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近年来，中国国家领导人在公开场合多次提到“以政治互信推动务实合作”。2015年7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对访华的新加坡总统陈庆炎强调，中新双方应该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以更强有力的政治互信为两国务实合作保驾护航。2019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希腊总统帕夫洛普洛斯会谈时一致同意，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东西方文明古国的智慧。2020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国和纳米比亚建交30周年之际同纳米比亚总统根哥布互致贺电，表示愿同根哥布总统一道努力，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国家间的政治互信水平之所以重要，因为其与两国经贸、文化、能源、科技、军事等领域的合作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已有诸多研究表明，国家双边关系对经贸往来具有重要影响。友好互信的双边关系能够促进两国之间的经贸往来，合作政治互动越多、两国政治距离和立场差异越小，两国间的贸易流量就越大（Pollins，1989；杨攻研和刘洪钟，2015）。例如，国家领导人访问活动作为提升政治互信水平的友好行为，对国家间的贸易或投资具有积极影响（闫雪凌和林建浩，2019；范建亭和卢波，2021）。相反，国家关系恶化也会对贸易产生不利影响。政治摩擦或军事冲突等负面事件对两国贸易具有阻碍作用（Blomberg和Hess，2006；Fuchs和Klann，2013；Lin等，2019），因而世界和平或许是比双边贸易合约更为重要的贸易促进因素（Blomberg和Hess，2006）。

随着以信息通信技术为代表的信息革命所带来的信息和通信成本降低，产品的生产已经由企业的国内生产转变为全球生产布局（Krugman，1995），即全球价值链（GVC，Global Value Chain）分工。由价值链形成的生产网络关系促进了各国开展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的合作，所以全球价值链对各国经济、社会的互动和发展变得越来越重要。然而，一方面，现有研究关注国家关系变化对贸易总额的影响，尚未考虑到全球价值链发展导致国际生产分工的存在。全球价值链革命使得国家间的贸易不仅是传统的出口“奶酪”、进口“葡萄酒”等，而且还有中间产品的多次跨越多国国界行为，产品的价值来源于多个国家或地区。一国出口贸易中含有本国增加值、外国增加值及增加值重复计算等多个部分，其中的外国增加值占总出口额的比例达到1/3左右，有的国家甚至达到50%以上（Koopman等，2014）。如果忽略贸易品中存在多国增加值的现实，仅研究国家双边关系对贸易总额的影响，则无法反映各国实际贸易利得的变化。出口贸易中的本国增加值部分才是一国出口的实际贡献价值，是出口国真实贸易利得的反映（张杰等，2013）。另一方面，全球价值链生产合作作为国际合作的重要内容，受到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和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巨大冲击。例如，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美国对华4轮加征关税涉及商品总额超5 000亿美元，降低了全球资源配置的效率，破坏了全球价值链的稳定。^①并且，由于中美政治互信不足，美国担忧中国崛起而限制其企业向中国高科技企业出口核心零部件，严重影响部分中国企业的正常生产。^②叠加新冠疫情冲击导致的人员和商品流通受阻，进一步威胁全球价值链生产合作。所以，政治互信是否能够促进、维护全球价值链合作，有待深入研究。

综上，本文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对政治互信如何影响出口国的真实贸易利得和全球价值链生产合作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加强政治互信能显著提升出口国的真实贸易利得和推动全球价值链合作；政治互信增加出口国真实贸易利得的途径，主要是通过促进出口产品生产中采用更多的本国增加值投入，而非重点支持本国增加值率较高产品或行业的出口所致。本文主要的边际贡献有以下三点：第一，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考察政治互信对增加值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合作的影响。第二，深入探究了政治互信对出口国真实贸易利得的影响，并识别了贸易利得的来源，分析了影响机制。第三，不仅采用全球多国样本进行分析，弥补了现有文献主要针对单一国家或少数国家的不足，而且还针对中国出口贸易受政治互信的影响进行了专门分析。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国家关系与双边贸易之间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政治互信如何对双边贸易产生影响，可从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两个方面进行理解。直接影响方面，政治互信度的变化可能导致政府对贸易进行直接干预。干预的动机主要包括以下三点：第一，政府为达到政治目的而干预贸易。当政治互信水平变化时，贸易双方会通过增加或减少贸易来“奖励朋友，惩罚敌人”。如果发生政治冲突，一国会采取贸易制裁、禁运等作为政策手段（Pollins，1989），贸易限制是国家在冲突中表明坚决立场的高成本信号（杜映昕，2015），这些手段历来被用于惩罚或胁迫贸易伙伴以达到政治目的（Heilmann，2016）。第二，政府考虑国际贸易会产生安全的外部性。例如，一国可能将贸易收益投入于发展本国的军事，即贸易所得可转化为军事力量，从而影响军事力量的平衡，这使得该国更不愿与潜在的对手进行贸易。又例如，战略物品的出口，特别是具有直接军事用途的战略物品出口，可以提高对手的军事能力。因此，政府有时会阻止此类产品出口到与其有冲突的国家。第三，担心贸易可能产生依赖性。如果一国的进出口贸易对另一国的依赖性较高，发生政治冲突时该国容易受到经济胁迫的影响（Kashcheeva和Tsui，2015），所以政府不妨事前就限制贸易。相反，如果两国政治互信度高，政府会减少对两国之间贸易的负面干预，降低贸易壁垒，甚至实施有利的政策鼓励两国进行更多经贸方面的合作。

