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决议》提到安全一词61次，提到发展一词225次。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安全与发展在伟大事业中是两个重要方面。特别是针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论述经济建设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时，《决议》认为十八大以来我国已迈上“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之路”。^①我们将这简称为“五更式”发展道路。针对“五更式”发展道路中的其他4个属性，已有很多文献进行论述；但是，针对“更为安全”这个属性，迄今尚未见直接进行论述的文献，仅在针对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个必须遵循的原则的论述中有所涉及（郎旭华和冒佩华，2021；林盼，2021；郑国光，2021；高培勇，2021）。

党的十九大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已提出“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的“四更式”发展道路。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把实现“更为安全”的发展作为必须遵循的原则增列了进去。《决议》是在关于经济发展道路的论述中强调“更为安全”这个属性的，它主要关涉经济安全问题。但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经济安全与政治、国土、军事、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生态、资源等安全紧密相连。本文研究我国如何迈向“更为安全”的发展道路时将重点放在经济安全上，^②并且侧重考察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经济安全问题（如粮食安全问题），而不过多涉及相关的具体安全问题（如粮食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安全问题）。这要求我们遵循系统思维和战略思维，在宏大视野下进行总体性考察。

考虑到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中特别是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经济战略环境、战略目标、战略行动、战略理念等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个阶段又有一个阶段的条件、战略和使命，也就有必要基于发展阶段的演进脉络进行分析。借鉴以往文献，本文将发展和安全作为国家战略目标的两大基本维度（李宗圆和伍山林，2022），围绕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在发展中追求经济安全这个主题梳理演进脉络并且进行总体性分析。这除了具有说明历史进程、总结基本经验等价值之外，对处理当下中国面临的经济安全问题也有一定的镜鉴意义。最近，中国面临一系列经济安全问题。例如，美国近年来针对我国的霸凌式制裁对我国经济安全构成威胁；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与全球蔓延不仅导致生物安全问题，而且引发经济安全问题。对此，我们可从我国在发展中追求经济安全的70多年经验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二、筑牢安全发展之基（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至1978年筑牢了安全发展之基，使新生的共和国立住了脚。^③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大多数年份里，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对我国实施经济封锁、政治孤立和军事包围，1960年后社会主义大国苏联与我国形成对抗姿态并且策动周边国家寻衅滋事，国家安全成为中央运筹和决策的主要考虑之一（廖心文，2018）。在这个时期，我国经济战略的主要关切是如何处理因发展基础薄弱和水平低下招致的农业和工业（乃至国家）安全问题。其中，保证粮食供给和优先发展重工业乃重中之重。

一是以底线战略解决粮食安全问题。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广大农村先是通过土地改革推行“耕者有其田”制度，再是在此基础上通过合作化运动过渡到集体所有制。党和国家领导集体核心毛泽东对农业生产合作化给予高度关注。^④他认为是农业产量而不是什么主义决定要不要农业合作社以及合作社规模究竟应该是多大。^⑤彼时，通过农业生产合作化过渡到农业土地集体所有制，主要是为了达成农业增产稳产和促进农业机械化（进而助力国家工业化）等目的。其中，粮食增产稳产与民生安全关系最密切。

农业公共基础建设是粮食增产稳产的关键一环。减轻自然灾害冲击农业乃至民生，历来是我国政之大者（冯柳堂，1998），新中国成立后也不例外。在已有农业条件下，推行农业生产合作社在农业增产稳产上既有作用也有限度；但是，合作社达到一定规模后，能够增强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农业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却可得到组织支持，特别是有利于动员农村劳动力在农闲期间兴修水利。1949—1957年，我国仅建成大型水库11座、大型水闸17座、大型水电站7座、大型灌区1110处、中型水库300座；而在1958年和1959年，我国即建成大型水库49座、大型水闸16座、大型水电站12座、大型灌区2900处、中型水库1400座。^⑥至1978年，我国已建成大型水库311座、中型水库2205座、小型水库82069座。^⑦这与1949年相比，不啻天渊之别；改革开放后，我国长期受惠于此。因此，针对1958至1978年农村采用大规模集体劳动这个问题，我们既要承认它在调动生产积极性等方面的缺陷，也要承认它在改善农业生产条件方面所具有的优势。那一代领导集体对水利建设十分关怀（康沛竹，2002；康沛竹和艾四林，2002；黄宏，2013），其政治智慧的背后深具经济学、管理学和战略学支撑。

