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做出的重要战略判断。高质量发展不仅成为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工作的核心主题，同时也将成为未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实践路径。然而，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定性范畴，它不仅具有科技创新、产业现代、效率提升、生态优化等一般性内涵，同时也必然蕴含着由价值判断所决定的特殊内涵，即为谁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怎样的高质量发展以及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等。因此，将一般内涵与特殊内涵有机统一，方能厘清我国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并在新发展阶段更好地推进和实现经济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关于高质量发展的提出原因和理论内涵，目前学术界已有丰富的研究。对于高质量发展的提出，大部分学者认为，这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经历长期高速增长之后由量的累积到质的提升的必然，是遵循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结果（逄锦聚，2019；李彩华，2019），体现出了质量互变的唯物辩证法逻辑、质量并重的古典经济学逻辑以及先量后质的后发国追赶逻辑（张俊山，2019；胡鞍钢等，2019）；另一方面则是化解社会主义矛盾、面临资源和环境条件的约束、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客观要求（洪功翔和洪阳，2018；任保平，2018；周文和李思思，2019）。在此基础上，学者们也从不同视角对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进行了深入分析。例如，从新发展理念角度，认为高质量发展是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共享的发展，是创新和效率提高的发展，是国民经济比例和结构协调、经济发展方式优化的发展，是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发展，是开放的发展（逄锦聚，2019）；从政治经济学视角，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本质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转变，而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周文和李思思，2019）；聚焦动力机制层面，认为高质量发展阶段对应着更具本真价值理性的新动力机制，即更自觉地主攻能够更直接体现人民向往目标和经济发展本真目的的发展战略目标（金碚，2018）。

以上研究对于深入理解我国高质量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也存在一定的拓展空间：（1）现有研究主要聚焦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但对其历史逻辑的分析相对较少。然而，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战略的提出并非一日之功，从长时间框架出发考察其历史演进，继而厘清“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①是深刻认识我国高质量发展理论内涵的必要环节。（2）部分涉及历史逻辑的相关研究，主要从物质生产层面的一般规律和客观要求出发进行阐述，但对于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的形成和演进这一意识形态层面的作用则存在不同程度上的忽略。然而，这一点恰恰是我国高质量发展区别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键所在，且早在1956年中共八大便已对此有明确强调，即“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但要表现在经济成就的数量和进度上面，还必须表现在它的质量上面”。^②这意味着，我国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变，不仅受到物质生产层面客观发展规律的决定性作用，还始终蕴含着极强的意识形态层面的自主和自觉推动作用。

为此，我们有必要对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进行溯源和拓展，从“经济发展质量”这一更具一般性的研究范畴出发，从建党百年这一更长的时间框架出发，来理解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与转换逻辑。

实际上，对于经济发展质量问题，理论界已有不少前期研究和探索，并且形成了对经济发展质量内涵的不同认识。一种观点是将数量和质量视为经济增长的两种属性，认为经济质量主要体现在资源要素投入比例、经济增长效率等方面（卡马耶夫，1983；武义青，1995；郭克莎，1996），而好的经济增长应是经济数量扩张与质量提高的统一（钟学义，2001；赵英才等，2006）。另一种观点则更为广义，认为经济质量是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产出效益、人民生活、生态环境等诸多品质增长方面表现出的优劣程度（彭德芬，2002；马建新和申世军，2007；李变花，2008；刘兴远和宣严，2016），其对应着一种新的分析范式即质量经济学，并囊括微观、中观、宏观三重维度（任保平等，2017）。与此同时，也有部分研究考察了经济发展质量的长期演变问题，如构建质量指数并考察其历史变化（任保平和刘戈非，2020），探究经济发展速度与质量的长期转变规律（马立政和李正图，2020），考察新中国70年来经济发展质量的变化特征（程虹和高诗雅，2019）等；还有部分研究关注到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思想的演变及其重要作用（赵晓雷，2018；陆岷峰和欧阳文杰，2020；王立胜和刘刚，2020）。