除了直接影响，政治互信还会间接对双边贸易产生作用。由于政治互信会影响不确定性，最终导致贸易成本变化而间接影响贸易。国家之间良好的双边政治安排有助于降低合法交易的成本和不确定性，有利于两国间的经济合作与发展（杨连星等，2016）。相反，发生政治冲突时，贸易的风险增加，这将导致保险费费率上升、贸易运输时间和路程更长、货物的损坏等问题，使得双边贸易意愿降低（Morrow，1999）。此外，国家双边关系也可以视为一种制度安排（Jönsson，2002）。制度由合约等正式制度，以及意识形态层面的认知、规范等非正式制度构成（Scott，2002）。良好的制度有助于降低不确定性、交易成本以及外部性，并且分散风险（潘镇和金中坤，2015）。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政治互信度提高会促进双边贸易，政治互信度降低会抑制双边贸易。

国际贸易和投资环境的改善、交通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贸易成本的降低等因素，促进了全球价值链生产合作的形成（Krugman，1995）。一国出口产品中既包含出口国增加值，也包含外国增加值和增加值重复计算等多个部分。所以，加强政治互信促进出口贸易时，会同时促进本国增加值和外国增加值的出口。但是，其中本国增加值部分才是一国出口中实际贡献的价值，是出口国的真实贸易利得（张杰等，2013）。出口国作为产品的生产者和出口方，其掌握着更多的主动权。相较其他国家的贸易利得，政府之间进行更多经贸合作的首要目的，即为提高本国的真实贸易利得，以促进各国自身国内的经济发展。

本国出口真实贸易利得增加的可能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重点支持本国增加值率高的产品或行业出口，以在促进出口贸易的同时更大程度地提高本国增加值的出口规模；二是促进出口产品更多地采用本国增加值进行生产。政治互信会使进口国对出口国生产的供货稳定性与产品质量更为信赖，导致出口国在生产过程中采用更多的本国增加值。所以，如果一国出口中的本国增加值率有所提高，那么总出口增加时本国增加值出口规模将得到更大的扩张。此外，提高政治互信还能够促进国际外包合作或外国直接投资（Knill等，2012），在推动出口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产品生产采用更多本国增加值投入（张杰等，2013），企业跨国投资的目的之一即是利用当地的低成本投入以增加企业利润。并且根据WIOD数据可知，一国出口产品中还是以本国增加值投入为主，国外进口增加值用于再出口比例较低。综上所述，政治互信的提升会较大程度地促进本国增加值出口，同时带动外国增加值出口。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2：增进政治互信对本国和外国增加值出口贸易均会产生积极影响；相反，政治互信不足则会抑制各方的增加值贸易。并且，政治互信对本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较外国增加值出口更大，因此加强政治互信能够显著提高一国的真实贸易利得。

此外，政治互信还会间接通过影响不确定性和风险来影响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的意愿。全球价值链合作生产的重要优点是能够促进创新、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最终增加消费者福利。但由于企业嵌入全球价值链需要投入一定的沉没成本（如搜寻合作伙伴、购置特定的生产设备、监管成本等），因此只有当利润足够覆盖沉没成本时，企业才会决定嵌入全球价值链。政策不确定性或出口目的国治理风险的增加会导致企业沉没成本的上升，从而影响企业的出口和生产决策，延迟或减少企业在出口市场或价值链合作中的投资（Handley和Limão，2015）。并且，不确定性本身也能够通过增加企业和消费者的悲观预期，从而降低企业出口规模、投资水平和消费者消费水平，抑制全球经济的活跃性（Baker等，2016）。而政治互信的提升可能降低上述市场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负面影响，弥补国家治理风险的不利影响，从而促进全球价值链合作。

