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文化属于非正式制度的范畴，是在种族、宗教和社会群体中代代相传且相当稳定的传统信念和价值观，对各类市场主体的选择行为和经济决策有着重要的影响（Guiso等，2006）。自汉代以来，儒家文化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倡导的伦理道德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人们的行为规范、传统信念和价值观，对中国历代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杜维明，1997）。著名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2010）对儒家文化的评价曾经产生了广泛影响。马克斯•韦伯（2010）认为儒家推崇中庸之道，承认现实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儒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地适应世界，惧怕任何的变革”，因此，儒家文化并不具备现代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理性主义。但是，随着儒家文化圈中的东亚经济在二战之后收获了巨大成功，特别是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之后也取得了堪称“奇迹”的增长成就，这促使人们重新审视和观察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虽然有越来越多的理论分析和讨论表明儒家文化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市场制度演进有着积极的作用（杜维明，1997；张杰，2013），但儒家文化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还亟待深入的实证研究加以澄清。

与此同时，企业家精神作为现代经济增长的“引擎”，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效应（李宏彬等，2009）。特别是在中国经济现已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也已上升为中国的国家政策，通过繁荣企业家精神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培育新的发展动能更是被政策当局寄予厚望。因此，研究儒家文化传统对中国企业家精神造成的影响就是一个富有理论和政策价值的课题，理清这个课题的答案不仅有助于我们在理论上澄清儒家文化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而且可为繁荣中国的企业家精神提供有价值的政策借鉴。

本文使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分析和估计了儒家文化传统对企业家精神的因果影响。为了将儒家文化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从其他社会经济和制度环境中“分离”出来，本文使用了文化经济学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流行病学方法（Epidemiological approach）进行识别。具体而言，本文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中摘取了现居住地和出生地不一致以及现居住地和14岁居住地不一致的劳动力样本，进而通过估计劳动力出生地或14岁居住地的儒家文化传统对其创业行为的影响，以此识别儒家文化对企业家精神的因果影响。以上流行病学方法的合理性在于，传统信念和价值观等文化要素可以通过家庭渠道和社会渠道在代际间传递（Fernández，2011），所以出生地或14岁居住地的文化传统对劳动力的选择行为和经济决策有着重要影响。同时，由于劳动力现居住地和出生地或14岁居住地是分离的，这意味着出生地的文化传统对于劳动力现居住地的社会经济和制度环境而言是严格外生的。

使用流行病学方法回归后发现，以明清进士密度衡量的儒家文化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在平均意义上，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每增加1个标准差，劳动力的创业概率将分别提高1.55%和1.2%左右；上述发现在控制住劳动力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的经济条件、对样本进行反复清洗以及使用历代书院密度衡量儒家文化的检验中都是稳健的。为了进一步克服可能存在的因遗漏变量而造成的估计偏误，本文选取文庙建庙时长和到山东曲阜的距离作为儒家文化的工具变量，依然发现儒家文化显著地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进一步的扩展分析发现，儒家文化显著提高了“自雇”型创业和低教育组劳动力创业的概率，但对“雇主”型创业和高教育组劳动力创业概率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对曾经是历史上的开埠城市和非开埠城市的对比分析表明，外来文化的冲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儒家文化对劳动力创业概率的促进效应。

本文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深化了对儒家文化与中国经济增长间关系的理论和经验认知。如前所述，虽然越来越多的理论表明儒家文化对中国经济发展和市场制度演进有着积极的作用（杜维明，1997；张杰，2013），且现有研究也提供了诸多支持儒家文化有益于企业治理的经验证据（Du，2015；古志辉，2015；金智等，2017；徐细雄和李万利，2019），但本文基于繁荣企业家精神的角度为澄清儒家文化与中国经济增长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和经验认知。其次，丰富了观察和解释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文献。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引擎”，对中国经济转型升级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所以近年来有大量文献研究了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因素，这些研究发现除了劳动力的人口学特征、家庭特征以及外部经济和制度环境，信任、风险态度、工作—闲暇偏好、宗教信仰等文化特质对劳动力的创业行为也有着显著影响（Djankov等，2006；Yueh，2009；阮荣平等，2014；周广肃等，2015；陈刚，2015，2020）。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评估了儒家文化传统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影响，丰富了观察和解释中国企业家精神的文献。最后，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和启示。2017 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联合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的文化沃土，是当代中国发展的突出优势”。本文研究发现，儒家文化传统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有助于开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新局面，这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有价值的线索和启示。