从上述研究中可以看出，经济发展质量问题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学研究主题，对其内涵和演变的探索也绝非是新时代背景下的“新鲜事物”。然而，这些研究仍未能填补前述提出的两个拓展空间。一方面，现有研究大多未能从长期视角进行分析，尽管部分研究关注到了经济发展质量的长期变化，但主要侧重于现实考察，并未充分关注到经济发展质量思想的关键作用；另一方面，部分研究探讨了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思想对我国经济发展道路的重要作用，但其视角更为宽泛，并未聚焦到经济发展质量思想。因此，对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的历史演进、转换逻辑及其重要作用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化。

为此，本文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时间框架出发，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的相关思想，并根据对经济发展质量内涵的认知视角与思想侧重的不同，将其划分为1921—1949年以方法论内涵为核心的思想探索、1949—1978年以生产关系内涵为聚焦的思想探索、1978—2012年以生产力内涵为侧重的思想探索以及2012年至今以生产方式内涵为框架的思想探索四个阶段。^③在此基础上，通过剖析这一思想的演进特征和演进规律，概括出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转换所遵循的马克思主义逻辑、社会主义逻辑以及中国特殊逻辑。最后，阐述这一研究对理解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思想的理论启示以及对新发展阶段进一步推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启示。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梳理了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质量问题的思想认知与内涵探索，这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思想的学术研究；（2）厘清了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的转换逻辑，这有利于加深对中国共产党高质量发展思想形成机理与理论内涵的科学理解；（3）概括并解析了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转换所具有的合规律性、强自觉性、高适应性、一贯价值导向性等特征，这将拓展对党的领导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认知。

二、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探索：以方法论内涵为核心

1921—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④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发展思想以保障革命供给为主导，但与此同时也在方法论层面形成了对发展的数量和质量之间辩证关系的内涵探索，这为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的后续深化探索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前提和认知基础。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中华民族危难之际，深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旨在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然而，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必须要先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方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为此，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经济发展思想的萌芽时期。这一时期，获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首要目标，因此，保障革命补给、解决生存问题便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思想的核心所在。对此，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中进行了清晰的阐述，即“在现在的阶段上，经济建设必须是环绕着革命战争这个中心任务的。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着它的，是服从于它的”。^⑤而且，这一时期的农业生产、财政政策等具体经济建设思想也均以保障革命补给为主要考量，强调“发展农村经济，保证战时生产品的自给”“财政政策以有钱出钱和没收汉奸财产作抗日经费为原则”等。^⑥

但现实的局限性并未禁锢中国共产党人对经济发展质量问题的思想探索，并逐步形成了这一时期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方法论内涵”认知。

一方面，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之中始终有着对于数量和质量的辩证认识。“质量互变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为此也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的方法论基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数量和质量的辩证认识主要体现在军队管理和党员发展方面，如强调部队“须具备数量扩大和质量提高两个条件”^⑦“党员的质量重于数量”^⑧等；但伴随着革命根据地的经济建设，这一认识也逐步渗透到经济领域，如1945年毛泽东在《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一文中便谈到，“一切产品，不但求数量多，而且求质量好”；^⑨这些论述中均蕴含着丰富的对于数量与质量辩证关系的方法论认识，并始终贯穿于后续中国共产党人的经济发展思想之中。

另一方面，在具体经济工作中，中国共产党人逐步形成了多方面兼顾的方法论思想。由于生产力的局限和根据地物资的贫乏，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现实关注主要体现在“多方面兼顾”思想上。在抗日战争根据地时期，毛泽东便提出发展经济要“公私兼顾”或者“军民兼顾”，并强调了经济和财政工作之间应形成“统一的、指挥如意的、使政策和制度能贯彻到底的工作系统”。^⑪在解放区经济建设时期，毛泽东进一步强调要“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生产和节约并重”；^⑫在1949 年3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在确定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同时，也强调了“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等。^⑬这些思想阐述，不仅是对唯物辩证法的现实运用和方法论拓展，而且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积极探索适应于当时经济基础的经济发展质量内涵的过程，为后续思想探索的不断深化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基础。

三、1949—1978年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探索：以生产关系内涵为聚焦

1949—1978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经济目标在于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推动中国尽快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化国家，实现经济的全面赶超。但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经济发展质量问题始终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高度关注，尤其是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明确认识到，经济发展质量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必然要求，继而形成了聚焦生产关系内涵的经济发展质量思想探索。

