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强调要引导企业家自行履行社会责任，为建立良好的政治生态、净化社会风气、营造风清气正环境多作贡献。这份纲领性意见从履行社会责任角度赋予企业家精神新的时代内涵。2019年，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要重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发展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对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出了具体要求。2021年，国家“十四五”规划进一步指出，要鼓励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参与社会公益和慈善事业。企业社会责任通常被视作满足社会需要且超出典型商业范畴的企业行为，强调企业对社会、环境和消费者的重视及贡献，从而对企业的战略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逐渐成为重要的跨学科议题（Hemingway和Maclagan，2004）。在中国情境下探讨当代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内在驱动力量，需要从中国传统社会中探寻历史合理性。

越来越多的实证证据表明，历史制度可以直接或间接通过其培养的文化特征对现代经济发展产生长期影响（Dell，2010；Bai，2019）。在中国情境下，现有文献分析历史制度对于当代发展的影响大多讨论科举制度、清末开埠通商等因素（Chen等，2020；张川川等，2021）。这些研究拓宽了人们理解相关议题的视野，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由民间自发力量形成并自下向上扩散的制度的长期影响。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着早期由民间自发形成、后期由政府参与推动的慈善组织−善会善堂。善会善堂是人们在面对人口快速增长、财富分配不均和贫穷等问题和挑战下由民间社会组织设计出的解决方式（梁其姿，1997）。夫马进（2005）认为，从行善与救济的角度出发，善会善堂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清朝时期，中国民间的相互救济在数量上远远多于国家对人民的救济，而且卓有成效（Tsu，1912）。作为一种重要的行善制度安排，善会善堂除施善救济外，还兼具教化功能，其主要依靠通俗的教化或救困扶危的行动以达到“劝善”的目的，因此形成了行善的传统习俗和利他文化（陈宝良，1996）。尽管善会善堂早已消失，但其塑造出的利他文化产生的影响与规范性作用仍保留至今。那么，这些重要的制度遗产能否成为理解当前利他行为表现的历史根源？

在当代背景下，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一种重要且广泛存在的社会经济现象。现有文献关于企业社会责任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从企业外部驱动力和内部驱动力两个方面展开。其中，对企业社会责任外部驱动力的研究大多基于行业工会、社区等外部利益相关者视角（Dawkins，2016；Colombo等，2019）；企业内部驱动力则更多聚焦于高管个人特征（Davidson等，2019）、企业战略决策（Flammer，2015）等。这些研究从不同视角探讨了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政治动机和机会主义动机。但是，历史制度作为一种外部驱动力，在塑造企业社会责任中的潜在作用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及深入讨论。历史制度所培育的文化特征在塑造和影响管理者观念中发挥了哪些作用？它是否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内部驱动力？对这一逻辑链条的讨论将有助于实现企业社会责任的外部驱动力和内部驱动力的有机统一。

基于上述论述，本文旨在从善会善堂这一历史遗产来分析当代企业社会责任的历史制度根源。遵循Chen等（2020）通过外在遗留特征来测度历史制度的思路，本文通过将当代企业精确坐标匹配到古代府级层面，创新性地检验了善会善堂这一历史遗产对当代企业社会责任的长期影响。研究发现，在善会善堂密度更高的地区，企业更倾向于采取利他型策略行动，即会有更佳的社会责任表现。具体而言，善会善堂密度每提高一个标准差，企业社会责任评分平均会提高8.5%。为了验证由善会善堂带来的企业社会责任提升能否解释为利他主义行为，本文从企业是否强制披露社会责任以及自主第三方鉴证等视角剥离机会主义动机的影响，证明了利他主义的主导作用。进一步由微观调查数据及基于企业CEO出生地特征的流行病学分析方法发现，传统社会中善会善堂对于当代企业战略决策影响的主要机制是其内化为个体的利他文化和价值观。这一结论也印证了企业高阶理论（Hambrick和Mason，1984）的适用性。