从进口国角度看，政治互信的不足会使得中间品进口企业面临生产中断的风险和寻找中间品替代的成本，从而降低中间品进口的意愿。相反，政治互信提升能够降低企业跨国生产的风险，促进企业参与全球价值链合作，这一促进效果的最直接表现就是中间品贸易的增加。同样，出口国在政治互信水平下降时，也会更倾向于限制中间品出口来给对方施压，尤其是涉及“卡脖子”问题的高技术中间品。因为中间品贸易主要影响进口国的生产者，生产者比消费者有更强的动机组成利益集团游说政府，采取对自己更有利的政策。可见，政治互信水平变化对中间品贸易的影响比对最终品贸易的影响更大。由于中间品贸易是全球价值链生产合作的重要表现（Elms和Low，2013），因此政治互信会对全球价值链合作产生重要影响。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政治互信对中间品贸易的影响要大于对最终品贸易的影响，政治互信提高能够增加两国进行价值链生产合作的意愿，从而促进中间品的贸易。

三、模型与指标

对于国家双边贸易量，Tinbergen（1962）和Pöyhönen（1963）最早将引力模型运用到国际贸易领域，其核心思想为：双边贸易流量与经济总量成正比，与两国间的距离成反比。此后，国内外大量文献运用引力模型对国际贸易问题进行研究。因此，本文基于引力模型对政治互信如何影响增加值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合作进行研究，构建回归方程如下：

其中，Y_ijkt表示t时间i国k行业向j国的总出口额、本国增加值出口额或外国增加值出口额；Trust_ijt表示t时间i国与j国的政治互信程度，Z_ij为进口国与出口国之间的地理距离、是否接壤和是否签订区域贸易协定等控制变量；δ_it为出口国—时间固定效应，θ_jt为进口国—时间固定效应，λ_kt为行业—时间固定效应，ε_ijkt是误差项。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均取对数处理。并且，为方便不同回归结果之间系数的比较，实证中还对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转化为均值为0、方差为1的变量。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和完整性，本文选取了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World Input-Output Database）发布的42个样本国家相关统计数据进行研究。^③本文将一国向另一国的出口作为一个国家对样本，变量有关说明如下：

1. 被解释变量：出口贸易额和出口增加值。当前全球价值链核算主要采用企业数据微观方法（张杰等，2013；Kee和Tang，2016）和国际投入产出表宏观方法（Johnson和Noguera，2012；Wang等，2013）两种。前者的微观数据局限于单一国家，无法进行国际比较，而后者的国际投入产出数据完整可靠，便于进行多国分析，所以本文采用宏观方法进行研究。如图1所示，参考Wang等（2013）和Koopman等（2014）的方法，将出口贸易分解为本国增加值出口[(1)+(2)+(3)部分]、外国增加值出口[(6)+(7)部分]，并区分最终品贸易和中间品贸易，分解为最终品中的本国增加值[(1)部分]、最终品中的外国增加值[(6)部分]、中间品中的本国增加值[(2)+(3)部分]、中间品中的外国增加值[(7)部分]等多个部分，主要研究对象见表1因变量部分。

2. 解释变量：政治互信。政治互信是国家政治交往中相互信任的一种关系，双边关系越友好的国家之间政治互信度越高。其度量可以根据两国政治事件进行戈尔德斯坦因（Goldstein）打分方法（阎学通等，2010），或者采用变量权重构建国家关系指数的方法（Zhang等，2011），抑或采用多变量共同作为代理变量等方法（杨连星等，2016）。由于本文涉及的国家较多，为保证数据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基准回归采用联合国投票数据，并根据Bailey等（2017）的方法进行度量，稳健性检验则采用其他测算方法、阎学通等（2010）的大国关系数据及直接反映两国政治事件的指标（中外领导人互访数据）来说明国家之间的信任关系。联合国投票结果分为赞成、反对、弃权和缺席四种，互信度较高的两个国家政治立场较为一致，在联合国投票时也更倾向于投出相同的结果（Kashcheeva和Tsui，2015）。