上述战略举措对我国基本解决温饱问题起了巨大作用。1950—1978年，我国重要农产品产量（总产）实现了较快增长（见表1），其中粮食增长1.31倍（稍慢于苏联而快于美国），棉花增长2.14倍（快于苏联和美国）。更重要的是，在那个人口高速增长的年代，粮棉人均量较快增长，粮食人均量从1950年的239千克增长至1978年的319千克，棉花人均量从1950年的1.25千克增长至1978年的2.27千克。值得注意的是，在特殊时段里，人均粮食产量是下降的，如从1958年的299千克下降至1961年的207千克，粮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总体而言，由于人多地少结构性矛盾非常突出以及其他问题，我国农产品供需在1949—1978年处于紧平衡状态。改革开放后，这个结构性矛盾由于人口增长和非农用地增加等原因变得越来越突出，我国农产品供需（特别是大豆、玉米等）在农业技术不断进步前提下依然具有紧平衡特征。我国粮食产量尽管已经实现了“十八连丰”（至2021年），但很多粮食品种依然必须通过大量进口补足供给缺口。这决定了粮食安全对我国而言是一个长期和重大的战略性课题，必须将它作为战略底线予以重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解决好十几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始终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 ，我们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⑨为此，我们必须超越经济领域而从战略全盘看问题−“决不能仅仅看口袋里有多少钱，而要看饭碗里有多少中国粮。”^⑩

二是采用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筑牢国家安全发展之基。^⑪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工业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立志要把我国从落后农业国改造成先进工业国。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预估了农业国工业化时间表。毛泽东认为，我国努力十几二十年才能在工业化上取得一些成绩；^⑫需要几十年才能完成农业国工业化；^⑬至2001年我国将变成“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⑭

必须指出，我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实际上乃顺应大势之举（严鹏，2021）。我国向工业化进军的前提条件和政治基础因新中国成立而得以确立（伍山林和李宗圆，2021），中国共产党在新中国成立后开始调动资源实现战略目标。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⑮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共和国在大多数时间里面临险恶的安全环境，必须把国家安全放在重要战略位置，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成为既保证国家安全又驱动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更何况社会主义大国苏联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思想指导下，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个战略尽管在微观效率上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我国因此实现了战略目标，即通过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以及大幅调整工业布局（如“三线建设”），不仅使国家安全目标得到了实现，而且为下一时期发展打造了独立且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如表1所示，从1950年至1978年，就我国主要工业品产出而言，原煤增长13.4倍，原油增长519倍，发电量增长54.8倍，生铁增长34.5倍，粗钢增长51.1倍，水泥增长45.3倍，纱增长4.41倍。由此可见，我国主要工业品增速非常快，与苏联、美国两个大国的相对差距一步一步缩小。以此为基础，我国已能生产汽车、坦克、飞机、潜艇等，“两弹一星”也取得了成功，国家安全保障能力日益增强。

在农业国工业化过程中，我国努力形成农产品供给与工业发展相互促进的态势，特别是从粮食和军工方面为国家安全夯实基础。1950—1978年，我国主要工业品增速比主要农产品增速快得多。在经济发展初期，这是一个普遍性规律，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在“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方针的指引下，我国农业国工业化取得了重大成就。农业与工业存在内在关联。在农业国工业化过程中，一方面，工业品进入农业生产过程，可以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另一方面，农业可为工业发展提供日益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是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而孤立地去进行的。”“如果我们不能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的时期内基本上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我们就不能解决年年增长的商品粮食和工业原料的需要同现时主要农作物一般产量很低之间的矛盾，我们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就会遇到绝大的困难，我们就不可能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⑯他想要实现的局面是：形成农业与工业相互促进态势，把国家安全奠定在坚实物质技术基础上，改变以往国家和人民安全没有保障的局面。至1978年，正如《决议》指出的那样，“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农业生产条件显著改变”。

三、回应安全发展之问（1978—2012年）

改革开放前，我国安全形势已趋于缓和；改革开放后，我国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引入市场机制追求更高效率的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只要埋头搞发展就可以了。其实，我国相继出现了一系列经济安全新问题，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因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而引发的能源、资源安全问题，另一个是因经济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而招致的金融、技术安全问题。这些安全问题，在相当长时期里都是存在的。

关于能源安全问题。改革开放前，在大多数时间里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能源供需因制度性原因并没有出现持续短缺。改革开放后一段时期里，能源供给甚至持续超过需求。重要的是，我国能源具有总量丰富、人均量偏少和结构不平衡等特点。发展程度很低时，因需求小，不易出现能源安全问题；但是，这样的局面终究会被经济持续发展打破。图1显示了我国1953—2019年能源缺口绝对量与相对量的动态变化。从总量上看，自1992年开始，我国能源就一直存在缺口（即消费量超过国内生产量）；能源缺口相对量和绝对量分别在2016年（27.6%）和2017年（96960万吨标准煤）达到峰值。如果以相对缺口超过10%作为大国能源安全警戒线，那么我国2003年就越过了这条线。不仅如此，我国结构性能源安全问题更加严重。例如，就原油而言，1990年以前我国仅个别年份有小量进口（与自产相比很小）；但是，1991年以后我国每年都进口原油，且进口量呈趋势性增加；2009年原油进口量开始大于自产量，此后差距越来越大。这说明我国原油对外依赖非常严重，依赖程度远高于能源总体依赖程度。为了提高原油安全水平，我国应对方略主要是进口来源多元化、增加战略储备以及消费替代。就消费替代而言，我国对电动汽车和新能源汽车等给予了系统性政策支持。

