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工业化的政治基础历史性地奠定了起来（林岗，2019）；此后的土地改革和合作化运动又为工业化准备了基本条件，我国工业化从此开始走上独特的道路。它既不同于西方工业化国家曾经走过的路，因为那是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市场方式实现的工业化；也不同于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曾经走过的路，因为那种工业化对民生问题考虑得太少，工业化变成了国家军事化的助推器。它是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那个特殊年代形成的工业化思想及其政策化基础上开辟的独特道路。在这当中，毛泽东工业化思想起了主导作用。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由来已久：它开端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当时主要受孙中山工业化思想的影响，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工业实践中得到了反复锤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工业化思想深受列宁和斯大林工业化思想影响，从苏联工业化实践中汲取经验和教训，并且根据世情与国情变化加以调整。特别是他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讲话，不仅书写了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序篇（顾海良，2016a），而且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业化勾勒出了宏伟蓝图。历史业已表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工业化还取得了比资本主义国家更高的发展速度，为现代化的实现和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朱佳木，2002）

针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1978年）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毛泽东的工业化思想，国内外文献已做了很多研究（王赟鹏，2017），一些重要特征得到了揭示和分析；但是，一些不切实际的评论在学术界广为流行，有待我们去澄清和纠正。那些评论之所以产生和流行，其原因固然是多种多样的，但最重要的一点是研究者局限于单一学科而进行片面分析。单一学科分析的优点是可以在专业范围内做得比较深入，但对其他方面难免有所忽略。改革开放后，经济学成为我国社会科学中的显学。但是，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依然单薄，特别是经济学家较少从国家发展战略角度考虑自己面对的经济问题；即使对国家发展战略有所关注的经济学家也局限于经济发展战略，没有进一步从大战略角度全盘考虑国家发展和国家竞争等更加宏观和复杂的问题。而这正好是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特别是其核心毛泽东）考虑问题的基本思路。由于专业研究者并不具备毛泽东那样既宽广又深邃的大战略眼光，以致在研究中变成了摸象的“盲人”，仅仅关注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某些层面并进行片面评论，在经济分析中抽象掉了历史因素。例如，抓住计划经济时代我国工业化实践中效率偏低的问题不放，以市场效率为参照，几乎完全否定为我国后来发展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

为了展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工业化思想的全貌，我们回到真实的历史场景，站在大战略高度深刻理解它的精髓。为此，我们需要注意经济战略思想的三个基本层面（伍山林，2017）。一是经济战略环境判断。对此，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特别是毛泽东有其独到见解：主要是中国作为一个在生产力水平落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大国，必然遭遇来自资本主义世界的打压以及社会主义阵营中先进大国的威胁，安全问题成为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需要特别重视的大问题，工业化战略的制定和实践主要是为了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二是经济战略目标设定。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经济战略环境等决定了一定时期之后打算实现怎样的经济战略目标。新中国成立之后的远景目标是通过半个世纪努力，至新世纪初（即2001年）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①三是经济战略行动选择。这是由前面两个基本层面和客观可能性共同决定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优先发展重工业成为当时的基本共识。必须指出，无论在坚守初心和追求目标方面，还是在形势判断和行动选择方面，毛泽东都有超群绝伦的独特之处和跨越时空的预见性。对于毛泽东工业化思想，我们要明了其战略逻辑，进而系统阐述和深度挖掘其丰富意蕴。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全球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的结构性调整。其中最重要特征是：在全球经济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板块性下沉”，尽管美国基本上保住了原来的份额；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特别是中国的份额稳步上升。这种调整的结果是中国力量向美国快速逼近，美国霸权焦虑日甚一日。与此同时，美国进一步“去产业化”，而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工业国。在国内，改革40多年来，一方面，体制性、周期性、结构性矛盾累积起来，需要在新的经济战略引领下加以解决；另一方面，我国尽管已经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但还需继续努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现在，我们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鉴于中美两国的合作与竞争呈现出新的特征和复杂性，在新发展阶段我国要在高质量发展基础上把安全提升到新高度。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工业化思想特别是首重安全和兼顾发展的战略逻辑，有助于通过新型工业化道路把我国从工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强国，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二、工业化思想：形成背景

毛泽东1956年在《论十大关系》讲话中系统表述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工业化思想。这是毛泽东根据形势发展进行战略思考取得的重大成果。其形成背景主要是：

（一）现实环境呼唤战略思考

中国工业化的真正起步，要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开始算起。如下三个方面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是中国人民虽然“站起来”了，但是新生共和国还存在一个在波诡云谲的国际环境下怎样才能“立得住”的问题。这就需要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为国家安全提供坚实支撑。二是我国工业底子薄，科技水平低，因此也像当年苏联那样，快速发展现代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和重工业，成为攸关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杨培新，1955）。三是对外关系具有很强的非对称性，即西方对华实行禁运和封锁，我国只能从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苏联那里，才能得到发展现代工业所需的智力、技术和设备支持（后来这条渠道也被堵死，我国只有依靠自力更生）。