本文的主要贡献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本文首次基于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善会善堂组织探讨了历史遗产对于当代企业社会责任的长期影响，能够深化我们对企业利他行为的理解，继而为企业社会责任相关研究提供有益补充。第二，本文聚焦于善会善堂这一传统社会中的慈善组织，发现这种“自下而上”扩散的社会制度安排同样是中国当代经济活动的重要历史根源，持续地影响着当今的企业行为。但以往文献较少关注此类制度所带来的长期影响，因而本文对制度经济学、经济史等相关研究均具有一定的拓展，同时丰富了既有文献关于历史演化进程与长期影响的既定认知。第三，本文利用手工搜集的企业高管出生地信息，基于流行病学研究方法分析框架，在剥离企业所在地正式制度影响后，验证了善会善堂这一历史遗产能够长期产生影响的背后是其通过塑造企业家个体文化观念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机制路径，为历史遗产能够长期产生作用的原因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支持。

二、历史背景与理论假说

（一）明清时期善会善堂的发展历史

对无依无靠、无法独自生活的人，国家负有救助义务，这一理念起源于明代养济院。《明律》中规定了对鳏寡孤独者的救助条例。^①然而，历代王朝更重视救荒，而非救助“鳏寡孤独者”（夫马进，2005）。当国家正式制度未能对于鳏寡孤独者给予相应的社会保障时，渐渐出现了由民间力量自发结社经营的公共事业。其中，善会和善堂便是民间从“善举”到“慈善事业”发展历程中的代表性组织。

明末清初时期，江南地区最早出现了善会，随后又发展出了善堂。善会，是一种以行善为目的的民间结会，而善会的办事机构所在场所以及更为正式实施善举的设施即为善堂（夫马进，2005）。善会善堂，多为依靠通俗的教化或救困扶危的行动以达到“劝善”的目的（陈宝良，1996）。在这种情况下，设立善会善堂便是人们理念、价值观的一种表现。大多数善会善堂都是适应当地社会的需要，且以当地民间经济实力为背景独自设立。

善会善堂的救济对象是多样的。例如，为了援救水难事故的遇难者，在河川上配备救生船，并成立救生会（局）；^②专门收集掩埋无助遗骨、向死者施棺、设立义冢的掩骨会、施棺局等；^③专门针对寡妇救济的恤嫠会、清节堂；^④分布最为广泛的救济弃婴的育婴堂，等等。除常年开展救济活动的组织，还有一些组织成立于饥荒、水灾等自然灾害发生后，进行临时性救济活动。这些救济和福利事业并非只靠某一位慈善家得以维系，而是一个地区众多个体在共同信念和价值观的指引下，通过一代一代的共同努力才得以延续维持。随着民间社会慈善组织的迅速发展，这种制度不断扩散开来，最终发展成为以行善为本的利他文化思想体系，为民众提供了一套基本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

（二）理论逻辑：善会善堂何以影响当代企业社会责任

企业主动承担社会责任究竟是一种出于道德与责任心的利他行为，抑或只是企业逐利本质的体现，一直以来都是学界极其关注的重要问题。相关研究数不胜数，但结论尚未达成共识（高勇强等，2012；刘柏和卢家锐，2018）。存在如此巨大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者只看到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却没有观测到企业管理层背后如何进行社会责任决策，因而难以识别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潜在动机。

在本文的研究框架中，善会善堂为识别企业社会责任的利他动机提供了良好的研究思路。善会善堂能够对当代企业社会责任起到重要促进作用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其一，行善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行善思想起源于儒释道关于“善恶”的各种观念（陈宝良，1996），而善会善堂正体现了“善”的一面；另一方面，善会善堂的施善和教化活动较为通俗易懂，容易引起民众的强烈共鸣。其二，在传统中国大一统的政治体制下，统治者通常会积极推动善会善堂的发展，因为封建王朝统治者常常宣扬以仁义为中心的王政思想，要求人们积善行德，而善会善堂恰好体现了这种行善精神。另外，善会善堂能够协助中央政府安抚与教化民众，在某种程度上缓解地方社会矛盾，这也是封建统治者乐于见到的。其三，更重要的是，善会善堂背后的行善精神与新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所倡导的社会价值与个人价值的统一高度一致。此外，当下社会鼓励企业家要有家国情怀、回馈社会，与古代的善会善堂有相似之处。因此，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善会善堂代表了地区的利他文化传统，且善会善堂的发展造就了利他文化的发扬光大，即使在近代经历多次变革后仍能历久弥坚，持续性地影响今天的企业行为。

