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收入分配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性制度，其中初次分配发挥着前提性和基础性的功能。提升劳动要素在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是缓解社会分配不均（李稻葵等，2009）、促进发展成果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蓝嘉俊等，2019）、推动更多人群迈入中等收入行列（江轩宇和林莉，2022）的重要机制。现有研究发现企业竞争显著提升了劳动收入份额（肖土盛等，2023），那么供应链层面的竞争是否会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较高的供应商集中度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市场的垄断性倾向，由于大供应商之间的竞争较小，我国很多上市公司存在对供应商依赖的情况。这会削弱企业的议价能力，影响劳动收入份额。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所营造的公平竞争和开放的市场环境能够加剧供应商之间的竞争，缓解企业对大供应商的依赖。

2022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基础支撑和内在要求，其内涵是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要加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现有研究发现，客户企业竞争不足会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王玉龙等，2022）；而高震男等（2023）指出，与客户相比，供应商在影响股价崩盘风险等方面起主导作用。由此可以推断，较高的供应商集中度可能会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如何缓解大供应商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作用，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否削弱大供应商的强势地位，从而缓解其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作用？本文研究发现，供应商集中度会抑制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而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创新水平，从而缓解上述抑制作用。此外，当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高、供应商贸易信贷供给较小、企业所处行业进入壁垒较低以及本地供应商占比较高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缓解上述抑制作用的效果更加明显。本文的研究贡献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从供应链公平竞争的视角拓展了统一大市场建设与劳动收入分配的研究文献。以往的研究聚焦于《反垄断法》实施（肖土盛等，2023）、市场准入管制（陈波等，2024）以及行政审批制度（郭小年和邵宜航，2021）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即同一维度内同业竞争的影响，而本文专注于供应链竞争即供应商之间的竞争强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从而拓展了公平竞争与劳动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视野。与《反垄断法》实施、市场准入管制以及行政审批制度相比，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从更大范围内促进市场公平竞争。以往的研究仅剖析了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构建理念（刘志彪和孔令池，2021）及其驱动要素（陈斌开和赵扶扬，2023），也有学者探讨了其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正向影响（刘长庚等，2024）。而本文从市场竞争角度出发，研究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如何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缓解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抑制作用，从而丰富了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经济后果研究。

第二，拓展了供应商集中度的经济后果研究。以往的研究发现供应商集中度会显著增加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高震男等，2023），抑制企业绿色创新（李宛等，2023）。而鲜有文献关注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要素收入分配决策的影响。王玉龙等（2022）分析了客户集中度与劳动收入份额的关系。而本文揭示了在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情况下，大供应商凭借强势地位挤占企业资源，通过融资约束和研发创新两个机制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并探讨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如何缓解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抑制作用。

第三，构建了统一大市场建设、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三者关系的分析框架，为缓解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影响提供了新思路。本文研究发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可以缓解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抑制作用。市场分割导致区域内供应商集中度较高，供应商可以凭借自身优势向下游施压，加剧企业融资约束，抑制企业研发创新，从而降低劳动收入份额。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促进市场公平竞争，削弱大供应商的垄断地位，从而缓解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负面影响。这不仅为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供了支持，也为我国在制定和优化供应链政策时平衡经济效率与收入分配提供了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改革开放以来，地方保护等原因使我国产生市场分割问题（俞立平等，2022），不同区域之间存在贸易壁垒，区域内外部企业受到差别化对待，这导致区域内市场被少数供应商所控制。供应商集中度较高意味着企业在采购谈判过程中的议价能力较弱（Dowlatshahi，1999），供应商可以利用其地位优势向下游企业施压。这会加剧企业融资约束，抑制其研发创新，从而影响劳动收入份额。

1. 融资约束机制

资源基础理论指出，企业的核心资源拥有者有最大的决策权力（Wernerfelt，1984）。在供应商集中度较高的情况下，大供应商可以要求企业缩短应付账款期限，使用现金结算，甚至支付预付款，实现对供应链资金的免费占用；此外，还可以要求企业为其管理库存，利用企业规律性的大宗采购行为来减少周期性波动对自身产能利用率不足造成的效率损失。而这会增大企业的经营活动现金流压力，加剧企业的内源性融资约束。同时，供应商集中度较高会使企业暴露出供应链资源分配劣势，增大企业的股价崩盘风险（高震男等，2023）和债务违约风险（程敏英等，2019）。而这会增大出资人暴露的风险敞口，使其提高对企业要求的必要报酬率，加剧企业的外源性融资约束。而融资约束是降低劳动收入份额的重要原因（汪伟等，2013），因为随着融资约束的加剧，资本要素的边际融资收益显著提高。这会变相增加劳动力雇佣成本，使企业提高对资本要素的投资比例。