经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后，我国很快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从1956年开始又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经验对我国的影响增加，我国选择了计划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战略和工业化模式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构建起来的，可总结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需要注意的是，我国那时制定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战略必须考虑安全和发展两大关切。从安全维度看，主要是新中国成立至1956年，龟缩于台湾地区的国民党试图反攻大陆；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在“冷战”体制下对我国采取敌对态度。从发展维度看，苏联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主义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就（伊凡诺夫，1958），新中国面临与当时苏联大致相同的任务，可以借鉴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总之，在安全压力的促使下，在榜样力量的示范下，在具体国情的要求下，我国经济发展战略和工业化模式确定下来了。

（二）工业化思想的积淀和推进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为了取得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苏区、边区、解放区发展现代工业，对新民主主义工业化充满了期待。以1945年毛泽东为“七大”所作政治报告即《论联合政府》为标志，新民主主义工业化思想得以形成。这份文献除了借鉴孙中山工业化思想和阐明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的基本方略之外，特别强调新民主主义工业化的基本条件，即形成“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以及它的政治基础，即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的新民主主义国家。此后至新中国成立，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不断攻占大城市，接收工业企业、保证和发展工业生产等又为新中国工业化积累了实践经验。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工业化思想除了来源于孙中山工业化思想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业化思想和实践经验之外，主要来自列宁和斯大林的工业化思想和苏联社会主义工业化经验和自身实践经验。在这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业化思想既具有连续性又具有独特性。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明确指出土地改革是工业化的基本条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这个方面的继承特征尤其明显。因为在与苏联就工业化问题展开工作接触和以156个项目为代表的经济合作提上日程的同时，国家还在为工业化准备土地改革这个基本条件，即在全国农村推行“耕者有其田”制度。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设想的机制是我国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农民为工业部门“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②这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主体行为选择的结果。然而，这种土地制度对于支持快速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被认为并不是合适的安排。因此，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后，重要任务之一是为快速实现工业化创造基本条件。就农村土地制度而言，主要是通过合作化运动促进土地公有化，为农业使用大机器创造条件。毛泽东1955年7月31日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总结性地提出关于“两个革命”的学说。他说：“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由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而这两种革命是结合在一起的。”^③这里社会制度方面的革命是指生产资料公有化，生产技术方面的革命是指工业化和生产技术进步。第一个革命是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必须完成的任务，第二个革命是此后很长时期都要推进的工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可以以1956年为起点研究社会主义工业化问题。

（三）发表讲话之前铺垫充分

铺垫之一是前期已有了一系列相关论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系列论述，已为毛泽东写作《论十大关系》埋下了伏笔。1949年12月14日，毛泽东在《关于土地改革和财经工作》中指出，“在工商关系中，应当工业是中心，因为工业是生产价值的。”^④在1950年1月3日自莫斯科发给中央的电文中，毛泽东表达了向苏联借款和与其签订民航协定（有利于建设中国航空工业）等意见。^⑤1950年6月23日在全国政协第一届二次会议闭幕词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土地改革将使我国工业化获得基本条件，工业化必须依靠农民。^⑥至1951年12月，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已形成共识。当时预期从1953年我国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后，准备用20年左右时间实现工业化；工业化不仅针对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还包括轻工业；为了完成工业化，必须发展农业；重工业和国防工业能带动轻工业和农业发展；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需要很多资金，它只能来自增产节约。^⑦1954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幕词《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中提出，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⑧

铺垫之二是各种条件已经准备就绪。写作《论十大关系》之前，国内相关形势发展主要是：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重大进展，生产资料公有制逐渐建立起来了；由周恩来和陈云主持的“一五”计划，已于1955年7月经全国人大第一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要求以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项目为中心，围绕限额以上694个项目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建设；全国经济形势总体上大为好转。因此，进入1956年后，毛泽东认为我国即将进入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必须把一些基本问题讲清楚，其中焦点是工业化问题。由于形势发展把如何确定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工业化模式摆到了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面前，《论十大关系》应运而生。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同年5月2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又作了进一步阐述。几经征求意见和修改，1976年12月16日才在《人民日报》发表了得到他最后肯定和确认的文字版（孙佩，2014）。由此可见，他对这篇文献不仅特别看重，而且非常谨慎。因此，我们可以说《论十大关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序篇；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马列主义与中国实践实现第二次结合，目的是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论十大关系》是这次结合的奠基之作（顾海良，2016b）。重要的还有，我国此时对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已有所反思，按国情世情办事已经成为当时的重要方针。

三、工业化思想：内容与补充

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目标融汇在四个现代化之中，它给出的时间节点是到21世纪初（即2001年）把中国“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⑨其起点是“一穷二白”，^⑩其借鉴策略是学习一切民族和国家（包括苏联）的长处，它的原则可以总结为首重安全和兼顾发展，它的主要内容是“三个并举”。在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之后，毛泽东对工业化思想又进行了调整和补充。