此外，善会善堂对当今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影响可能还存在其他替代性解释，即规避风险的考虑。陈志武（2022）指出，在解释文明的发展历史时，除了生产力进步这一标准外，人类应对风险的能力也应纳入其中。从这一角度来看，善会善堂未必不是传统社会应对风险（包括自然风险、经济风险和社会风险）的一种组织制度创新。同样，企业社会责任也可以理解为企业家为了规避风险的一种做法。例如，Albuquerque等（2019）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是企业为了降低风险的一种投资，通过履行社会责任减少了企业面临的系统性风险；Yuan等（2022）进一步表明，企业在面临更高的政策不确定性时会进行更多的社会责任投资。因此，善会善堂对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可能只是反映了企业规避风险的考虑。对于这一替代性解释，本文将进行实证检验。

三、研究设计

（一）上市企业样本选择以及与清代府级单位的匹配

本文选择2010—2018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企业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参考现有文献的做法，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如下处理：（1）剔除金融业企业；（2）剔除当年资产负债率大于1及小于0的企业；（3）剔除当年ST企业；（4）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5）删除缺失本文所需变量的企业样本。在匹配善会善堂数据过程中，为了防止古今行政区划的变化对实证结果的潜在干扰，本文将现代企业的精确经纬度坐标信息匹配到清代府级层面，从而实现在府级层面的分析。

（二）善会善堂的历史数据

本文基于夫马进（2005）所整理的清代1644—1850年间沿海九省市善会善堂的数据构建核心解释变量。^⑤选取这一时期善会善堂数据的原因是，19世纪中期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是随着帝国主义入侵，西方基督教组织在1850年之后大举进入中国，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善堂的发展方向，此后设立的善堂已多少沾染了西方宗教色彩；二是经过太平天国运动后，连年战乱造成中国社会处于百废待举的状态，彼时善堂除了传统的救济工作外，还承担起维持政治秩序等善后工作，这使得善堂性质发生了深远的变化。

（三）实证模型的设定

为了检验善会善堂对当代企业社会责任表现的长期影响，本文采用以下模型予以分析：

其中，下标i、p、c和t分别表示企业、企业所在地古代所属府、企业现代所属城市以及年份。被解释变量 $ {CSR}_{ipct} $ 表示在t时期i企业的社会责任表现。 $ {Org}_{p}^{1644-1850} $ 为1644—1850年清代p府的善会善堂密度，计算方法为p府1644—1850年善会善堂总数除以1776—1851年的平均人口，同时再取对数。此外，本文尽可能地控制了与现代经济活动和古代善会善堂相关的混杂因素，以减少遗漏变量带来的估计偏差，具体包括历史特征 $ {X1}_{p} $ 、地理因素 $ {X2}_{c} $ 、企业特征 $ {X3}_{it} $ 以及城市变量 $ {X4}_{ct} $ 。模型还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 $ IndsutryFE $ ）、年份固定效应（ $ YearFE $ ）和省级固定效应（ $ ProvinceFE $ ）， $ {\varepsilon }_{ipct} $ 为随机扰动项。本文将标准误聚类在府级层面进行统计推断。

（四）被解释变量

目前我国衡量企业社会责任的第三方机构主要有润灵环球评级与和讯网评级。润灵环球依据企业披露的社会责任报告信息进行评分，而和讯网依据企业年报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综合评分。由于仅有部分企业披露了社会责任报告，且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存在较大样本选择问题，^⑥因此润灵环球评分结果数据量较少。相较而言，和讯网的综合评分能够更全面、准确地衡量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程度。综上所述，本文整理了2010—2018年和讯网评级来构造被解释变量。该指标允许出现负值，得分越高，说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得越好。

