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第47卷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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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当今国际交往中，首脑外交已成为级别最高、影响最广泛的外交形式，其中国家领导人的访问活动尤为引人关注，在改善双边关系和处理国际问题等方面有着其他外交方式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习近平主席在2013—2018年第一个任期的5年内出访28次，遍访世界57个国家，接待了110多位外国元首访华。中外领导人之间日渐活跃的互访活动，不仅能够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加深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也彰显了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日益提升。那么，从外交为经济服务的角度看，最高级别的领导人访问是否也促进了双边经贸关系的发展？这些影响效应在领导人出访和来访、产品出口和进口以及产品类别上是否存在差异？中国对外贸易迅猛发展的原因涉及诸多因素，但目前基于政治外交和双边关系角度的探讨并不充分。
长期以来，国家领导人的访问活动一直是国际社会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焦点，毕竟这是代表国家的重大外交活动。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国际关系和政治外交领域（Plischke，1986；张清敏和刘兵，2008；Kastner和Saunders，2012），近年来领导人访问对经济贸易的影响也逐步受到了关注。Nitsch（2007）的先驱性研究显示，美国、法国和德国领导人的国事访问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随后，不少文献以中国为研究对象，检验了首脑访问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杨霄和张清敏，2010；Zhang等，2011；Lin等，2017；赵永亮等，2019），但这些研究并没有考察访问效应的产品异质性等问题，而且在研究设计和估计方法等方面也与本文有较大的不同。
一国领导人的出访通常伴有大量的政府官员和企业家随同出行，并且其间经常与受访国签署各种经贸合作方面的协议。其实，领导人互访能够推动两国的经贸往来似乎并不会让人惊讶，但这也并不是无需检验的明确对应关系。实际上，两国之间的政治关系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分离聚合、亲疏冷热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双边政治关系与经贸关系不一致的情况并不少见。例如，俄罗斯作为中国的重要邻邦，近年来双方领导人的出访和来访几乎达到了每年一次的频率，但两国的双边关系总体上处于“政热经冷”的状态；而反观另一个重要邻国日本，与中国的双边关系可谓“政冷经热”。
领导人对外访问的目的和作用十分广泛，包括促进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经济互利、安全互助和共同发展等，而是否存在贸易促进效应涉及许多因素：首先，领导人出访属于代表国家意志的政治行为，出访安排主要是基于国际形势和双边关系发展情况的政治考量；其次，访问的首要目的是处理与国家重大利益相关的政治外交事务，而不是经济相关事项；再次，虽然双边经贸关系也日益受到首脑外交的重视，但除此之外，还经常包括科技、能源、社会、文化和环保等其他议题；最后，即便领导人出访能够为贸易往来创造有利条件，但是双边贸易流量还受到双方的供需结构和空间距离等因素的影响。总之，国家领导人的对外访问集中体现了当代外交的多元复合特征，是否能够产生促进双边贸易的效应需要从整体性和长期性角度进行系统严谨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择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168个国家作为研究对象，基于2001–2017年的月度面板数据检验了中外领导人互访对双边贸易流量的影响，为探讨国际政治外交对贸易的影响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研究发现，中外领导人的互访活动有助于推动双边贸易的发展，扩大了非竞争优势产品进入对方市场的贸易机会，体现出外交为经济服务的实际作用以及合作共赢的交往理念。本文的主要研究特色在于：（1）考虑到政治事件对贸易的影响通常不会持久，如果采用低频年度数据可能导致时间加总偏误（Du等，2017），因此本文对领导人访问和双边贸易变量均使用了较高频率的月度数据，类似的尝试目前仍比较鲜见；（2）扩展了对领导人访问的考察范围，即双向测度了中外领导人的出访和来访活动，在稳健性检验中还增加了基于访问性质、访问时长和访问间隔的分析，在进一步分析中则探讨了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的差异；（3）通过对HS分类商品的进一步研究，揭示了领导人访问的促进效应在不同类别的产品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并且这种效应集中体现在贸易往来中相对弱势的一方，研究结果从细分产品层面丰富了有关贸易增长、经贸合作与双边政治关系的讨论。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假设
（一）相关文献回顾
古往今来，国际贸易与国际政治的关系可谓密不可分。影响贸易往来的因素涉及许多方面，除了传统贸易引力模型所揭示的两国空间距离和经济规模等因素之外，国际政治关系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Morrow等，1998）。诸多研究表明，良好的政治外交环境有益于发展双边经贸关系。例如，Pollins（1989）基于外交事件的双边合作或对抗程度指标，检验了政治气候对于贸易的影响，发现双边友好关系有助于促进双边贸易；Gowa和Mansfield（1993）的研究表明，贸易伙伴国之间的同盟关系对于双边贸易具有正面影响；Nitsch（2007）、Lin等（2017）分析了首脑访问与贸易往来的关系；Rose（2007）的研究揭示了一个国家的外交服务规模对出口的促进作用；Plouffe和Sterren（2016）探讨了双边外交使团对形成优惠贸易协定（PTAs）的影响。反之，冲突性事件和国际争端则有损于双边经贸关系。例如，Nitsch和Schumacher（2004）、Martin等（2008）、Glick和Taylor（2010）的研究均显示，恐怖事件、战争和军事冲突对贸易产生了破坏性影响；Fuchs和Klann（2013）、Heilmann（2016）、邝艳湘和向洪金（2017）、Lin等（2019）的研究则揭示了政治事件、政治冲突导致的双边紧张关系对贸易的负面效应；Fisman等（2014）、Che等（2015）则认为民族主义、历史遗留问题等也是不利于双边经贸往来的负面因素。
