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贸易保护主义逐渐抬头，“逆全球化”浪潮席卷全球。由美国特朗普政府于2018年单方面挑起的贸易摩擦致使中美双边关税提高了约20个百分点（Bown，2021），这也标志着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出现重大转向（李巍，2019）。拜登政府执政后，出于维护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竞争优势，仍基本维持了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遏制、打压的总基调，并逐渐向科技、金融等领域扩散。从本质上看，美国对华经贸政策转向的根源在于全球价值链分工造成跨国公司母国利益分配的失衡（黄鹏等，2018），加之美国民粹主义和本土派势力崛起，以及两党政治极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吴心伯，2022）。在中美大国博弈的背景下，美国对华经贸政策走向在未来仍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自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重商主义进行批判后，重商主义再也没有摆脱坏名声，但这并不妨碍其在英、法、德、美等国经济崛起过程中发挥独特作用。源于长期形成的内需型工业化道路和经济战略的阶段性需要，美国对于使用贸易战牵制、打压战略竞争对手屡试不爽（贾根良，2017）。事实上，贸易保护作为重商主义的重要政策工具，由于其在历史上帮助美国实现崛起并维护其霸权地位，已成为美国社会的集体记忆，2018年美国对其主要贸易伙伴发起贸易战是近年来美国重商主义形态演变的一次集中体现（伍山林，2018）。相比之下，中国实现经济崛起的方式则大相径庭。自加入WTO后，中国稳步推进关税削减、市场开放等“入世”承诺，并以“一带一路”沿线为重点，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贸易成本的下降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力。那么，美国“新重商主义”与中国“自由贸易主义”的碰撞会对全球经贸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十年来，其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对以上问题的回答，既论证了共建“一带一路”在“逆全球化”背景下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又是中国进一步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本文的研究内容基于两支文献展开。一支文献是关于中美贸易摩擦的经济影响及其应对措施的评估。现有文献均认为中美贸易摩擦不符合双方的经济利益。贸易摩擦导致美国进口价格上涨，国内消费者和进口商福利恶化（Fajgelbaum等，2020）。然而，中国福利、制造业产值和进出口额等则面临更大幅度的负面冲击（李春顶等，2018）。中美贸易摩擦引发的贸易转移效应将导致中美双边贸易额显著下降，而与美国贸易往来密切的加拿大和墨西哥，以及与中国贸易往来密切的日韩、中国台湾和东盟将成为主要受益者（Li等，2020）。随着中美大国博弈由贸易战向科技战蔓延，美国主导的“科技联盟”对华实施芯片禁运将会造成“多输”局面（崔连标等，2022），倒逼中国企业创新模式转型（余典范等，2022）。从长远来看，技术进步被认为是应对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解决技术封锁难题的最优路径（陈继勇，2018）。崔连标等（2022）进一步指出，在发挥举国体制优势实现关键技术国产替代的同时，应加强与东盟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政治互信，提升技术获取的多元化水平。此外，还有文献认为应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以防被欧美发达国家所主导的供应链体系孤立（Ding等，2022）。

另一支文献是关于贸易政策调整引起的贸易成本变动所产生的经济影响。大量文献基于一般均衡分析框架（CGE）对贸易政策调整开展量化评估（Lee和Itakura，2014；Caliendo和Parro，2015；Li和Whalley，2021）。相关文献指出，“一带一路”沿线交通基础建设会大幅减少运输时间和降低贸易成本，为共建国家经济增长和贸易往来注入动力（De Soyres等，2020）；“一带一路”沿线互联互通水平的提升会推动区域分工模式向垂直化、精细化发展（张辉等，2023）；进口来源地的拓展和交易量的增加有助于降低进口价格，从而实现公平性的贸易利得（李宁静等，2023）。从贸易壁垒来看，有关研究量化评估了“一带一路”关税削减的福利效应（陈虹和杨成玉，2015）、减贫效应（王原雪等，2020），及其抵御美国主导的TPP对中国经济潜在负面影响的缓解效应（崔连标等，2018a）。在国际产能合作方面，有关研究从全球价值“双环流”视角解释了中国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行顺梯度产业合作的客观趋势（张辉等，2017），并指出中国应以区域FTA和境外产业园为载体，重点加强电气、机械和纺织服装等产业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合作 （刘友金等，2023）。总体而言，当前除少量文献关注中美两国在区域贸易协定框架下的政策互动外（崔连标等，2018a ；李春顶等，2021），鲜有文献系统性考察“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多维贸易政策调整在抵御中美贸易摩擦冲击时所发挥的作用，这无疑不利于清晰全面地认识共建“一带一路”在对冲“逆全球化”风险中的重要意义。