关于资源安全问题。任何一种资源的国内供给，主要由这种资源的分布、品质、开采提炼技术等决定。改革开放前，在大部分时间里（特别是1960年至1978年），我国经济主要是在封闭情形下按照计划体制运行的，不存在与国际循环相关的资源安全问题。但是，改革开放改变了这个局面；资源过度依赖进口后，就产生了安全问题。其中，铁矿石安全具有典型性。改革开放后，随着经济发展，道路、桥梁、房屋、车船等建设对钢材需求越来越多，我国对铁矿石需求随之增长。受钢材相关产品使用寿命的限制，国内再生钢铁原料尚未进入可大量利用周期；铁矿石需求出现大量缺口后，只有通过进口解决问题。其实，我国铁矿石资源并非不丰富；但是，开采成本高且品位低，经济性大打折扣。因此，我国大量进口的主要是高品位铁矿石。迄今，铁矿石供应具有很强的国家垄断性，澳大利亚和巴西乃富铁矿寡头供应国；在公司层面，铁矿石供应也极具垄断性，澳大利亚铁矿石出口主要被力拓、必和必拓两家公司垄断。另外，澳大利亚是“五眼联盟”成员，铁矿石供给易被霸权国利用。而且铁矿石作为重要大宗商品，其金融属性浓厚，价格易被国际金融资本操纵。就铁矿石进口占比（指进口铁矿石在进口与自产铁矿石之和当中的占比）而言，我国从1992年开始超过10%，从2000年开始超过20%（从2001年开始中国铁矿石整体上已处于不安全状态（王腊芳等，2010）），从2002年开始超过30%，从2015年开始稳定超过40%，从2018年开始超过50%。如果霸权国与金融垄断资本勾结起来操纵现货、期货市场，我国铁矿石进口不仅不时面临价格冲击，甚至面临数量冲击。在应对策略上，除了进口来源国多元化以及发展相关金融手段（期货市场）之外，开发利用国内铁矿石资源成为“稳盘”的关键之策。

关于通道安全问题。从在封闭条件下发展经济转变到在开放条件下发展经济，一个显著特征是对外贸易快速增长。这在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上也有集中体现。20世纪80年代后期，学术界围绕是否需要以及如何依托国际大循环发展经济产生激辩。当时，利用国际经济大循环发展经济的声音占据上风（葛敬豪，1988；王建，1988），但是依然存在重视内循环的声音。例如，徐桂华（1988）提出“内外循环，双轨联动”发展战略，邓崇清（1993）提出“内外互促，以内需为主”发展战略。后来，曾剑秋和任淼（2005）提出“内外经济循环”发展战略，贾根良（2010）痛陈国际经济大循环理论给我国带来的弊端。对外贸易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我国出现了（潜在的）通道安全问题，其中特别重要的是长距离海上运输通道安全问题。我国尽管早已认识到海军在保障海道运输安全等方面的重要性，认为必须根据工业发展和财政情况建立强大海军，^⑰但是外贸快速扩大依然引发了我国对海运通道安全的担忧。加入WTO后，对外贸易急剧增长对通道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粮食、能源、资源的进口以及其他商品的进出口使这个问题凸显出来。应对方略主要是打造海上安全通道、加强海上通道的国际和区域安全合作、打击海盗和海上恐怖主义、建立强大海上力量和加强法治保障（王历荣，2012；邹立刚，2012）。

关于金融安全问题。改革开放前，我国不存在输入型金融安全问题。改革开放后，一方面，国内国际市场日益处于连通状态；另一方面，我国金融市场发展在相当长时间里具有不平衡不充分特点，应对输入型金融安全的能力和经验有待积累和提高。这个时期，金融安全成为一个重要问题，需要采用特殊手段加以应对。例如，面对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我国采取果断措施（如人民币不贬值等）挫败国际热钱冲击。1997年11月份江泽民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强调，“保证金融安全、高效、稳健运行，是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基本条件”，^⑱我国“需要整顿金融秩序，健全金融调控体系，强化金融监管”。^⑲那时，我国尚不具备丰富的国际金融经验，如何兼顾利益追求和风险控制要在实践中摸索。首先，我们要敢于摸索。在开放经济情形下，我们“不能看到有风险、有不利因素，就因噎废食，不敢参与进去。同时，又要对经济全球化带来的风险保持清醒认识，坚持独立自主，加强防范工作，增强抵御和化解能力，以切实维护我国的经济安全，更好地发展壮大自己”。^⑳其次，我们要保持警惕。“一些国际金融投机商，专门利用一些国家经济体制和政策上的缺陷发动攻击，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给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造成重大损害，甚至危及其主权和安全。对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㉑经过亚洲金融危机洗礼后，面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我国已能较好应对，在主要西方国家遭遇严重衰退时，我国经济实现了正增长并且较快得以恢复，至2009年底，我国即“具有了处理重大国际经济问题、应对重大国际经济挑战的更好条件”。^㉒这为“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局”提供了重要经验。