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内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一穷二白”的落后状况成为当时最大的现实；相比而言，苏联通过实施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以及赶超战略，已成为当时的世界大国，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极强的示范引领。与此同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基本完成了经济现代化，并对我国采取了诸多国际封锁和限制。因此，为尽快恢复社会生产，实现向社会主义的平稳过渡，我国借鉴了苏联模式，采取了“一化三改”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逐步建立起国家统一调配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以实现全面赶超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思想。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积极探索我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赶超思路，逐步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工业化体系；但另一方面，在赶超战略的速度和进度上，又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激进偏向，比如强调“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⑭多次提出用较短时间实现“赶英超美”的激进目标等，这使得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思想出现了多次的反复和调整。

但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始终未放松对经济发展质量问题的关注，且伴随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以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实践，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认识已突破了方法论层面的探索，进一步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视角出发来理解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

首先，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已将经济发展质量明确为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必然要求。早在1951年，李富春便在第一次全国工业会议上提出，“应发挥全体职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打破旧的生产标准，反对粗制滥造，力求质量的提高”，要“防止单纯地延长工作时间、加强劳动强度、追逐数量、忽视质量的偏向”。^⑮1956年中共八大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地位有了更为明确的界定，即将其视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最迫切的问题之一”，并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但要表现在经济成就的数量和进度上面，还必须表现在它的质量上面”。^⑯这便将经济发展质量的内涵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紧密联系在一起，即并非仅考虑量变基础上推动质变的一般规律，而且强调了数量与质量共同提升的社会主义特殊要求。这一思想旗帜鲜明地体现出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使命关注，且这一关注对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现实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其次，在具体经济工作中，这一时期对于经济发展质量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好和省”以及“按比例发展”的问题上。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确立了“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并强调“多和快是对数量和时间的要求，好和省是对质量和成本的要求，它们是相互补充的、互相制约的”。^⑰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数量与质量的辩证认识在经济工作中的具体运用和呈现，同时这一思想背后的一个隐藏逻辑在于，“我国之所以能够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⑱由此衍生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比例之间关系的问题，也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及学术界的讨论焦点，其中“发展的比例”便蕴含着经济发展质量的内容。对此，当时形成的一个较强的共识是，社会主义经济不仅要求高速度发展，而且要求按比例发展（杨英杰，1959），且正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使得国家可以根据速度和比例间的客观数量联系来拟定和实现最优计划方案（刘国光，1962）。可见，不论是经济发展的“好和省”，还是“成比例发展”，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经济发展质量内涵的理解均是基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这一立足点，且将其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和优势体现。

四、1978—2012年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探索：以生产力内涵为侧重

1978—2012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思想以推动高速增长为主导，但始终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关注从未减弱，而是进一步将其纳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主旋律之中，逐步形成了以生产力内涵为侧重的经济发展质量思想探索。

上一时期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偏离实际的赶超战略，使得中国经济陷入了停滞和混乱，这引发了国内学者关于集权与分权、计划与市场、管理体制改革等问题的讨论，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新的经济发展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和理论基础；与此同时，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也在发生显著变化，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加深、世界范围内的新科技革命发展以及中苏关系的变化等，使得我国与国际经济发展水平差距进一步拉大，继而为中国打开国门、融入世界经济提出了现实和时代要求。为此，对内改革、对外开放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时代选择，并逐步形成了以高速增长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发展思想。一方面，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农村经济转型、国有企业改革、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价格改革、政府职能转型等问题所进行的思想和实践探索，均旨在激发经济主体的活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促进高速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创办经济特区、开放沿海港口城市、建立沿海经济开放区、加入WTO等循序渐进的对外开放进程，也旨在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之中，充分发挥我国的后发优势，拉动经济高速增长。