二、理论假说

一般认为，儒家传统起源于中国历史上的先秦时代，孔子是先秦儒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并定义了儒家传统的大方向（杜维明，1997）。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建立了五经博士制度，使儒学成为了官方主动倡导和推动的思想。在魏晋和隋唐时期，儒家思想受到了道家和佛学的冲击，但这一时期以儒家伦理来维系治理秩序的宗族组织的发展也使儒学在基层社会中得到了较大发展。儒学在宋明时期迎来了复兴，特别是宋朝之后儒家经学在科举考试内容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儒学成为了王权钦定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士大夫也成为了帝国官僚阶层的唯一来源（许纪霖，2014），这有力地推动了儒学在社会各阶层间的传播和普及，巩固了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体地位。所以，在自汉以来的2 000多年时间里，儒家文化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对中国历代政治、经济和社会变迁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杜维明，1997）。儒家文化也是普通百姓家庭“日用而不知”的纲常伦理（许纪霖，2014），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人们的传统信念和价值观，对人们的经济决策有着重要影响。

在理论层面，儒家文化与企业家精神之间有着丰富且复杂的联系。儒家文化可能对企业家精神造成了抑制效应。首先，儒家文化推崇中庸之道，这与崇尚竞争和冒险的企业家精神相冲突。儒家经典《中庸》中指出“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孔子也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论语•雍也》）。儒家思想推崇的中庸之道主张为人行事不走极端、因循守旧，这与崇尚冒险和竞争的企业家精神相冲突。马克斯•韦伯（2010）也认为，儒家推崇中庸之道，承认现实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儒教的理性主义是去理性地适应世界，惧怕任何的变革”，因此，儒学并不具备现代资本主义精神发展所需要的理性主义。

其次，儒家文化具有较强的反功利主义色彩，这与企业家追求经济利益的目标相悖离。儒家文化强调“义以为上”“正谊（义）不谋其利”，甚至把言“义”和言“利”作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重要标志（王成荣，1999），即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因此在儒家思想中，求“义”被视为是高尚的伦理道德，而追逐“利”则被认为是卑贱和罪恶的小人行径（赵光酉，2017），儒家这种“重义轻利”的反功利意识在很大程度上泯灭了人们追求经济利益的荣誉感和成就感，并可能抑制潜在的企业家为追求最大化经济利益的创业动机和行为。

最后，儒家“学而优则仕”的观念也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繁荣。“学而优则仕”是儒家的一个政治口号，代表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但随着隋唐之后科举制度的兴起，科举取士成为人们进入官僚阶层的唯一途径，这使得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口号被异化为一种官本位的思想（罗安宪，2005）。在“学而优则仕”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下，“入仕”成为了人们最优的择业去向，“仕途升迁”则被视为人们在世俗生活中获得成功的主要标志，并削弱了在经济竞争中胜出（成功创业）为人们带来的荣誉感和成就感，进而可能不利于企业家精神的繁荣。综上所述，本文提出以下儒家文化抑制企业家精神的理论假说：

假说1a：儒家文化抑制了企业家精神的繁荣。

尽管儒家文化蕴含着有悖于企业家精神的内容，但任何文化都有两面性，儒家伦理更是如此，它本身就是积极与消极、进步与保守、理性与直观的统一体。我们能够在更高层面上找到其与企业家精神的契合点和提升企业家精神的闪光点（王成荣，1999）。首先，儒家文化提倡以“诚信”为本的为人品格和行为准则有益于促进企业家精神的繁荣。儒家提倡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伦理道德，其中，“诚信”是儒家文化历来重视和推崇的崇高品德。孔子认为“民无信不立”，即人如果不讲诚信，便什么事情也做不了，“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并将人的诚信作为衡量“大道”是否得以施行的重要标准，是故“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礼记》）。在现代经济学中，“诚信”作为重要的社会资本，其不仅有助于通过风险分担、信息沟通和交流以及促进合作等渠道提高人们的创业概率；同时，在契约不完善的情况下，信任还能有效地发挥对契约的事前筛选和事后执行的作用，这也有助于人们成功创业而成为企业家。Caliendo等（2012）使用德国社会经济调查数据研究发现，个人的主观信任态度显著提高了其创业概率，对他人的信任每增加1个标准差，个人的创业概率将会提高0.08个百分点；周广肃等（2015）使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研究发现，如果户主认为“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其家庭从事个体经营或开办私营企业的概率比那些户主认为“和人相处要越小心越好”的家庭高出2.3个百分点，这超过了家庭平均创业概率的1/5。

