新质生产力及其相关概念为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理论体系建构提供了概念支撑。从理论创新的角度看,新概念的出现对于理论创新至关重要。理论一般是指对某个特定现象的系统性解释,由假定、概念和命题等构成。其中,概念是构成理论的最基本单位,命题则是构成理论的构架,是对两个或两个以上概念之间关系的说明。一般来说,理论创新是对原有理论或思想观念的新突破,是对原有理论和方法的新发展,主要包含:(1)提出新概念或变量;(2)发现已有概念或变量之间的新关联;(3)发现已有关联的新解释机制等内容(Whetten,1989)。因此,要推动理论创新,最直接的方法是提出新概念(尤其是核心概念),并基于它们发展新理论。以马克思的生产力概念为例。它是唯物史观的核心概念,是该理论具有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原因,正是它的提出使得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有可能对生产力、生产关系以及整个唯物史观作新的解读与发展”(汪征鲁,2003),这表明生产力作为核心概念对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同样属于生产力范畴的新质生产力概念应当能为当前的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帮助,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注入更多活力。

从理论体系角度看,建构新理论体系需要相应的概念体系作为支撑。理论体系一般指一个完整的理论框架,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概念和理论等内容组成,具有极强的逻辑严密性和科学性。因此,如果只是提出新概念,那么就无法推进理论体系建构,因为只凭处于零碎、割裂和孤立状态的概念,难以有效建构起完整的理论体系。理论体系需要建立在一个相互间密切联系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概念体系之上。新质生产力及其相关概念构成的概念体系可以满足上述要求。虽然它还是一个比较新的概念,学界对其研究尚有进一步深化的空间,但它实际上已派生和发展出了一系列相关的新概念,并将已有的、有联系的重要概念加以吸收融合,初步形成了一个以其为核心概念,同时包含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新型生产关系、新型劳动者、新型劳动工具、新型劳动对象、数字新质生产力、农业新质生产力和创新等重要概念的,具有较为严密逻辑的概念体系。不仅如此,随着新质生产力及其理论的发展,该体系还会越来越完善。例如,现有的文献大多从宏观层面研究如何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但缺乏从微观或个体角度的研究。马克思从生产主体的角度区分了个人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并认为发展生产力的根本途径在于个人生产力的全面与普遍发展(杨耕,2024)。由于个人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概念是基于不同时期生产力状况的历史范畴,随着传统生产力跃迁为新质生产力,它们的内涵也会随之发生变化。所以,未来的研究可以尝试拓展并完善个人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的概念。这一方面可以提供一个研究如何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视角(从个体到社会),另一方面也能从新的维度拓展以新质生产力为核心的概念体系。总而言之,新质生产力及其相关概念是基于中国经济的伟大实践而逐步形成的,能够精准刻画中国经济事实及其内在本质的、富有强大解释力的标识性经济学概念体系,从而为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理论体系建构提供有力的概念支撑。

其次,新质生产力及其理论为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马克思一生在两个方面取得了重大理论创新,即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生产力概念是它们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是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石(田超伟和卫兴华,2017)。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将新质生产力及其相关核心概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深化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使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新的生产力理论,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建构尤其重要,是建构其理论体系的理论基石,处于核心位置。正如属于价值理论范畴的剩余价值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创新“必定要使全部经济学发生革命”一样, 24属于生产力理论范畴的新质生产力理论也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创新,它的出现同样会导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生革命”,即在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基础上出现更多的理论创新。