在这一过程中，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改革实践以及全球范围内对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的关注和践行，尤其是借鉴吸收了先发展国家的经验与教训，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思想也愈发丰富，并逐步从聚焦经济发展质量的生产关系内涵转变为侧重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生产力内涵进行探索。这首先体现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始从提高经济效益的层面关注经济发展质量问题。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了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决定，并强调要通过“改变同生产力发展不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实现“高速度地、稳定地向前发展”。^⑲但随着经济改革实践的不断推进，“提升经济质量和效益”问题很快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关注。1982年党的十二大便强调，要把全部经济工作转移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其后邓小平同志更明确指出，“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⑳但同时也要“重视提高经济效益，不要片面追求产值、产品的增长”，^㉑因为“抓质量，这是调整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如果把这一点抓住了，我们将来得到的益处大，基础就更扎实了”，^㉒因此“一定要首先抓好管理和质量，讲求经济效益和总的社会效益”。^㉓从这些表述中不难发现，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理解总是与经济效益联系在一起，其实质是将经济质量视为经济增长的一个侧面或属性，视为对经济增长的定性评价，因此有着鲜明的生产力内涵特征。

在此基础上，在具体经济工作中，这一时期主要聚焦“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一问题展开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具体内涵探索。改革开放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显著的增长动力和经济活力，但相伴相生的是，我国的生态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为此，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便提出，要从粗放经营为主逐步转到集约经营为主的轨道；其后1995年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其中便包括“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一转变更是在后续探索中被认为是“实现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关键所在，^㉔蕴含着提升经济发展质量的内容和要求。与此同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也成为这一时期学术界探讨的热点之一，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一转变的实质在于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扩大转变为主要依靠效率的提高（刘伟，2006），重要内容在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和经济质量（卫兴华和孙咏梅，2007），因此“主要是从生产力发展的角度”的转变，“既不依存于也不会导致生产关系性质的改变”。^㉕可见，这一时期对经济发展质量内涵的具体探索，同样更多侧重于提升生产力的视角，^㉖尽管2007年以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表述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替代，但后者更多的是对前者核心内容的延续和拓展，尚未改变其中蕴含的经济发展质量的生产力内涵。

五、2012年至今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探索：以生产方式内涵为框架^㉗

2012年以来我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经历“站起来”“富起来”的基础上进一步迈向“强起来”的新发展时期，“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成为这一时期的主导经济发展思想。在新发展理念的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适时作出了“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战略判断。且与此前的经济发展质量思想相比，“高质量发展”思想不再侧重生产关系或生产力中的一个方面，而是囊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和技术、制度、理念三线索的社会生产方式系统性变革，使得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探索步入了新境界。

（一）“高质量发展”思想的适时提出

2012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速进入下行阶段，这对于保持了近十年10%左右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而言具有重要的转折性意义，同时国内和国际环境也呈现出诸多新的特征。从国内来看，“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㉘表现为产业结构不合理、科技创新能力不强、资源环境约束加剧、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等，且这些问题已成为制约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藩篱”。就国际而言，随着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快速发展，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旧秩序显示出越来越多的矛盾和缺陷，国际经济新秩序正在形成，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对于中国而言是机遇，也是挑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于2014年作出了经济“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明确其本质在于“提质增效”，指向则在于提高国民生活质量；2015年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进一步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作为“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指挥棒”和“红绿灯”。

在新发展理念的思想指引下，我国于2015年开始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是我国开始转向大力推进高质量生产的重要时代标志。其后在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经济形势判断；在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进一步对高质量发展进行了系统阐述，指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时代，基本特征就是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并强调推进高质量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确定发展思路、制定经济政策、实施宏观调控的根本要求”。^㉙至此，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工作的核心指向，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也再次强调，“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仍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二）“高质量发展”思想的生产方式内涵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所作出的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论断，以及围绕高质量发展所展开的系列布局，是从顶层设计角度对经济发展质量问题的全局性、整体性和系统性认识，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经济发展质量思想上进入了新境界。从框架布局来看，新时代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和推进，已不再限于某一产业、某一区域、某一环节，也不再是以“摸着石头过河”为特征的局部探索，而是总体性、全局性、前瞻性的规划和部署。从运行机理来看，新时代的经济发展质量提升，不仅要求生产力层面的质量和效率提升，而且要求制度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的协同升级，并旨在形成“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促进，继而实现具有足够内驱动力和顺畅传导机制的主动性质量提升。由此可见，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思想，其实质是要推动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这相比过去的经济发展质量思想而言具有跨越式提升。