其次，儒家文化也包含着对创新与创造的价值追求。《易经》中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倡导人们效法天地，自强创新；《礼记•大学》中也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提倡“革故鼎新”的创新精神。一项针对775名中国员工创新行为的研究发现，儒家伦理对员工的创新行为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李贵卿等，2016），另一项使用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研究同样发现了儒家文化显著地促进了企业创新的证据（徐细雄和李万利，2019）。因此，儒家文化所包含的激励人们创新创造的价值追求与崇尚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是一致的，从而有益于企业家精神的繁荣。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如下竞争性的理论假说：

假说1b：儒家文化促进了企业家精神的繁荣。

三、数据说明和识别策略

（一）基础数据

本文使用的基础数据是2014年和2016年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是由中山大学发起的一项系统监测（村/居社区）社会结构和家庭、劳动力变化的全国性调查，样本覆盖中国大陆29个省份（不包括西藏和海南）。CLDS调查数据包括了受访者详细的人口学和社会学特征，而且还调查了受访者的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信息，这使得本文可凭此识别出现居住地和出生地以及现居住地和14岁居住地相分离的受访者样本，并使用流行病学方法将儒家文化传统对受访者创业行为的影响从受访者现居住地的经济和制度环境中分离出来，从而更准确地捕捉儒家文化传统对企业家精神的因果影响。

同时，本文使用各地级市的明清进士数除以当地行政区划面积度量的进士密度来衡量儒家文化。以明清进士密度衡量儒家文化传统的合理性在于：首先，教育是文化传承和塑造人们文化观念等意识形态的最重要途径，特别是儒学自先秦以来基本上都是通过教育来主张其伦理道德的，从教育人们做人的道理来影响社会（杜维明，1997）。其次，始于唐朝的科举制度是唐之后历代王朝选拔官员的最重要制度，其在明清两朝达到极盛。更重要的是，明清科举制度在考八股制义以后，儒家经学在科举考试内容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刘海峰，2009），这极大地促进了儒学在社会各阶层间的普及和传播。最后，明清科举考试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进行，“乡试”中试者（举人）集中到京城举行“会试”，“会试”中试者（贡士）再进行“殿试”，“殿试”中试者统称进士。所以，进士是儒生中的佼佼者，也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传承者。一般而言，一个地方中榜进士越多，往往意味着当地儒学之风更盛，当地社会受儒家文化的影响也越深。《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朱保炯和谢沛霖，1979）中收录了明清两朝中榜的51 624名进士的中榜年份、名次和籍贯等信息，本文手工将明清两朝每位中榜进士的籍贯地与我国当前的地级市（包括4个直辖市）行政区划进行匹配，一共有43 049名明清进士的籍贯地可与我国当前地级市行政区划匹配上，这占到了明清进士总数的83.39%；其他进士未能匹配上，主要是因为《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没有提供他们具体到县乡层面的籍贯地信息，以及有一部分进士的籍贯地标注的是军籍等。

（二）识别策略

本文将识别儒家文化传统影响劳动力创业行为的基准方程设定为如下的Probit回归形式：

其中，下标i和j分别表示城市j中的第i个受访者，o表示第i个受访者的出生地（或14岁居住地），t表示调查年份；被解释变量entrepreneur是衡量受访者是否在从事创业活动的虚拟变量，解释变量confucian是前文中交代过的以明清进士密度衡量的儒家文化变量；X是由可能影响受访者创业行为的人口学和家庭特征变量组成的向量，Z是由可能影响受访者创业行为的城市特征变量组成的向量。