（一）主要内容：“三个并举”

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核心内容是“三个并举”。在《论十大关系》中，“三个并举”思想在第一、第二、第三大关系中得到了集中阐述，依次概括为农、轻、重并举的产业发展思想，沿海与内地并举的区域发展思想，经济与国防并举的强国发展思想。毛泽东十分看重“三个并举”思想，后来进行了补充和深化。例如，他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说，在中国实行的几个“并举”中以工农业并举最重要；根据苏联和我国经验，只有农、轻、重同时高速发展，才能既迅速发展重工业又不断改善人民生活。^⑪

1. 农、轻、重并举的产业发展思想。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内容：一是重工业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二是发展重工业的时候，不能忽视生活资料尤其是粮食生产；三是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必须平衡发展；四是要利用农业和轻工业积累更多更快的特点，通过加大农业和轻工业投资比重更好地发展重工业。从长期来看，只有这样，才能使工业化拥有牢固基础。这样的工业化，既可避免像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片面发展重工业而把人民生活搞得很苦的弊端，又可使国民经济驶入一条良性发展的轨道。^⑫在1957年2月27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的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⑬他在讲话中还强调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随着经济发展将变得越来越明显，我国达到那个阶段后重工业将加速发展。由此可见，毛泽东认为我国工业化必须秉持协调发展观、系统发展观和动态发展观，要处理好工业化与民生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域下，这是生产生产资料的部类（以重工业为主）和生产消费资料的部类（以农业和轻工业为主）按比例发展规律的灵活运用（郑莹和张彦博，2013）。在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新中国成立后与苏联工作接触最多的周恩来尤其看重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点，认为我国“更要加速发展重工业以加强国防”。^⑭

2. 沿海与内地并举的区域发展思想。主要包括五个方面内容：一是我国当时工业空间分布不平衡不合理，即沿海占70%，内地只有30%；二是必须充分利用沿海已有的工业基地，同时大力发展内地工业；三是必须珍惜难得的和平时期，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设备能力和技术力量；四是新的工业大部分要摆在内地，通过平衡工业空间布局以利备战；五是充分利用沿海工业的老底子，为内地工业发展提供资金、技术和人才等。^⑮由此可见，毛泽东其实认为我国必须从安全与发展两个维度进行权衡，形成合理的工业空间结构。所谓合理，乃在于与希望达到的目标相比，相关的安排是妥当的。另外，区域发展从来都不是独立于产业发展的，而是要使产业发展在空间上实现合理的分布。这样的分布既可以通过产业的空间布局来形成，也可以通过产业的市场扩散来形成。需要注意的是，对于第四条，新中国成立之后一度把它看得过重了。毛泽东后来对此进行了反思。他说：“过去我们计划规定沿海省份不建设新的工业，一九五七年以前没有进行什么新建设，整整耽误了七年的时间。一九五八年以后，才开始在这些省份进行大的建设，两年中得到很快的发展。”^⑯这也意味着，在工业化过程中兼顾沿海和内地是一个重要但又很难作出决断的问题，需要不断调适。

3. 经济与国防并举的强国发展思想。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内容：一是尽管我国当时已有一定的国防力量，国防工业从无到有，已能生产飞机和汽车等，但还没有尖端武器（如原子弹），我们今后要加强先进军事工业；二是只有通过压缩军政费用，抽出更多资金增加经济建设费用，才能最终使国防费用得以增加和军事工业得以加强，通过多开工厂和多造武器达到前述目的。^⑰对于上述思想，毛泽东后来作了进一步强调。1958年6月17日他在《独立自主地搞建设》中指出，“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⑱这种思想其实早已形成。例如，1950年9月25日他在《在全国战斗英雄和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的祝词》中就说：“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⑲由此可见，经济与国防并举的思想在毛泽东那里一以贯之。在他心目中，不仅安全与发展必须兼顾（在执行过程中因形势变化而变成了首重安全和兼顾发展），而且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只有抓好了发展，安全的基底才更加牢实；安全是发展的保证，只有做到了安全，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朱德在谈学习《论十大关系》的体会时高度认同这一点。他说：“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不是平行的，而是相互适应的。民用工业和国防工业应该结合起来，使二者能够在平时为经济建设服务，在战时迅速地转向为战争服务。最新式的技术装备要研究制造，基本的军事工业（如航空、造船、无线电、坦克等工业）要搞起来，搞起来有备无患。”^⑳