关于技术安全问题。一个国家还弱小的时候，霸权国家会对它滥用技术优势以实现政治经济目的。不过，这会倒逼后发国家加快技术崛起的步伐。例如，1991年海湾战争曾激发我国对技术发展进行战略性调整。对此次高技术战争进行深入分析之后，江泽民认为我国必须走技术强军路线，电子技术及其可靠性和先进性应该得到高度重视。^㉔他指出：“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世界范围的高技术竞争日趋激烈。现在，各国都在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把发展现代技术尤其是高技术作为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防实力的关键措施，力争掌握战略主动。”^㉕后来胡锦涛进一步强调，“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要从我国国情和军情出发，以建设信息化军队、打赢信息化战争为战略目标，坚持以机械化为基础，以信息化为主导，推进机械化和信息化复合发展”；^㉖同时，我们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和建设创新型国家。^㉗我国转变观念后，在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加大人、财、物投入。这是一个因安全问题引发技术创新、再通过技术创新开拓安全新境界的典型例子。但是，必须注意，在霸权国家尚未将我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情形下，大部分技术安全问题处于潜在状态，即我国经济中诸多关键“短板”暂时并且最多也只是相关国家对我国进行经济要挟的着力点，尚未成为霸权国家对我国进行战略打压的主要抓手。^㉘

四、迈上更为安全的发展道路（2012年以来）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世界格局发生深刻结构性调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板块性下沉，尽管美国保住了它的经济份额；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特别是中国的经济份额持续上升。这就形成了中国经济实力逐渐逼近美国的态势。2017年是一个分水岭：中美经济规模之比稳定超过60%−这是美国启动大国竞争战略的警戒线，我国安全发展进入关键阶段（见图2）。^㉙事实上，2017年年底，美国已将中国列为最主要战略竞争对手 ，开始准备对华实施战略打击（伍山林，2018）。美国新一届政府采取“该合作时合作、该竞争时竞争、该对抗时对抗”策略，即在收益相对较多情形下与中国合作，在能获得相对优势情形下与中国竞争，在损失相对较小情形下与中国对抗。中国无论采取何种应对策略，都得警惕其中隐含的安全风险。不过，美国近年来对中国采用战略打击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发展已达到相当高度，其成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承认，另一方面说明中国经济发展还没有取得绝对优势，霸权国家认为采用非常手段尚有机会控制我国发展走势，继续维持“一家独大”格局。因此，我们必须站在历史正确一边，把握大势、勇毅向前。对此，本文提出两点判断：一是依托坚实的经济与技术基础，我国已经迈上更为安全的发展道路，有了新的更高的起点；二是我国进入了关键阶段，必须直面新安全问题。在关键阶段，安全问题非但没有消失，相反经济与非经济安全问题会集中呈现：老的安全问题以新的形式出现，新的安全问题被不断提出来。

首先，直面技术安全问题凸显的局面。国家竞争以经济竞争为基础，而经济竞争的基础是技术竞争。以前，我国技术安全问题大多处于潜在状态；在关键阶段，与我国进行技术“脱钩”成为霸权国家的主要手段。现在，我国在一些技术领域取得了突破性成果，达到了全球领先乃至引领性水平；但在众多领域，我国依然处于追赶者地位；在领先领域，我国也存在“关键短板”^㉚−它们正是霸权国家已经或正在打算以霸凌手段等打压我国先锋实体，进而延缓我国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主要“抓手”。习惯于将霸权因素排除在分析之外的学者常常以采用霸凌手段等干预国际经贸会招致两败俱伤为由，认为霸权国家不应或不会采用那样的策略；殊不知霸权国家为了达到维护既有地位的目的，常常采用违背国际关系和商务通则的手段在两败俱伤中谋取相对优势。这是霸权国家实施战略打压的“精髓”（伍山林，2020）。美国的战略打压使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承受了“失去的三十年”之痛；现在，美国针对中国先锋实体（如华为），借助霸凌手段等从我国技术薄弱环节（如5G、先进芯片制造）入手，通过中断关键供应链或限制市场空间等方式剥夺或挤压技术权力和市场权力，在延缓我国实体的技术进步和压制我国技术的商业化应用的同时，使它自己实现技术追赶和给它自己预留商业空间（伍山林和盛晓宙，2021）。对此，我国主要策略是坚持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自立、自强，加强国际技术合作，打造强韧供应链。

其次，把握金融安全演化节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我国开始高度重视金融安全问题，并且积累了一定应对经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告诉我们，金融安全问题处理得怎样，事关国家经济力量能否稳固和持续提升。我国经济和金融对外开放跨上新台阶特别是进入关键阶段后，一方面，我们在新的国际形势下面临金融安全新问题，其中一些金融安全问题甚至是个别国家有意而为的，当中深藏霸权阴谋。例如，全面或部分禁用SWIFT系统已成为美西方发动对外制裁的“金融核弹”。另一方面，我们已具备较为丰富的应对经验、手段，以及更加强劲的国力支撑，已具备更强的能力来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因此，只要对我国与金融霸权国之间的关系有准确的定位和认识并且采用适当策略，我国就可利用当下国际货币体系取得有利结果（李宗圆，2022）。最近10年，我国涉外金融和投资通过战略性调整，筑起了金融风险防范之墙。美方认为中国对美国对华投资采取了严厉管制措施，美资较难进入中国市场分享发展红利，故在贸易谈判中屡屡要求中国对美资进一步开放市场。美资越来越多地深入中国资本市场，如果这些资本没有落实于实体经济，反而成为吹大泡沫的热钱，将对我国的金融安全产生极大挑战。由于金融问题复杂并且关系重大，我国把它放在重要位置加以对待，主要应对策略是加强预警、完善体系、提升本币国际地位、做强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加强游资管理、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定位等。正如《决议》所指出的，我们要“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全面加强金融监管，防范化解经济金融领域风险”。