上述研究现状表明，良好的双边关系有利于贸易往来，而敌对性的紧张关系则相反。主要理由在于，双边关系本质上是两国政府之间构建的一种政治性制度安排，而贸易是国家间经济往来的主要形式，所以双边关系的“好坏”无疑会对两国贸易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良好的双边关系可以增进双方的理解和互信，从制度上为经贸合作提供保障，降低经济安全风险，从而促进双边贸易的发展；相反，对抗和紧张的双边关系则将对经贸往来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因此，正如Pollins（1989）所言，双边关系和政治气候就好比是一面国旗，贸易将跟随旗帜前行。
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我们该如何判断双边关系的“好坏”。虽然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是国际关系学的一个基本研究对象，但如何定量却是一个学术难题（阎学通和周方银，2004）。一种方法是构建包含各种不同类型政治事件的双边关系指标，如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公布的中外关系数据就属于这类综合性指标，不少文献基于该指标建立了衡量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变量（杜映昕等，2017；邝艳湘和向洪金，2017；孙俊成和程凯，2020）。另外，许多研究则倾向于通过特定的政治问题来界定双边关系。如前所述，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导致双边关系恶化的负面事件，如恐怖主义、军事冲突、政治冲突、民族主义和历史遗留问题等。相比之下，外交是以和平方式通过协商和谈判来处理国际关系事务，所以一国的外交活动通常被视作有利于避免冲突和改善双边关系的正面事件。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日趋活跃的中国领导人外交活动受到了广泛关注，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对外贸易和投资活动的影响也由此成为了研究热点之一。其中，不少文献探讨了领导人访问如何影响贸易这一问题（杨霄和张清敏，2010；Zhang等，2011；Lin等，2017；赵永亮等，2019），但这些研究所采用的研究视角、分析方法和变量选择存在较大的差异，并且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对领导人访问活动及其贸易效应的考察不够细致和全面，缺乏对出口贸易和进口贸易之间差异的对比分析，而且也缺少包括绝大部分贸易伙伴国在内的基于月度贸易数据的实证检验；二是鲜有文献注意到访问效应的产品异质性，即领导人访问对贸易的影响在竞争优势并不相同的进出口产品之间可能存在的差异。①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双边关系是由众多事件组成的，但是事件本身并不能反映双边关系的友好或敌对程度，因为在不同关系水平的基础上，相同事件对两国关系的影响力不同（阎学通和周方银，2004）。例如，在两国关系友好的情况下，领导人之间的交往对于改善双边关系的作用并不明显，但是在两国关系不好的情况下举行一次首脑会晤则能起到明显作用。不过，领导人的正式访问显然不同于一般的首脑会晤、通信或其他交往。作为两国交往中最重要的外交活动，领导人访问的时机必然建立在双方有着良好关系以及和平交往意愿的基础上，产生的作用也在于推动两国关系朝着更为紧密的方向发展。换言之，两国间的领导人出访和来访活动是增进政治互信和改善双边关系的重要渠道。虽然良好的双边关系并不一定会导致两国领导人之间的频繁出访或来访，有时候当双边关系变差或恶化时领导人的预定访问经常会被取消以表明立场，但是如果实际发生了访问事件，那就至少可以排除双边关系处于对抗状态的可能性。这意味着两国领导人互访好比是一个“晴雨表”，可以反映出双边关系良好或趋于改善的现状。
更重要的是，两国高层互动能够减少或扫除双边关系中由于政治因素而造成的障碍，所以领导人访问不仅是双边关系的“晴雨表”，也可能成为促进双边经贸合作和贸易往来的“助推器”。尽管领导人访问并不一定每次都很成功，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场象征性或礼节性的访问，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国家领导人亲自参与的重要外交活动，因而可能对双边经贸关系产生各种直接和间接的影响，主要理由在于：（1）国际贸易存在许多风险和不确定性因素，而领导人访问无论出于何种目的，都是在两国关系良好的基础上发生的正面事件，借此可以向国内外展示政治友好气氛，所以也就相当于给出了一个表明双边关系紧密和稳定的“政治信号”，由此将产生增强双方合作信心和降低政治风险等正面效应，从而促进双边经贸往来。（2）虽然领导人访问主要是基于双边关系、地缘政治和国际形势的政治性判断，但双方讨论的议题也经常涉及经济贸易领域，随同出访的往往还有许多政府部门的高官以及贸易代表团、企业家代表等。这不仅有利于政府制定对外经济贸易政策和处理经贸合作遇到的贸易摩擦、贸易争端等各种问题，也有利于两国企业发掘潜在的贸易合作伙伴和市场机会。（3）领导人访问通常包括一系列有重大新闻价值的公共活动，如高规格欢迎仪式和公开演讲，举行正式会议并签署公报、联合声明或协议书等重要文件，同社会各界进行广泛接触和交流，与此相关的大量新闻报道可以有效减少两国间的信息不对称，增强社会和民众之间的友好信任关系，这些因素都有助于推动双边贸易往来。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认为中外领导人的互访活动反映了中国与贸易伙伴国之间关系的紧密程度，其作用不仅在于增强两国间的政治互信和双边关系，同时也可以为进一步扩大贸易往来创造出良好的条件。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无论是出访还是来访，领导人访问对于扩大双边贸易流量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进一步来看，如果说领导人访问有助于推动双边贸易，那么这种贸易促进效应对于不同类别的产品是否存在差异，或者说是否强化了产品固有的竞争优势呢？当今世界，经济因素对国际政治关系的影响与日俱增，经济领域的竞争和合作正在成为各国外交和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对等和互惠是外交的基本原则，通过外交活动来维护和获取本国的经济利益固然重要，但是同时也需要兼顾互利互惠、合作共赢和共同发展的交往理念，而领导人访问作为代表国家的最高级外交活动更应该如此。