鉴于此，本文量化模拟了一系列共建“一带一路”典型政策工具在抵御中美贸易摩擦负面冲击中的缓解效应。与以往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从研究视角来看，本文聚焦于贸易成本变动的经济影响，基于中美贸易政策调整的差异，在一般均衡分析框架下对“一带一路”贸易成本下降对冲中美贸易成本高企的政策效应进行量化模拟，为理解贸易成本降低对于化解“逆全球化”风险、实现区域产业融合跨越发展的重要意义提供理论依据。第二，从研究内容来看，本文采用新近开发的全球贸易分析模型（GTAP）第11版数据库进行量化模拟，将中美互征关税清单与GTAP产品部门进行匹配，并基于以上中美贸易摩擦的实际情况，选取扩大进口、提升交通运输效率、推进国际产能合作等多种共建“一带一路”政策工具，通过逐步累加政策变量对政策实施效果在宏观和行业层面的变化趋势及其动态效应进行综合研判。第三，共建“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参与并引领全球价值链重构的重要举措，对其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的即期和远期效果进行动态评估，并考察国内行业产出结构发生的变化趋势，能够为中国化解贸易保护主义引致的国际供需风险，以及洞悉国内供给侧改革所面临的国际需求动向提供重要政策参考。

二、理论分析

（一）宏观视角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形成的以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为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面临“逆全球化”浪潮兴起、民粹主义蔓延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诸多挑战，贸易布局和利益分配的失衡被认为是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亟须重构的根源（黄鹏等，2018）。在此背景下，为推动世界经济“再平衡”，中美分别采取了截然不同的贸易政策。

对于美国而言，作为将非核心生产环节向全球转移的发达经济体，出现长期经常账户逆差和产业空心化趋势。中国生产率的冲击对美国劳动力造成显著的“挤出效应”（Dix-Carneiro等，2023）。随着中美在高科技领域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上逐渐形成竞争态势，应对后发大国崛起的政策惯性促使美国重新审视和调整其对华战略。同时，由于国内民粹主义的兴起，美国社会在意识形态上形成了本土主义与全球主义分庭抗礼的撕裂局面，以本土派、反建制派和反全球化力量构成的右翼保守势力在美国政治舞台占据优势，美国对华政策随即由对华接触转为战略竞争（吴心伯，2022）。由此可见，国内外政治诉求、国民经济结构失衡以及国际比较优势变化等多重因素共同塑造了2018年以来美国对华经贸政策转向。

对于中国而言，以生产成本优势融入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虽然创造了巨额的贸易顺差，但长期处于“微笑曲线”底部却使中国面临陷入价值链“低端俘获”的风险（吕越等，2018）；国际收支的失衡引起价值链上游国家的不满，由此招致的贸易摩擦和出口禁令使中国企业在获取国际技术溢出和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的过程中遭受重重阻碍。开辟一条由中国引领的国际经贸合作新通道，对于化解价值链低端锁定风险、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以及畅通国际经济循环具有重要意义。客观来看，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在承接来自发达国家制造业转移的过程中，通过中间品贸易、外商投资以及人员流动等多渠道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李小平和朱钟棣，2006；蒋仁爱和贾维晗，2019），并随着国内制造业技术升级的推进，中国初步具备了独立从事高精尖行业和高附加值环节的生产能力（王恕立和吴楚豪，2018），这为中国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嵌入国”向“一带一路”区域价值链“引领国”转型奠定了基础。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循环从传统的“中心—外围”模式逐渐向以中国为枢纽的全球价值“双环流”体系演进（张辉等，2017）。当中国在发达国家主导的价值链中遭遇“天花板”时，积极打造并引领发展中国家价值环流成为中国向价值链中高端攀升的替代路径（洪俊杰和商辉，2019）。“一带一路”沿线众多发展中国家受限于自身要素禀赋和国内市场规模，其产业结构普遍较为单一，且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的“外围”。同时，由于当前国际公共产品的可达性逐渐降低，广大发展中国家往往被置于国际公共产品的“边缘地带”，区域内市场整合度偏低，严重阻碍了国家间的经贸往来（裴长洪和刘斌，2020）。因此，中国以基础设施建设为切入点，打造“一带一路”区域价值环流，这既是开辟陆海贸易新通道的现实需要，也是综合填补国际治理缺位、整合区域要素资源、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等国内国际多重因素的必然选择。