（二）若干重要补充

在工业发展中比例和门类是两个基本维度。毛泽东对比例问题论述得非常多，对门类问题的论述隐含地体现在文意之中：（1）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是计划经济工作中要把握和参考的重要规律，其中最大比例是农、轻、重关系。在《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中，毛泽东在谈到综合平衡问题时说，“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㉑他对苏联经验在中国的适用性持谨慎态度。在他看来，我国消灭私有制以后，可以有计划地组织经济，做到相对平衡，但局部不平衡是难免的。（2）生产资料优先增长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如何把握好比例关系要在实践中妥善解决。在他看来，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其缺点是过分强调重工业优先增长，在计划中把农业给忽略了。其结果是在1925—1957年，苏联生产资料生产增长93倍，消费资料生产仅增长17.5倍。苏联生产增长差距这么大，也就引出了对重工业发展是否有利这个问题。我国要农、轻、重并举，使重工业长期健康发展。^㉒鉴于比例的形成和调节要由投资来实现，也就存在一个如何确定积累和消费比例的问题。（3）工业门类是确定比例的基础。比例既由目标决定，又受各门类关系的影响。一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部委沿革表（《国家人文历史》编辑部，2014），清楚地说明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产业门类设置的宏观考虑及动态变化。在各个门类中，重工业与军事工业联系最紧密。196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了八个机械工业部同时并存的局面（黄金生，2014）。其中，除第八机械工业部由毛泽东1959年力主成立的农业机械部更名而来之外，其他机械工业部都与国防工业有关（其中一些部也包括了民用工业）。

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后，毛泽东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发展对他的工业化思想又作了进一步补充和调整：（1）除我国自身努力之外，还要争取国际力量支持。例如，毛泽东1956年4月29日在《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指出，“中国现在在经济上文化上还很落后，要取得真正的独立，实现国家的富强和工业现代化，还需要很长的时间，需要各国同志和人民的支持。”^㉓（2）要向先进国家学习工业化经验。例如，苏联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后很快就变成了强大的工业国，我们要学习其先进而不是落后的经验，但不能照搬。^㉔（3）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面临一个相同的任务即实现工业化。中国人民有无穷的力量，有苏联和兄弟国家援助，在世界上有同情者，我国能够一步一步地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㉕（4）我们不能在苏联和美国之间当中间派，帝国主义从来也没有为我们设计过（我们还不会设计的）化工、钢铁、炼油、坦克、汽车、飞机等大工厂，我们要平等地和苏联靠在一起。^㉖（5）在重工业发展中，从照搬到领会有一个过程。1958年3月毛泽东在《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工业尤其是重工业设计、施工、安装等开始时自己都不行，只有硬搬；但慢慢地，情况变了，大企业设计施工，一般来说可以自己搞了，至于装备，再过五年差不多也可以自己造了。（6）根据战备需要，从产业和区域两个维度调整工业布局。从20个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周边安全形势开始紧张起来。毛泽东从经济和国防并举的角度对我国工业空间布局以战备为重点作出重大调整（张全景，2016）。这次战略调整使“三五”计划从“吃穿用计划”变成了“战备计划”（陈东林，1997），极大地改变了我国工业空间布局，为后来的西部大开发乃至“一带一路”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四、工业化思想：来源与综合

（一）工业化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来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具备了工业化的政治基础；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所有制基础也奠定起来了。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工业化思想从孙中山那里多有借鉴不同，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其中，将重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重心看待，在理论上还可以追溯到列宁关于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学说。这个学说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得到了高度重视，取得了伟大的工业化成就。但这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是，当消费资料与生产资料不能形成合理比例时，不仅人民享受不到经济增长本来应该带来的好处，而且会对重工业长期发展产生拖累。因此，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工业化思想的形成过程中，毛泽东虽然对列宁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学说深信不疑，但苏联工业化过程中的弊端也引起了他的警惕。这在《论十大关系》中已初现端倪。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中国出版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1959年末至1960年初分别组织读书小组，边学边议。毛泽东读书小组针对苏联工业化过程中的利弊进行了冷静的分析，农、轻、重并举的产业发展思想得到了进一步确认。毛泽东指出，“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的规律，是一切社会扩大再生产的共同规律。资本主义社会如果不是生产资料优先增长，它的社会生产也不能不断增长。斯大林把这个规律具体化为优先发展重工业。斯大林的缺点是过分强调了重工业的优先增长，结果在计划中把农业忽略了。”^㉗可以这样说，“师苏而不泥苏”是这个时期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一个鲜明特征。