比较优势是贸易往来的基础，这也意味着各国的贸易结构以及所具有的竞争优势产品并不相同。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很多出口产品具有较强竞争力，但同时有不少竞争优势较弱的产品难以进入国际市场；同样，贸易伙伴国也有许多竞争力不足的产品较难打开中国市场。如果两国之间有着良好的双边政治关系，那么在贸易往来中需要发挥外交为经济服务的作用并实现平等互惠的理念，寻求利益共同点的一种方式就是促进双方缺乏竞争力的产品进入对方国家市场，而不是强化自身固有的竞争优势。作为两国之间最为重要的政治外交活动，领导人访问不仅可能会签署有助于促进相对弱势产品进入对方国家市场的经贸合作文件，而且政府官员和企业界人士的随同出访以及媒体的大量新闻报道也有利于增进两国间的相互了解和沟通，为一些竞争力较弱的产品扩大贸易机会创造有利的条件。
因此，如果说领导人访问能够促进双边贸易，那么这种作用在不同类别的产品进口与出口之间可能存在很大差异。换言之，中外领导人互访的贸易效应体现在外交如何为经济服务以及如何实现互利共赢的原则上，就可能表现为更多地促进了竞争力较弱产品的贸易往来。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对于贸易竞争力相对较弱的产品，领导人访问产生的贸易促进效应更为明显，即表现为一方面促进了中国贸易竞争力弱势产品向国外的出口，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国外贸易竞争力弱势产品向中国的出口（即中国的进口）。
三、研究设计
（一）领导人访问的概念界定和现状分析
首先需要界定领导人的概念。本文定义的领导人是指一个国家的最高级别领导人或最高层首脑，一般包括现任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不过，各国的政治形态和政权体制存在较大的差异，因而国家领导人的内涵并不相同。例如在美国，总统既是国家元首也是政府首脑；而在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范围较广，包括中共中央、国家机构、全国政协的主要领导人。有的文献将中国最高层首脑的范围界定为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杨霄和张清敏，2010），有的还加上了全国政协主席（张清敏和刘兵，2008），而有的只限定为国家主席（胡勇，2009）。为了保持中外领导人概念的一致性，本文采用国际上相关文献（Nitsch，2007；Kastner和Saunders，2012）的常用方法，将中国领导人的范围限定为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而外国领导人则也相应地选择作为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国王、总统和首相等。
其次需要明确访问形式和统计方式。领导人参与的外交活动有多种形式，主要包括：通过信函、电话等方式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沟通交流；参加在本国或外国召开的国际会议；对他国进行正式访问；在本国接待来访的外国政要。其中，本文考察的是中外领导人的正式访问活动，包括出访和来访。在统计范围上，我们将中国领导人的对外出访活动限定为对其他国家的国事访问、正式访问或工作访问，不包括单纯为参加国际会议或庆典活动的出访，短暂停留某国或在第三国会晤外国首脑等外交活动也不算在出访之列。出访次数均按一国一次统计，即出访某国一次则算一次，一次连续出访多个国家则每个国家单独记数。外国领导人来访的统计范围和统计方式与中国领导人出访相同。
领导人出访或来访的基本前提是两国之间已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交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部分国家与中国建交后出现了断交以及断交后再复交等情况。截至2017年底，与中国建立邦交关系的国家为175个，这些国家也就构成了本文的研究对象。我们根据中国外交部政策研究司每年编纂出版的《中国外交》，手工收集了中国与上述175个建交国家之间的领导人互访数据。整理后的数据显示，中国不仅广泛接受了外国领导人的来访，同时中国领导人也开展了积极的对外访问活动。领导人访问是一国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外交活动并非对所有国家均一视同仁。与中国建交的这175个国家遍布世界各地，不仅在国家规模和发达程度上存在明显差异，与中国的地理距离也有很大差别。因此，中国与其他国家领导人的相互访问情况实际上在各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
图1显示了中外领导人互访次数与双边地理距离之间的关系。可以看出，中国与大部分国家之间的领导人互访整体上与距离没有明显相关性，由此体现出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外交战略布局。不过，就距离较近的周边国家来看，互访次数明显高于其他国家，那些距离在5000千米以内的国家都超过了互访次数的平均值。此外，为了考察中国与大国之间的高层互动情况，图1还标出了是否为G20成员国的国家。结果显示，这些作为大国代表的G20成员国中除了一国之外，其他国家与中国之间的领导人互访次数都在平均值以上，包括在所有样本国家中互访次数最多的两个国家（俄罗斯和德国）。由此可见，中国与各建交国家之间的领导人互访活动整体上是以周边的亚洲国家和发达国家为主轴展开的，展现出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协调推进的基本格局。
|
| 图 1 中外领导人互访次数与双边地理距离 注：图中标记为175个建交国，其中的实心圆点为G20成员国；互访次数为2001—2017年期间出访和来访的双边合计，地理距离为两国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两条虚线分别代表互访次数和地理距离的均值。 |
（二）模型构建与变量选择
参照国内外文献的主流研究方法，本文运用贸易引力模型检验中国与各建交国之间的首脑互访对双边贸易的影响。传统引力模型的研究显示，贸易流量与两国的经济规模成正比，与两国的空间距离成反比。其中，出口国和进口国的经济总量分别反映了潜在的供给能力和需求能力，构成了两国贸易的吸引力，而双方的距离则通过影响运输成本构成了两国贸易的阻力因素。近年来，贸易引力模型的内涵与应用范围得到了不断扩展，共同边界、共同语言和文化、殖民关系、贸易协定、移民网络以及文化差异等变量被引入到模型中，并且其经济学理论基础也逐步得到了巩固和完善（Anderson和Van Wincoop，2003；林发勤，2016）。由此，本文设定以下计量模型来检验领导人访问对双边贸易的影响：
| $ {T\!rade}_{it}={{\beta }_{0}+\beta }_{1}{Visit}_{it}+{\beta }_{2}{Dist}_{i}+{\beta }_{3}{GDP}_{it}+{\beta }_{4}{GDPPdif}_{it}+\gamma {Z}_{i}+{\delta }_{t}+{\varepsilon }_{it} $ | (1) |