（五）控制变量

1. 历史变量。第一，近代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指标。参考Chen等（2020）的做法，本文采用1776—1851年各府平均人口密度作为各地区经济水平的代理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口史》（曹树基，2001）。第二，为了防止各府行政面积规模相差甚远而导致各府之间的善堂密度不可比，本文控制了府面积（平方千米）的自然对数，清代各府面积数据来源于Chen等（2020）的研究。第三，儒生阶层是促使善堂设立和发展的重要群体，他们常常通过行善努力来维护和累积儒生阶层的“符号资本”（梁其姿，1997），因此地区间的进士差异可能是导致善会善堂密度差异的重要原因。本文进一步加入各个地区清朝的进士数目进行控制，数据来源为《清朝进士题名录》（江庆柏，2007）。第四，一个府是否曾为省治反映了该地区的政治资源多寡，这能够影响民间组织的形成。因此，本文通过控制该府是否曾为省（道）行政中心的虚拟变量加以考虑。第五，地方商会体现了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结社组织力量。此外，地方商会还代表了传统商业文化，对当代经济发展具有长期影响。因此，本文使用地区商业会馆数量来控制这些因素，数据源于《中国工商行会史料集》（彭泽益，1995）。第六，鉴于我国在清朝时期仍以农业经济为主，本文还控制了Galor和Özak（2016）制定的地区热量适宜性指数，以控制潜在农业生产力。

2. 地理变量。本文关于地理因素的控制除了城市经纬度、距海岸线距离、平均海拔及地形耐用指数外，还考虑了现在企业的精确地理位置到其所属古代府治所在地的地理距离。经纬度衡量了地区之间的地形、气候等自然特征差异，也反映了我国东部与西部、南方与北方之间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距海岸线距离刻画了城市受到的外生冲击程度；平均海拔捕捉了城市特殊的地理位置信息；地形耐用指数刻画了城市地貌的异质性，捕捉了区域内部的合作成本与信息交流程度。此外，本文进一步通过现代企业所在地的经纬度坐标信息计算了企业到古代府治质心的球面距离，加入模型予以控制，以避免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截面上的差异只是体现了古代行政中心位置的差异。地区地形耐用指数的数据来源于Chen等（2020）的研究，其他地理数据来源于地理信息网络数据库及百度地图开放平台。

3. 企业控制变量。参考现有关于上市公司与社会责任的研究（权小锋等，2018；杨扬等，2020），本文控制了企业规模、上市年龄、经营绩效、董事会规模、产权性质、股权集中度、董事会独立性、杠杆率以及亏损状态等因素。

4. 城市控制变量。本文的城市特征变量除了考虑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外，还考虑了可能与社会责任相关的政府公共支出水平和高等教育水平等维度。此外，还控制了企业所在地是否为省会城市这一因素。主要变量的测度说明详见表1。^⑦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表2为基准模型式（1）的回归结果。所有回归均控制了年份、行业及省份固定效应。控制变量方面，列（1）控制了历史因素，列（2）增加了地理因素，列（3）和列（4）进一步控制了当代企业的财务指标和城市因素。由表2结果可以看出，善会善堂密度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不同控制维度下，核心解释变量的估计系数大小并未发生显著变化。以列（4）为例，善会善堂密度的估计系数为24.26，说明善会善堂密度每提高一个标准差，即0.093个单位，企业社会责任评分平均而言会提高2.26，而全样本下社会责任均值为26.5。因此，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善会善堂密度一个标准差的变动平均会使得企业社会责任评分提高8.5%，经济意义十分显著。^⑧