在框架布局方面，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这一社会生产方式的系统变革沿着以下环节展开：一是构建高质量的生产体系，这是决定性环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将创新理念作为新发展理念的首要原则，将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主线，大力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等思想，均是推动构建高质量生产体系的集中体现。二是推动高质量的分配体系，这是保障性环节。在协调和共享理念的指引下，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脱贫攻坚、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同时强调更好履行政府再分配调节职能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这均是旨在建设更合理有序的高质量分配体系。三是形成高质量的交换体系，这是枢纽性环节。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设开放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建设网络强国、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等思想，均蕴含着构建高质量交换体系的内容。四是加强高质量的消费体系，这是最终落脚点。消费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有着“基础性作用”，^㉚同时高质量的消费体系又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落脚点和评价尺度。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关于改善民生、优化住房制度、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推动生活服务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等思想，均体现了这一点。总之，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思想是涵盖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的系统性改革思想。

在运行机理方面，以上四个环节相互支持、相互保障，并且其发展演变背后贯穿着三条共同线索。第一，技术创新的线索。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始终将科技创新置于高质量发展乃至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强调“加快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都需要强大的科技支撑”，^㉛且应“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加快各领域科技创新”，^㉜“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㉝即要充分发挥技术创新尤其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在高质量发展各环节中的核心驱动力作用。第二，制度创新的线索。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关键性特征便是以系统性、全局性、前瞻性的制度创新为基础，即“按照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㉞同时强调要“研究谋划中长期战略任务和战略布局，有针对性地部署对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具有牵引性的重大规划、重大改革、重大政策”，^㉟继而在推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制度创新在各环节中的能动性和保障性。第三，理念引领的线索。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理念先行，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㊱同时须“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构建新发展格局，切实转变发展方式”，^㊲即积极发挥新发展理念对高质量发展各环节的意识形态引领和推动作用。

可见，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思想突破了过去聚焦生产关系或侧重生产力的局部视角，形成了囊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和技术、制度、理念三线索的生产方式质量变革内涵，实现了思想的质变和跃升。对此，理论界也已形成了一定的共识。如周文和李思思（2019）认为，高质量的发展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顺应时代潮流的伟大转变，是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的统一；高桂爱等（2021）指出，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政治经济学基础在于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其可归结为符合新时代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生产社会型式（指广义生产方式）。

六、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的转换逻辑

（一）“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马克思主义逻辑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逻辑，是马克思对人类社会演变基本规律的科学揭示，即伴随“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当这种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便会推动经济基础的变革以及“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的变革。^㊳显然，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发展质量思想是我国经济社会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演变也同样遵循着这一基本规律，因此可将其置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予以深入考察。

具体而言：（1）1921—1949年中国共产党以方法论内涵为核心的经济发展质量思想，与我国极低的生产力水平和革命中的生产关系相适应。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尚在争取和构建过程中，经济基础的局限性和不稳定性无法促进意识形态层面上的探索，因此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认知主要来源于马克思主义经济思想以及革命军队建设等工作中的经验总结，主要集中在方法论内涵层面。（2）1949—1978年形成的以生产关系内涵为聚焦的经济发展质量思想，由我国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相对超前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所决定。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逐步建立起了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当时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保障了有限人力、物力、财力的充分调动，但后续“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则使得我国的生产关系相比生产力显示出超前性和超越性，由此也就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认识更多的是从生产关系层面来理解，并将其视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要求和优越性体现。（3）1978—2012年以生产力内涵为侧重的经济发展质量思想，取决于我国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主旋律以及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与改革。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本质有了突破性认识，并开始实施改革开放，推动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以积极调整生产关系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即，这一时期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成为经济建设主旋律，无论生产关系还是上层建筑均服务于这一主题。这便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思想探索，也从生产关系视角转向了侧重生产力视角，聚焦其提高经济效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等内涵。（4）2012年以来对经济发展质量的生产方式内涵探索，则是我国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入新层次的必然结果。改革开放推动我国生产力呈现跨越性提升，但经济发展中的结构性问题和矛盾累积也随之日益突出。2012年以来，我国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旨在通过自觉调整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协同升级，以助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迈向新层次。为此，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认知，也不再是侧重生产关系或生产力中的一个方面，而是拓展为高质量发展这一立足全局的社会生产方式转变。