其中，因变量Tradeit为中国与i国在t期的双边贸易流量（货物出口额或进口额，万美元），用自然对数表示，数据来自中国海关统计数据库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网；Visitit为中国与i国之间在t期的领导人访问变量，包括中国领导人的出访次数（Visit_C）、i国首脑的来访次数（Visit_F）以及出访次数和来访次数相加后的中外领导人互访变量（Visit_CF）。如前所述，政治事件对贸易的影响具有短期性，采用低频年度数据可能导致估计系数产生时间加总偏误（Du等，2017；杜映昕等，2017）。因此，为了深入讨论领导人访问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本文采用海关产品层级的贸易月度数据以及中外领导人互访的月度数据。
其他变量的含义和数据来源如下：Disti为中国首都北京与i国首都之间的直线距离（公里），用自然对数表示，数据来自法国国际经济研究中心（CEPII）数据库；GDPit为i国在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2005年不变价美元），用自然对数表示，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数（WDI）数据库；GDPPdifit为中国与i国之间在t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差异，即GDPPdif=|GDPPc–GDPPi|/GDPPc，其中，GDPPc为中国的人均GDP，GDPPi为i国的人均GDP，数据来源同GDP。为避免可能因遗漏变量而导致的回归结果偏误问题，我们在引力模型中增加了一组控制变量Z，包括：两国是否缔结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FTA）和双边投资协定（BIT），数据来自商务部网站；东道国是否（或曾经）是社会主义国家（Socialist）、两国语言一致性（Language）、两国宗教一致性（Religion），数据均来自CEPII数据库。此外，δt代表时间固定效应，用以控制贸易额随时间变动的趋势；εit为随机扰动项。
本文数据年份为2001—2017年，以中国加入世贸组织（WTO）的年份作为起始点可以在研究上保持对外贸易发展的相对一致性。在样本国家的选择上，考察对象为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所有175个国家，其中有7个国家（库克群岛、纽埃、黑山、南苏丹、冈比亚、圣多美和普林西比、巴拿马）因为缺失进出口额等方面的完整数据而被剔除，最终的样本数量为168个国家，占全部建交国家的比重为96%。从贸易往来角度看，这168个国家作为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同样具有很高的代表性。
四、实证检验
（一）基准回归
基于上述研究设计，我们首先参照Nitsch（2007）的做法，运用时间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方法对领导人访问的贸易效应进行了回归检验，估计结果如表1所示。总体而言，本文构建的引力模型对于中国与建交国家之间的双边贸易有较好的解释力，大部分控制变量的统计显著性均达到了1%的水平且符合理论预期，说明这些都是影响双边贸易的共性因素：与贸易伙伴国的地理距离越远，运输费用等贸易成本越高，从而对贸易产生负面影响；GDP与双边贸易正相关，说明经济规模越大，带动出口或进口的能力越强；人均GDP的差异与双边贸易负相关，说明两国的平均收入水平差距越大，贸易量越小，与重叠需求贸易理论（Linder，1961）的观点相一致；FTA和BIT两个变量均显著为正，说明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投资协定的签订有助于提高双边贸易流量；反映东道国特征的三个变量中，除了语言上的共性（Language）对出口和进口贸易的影响不一致之外，是否为社会主义国家（Socialist）和宗教上的共性（Religion）均对双边贸易具有正向影响。
| 出口贸易 | 进口贸易 | |||||
| （1） | （2） | （3） | （4） | （5） | （6） | |
| Visit_CF | 0.114***（0.029） | 0.107***（0.029） | 0.213***（0.060） | 0.142**（0.060） | ||
| Visit_C | 0.127**（0.055） | 0.105（0.102） | ||||
| Visit_F | 0.097***（0.037） | 0.162**（0.071） | ||||
| lnDist | −0.632***（0.007） | −0.556***（0.008） | −0.556***（0.008） | −0.547***（0.023） | −0.359***（0.024） | −0.359***（0.024） |
| lnGDP | 0.963***（0.004） | 0.953***（0.004） | 0.953***（0.004） | 1.283***（0.006） | 1.278***（0.006） | 1.278***（0.006） |
| GDPPdif | −0.035***（0.001） | −0.027***（0.001） | −0.027***（0.001） | −0.017***（0.002） | 0.000（0.002） | 0.000（0.002） |
| FTA | 0.478***（0.016） | 0.574***（0.015） | 0.574***（0.015） | 1.266***（0.022） | 1.305***（0.024） | 1.306***（0.024） |
| BIT | 0.176***（0.008） | 0.090***（0.008） | 0.090***（0.008） | 0.713***（0.025） | 0.603***（0.023） | 0.603***（0.023） |
| Socialist | 0.455***（0.007） | 0.455***（0.007） | 0.875***（0.019） | 0.875***（0.019） | ||
| Language | 0.428***（0.013） | 0.428***（0.013） | −0.501***（0.040） | −0.501***（0.040） | ||
| Religion | 10.546***（0.454） | 10.546***（0.455） | 6.485***（1.243） | 6.486***（1.243） | ||
| Constant | −0.078（0.087） | −0.659***（0.090） | −0.658***（0.090） | −10.477***（0.267） | −12.120***（0.295） | −12.122***（0.295） |
| 观测值 | 32 088 | 29 442 | 29 442 | 29 875 | 27 551 | 27 551 |