（二）微观视角

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受美国惩罚性关税的冲击，中国出口商品在美市场价格竞争力下降，企业面临被迫降价以维持竞争力，或出口转内销，这增加了中国出口商品价格下行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压缩了企业利润空间；从进口视角来看，受反制关税影响，自美进口商品价格上升会直接推高国内企业生产成本并间接导致物价上涨，福利受损，同时进口企业会转而寻求其他国家商品或国内产品进行替代。对于美国而言，对华施加惩罚性关税会推升商品进口价格，关税成本向美国国内的转嫁会加剧通货膨胀，导致消费者福利损失（Fajgelbaum等，2020）；而在中国反制关税下，美国出口至华商品价格同样高企，中国市场的需求下滑会导致美国相关部门产出下滑，尤其是部分农业部门（Li等，2020）。总体来看，中美贸易摩擦会造成“双输”局面，“贸易转移”效应会促使中国寻求其他出口市场和进口来源地。

共建“一带一路”下的贸易政策调整顺应了中美贸易摩擦引起的“贸易转移”趋势，沿线贸易成本的下降有助于缓解中美贸易摩擦的不利冲击。从进口视角来看，受中美贸易成本高企的影响，自美进口商品下滑所产生的需求缺口需要由其他进口来源地进行填补。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降低沿线生产和运输成本（De Soyres等，2020），由此形成的不同进口来源地贸易成本的差异会对企业进口行为传递“价格信号”，进口来源的转移能够规避高额关税成本，降低进口价格波动，提升进口多元化水平，分散国内供给体系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从出口视角来看，在对美出口面临较高贸易成本时，贸易转移效应会促使企业通过降价的方式转移出口市场，以此缓解需求风险。共建“一带一路”通过降低沿线贸易成本，能够帮助企业开拓新的出口市场，弥补对美贸易成本高企造成的外需缺口，有助于化解由美国主导的产业链“去中国化”风险。

因此，共建“一带一路”下的中国贸易政策调整主要是通过降低沿线贸易成本来弥补由中美贸易摩擦造成的供需缺口，进而提升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此外，由于“一带一路”共建发展中国家普遍工业化程度偏低、产业配套设施不足、中等收入群体缺乏，因此进一步推进沿线科技合作和提升共建国家产业基础能力，有助于推进国际产能合作。

三、模型设定与模拟方案

（一）区域划分

本文根据“中国一带一路网”对共建国家的界定，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按洲际划分为中国、亚洲、非洲、中东欧、南美、北美和大洋洲；将非“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划分为美国、墨西哥、日本、韩国、西欧、澳大利亚和世界其他。

（二）行业划分设定

本文按照要素密集度对GTAP11数据库65个产品部门进行分类，将可贸易产品部门划分为土地密集型产业、资源密集型产业、资本密集型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五大类，不可贸易部门统一划归为服务业。 ¹