（二）领导集体工业化思想的综合

但是，毛泽东社会主义工业化思想的最重要来源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伟大实践。避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发展现代工业的经验不谈，单就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之前几个月而言，中央政治局就听取了包括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外贸、财政、银行等三十四个部门在内的工作汇报。^㉘当时，与经济工作联系最为紧密的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等是听取汇报的密集参与者（见表1）。因此，毛泽东工业化思想一定程度上是那一代领导集体工业化思想的集中表达，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1. 领导集体主要成员的相关思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和国家领导集体主要成员的工业化思想具有相当多的共性。他们的工业化思想通过“五年计划”等一系列政策化过程，对我国工业化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他们的工业化思想在精神实质相同的基础上又存在一定的差异：（1）刘少奇的相关思想。早在1950年，刘少奇就描述了我国工业化过程的基本道路：恢复有益于人民的经济事业，使工厂尽可能独立地进行生产；以主要力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同时建立必要的国防工业；以更大的力量建立重工业基础并发展重工业；在重工业基础上大力发展轻工业，使农业生产机器化。^㉙这是党内第一次明确提出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顺序发展工业的主张。刘少奇认为不同社会制度下人民生活改善存在重大区别，资本主义工业化通过剥削工人来筹资，工人生活得不到改善；社会主义工业化尽管需要通过节约来筹资，但人民生活可不断改善。（2）周恩来的相关思想。他提出城市领导乡村、工业领导农业和以农业为基础的思想，认为我国工业化要依靠重工业。他率领政府代表团赴苏联，希望苏联政府协助我国解决诸如地质勘探、工业设计、工矿装备、器材定货、技术援助和贷款等方面的问题，并且就156个工业企业的设计与施工、向我国派遣专家、培养中国的人才（经济、技术、科研等方面）、提供技术资料和科技援助等向斯大林提出请求。周恩来既为我国重工业发展奠定了工作基础，又为毛泽东工业化思想的落实提供了实践支持。（3）陈云的相关思想。陈云早就认识到机器对发展工业的重要性，在革命战争年代就提出了（并且得到了毛泽东认同）“不要打烂机器”的观点。^㉚ 1956年4月1日至6日陈云在对越南进行不公开访问时说：“工业化不外三条路：重轻并进，先重后轻，先轻后重。……（越南）可选择的只有第三条路。先搞轻工业，是为了搞重工业，可考虑日用工业品、有原料有销路的出口品工业、必须和可能搞的重工业这个次序来使用力量。”^㉛由此可见，他们的工业化思想在大方向一致基础上各有侧重。与毛泽东相比，刘少奇更重视农业和轻工业，周恩来更重视重工业；最终，在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上又统一了认识。工业化思想的一致性和经济发展战略的统一性，有助于我国快速推进工业化。

2. “三线建设”：工业化策略的调整。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的工业化思想，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就基本上确定下来了，但是此后的形势发展要求对工业化策略进行一定的调整。在那个年代，我国作为一个大国和社会主义国家，面对的战略环境变幻莫测。一旦周边形势变得严峻起来，就要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安全问题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继出现的局势是：南有美国通过越南对我国构成的战略压力，西有印度不断觊觎我国领土，北有苏联大兵压境，东有台湾地区叫嚣反攻大陆，更有主要大国试图对我使用核武器。彼时，在安全问题上，我国既有来自超级大国的威胁，又有周边国家的骚扰，还有其他政治势力的挑战。面对严峻的安全形势，必须做好备战准备。为此，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作出重大战略抉择，决定进行“三线建设”。“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建设史上的重要篇章”。^㉜当时，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特别是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是从战略高度看待这个问题的。“三线建设”的主要目标是备战（Xu，2020），但客观上改变了我国工业空间布局。曾培炎后来回顾说，“三线建设”是“中国工业建设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西移’”，“对于西部地区发展的实际作用超过了当年所说的战备意义”。^㉝宋平也回忆说，“三线建设实际上是解决了工业的布局问题，大搬迁是发展内地最快的办法”，而且“三线的搬迁加快了西部的发展。因为搞三线不单是军工，原来想的是搞军工，但军工也要配套的，像钢厂、机械厂，配套的企业也要搬去，最好的设备移到那里”。^㉞其实，我们可将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工业空间布局分成三个时期：1957年之前，在沿海省份很少新增工业建设，耽误了7年；1958年至开始“三线建设”之前，我国在沿海地区搞了一系列工业建设，取得了快速发展；在“三线建设”时期，重点地区得到资金、技术、人力等的倾斜性支持，我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从沿海向中部和部分西部地区转移和集中。

五、工业化思想：经验、困惑与再评论

（一）经验与困惑

我国1949年至1978年工业化的实践成果，为检验这段时间的工业化思想提供了经验证据。但是，这种检验必须从安全与发展两个维度同时进行，不可偏废。因为在那个时代，一旦安全出了问题，就可能演变为颠覆性风险。这与革命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性是一样的。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当中指出，“党的二十八年是一个长时期，我们仅仅做了一件事，这就是取得了革命战争的基本胜利。”^㉟在这两大维度中，发展这个维度关乎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安全这个维度关乎国家和人民的安全感；这两大维度存在相辅相成的关系。