| R2 | 0.797 | 0.801 | 0.801 | 0.630 | 0.639 | 0.639 |
| 注：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所有回归均控制了时间固定效应；***、**和*分别表示在1%、5%和10%水平上显著。下同。 | ||||||
领导人访问是否具有双边贸易促进效应是本文关注的核心问题，对此表1分别从出口和进口两个方面进行了检验。出口贸易模型中的列（1）加入了双边距离、GDP规模等常见的影响因素，而列（2）和列（3）为了避免遗漏变量偏差则增加了三个控制变量。进口贸易模型的估计方法也同样如此。
列（1）和列（2）的估计结果显示，中外领导人互访变量（Visit_CF）均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说明中国领导人与贸易伙伴国领导人之间的互访活动对于中国出口贸易来说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列（3）显示了将互访变量细分为出访和来访后的结果，从中同样可以看出，无论是出访还是来访均具有促进出口贸易流量的显著效应。中国领导人出访的估计系数为0.127，这意味着在控制其他相关因素的情况下，领导人的一次出访能够提高大约13.5%（=EXP[0.127]–1）的出口贸易额。
接下来，本文继续估计领导人访问对进口贸易的影响，估计结果如表1中的列（4）—列（6）所示。从中可知，中外领导人互访（Visit_CF）对进口贸易也同样产生了积极的促进效应。不过，分为出访和来访后的估计结果则显示，只有外国领导人来访（Visit_F）产生了促进作用，而中国领导人出访（Visit_C）的估计系数虽然也为正，但不具有统计显著性，其原因可能与估计方法有一定关系，有待进一步的检验。
最后，我们对列（2）和列（5）中的领导人互访、列（3）和列（6）中的领导人出访（或来访）的系数进行了似无相关检验，结果发现在进口和出口的不同模型中，领导人访问的系数并无显著差异；对出口模型列（3）和进口模型列（6）中的出访和来访变量进行系数差异检验后的结果也表明，两者之间无显著差异。
上述估计结果表明，中国和贸易伙伴国之间的领导人访问对于双边贸易发展具有比较明显的促进效应。国家领导人对外访问的目的通常十分广泛，包括促进两国之间的政治互信、安全互助和共同发展等，有时候礼仪性和象征性的访问也并不少见。全球化背景下，双边经贸关系日益成为当代外交活动的主要内容，但是领导人访问作为最高级别的外交活动，并不一定含有经济外交的性质，而是可能更多地体现出以维护双边政治关系为核心目的、兼顾其他议题的复合型外交特征。尽管我们无法辨别每次访问的主要目的，但本文的研究结果印证了中外领导人互访有助于扩大双边贸易往来，说明中国首脑外交并非停留在传统的礼仪性层面，而是在影响对外经贸关系上也发挥了实质性作用。换言之，国家高层领导人的访问能够通过直接或间接的作用促进双边贸易往来，有效展现出其作为双边关系“晴雨表”或“助推剂”的功能，由此研究假设1得到了验证。
（二）稳健性检验②
1. 改用PPML（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方法后重新进行检验。如前所述，考虑到政治事件对贸易的影响可能是短期性的（Du等，2017），所以有必要采用双边贸易和领导人访问的月度数据进行验证，但使用高频数据后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大量零值数据的问题。为了避免因贸易流量为0问题而可能导致的回归结果出现偏误，我们参考Lin等（2017）的处理方法，对表1的基准回归模型改用PPML方法进行了重新估计。结果显示，研究结论是稳健的。无论是中外领导人互访（Visit_CF）还是中国领导人出访（Visit_C）以及外国领导人来访（Visit_F），对双边贸易的影响都为正，并且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与基准回归结果不同的是，中国领导人出访对进口贸易也产生了显著为正的影响，说明贸易流量为0的问题可能是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差的重要因素。
2. 改用系统GMM（广义矩估计）方法进行了重新估计。领导人访问是代表国家的最高级别外交活动，其决策机制和活跃程度通常不受双边经贸关系的影响。然而，经济因素也是双边关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且扮演着越发重要的作用，所以首脑外交和贸易之间的因果关系可能并非是单向的。为了处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参考Du等（2017）使用的系统GMM方法进行了估计。结果显示，三个访问变量对双边贸易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符合理论预期，并且均通过了自相关检验和过度识别检验，说明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研究结论依然稳健。
此外，本文还采用了其他方法处理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1）采用了将领导人访问变量取滞后一期的方法。由于前期领导人访问可能对当期贸易产生影响，而当期贸易无法对前期的领导人访问造成逆向影响，因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互为因果关系问题。（2）将中国在定位双边关系时逐步构筑的“伙伴关系”升级作为工具变量。“伙伴关系”是国家外交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与首脑外交具有很高的一致性，故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同时，“伙伴关系”本质上是双方构建的一种外交关系，增进政治互信是伙伴关系战略的核心目标之一，尤其是对于两国间的伙伴关系在原有基础上实现升级而言，决定性因素在于双边政治关系而非经贸关系，所以能够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实证结果表明，采用这两种方法后的估计系数符号与显著性与基准回归保持一致，说明研究结论较为稳健。
3. 对作为核心变量的领导人互访指标进行了替换。作为一国的重大政治外交活动，领导人访问的决策和实施过程涉及众多因素，所以对不同国家的访问目的、访问频率和时间长度等存在较大差异。那么，这些访问的异质性问题是否会导致贸易效应出现差异？为此，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替换了前文使用的中国领导人出访和外国领导人来访变量进行研究：一是访问性质。中国与许多发展中国家之间的领导人访问经常含有经济援助的内容，这有利于扩大双边贸易，所以我们对访问期间两国政府签署《经济技术合作协定》或其他经济领域援助协定的访问取值为1，其他为0。二是访问天数。考虑到访问时间越长产生的影响也越大，所以这里改变了前面按访问次数统计的做法，而是改用实际发生的访问天数作为替代变量。三是访问间隔。领导人访问次数和频率在不同国家之间有较大差异，时间间隔较长的领导人访问更关注的议题应该是政治领域的合作、军事安全和国际关系等，而间隔较短的访问则有可能会将议题扩展到双边经贸合作等其他领域，所以我们区分了访问间隔的差异，即根据领导人访问时间间隔的总体情况，将两次访问的间隔小于或等于36个月的短期内再次访问设定为1，其他访问设定为0。