（三）情景设定

本文将中美贸易摩擦设定为基准情景（S0）。为准确模拟中美贸易摩擦的负面冲击，本文根据GTAP项目组公布的HS六位编码与GTAP 11数据库45个可贸易部门的对照表， ²将其与“中美加征关税清单”合并， ³以2018年各产品部门进出口份额为权重，测算中美互相加征关税水平，结果如表1所示。从各行业加征关税情况来看，美国对华资源密集型行业加征关税水平最高（38.4%），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加征关税水平相对最低（11.6%）；而中国对美农业、畜牧业等土地密集型行业加征关税水平最高（28.2%），其他行业相对均衡。总体上看，中美两国互征关税水平基本保持一致。

本文分别从扩大进口、提升运输效率和国际产能合作三个政策视角，识别并模拟共建“一带一路”在抵御中美贸易摩擦冲击中的作用。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尤其在中美贸易摩擦后，党中央、国务院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具体政策和规划，这为本文选择以上三类主要政策工具提供了依据。在扩大进口方面，2018年7月商务部等部门《关于扩大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平衡发展的意见》指出，“将‘一带一路’相关国家作为重点开拓的进口来源地”和“进一步规范进口非关税措施”；在提升运输效率方面，2021年3月发布的“十四五”规划在有关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内容中提到要“推动陆海天网四位一体联通”；在国际产能合作方面，早在2015年5月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中就已提出在钢铁等11个重点行业，以出口、投资等为主要方式开展国际产能合作，在2021年工信部等部门《关于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的指导意见》中进一步明确指出，要“促进产业转移国际合作”和“加强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产业合作”。

本文参考王原雪等（2020）的研究进行模拟情景设定（如表2所示）。本文在中美贸易摩擦冲击基础上，逐步累加共建“一带一路”政策冲击变量。其中，情景一（S1）模拟了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口关税降低50%；情景二（S2）进一步将关税降幅提高至100%；情景三（S3）和情景四（S4）在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实施单边零关税政策前提下，分别进一步降低非关税壁垒5%和10%。 ⁴通过对比S1至S4的模拟结果，可以评估中国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扩大进口的政策效果。情景五（S5）和情景六（S6）是在中国扩大自“一带 一路”共建国家进口基础上，面向共建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沿线运输技术分别提升5%和10%，以此评估提升沿线运输效率的政策效果。情景七（S7）是在扩大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进口和推动沿线基础设施建设基础上，中国进一步将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技术密集型行业5%的产能与共建国家进行合作，情景八（S8）则将这一数值提升至10%。 ⁵至此，情景八的模拟结果将展示中国面向共建国家扩大进口、提升运输效率和加强国际产能合作的综合效果。

（四）模型选择

本文使用新近开发的GTAP模型第11版进行数值模拟分析。 ⁶GTAP第11版数据库包含全球160个国家和地区、65个经济部门。各国GDP、人口、劳动力、收入等宏观经济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的WDI数据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权威组织统计数据库，投入产出数据来源于各国官方经济统计部门，国家间贸易流量数据来源于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库，关税数据来源于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国际贸易中心（ITC）。

四、模拟结果及分析

（一）对宏观经济指标影响

1. GDP变化。由表3可知，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中美GDP损失分别为0.44%和0.17%，中国GDP损失幅度更大。这与崔连标等（2018b）的研究结论一致。而“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经济增长均不同程度地受益于中美贸易摩擦，非“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也如此。

从经济总量来看，共建“一带一路”各项政策措施的实施能够推动中美贸易摩擦后的世界经济复苏，全球GDP总额变化由S0的−0.076%逐步转为S8的0.140%，其中“扩大进口”政策（S1—S4）的净效应较为明显，这表明中国通过释放国内市场需求对全球经济增长具有重要贡献。同时，中国的GDP变化逐步由−0.44%转为1.23%，增长幅度明显，这说明共建“一带一路”的经济增长效应能够对冲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负面冲击，其中削减非关税壁垒的净效应较为明显。 ⁷此外，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沿线各地区GDP均保持增长趋势，且增幅随着政策的叠加而逐步加大；相比之下，非“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中，除墨西哥的GDP仍保持增长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GDP均由中美贸易摩擦后的小幅上升转变为衰退态势。这表明共建“一带一路”下的中国贸易政策调整具有明显的区域经济增长“虹吸效应”，对区域外国家和地区形成一定程度的排他性。