目前采用联合国投票数据计算国家关系的研究主要采用Signorino和Ritter（1999）的方法计算，即一年投票中两国投票一致性的比例，比例越大表示两国关系越好。而Bailey等（2017）的方法原理是将联合国投票数据采用项目反应理论模型（IRT，Item Response Theory Model，也称潜在特质理论）计算出各国理想点位置（Ideal Points），然后将各国理想点位置相减取绝对值，绝对值越小表示两国关系越好。Bailey等（2017）的方法相比Signorino和Ritter（1999）的方法的优点是：一方面能够测算出各国潜在立场位置，算出的政治互信水平更加稳定；另一方面避免了联合国投票议程变化对国家潜在立场位置测算结果的影响，使结果更加可靠。文中主要采用Bailey等（2017）的方法计算，并对计算值取倒数，因此数值越大则表示政治互信度越高。

3. 控制变量：进出口国之间的地理距离、是否接壤和是否签订区域贸易协定。采用人口加权的两国地理距离控制距离因素对贸易的影响，距离越远，贸易越少；两国是否接壤变量与距离变量相似，接壤国家之间由于气候、文化、语言等因素的相似性而倾向于有更多贸易往来；签订区域贸易协定能够降低两国之间的贸易壁垒，促进双边贸易。具体指标和数据来源如表1所示。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

基于以上模型设计，我们首先对政治互信如何影响总出口贸易进行分析，并将总贸易进一步拆分为本国增加值和外国增加值进行实证，回归结果如表2所示。表2列（1）—列（3）为不对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的结果，列（4）—列（6）对变量进行了标准化处理，以方便回归结果间的对比。列（1）的回归结果均显示，政治互信对一国出口贸易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政治互信度提高1%会导致出口贸易额提高0.86%，这说明加强政治互信对国际贸易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政治互信不足会阻碍双边贸易。这一结果与许多现有研究结论一致，假设1得到证实。由于国家总贸易额最高可达到上千亿美元的规模，所以0.86%贸易额的变化也是非常大的数值。当一国总出口贸易额等于样本均值468496（等于国家—行业均值8366乘以56个行业）万美元时，提高1%的政治互信水平会导致出口贸易额提高4015万美元。

表2列（2）的回归结果显示，政治互信对本国增加值出口贸易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政治互信度提高1%会导致本国增加值出口贸易提高0.82%；列（3）的回归结果显示，政治互信对外国增加值出口贸易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政治互信度提高1%会导致外国增加值出口提高0.48%。这表明增进政治互信对本国增加值和外国增加值出口均具有促进作用，当一国出口本国增加值和外国增加值等于样本均值时，提高1%的政治互信会导致出口本国增加值和外国增加值分别提高2791万美元和411万美元。

比较表2中列（5）与列（6）变量标准化处理后的回归系数可知，政治互信对本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大于对外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政治互信变量提高1个标准差会导致本国增加值和外国增加值出口分别增加0.061和0.049个标准差。这说明本国增加值贸易比外国增加值贸易所受的影响更大，上述结果验证了假设2成立。政治互信增加能够减少贸易干预和降低贸易风险，推进双边经贸交往的增加，较大地促进本国增加值的出口，提升出口国的真实贸易利得。

表2中地理距离（Dist）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地理距离增大会由于增加贸易成本、提高贸易风险等因素而降低两国贸易规模。两国是否接壤（Border）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反映出接壤国家之间由于距离较短及气候、文化、语言等因素的相似性而促进贸易往来。是否签订区域贸易协定（RTA）变量部分估计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示签订贸易协定对两国贸易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以上结果均符合理论预期。