2. 研发创新机制

企业与供应商之间存在联动效应，一荣俱荣、一损俱损（Un等，2010）。供应商集中度较高意味着供应商与企业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风险传导效应更强（Oliveira等，2017）。而自主研发创新活动具有周期长、投入大等特点，存在较大风险。为了保证自身运作的稳定性，供应商不愿承担额外的未知风险，此时，供应商可以利用自身优势向下游企业施压，要求企业减少自主研发投入，降低研发创新水平。同时，供应链企业之间的资源互补效应有利于形成相互依赖的关系（徐二明和徐凯，2012）。资源依赖理论认为，能够提供核心资源的组织成员比其他成员更加重要；组织间的资源依赖会产生其他组织对特定组织的外部控制，并影响组织内的权力安排（Millham等，1972）。因此，供应商集中度较高会造成企业比较严重的“资源依赖”，影响其研发创新水平。郭树龙等（2019）研究发现，具有较强议价能力的供应商会凭借其垄断地位，在下游企业可接受的范围内提高中间品价格，抬高下游企业的中间投入成本，从而降低其研发创新水平。江轩宇和朱冰（2022）认为，资本市场开放有助于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强度，增加高素质劳动者在企业价值创造过程中的贡献，从而提升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企业的自主研发活动通常创造知识型资产，需要依靠新技术和新方法，而这些关键的新技术和新方法往往蕴含在人力资本中（江轩宇等，2019）。当研发创新水平较低时，企业可能减少对人力资本的依赖，导致劳动者的议价能力降低，从而抑制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盛丹和陆毅，2017）。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供应商集中度较高会抑制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

（二）统一大市场建设、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维护统一的公平竞争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营造更加便利、透明的营商环境，确保所有市场参与者在同等条件下竞争，消除对特定供应商的不当优惠。一方面，统一大市场建设放宽了市场准入限制，吸引了更多的供应商进入市场，增加了竞争者数量，强化了竞争效应，从而削弱大供应商的强势地位；此外，还加强了反垄断执法，限制了垄断行为，促进了市场公平竞争，防止了大供应商滥用市场优势地位。同时，统一大市场建设中政策协调和监管的强化有效弥合了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息差距，降低了企业进入市场的信息成本和契约成本；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了区域间的高效联通，降低了运营成本，使更多优质供应商进入市场，从而降低了供应商集中度。另一方面，统一大市场建设打破了市场分割和不合理的行业进入壁垒，提高了市场竞争水平，促进了要素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实现了各类要素互联互通、优势互补。商贸流通基础设施的优化使运输成本不断降低，企业寻找新的原材料或半成品的难度减小，能够在交易谈判中掌握主动权，抢占更大的市场空间，扩大对供应商的选择范围（王迪等，2016），从而降低供应商集中度。

此外，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破除市场壁垒，促进企业之间的公平竞争，有效削弱大供应商的强势地位，打破原有的供应链结构，降低供应商集中度，从而缓解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抑制作用。一方面，统一大市场建设缓解了供应商对企业资金的免费占用，减小了企业经营活动中的现金流压力，降低了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同时，企业有更多的供应商可以选择，这减少了企业对单一供应商的依赖，增强了其议价能力，有助于改善成本结构和现金流状况。另一方面，统一大市场建设下市场竞争更加公平，供应商强势地位的削弱使其有意愿与企业一起承担研发创新风险，降低中间品价格，从而促进企业研发创新；同时，不同地区和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更加畅通，这促进了知识、技术和人才的流动，为企业创新提供了更多灵感和资源。综上所述，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和促进研发创新，缓解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抑制作用。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2：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缓解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抑制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变量定义

本文以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剔除ST及金融企业样本。供应商集中度数据通过手工整理上市公司年报获得，其他数据来自国泰安、万得和锐思数据库，样本观测值共32 937个。本文对所有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

1. 企业劳动收入份额

参考江轩宇和朱冰（2022）的研究，本文采用要素成本增加值法来计算企业劳动收入份额，LS=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营业收入−营业成本+固定资产折旧）。为了使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服从正态分布，本文对其进行对数化处理，LNLS=ln[LS/（1−LS）]。

2. 供应商集中度

参考杨志强等（2020）的研究，本文采用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合计数占年度总采购金额的比例来衡量供应商集中度SupDep1。