2. 福利变化。在GTAP模型中，使用希克斯等价变差（Hicks Equivalent Variation，HEV）与该地区总收入之比来度量居民福利。这种度量方式综合考虑了一国人均总效用和该国总收入的影响，为评估政策变化和经济发展对居民福利的影响提供了有价值的工具（崔连标等，2018b）。由表4 可知，中美贸易摩擦使中美两国福利分别下降1.36%和0.22%，中国福利损失更明显，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福利均增长（如墨西哥福利增长0.93%），这一发现与以往文献的研究结论一致（Li等，2020）。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福利变化从S0至S8逐渐由下降转为上升，这说明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会帮助中国对冲由中美贸易摩擦造成的福利恶化，其中削减非关税壁垒的效果较为明显。“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福利增长幅度均在S0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大，与中国经济联系更为紧密的亚洲地区的福利增幅相对明显（0.46%）；而非“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福利变化均在S0的基础上有所下降，其中美国福利进一步恶化，墨西哥增幅缩小，日本、澳大利亚和西欧则由改善转为恶化，这说明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具有显著的区域性特征。

3. 进出口变化。从全球总量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全球贸易额下降0.68%，而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全球贸易额下降趋势逐渐得到扭转，这表明共建“一带一路”具有显著的贸易创造效应。从表5中的进口变化情况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中美进口均大幅下降，且中国进口下降幅度更明显，这是因为关税负担所增加的贸易成本导致进口价格高企，中国进口价格上涨主要集中在农林牧渔等土地密集型行业，而美国的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等制造业行业进口价格上涨较为明显。出口方面的变化如表6所示，中美贸易摩擦后，中国出口增长4.39%，这可能是因为贸易摩擦导致中国企业被迫降价以维持市场竞争力，并转而增加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出口。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进口的下滑趋势逐渐得到扭转，增幅显著（10.59%），这是因为中国贸易政策调整降低了自“一带一路”沿线进口的贸易成本，进而传导至中国进口总体价格上。这表明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维持中国进口价格稳定，进而缓解中美贸易摩擦对中国供给体系的不确定性冲击。而对于出口而言，共建“一带一路”并未在整体上对中国出口形成扩大效应，这可能是因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普遍为发展中国家，其需求结构和产业链难以作为中国分散贸易摩擦风险的理想对象。这与李敬子等（2023）的研究结论一致。

4. 贸易条件变化。由表7可知，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两国贸易条件均呈现恶化趋势，中国贸易条件恶化程度更严重（−3.21），这是因为关税成本增加导致进口价格高企，同时出口价格受到压制。 ⁸除中美两国贸易条件恶化外，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贸易条件均有所改善，这与前文GDP变动所呈现的“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局面一致。事实上，美国发动贸易制裁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其长期贸易逆差的局面，同时在贸易转移效应下，中国贸易顺差反而进一步扩大（崔连标等，2018b），这从侧面印证了美国发动贸易制裁的真实目的可能并不在于获取更多贸易利得，而更可能是以关税之名为国内减税政策腾挪空间（翟东升，2019）。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除S1和S2外，中国贸易条件整体上呈现改善趋势，其主要原因在于“一带一路”沿线贸易成本下降使得中国能够以更低的价格从共建国家和地区进口商品，以此缓解贸易摩擦对供给端的不确定性冲击，而共建“一带一路”对于提升中国出口价格的作用却并不明显。此外，共建“一带一路”使沿线地区贸易条件在S0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而非“一带一路”沿线地区贸易条件则均出现不同程度的恶化，这表明共建“一带一路”能够帮助中国扭转贸易条件恶化的局面，并带动共建国家和地区改善贸易条件。