（二）稳健性检验^④

1. 考虑到变量可能存在测量偏误问题，导致估计结果不准确，本文通过替换政治互信代理变量和重新核算增加值贸易等方法进行解决。具体如下：（1）采用联合国重要会议投票数据计算政治互信指标。联合国重要会议投票涉及对世界有较大影响的事件，各国投票结果能更直观地体现各自的政治立场，也能更真实地反映国家间的政治互信水平。所以，本文选择这些联合国重要决议的投票数据测度两国政治互信，估计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2）采用现有相关研究中最常使用的Signorino和Ritter（1999）的方法对政治互信进行测度。与Bailey等（2017）的方法不同，Signorino和Ritter（1999）的方法简单地通过当年联合国投票中两国投票一致性的比例来度量国家间政治互信水平，一致性比例越高表示两国关系越好，政治互信度也就越高。替换该政治互信代理变量的估计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且对本国增加值贸易和外国增加值贸易的影响大小与基准回归一致。（3）采用政治互信与影响贸易变量的回归残差作为政治互信的代理变量。具体做法：第一阶段，将政治互信与可能会对贸易产生重要影响的变量进行回归（包括两国是否接壤、语言是否一致、地理距离、时差、是否发生战争冲突、是否存在殖民关系、是否签订RTA协定等变量）；第二阶段，将第一阶段回归得到的残差作为政治互信的代理变量，与贸易变量进行实证。由于第一阶段回归得到的残差已经排除了其他影响贸易的可能因素，因此将其作为政治互信的代理变量能使结果更准确。估计结果显示，系数的显著性和大小与基准回归一致。（4）采用前向分解法对全球价值链进行分解。上述研究对全球价值链的分解采用的是后向分解的方法，从需求方视角测量行业出口（Wang等，2013）。本部分替换前向分解法，采用前向增加值分解的方法测算增加值贸易额，从供给方视角测量行业出口（Johnson和Noguera，2012）。估计结果与基准结果一致。

2. 考虑反向因果导致内生性问题。由于政治互信是国家维度的变量，而贸易是行业维度的变量，两者处于不同维度使得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较弱。同时，我们进一步做了以下四种处理，以减弱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问题：（1）去除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较高的行业。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含量如果较高，反映出口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较高（Elms和Low，2013），可能导致两国政治交往反受增加值贸易的影响，参与全球价值链会反向影响政治互信。所以，本文将全球价值链参与度较高的行业去除，仅保留外国增加值含量相对较低的农业和服务业。^⑤估计结果显示，系数显著性及系数大小与基准回归一致。（2）对所有的自变量取滞后一期。通过对政治互信变量取滞后一期，能够减弱反向因果问题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政治互信变量取滞后一期估计结果中，政治互信对增加值出口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并且政治互信估计系数在本国增加值中比外国增加值中更大，与基准回归整体上保持一致。（3）采用政治互信滞后期做工具变量。本文参考Arellano和Bover（1995）、Du等（2017）使用的系统GMM（Generalized Method of Moments）方法重新估计模型。结果显示，政治互信对增加值贸易回归的系数都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与基准回归一致。Kleibergen-Paap rk LM检验的P值小于0.01，说明拒绝存在识别不足问题的原假设，工具变量与内生性变量相关；弱工具变量检验Cragg-Donald Wald F值大于10，说明工具变量与内生性变量有较强的相关性，工具变量有效。（4）寻找政治互信的有效工具变量进行估计。假设有发生贸易往来的两国A（出口国）与B（进口国），本文根据联合国投票数据计算的政治互信结果，从全球筛选出A的政治互信度最高的三个国家a1、a2和a3（除B国之外）和B的政治互信度最高的三个国家b1、b2和b3（除A国之外），将a1与b1、a2与b2、a3与b3的政治互信平均值作为A与B政治互信的工具变量。本文认为，如果某国政治互信度较高的多个伙伴国均赞成某项联合国决议，那么该国极可能也投下赞成票。所以a与b之间的政治立场变化，也会影响A与B之间的政治互信，满足工具变量相关性的要求。但是a与b之间的政治互信变化无法对A与B之间的经贸合作产生直接影响，满足工具变量外生性的要求。考虑到高政治互信国家群可能存在较为紧密的政治经济关系，从而干扰工具变量的有效性，本文进一步对A与a、B与b之间施加以下约束条件：未签订贸易协定、不接壤、母语或官方语言不一致、货币不一致、宗教不一致、法律起源不一致。通过施加上述约束条件，我们认为能够尽可能减弱所筛选的三个国家与出口国或进口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提高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基于此，采用该工具变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工具变量回归结果也与基准回归基本一致。

3. 考虑到贸易中存在部分时间或产品的贸易流量为0的情况，这样会导致估计结果偏误。我们参考Silva和Tenreyro（2006）的做法，采用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PPML，Poisson Pseudo-Maximum Likelihood Estimation）方法进行解决，PPML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一致。