（二）稳健性分析

1. 控制其他文化因素。本文聚焦于善会善堂这一重要的历史遗产，但可能还有其他重要的文化因素会影响本文估计结果。首先是宗族文化。宗族文化倡导族内团结，强调血缘联系，有利于形成社会资本（Chen等，2020）；而血缘关系、社会资本又是创立善会善堂的影响因素之一。时至今日，个体或企业的决策仍受着宗族文化观念的影响（林建浩等，2016）。参考现有文献的做法，本文通过控制各个地区的家族谱牒密度来度量地区宗族和血缘文化的影响。家族谱牒数据来源于《中国家谱总目》。^⑨其次是儒家文化。推动善会善堂设立的重要力量是奉行儒家文化传统的儒生阶级（梁其姿，1997）。此外，儒家文化对现代经济社会和公司的持久性作用也被越来越多的文献所证实（Kung和Ma，2014）。据此，本文利用明清时期各地区的儒学书院数量分布来考察儒家文化传统的潜在影响，数据来自《中国书院词典》（季啸风，1996）。最后是宗教文化。^⑩除了道德准则与利他文化，善会善堂设立的背后也有着佛、道两教的身影。比如，南京正觉寺僧人镜公于嘉庆十年筹建清节堂，又于嘉庆十六年募建恤颐堂，用以收养孤寡老人；颇具名声的天津育黎堂由三官庙改建，主事者为道士介先。^⑪而作为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宗教文化传统也会对个体价值观念的塑造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进而影响现代企业的策略行动。据此，本文利用上市企业所在地100千米范围内的寺庙以及道观数量作为宗教信仰的代理变量。

表3为控制了其他文化因素影响的估计结果。列（1）—列（3）分别加入宗族文化、儒家文化和宗教文化的代理变量，列（4）将这些因素全部予以控制。首先，总体而言，只有宗教文化传统对企业社会责任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其次，即使考虑了这些文化因素后，核心解释变量的经济显著性和统计显著性仍高度稳健，说明本文的结论十分稳健。

2. 考虑企业高管个人特征及经历。善会善堂这一历史遗产能够持续影响当今企业行为，主要是因为善会善堂形成了利他文化传统，继而其对个体的规范性作用得以保留至今。但不可否认的是，企业高管的其他个人特征可能影响其对文化信念和价值观的接纳程度，因而本文的估计结果可能受到高管的其他个人特征影响。本文主要考虑CEO的个人特征及经历。参考Kong等（2020）的做法，遵循如下标准确定企业的CEO：（1）如果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将被归类为CEO；（2）如果董事长由公司支付报酬，将被归类为CEO；（3）在以上两点未能满足时，总经理被视为CEO。本文的CEO基本特征变量包括CEO年龄、性别、学术背景和金融背景。此外，还考虑了高管海外经历这一特征变量。考虑这些因素后，发现本文核心结论仍然稳健。^⑫

3. 考虑全时期善会善堂的影响。在基准回归中，本文选用1644—1850年间清代府级善会善堂密度刻画这一历史遗产，为了避免这种分类方法造成的潜在干扰，同时保证结果的严谨性及稳健性，本文进一步使用全时期善会善堂密度进行估计，发现结论仍然成立。^⑬

（三）排除重大事件冲击的影响

在1850年至今的一百七十余年里，中国发生过剧烈的政治经济变革，这些历史变革有可能加强或削弱善会善堂的持久影响。为了验证前文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选取了近代以来三个重大事件进行量化分析。第一是辛亥革命。辛亥革命反对封建统治，冲破了封建思想的牢笼，在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刻的解放作用。因此，辛亥革命可能会影响传统社会中历史遗产对个体的规范作用，进而削弱善会善堂的影响。本文通过构建1911年该地区是否发生了革命和善会善堂密度的交互项，考察辛亥革命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否影响了善会善堂和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辛亥革命数据来源于Bai和Jia（2016）的研究。第二是约开商埠。鸦片战争以后的开埠通商使这些开埠城市与世界经济产生密切联系，深刻影响了个体的文化观念及其对传统社会或制度的态度。因此，本文通过构建约开商埠和善会善堂的交互项考察这一冲击是否影响了历史遗产和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约开商埠的数据来自《中外旧约章汇编》（王铁崖，1957）。第三是“万国红十字会”。受西方思潮以及长期战争的影响，“万国红十字会”于1904年在上海成立。随着时间推移，红十字会式的新式慈善与救助事业逐渐被大众所接受，这无疑会导致传统的善会善堂式慈善组织走向衰落。基于此，为了考察早期中国红十字运动是否会影响传统社会中善会善堂的长期作用，本文使用池子华（2011）整理的中国红十字会分会在地区间的分布数量度量早期中国慈善事业的转型程度。该文严谨地考证并确认了17省市共57处红十字分会。