（二）对中国行业层面的影响 ⁹

1. 中国贸易多元化水平变化。图1和图2分别展示了不同政策情景下中国进口来源地市场多元化和产品多元化水平的变化情况。中美贸易摩擦后，中国进口来源地多元化水平呈现下降趋势，这是因为中国自美进口受反制关税影响，所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使得进口份额逐渐向日韩等主要进口来源地集中；同时，中国进口产品结构趋于集中。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进口来源地逐渐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倾斜，并在一定程度上取代了美、日、德、澳等传统主要进口来源地的市场地位；而在进口产品结构变化上，农产品和矿产品等进口份额较低的产品部门增幅明显，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升了中国进口产品多元化水平。因此，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提升中国进口多元化水平，多元化的进口来源有利于稳定进口价格，进口产品结构调整有助于化解中美贸易摩擦对大宗原材料等关税敏感产品造成的潜在断供危机，进而分散中国总体供给风险（Muhammad，2012；李敬子等，2023）。

由图3和图4可知，中美贸易摩擦后，中国出口市场多元化水平呈现大幅提升，这是因为美国长期处于中国第一大货物出口市场地位，贸易转移效应下中国出口大量向日、韩、德等国转移；从出口产品结构变动来看，中美贸易摩擦后，出口份额最高的计算机部门出口份额明显下滑，中美贸易摩擦的确对中国部分高附加值部门的出口造成负面冲击。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出口市场多元化水平出现小幅提升，其中“国际产能合作”（S7—S8）更加直接作用于出口扩展边际；而出口产品多元化水平在“扩大自沿线进口”阶段（S1—S4）呈现下降趋势，可能的原因是进口竞争会对国内市场造成“挤出效应”，驱使本土企业为了存活而拓展海外市场，此类具有“逃离竞争”特征的企业往往并没有强烈的动力去拓展出口集约边际，而更偏向于拓展出口扩展边际（Shu和Steinwend，2019）。但是，扩大自欠发达地区进口并不能有效提升企业进口中间品的质量和种类，由此导致企业在提升出口产品种类上的空间受限。整体上看，共建“一带一路”有助于中国拓展多元化的国际市场，但在提升出口产品结构多元化上的作用有限。

2. 对中国产出的影响。由表8可知，中美贸易摩擦使中国总产出水平下降0.32%，中国货物部门与服务和资本品部门之间的产出变动呈现明显分化趋势。货物部门产出增长的原因在于：一方面，贸易转移效应使得中国出口数量增加，进而带动国内货物部门产出增加；另一方面，中国进行关税反制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国内企业面临来自美国进口竞争的“挤出效应”，为本土企业的产出提升释放了空间。对于服务和资本品部门而言，其产出水平的提升往往依赖于发达国家的进口（贾根良，2012；胡宗彪和王恕立，2014），发达国家的大型工业设备、精密仪器和关键零部件具有技术外溢效应，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和技术进步的重要引擎（Eaton和Kortum，2001）。因此，中美贸易摩擦阻碍了中国先进资本品“引进吸收再创新”的技术追赶路径，而资本品产出下滑将抑制中国创新产出，因此贸易转移效应下中国出口数量增长引致的产出增长可能是“低质增长”。

如表8所示，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中国总产出下滑趋势得以扭转。从行业产出变动来看，与S0相比，中国货物部门与服务和资本品部门之间的产出变动呈现反向变化趋势。货物部门产出下滑的原因是：一方面，扩大进口带来的行业竞争加剧导致生产率阀值提升，部分本土企业面临市场淘汰（余淼杰和智琨，2016）；另一方面，限于产业结构和需求规模，以出口“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来带动中国国内产出提升的效果并不明显。服务部门和资本品产出则转为增长态势，从表8可以发现，降低非关税壁垒（S3—S4）对于提升服务业和资本品的产出水平较为明显，这可能是因为进口环节的技术进步有助于帮助企业获取更加优质的中间品投入（田云华等，2023）。此外，中国在进行出口目的地转换的过程中，欠发达地区由于产业基础相对薄弱，在开展产能合作过程中对资本品的需求规模更大，层次更多，梯度更长（陈爱贞和赵冬颜，2022），因此开展顺梯度国际产能合作有助于中国生产型服务业和资本品产出扩张。总体来看，共建“一带一路”的推进虽会使本地货物部门产出遭受进口冲击，但资本品产出的提升能够相应地弥补产出损失，推动中国产出结构优化升级。