（三）政治互信与GVC合作：区分最终品和中间品

在对总贸易和增加值贸易分析之后，本文进一步区分最终品贸易和中间品贸易，并对最终品和中间品中的增加值进行分解，以探究政治互信如何影响GVC合作。由于中间品贸易的快速增长和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日益细化是全球价值链时代的重要特征（Elms和Low，2013），因此通过观察中间品和最终品贸易如何受政治互信的影响，能够直观了解全球价值链的生产合作情况。不同产品类别中总出口贸易和增加值贸易受政治互信影响的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表3列（1）与列（2）为政治互信分别对最终品（Total_FIN）和中间品（Total_INT）出口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政治互信对最终品和中间品出口的影响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政治互信提高一个标准差能够分别促进0.045和0.061个标准差的最终品和中间品出口。政治互信对中间品出口贸易的影响大于对最终品出口贸易的影响，更大地促进了中间品贸易的增加，是加强政治互信能有效推动全球价值链生产合作的直接表现，假设3得到验证。

表3列（3）与列（4）为政治互信分别对出口最终品中本国增加值（DVA_FIN）和出口中间品中本国增加值（DVA_INT）的估计结果。其与列（1）、列（2）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政治互信变量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并且政治互信对中间品中本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要大于对最终品中本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列（5）与列（6）为政治互信分别对出口最终品中外国增加值（FVA_FIN）和出口中间品中外国增加值（FVA_INT）的估计结果。结果显示，政治互信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并且政治互信对中间品中外国增加值贸易的影响要大于对最终品中外国增加值贸易的影响，与上述总出口贸易的结果一致，再次验证了假设3成立。此外，将表3列（3）与列（5）进行比较，发现政治互信对本国增加值贸易的影响要大于对外国增加值贸易的影响，列（4）与列（6）的估计结果比较也显示如此，这再次验证了假设2成立。^⑥

五、进一步分析

（一）出口国贸易利得增加的途径

以上实证结果表明，政治互信对出口本国增加值的影响大于对外国增加值的影响，增进两国政治互信对增加出口国的真实贸易利得具有显著效果。这一效果实现的可能渠道主要有两个：一是重点支持本国附加值率高的产品或行业出口；二是促进出口产品更多地采用本国增加值进行生产，从而整体上提高出口的本国增加值率。本文进一步对这两种增加出口国贸易利得的可能渠道进行讨论，以了解出口国贸易利得的获得途径。

不同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的程度各异，所以其含有的本国增加值含量存在行业差别。我们将56个行业分为农业及矿产行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大类（具体行业划分参见工作论文版本中附录2），以观察增加值率不同行业的贸易受政治互信影响的差异。区分三大行业的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A、B和C部分分别为农业及矿产行业、制造业和服务业三大类行业的估计结果。列（1）的回归结果均显示，政治互信对三大类行业出口贸易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A、B和C部分结果显示政治互信变量提高1%会导致农业及矿产行业、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出口贸易额分别提高1.10%、1.29%和0.60%。对列（4）标准化结果进行比较后发现，B部分制造业系数最大（0.09），其次为A部分农业及矿产行业系数（0.08），最小为C部分服务业系数（0.04）。表4列（2）和列（5）的本国增加值、列（3）和列（6）的外国增加值结果均与列（1）和列（4）的总出口结果保持一致，政治互信对增加值贸易的影响大小顺序依次为制造业>农业及矿产行业>服务业。

总结表3区分最终品与中间品和表4区分三大类行业的研究结果可知，政治互信对本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大小顺序为中间品>最终品、制造业>农业及矿产行业>服务业。我们对42个样本国家出口中的平均本国增加值率进行计算，^⑦发现出口中本国增加值率的大小顺序为中间品<最终品、制造业<农业及矿产行业<服务业，与政治互信的影响效果大小正好相反。这说明政治互信并没有更大地支持本国增加值较高的产品或行业出口，而主要促进了本国增加值较低的产品或行业出口，第一个渠道不成立。因此，提高政治互信增加出口国真实贸易利得的途径可能是第二个渠道。

我们还采用本国增加值率和外国增加值率进一步检验出口增加值率受政治互信影响的大小。根据表5列（1）与列（2）的结果可知，政治互信增加确实整体上提升了出口本国增加值率，降低了外国增加值率，即使区分最终品[表5列（3）与列（4）]和中间品[表5列（5）与列（6）]贸易的结果依然显示，出口本国增加值率中政治互信系数显著为正、外国增加值率中政治互信系数显著为负。上述结果表明，提高政治互信增加出口国真实贸易利得的途径，主要是支持出口产品中采用更多的本国增加值投入，而非促进本国增加值较高产品或行业的出口。^⑧