再次，资源、能源等安全问题呈现出新特点。一是资源分布非均衡特征诱使霸权国家从中寻找延缓我国经济发展的抓手。进入关键阶段后，美国地质调查局针对关键矿产进行仔细调查，既表达了对我国利用关键矿产结构性优势对其进行反制的担心，又隐藏了在必要时候利用关键矿产结构性优势对我国发动制裁的祸心，^㉛安全平衡有可能在美国认为必要的时候被打破。二是就能源安全而言，一方面，国际采购和通道的安全隐患并没有消除，我国必须为此持续投入资源；另一方面，我国面对能源结构性缺口和相关安全问题，通过发展再生能源和清洁能源、优化能源长距离输送（如改运煤为输电）以及大力发展新能源汽车等措施，使得能源供需总量和结构性矛盾得到一定缓和。2012年以来，我国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占比快速上升。另外，美国对海权的跨世纪经营使它控制了绝大多数国际关键水道。就离我国最近者而言，我国石油、天然气、铁矿石等的进口途经马六甲海峡者近80%，另辟能为我所用的替代性水道以及发展陆路运输也就成为备选方案。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国落实“一带一路”倡议和发展中欧班列等，也可视为分散风险之举；其他主要策略是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加强力量投送能力等。有必要指出的是，通道安全问题尽管不会轻易发生，但是一旦发生，安全等级将陡然提升。为了预防这种局面的出现，我们必须加快夯实国家军事力量基础。

最后，发展格局变迁正在改变安全种类与形态。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启动的国际大循环战略已经完成使命，近年来我国国内国际经济循环也发生了深刻变化。（1）我国经济规模稳居全球第二后，从2014年开始又成为GDP超过10万亿美元的超大经济体，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美国已很接近，这充分说明我国经济已拥有庞大的内循环。（2）我国早已成为全球第一工业大国，形成了门类齐全、部分生产技术引领全球的局面，尽管大而不强的“阿喀琉斯之踵”尚未消除，但我国正在加快建设“工业强国”，工业在改造农业和孕育生产性服务业等方面的能力进一步增强。（3）我国加入WTO后对外贸易快速增长，已经稳居全球出口第一大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也迭创新高。这样，在经济安全上，既带来了诸如供应链和通道等安全问题，又具有了更多应对既有和新出现的经济安全问题的能力和手段。为了应对新局面，进入关键阶段后我国作出新判断、提出新要求，如《决议》所指出的，我国已迈上包括“更为安全”这个属性在内的“五更式”发展道路，又作出新部署和推出新战略，如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现在，中国经济发展来到了十字路口，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解决方案和追求目标已经确定下来了，那就是《决议》所指出的“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总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保持“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正自信地面对经济安全新挑战。在霸权国启动大国竞争模式之后至我国实力稳超霸权国之前，经济安全必然是我国的重大战略关切；我国必须深化改革、优化发展、推进技术前沿、打造强韧供给链，安全度过这个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为关键的时期。

五、在发展中追求经济安全的历史经验

在上述分阶段梳理之后，我们现在从整体角度总结我国在发展中追求经济安全为什么能够不断取得成功。70多年的基本经验可概括为牢记初心、把握方向、创新引领、积极作为。这些基本经验经历了风雨打磨和时间洗礼。

一是牢记初心，把经济安全放在人民幸福与民族复兴的高度加以对待。中国共产党的初心是为人民谋幸福和为民族谋复兴。牢记初心主要是指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人民至上，把安全和发展贯穿于经济工作各领域全过程，在发展与安全之间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权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㉜70多年来中国根据各个时期经济战略形势的阶段性特点，通过战略权衡把安全和发展放在适当位置，通过一系列政策和策略落实于伟大实践。认识和处理经济安全问题的根本目的是最大限度地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王俊秀和刘晓柳，2019）。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汲取中外历史中的深刻教训，把粮食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更是把粮食安全当作“国之大者”，即使粮食生产实现“十八连丰”（至2021年）也警钟长鸣，通过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压实粮食安全责任和强化政策支持等系统性手段确保粮食安全。古语有云，悠悠万事，吃饭为大；谚语又云，手中有粮，心中不慌。这既是指人民心中不慌，基本生活安全无虞；也是指国家心中不慌，战略底线能够确保。认识和处理经济安全问题，时刻不忘复兴中华民族的使命。复兴中华民族必须通过不断发展来实现；但是，在发展过程中又会遭遇一系列经济（包括资源、能源、金融、技术等）安全问题。对此，不能回避，只能直面。最近30年，我国一直为此进行战略性努力；一方面已积累比较丰富的经验，另一方面仍要面对经济安全方面的新问题、新变化、新特点。特别是2018年以来，霸权国家抓住我国在一些关键技术上存在“短板”的不足，试图通过科技“脱钩”放大这种不足，通过干扰关键供应链给我国经济发展制造重大安全问题，以达到延缓我们复兴民族的目的。对此，我们可从历史中汲取继续前进的智慧和力量。