表2汇总了改用上述三类新访问变量后的估计结果。从中可以看出，即使我们考虑了访问的性质、长度和时间间隔等异质性因素，依然可以发现领导人访问对中国出口贸易具有促进效应，这印证了前文结论的稳健性。
| （1）出口贸易 | （2）进口贸易 | |
| Visit_CFE（互访性质） | 0.224***（0.082） | 0.327*（0.197） |
| Visit_CE（出访性质） | 0.357***（0.107） | 0.128（0.383） |
| Visit_FE（来访性质） | 0.224**（0.097） | 0.430*（0.257） |
| Visit_CFD（互访天数） | 0.025***（0.007） | 0.039***（0.014） |
| Visit_CD（出访天数） | 0.034**（0.017） | 0.040（0.030） |
| Visit_FD（来访天数） | 0.023***（0.008） | 0.039**（0.016） |
| Visit_CFI（短期内再次互访） | 0.139***（0.031） | 0.130**（0.065） |
| Visit_CI（短期内再次出访） | 0.125*（0.071） | 0.171（0.115） |
| Visit_FI（短期内再次来访） | 0.120**（0.047） | 0.303***（0.086） |
| 注：估计方法和模型等同表1；限于篇幅，其他控制变量未显示估计结果。 | ||
五、进一步讨论
以上分析区分了双边贸易的方向性，但使用的都是出口流量和进口流量的各行业加总数据，没有考虑行业和产品之间的异质性。这里，本文进一步采用细分产品的月度数据，检验领导人访问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是否因产品类别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
根据海关HS编码，可以将所有贸易产品分为22类。其中，HS19—HS22类别因数据缺失严重而被剔除，以下仅对HS01—HS18这18种产品进行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知，领导人访问对进口和出口的影响并不相同，对于不同类别的产品形成的促进效应也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无论是中国领导人出访（Visit_C）还是外国领导人来访（Visit_F），在出口贸易上主要促进了初级产品及初级加工产品（HS02、HS05、HS06、HS07、HS10、HS15和HS17）的出口，在进口贸易上则主要促进了加工制造产品（HS04、HS08、HS09和HS14）的进口。由此可见，出访和来访对贸易的影响效应在产品类别上具有一致性，即对大部分产品均表现为显著或者均不显著，只在极少数产品（HS04和HS11）中存在出访不显著而来访显著的现象。③
| HS分类 | TC指数 | 出口贸易 | 进口贸易 | ||
| Visit_C | Visit_F | Visit_C | Visit_F | ||
| HS03 | −0.8750 | 0.122（0.130） | 0.133（0.093） | 0.236（0.213） | 0.227（0.184） |
| HS05 | −0.7234 | 0.358***（0.111） | 0.273***（0.100） | 0.074（0.196） | 0.159（0.150） |
| HS02 | −0.2756 | 0.232***（0.078） | 0.166**（0.066） | −0.049（0.087） | −0.061（0.075） |
| HS10 | −0.2435 | 0.143*（0.085） | 0.229***（0.055） | 0.105（0.175） | 0.085（0.140） |
| HS18 | −0.1235 | 0.086（0.060） | 0.017（0.051） | −0.220（0.173） | 0.039（0.131） |
| HS06 | −0.1117 | 0.177***（0.057） | 0.130**（0.052） | 0.098（0.074） | −0.012（0.069） |
| HS07 | −0.0974 | 0.138**（0.063） | 0.110**（0.044） | 0.060（0.122） | −0.130（0.103） |
| HS09 | −0.0176 | 0.057（0.070） | 0.089（0.055） | 0.416**（0.202） | 0.310**（0.145） |
| HS17 | 0.0686 | 0.205**（0.084） | 0.167**（0.068） | −0.079（0.242） | −0.100（0.169） |
| HS01 | 0.0931 | 0.022（0.122） | 0.082（0.089） | 0.269*（0.161） | 0.226*（0.127） |
| HS15 | 0.1357 | 0.171**（0.071） | 0.116**（0.048） | 0.273（0.166） | 0.042（0.120） |
| HS16 | 0.2025 | 0.040（0.056） | 0.055（0.042） | −0.276（0.201） | −0.168（0.149） |
| HS14 | 0.2462 | −0.095（0.101） | 0.049（0.067） | 0.407**（0.203） | 0.376**（0.181） |
| HS04 | 0.3937 | 0.104（0.083） | 0.170***（0.055） | 0.265**（0.128） | 0.267**（0.118） |
| HS08 | 0.5129 | −0.054（0.065） | −0.005（0.035） | 0.455***（0.152） | 0.450***（0.111） |
| HS13 | 0.6470 | 0.093（0.064） | 0.044（0.047） | −0.231（0.179） | −0.029（0.135） |
| HS11 | 0.7311 | 0.001（0.042） | −0.003（0.030） | 0.098（0.142） | 0.197*（0.101） |
| HS12 | 0.9323 | 0.138（0.090） | 0.067（0.058） | 0.143（0.196） | −0.040（0.165） |
| 注：（1）估计方法和模型等同表1；TC指数为贸易竞争力指数。（2）HS编码分类含义如下：01—动物产品；02—植物产品；03—动、植物油、脂及其分解产品等；04—食品，饮料、酒及醋，烟草制品等；05—矿产品；06—化学工业产品；07—塑料、橡胶及其制品；08—生皮、皮革、毛皮及其制品，旅行用品等；09—木及木制品，稻草、秸秆制品等；10—木浆、纸及其制品；11—纺织原料及其制品；12—鞋、帽、伞、杖、鞭及其零件等；13—石料、水泥、云母、陶瓷制品等；14—珍珠、宝石、贵金属、硬币及相关制品等；15—贱金属及其制品；16—机械器具、电气设备、录音机设备及其零件等；17—车辆、航空器、船舶及有关运输设备；18—光学、照相、电影、计量、检验、医疗或外科用仪器、钟表、乐器及设备、精密仪器等。 | |||||