新质生产力理论至少在以下三个案例中作为理论基础推动了理论创新,形成了一些理论成果:(1)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关系。例如,周文和许凌云(2024)指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和以传统产业为代表的传统生产力是密切相关的。因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现代产业体系的支撑,而传统产业则是构成后者的基底,对于保证整个产业体系的完整性、先进性和安全性有重要作用。(2)对新型生产关系的理论研究。例如,韩文龙(2024)基于对新质生产力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新的所有制类型,即数据要素所有制。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作为生产要素的角色越来越重要,因此只有不断根据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状况适时调整以数据要素所有制为基础的直接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和消费关系,才能有效释放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潜力,推动高质量发展。(3)新质生产力理论发展了主流经济理论。例如,张东刚(2024)认为新质生产力理论的出现改造了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他指出,传统的经济增长理论基于对生产函数的研究,通常把经济增长归因于生产要素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在高新技术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主要动力的背景下,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新质生产力理论赋予了生产函数和经济增长模型新的含义,能为新时期的产业发展提供理论指导。

最后,新质生产力概念可以发掘新研究议题,拓展理论创新的空间。一般来说,提出新概念本身就意味着新问题的出现或是对原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知。但更为重要的是,提出新问题的重要性体现在它是科学研究的起点,对科学理论的发展有指导和推动作用。正如爱因斯坦和英费尔德(1962)所说的,“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旧的问题,却需要有创造性的想象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 25从理论创新的角度讲,随着新质生产力及其相关概念的发展,它们能为中国经济学开辟出更多新的研究领域,拓展理论创新的空间。

结合《决定》中对新质生产力的最新论述,我们认为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至少带来了如下几个理论突破方向:(1)加强对新质生产力理论的阐述,提高其学理化程度。现有文献大多还停留在对其概念的界定上,因此要从理论上推动新质生产力理论学理化水平提高,为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指导,有必要系统全面地研究如何建构新质生产力的理论体系。例如,《决定》指出要“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是生产力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从唯物史观角度加强对新型生产关系的研究,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研究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规律,推动建设与新质生产力发展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从而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集聚来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最终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大幅提升。(2)研究如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各地区在地理、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异质性,导致各地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条件差异显著,所以《决定》特别强调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各个地区要考虑自身的实际情况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搞“一窝蜂”,以免造成资源浪费。其中一个可能的研究路径是发展新理论评估各地区的创新能力,并以此为基础设计符合实际情况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战略。对于区域创新能力概念,已有文献认为它由各个区域的创新主体、创新资源和创新环境等要素构成(Fritsch和Slavtchev,2011)。可以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新质生产力发展新的区域创新能力评估理论,指导各地根据自身情况制定适合本地区的新质生产力发展战略。(3)研究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新质生产力如何相互联合、相互促进。例如,新质生产力和数字经济之间的联系。数字经济是集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高新技术于一身的新经济形态。发展数字经济是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要以新的先进生产力作为支撑。《决定》明确指出,要“加快构建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体制机制,完善促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政策体系”。而新质生产力是以数字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先进生产力质态,符合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要求。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发展数字经济密切相关,研究两者的关系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不仅对如何推动它们的发展有重要意义,还能加深对于数字经济的理论研究。(4)研究新质生产力的形成条件,加速新质生产力形成。例如,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关键在于创新,其中科技创新是决定新质生产力是否能够形成的关键因素。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研究如何打造科技创新体系,分析如何加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 26为加快形成科技创新体系以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指引。又如,传统观点认为产业政策和治理体系对于经济发展有重要作用。《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它们和新质生产力的联系,指出要“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这表明应当重点研究产业政策和治理体系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机制,为政策实施提供理论支撑。

(三)术语革命方法助推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建构

建构中国经济学主要有四个知识来源,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实践理论化、西方经济学中国化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程霖等,2020)。经济学自近代传入中国以来,至今已有百余年发展历史,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都已经累积了大量未经发掘的概念资源。通过术语革命提出新质生产力的方法为我们如何开采这些概念资源的“富矿”提供了有益指导:一是可以参考术语革命的方法发掘新概念;二是应当在坚持整体性方法论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挖掘新概念。