如表4所示，所有列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因此这些重大事件并不会影响善会善堂的持久作用。也就是说，即使在考虑了一系列重大事件冲击的影响后，善会善堂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依然稳健。

（四）工具变量估计

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为1644—1850年间清代沿海九省市自然灾害发生频率。这一工具变量的有效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1）自然灾害的发生具有很强的外生性，大多由自然环境造成，并不直接影响当前上市公司治理模式，满足排他性。且采用自然灾害、极端天气条件作为工具变量解决经济学中的内生性问题已经被学者广泛接受和使用（Acemoglu等，2020）。（2）由于自然灾害会导致大量难民涌现，且传统中国社会的国家治理能力较弱、运输条件差，限制了政府应对灾害冲击的能力，因此地区民间的纾困和救助自然成为应对多发自然灾害问题的重要手段，这说明两者具有较强的相关性。本文通过手工查阅整理、交叉验证《中国灾害通史·清代卷》《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清史稿》等资料，最终得到1644—1850年间沿海九省市共计3258次自然灾害的发生时间和地点。本文将自然灾害发生次数加总到每个府并取自然对数来构造工具变量。需要指出的是，灾害发生的频率也可能会影响当地居民的合作倾向，而合作文化又有可能影响当今企业决策。中国幅员辽阔，南北气候差异巨大，由此形成了“南稻北麦”的种植差异，而不同作物之间的种植差异也决定了传统社会不同的家庭分工模式与合作倾向。为此，本文尝试利用水稻和小麦农作物适宜性来捕捉地区合作文化差异，以增强工具变量的排他性。根据后门规则（backdoor criteria），当工具变量不完全满足排他性假设时，在原方程中控制工具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的其他潜在作用渠道，也就是将这些因素从扰动项中分离出来，此时工具变量仍是有效的。农作物适宜性数据来源于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网站。

表5为工具变量的估计结果，列（1）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自然灾害频率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与预期相符；同时，检验结果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列（2）为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善会善堂密度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显著为正，系数略有增大。这一结果表明在使用工具变量处理潜在内生性问题之后，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稳健。

五、进一步分析与机制讨论

（一）利他主义抑或机会主义

近年来，随着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政策的推进，我国的上市公司对社会责任信息的披露存在二元化趋势。位于上证公司治理板块、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公司、金融类以及深证100指数的公司被强制要求披露社会责任报告，而其他企业则自愿决定是否进行披露。本文通过构造企业是否为强制披露的虚拟变量进行检验：若企业属于被要求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则赋值为1；否则为0。如果促成企业社会责任的是善会善堂这一历史遗产所产生的利他倾向，那么无论企业是否被要求强制披露，都不会影响善会善堂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相反，如果企业社会责任受到机会主义的影响，那么当企业不被要求强制披露时，善会善堂的影响应该比较小或者不显著。检验结果如表6列（1）所示，交互项系数并不显著，即是否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对于善会善堂和企业社会责任两者间的关系并未产生显著的影响。

此外，即使是被要求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管理层也拥有是否对社会责任报告进行第三方鉴证的选择权。相关研究表明，机会主义驱使下的企业管理者更有可能选择不进行第三方机构审验（权小锋等，2018）。表6列（2）中的结果显示，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这表明历史上善会善堂密度越大的地区，要求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自愿进行社会责任报告第三方鉴证的可能性越大，即机会主义动机更低。这一结论进一步支持了本文的核心假设。另外，机会主义动机驱使下的社会责任报告经常存在利用社会责任进行信息披露操纵的倾向，从而发挥向外部市场传递正向信号的功能。因此，机会主义者不倾向于在社会责任报告中披露公司的不足与改善措施。如表6列（3）和列（4）所示，善会善堂这一历史遗产同时显著推动了企业披露公司存在的不足以及社会责任制度建设与改善措施。综上所述，在剥离企业社会责任中潜在的机会主义动机后，本文结论仍然成立。