可见，正是遵循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相互作用的基本逻辑，才形成了每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导经济发展思想以及对经济发展质量内涵的特定探索。不同时期我国的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条件、所处的国际环境等均有着不同的现实基础，这决定了每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导经济发展理念均有所不同，也使得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认知层次和思想焦点呈现出阶段性转换，这一转换过程即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匹配与适应过程。

（二）“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根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逻辑

在遵循“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相互作用基本规律的基础上，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发展质量思想演变还始终贯穿着一个内在轴心，即以人民利益为根本价值取向。正如马克思所强调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便是要对私有制下“人的自我异化”进行积极扬弃，实现“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㊴且这里的人不是“少数人”，而是“绝大多数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㊵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便始终以“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并将其作为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一贯价值取向，即何为“质量”，应以满足人民需要为其价值判断。同时，随着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不断探索，经济发展质量的“人本”导向越发明确，也更具逻辑性和全局性。

首先，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已形成了经济发展的人民主体论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初便以为人民谋福利作为根本目标，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㊶因此始终将“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一切言论行动”的“最高标准”，并将其认定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㊷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经济建设中的各种举措，无论是促进农业生产，亦或是对经济结构的统筹和协调，其核心均在于依靠人民、调动人民、服务人民。

其次，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发展质量的衡量标准在于人民。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强调，“天上的空气，地上的森林，地下的宝藏，都是建设社会主义所需要的重要因素，而一切物质因素只有通过人的因素，才能加以开发利用”，^㊸这进一步突出了人民的主体性地位。具体到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价值取向问题，这一时期也已越发明确，即要“根据人民需要不断改进产品质量和规格”，^㊹要“使消费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工农业产量扩大，服务行业服务周到，而决不是相反……就是要……改造成为这样一种有利于人民的社会主义经济”。^㊺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质量的关注，不仅有其一般内涵，同时也蕴含着以“人民需要”为价值判断的社会主义特殊内涵。

再次，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三个有利于”“三个代表”“以人为本”的思想探索脉络，进一步明确了经济发展质量的人民利益导向。1992年，为回应当时理论界对改革开放性质的争论，邓小平同志提出“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其中便包括“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是否有利于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明确了生产力发展必须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持一致方向。在此基础上，2000年江泽民同志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强调中国共产党“总是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再次阐明了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人民利益”导向。2003年，胡锦涛同志进一步提出以“以人为本”为核心、“全面、协调、可持续”为基本要求、“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的科学发展观，继而更加明晰了“又好又快”发展是为了“人”而不是物，“人”是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而不是少数人，且要满足人民群众全面和不断发展的需要。

最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强调了人民中心论，并将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明确地指向了人民美好生活。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更加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与以往经济发展质量思想的价值取向一致，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思想的提出和确立同样是以实现、维护和发展新时代人民最迫切需求为根本目标。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进行了明确阐述，他强调，“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㊻在此基础上，高质量发展思想又进一步拓展和确立了其时代性目标，即要将“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 ^㊼为实现充分且平衡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提供物质内容和保障。其中，高质量生产体系和消费体系侧重于解决美好生活需要“不充分”的问题，高质量分配体系和交换体系则侧重于解决美好生活需要“不平衡”的问题，继而力图实现“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有机结合、相得益彰”。^㊽

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质量问题的一贯关注和积极探索，是其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根本价值导向的必然结果；且人民最迫切需要的发展和变化，也是不同时期经济发展质量思想有不同内涵和侧重的重要原因及方向指引。这为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标注了社会主义的注脚，规定了其不同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独特内涵。

（三）“意识形态具有强自觉性和高适应性”的中国特殊逻辑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逻辑，意识形态的本质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关系，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㊾但在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下，意识形态是否能够以及何时能够发生符合经济基础适应性要求的变革，仍具有多种可能，这使得意识形态的演变可能呈现曲折性、反复性甚至停滞性。相比而言，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的演进与转换历程，呈现出显著的强自觉性和高适应性逻辑。