第一,基于术语革命的方法挖掘古今中外各种学术资源来生成新概念。术语革命提供了概念生成的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是创造新术语。以中国经济发展改革实践理论化为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区别于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实践探索,积累了大量不为西方经济理论与实践所见的经济现象,进而在新时代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并且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依然在如火如荼的实践推进之中,其中蕴含着巨大的本土标识性概念的提炼空间。例如,新发展理念概念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刻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性质变化的基础上,为应对经济发展中的新趋势、新挑战和新机遇,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内容而提出的新标识性概念。新发展理念是同原有发展理念有本质区别的,以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提炼和总结。从术语革命的角度来看,它是对中国需要什么发展模式及如何发展的新阐释,“开辟了术语革命对中国特色‘系统化的经济学说’意蕴提升的新境界”(顾海良,2016)。第二种方式是批判发展原有术语。批判发展原有术语是指在充分借鉴的基础上,对原有的概念术语进行重新诠释,赋予其新的含义,提升其解释力和批判力。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现代化为例,传统经济思想中包含大量的概念资源未被发掘。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受制于时代的局限性,其内容中既有优秀的部分,也有糟粕的部分,因此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能全面挖掘中华优秀传统经济思想这座“宝库”。中国共产党已经做了很多尝试。例如,“小康”概念。“小康”即“小安”,原意为相对安定,后演变为人民的物质生活有较大改善,达到能满足温饱以上的标准。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创造性地将“小康”的含义引申,使其成为衡量中国是否实现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概念。其后又逐步衍生出“小康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系列概念。一方面,“小康”及其衍生概念已经成为阐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重要话语载体;另一方面,上述概念的作用不仅在于解释和宣传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更重要的是它们本身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发展目标(程霖等,2024)。

第二,应当在坚持整体性方法论和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挖掘新概念。在挖掘新概念时注重整体性方法论和唯物史观不仅是术语革命的重要特点,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炼其概念的内在要求。以西方经济学中国化为例,从整体性方法论和唯物史观的角度考察,西方经济学的概念大多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表达的观念范围狭小,不符合中国实际的经济社会状况;二是包含意识形态偏见。因此,转化西方经济学概念时要按照中国实际情况改造并去除其中含有意识形态偏见的部分,使其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例如,国有企业在主流的经济学中被认为是低效率的代表,这就体现了西方经济学对于国有资本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也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西方社会经济的实际情况。但通过对西方经济学中国有企业的内涵改造后,中国经济学中的国有企业不仅有“经济人”的一面,还有“政治人”的一面,后者意味着国有企业的目标函数在考虑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同时,还要考虑企业自身行为的社会影响,因此国有企业更加注重全社会公共利益的最大化(贾立政,2002)。这种改造很好地体现了术语革命的原则,即从整体的角度看待国有企业在社会中的作用(刘元春,2001),克服了西方经济学的意识形态偏见,也表明改造后的国有企业概念是符合中国当前实际情况的准确抽象,符合唯物史观的要求。

四、结论与启示

建构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时代化。这一方面要求挖掘并建构更多源自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的概念和理论,另一方面还要充分吸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和西方经济学中的有益部分。新质生产力概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生产力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百年来生产力思想基础上提出的重大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又一次术语革命。

新质生产力可以在三个方面对建构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起到助推作用。在推进话语体系建构方面,新质生产力概念的提出在为学界提炼标识性概念提供了一个典范的同时,还能提升中国经济学概念供给的数量和质量。在助推学术体系建构上,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及其相关概念形成的概念体系能为理论创新提供概念支撑并指出了新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为其他理论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马克思术语革命的方法为建构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如何融通古今中外学术资源提供了有益指导,既提供了提炼新概念的方法,又指明了提炼新概念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新质生产力虽然是一个刚刚提出的新概念,其理论内涵和概念体系尚在发展完善的过程当中,但是通过前文的考察表明,它可以在多个方面为建构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有益的帮助。放眼未来,随着对新质生产力及其相关概念和理论的研究不断深入,它们还能为建构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提供更大的帮助。