先来看安全维度。我国工业化建设为国家安全提供了坚实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后，我国在波诡云谲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中必须做到能够“立得住”，即在保持不被打倒的基本前提下尽力争取较好的发展环境。一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在清剿国民党残余势力、抗美援朝、中印战争、抗美援越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就；另一方面，从20世纪60年代初安全形势恶化至中美关系真正缓和的70年代末期，10多年时间里我国并没有出现影响社会经济发展全局的战事。在安全方面取得这样的成就，对于一个与资本主义国家存在制度差异性，从而长期遭遇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禁运、包围、恫吓的经济不发达的新生共和国来说，是难能可贵的；对于一个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坚持国家主权和走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国家来说，是极不容易的。因此，我们不能不说那个时期中国的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快速发展和空间调整为取得上述成就奠定了力量基础。或许有人认为避免战争发生与工业进步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但是历史经验教会战略家们，重工业生产力“如钢铁产量经常被看作是反映……潜在的军事力量和工业化本身的标志”，^㊱从革命战争年代走过来的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集体对此十分清楚。这样的观念贯穿在毛泽东工业化思想中，即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社会主义发展，都需要工业化（特别是重工业）来支撑国家实力。

再来看发展维度。新中国成立至1978年，我国很多工业产品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乃至到优的进步。在评估意义上，这包括从产出增长角度考察我国工业化速度，从效率角度考察它究竟是提高了还是降低了。对此，一个基本认识是当时的工业化道路使我国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初步工业化任务，但也付出了效率偏低并且逐步下降以及结构失衡的代价。一方面，工业部门相对较快增长。1952年我国重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是35.5%，到1958年上升至53.5%，到1978年进一步上升至57.3%。各主要工业品在1978年之前都实现了快速增长（见图1）。另一方面，从效率指标看，基本上处在较低水平，且有下降趋势。在最重要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中，1952年至1978年每百元固定资产原值利润率从19%下降到15.9%，每百元固定资产净值利润率从28%下降到22.9%，每百元固定资产净值实现的利税从37.1元下降到35.3元，每百元全部资金实现的利税从25.4元下降到24.2元；1953年至1978年能源的国民经济效益系数从1310元/吨下降到527元/吨，铁矿的国民经济效益系数从3316吨/万元下降到1184吨/万元（吕政等，2003）。由此可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国工业产出快速增长与效率停滞不前甚至下降同时并存。这给评价我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以及所采用的经济体制带来了困惑。

从战略上说，工业产出快速增长意味着国家实力快速提升，这有利于夯实安全根基；从经济上说，工业效率停滞不前甚至下降，意味着计划经济体制和（或）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效率上没有优势，条件成熟之后有必要对它（们）进行改革。改革开放后学术界围绕我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的计划经济体制乃至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展开激烈争论，就与上述经验也即规模快速扩大但效率不进反退有关。

（二）对学术界两类评论的再评论

对于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经济学家有很多评论。其中，否定的声音占了上风，充斥着很多不切实际的质疑；支持的声音比较小，其中还有不少不到位的地方。

1. 对学术界否定性评论的再评论。主流观点认为中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导致一系列经济问题。比如说这个战略严重偏离比较优势原则，导致资源错配，企业自身能力不强，收入区域差距与资源禀赋区域差异不匹配，是失败的发展战略。一是把计划经济时代我国的发展战略直接称为“毛泽东式的发展战略”，认为这种发展战略高度依赖资源再分配手段以缩小区域差异（Yang，1990）。二是在比较意义上认为，中国大陆采用赶超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或进口替代型战略），而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采用比较优势战略，它们取得了更大经济成功。后面这种发展战略使经济发展在每个阶段都发挥当时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可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并且提升资源禀赋结构（林毅夫等，1999）；我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下形成的生产要素存量配置结构，与由要素禀赋空间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相背离，导致大量赶超型企业缺乏自生能力，区域发展水平至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仍存在不合理差距（林毅夫和刘培林，2003）。三是认为那是一条“旧型工业化道路”，它“片面追求经济结构的重型化，已造成国民经济整体效率的下降、技术创新的滞后”等弊端（吴敬琏，2005）；认为这条工业化道路所倚重的理论基础，比如说列宁的第Ⅰ部类优先增长规律（即生产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增长最快，生产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增长次之，消费资料增长最慢）和霍夫曼关于工业化过程的四阶段论（特别是后来学者演绎出的“霍夫曼定理”，即工业化后期将是重工业化阶段，重化工业将成为国民经济主要部门并且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增长），并不适合第二次产业革命后经济增长模式的新发展（此时增长主要来自效率推动）。