五、进一步分析

（一）考虑长期动态效应

在中美大国博弈的背景下，共建“一带一路”在长期来看将产生怎样的动态效应？本文进一步参考Lakatos和Walmsley（2012）的研究方法，在标准静态GTAP模型的闭合条件中引入动态递归模块，根据预测数据将全球各地区GDP、资本存量、人口和劳动力（熟练劳动力和非熟练劳动力）等宏观数据校准至2025年，以考察政策冲击的长期影响。 ¹⁰

表9汇报了动态视角下S0和S8情景下全球各地区宏观经济指标的变化情况。与前文静态模拟结果相比，中美贸易摩擦的延续将使两国经济损失幅度进一步扩大，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GDP、福利变动趋势与静态模拟的结果基本保持一致。不同的是，中美贸易摩擦所产生的贸易转移效应并未促使中国出口数量上升。可能的原因是，在贸易保护政策的“涟漪效应”下，贸易成本上升将最终导致全球需求下滑，外需低迷会制约中国出口增长。同时，长期视角下推动共建“一带一路”的经济效益同样将得到进一步放大，中国的出口扩张效应尤为明显，这可能是因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增长潜力、资本存量以及就业情况等方面预期向好。这意味着长期视角下“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区需求潜力的释放和产业基础能力的提升将有助于填补贸易摩擦导致的外需缺口，为中国在沿线地区进行产业链布局创造有利条件。

（二）考虑中国本土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是一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美国对华一系列贸易保护措施主要聚焦于科技领域，中国部分关键技术、零部件面临断供风险，“引进吸收再创新”的技术追赶路径受阻，加快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增强“内生创新”能力在中美贸易摩擦后变得更加迫切。因此，本文进一步模拟由经济“内循环”带来的中国本土技术进步在应对中美贸易摩擦中的作用，及其与共建“一带一路”形成的协同效应。具体情景设定见表10。

由表11与表9中S0下的中国宏观经济指标变化情况对比可以发现，当中国本土技术进步1%时，即可抵消中美贸易摩擦造成的GDP损失和总产出下滑等负向影响，且出现正向增长趋势。当中国本土技术进步幅度进一步提升时，中美贸易摩擦造成的中国宏观经济整体恶化趋势将得到进一步缓解，这与王孝松和武睆（2020）的结论一致。此外，情景K3下的各项指标在K2的基础上均有大幅提升，尤其是中国出口实现了大幅逆转，这表明中国本土技术进步与共建“一带一路”能够对经济增长形成协同提升效应。

六、研究结论及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GTAP11数据库量化模拟了共建“一带一路”在抵御中美贸易摩擦冲击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结论主要包括：（1）共建“一带一路”能够对冲中美贸易摩擦给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的不确定性风险，“一带一路”沿线贸易成本的降低使得区域分工合作显著增强；（2）共建“一带一路”能够帮助中国缓解由中美贸易摩擦造成的GDP损失、福利恶化、产出萎缩等负面影响，并通过扩大进口来源地和提升进口产品结构多元化，化解农产品和矿产品等大宗商品原材料的供给风险，但是限于沿线产业基础和需求规模，短期内未能对贸易摩擦产生的外需缺口形成有益补充；（3）随着中国与共建国家进行产业合作，资本品市场需求得到释放，这有助于中国利用与共建国家的产业级差提升资本品产出规模；（4）从长期视角来看，随着合作新兴经济体工业基础的完善和潜在需求的释放，“一带一路”沿线将成为中国重要的出口扩张通道。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可以得到以下几点政策启示：

第一，以“一带一路”沿线为重点持续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作为中国推进“渐进式”开放的重要环节，共建“一带一路”通过将生产率优势顺梯度转移、将贸易盈余转化为对外投资等方式，辐射带动区域分工协作，调节国际收支平衡，弥补全球治理缺位，推动世界经济“再平衡”。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和发展中国家潜在需求的释放，相较于发达国家的价值环流投入边际效应收敛趋势，中国以高位势优势参与并引领发展中国家区域价值环流，将有助于打破产业升级的“天花板”效应，收获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