从新质生产力的案例可以看出,只有坚持理论联系实际,通过强化源自中国的、能够充分体现中国经济发展实际的有效概念供给,我们才有可能形成中国特色的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才能真正建构起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当然,本文强调增加源自中国的经济学概念和理论供给不是要全盘否定西方经济学原有的概念体系,构造一套完全独立于西方的、互不兼容的术语系统。事实上,要建构一个在全球具有话语权和影响力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不能将其概念和理论的来源加以限定,而是应该充分吸收人类文明中的一切有益成分。本文认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指引下,通过洞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下数字经济发展趋势,把握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规律,广泛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经济思想精华,充分借鉴西方经济学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中的有益养分,我们有希望逐步形成能够准确描述中国经济实践的、富有强大解释力的标识性经济学概念及其概念体系,进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的经济学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并最终完成建构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的历史使命。

1引自《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人民日报》,2023年9月10日第01版

2引自《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01版。

3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190、203、204页。

4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220页。

5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592页。

6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页。

7引自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40页。

8引自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9引自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274页。

10引自习近平:《让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在 2014 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6月4日第02版。

11引自《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7月30日第01版。

12引自《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01版。

13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5页。

14引自《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人民日报》,2024年3月6日第01版。

15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

16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页。

17引自《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01版。

18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3页。

19中国特色经济学三大体系包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本文主要讨论了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而没有专门讨论学科体系,主要是考虑到新质生产力概念刚提出不久,暂时还不足以上升到从学科体系来推动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建构,它更多是从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层面提供支撑。

20引自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16年5月19日第02版。

21引自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02版。

22内容详见:https://content-static.cctvnews.cctv.com/snow-book/index.html?&item_id=834002851910346873&toc_style_id= feeds_default&track_id=8A92F68A-11B6-4015-A862-AB2A0E92A6CD_724391856755&share_to=qq。

23内容详见:https://www.ciip.group.cam.ac.uk/reports-and-articles/chinas-emerging-industrial-vision/;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unleashing-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chinas-strategy-for-technology-led-growth/。

24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25引自(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波)利•英费尔德合著,周肇威译:《物理学的进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66页。