此外，三大类行业中，制造业最容易进行全球价值链生产，其多环节加工使得生产分工合作相对更为方便。服务业最难进行全球价值链分工，其大多具有生产和消费的同步性、不能被储存和无形性，使得其进行全球价值链分工存在较大的局限。表4结果表明，政治互信尤其对嵌入全球价值链较深的制造业影响更大，而对嵌入较浅的服务业影响最小，加强政治互信对推动全球价值链合作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与上述区分中间品贸易和最终品贸易的实证结论一致。

（二）政治互信的影响机制

在对政治互信影响增加值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合作进行实证分析后，我们尝试进一步探究其背后的影响机制。由于企业进入海外市场或嵌入全球价值链需要投入一定的沉没成本，当市场不确定性增加时企业沉没成本会上升，从而对国际经贸合作造成负面影响。而政治互信的提升可能降低市场不确定性的不利影响，从而促进贸易往来和全球价值链合作。为对上述可能的影响机制进行检验，本文在基准回归模型中添加政治互信分别与政策不确定性和国家治理风险的交互项，以考察政治互信是否能够通过降低政策不确定性和治理风险的负面影响来促进国际贸易和价值链合作。

一方面，本文采用Baker等（2016）构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I，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dex）量化出口目的地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EPUI指标测算了27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数值越大表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程度越高。^⑨政治互信与政策不确定性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交互项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政治互信在政策不确定性高的国家中更能促进国际贸易和价值链合作，缓解政策不确定性对经贸合作的负面影响。

另一方面，本文采用世界银行的全球治理指数（WGI，Worldwide Governance Indicators）度量一国治理风险，WGI指标数值越大表示国家治理风险越小 。政治互信与国家治理风险交互项的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列（1）—列（4）的交互项系数均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说明政治互信在治理风险越高的国家中对国际贸易和价值链合作的促进作用越大，从而有效弥补进口国治理风险对经贸合作的不利影响。上述结果表明，政治互信能够缓解出口目的地的政策不确定性和国家治理风险对经贸合作往来的负面作用，从而为两国间的增加值贸易和价值链合作保驾护航。

（三）中外政治互信与中国出口增加值

最后，考虑到中国在国际贸易和全球价值链中的重要地位，有必要针对中国与其他国家的政治互信如何影响中国的总出口和增加值出口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中外政治互信对总出口和本国增加值、外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均至少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政治互信提高1%会导致总出口、本国增加值和外国增加值出口分别增加0.34%、0.34%和0.18%。标准化后的估计结果显示，政治互信对本国增加值出口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对外国增加值出口的促进作用，与基准结果一致。并且，为了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一方面，我们采用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中外关系数据库中的大国关系指标，将其作为中外政治互信的代理变量；另一方面，采用领导人互访次数作为政治互信代理变量进行估计。估计结果显示，系数显著性和系数大小与基准回归结果整体上保持一致，说明结果稳健可靠。^⑩

六、结论与政策含义

全球经济进入了以生产过程分节化和中间品贸易为主要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时代，政治互信作为影响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因素之一，对增加值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合作的影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本文采用WIOD 2016国际投入−产出表数据、联合国大会投票数据、清华大学大国关系数据及中外领导人互访数据，对42个主要国际经济体的出口贸易利得和全球价值链合作如何受政治互信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第一，提高政治互信对国家间的出口贸易和增加值贸易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且对本国增加值贸易的影响要大于对外国增加值贸易的影响。出口中的本国增加值是一国贡献的真实价值，该结果反映出增强政治互信能够有效提高一国真实贸易利得。第二，政治互信对中间品贸易的影响较最终品更大，对嵌入价值链较深的制造业的影响要大于嵌入较浅的服务业。由于中间品贸易是全球价值链合作的重要表现，制造业是全球价值链分工生产的主要行业，上述结果体现了提升政治互信对促进全球价值链合作的积极作用。第三，政治互信主要影响了本国增加值率较低的中间品贸易和制造业贸易，但是加强政治互信显著提高了行业的出口增加值率。这表明加强政治互信提高出口国真实贸易利得的途径，并不是重点支持本国增加值率较高产品或行业的出口，而是促进采用更多的本国增加值进行生产。第四，政治互信能够通过缓解出口目的地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和国家治理风险而促进国际贸易和全球价值链合作。第五，针对中外政治互信与中国出口贸易的实证研究表明，上述结论对中国同样成立。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世界各国需要通过加强政治互信、密切双边交往来维护自由贸易与全球价值链的稳定。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有所抬头，世界经济下滑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带来了不利影响。加上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进一步对国际供应链体系造成了重大冲击，严重影响国际贸易往来和全球价值链的稳定，价值链生产合作受到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因素威胁。在当前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之下，世界各国更需要通过加强政治互信和政府高层的磋商协作来维护自由贸易与全球价值链的稳定。要不断向国际社会介绍和推动“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中国方案，这既有利于增加出口真实贸易利得，提高各国的福利水平，也能够让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遇，让中国方案在国际上越来越深入人心。