回归方程（1）直观地呈现了本文使用的识别策略，即通过估计受访者出生地（或14岁居住地）的儒家文化对其创业行为的影响，进而识别儒家文化传统对企业家精神的因果影响。以上识别策略就是文化经济学研究中广泛使用的流行病学方法，其合理性在于：首先，文化传统可以通过家庭渠道和社会渠道在代际间进行传递，所以受访者出生地或14岁居住地的文化传统对其创业决策有着重要影响；其次，由于劳动力现居住地j和出生地（或14岁居住地）o是分离的，因此出生地的儒家文化传统对于劳动力现居住地的社会经济和制度环境而言是严格外生的，与随机扰动项ε不相关；最后，居住在同一城市的劳动力面临着相同的经济和制度环境的约束（Fernández，2011）。

（三）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entrepreneur是衡量受访者是否在从事创业活动的虚拟变量。CLDS调查询问了受访者当前的工作状态，本文延续现有文献的通常做法（陈刚，2015，2020），将当前工作状态是“雇主”和“自雇”的受访者认定为正在从事创业活动，并为变量entrepreneur赋值为1；将当前工作状态是“雇员”的受访者认定为没有从事创业活动，变量entrepreneur则赋值为0。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confucian是以明清进士密度（人/10平方公里）衡量的，各城市明清进士数是根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1979年版）手工整理得到。

可能影响受访者创业行为的个体和家庭特征向量X中，纳入了受访者的性别、年龄、教育、健康、婚姻、政治身份和户籍身份等个体特征变量，同时纳入了家庭住房和家庭收入这两个家庭特征变量；^①可能影响受访者创业行为的城市特征向量Z中，纳入了经济增长率、金融发展、私营经济比重和失业率这四个变量。^②需要说明的是，为了烫平城市特征变量的短期波动，以上城市特征变量都以调查年份之前3年的移动平均纳入方程。衡量这些变量的原始数据均来自相应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四、实证结果及讨论

（一）基准回归

本文首先使用全样本数据估计了儒家文化传统对劳动力创业概率的影响。表1中的列（1）—列（4）是使用Probit模型方法的估计结果。列（1）和列（2）的解释变量中只纳入劳动力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影响劳动力创业概率的边际效应都是0.287，且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列（3）和列（4）进一步纳入了可能影响劳动力创业概率的个体和家庭特征变量及城市特征变量。结果显示，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影响劳动力创业概率的边际效应分别是0.200和0.175，且仍然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1中的列（5）和列（6）使用OLS方法估计方程。结果显示，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影响劳动力创业概率的回归系数分别是0.234和0.217，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

表1中的回归结果表明，儒家文化传统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这意味着儒家文化传统促进了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繁荣。但是，表1中的回归却可能因为包括了现居住地和出生地，以及现居住地和14岁居住地一致的样本而存在估计偏误。因为对于现居住地和出生地一致以及现居住地和14岁居住地一致的样本来说，他们的出生地或14岁居住地的儒家文化传统可能与现居住地的经济和制度环境相关，所以出生地或14岁居住地的儒家文化传统在劳动力创业行为决定方程中可能是内生变量。

（二）流行病学回归

接下来，本文从CLDS2014和CLDS2016中摘取了现居住地和出生地不一致以及现居住地和14岁居住地不一致的样本，使用流行病学方法估计了儒家文化传统对劳动力创业概率的影响。表2中的列（1）—列（4）是使用Probit模型方法的回归结果。列（1）和列（2）只纳入了劳动力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边际效应分别是0.464和0.335，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列（3）和列（4）进一步纳入了劳动力的个体和家庭特征变量及城市特征变量，边际效应分别是0.776和0.598，且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儒家文化传统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在平均意义上，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每增加1个标准差（0.020），劳动力的创业概率将分别提高1.55%和1.2%左右。列（5）和列（6）使用OLS方法估计了方程，其中，劳动力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影响其创业概率的回归系数分别是0.852和0.654，且前者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后者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同样表明儒家文化传统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

总的来说，表2的回归结果表明，儒家文化传统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这意味着弘扬优秀的儒家文化传统有益于促进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繁荣。按照之前的理论预期，儒家文化传统之所以促进了企业家精神的繁荣，可能是因为儒家文化提倡和推崇以“诚信”为本的为人品格和行为准则有助于企业家规避道德风险，且提高了企业家的信息和资源获取能力；同时，儒家文化中蕴含着的对创新创造的价值追求也可能激励了潜在企业家的创业行为。^③

