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是指中国共产党依照法律对财政经济活动进行审计监督的思想。当前，审计在维护国家财政经济秩序、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促进廉政建设、保障社会经济健康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加强全国审计工作统筹，优化审计资源配置，做到应审尽审、凡审必严、严肃问责，努力构建集中统一、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审计监督体系，更好发挥审计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的重要作用。”^①加强审计工作离不开对党的审计历史的了解和梳理，以便更好地继承和发展。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的审计工作作为一种独立性的经济监督活动，在审查监督财政收支、支援战争、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为建立新民主主义政权奠定了财政经济基础。因此可以说，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一直高度重视审计监督工作。通过研究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可以发现：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理论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和连续性，中国共产党在探求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积累了很多宝贵的历史经验，而历史维度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从纵向上理解当前我国的国家审计思想及其理论渊源。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审计监督，目前学术界已有一些专门研究。已有成果主要集中于对革命根据地的审计制度、审计机构的演变进行历史性梳理与描述。张希坡（1982）探讨了革命根据地审计立法的基本内容及经验，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人民民主政权制定审计法规的经验具有重要价值；邢俊芳（1989）梳理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审计监督制度的产生与演进，指出独立的财政经济活动是审计制度产生的重要原因；李金华（2004）认为革命根据地的审计制度虽不完善，但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历史贡献十分明显；方宝璋（2013）从组织、制度、工作方式、精神文化等层面概述了革命根据地的审计经验；朱灵通和何瑞铧（2018）强调群众路线是革命根据地审计的重要经验；汪德华等（2021）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国家审计；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署（2021）组织撰写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审计工作史》详细梳理了党在根据地审计工作的历史演变。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的研究仍较为薄弱，现有成果主要侧重于对中国共产党的审计监督制度进行史实性描述，而缺乏从思想史角度进行系统性与理论性的提炼总结。因此，本文将从理论上认识和阐述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来源，^②阐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传统国家审计思想和西方审计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理论来源，提炼与总结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理论创新之处，进而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构建的历史渊源。总之，从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来看，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系统梳理与总结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历史演变，反映中国共产党在战争条件下对审计思想的积极探索和审计思想演变的历史逻辑，总结与提炼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理论来源与创新因素，从理论上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理论体系提供基础；二是在深入推进审计全覆盖和学习百年党史的新时代，回顾与总结中国共产党探索审计思想的历史经验，对于讲好中国共产党审计历史、传播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进而学习好、总结好中国共产党党史，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制度，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历史演进

（一）关于审计本质及其重要性的思想与认识：中共审计思想的产生（1921—1926年）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始就认识到审计的本质及其重要性。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主要内容和重点是在政策与实践中阐述对审计本质及其重要性的认识与主张。最早体现中共审计思想的是1923年江西萍乡安源路矿罢工后经济委员会审查部的设立，审查部拥有审查会计股、庶务股、教育股等部门账簿的权力（刘家义，2016）。^③1925年中共领导的省港罢工委员会设立了审计局，职责是审核各机关预算决算事务。^④次年3月，省港罢工委员会颁布的《审计局组织法》进一步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审计局有“审计自省港罢工委员会以下各机关所有经常费用之审计权”。^⑤这是中国共产党首次以法律形式规定审计监督预算的职责，反映出其对审计本质及其重要性的认识。显然，这一时期中共认为审计是一种经济监督行为。在审计机构和制度法规得以初步建立的同时，一些早期共产党人从审计监督财政预决算的角度论证了审计的重要性。1926年，邓中夏指出审计监督预决算对于省港罢工胜利的重要意义。^⑥实际上，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毛泽东就有了关于审计重要性的认识。1918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友会任职时就遵守审计纪律，他毕业时“将本会一切会金器物图书及簿据等移交审计喻恒皮文光二君”。^⑦以上表明，中国共产党成立伊始就认识到审计的本质及其对监督财政预决算的重要性与必要性。在此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积极建立审计机构、制定审计法规，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监督组织的财政预决算。可以说，审计制度、审计实践以及早期共产党人关于审计本质及重要性的认识，是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审计思想最明确的表述，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产生。但总体来说，由于革命斗争形势复杂，该阶段的审计思想还处于萌芽阶段，年轻的中国共产党对审计的认识尚处于不系统、不成熟的初级阶段。