3. 统一大市场建设

参考曹春方等（2017）的研究，本文选取食品、饮料烟酒、服装鞋帽、文化办公用品、日用品、中西药品及医疗保健用品、书报杂志及电子出版物、交通通信用品这八类居民消费商品为基础计算市场分割指数Segm，在此基础上计算经济一体化程度$ EcoInt1=\sqrt{(1/Segm)} $。EcoInt1的数值越大，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程度越完备。

4. 控制变量

借鉴肖土盛等（2023）的研究，本文设置了以下控制变量：企业价值T_Q、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资产负债率LEV、资本产出比KY、行业赫芬达尔指数HHI、销售毛利率GM、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First、董事会人数Board、管理层持股比例Mhold、现金持有水平Cash。

（二）模型构建

本文构建模型（1）来检验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其中，LS表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SupDep表示供应商集中度，Controls表示控制变量，Year和Firm分别表示年度固定效应和企业固定效应，ε表示随机扰动项。本文预期α₁显著为负。

本文构建模型（2）来检验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否缓解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作用。其中，EcoInt表示统一大市场建设程度。本文预期α₃显著为正。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从中可以看到，企业劳动收入份额LS的均值为21.2%，标准差为10.4%，表明企业向职工支付的现金占企业总产出的比例较低；供应商集中度SupDep1的均值为35.3%，标准差为20.1%，表明样本企业的供应商集中度较高且相互之间存在较大差异；统一大市场建设程度EcoInt1的均值为8.319，最大值为14.389，最小值为2.936，标准差为2.511，表明各省经济一体化程度存在差异且变动较大。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与现有文献基本一致。

（二）基准回归分析

模型（1）的回归结果见表2中列（1）和列（2），SupDep1的系数分别为−0.023和−0.161，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供应商集中度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验证了本文假设1。模型（2）的回归结果见表2中列（3）和列（4），SupDep1的系数均显著为负，而交乘项SupDep1×EcoInt1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这表明统一大市场建设缓解了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抑制作用，本文假设2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1. 工具变量法

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可能存在的互为因果、遗漏变量等内生性问题。借鉴Chen等（2022）的做法，本文将供应商行业并购作为一个工具变量IV1。具体而言，以企业向每个主要供应商的采购额比例为权重，对主要供应商行业五年并购强度的均值IndustryAverage进行加权，即$ IV1=\sum _{j=1}^{{n}_{i}}{S ales}_{i,j} \times IndustryAverage $，其中并购强度等于行业中所有公司的并购总成本除以总采购额。此外，借鉴Dhaliwal等（2016）的做法，本文将滞后一期的供应商集中度（剔除企业自身）的行业—年度均值作为另一个工具变量IV2。表3中列（1）和列（3）结果显示，IV1和IV2均显著提高了供应商集中度；此外，Wald F值和Anderson LM检验排除了弱工具变量和识别不足的可能性，表明IV1和IV2选取合理。列（2）和列（4）结果显示，供应商集中度SupDep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综上分析，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上文结论依然成立。

2. 更换变量衡量方法

为了避免变量衡量方法不同对研究结论的影响，本文更换了供应商集中度、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和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衡量方法重新进行回归。首先，本文以国有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城镇集体单位职工平均工资、其他单位职工平均工资的劳动力价格指数为基础，计算劳动力市场层面的统一大市场建设程度EcoInt2；此外，以建筑安装工程、设备工程和器具、其他资本品三类投资价格指数为基础，计算资本品市场层面的统一大市场建设程度EcoInt3。其次，本文采用第一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占年度总采购金额的比例SupDep2来重新衡量供应商集中度；此外，根据Patatoukas（2012）的做法，使用赫芬达尔指数来计算供应商集中度，即用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额占总采购额比例的平方和SupDep3来表示。SupDep3的数值越大，表明供应商集中度越高。最后，借鉴肖土盛等（2023）的做法，本文采用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除以营业收入来衡量企业劳动收入份额LS_S，并进行对数化处理。回归结果见表4和表5。

（四）机制分析

1. 融资约束机制

由上文理论分析可知，供应商集中度较高会加剧融资约束，从而降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而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通过降低融资约束程度，缓解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抑制作用。为了检验上述观点，借鉴江轩宇和朱冰（2022）的研究，本文设置了融资约束变量OSA，OSA=利息支出/有息负债，有息负债=负债账面价值−应付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OSA的数值越大，表明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严重。表6中列（1）和列（2）结果表明，供应商集中度加剧了融资约束，从而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列（3）和列（4）结果表明，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降低融资约束程度，缓解了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抑制作用。上述结果支持了本文提出的“融资约束机制”。