强自觉性，是指意识形态自觉且及时进行变革的状态，高适应性则是指意识形态变革符合经济基础的要求并形成较强反作用的状态，两者均体现了较强的人的主观能动性。马克思强调了人的主观意识具有能动性和选择性，因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㊿且正是这种主观意识能动性强弱的不同，使得上层建筑发生“或慢或快”的变革。⁽⁵¹⁾显然，中国共产党对于经济发展质量的思想探索，显示出极强的自觉性和适应性，不仅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便关注到经济发展质量问题，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便将其界定为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的必然要求，而且在改革开放后及时将提高经济效益确定为全部经济工作的中心，探索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内涵和路径，其后更是积极进行意识形态的自觉调整，适时提出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思想，助推新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协同升级。

究其原因，这种强自觉性和高适应性，首先源自中国共产党方法论思想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作为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对于数量与质量的辩证逻辑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而且相比斯大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理解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性质完全适应，中国共产党则始终清晰地认识到，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是“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⁵²⁾因此“为着适应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的要求，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随时需要进行调整”，“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也随时需要进行革新”，且“这是一个川流不息、万古常新的辩证法的过程”。⁽⁵³⁾为此，基于这一科学的方法论思想，中国共产党始终重视意识形态层面的自觉变革及其反作用。

其次，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经济改革实践与经济思想创新的有效互动，进一步增强了意识形态的自觉性和适应性。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论，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此，自建党以来始终重视实践、依靠实践、探索实践，这使得我国的经济改革实践具有更强的先行性和创新性，从而也更具经验价值。更为重要的是，无产阶级一党执政使得中国共产党既是经济改革实践的主导者，又是经济思想创新的引领者，这种主体的一致性使得我国的经济改革实践与经济思想创新之间，具有更强的逻辑契合性、更快的结果反馈性以及更好的动态协调性，因此“改革实践—思想创新—新的改革实践—新的思想创新”这一动态发展过程更加有效，这为意识形态的自觉变革提供了直接动力。

最后，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坚持和完善，是强自觉性和高适应性的制度保障。从改革开放以前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探索，到1997年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到2002年进一步提出“两个毫不动摇”，到2003年起推动实施混合所有制经济，再到2019年提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拓展内涵，我国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并持续探索和完善其理论内涵，这为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强自觉性和高适应性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持。一方面，以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以及有效的国家调控，保障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改革实践的能动性和控制力，继而使得“自觉变革”的意识形态能够作用于经济现实；另一方面，多种所有制并存、多种分配制度并存以及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则保障了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包容和开放，而这又反过来提升了其适应性和自觉性。

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所具有的强自觉性和高适应性，不仅彰显了无产阶级政党进行国家治理和指导经济工作的独特优势，而且体现出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演进的中国特殊逻辑。与此同时，以上所述的马克思主义逻辑、社会主义逻辑以及中国特殊逻辑又相互支撑，社会主义逻辑和中国特殊逻辑须以遵循马克思主义逻辑为前提，社会主义逻辑和中国特殊逻辑之间则相互加强，三者共同推动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的演进与转换。

七、研究结论和启示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重要论断的提出，是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在面临经济“新常态”、新技术革命、新国际形势等诸多挑战的条件下，及时作出的战略调整和改革部署。要深刻理解中国高质量发展的理论内涵，不仅要进行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的分析，而且基于长时间框架的历史逻辑考察也同样必要；不仅要关注物质生产层面的客观规律，而且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层面的特殊作用也同样关键。为此，本文立足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时间框架，系统梳理和提炼了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的探索脉络，深入考察了这一思想演进的内在逻辑，并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经济发展质量问题始终受到其关注，且在不同时期形成了不同层次、不同侧重的内涵探索：1921—1949年主要是基于“数量与质量辨证逻辑”的方法论内涵探索；1949—1978年聚焦于“经济发展质量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必然要求”这一生产关系内涵的探索；1978—2012年侧重于“提高经济效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生产力内涵探索；2012年至今则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思想，其本质是囊括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和技术、制度、理念三线索的社会生产方式系统性变革。

（2）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的历史演进与内涵转换，遵循着“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马克思主义逻辑，“始终以人民利益为根本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逻辑，以及“意识形态具有强自觉性和高适应性”的中国特殊逻辑。三种逻辑之间相互支撑、彼此加强，彰显了无产阶级政党进行国家治理和指导经济工作的独特优势。