（二）关于审计独立性与权威性的认识：中共审计思想的初步形成（1927—1936年）

随着中央苏区相对稳定的地域形成以及革命形势变化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对审计的认识也日益深化。这一阶段审计思想的显著特征是，一方面继续强调审计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另一方面则重点关注审计的独立性与权威性。这些思想不仅在一些早期共产党员的论著中有所体现，而且大量反映在审计政策的制定与权威审计机构的设立上。1930年阮啸仙指出，苏维埃组织系统应设立工农监察委员会。^⑧1932年8月通过的《财政部暂行组织纲要》指出，在财政人民委员部之下设立审计处，“审计处掌管关于总预决算的审核，簿记之检查及审核国家预备之支出，国库现金及存款事项”。^⑨显然，中央苏区政府成立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从组织条例的高度明确了审计在监督、审核政府财政收支方面的重要作用。基于这样的认识，提高审计的独立性与权威性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工作的重点。

1933年中央审计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审计独立性与权威性的认识初步形成。中央审计委员会是与中央人民委员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最高法院拥有同等地位的机构，直接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审计工作的全面领导，体现了审计的权威性和独立性。1934年颁布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进一步明确了中央审计委员会的职责是审核国家财政收入与支出，监督国家预算的执行。^⑩经过政府组织法的明文规定后，审计独立性明显提高，权威性也得到大幅提升。此阶段审计已开始走上法治化和制度化的轨道，成为监督财政收支的重要武器。阮啸仙就此指出：“我们苏维埃的会计工作的建立和预决算制度之初步实现，在我们财政经济战线上，在苏维埃法度里打下了一个根基。”^⑪可见，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把审计定位为最高层次的经济监督，审计思想开始由初级阶段进入相对高级的阶段。审计目的开始由单纯的监督财政收支发展到通过监督财政收支以建立廉洁政府，同时兼具了经济、政治双重目标。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审计监督财政、促进反腐倡廉的思想认识已开始初步形成。

（三）关于审计功能多元化的思想与认识：中共审计思想的进一步发展（1937—1949年）

这一阶段审计思想的主要特征是中国共产党对审计功能认识的不断深化与拓展，审计功能日趋多元化，审计思想进一步发展。中国共产党已把审计制度当作边区财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1937年2月到达陕北的中国共产党恢复审计委员会，谢觉哉指出：“严格执行审计制度，我们以前是这样办的，以后还是这样办。”^⑫中国共产党对审计功能的认识建立在审计机构的多次调整之上。根据战争时局和实际情况的变化，此阶段有时实行财审分离，有时实行财审合一，审计机构隶属关系经历了多次变化。1937年9月审计委员会改为陕甘宁边区审计处，直属于边区政府；1938年3月审计处变为财政厅的下属单位；1939年4月审计处再次直属于边区政府；1939年12月审计处又隶属于中央财政经济部；1940年10月审计处改为财经处，仍隶属于边区政府；1941年9月财经处撤销后恢复审计处；1942年8月至1946年12月审计工作归财政厅负责；1946年12月至1949年5月，审计处再次恢复为直属于边区政府的独立机构；1949年5月后审计处又隶属于财政部门。^⑬总体来说，实行财审分离、审计机构隶属于边区政府这种形式，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较高。

在审计机构隶属关系数次曲折的变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审计功能的认识逐步深化。1939年边区政府规定，审计处负责审查全边区行政机关预算决算、公有物、征税征粮收支、金库收支、公产估价变卖、公营事业收支、政府补助、贪污浪费等事项。^⑭该项制度下的审计功能较广，但此后不久审计处即归中央财政经济部管理。为此，1940年1月李富春、曹菊如、林伯渠及时提议组织中央审计委员会或提高财政经济部审计处的职权。^⑮同年2月曹菊如又提出从政治方面扩大审计功能，“审计制度过去仅限于从多用几毛钱来考虑，没有用政治眼光看决算，（没有）从政治上、计划上规定预算”。^⑯显然，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至少从经济与政治两个方面来考虑审计功能。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把审计与发展边区经济相联系。任弼时指出，发展解放区经济应“严格执行预决算、审计、金库及移交等财政制度”。^⑰1948年《陕甘宁晋绥边区暂行审计条例》明确指出，审计条例是为发展国民经济、加强支援解放战争。^⑱除陕甘宁边区外，其他根据地也明确了审计在监督财政收支、保障供给、减轻人民负担等方面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关于审计功能的认识不仅继承了审计关注财政收支的思想，还把审计与发展国民经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反腐倡廉和实现民主法治相联系，从而拓展了审计职能，使得审计功能呈现出多元化特点。

将1921—1949年期间几个阶段中国共产党的审计思想连起来看，发现建立并严格执行审计监督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坚持的政策主张。每个阶段的审计思想不仅源自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政策上对审计观点的阐释，也来源于根据地的数次审计实践。从中国共产党对审计本质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到对审计独立性与权威性的认识，再到对审计功能多元化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对审计监督的认识日趋清晰与深化，审计思想的广度和深度都得到了拓展，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演进的历史逻辑。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历史演进，一方面是出于解决根据地财政困难、发展经济、保证供给、巩固革命政权并最终取得战争胜利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顺应近代中国提倡民主法治、依法治理的结果。中国共产党的审计思想经历了“从审计实践中来，并指导审计实践”的过程。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善于在历史与实践中发现规律与理论，审计思想不是凭空形成的。正是中国共产党对审计历史经验的深刻理解，使得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呈现出兼收并蓄、继往开来的理论品质。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已成为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理论来源