（二）替代性假说检验：风险规避

根据前文的分析，本文还存在一种重要的替代性假说，即善会善堂体现的是一个地区对风险的规避程度。同时，即使前文在一定程度上排除了社会责任的机会主义动机，但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也常被视为旨在降低风险的投资（Albuquerque等，2019）。因此，为了对该替代性假说进行检验，本文参考现有文献做法，采用CSMAR数据库中综合市场年度Beta系数度量企业风险（甄红线和王三法，2021）。检验结果如表7所示。列（1）的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并没有证据支持企业社会责任能够降低企业自身的市场风险；列（2）的结果表明，地区善会善堂密度同样对当今企业面临的市场风险无显著影响。因此，风险规避的替代性假说可以排除。

（三）微观调查数据证据：善会善堂密度与个体的利他行为倾向

为了进一步验证善会善堂这一历史遗产的长期影响，本文参考Chen等（2020）的做法，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库补充相关证据进行交叉验证。本文采用中山大学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发布的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微观数据来捕捉微观个体的利他行为倾向，可以利用问卷调查中的问题“您与本社区（村）的邻里、街坊及其他居民之间有互助吗？”来识别受访者生活所在地区的利他行为倾向。为了防止个体迁移对结果的影响，本文仅考虑那些从未发生过迁移的个体，并将善会善堂密度和未发生过迁移的个体的户口所在地进行匹配。除了控制基准回归中的历史因素、地理因素、文化因素和现代城市经济发展特征外，本文进一步对受访者的年龄、性别、党员身份、教育水平、种族和居住状况（农村和城市）进行了控制，并加入省级固定效应。结果表明，善会善堂密度对当代微观个体的利他行为倾向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善会善堂的影响是持续的，其背后的利他文化在当今社会仍然显著地影响着个体行为。^⑭

（四）机制检验：CEO出生地善会善堂的影响

为了检验善会善堂对现代企业产生影响的原因是其背后利他文化的延续和规范作用，本文利用CEO出生地信息，基于流行病学研究方法（The Epidemiological Approach），将CEO出生地善会善堂的历史影响和企业所在地的经济、制度环境等因素区分开来。在这种分析框架下，通过比较所在地相同但来源地背景不同的个体，可以分离出文化因素对个体行为模式的影响。为了排除其他因素的干扰，控制变量除了基准回归所控制的企业所在地特征及CEO个人特征外，还包括CEO出生地的历史、地理及文化因素。此外，参考Giuliano和Nunn（2021）的设定，本文还通过考虑CEO出生地与企业所在地之间的文化距离和地理距离来部分缓解个人流动的内生性。^⑮

需要指出的是，上市公司CEO的出生地信息并不要求强制披露，因而存在一定缺失值。此外，由于本文只能考虑那些出生地位于沿海九省市的CEO的出生地利他文化，因此在加入CEO出生地信息后样本数量会进一步下降。本文通过胡润富豪榜、招股说明书、股吧、高管简历、财经网站、搜索引擎及电话问询等方式手工确定验证企业CEO出生地城市信息。^⑯最终，在匹配CEO出生地利他文化以及其他控制变量后，共有2274个观测值。

表8为机制检验的估计结果。其中，列（1）除了基准控制组外，还控制了企业CEO出生地的地理、历史和文化等变量；列（2）增加了CEO个人特征；列（3）进一步控制了CEO出生地和企业所在地的地理距离和方言距离。可以发现，企业CEO出生地变量的估计系数均显著为正，且系数大小变化不大，表明在将企业所在地的经济、社会、制度影响剥离后，CEO出生地的善会善堂密度仍然显著促进企业层面的利他行为。为了方便比较，同时防止样本量的变化对核心结论的潜在影响，列（4）考虑了在该样本量下企业所在地的利他文化传统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影响，结果仍保持稳健。因此，本文验证了善会善堂这一历史遗产能够长期产生影响的重要机制，即其对于企业管理者个体的利他文化和价值观的规范性作用持续至今。最后，列（5）展示了同时考虑企业所在地和CEO出生地利他文化传统的影响，仅CEO出生地利他文化传统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因此，本文的实证结果不仅验证了CEO出生地的善会善堂密度能够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而且说明管理层个人文化观念的影响机制更为重要。