（3）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思想的提出，不仅遵循了物质生产层面一般规律和客观要求的决定性作用，而且是对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质量思想持续探索的继承与拓展，更受到新时代人民利益目标导向以及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自觉变革的关键推动作用，这些均构成了我国高质量发展思想的特殊内涵，也决定了这一战略思想所具有的适时性、系统性和目标性。

本文的上述结论，不仅对于丰富中国共产党经济发展思想研究、深化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研究等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新发展阶段进一步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这一社会生产方式变革也有现实启示意义。第一，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须遵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逻辑，即要立足经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一方面要协同推进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的系统性质量升级，另一方面要持续推动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个维度的匹配性变革，要警惕孤立的、局部的质量变革举措；第二，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须坚持以人民利益为根本价值导向的社会主义逻辑，即旨在提高经济质量的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理念创新，须始终以提升人民利益、保障人民美好生活为导向和标准，要警惕以高质量发展为名、以损害人民利益为实的资本趋利行为；第三，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须继续保持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强自觉性和高适应性，即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保障中国共产党意识形态包容开放的基础上，提升其对经济实践的能动性和主导力，对此要警惕新自由主义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外部冲击。

① 参见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光明日报》，2021年7月2日。

②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5页。

③ 本文对四个阶段思想特征的提炼，是针对每一阶段中国共产党对“何为经济发展质量”这一问题的认知层次和思想焦点，而非对应中国共产党整个经济发展思想，因此并非意指在某一阶段的经济发展仅考虑生产关系变革或仅考虑生产力发展。

④ 本文对建党以来四个历史时期的划分，即1921—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49—1978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1978—2012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2012年至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参考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在《光明日报》中的划分方法。参见曲青山：《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党史要论》，《光明日报》，2021年2月3日。

⑤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23页。

⑥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81页。

⑦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3页。

⑧ 参见陈云：《陈云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6页。

⑨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20页。

⑩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42页。

⑪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96页。

⑫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76页。

⑬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27页。

⑭ 参见《力争高速度》，《人民日报》，1958年6月21日。

⑮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75、286页。

⑯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95页。

⑰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65页。

⑱ 参见张宣三：《又多、又快、又好、又省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经济研究》，1958年第1期。

⑲ 参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

⑳ 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7页。

㉑ 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2页。

㉒ 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02页。

㉓ 参见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㉔ 参见胡锦涛：《胡锦涛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46页。

㉕ 参见卫兴华：《关于经济发展与转变发展方式的几个理论是非问题》，《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

㉖ 这里指的是，这一时期对于“何为经济质量”“如何提高经济质量”等问题，主要从促进生产力的角度进行理解，并非意指这一阶段仅考虑生产力而不考虑生产关系，显然，要提高经济效益、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需要制度改革予以推动，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的辩证过程。

㉗ 本文所谈及的生产方式，既包括生产的物质形式即生产力，也包括生产的社会形式即生产关系，是广义的生产方式内涵。

㉘ 参见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求是》，2012年第22期。

㉙ 参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光明日报》，2017年12月21日。

㉚ 参见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

㉛ 参见习近平：《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0年9月12日。

㉜ 参见《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九大在京召开》，《光明日报》，2016年5月31日。

㉝ 参见《中共十八届五中全会在京举行》，《光明日报》，2015年10月30日。

㉞ 参见《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光明日报》，2017年12月21日。

㉟ 参见《习近平参加内蒙古代表团审议》，《人民网》，http://jhsjk.people.cn/article/31720160，2020年5月22日。

㊱ 参见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光明日报》，2020年11月4日。

㊲ 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光明日报》，2020年11月4日。

㊳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592页。

㊴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7页。

㊵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㊶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㊷ 参见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页。

㊸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16页。

㊹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88页。

㊺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244页。

㊻ 参见《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光明日报》，2021年3月8日。

㊼ 参见《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光明日报》，2021年3月8日。

㊽ 参见《坚定不移走高质量发展之路 坚定不移增进民生福祉》，《光明日报》，2021年3月8日。

㊾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册），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4页。

㊿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册），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5页。

(51)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册），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1—592页。

(52)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6页。

(53) 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2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5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