第二，降低贸易成本、完善工业基础和释放需求潜力是深化“一带一路”沿线经贸合作的重要动力。未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应以区域贸易协定为平台，基于比较优势和资源互补等原则，与共建国家实现“交通连接—战略对接—产业融合”的跨越；进一步通过支持和帮助共建国家改善公路、铁路、港口、机场等传统基础设施，加快构建“海、天、路、网”四位一体的互联互通格局，同时以“数字丝绸之路”为平台，开发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赋能智慧交通、信息通信、跨境通关、电子商务、数据服务等提质增效。此外，实现区域产业融合需注重沿线发展中国家减贫、教育、科技、卫生等配套能力建设，以“授人以渔”的方式提升当地产业承接能力，培育和挖掘当地需求潜力。

第三，切实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注重提升资本品产出质量。前文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与中国开展产能合作过程中会增加对资本品的需求规模，这有助于中国资本品产出增加；同时，由于发展中国家资本品需求往往呈现出多层次、低门槛等特征，需要避免由于资本品市场需求结构特征而导致的产出质量“中低端锁定”。政府部门一方面要鼓励和培育龙头企业在大型设备、核心零部件领域寻求技术突破，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共建国家市场需求特征的信息搜集与分析，引导企业充分利用产业级差和技术代差等高位势优势获取内生创新激励，并积极同具备创新资源比较优势的国家开展科技合作，依托联合实验室、科技产业园区、科技交流峰会、重大建设项目等平台，实现科技成果共创共享。

1具体地区和部门划分可向作者索取。

2数据来源：https://www.gtap.agecon.purdue.edu/resources/ res_display.asp?RecordID=5111。

3美国对中国加征关税商品清单来源于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链接为https://ustr.gov/；中国对美加征关税清单来源于中国海关和财政部，链接为https://www.gov.cn/。关税清单的加总方法参考Li（2018）的做法，详细数据可向作者索取。

4根据佟家栋和李连庆（2014）的研究，GTAP模型中的ams变量代表实现进口扩张的技术变化，可以用于表示包括技术性贸易壁垒和贸易便利化等非关税壁垒削减的外生冲击变量。

5根据政策文件可知，扩大优势行业出口是国际产能合作的主要方式。在GTAP模型中，可将内生变量出口额（qxs）在模型闭合条件中与关税变量（tms）进行转换，以此倒推出中国扩大的出口额所对应的出口市场关税调整幅度。本文使用该方法设定国际产能合作冲击变量。

6GTAP11数据库的基准年份已更新至2017年，这与本文的研究问题较为适配。

7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整体进口关税水平在7%左右，已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相关研究指出，非关税措施的种类和数量日益增加，由其造成的贸易损失已超过关税（WTO，2012），因此非关税壁垒下降对进出口增长的边际效应大于关税。中国通过推动进口环节的技术进步，有助于企业扩大高质量商品进口，实现企业转型升级（田云华等，2023）。

8GTAP模型使用出口价格指数的变化率与进口价格指数的变化率的差值来表示贸易条件的变化程度。

9为了进一步了解政策冲击在国家和产品层面的异质性影响，本文进一步按照GTAP11数据库重新设定相关政策变量。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指出，“将钢铁、有色、建材、铁路、电力、化工、轻纺、汽车、通信、工程机械、航空航天、船舶和海洋工程等作为重点行业”。因此，本文选择GTAP模型中的纺织品（tex）、服装（wap）、皮革制品（lea）、木制品（lum）、纸制品（ppp）、石油和煤制品（p_c）、化学品（chm）、药品（bph）、橡胶和塑料制品（rpp）、其他矿产品（nmm）、钢铁（i_s）、非金属矿产（nfm）、金属制品（fmp）、计算机（ele）、电子设备（eeq）、其他机械设备（ome）、汽车及零部件（mvh）、其他运输设备（otn）、其他制造业（omf）、电力（ely）等作为产能合作的主要行业。

102017—2025年全球各地区宏观经济数据预测变化率可向作者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