二是把握方向，立足国内、以全球眼光应对经济安全问题和形成中国经验。从国内来看，把握方向指的是处理经济安全问题时坚持中国道路。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后，我国根据国情世情采用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以保证国家安全和建立独立工业体系，夯实未来发展之基。为此，我国选择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农业和轻工业对优先发展的重工业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持的道路，在形势严峻的时候采用以备战为主要目的的产业区域再平衡策略（如“三线建设”），实现了那个时代迫在眉睫的国家安全目标。这条道路是中国在特殊发展条件下的阶段性选择，达到了预期的安全目标，但留下了微观效率偏低的问题，有待经济战略形势改变之后作出战略性调整。由于面对的战略环境类似，这条道路尽管借鉴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列宁生产资料生产优先增长思想，但在战略灵活性和战略平衡性等方面体现了中国特色。从全球来看，把握方向指的是在处理经济安全问题时坚持胸怀天下，认清中国在全球的位置和国外对国内的影响。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大多数时间里我们不得不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追求安全和发展；即使如此，也胸怀天下，先后与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国家特别是苏联，以及除美国之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开展经济贸易关系，打破霸权国家对我国封锁禁运引起的经济安全问题。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后，我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了全球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无不是坚持胸怀天下、在新型全球化理念下解决经济安全问题、为实现更加广泛和更加持久的和平发展而提出的伟大构想。这些伟大构想既宣誓了中国的繁荣和发展之于全球的发展和安全而言乃是伟大和积极的力量，同时也意在形塑中国与世界的新型关系，将中国置于以繁荣与和谐为愿景的开放型世界经济中并且发挥引领作用（伍抱一和伍山林，2020），经济安全与非经济安全借此得到更好保障。

三是创新引领，探寻解决经济安全问题的观念基础和方略框架。70多年来，我国在经济安全与非经济安全的关系认识上坚持理论创新。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提出包括11个方面安全在内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它把保证国家安全视为头等大事，要求构建一个集各方面安全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其中，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它的核心主要是提高国家经济的整体实力、竞争力和抵御冲击的能力等，它的要义是维护国家经济发展和经济实力不受根本性威胁。后来，安全种类又扩展至16个方面。在这个框架下，本文把经济安全当中主要且具体的方面拿出来讨论。举凡粮食安全、产业安全、能源安全、资源安全、技术安全、金融安全、通道安全等，除了具有经济安全方面的意蕴之外，还与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其他安全问题密切相关。因此，在战略视野下进行分析是十分必要的，即在全球视角下从全局和长期角度审视我国经济安全问题；并且，考虑到我国突出的大国特征，在必要的时候要将大国竞争考虑进来。就在发展中追求经济安全的实践而言，坚持开拓创新是中国的独特经验，由此不断建立竞争优势。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不仅中断了与我国的经济贸易关系，而且建立国际组织和条约如“巴统协议”，与其他国家勾结起来对我国进行封锁禁运，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构成威胁。我国开拓创新，采用“一边倒”策略，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那里获得经济合作机会，较好地解决了当时严峻的经济安全问题。在20世纪60年代，主要与美国之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方面的合作，有效缓解了美国和苏联对我国封锁禁运招致的经济安全问题。2017年以后，我国经济发展进入关键阶段。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部署，其战略目标之一是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我国面对的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一系列重大国家安全问题；相应地，推出了一系列富有开拓创新精神的方略，比如把推动共同富裕作为现在以及今后相当长时期的战略性工作，推动制定出台《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以缩小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公共服务差距等，通过扩大消费需求来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特别是做大、畅通国内大循环。

四是积极作为，把经济安全问题控制在不会对国家安全产生根本性影响的范围内。一方面，积极作为指的是应对经济安全问题时坚持独立自主。只有坚持独立自主，才能不损害主权利益和发展利益，并且把自力更生作为解决经济安全问题的基本方针。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国独立自主地发展经济，正确处理因发展到一定程度带来的，以及因发展不充分不平衡招致的经济安全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国坚持独立自主处理个别国家因为霸权焦虑而发起的经济安全挑战，注重补齐各种关键“短板”，增强经济发展的韧性和后劲，扩大经济发展的战略回旋余地。历史经验表明，生产技术落后的大国通过独立自主发展经济，在演化过程中扩展内部分工，是一条具有普适意义的战略选择（迪特·森哈斯，2015）；被霸权国家视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大国，如果在独立自主这个方面丧失了意志或能力，战略空间将不断遭到挤压，国家难以持续发展和到达应有的高度。在新发展阶段，霸权国家对我国的创新链、供应链、产业链和价值链进行打压，我国更要坚持独立自主，实现更为安全的发展。另一方面，积极作为是指面对各种经济安全问题时敢于斗争。远的不说，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针对相继出现的经济安全问题，我国在内循环的基础上主要依托外循环实现安全发展，针对一些国家违反国际商务通则的行为敢于斗争，维护了作为国家安全战略支点的发展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面对保护主义不断抬头、单边主义甚嚣尘上、经贸霸凌层出不穷的局面，我国将国内国际双循环结合起来，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处理霸权国家战略打击引出的经济安全问题。总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那样：“在前进道路上我们面临的风险考验只会越来越复杂，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我们面临的各种斗争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的，至少要伴随我们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全过程。”^㉝因此，我们要有足够的耐心、信心、决心，与试图破坏我国经济发展和恶化我国经济安全环境的各种敌意行动和政策作伟大斗争，通过不断斗争实现有利的新平衡。