对于上述观点，我们认为：首先，它们只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主要从发展维度进行分析，殊不知保障安全使国家“立得住”在特定时期里比提高经济效率更为重要。其次，在那个时代，并不是我国没有积极性形成开放型经济，而是由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使我国不得不依靠自力更生来发展经济。其实，在开放经济中才有可能（也仅仅是可能）具有适用性的比较优势学说，在当时的中国并不存在现实的土壤。最后，拿中国大陆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作比较并不妥当。因为除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的差异外，它们与中国大陆在诸多方面并不相同：一是它们的人口规模比中国大陆小很多；二是它们的安全环境与中国大陆的大不相同，它们可把精力放在发展上；三是它们从国际循环中获得的支持与中国大陆大不一样。它们能同时利用区域内和国际两个资源两个市场，而中国大陆在那个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没有办法很好地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或许有人会说，中国当时在国内合理利用政府和市场两种方式发展经济和进行工业化不是更好吗？确实，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效率比以前大幅提升（张斌和茅锐，2016）；但是，我们不能把改革开放之前30年效率方面存在的问题进行不恰当的归因。那时，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市场经济体制谋取安全和发展，在世界范围内还没有成功的先例可供借鉴，我们不能要求从战争年代走过来的革命家立即找到一种能够同时合理利用政府和市场两种作用的全新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尽管如此，那个时代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很多方面依然值得肯定。因为虽然没有实现效率目标，却主要通过计划方式在工业化速度和规模等方面实现了安全目标。也就是说，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尽管导致了效率损失，但在安全方面得到了极大补偿。因此，针对那个时期的经济体制以及工业化战略，我们需要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的而不是历史虚无主义的评论（何玉长和李波，2020）；我们必须跳出单一学科（比如说经济学）的局限，承认经济发展战略和工业化的目标具有多元性，即它并不是只追求效率这一个目标，其他目标同样是重要的并且具有不可替代性。

总之，学术界的上述否定性评论，没有从多个维度评价我国在那个时代的工业化战略；没有注意到或回避了那个时代我国存在诸多安全担忧并且需要通过快速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来解决；仅仅根据抽象的经济理论去评论具有多重意义的工业化战略；没有从包括经济和非经济在内的整体效率的角度评论我国那个时代的工业化战略；没有注意到那个时代的封闭经济是外部世界强加的事实；在比较对象选择上也存在不一致性等问题。因此有必要予以纠正。

2. 对学术界支持性评论的再评论。另一支文献认为，即使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某些条件下也是可以实现很好的结果的。其中，一种观点认为，考虑到重工业投入对提高轻工业效率具有迂回作用，重工业发展具有正外部性，适当偏向重工业可能有利于整体经济的发展。分析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最优补贴期限和补贴率发现：在实际情形下，居民效用贴现值尽管比平衡发展战略下的要低一些；但是，如果实行的是最优的赶超战略，那么与实际相比不仅可以缩短补贴时间和降低补贴率，而且可以实现比平衡发展战略更高的效用贴现值（姚洋和郑东雅，2008）。与此存在一定关联的另一种观点认为，重工业投资具有正的技术外部性，重工业投资和轻工业投资具有正的金融外部性；如果重工业投资外部性超过轻工业投资外部性，就会出现私人对重工业投资不足的问题，这就需要对重工业投资进行一定（公共）的补贴；并且，随着经济发展，重、轻工业投资外部性差距越来越小，对重工业投资的补贴也可越来越小。这种观点的言下之意是我国改革开放之前经济之所以低效率，并不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方向上出现了什么问题，而是由于没有找到最优重工业发展战略和投资方案（姚洋和郑东雅，2007）。其实，毛泽东关于农、轻、重并举的、以重工业为重心的工业化思想已经考虑了迂回作用和外部性，只是在工业化实践中对各个产业的投资难以找到最优的比例而已。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新中国初期尚未达到实施比较优势战略的门槛，国家政权面临被颠覆的危险。这些约束内生出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当时，政府效用水平与重工业发展程度具有正向关系，在政府效用最优化动态路径上，重工业资本存量占比随劳动密集型部门资本产出弹性上升而下降，随资本密集型部门资本产出弹性上升而上升，重工业资本存量占比与全社会总产出之间呈倒“U”形关系（邓宏图等，2018）。

上述第一种和第二种观点从经济学角度论证重工业优先发展作为最优发展战略的（相对）存在性，并没有将安全目标纳入模型进行考虑。这是这类模型的最大不足。我们在前面已经强调，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我国经济发展和工业化战略的显著特点之一是与苏联在工业化过程中把人民生活搞得很苦不同，而是尽量兼顾安全和民生两大关切。诚然，为了给重工业发展积累资金，我国从农业和轻工业抽取了大量剩余，轻工业和农业为工业化做出了很大牺牲。从国家整体角度来看，当时之所以那样做，乃在于安全成为迫在眉睫的重大关切，不得不牺牲农业和轻工业的利益以加快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发展，先站稳脚跟，图存之后再谋长远。因此，忽略安全问题的任何建模，都是脱离了那个时代的实际的。第三种观点尽管建立在同时考虑安全需要这个必要基础上，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但是抽象化的模型分析，只是对现实的一种简单摹写，代替不了针对复杂现实的历史和战略分析；而将比较优势纳入考虑，又要以开放经济为前提，而当时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总之，评论我国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时必须把握一个原则，即在探寻它的经济逻辑的同时，还要探寻它的安全逻辑。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我国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基本逻辑是首重安全和兼顾发展。

六、几点启示

研究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工业化思想的目的之一是回望历史，深刻理解那个时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战略思维，从历史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另一个目的是澄清可能给社会主义事业带来危害的片面认识，避免误导。