（三）稳健性检验^④

1. 出生地（14岁居住地）经济条件的影响。本文在方程中纳入了表征劳动力出生地或14岁居住地经济条件的变量，以考察出生地或14岁居住地经济条件对劳动力创业概率的影响。如果文化的确有益于企业家精神的繁荣而促进了经济增长，那么表2中发现的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儒家文化显著提高劳动力创业概率的现象，可能就并非完全源自儒家文化的影响，还可能由劳动力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本身具有更好的经济条件造成，因此本文进一步在方程中纳入了人均GDP（对数）、私营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等表征劳动力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经济条件的变量，^⑤以控制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经济条件对劳动力创业概率的影响。使用Probit模型方法的估计结果显示，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的人均GDP、私营经济发展和金融发展影响劳动力创业概率的边际效应都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且变量联合显著性F检验也不能拒绝它们对劳动力创业概率没有显著影响的原假设，表明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的经济条件对劳动力的创业概率并不具有显著影响。更重要的是，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影响劳动力创业概率的边际效应分别是0.833和0.643，并分别通过了1%和5%的显著性检验。总的来说，在回归方程（1）中控制了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经济条件的回归结果依然表明，以进士密度衡量的儒家文化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

2. 样本清洗。首先，本文删除了出生地或14岁居住地是边疆地区（包括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的受访者样本进行估计。主要原因是，中国的科举制度起源于隋唐时期，并在明清两朝达到了鼎盛。但是，中国地域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科举制度的实行情况存在明显差异。以清朝的科举制度来说，清朝基本上延续了明朝的科举制度，理论上只对设立了官学地区的户籍人口开放，但乾隆中叶成书的《钦定学政》全书显示，蒙古、西域、西藏等边疆地区大多没有设立学政，意味着这些地区并不具备广泛的科举参与制度，以至于出自这些地区的中榜进士数量非常少。同时，在满清入关之后，顺治元年诏开科举时曾提出“八旗人士不与”，直到顺治八年方允许八旗士子应试（彭武麟和苏永恒，2012）。另外，《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提供的信息显示，清朝八旗士子中的中榜进士大多是旗籍，这也使得我们无法将旗籍进士的籍贯地与我国当前的行政区划进行匹配。以上种种原因可能导致本文使用的明清进士密度指标难以很好地反映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以及东北等边疆地区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深浅程度。使用删除出生地或14岁居住地是边疆地区样本后的估计结果显示，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进士密度影响劳动力创业概率的边际效应为正，且至少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儒家文化传统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这支持了前文发现的稳健性。

其次，本文删除了不属于劳动力年龄范围的样本进行估计，即将男性年龄大于60岁、女性年龄大于55周岁的样本予以删除。使用删除非劳动力年龄范围样本的估计显示，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影响劳动力创业概率的边际效应也都为正，并至少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儒家文化传统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依然支持前文发现的稳健性。

3. 以历代书院密度衡量儒家文化。本文还使用了各地级市历代书院密度衡量儒家文化，以估计儒家文化传统对劳动力创业概率的影响。中国的书院制度起源于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之一。中国历代的书院以私人创建为主，也有部分是官方创办的，主要职责是聚徒讲授、研究学问、学术讨论和典籍收藏。自唐代至清末，中国的书院遍布除西藏以外的全国所有省份，总数在7 000—8 000所（万京民，2010）。儒家经典是中国历代书院的通用教材（郭齐家，2009），故而书院是传播和普及儒家思想的重要组织和载体（万京民，2010），因此传统书院也被认为是中国儒家文化的重要象征（张晓婧和乔凯，2016）。《中国书院辞典》（1996年版）收录了中国历史上有史可考的7362所书院的名称和所在地。我们手工将这些书院所在地与当前中国行政区划进行一对一匹配，并以各地级市历代书院总数除以当地行政区划面积度量的书院密度（单位：所/平方公里）衡量儒家文化传统。

Probit模型方法估计显示，当回归方程只纳入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书院密度时，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的书院密度影响劳动力创业概率的边际效应为正，且都通过了10%的显著性检验。同时，在回归方程中进一步纳入可能影响劳动力创业概率的个体和家庭特征及城市特征变量之后，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的书院密度影响劳动力创业概率的边际效应仍然为正，且至少能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以上结果表明，儒家文化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这意味着儒家文化传统促进了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繁荣，从而有力地支持了前文发现的稳健性。