（一）马克思主义国家、财政与监督思想

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是在审计实践中形成的理论观点，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明确把国家、财政和监督理论纳入其研究体系中。马克思主义理论首先分析了国家与财政之间的内在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阶级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当阶级和私有制产生后，阶级矛盾和斗争便随之产生。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国家作为缓和阶级矛盾的工具产生了。因此，国家的实质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⑲国家既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也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恩格斯指出，国家是在阶级冲突中为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而产生的。随着分工的出现，氏族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⑳国家产生之后，除了处理阶级矛盾，还要履行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具有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双重职能。恩格斯指出：“国家和旧的氏族组织不同的地方，……第二个不同点，是公共权力的设立。”^㉑可以说，维持公共权力、管理社会公共事务是国家的基本社会职能。为了实现其职能，国家需要财政。财政税收是国家实现其职能的保证。马克思明确强调：“捐税体现着表现在经济上的国家存在。”^㉒总的来说，财政是伴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财政的产生与生产力的发展、国家的出现具有密切的内在联系。由于生产力水平的发展，阶级、私有制和剩余产品随之产生，国家出现后便开始集中分配一部分剩余产品，财政应运而生。财政为维护国家权力和国家职能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经济基础，是国家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

马克思主义理论进一步论证了国家、财政与监督的关系。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只要有国家存在，国家把权力赋予官员干部，官员干部就有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可能。恩格斯指出：“官吏既然掌握着公共权力和征税权，他们就作为社会机关而凌驾于社会之上。”^㉓马克思批评了黑格尔利用“等级制”和“同业公会”特权的方法以约束权力的观点。^㉔在马克思看来，黑格尔提出的依靠官僚内部“等级制”的监督和以国家权力为基础而形成的同业公会监督的观点并非有效的监督方法。马克思认为，为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只有在这种组织中人民才能成为一个等级，也就是成为中间等级”。^㉕也即防止国家权力被滥用的有效办法是由人民掌握监督权。马克思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进一步提出国家职能由人民的勤务员执行，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一切社会公职，甚至原应属于中央政府的为数不多的几项职能，都要由公社的勤务员执行，从而也就处在公社的监督之下。……社会公职不会再是中央政府赏赐给它的爪牙的私有财产”。^㉖在马克思看来，人民普遍参与权力、保证人民的政治权力是权力制约和监督的重要前提，只有如此，才能真正实施人民对国家的监督。列宁非常重视审计监督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他认为人民群众普遍参与监督是克服腐败和官僚主义的重要途径，“为了防止这些人变成官僚，……立刻转到使所有的人都来执行监督和监察的职能”。^㉗显然，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国家、财政与监督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从国家、财政与监督的辩证关系出发，深刻论述了防止干部滥用国家权力、从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的根本途径是由人民群众对国家进行监督。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审计监督是制约官员行为、监督财政分配、维护国家利益、实现国家职能的重要工具。审计监督与国家、财政密不可分，审计监督与财政都因国家而产生，都是为国家服务。

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科学地分析了监督与国家、财政之间的密切关系，揭示了彼此之间的互动和规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制度旨在监督财政收支、依法约束权力并保障人民利益。解释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理论来源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财政与监督理论。较早提出审计思想的一些早期共产党员在建党前就已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如邓中夏于1920年3月成为我国最早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革命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斯学说研究会”的成员（肖超然，1979）。^㉘ 阮啸仙建党前后就开始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分析中国问题，并通过“爱群通讯社”发行《共产主义ABC》《阶级斗争浅说》等小册子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㉙苏区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建党原则。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形成的。如阮啸仙认为，群众审查监督财政是防止贪污浪费的办法，^㉚这体现了他对审计与财政、权力制约关系的认识。毛泽东也强调会计、审计监督制度对于财政经济建设的重要作用，“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会计制度的原则”。^㉛由此可见，早在苏区时期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共产党就有了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比较接近的关于审计监督的思想认识。山东滨海解放区审计人员回忆指出，建立审计工作是当时财政工作发展的需要。^㉜这条朴实的回忆包含了其对审计与财政之间密切关系的认识。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一系列审计监督制度的制定大都围绕财政经济展开，各根据地审计条例和法规创立的背景和出发点也主要集中于解决财政困难、规范财政制度并发展经济，以保证人民群众利益和革命战争的胜利。在充分吸收马克思主义国家、财政及监督思想并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的过程中，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得以逐步形成，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财政及监督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重要理论 来源。