另外还可以发现，领导人访问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基本上不存在产品重叠的现象，即领导人访问不会同时促进同类别产品的进口和出口。也就是说，那些具有出口效应的产品在进口中几乎都不显著，反之亦然。值得一提的是，从细分产品的检验结果看，实际上除了HS11之外，中国领导人出访对进口的影响效应与外国领导人来访基本相同，与前文系数差异检验结果一致，符合理论预期。
为了进一步辨别那些具有贸易促进效应的不同类别产品是否存在一定共性，我们运用贸易竞争力指数（TC）度量了各类产品的贸易竞争力，数值越大表示该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越强。表3中的列（2）给出了根据2001–2017年中国对外贸易额计算的TC指数，并以此对18类产品进行了排序。TC指数显示，这18类产品的竞争力强弱分布比较分散：有些产品显示出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如HS12鞋帽等制品和HS11纺织品；而有些则相反，如HS03动植物油和HS05矿产品都属于国际竞争力很弱、大量依赖进口的产品。
结合TC指数排序和互访效应的进出口分布情况，我们可以发现，领导人访问一方面促进了贸易竞争力较低产品的出口，另一方面促进了贸易竞争力较高产品的进口。具体而言，在出访和来访都产生促进效应的出口产品中，HS05矿产品、HS02植物产品、HS06化工产品、HS07塑料橡胶制品的TC指数都为负数，表明这些净进口产品在国际上处于明显的比较劣势地位，另外的HS17运输设备和HS15贱金属的TC指数也比较低，同样说明缺乏贸易竞争力。在进口产品中，出访和来访都具有促进效应的产品主要有HS08皮革制品、HS04食品饮料和HS14贵金属，这些产品的TC指数都比较高，属于出口国际竞争力较强而从国外进口较少的产品类别。
此外，我们也尝试改用贸易顺逆差指标对表3中的18类产品重新进行了排序。结果依然可以发现，领导人访问主要促进了贸易顺差产品的进口和贸易逆差产品的出口。贸易顺逆差指标和TC指数都基本反映了国际贸易中的相对比较优势，因此可以认为，中外领导人互访一方面促进了处于竞争劣势的本国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也促进了处于竞争劣势的外国产品进入中国市场。
上述结果说明，两国领导人的互访活动不仅发挥了外交如何为经济服务的实际作用，而且也展现了互利互惠和共同发展的交往理念。我国贸易竞争力较弱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销售渠道和机会相对较少，而领导人互访能够为这些产品扩大海外市场份额提供帮助。相反，我国贸易竞争力较强的产品意味着外国贸易竞争力相对较弱，所以这些产品从国外进口的数量比较少，而领导人互访对其中的部分产品进口具有促进作用，即为这些产品进入中国市场提供了支持。实证结果符合理论预期，研究假设2得到了很好的支持。由此可见，领导人访问对双边贸易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贸易往来中相对弱势的一方，这种互补性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也有利于缓解我国贸易失衡现象，有助于推动两国经贸合作和双边关系的顺利发展。
最后，本文还尝试分析了上述产品促进效应是否与双边外交特征有一定的关联性。如前文的图1所示，中外领导人之间的互访活动展现了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协调推进的格局。为了进一步考察这一外交特点在产品分组中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我们进行了以下研究设计：一是以双边距离的中位数为界将样本分成两组，即小于中位数的周边国家组和大于中位数的非周边国家组；二是以是否为G20成员国为标准，将样本中的G20成员国设定为大国组，其他国家为小国组。然后，我们以表3中具有访问效应的14类进出口产品为对象进行了回归分析，同时也考察了不分产品类别的进出口总额在外交特征分组下的领导人互访效应。
表4汇总了基于产品分类和外交特征分组的估计结果。首先，无论是出口贸易还是进口贸易，周边国家组中的领导人互访（Visit_CF）系数均显著为正，而非周边国家组中的领导人互访系数则大部分都不显著（除了产品HS4、HS10和HS15显著为正）。这说明周边外交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整体上较非周边外交更大。周边关系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与周边国家领导人之间的频繁互访可以让两国有更多的机会将合作领域拓展到经贸方面。
| HS分类 | Visit_CF（中外领导人互访） | ||||
| （1） | （2） | （3） | （4） | ||
| 周边国家 | 非周边国家 | 小国 | 大国 | ||
| 出口贸易 | HS03 | 0.166*（0.090） | 0.068（0.140） | 0.158（0.121） | 0.012（0.090） |
| HS05 | 0.378***（0.085） | 0.128（0.129） | 0.286***（0.105） | 0.057（0.064） | |
| HS02 | 0.193***（0.060） | 0.122（0.076） | 0.127**（0.061） | 0.029（0.043） | |
| HS10 | 0.187***（0.059） | 0.199***（0.071） | 0.216***（0.060） | 0.011（0.047） | |
| HS06 | 0.186***（0.044） | 0.063（0.061） | 0.211***（0.047） | −0.001（0.037） | |
| HS07 | 0.130***（0.041） | 0.057（0.055） | 0.153***（0.044） | −0.006（0.031） | |
| HS17 | 0.201***（0.057） | 0.109（0.075） | 0.225***（0.068） | −0.010（0.045） | |
| HS15 | 0.139***（0.047） | 0.089*（0.053） | 0.184***（0.049） | 0.025（0.033） | |
| HS04 | 0.140**（0.057） | 0.125*（0.075） | 0.114**（0.053） | −0.027（0.063） | |
| 进口贸易 | HS09 | 0.307*（0.162） | 0.193（0.135） | 0.105（0.151） | 0.214（0.157） |
| HS01 | 0.242**（0.113） | 0.132（0.151） | 0.071（0.120） | 0.101（0.139） | |