五、文庙、曲阜与儒家文化

前文使用流行病学方法的回归表明，以明清进士密度衡量的儒家文化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且这一发现在一系列检验中均是稳健的。虽然我们在稳健性检验中曾控制了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的经济条件，但这可能无法完全避免方程中遗漏了某些既与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进士密度相关，同时又影响劳动力创业概率的变量。因此，本文接下来将寻找劳动力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儒家文化的工具变量，并使用工具变量方法估计回归方程（1）。

本文使用的第一个工具变量是劳动力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现存文庙的建庙时长。文庙，又称作孔庙，是纪念儒家先圣孔子的祠庙建筑，为中国历代帝王所器重。特别是在唐朝，唐太宗确立了孔子的先圣地位，并诏令全国各州、县学皆建孔庙，实行“庙学合一”体制，这促进了全国范围内文庙的建设。据记载，明清时期全国文庙约有1 500多处（骆承烈，2007）。一般来说，某地建有文庙的历史越悠久，往往意味着当地深受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越深。因此，某地文庙的建庙时长与当地儒家文化传统是高度相关的。同时，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文庙的建庙时长也并不会对劳动力创业概率产生直接影响。因此，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文庙的建庙时长是儒家文化的有效工具变量。本文统计了各地级市现存文庙的信息，^⑥并使用以下公式计算得到各地文庙标准化后的建庙时长：^⑦

本文使用的第二个工具变量是劳动力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到山东曲阜的直线距离（单位：千公里）。山东曲阜是儒家先圣孔子的故乡，被视为儒家思想的发源地；同时，山东曲阜还建有中国最早、规模最大的孔庙。孔子辞世后的第二年（公元前478年），鲁哀公将孔子旧居改建为祭祀孔子的庙宇（孔庙），自公元前195年汉高祖刘邦在此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之后，历代帝王都要来此祭祀，曲阜孔庙也成为了儒家思想的精神圣殿和儒学崇拜的圣地。故而，那些在地理上越临近山东曲阜的地区，当地受儒家文化传统的影响可能也越深，且到山东曲阜的距离不会对劳动力创业概率产生直接影响。本文使用ArcGIS软件并根据经纬度信息计算得到各地级市到山东曲阜的（球面）直线距离。

表3报告了在流行病学框架下使用工具变量方法的回归。列（1）和列（2）是使用工具变量Probit方法的回归。第一阶段回归显示，文庙建庙时长和到曲阜的距离的回归系数分别为正和负，且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这与我们的预期相符，表明一地建有文庙的历史越早、到曲阜的距离越近，则当地的进士密度越高。第二阶段回归显示，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影响劳动力创业概率的边际效应都为正，且分别通过了5%和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列（3）和列（4）是使用2SLS的回归结果。第一阶段回归显示，文庙建庙时长和到曲阜的距离都显著影响了进士密度，且第一阶段回归的F检验和Cragg-Donald检验均说明工具变量并非弱工具变量，Hansen过度识别检验也没有拒绝工具变量外生的原假设，表明文庙建庙时长和到曲阜的距离是进士密度的有效工具变量。第二阶段回归显示，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进士密度的回归系数都为正，且分别通过了5%和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

六、模型扩展

（一）创业类型的异质性

按照前文的定义，本文是将当前工作状态是“自雇”和“雇主”的劳动力都视为正在从事创业活动，但“自雇”和“雇主”这两类创业行为在动机和目的上可能是存在差异的。其中，“自雇”型创业可能更接近现有文献定义的“生存型”创业，即从事“自雇”型创业的劳动力可能更多的是属于在劳动力市场上缺少充分就业机会的群体，他们选择从事“自雇”型创业的主要动机和目的是为了实现就业，是一种被动选择。与之对应的是，“雇主”型创业则更接近现有文献定义的“发展型”创业，虽然大多“雇主”型创业是由“自雇”型创业发展而成的，但在一般意义上，“雇主”型创业可能更多的是劳动力为了寻求更好的职业发展，是一种主动选择。鉴于此，本文在表4中估计了儒家文化传统对“自雇”型和“雇主”型这两类创业活动的影响。