（二）中国传统的国家审计思想

中国传统的国家审计思想对于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毛泽东非常重视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他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㉝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更加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中国传统的国家审计历史悠久，其中蕴藏着的优秀思想，为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厚滋养和思想来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与中国传统的国家审计思想是相通的，存在继承与发扬的关系。国家审计思想在中国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中国古代审计思想中的“考”“听”“计”“勾”“稽”“比”“磨”“勘”等包含了诸多国家审计思想（刘家义，2016）。^㉞早在西周时期中国就出现了针对官吏财经政绩进行考核监督的官计制度。据《周礼》记载，西周时期官职“宰夫”的职权是“考其出入，而定行赏”（李金华，2004）。^㉟这其中体现的就是一种国家审计思想。春秋战国时期，官计制度改为上计制度，秦《效律》的颁布标志着审计监督有了相关法律规范（刘家义，2016）。^㊱秦汉时期，国家审计思想包含在上计制度和御史审计制度中，审计监督制度依然重在审查官吏财经方面的政绩。汉代的《上计律》表明传统国家审计思想的进一步发展（李金华，2004）。^㊲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国家审计思想主要体现在“比部”这一专职审计监督机构的设立和勾检制度的建立上，比部的职责是对各地财政财务账簿进行审查监督（夏寒，2018）。^㊳两宋时期，以“审计”命名的监督机构首次出现，审计方法有较大拓展，审计范围也逐渐扩大。审计专职机构的设立表明审计独立性开始凸显，传统的国家审计思想有了较大进步（方宝璋，2017）。^㊴明清时期，国家审计监督职能由监察机构行使，实行“监审合一”的科道审计制度，审计监督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进一步增强。晚清政府还曾计划建立独立于行政系统之外的专门的“审计院”（李金华，2004）。^㊵可以看到，虽然中国传统审计监督的机构和形式在不断变化，但其职能和目的一直以监督国家财政经济、维护统治者政治统治为中心。从秦汉时期的《上计律》、隋唐时期的《唐会要》，到清代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这些都规定了考核官吏财政经济治绩的具体内容和程序（李金华，2004）。^㊶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系列审计机构及制度包含了丰富的国家审计思想。总体来看，“考核监督官吏财经政绩”可谓中国传统国家审计思想的精髓，言简意赅地表明了中国传统的国家审计思想的核心内容和目的。

不难发现，在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中国传统国家审计思想都基本延续了监督财政经济的含义，凝练地包含了现代国家审计思想的基本思想。在中国传统国家审计制度演进过程中，审计机构的权威性和独立性逐渐加强，体现出中国传统国家审计重视权威性和独立性的思想。随着时间推移，这些思想不断被后人丰富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重要来源，为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产生与形成提供了宝贵的思想素材。例如，中国传统审计思想史上的“权而索利”“计凡付终”“明法审数”“王自听计，乱乃始生”等蕴含了丰富的关于国家审计的产生原因、重要性、核心内容、方法等审计思想，包含了诸多与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相通的思想元素。“权而索利”反映了国家审计产生的原因和重要性。“计凡付终”“明法审数”则包含了国家审计的主要内容是监督全部的财政经济，以及依法进行审计的思想。“王自听计，乱乃始生”则指出了传统国家审计的局限性，暗含了人民群众参与审计的思想。晚清时期拟议审计院的成立，更凸显了中国传统审计思想强调审计独立性和司法性的特点。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戎子和指出，抗战初期边区各地大都沿用旧政府的官厅审计、会计制度，后根据新式会计原理和太行地区的经验，才修订了审计规程。^㊷显然，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形成的以监督财政收支为核心内容、以维护人民利益为根本目标、强调审计独立性和权威性的审计思想，是以中国传统国家审计思想为基础和前提的，是吸收中国传统国家审计思想精华的创新成果，是对中国先前审计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总体来说，中国传统国家审计思想蕴含着的优秀审计思想，成为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产生的重要土壤，为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西方审计方法与理论

纵观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西方诸多思想大量涌入中国。在此过程中，伴随着中国共产党历史性地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西方其他优秀的审计监督思想也影响着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形成离不开对西方审计思想的批判性学习与借鉴。中国共产党是学习型政党，自其成立之初就倡导批判地借鉴与运用西方优秀的思想理念，这也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条件。1944年7月毛泽东指出：“我们信奉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思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忽视中国文化遗产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外国思想的价值。”^㊸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坚持洋为中用，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进而推动自身理论的创新发展。中国共产党对西方审计思想的学习主要体现在对西方审计的方法、理论等的学习上。