| HS14 | 0.603***（0.147） | 0.094（0.213） | 0.140（0.199） | 0.031（0.145） | |
| HS04 | 0.378***（0.095） | 0.073（0.162） | 0.335***（0.127） | −0.064（0.084） | |
| HS08 | 0.534***（0.114） | 0.080（0.114） | 0.544***（0.127） | 0.062（0.076） | |
| HS11 | 0.199**（0.099） | −0.034（0.142） | 0.244**（0.112） | −0.034（0.081） | |
| 出口总额 | 0.114***（0.034） | 0.080（0.049） | 0.151***（0.037） | 0.008（0.024） | |
| 进口总额 | 0.168***（0.056） | 0.098（0.103） | 0.231***（0.074） | 0.003（0.047） | |
| 注：Visit_CF为出访次数和来访次数的合计值，HS分类及其排序同表3，估计方法和模型等同表1；限于篇幅，其他控制变量未显示估计结果。 | |||||
其次，对比小国组和大国组的估计结果后可以看出，领导人互访在小国组中对出口和进口贸易的影响大部分显著为正（除了产品HS03、HS09、HS01和HS14不显著），而在大国组中这14类产品的互访系数均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与大国之间的外交相比，小国外交的贸易促进效应更为明显。这可能是因为大国外交的主要议题集中于政治合作与国际安全等领域，而中国与小国之间进行领导人互访时经贸合作更有机会成为双方关注的焦点。
以上结果说明，周边外交和小国外交对双边贸易的促进作用更强，并且这种效应可能并不只限于那些贸易竞争力相对较弱的产品。表4最后两行的估计结果显示，中外领导人互访对出口总额、进口总额的影响效应也集中体现在周边外交和小国外交上。
六、研究结论与启示
战争、军事冲突和政治争端对国际贸易的破坏效应是显而易见的，而对于国家间的政治交往和双边友好关系是否会促进贸易往来，以及在什么情况下、通过什么途径和对哪些产品有影响等问题的认识并不清晰和全面，有待更多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
为了考察国家领导人访问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效应，本文基于2001—2017年的月度面板数据和拓展的引力模型，检验了中国与168个建交国家之间的领导人互访与进出口贸易的关系。研究发现：（1）中外领导人之间开展了积极的互相访问活动，展现出周边外交和大国外交协调推进的基本格局；（2）中外领导人的互访对双边进出口贸易均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3）对于出口贸易，中国领导人出访和外国领导人来访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于进口贸易的作用虽然仅限于外国领导人的来访，但是对基准回归结果进行系数差异性检验后的结果显示出访和来访之间并无显著差异，基于PPML和系统GMM的稳健性检验也表明中国领导人出访对进口贸易的影响显著为正；（4）对HS分类商品的进一步分析显示，领导人访问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基本上不存在产品重叠的现象，出口促进效应主要表现为促进了我国贸易竞争力较弱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而进口促进效应则相反，主要体现为促进了我国贸易竞争力相对较强而外国相对劣势产品进入中国市场；（5）基于产品分类和外交特征分组后的估计结果显示，无论是出口贸易还是进口贸易，领导人互访对相对弱势产品的促进作用在周边外交和小国外交中更强。
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两国领导人的政治互动不仅是反映双边关系的“晴雨表”，也是促进两国经贸合作的“助推器”。无论是出访还是来访，作为代表国家的最高级别外交活动，领导人访问的首要任务是磋商国事和增进政治互信。不过，领导人访问也经常是一种多维度的复合型外交，其效应显然并不会仅仅局限在政治外交领域。良好的双边关系本身有利于促进经贸往来，而领导人访问不仅能够增强双边友好关系，而且还可能通过签订经济合作协议和解决贸易纠纷等途径，为扩大双边经贸合作发挥实质性的推动作用。虽然我们一般很难去界定每次领导人访问的主要目的，但本文的研究结果从一个侧面说明，全球化背景下的首脑外交已呈现出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特征。进一步看，领导人访问的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贸易往来中相对弱势的产品上，即扩大了非竞争优势产品进入对方市场的贸易机会，而不是强化各自的固有优势。由此可见，领导人访问有助于促进双边经贸合作、实现共同发展，体现了政治外交为经济服务的实际作用以及合作共赢的交往理念。
当前，在世界经济持续低迷、全球治理步履维艰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抬头，贸易摩擦和经济纠纷明显增多。虽然中国的对外贸易已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是面对国际市场环境中陡增的诸多不确定性因素，企业仍然需要做好防范政治冲突、贸易纠纷等外部风险的有效措施。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领导人访问和首脑外交的“晴雨表”和“推进器”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因为这不仅有利于改善双边关系和促进双边经贸往来，而且也可以为企业辨识双边关系现状和防范政治风险发挥导向性作用。当然，长期来看，提升产品竞争力才是企业占领国际市场和扩大贸易规模的根本途径。
① 在国际贸易领域之外，还有一些研究考察了领导人访问以及双边政治关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闫雪凌和林建浩，2019；潘镇和金中坤，2015）。
② 限于篇幅，所有稳健性检验结果均未汇报；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或参考本文的工作论文版本。
③ HS04为食品、饮料和烟草制品等，领导人来访对其具有出口促进效应可能是因为该类产品在不同国家间存在较大的产品内差异，增加我国食品等产品的出口能丰富其国内消费者的选择。HS11为纺织品，对该类产品进口的促进效应只限于外国领导人的来访，可能是因为纺织品是我国竞争力较强的传统优势产业，中国领导人在该产品领域为对方国家提供支持促进其产品向中国的出口（即中国的进口）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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