Probit回归显示，^⑧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影响劳动力从事“自雇”型创业概率的边际效应分别是0.671和0.675，且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与之对应的是，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影响劳动力“雇主”型创业概率的边际效应却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以上结果表明，儒家文化传统显著提高了劳动力“自雇”型创业的概率，但对“雇主”型创业的影响不显著。

（二）劳动力的异质性

正如前文所述，“学而优则仕”是儒家的一个政治口号，代表了儒家“内圣外王”的政治理想；但随着隋唐之后科举制度的兴起，科举取士成为人们进入官僚阶层的唯一途径，这使得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政治口号被异化成了一种官本位的思想（罗安宪，2005）。仕途升迁被视为个人在世俗生活中获得成功的主要标志。因此，在儒家“学而优则仕”观念影响下，接受了更多教育的“读书人”往往将“入仕”视为更优先的择业导向，仕途升迁也被认为是个人职业生涯成功的主要标志。在现实中，中国的国家公务员考试竞争的激烈程度，^⑨以及高校毕业生对进入“体制内”就业的追捧，^⑩都生动地反映了儒家“学而优则仕”观念对中国人职业选择观念的深刻影响。因此我们预期，儒家文化传统对劳动力创业概率的影响可能随劳动力的学历变化而存在异质性。

为了检验儒家文化传统对劳动力创业概率的影响是否随劳动力的学历变化而存在异质性，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低教育组”和“高教育组”，其中，学历是高中以下的劳动力归为“低教育组”，学历是高中及以上的归为“高学历组”。表5报告的结果显示，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影响“低教育组”劳动力创业概率的边际效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影响“高教育组”劳动力创业概率的边际效应也为正，但却不能通过显著性检验。以上结果表明，儒家文化传统显著提高了“低教育组”劳动力的创业概率，但对“高教育组”劳动力创业概率的影响并不显著，这意味着儒家“学而优则仕”观念的确对高学历劳动力的职业选择产生了显著影响，导致高学历劳动力更偏向进入“体制内”就业，以至于儒家文化传统对高学历劳动力创业概率的影响变得不再显著了。

（三）外来文化的冲击

文化冲突理论认为，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相互接触，将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同文化间的竞争和冲突状态。不同文化间竞争和冲突的结果，要么是不同文化间相互渗透与融合，要么是不同文化间的替代。但无论哪种结局，其中任何一种文化的影响力都不可避免地会被削弱（金智等，2017）。自汉代以来，儒家文化不仅曾经受到了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的冲击，且随着中原王朝多次被少数民族入侵和征服，儒家文化也多次经历了外来文化的渗透和入侵。特别是近代以来，由于清政府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败，清政府被迫开放了上海、广州、厦门、福州和宁波等五处通商口岸（史称“五口通商”），从而打破了中国自明清以来的闭关锁国政策，是中国大规模接触西方文明的开始（王尔敏，2006）。以鸦片战争为起点，截至辛亥革命爆发前，清政府所开放的商埠达到了82处，其中约开口岸有69处，自开口岸有13处（吴松弟和杨敬敏，2013）。

为了估计外来文化对儒家文化与企业家精神间关系造成的冲击，本文根据张海鹏（1987）编著的《中国近代史稿地图集》，将样本城市划分为开埠城市和非开埠城市，并将样本分为出生地（或14岁居住地）是开埠城市的劳动力样本和出生地是非开埠城市的劳动力样本，然后分别使用这两组子样本估计了儒家文化传统对劳动力创业概率的影响。表6报告的结果显示，对于出生地或14岁居住地是开埠城市的劳动力来说，出生地或14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影响其创业概率的边际效应为正，但未能通过显著性检验；同时，对于出生地或14岁居住地是非开埠城市的劳动力来说，出生地或14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影响其创业概率的边际效应也为正，且前者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以上结果表明，外来文化的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儒家文化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效应。