西方审计思想源远流长，早在古罗马时期就出现了具有国家审计性质的经济监督工作，但较为系统的近代审计制度一般认为产生于工业革命后。清末洋务运动时期，西方审计思想开始传入我国，但直至20世纪初，西方审计思想才在政府审计中得到普遍应用。20世纪前期，以潘序伦为代表的一批海外留学生积极主张引进西方审计方法，提倡用西方审计思想改革中国传统审计（赵友良，1996）。^㊹潘序伦是较早将西方审计科学介绍到中国的审计学者。他归国后提倡运用西方审计的概念、框架、方法、原理改革中国的传统审计，并撰写了《审计学》学术著作。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对西方审计思想的吸收与借鉴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积极学习潘序伦等人的审计学、会计学著作上。如苏中区审计委员会成立后，专门派人去上海购买潘序伦著的《审计学》作为课本进行业务与理论学习。^㊺抗战时期晋绥边区图书馆也藏有潘序伦的《审计学》《会计学教科书》《各业会计制度》等著作。^㊻这些著作主要介绍西方审计或会计的概念、目标、框架、方法与理论等。图书馆藏书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学习西方审计理论的态度与倾向，也能大致判断出图书馆读者的主要学习内容。曾在苏中根据地财经部工作的闵之回忆了中国共产党把西方审计理论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学习借鉴并批判地运用西方审计理论，进而创造有中国特色的审计理论的事例。抗战时期苏中区财经干部培训班邀请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审计科长讲课，由于讲的是“国民党的一套（说也难，那时还没有根据地的一套），学员听不懂”。^㊼后经过基层调查研究，结合实际并参考上海立信编写的会计丛书，苏中区财经部自己编了教材，“有了现实内容，结合实际讲，学生听懂了”。^㊽资料所提到的“国民党的一套”主要源自西方审计思想。民国审计思想产生的主要原因是在西学东渐的历史背景下审计界接受了欧美和日本的审计思想（方宝璋，2010）。^㊾这说明，在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一方面注重学习借鉴西方审计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另一方面则结合实际创造适合根据地的有自身特色的审计理论。此外，中国共产党任用熟悉西方审计业务与理论的审计学者担任根据地审计负责人，也反映了党对西方审计思想的学习与借鉴。如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华东局决定由曾在潘序伦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工作、熟悉西方审计思想的顾准主持渤海地区的财经工作。^㊿进一步来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审计本质及其重要性、审计功能与目标、审计独立性与权威性、审计人员依法审计的职业素养等审计思想，与多年后美国审计学家莫茨和夏拉夫提出的审计理论的核心概念（如证据、应有的审计关注、公允表达、独立性和道德行为等）也较为接近。⁽⁵¹⁾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是积极学习和借鉴西方审计理论的结果。总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指导下汲取西方审计监督思想中的积极、有益成分，注重学习西方审计的理论与方法，为中国共产党现代化审计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相应的理论基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审计监督思想的进步性与科学性。

四、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理论创新

（一）立足中国实际，在坚持党领导审计工作的基础上深化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监督思想，指出了国家审计的本质，强调了审计独立性，拓展了审计功能

审计实践推动中国共产党对审计认识的前进。结合中国国情，中国共产党明确把国家审计的本质定义为党领导下的经济监督行为，并将国家审计定位为最高层次的经济监督，重视审计独立性，在实践中推动审计功能多元化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理论创新之一。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深化与发展。

从审计的本质和地位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立足中国实际，在坚持党领导审计的基础上，深化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监督的认识，极大强化了审计独立性和权威性，建立了独立性更高、权威性更强的审计专门机构，并独立行使经济监督权。苏区时期中央审计委员会直接隶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全面抗战时期，各根据地先后成立了审计委员会，领导均由各级党、政、军主要负责人担任；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除延续抗战时期各级审计委员会外，还成立了各大区财政经济委员会作为最高决审权力机关，如西北财政经济委员会、华东财政经济委员会、华北财政经济委员会等。⁽⁵²⁾显然，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阐述了监督与国家、财政的密切关系，揭示了监督对于财政、国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由于各方面条件局限，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将这种理论进行独立的具体阐述并付诸实践。对此，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原理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在实践中践行了审计是最高经济监督的本质，并明确提出审计独立性的特征。这一时期审计机关的领导人曾多次提出了审计独立性和权限的问题，如谢觉哉提出“应审计独立”的思想，⁽⁵³⁾陕甘宁边区政府审计处处长刘景范也指出审计处应成为审查财政收支（包括生产）的最高权力机关。⁽⁵⁴⁾可见，中国共产党不仅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关于监督的核心思想，而且还结合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明确了审计本质，强化了审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丰富了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