26引自《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01版。

主要参考文献
[1] 陈旭东. “术语革命”与中国自主的经济学知识体系建构[N]. 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04-30(05).
[2] 程霖, 张申, 陈旭东. 中国经济学的探索: 一个历史考察[J]. 经济研究, 2020(9): 4–24.
[3] 程霖, 周瑞, 陈旭东.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分析性之辨——兼谈以“第二个结合”推进中国经济学构建[J]. 经济研究, 2024(3): 185–208.
[4] 方敏, 杨虎涛. 政治经济学视域下的新质生产力及其形成发展[J]. 经济研究, 2024(3): 20–28.
[5] 高帆. “新质生产力”的提出逻辑、多维内涵及时代意义[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3(6): 127–145.
[6] 高原, 马九杰. 农业新质生产力: 一个政治经济学的视角[J]. 农业经济问题, 2024(4): 81–94.
[7] 顾海良. 马克思经济学“术语的革命”与中国特色“经济学说的系统化”[J]. 中国社会科学, 2016(11): 20–28.
[8] 韩文龙. 新质生产力的政治经济学阐释[J]. 马克思主义研究, 2024(3): 100–115.
[9] 黄泰岩.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及其中国化时代化[J]. 政治经济学评论, 2024(4): 3–20.
[10] 贾立政. “经济人”与“政治人”: 国企经营者的“人格二重性”探析[J]. 理论与改革, 2002(3): 92–95.
[11] 蒋永穆, 乔张媛. 新质生产力: 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J]. 东南学术, 2024(2): 52–63,246.
[12] 金民卿. 马克思的术语革命与习近平理论创新的话语建构特色[J]. 前线, 2017(1): 12–18. DOI:10.3969/j.issn.0529-1445.2017.01.003
[13] 刘伟. 科学认识与切实发展新质生产力[J]. 经济研究, 2024(3): 4–11.
[14] 刘元春. 国有企业的“效率悖论”及其深层次的解释[J]. 中国工业经济, 2001(7): 31–39.
[15] 孟捷, 韩文龙. 新质生产力论: 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阐释[J]. 经济研究, 2024(3): 29–33.
[16] 乔榛. 新质生产力: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术语革命[J]. 学习与探索, 2024(1): 74–81.
[17] 任保平. 生产力现代化转型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逻辑[J]. 经济研究, 2024(3): 12–19.
[18] 任保平, 王子月. 数字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逻辑与路径[J]. 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6): 23–30.
[19] 田超伟, 卫兴华. 论马克思的生产力理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J]. 教学与研究, 2017(10): 5–12.
[20] 王炳林. 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科的“三大体系”[N]. 学习时报,2022-10-09(9-10).
[21] 王朝科. 从生产力到新质生产力——基于经济思想史的考察[J]. 上海经济研究, 2024(3): 14–30. DOI:10.3969/j.issn.1005-1309.2024.03.003
[22] 汪征鲁. 唯物史观的历史命运——关于马克思主义文本解读的思考[J]. 历史研究, 2003(2): 3–13,189.
[23] 谢伏瞻.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J]. 中国社会科学, 2019(5): 4–22,204.
[24] 杨耕. 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范畴研究: 概述与反思[J]. 天津社会科学, 2024(3): 4–29.
[25] 张东刚. 新质生产力: 理论创新、形成机理与未来展望[J]. 应用经济学评论, 2024(1): 3–15.
[26] 周文, 何雨晴. 新质生产力: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动能与新路径[J]. 财经问题研究, 2024(4): 3–15.
[27] 周文, 许凌云. 论新质生产力: 内涵特征与重要着力点[J]. 改革, 2023(10): 1–13.
[28] 周文, 许凌云. 再论新质生产力: 认识误区、形成条件与实现路径[J]. 改革, 2024(3): 26–37.
[29] 周文, 叶蕾. 新质生产力与数字经济[J]. 浙江工商大学学报, 2024(2): 17–28.
[30] Fritsch M, Slavtchev V. Determinants of the efficiency of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J]. Regional Studies, 2011, 45(7): 905–918. DOI:10.1080/00343400802251494
[31] Whetten D A. What constitutes a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 14(4): 490–495. DOI:10.2307/258554

1引自《牢牢把握东北的重要使命 奋力谱写东北全面振兴新篇章》,《人民日报》,2023年9月10日第01版

2引自《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01版。

3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190、203、204页。

4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220页。

5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592页。

6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8页。

7引自龚育之、逢先知、石仲泉:《毛泽东的读书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40页。

8引自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9引自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72、274页。

10引自习近平:《让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在 2014 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的主旨演讲》,《人民日报》,2014年6月4日第02版。

11引自《中共中央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 习近平主持并发表重要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7月30日第01版。

12引自《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01版。

13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5页。

14引自《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人民日报》,2024年3月6日第01版。

15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0页。

16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2页。

17引自《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人民日报》,2024年2月2日第01版。

18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33页。

19中国特色经济学三大体系包括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本文主要讨论了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而没有专门讨论学科体系,主要是考虑到新质生产力概念刚提出不久,暂时还不足以上升到从学科体系来推动中国自主经济学知识体系建构,它更多是从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层面提供支撑。

20引自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16年5月19日第02版。

21引自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第02版。

22内容详见:https://content-static.cctvnews.cctv.com/snow-book/index.html?&item_id=834002851910346873&toc_style_id=feeds_default&track_id=8A92F68A-11B6-4015-A862-AB2A0E92A6CD_724391856755&share_to=qq。

23内容详见:https://www.ciip.group.cam.ac.uk/reports-and-articles/chinas-emerging-industrial-vision/;https://www.brookings.edu/articles/unleashing-new-quality-productive-forces-chinas-strategy-for-technology-led-growth/。

24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25引自(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波)利•英费尔德合著,周肇威译:《物理学的进化》,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62年版,第66页。

26引自《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人民日报》,2024年7月22日第0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