上述基本经验并不是孤立的。例如，近年来美国对我国发起声势浩大的芯片战，其实就是对华经济战的一个缩影，其根本目的在于维持其霸权地位，延缓我国实现民族复兴的步伐。进入关键阶段之后，美国推出一系列战略性举措，通过技术安全渠道对我国经济安全构成威胁。但是，我国扛住了短期打压，正在逐步建立长期优势。从这场芯片战中，我们看到我国依托的力量正来自于上述四个方面的基本经验。面对美国发动的芯片战：首先，我国敢于斗争，积极作为，采用新型举国体制予以应对，在资金、人才、政策上予以倾斜；其次，我国坚持开拓创新，通过创新引领，在这个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关键“短板”的领域开创一片新天地，国内芯片制造增长速度迅猛，正在打破芯片供应“捉襟见肘”的局面；再次，我国把握方向，坚持独立自主，在短期打压中加快技术创新的步伐，正在夯实自主自立的长期发展基础；最后，高度重视美国发动以芯片战为代表的科技“脱钩”战略，牢记初心，把妥善应对由此引起的经济安全问题放在民族复兴高度来认识和处理，以此凝聚力量和智慧。

六、关键阶段必须注意的几个方面

针对未来，我们必须想明白，在安全发展上我国如何继续取得成功；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在综合国力稳定超越霸权国家之后，我国的安全问题才有可能真正趋于缓和；在这个转折点尚未到来之前，存在一个安全问题主要受外部因素（特别是霸权国家）影响的关键阶段。顺利度过这个关键阶段，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为此，我们必须在如下五个方面深化认识：

第一，继续处理好改革开放与维护安全发展利益之间的关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取得成功的基本保证。在发展过程中，引出了一系列经济安全问题。其中，一些经济安全问题经由改革开放得到了解决、缓和或者转化；而另一些经济安全问题，有待在进一步发展中得到解决、缓和或者转化。因此，从本质上说，维护发展和安全利益与改革开放并不矛盾；相反，由于任何良好的愿望都只有通过发展才能实现，我们也就必须不断深化改革开放。面向未来，《决议》前瞻性地指出，在新发展阶段，我国要“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注重防范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大风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认识到经济安全与非经济安全既非完全独立，也非完全替代；我们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视域下正确处理经济安全问题，并且与日益增多的非经济安全问题结合起来进行处理。这是改进安全治理的应有之义。

第二，继续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在新发展阶段，我国必须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指引下将“五更式”发展推向新高度。在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总体性经济战略。在战略展开过程中，我们必须筑牢安全基底，使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为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在我国经济规模快速接近但国力仍未稳居全球第一之前，从世界史经验来看，这是一个充满风险和曲折的时期。在关键阶段，我国必须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话语权等方面进行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构建，为将来顺利担当新使命和扮演新角色提供支撑和创造条件。在经济建设方面，构建怎样的新发展格局关乎将来我国能否承担好这些重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国未来时期的经济安全构建，既要寓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之中，也要合乎人类共同价值，遵循新发展理念乃应有之义。

第三，在新的平台上推进更为安全的发展。在迈向更为安全的发展道路的70多年历程中，我国的基本方向明确，阶段性特征明显。就当下发展态势和未来可能走势而言，尽管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很多，这些因素有些来自于外部，特别是由霸权国家焦虑心态和战略误判引出的对抗性行为；有些来自于内部，特别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引起的结构性矛盾、周期性问题和累积性后果。但是，在新平台上，只要坚守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和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初心并且精准施策，经济安全问题和相关非经济安全问题就能得到妥善处理。其中，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特别是在重大科技创新方面做到自主、自立、自强，是实现包括“更为安全”在内的“五更式”发展道路的主要保证。对此我国尽管已经形成了共识，但必须既积极又谨慎地直面个别大国与我国科技“脱钩”招致的重大安全问题；我们必须牢牢扭住构建强韧创新链这个战略基点，充分发挥创新链建设对供给链、产业链、价值链建设的主导作用（伍山林，2021）。