从审计功能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的功能日益多元化，已突破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对监督功能的认识。这些创新思想体现在中国共产党人关于审计功能的重要论述上。1942年谭震林指出财政预决算审计制度是革命胜利的保障，是革命秩序的一种。⁽⁵⁵⁾太岳区审计科长何俊指出根据地审计对象和功能很广泛，包括“党、政、军、民、机关、部队、学校之财政、财务收支、建设项目、人员编制，制定法规制度、打击贪污浪费等”。⁽⁵⁶⁾至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已经把审计监督与根据地生产、经济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1946年谢觉哉指出审计委员会的职责是“把财政重心的观念改为生产重心的观念”。⁽⁵⁷⁾显然，中国共产党审计不仅与国家财政预决算、财务制度建立、军需供应密切联系，还与经济发展、反贪污腐败、党风廉政建设以及社会治理相联系，审计功能呈现多元化特点。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现代化道路的重要理论成果，是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改变了中国传统国家审计的封建专制理念，强调民主法治

中国共产党对中国传统国家审计思想不仅有继承，而且更是一种改变与超越。虽然中国传统审计思想历史悠久，但传统审计主要为封建统治者服务，既缺乏先进阶级的领导，也无科学思想的指导。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改变了中国传统国家审计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专制理念，极力强调民主法治。众所周知，近现代审计是民主法治的产物，也是推进民主与法治的工具。国家审计发展的广度、深度与民主法治进程密切相关。中国共产党审计监督制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的科学的法律规范，任何权力均不可随意干扰。这是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又一理论创新之处。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法制建设，一贯强调依法办事。在依法办事思想的指导下，依法审计成为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重要特点。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坚持审计法治化和规范化，赋予审计机构较高的法律地位和独立地位。不论是苏区时期，还是抗战以及解放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在组织法、宪法中规定了审计监督的内容，还制定了一系列地方性审计法令、条例、决议等，并将其运用到审计实践中去。从某种意义上说，审计法令法规的颁布表明中国共产党审计工作是具有强制性的国家经济监督活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法治理念。抗战时期淮北行署财办主任雷明要求审计工作者在监督审核财政收支时坚决维护审计制度，严厉批评了不能依法审计的现象：“我是×长，我有权力，我批了钱你就得给，有我对上级负责。……制度就是限制这些人的，对这些人是一种束缚。”⁽⁵⁸⁾陈云也指出审计中的实际困难，审计不好审，“但只要坚持原则，公平合理，问题是可以解决的”。⁽⁵⁹⁾这些论述表明中国共产党审计以严格依法办事为原则，强调审计相关法律的权威性，把依法审计作为制约权力、监督财政以及社会治理的基本方式。各地审计实践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依法审计的理念。如山东抗日根据地泰山区审计科科长程子栋回忆了一个县长托某专员找他批钱被他严词拒绝的事。⁽⁶⁰⁾可以说，在战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强调依法审计的理念，不仅在理论层面对中国传统审计有突破，而且还将其付诸根据地审计实践。

重视由人民监督政府的民主理念也是中国共产党对传统审计思想的突破。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曾多次提出由人民监督政府的思想。1945年毛泽东提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的思想。⁽⁶¹⁾1946年谢觉哉专门针对审计工作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审计工作与传统审计的根本区别在于其民主理念，“旧的审计院是官僚机关，我们不要”。⁽⁶²⁾传统审计遵循的是封建专制理念，中国共产党审计坚持的民主理念是对传统审计的重大改变。此外，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民主理念还体现在注重公开审计结果上。苏区时期，中央审计委员会常在《红色中华》报纸上公布各部门的预算、开支等审计结果。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及其他各根据地也会在各地党报（如《解放日报》《晋绥日报》等）公布财政预决算的审计结果。审计结果公开制度，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要求的透明性与民主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将民主和法治理念渗透至审计工作的方式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审计思想的积极探索，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对传统审计思想的理论创新。这种创新不仅体现在理论层面，而且也体现在具体审计实践中。这不仅是近代民主法治的产物，是中国审计近代化的重要标志，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探索新民主主义经济道路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新民主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重要成果。

（三）突破了西方审计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审计目标，将为人民群众服务作为审计的根本目标

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是民主法治的产物，其根本目标是为人民群众服务、向人民公开、对人民负责。把审计监督与维护人民群众利益紧密结合，坚持审计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重要理论创新，也是其区别于西方审计思想的一个显著标志。这一理论创新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因此，与西方审计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根本目标不同，中国共产党审计工作始终以减轻人民负担、维护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目标。中国共产党审计工作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主要表现为维护人民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两个方面：