一是要从战略高度理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工业化思想的核心要义。在党和国家领导集体的战略站位上，安全和发展是两大基本维度；仅仅考虑其中一个维度，对于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害的。他们的工业化思想，既赋予了发展工业的经济意义，又赋予了发展工业的安全意义。具体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由于经济战略环境具有特殊性，有必要作出首重安全和兼顾发展的战略权衡。这就是那个时代党和国家领导集体选择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基本逻辑。因此，对于那个时代我国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如果我们单纯从经济学角度进行评价，把这个发展战略想要实现的安全（或非经济）目标及其价值抽象掉，必然不能形成全面深刻的认识，必然引出一系列片面、错误和有害的观点；当然，辩证地看，这样的评论也并非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一旦战略环境发生深刻变化，发展这个维度在目标体系中更为重要，这种评论当中的一些观点就具有了启发意义。由此也就可以理解，紧随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之后，接踵而至的为什么是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因为到了这个新时期，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主题，我国经济建设可以转移到加快发展这个中心任务上。

二是要把我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作为长期战略方向。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即已认识到我国的农业经济敌不过外国的工业经济，^㊲从而需要快速发展工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苏区、边区、解放区工业化和工业实践的中心任务是保证革命战争胜利，将我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还只是远景目标。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由于工业化的基本条件和政治基础奠定下来了，将我国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已可付诸实践，尽管受战略环境和战略行动的约束，我们在战略目标上不得不首重安全和兼顾发展，以致从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过程经历了种种曲折。对于这些曲折，我们也要辩证地看：其一，与这些曲折相伴随的是，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我国国家政权和社会制度得到了延续，并且迎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机遇；其二，经济效率趋势性下降意味着经济发展不可持续，这就提醒我们一旦经济战略环境发生改变，可以将发展目标看得更重，我们就应对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以及工业化战略进行必要的调整。其三，我国变成工业大国之后，在工业国建设战略方向上尚需更进一步，朝着工业强国战略方向迈进。我们现在正处于这样的阶段。

三是要根据形势变化对工业化战略进行一定的调整。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也具有根据形势变化进行一定调整的灵活性（如通过“三线建设”调整工业区域布局），以保证不出现颠覆性风险。这一点对于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我国在新发展阶段构建新发展格局来说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我们要“统筹发展与安全”“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把安全发展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针对“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实现发展质量、结构、规模、速度、效益、安全相统一”以及“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因此筑牢新发展格局的安全基底，在今后一个时期里将成为我国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伍山林，2021）。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将工业化与安全紧密联系起来的战略思维和实践给我们如下启示：我国今后必须走建设制造强国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将战略性制造业推进到全球领先水平（王岩和许彩俊，2020），打造具有发展韧性的工业体系，使工业在整体规模和空间布局上适应安全和发展双重目标，为实现内外循环“双畅互促”新格局提供物质技术基础和体制机制保证。

四是洞悉工业化思想的战略逻辑有助于深化理解“两个不能否定”的科学精神。我们要用历史、实践、辩证的观点看待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2013）。在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业化思想具有不同的战略逻辑。其中，最明显的差别就是安全和发展这两大维度在目标体系当中具有并不相同的重要性。因此，对于工业化战略乃至经济发展成就，如果用前一个时期的否定后一个时期的，或者用后一个时期的否定前一个时期的，都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向国成等，2019）。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工业化思想和实践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由于在恶劣的战略环境下必须首重安全，工业化战略也就不得不牺牲一定的发展目标；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战略环境发生巨大变化并且逐渐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工业化战略已经可以更多地瞄准发展目标。可以假设，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采用市场经济体制，按照效率原则在国内大循环中发展经济，国家安全目标能否得到保证将成为大问题，而没有安全就没有一切；同时，以效率为原则引起的两极分化是否对基本民生构成更大的威胁也将成为大问题，而民生堪忧又易导致社会不稳。

①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②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77页。

③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2页。

④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页。

⑤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0页。

⑥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9-80页。

⑦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7页。

⑧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50页。

⑨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6页。

⑩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3-44页。

⑪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⑫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25页。

⑬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41页。

⑭ 参见周恩来：《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10页。

⑮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26页。

⑯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页。

⑰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7-28页。

⑱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80页。

⑲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95-96页。

⑳ 参见朱德：《我对主席指示的十大关系的体会和想到的一些意见》，《党的文献》2007年第3期。

㉑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0页。

㉒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9-122页。

㉓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㉔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91页。

㉕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7页。

㉖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76页。

㉗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21页。

㉘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3页。

㉙ 参见刘少奇：《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㉚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66页。

㉛ 引自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陈云年谱》（中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438页。

㉜ 参见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页。

㉝ 参见曾培炎：《西部大开发决策回顾》，中央党史出版社2010版，第32-33页。

㉞ 引自武力等：《宋平谈三线建设及工业布局》，《国家人文历史》2014年第18期。

㉟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0页。

㊱ 参见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王保存等译，中信出版社2013年版，第208页。

㊲ 参见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