七、研究结论与启示

自汉代以来，儒家文化一直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倡导的伦理道德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人们的行为规范、传统信念和价值观，对人们的经济决策有着重要影响。本文基于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中现居住地和出生地以及现居住地和14岁居住地不一致的劳动力样本，使用流行病学方法研究发现：以明清进士密度衡量的儒家文化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在平均意义上，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的进士密度每增加1个标准差，劳动力的创业概率将分别提高1.55%和1.2%左右；上述发现在控制住劳动力出生地和14岁居住地经济条件、对样本进行反复清洗以及使用历代书院密度衡量儒家文化的检验中都是稳健的。使用文庙建庙时长和到山东曲阜的距离作为儒家文化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方法估计依然表明儒家文化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进一步的扩展分析发现，儒家文化显著提高了劳动力“自雇”型创业的概率和低教育组劳动力的创业概率，对劳动力“雇主”型创业的概率和高教育组劳动力创业的概率的影响不显著；同时，外来文化的冲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儒家文化对劳动力创业概率的促进效应。

中国经济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长之后，现在已进入了以增长速度向中低速换挡、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增长动力转向创新驱动为主要特征的“新常态”，而通过繁荣企业家精神以促进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培育新的增长动能也已成为重要的国家政策。本文分析表明，尽管儒家文化中蕴含着有悖于企业家精神的内容，但儒家文化同时包含着提升企业家精神的价值观。更重要的是，儒家文化总体上显著提高了劳动力的创业概率。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弘扬儒家文化有助于深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国家战略，促进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繁荣与发展。与此同时，弘扬儒家文化也需要“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应大力弘扬“诚信”“革故鼎新”等儒家文化中有益于繁荣企业家精神的传统信念和价值观，而对儒家文化中抑制企业家精神的内容则需要进行创造性地转化和注释，使其更好地融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体系，以使其有益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

① 受访者的性别、婚姻、政治身份、户籍身份和家庭住房都是虚拟变量，分别将性别为男性、政治身份为中共党员、户籍身份为非农户籍和家庭住房为完全自有产权的受访者赋值为1；年龄变量是以受访者在调查年份的周岁年龄衡量，教育变量的赋值是1—8的整数，分别对应赋值“未上过学”“小学”（包括私塾）“初中”（包括技校）“高中”（包括中专）“大专”“大学本科”“硕士”和“博士”等学历层次的受访者；健康变量的赋值是1—5的整数，分别对应自评健康是“非常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和“非常健康”的受访者；婚姻变量包括了已婚和离异（包括丧偶）两个虚拟变量，分别为已婚和离异的受访者赋值为1；家庭收入是以调查年份前一年的家庭总收入衡量，在具体回归时是以家庭总收入加上1之后的自然对数进入方程。

② 经济增长率是以GDP增长率衡量，金融发展以金融机构贷款总额与GDP之比衡量，私营经济比重是以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占从业人员期末人数的比重衡量，失业率以城镇登记失业率衡量。

③ 限于篇幅，本文并未汇报和讨论劳动力个体和家庭特征的回归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④ 限于篇幅，本文并未汇报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⑤ 金融发展以金融机构贷款占GDP比重衡量，私营经济发展以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比重衡量；同时，为了烫平波动，分别用以上变量在2011—2013年间的均值进入回归方程。原始数据均摘自历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⑥ 本文从中国国学网、百度百科等数据源上一共统计到了现存229所文庙。

⑦ 有关文庙建庙时长的几点说明：（1）若某地级市现存有多座文庙，本文以建庙最早的文庙计算当地文庙的建庙时长。（2）部分没有记载详细始建年份的文庙，本文则根据文庙始建年代大致测算文庙的始建年份。例如，河北廊坊市的霸州文庙只记载“建于元初”，本文便将其始建年份确定为元朝开元年份，即1271年；河北衡水的深州孔庙记载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年），本文便将其始建年份确定为明永乐年间的中位数，即1414年。（3）没有现存文庙的地区，本文统一将当地文庙建庙时长设定为0。

⑧ 限于篇幅，本文在扩展分析中不再列出OLS估计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下同。

⑨ 数据显示，中国的国家公务员报考人数由2003年的8.76万增长到了2012年的96万，录取比例由2003年的1/16下降到了2012年的1/74。截至2015年，国家公务员报考人数达到129万，录取比例为1/58。数据来源：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3/1018/c1001-23254296.html。

⑩ 据智联招聘调查显示，2011—2013年愿意去体制内就业的大学生的比例分别高达45%、54%和49%，2014年这一比例虽然有所下降，但仍然高达36%。数据来源：“36%受访大学生：愿意去体制内单位就业”，《中国青年报》，2014年12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