首先，在维护人民群众经济利益方面，中国共产党在设计审计制度和进行审计实践时始终把人民利益当作最终目标，在审计实践中高度关注群众的切实经济利益，致力于揭示损害人民群众经济利益的问题。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就指出根据地经济政策的制定必须以人民福利和抗战需要为出发点。⁽⁶³⁾因此，中国共产党审计制度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人民服务。1943年晋冀鲁豫边区审计会计干部培训班开学时某领导指出，审计工作不好的原因之一是不知道审计为人民服务。⁽⁶⁴⁾1946年太岳行署审计会议也指出，审计要做到“减轻人民负担，恢复人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⁶⁵⁾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始终围绕维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这个中心，致力于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和保证战争胜利。

其次，在维护人民群众政治利益方面，中国共产党强调群众参与审计、群众监督政府，充分维护人民群众的政治利益。为人民服务的理念是激励中国共产党审计工作不断推进、审计思想不断丰富的根本动力。如1934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审计条例》要求政府审计吸收广大工农群众对于审计的意见。⁽⁶⁶⁾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各级单位大都设立了经民主选举产生的、由群众进行监督的审计基层组织。⁽⁶⁷⁾华中根据地财务工作会议多次强调要“专业审计与群众审计相结合”。⁽⁶⁸⁾由此可见，依靠群众是中国共产党审计工作的群众基础。中国共产党审计监督制度充分考虑人民群众意见，积极吸收群众参与审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一宗旨要求中国共产党的审计监督工作必须依法独立开展，加强群众参与和监督，进而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可以说，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审计理论创新的根本方向。

五、结论与启示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初就开始积极探索审计监督思想。1921—1949年虽处特殊历史条件下，但中国共产党制定并践行了一系列具有理论创新的审计监督制度，为根据地经济建设和战争胜利提供了重要支撑。从中国共产党对审计本质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到对审计独立性与权威性的认识，再到对审计功能多元化的认识，中国共产党对审计监督的认识日趋清晰与深化，审计思想的广度和深度都得以拓展，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演进的历史进程和历史逻辑。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符合根据地财政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符合人民群众的基本要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财政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和卓越的政治远见。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继承中国传统的国家审计思想和学习借鉴西方审计思想的过程中形成的，是在实践中不断创新、深化和丰富的。其中包含的一系列有关审计本质与独立性、审计功能多元化、审计与民主法治、为人民群众服务的审计目标等审计监督思想，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的理论创新。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进行理论创新的成果，构成了近代中国审计思想和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理论的重要历史源泉，对于当前国家审计监督理论体系建设有着重要启示，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深思与总结。一是强调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史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的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理论构建需要强调历史延续性，奠定思想史基础。新时代审计监督理论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监督思想存在承继与发展的关系。深入研究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监督思想，对于充分把握中国共产党审计监督思想的核心与精髓，揭示审计监督对于规范财政经济活动、促进根据地经济建设和保证革命战争胜利的重要作用，科学总结中国共产党审计监督历史经验和规律，进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审计理论体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二是保持审计监督的独立性与权威性，推进国家民主法治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监督机构就被赋予了很强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而审计法律规范是维护独立性和权威性的依据与标准。一系列审计法律规范和制度的出台，特别是宪法对审计监督的规定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依法独立行使审计监督权和审计工作顺利开展的根本保障，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审计监督思想坚持依法审计、强调民主法治的基本要求。在推进审计全覆盖的当今时代，强调审计独立性和权威性，坚持依法审计，对于推进国家民主法治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尤为重要。三是坚定审计监督为人民群众服务、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目标。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审计监督思想的核心是，通过监督财政经济活动，促进根据地经济发展，并维护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坚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⁶⁹⁾显然，现阶段我们更应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国家审计监督制度的基本内核和审计监督工作的方向，把群众监督融入审计监督，保证审计监督服务人民。这也是中国共产党践行初心使命的体现。

　　* 感谢上海财经大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中国经济转型的历史与思想研究”、上海财经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2021110068）的资助。

① 引自习近平：《加强党对审计工作的领导》，新华网，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leaders/2018-05/23/c_1122877538.htm。

② 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审计思想主要包括国家审计、党务审计和军队审计思想。由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进行的审计工作具有国家审计的性质，且相关资料较多，因此本文主要论述国家审计思想。

③ 参见刘家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6年版，第26页。

④ 参见邓中夏：《邓中夏全集》，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32页。

⑤ 引自《审计局组织法》，《工人之路》，1926年3月29日第274期，第1版。

⑥ 参见邓中夏：《省港罢工报告》，《工人之路》，1926年4月29日第304期，第1版。

⑦ 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湖南省委《毛泽东早期文稿》编辑组：《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3页。

⑧ 参见刘林松：《阮啸仙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5—256页。

⑨ 引自中国审计学会、审计署审计科研所：《中国革命根据地审计史料汇编》，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5页。

⑩ 参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苏维埃组织法》（1934年2月17日），《红色中华》，1934年2月22日，第6版。