2. 研发创新机制

由上文理论分析可知，供应商集中度高会降低企业研发创新水平，从而降低其劳动收入份额；而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通过提高研发创新水平，缓解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抑制作用。为了检验上述观点，本文设置了研发投入变量RD，其等于研发支出的自然对数。表6中列（5）和列（6）结果表明，供应商集中度降低了企业研发创新水平，从而降低了其劳动收入份额；列（7）和列（8）结果表明，统一大市场建设通过提高企业研发创新水平，缓解了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抑制作用。上述结果支持了本文提出的“研发创新机制”。

3. 深层次机制

根据林令涛等（2019）的研究，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可以表示如下：LS=wL/Y=w/(Y/L)。可以看出，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实际上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工资水平w；另一部分是企业劳动生产率Y/L，其中Y为企业增加值。对于工资水平，本文在实证分析时用Wage来表示，其等于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除以员工人数的自然对数；对于劳动生产率，采用全要素生产率TFP，根据LP方法计算。表7中列（1）和列（2）结果表明，供应商集中度提高了企业的单位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但工资水平的上升速度慢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从而导致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列（3）和列（4）结果表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提高了单位工资水平，但不影响劳动生产率，从而缓解了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抑制作用。

五、进一步分析

（一）融资约束的影响

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可能会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缓解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负向影响方面的效果。当企业面临比较严重的融资约束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更加有助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有效削弱大供应商的市场主导力，从而为企业缓解资金压力提供有力支撑，促进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如果企业的KZ指数大于同年同一行业样本的中位数，则本文将其归入融资约束程度较高组；否则，归入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组。表8结果表明，当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较高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缓解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负向作用的效果更加明显。

（二）供应商贸易信贷供给的影响

贸易信贷供给是企业通过应付账款的形式，利用上游供应商的资金实现资金的流动与优化。借鉴耿勇等（2024）的方法，本文使用应付账款规模与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来衡量供应商对企业的贸易信贷供给。供应商贸易信贷供给越小，表明供应商话语权相对越高。此时，企业比较依赖供应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对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负向关系的缓解作用更加显著。表9结果表明，当供应商贸易信贷供给较小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缓解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负向作用的效果更加突出，这与本文逻辑一致。

（三）行业进入壁垒的影响

行业进入门槛可能会影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缓解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负向作用的效果。本文将石油加工、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水上及航空运输业、邮政和电信及其他信息传输服务业等归入进入壁垒较高行业，其他归入进入壁垒较低行业。进入壁垒较高的行业具有自然垄断特征，技术门槛高，存在严格的法规、标准或认证要求，而且其中一些行业涉及国家战略资源（如石油、天然气、水资源等）。因此，在进入壁垒较高的行业中，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缓解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负向作用的效果有限。表10结果表明，当企业所处行业进入壁垒较低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缓解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负向作用的效果更加明显。

（四）本地供应商占比的影响

由上文分析可知，供应商集中度较高会抑制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提升，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缓解这种抑制作用。本文预期，当本地供应商占比较高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缓解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负向作用的效果更加明显。表11的分析结果验证了这一预期。

六、结论与启示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实现市场公平的关键行动，提升劳动收入份额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实质步骤。本文立足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深入探讨了供应商集中度与企业劳动收入份额问题。研究发现，供应商集中度较高会抑制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缓解这种抑制作用。在稳健性检验中，本文使用工具变量法，替换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供应商集中度和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衡量方法，检验结果保持不变，这表明本文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机制检验发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主要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提高研发创新水平，从而缓解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分析发现，大供应商的强势地位会导致企业工资水平和劳动生产率上升，但工资水平的上升速度慢于劳动生产率的上升速度，从而导致企业劳动收入份额下降；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能够提高工资水平，但不会影响劳动生产率，从而缓解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提升的抑制作用。此外，当企业融资约束程度较高、供应商贸易信贷供给较小、企业所处行业进入壁垒较低以及本地供应商占比较高时，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缓解供应商集中度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负向作用的效果更加明显。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得到以下政策启示：对企业来说，应专注于供应链的精细化管理，与自身战略愿景相结合，合理调控供应商集中度，防范垄断风险，以确保在交易过程中掌握主动权；同时，要借助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力量，提升劳动者收入，促进劳动收入分配公平，真正做到“发展依靠职工”。对政府来说，在推进供应链体系建设过程中，应综合考虑收入分配问题，确保经济成果惠及社会各阶层；要持续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推动统一市场准入规范的实施，坚守公平竞争的统一准则，坚决打击垄断行为，减少政府不当干预，塑造稳定、公正、透明、可预见的竞争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