六、结论性评述

本文以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善会善堂为视角，讨论了历史遗产对于现代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善会善堂密度越高的地区，企业越倾向于采取利他型策略行动，即会有更佳的社会责任表现。在合理利用社会责任相关制度安排剥离潜在的机会主义动机后，本文的结论仍然存在。机制分析表明，善会善堂所培育的利他文化能够延续至今且对个体起到重要的规范作用。本文在一定程度上为历史遗产因素如何影响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方面的相关研究补充了证据，同时也丰富了既有文献关于文化演化进程与长期影响的既定认知。

本文的研究启示包含以下几点：其一，一直以来，企业社会责任问题都是业界和学界关注的焦点。目前大多数对企业社会责任动机的讨论集中于企业内部治理和外部经济与政治因素，而本文基于历史因素，在我国法律、金融等正式制度尚待完善的情况下，从非正式制度视角提出了一个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潜在保障机制。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自古以来就存在民间自发的利他精神文化。对于企业的管理，也应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逐渐积累本土化管理经验，从利他主义出发，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其二，正式制度的安排应该因地制宜。换言之，制度需要建立在历史与文化的基础上。因为信仰和偏好是制度的“支架”，即传统社会制度所形成的文化与价值观念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制度的基础。如果文化与正式制度错位甚至冲突，制度就会变得不稳定。只有契合于本土优秀文化的良好制度才可以更好地优化资源配置，带来持久的经济增长。其三，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强化中华文化传播推广和文明交流互鉴”“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不仅是提高中华民族凝聚力的重要举措，也是影响当代经济互动与企业治理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也应纳入促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政策体系之内。

① 《明律》规定，“凡鳏寡孤独及笃废之人，贫穷无亲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

② 参见《乾隆高邮州志》卷六《善举·救生船》。

③ 参见《几亭全书》卷五十五《掩骼会序》；毛奇龄：《西河文集》碑记卷三《重置掩骼公田碑记》。

④ 参见彭启丰：《芝庭先生集》卷十《恤嫠会缘起序》。

⑤ 夫马进（2005）所整理的是清代沿海六省善会善堂的设置情况。其中，北京市和天津市被划入河北省，上海市被划入江苏省。因此，本文采用更为严谨的“沿海九省市”说法。

⑥ 上证公司治理板块企业、金融类企业、深证100成分股企业等是需要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因此样本选择问题比较严重。

⑦ 由于篇幅限制，描述性统计未详细列出，详情备索。

⑧ 本文也分别考虑了善会善堂密度对不同维度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即捐赠金额的影响，结果均显著为正。限于篇幅，未报告详情（备索）。

⑨ 由于本文所使用的《中国家谱总目》资料只统计到2003年底，因此家族谱牒密度的计算为城市家族谱牒总数占2003年末城市总人口（百万）的比例。人口数据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⑩ 本文在这里主要考虑与传统文化息息相关的佛、道两教。因为基督教等西方宗教信仰主要是19世纪中叶之后对近代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而本文核心解释变量样本限定在1850年之前，目的就是为了减弱西方宗教思想、慈善观念等对中国传统利他思想的影响。

⑪ 参见董弘祚：《育黎堂条约牟言》，载于《育黎堂规约》（清刻本）。

⑫ 由于篇幅限制，并未报告详情（备索）。

⑬ 由于篇幅限制，并未报告详情（备索）。

⑭ 由于篇幅限制，并未报告详情（备索）。

⑮ 其中，采用方言距离刻画两地的文化距离；通过两个城市经纬度计算出城市间的球面距离度量两地的地理距离。

⑯ 本文手工搜集整理的CEO出生地数据量相较CSMAR数据库中CEO出生地数据量多出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