⑪ 引自《中央审计委员会关于四个月节省运动总结》，《红色中华》，1934年9月11日，第3版。

⑫ 引自谢觉哉：《谢觉哉文集》，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45页。

⑬ 参见陕西审计学会、陕西省审计研究所编写组：《陕甘宁边区的审计工作》，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9—30页。

⑭ 参见中国审计学会、审计署审计科研所：《中国革命根据地审计史料汇编》，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09页。

⑮ 参见中国审计学会、审计署审计科研所：《中国革命根据地审计史料汇编》，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338页。

⑯ 引自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曹菊如文稿》，中国金融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页。

⑰ 引自任弼时：《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01页。

⑱ 参见山西省档案馆档案：《陕甘宁晋绥边区暂行审计条例》，1948年10月1日，A90-4-21-2。

⑲ 引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页。

⑳ 引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6页。

㉑ 引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7页。

㉒ 引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81页。

㉓ 引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67—168页。

㉔ 参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7页。

㉕ 引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9页。

㉖ 引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页。

㉗ 引自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10页。

㉘ 参见肖超然：《北京大学与“五四”前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年第3期。

㉙ 参见中共河源县委宣传部、中共河源县委党史办：《阮啸仙研究史料》，内部发行1985年，第346页。

㉚ 参见《中央审计委员会稽核瑞金经济开支的总结》，《红色中华》，1934年4月5日，第3版。

㉛ 引自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4页。

㉜ 参见山东省审计厅：《山东审计史料》（下），内部资料1993年，第688页。

㉝ 引自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㉞ 参见刘家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6年版，第16页。

㉟ 参见李金华：《中国审计史》第二卷，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1页。

㊱ 参见刘家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审计制度研究》，商务印书馆、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6年版，第18页。

㊲ 参见李金华：《中国审计史》（第一卷），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2页。

㊳ 参见夏寒：《中国古代审计思想演进评述》，《审计研究》，2018年第6期。

㊴ 参见方宝璋：《试评宋代审计》，《中国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3期。

㊵ 参见李金华：《中国审计史》（第一卷），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㊶ 参见李金华：《中国审计史》（第一卷），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7页。

㊷ 参见山西省审计局、山西省档案局：《山西革命根据地审计历史资料选编》，内部发行 1989 年，第 215—216页。

㊸ 引自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91页。

㊹ 参见赵友良：《中国近代会计审计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1—282页。

㊺ 参见江苏省审计局、江苏省审计学会：《江苏革命根据地审计史料》，内部资料1995年，第11页。

㊻ 参见山西兴县关向应图书馆馆藏革命历史书目。

㊼ 引自江苏省审计局、江苏省审计学会：《江苏革命根据地审计史料》，内部资料1995年，第82页。

㊽ 引自江苏省审计局、江苏省审计学会：《江苏革命根据地审计史料》，内部资料1995年，第83页。

㊾ 参见方宝璋：《民国审计思想史》，中央编译出版2010年版，第34页。

㊿ 参见江苏省审计局、江苏省审计学会：《江苏革命根据地审计史料》，内部资料1995年，第115页。

(51) 参见[美]莫茨、[埃]夏拉夫著，文硕等译：《审计理论结构》，中国商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86页。

(52) 参见李金华：《中国审计史》（第二卷），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04年版，第335—371页。

(53) 引自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96页。

(54) 参见陕西审计学会、陕西省审计研究所：《陕甘宁边区的审计工作》，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1页。

(55) 参见江苏省审计局、江苏省审计学会：《江苏革命根据地审计史料》，内部资料1995年，第6页。

(56) 引自山西省审计局、山西省档案局：《山西革命根据地审计历史资料选编》，内部发行1989年，第235页。

(57) 引自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86页。

(58) 引自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档案馆：《安徽革命根据地财经史料选》，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0页。

(59)(60) 引自陈云：《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7页。

(61) 参见山东省审计厅：《山东审计史料》（下），内部资料1996年，第704页。

(62) 参见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学习资料》，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第47页。

(63) 引自谢觉哉：《谢觉哉日记》（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986页。

(64) 参见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五），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02—103页。

(65) 参见山西省审计局、山西省档案局：《山西革命根据地审计历史资料选编》，内部发行1989年，第138页。

(66) 引自中国审计学会、审计署审计科研所：《中国革命根据地审计史料汇编》，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页。

(67) 参见中国审计学会、审计署审计科研所：《中国革命根据地审计史料汇编》，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68) 参见陕西审计学会、陕西省审计研究所：《陕甘宁边区的审计工作》，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0页。

(69) 引自江苏省审计局、江苏省审计学会：《江苏革命根据地审计史料》，内部资料1995年，第105页。

(70) 引自《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