第二，进一步发展中外友好双边关系，以政治增信为基，提升我国的出口附加值，增加我国的真实贸易利得。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劳动力禀赋和较完善的工业体系融入GVC，但是长期面临着“大而不强”的贸易局面，即贸易规模大但国内的增加值或增加值率低的情况。当前我国外贸发展已步入新的阶段，未来外贸的重要任务是实现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的转变。在中外政府高层友好频繁互动的大好时代背景下，企业需要加速转型升级，加大研发投入、提升产品质量、增加产品附加值，乘中外政治互信的“东风”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早日实现贸易强国目标。

第三，借助中国与重要伙伴的政治互信之力，深化服务业领域价值链合作，打造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服务业贸易中的出口附加值率最高，也是我国需提升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行业之一。服务业可以借助中国与伙伴国高水平政治互信的优势，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以及虚拟现实等先进技术，在贸易、仓储、运输、营销、金融、咨询等领域加强中外合作。依托“一带一路”倡议构筑服务业产业链合作，加快发展服务业外贸新业态、新模式。

第四，以政治互信推动国际多领域的合作共赢。除了全球价值链领域，政治互信也是两国之间深化资源、文化、科技、环境等各领域务实合作的重要基础。资源领域的国际合理配置能够缓解资源价格的大幅波动和供需严重失衡，打通资源的国内国际“双循环”；文化领域的国际交往可以促进文明的理解和融合，维护世界和平；科技领域的国际合作能够推动技术创新，缓解“卡脖子”问题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利影响；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更是世界节能减排、维护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很多重要领域影响着未来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影响着我国的崛起和民族复兴，各领域深化国际合作离不开政治层面的推动和支持。以政治互信促进其他领域的国际合作共赢，有利于国际关系良性互动，打造国家间合作的新亮点。

① 资料来源：https://www.sohu.com/a/340110081_786236。

② 资料来源：https://new.qq.com/ omn/20200720/20200720A065LJ00.html。

③ WIOD 2016发布了43个国家或地区数据，分别是28个欧盟成员国（奥地利、比利时、保加利亚、塞浦路斯、捷克共和国、德国、丹麦、西班牙、爱沙尼亚、芬兰、法国、英国、希腊、克罗地亚、匈牙利、爱尔兰、意大利、立陶宛、卢森堡、拉脱维亚、荷兰、波兰、罗马尼亚、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瑞典、葡萄牙、马耳他）和15个世界主要经济体（澳大利亚、巴西、加拿大、瑞士、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日本、韩国、墨西哥、挪威、俄罗斯、土耳其、美国，及中国台湾）。由于中国台湾地区不具备政治互信数据，本文将其剔除，仅保留了42个国家或地区样本。

④ 限于篇幅，所有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未汇报，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或参考本文工作论文版本。

⑤ 限于篇幅，具体行业划分未展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或参见本文工作论文版本中附录2。

⑥ 本文还对区分中间品和最终品的实证采用了与基准回归同样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检验结果与表3回归结果整体上保持一致。限于篇幅未展示结果，备索。

⑦ 计算公式：增加值率=增加值出口/总出口。

⑧ 本文也针对56个细分行业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细分行业的实证结果依然能够支持上述结论。具体表现为，政治互信对出口本国增加值的影响在所有农业、采矿业和制造业的细分行业中均显著为正，但仅在部分服务业的细分行业中显著为正。并且，整体上在本国增加值率更高的行业中，政治互信系数的显著性更低。此外，政治互信促进本国出口增加值率提升、外国增加值率降低的影响效果在许多行业中均成立，其在行业分布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限于篇幅未展示结果，备索。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关于在细分行业进行渠道检验的建议。

⑨ 数据来源：http://www.policyuncertainty.com/index.html。

⑩ 限于篇幅未展示结果，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或参见本文的工作论文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