第四，准备应对可能出现的严峻安全新挑战。针对总体国家安全观，《决议》在原来11大领域的基础上又增加了5大安全领域。其中，生物安全关乎人民生命健康、国家长治久安、民族永续发展，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影响乃至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路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已于2021年4月15日施行。生物安全与其他安全广泛且深度关联。在生物安全中，种业安全是一个重要方面，它是粮食安全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把种源安全提升到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集中力量破难题、补短板、强优势、控风险，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㉞粮食安全要是处理得不好，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问题等可能接踵而至。重大疫情防控也是生物安全的重要方面。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和蔓延，我国遵循生命逻辑，取得了疫情防控的战略性胜利。但是，疫情防控不能一劳永逸，必须久久为功。在此过程中，任何松懈都可能导致前功尽弃，并且对经济安全等形成巨大冲击。

第五，必须坚持底线、系统、战略思维处理经济安全问题。迈上“更为安全”的发展道路之后，我们依然要坚持底线思维，充分认识经济中可能存在的重大风险，特别是要估计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要时时反思我们的方略是否会中断中国发展之势、是否会背离中国发展之道、是否会失去中国发展之魂（王义桅，2013）。我们依然要坚持系统思维，将经济安全与非经济安全联系起来进行认识和处理，决不能在重视一方面安全的时候将其他方面的安全置之不顾，决不能在强调实现发展目标的时候将实现安全目标置之不顾，而是要站在制度竞争、道路竞争和民族复兴高度，统筹应对各种安全、统筹发展和安全，使新发展格局行稳致远。我们依然要坚持战略思维。回应新发展阶段安全发展时代之问的时候，我们要深刻理解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战略形势判断的深刻内涵，充分认识和牢牢把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机遇；坚信到2035年和2049年，我国一定能够实现既定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那时，包括经济安全在内的国家安全，将进入新境界。

① 引自《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7日。

② 经济安全具有国家性、根本性、整体性、基础性、复杂性和国家特色（雷家骕，2006）。我们把科技安全、资源安全等放在经济安全当中进行阐述，其他安全问题引起的经济安全问题也属于本文的考察范畴。但是，对于科技安全，我们仅论述其中的技术安全问题。

③ 20世纪70年代，尽管美国学者对中国经济运行等多有妄议，但是他们依然认为当时的中国经济并非不可持续、国家并未走向崩溃（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1977）。

④ 毛泽东主持编辑《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时，在1955年9月和12月为176篇文章中的104篇写了按语，其中32篇按语收入《毛泽东文集》（第六卷）。该书1956年出版了上、中、下三卷，同时出版了选本（包括44篇文章）。

⑤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6页。

⑥ 参见农业部农田水利局：《水利运动十年1949—1959》，农业出版社1960年版，第348页。

⑦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中国水利统计年鉴2009》，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⑧ 考虑到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市场机制并不完善，以后来订正的GDP数据考察增长速度将带来很多问题，因此本表采用可大致忽略质量变化的产量数据来说明增长速度。

⑨ 引自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第1版。

⑩ 引自王宪魁：《提高政治站位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人民日报》，2022年2月25日第9版。

⑪ 在落实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过程中，我国采用举国体制对尖端工业和技术进行集中投资和攻关，“两弹一星”的成功使我国成为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9页。

⑫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62页。

⑬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

⑭ 引自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⑮ 引自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页。这是1963年9月毛泽东审阅《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后来没有形成正式文件）时特意加写的一段话的中心思想；华国锋在《197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曾引用。

⑯ 引自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1页。

⑰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14页。

⑱ 引自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⑲ 引自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2页。

⑳ 引自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页。

㉑ 引自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294页。

㉒ 引自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5页。

㉓ 引自乔良、王湘穗：《超限战与反超限战》，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版，第59页。

㉔ 参见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43—150页。

㉕ 引自江泽民：《江泽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5页。

㉖ 引自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93页。

㉗ 参见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402—410页。

㉘ 在制造业中，集成电路产业具有代表性。我国该产业起步虽早，但后来一度发展缓慢，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拉大。2018年之前，相关安全问题处于潜在状态；2018年以后，由于被霸权国家盯住，安全问题逐渐凸显。

㉙ 我们从霸权国家发动战略竞争的角度定义关键阶段，它包括战略防御阶段和战略相持阶段。在这个阶段之前，存在一个局部对抗阶段；在这个阶段之后，不存在明显的战略反攻阶段（中国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键阶段是一个必须把安全问题放在重要战略高度的长时期。

㉚ 2018年《科技日报》针对我国35项技术短板（如光刻机、芯片、操作系统等）进行了系列报道。

㉛ 参见Nassar N T，Alonso E，Brainard J L：Investigation of U. S. foreign reliance on critical minerals: U. S. geological survey technical input in response to executive order No. 13953 signed September 30，2020，https://pubs.er.usgs.gov/publication/ofr20201127；U.S. Geological Survey：Mineral Commodity Summaries 2021, https://pubs.er.usgs.gov/publication/mcs2021。

㉜ 习近平：《在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4年8月21日。

㉝ 引自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25—226页。

㉞ 引自《统筹指导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进种业振兴 推动青藏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人民日报》，2021年7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