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新时代大问题

全球性大国同时拥有构建世界经济的愿望和能力。本文所说的构建世界经济，指的是全球性大国采用其认为适当的经济或（和）非经济的手段、计划、政策和战略等，主导构建一个（预期上）令其满意的世界经济。需要指出的是，一些并不具有全球性大国地位的国家，尽管也可能具有构建世界经济的愿望，但能力的缺失使其难以担当主导构建世界经济的重任；真正的全球性大国，为了实现信念、理想或目标，总是力图战略性地构建世界经济。近代以来，全球性大国对世界经济的构建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发展的走向。

对于全球性大国，迄今为止获得公认的是英国和美国。早在19世纪中叶，英国就对世界经济做出了战略性构建。那时，英国刚从重商主义传统“破茧而出”，仍然被重商主义国家包围，只有率先推行单边自由贸易，才能诱使其他国家与之相向而行，即在“有形”构建基础上实现“无形”构建，成为“自由贸易帝国主义”（Gallagher和Robinson，1953）。但是，英国的世界经济构建，在大约25年之后即遭遇了挫折。从19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英国又泛起了一股向“有形”构建回归的思潮（张红，2000）。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美国在国际货币制度和贸易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战略性构建。美国现实主义地借鉴英国思想和经验，采用新殖民主义方式进行构建。美国既抛弃了英国单边自由贸易的构建思路，取而代之的是多边机制下的自由贸易体系；也扬弃了英国金本位国际货币制度，取而代之的是美元与黄金双本位的国际货币制度。美国构建对战后世界经济发展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但是，时移世迁，这种构建逐渐显露出不适应性，美国也修正了原有构建中的一些规则。现在，全球不少经济运行规则仍然是由美国主导构建起来的。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经济发生了结构性调整，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板块性下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其中，主要是中美经济力量发生了结构性变化：在全球经济中，中国所占份额快速上升；以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经济规模已超过美国；中国工业总产值和货物贸易总量也超过了美国；中国经济从规模型增长转变为质量型增长后，仍然保持了难得的中高速，从而使得中美经济关系从互补状态逐渐转变为可能的竞争状态。目前，世界又现“百年未见之大变局”，中国已进入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历史时间。

在上述趋势性和结构性变化面前，一方面，美国政治人物出现了霸权焦虑，美国经济政策和战略反应主要是“逆全球化”而行，美国逐渐走向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逐渐放弃多边机制，单边主义抬头，凭借仍然具有非对称优势的双边或多边谈判等重构世界经济；另一方面，中国已经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迎来了战略机遇期，成为全球性大国的愿景日益明朗，且中国又没有霸权基因和野心。因此，中国顺势而为，一边走高质量发展之路，补齐主权货币偏弱等短板；一边勾画世界经济未来发展蓝图，以引领者姿态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提出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理念系统，如“一带一路”倡议、成立亚投行、设立丝路基金、建设自贸区（港）、举办进博会等。

作为长期战略性安排，继十九大后，十九届四中全会再次强调“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但是，与构建新型世界经济的理念发展和实践开拓相比较，学界研究相对滞后。主要表现在：（1）论述相关行动计划的文献虽然很多，但思想挖掘尚欠深入；（2）主要针对相关理念进行简单梳理和分析（沈丹阳，2017；钱学锋，2019；张二震和戴翔，2019；赵瑾，2019），但对其进行系统性和结构性的剖析还欠深入，对最新进展也不敏感。例如，习近平总书记使用最多的固然是“开放型世界经济”这个概念，但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主旨演讲中，他还提出了“创新型”“包容型”“联动型”世界经济等概念（习近平，2016）；在2019年G20大阪会议主旨演讲中，他又将其提升到“高质量”世界经济这个新境界（习近平，2019）。（3）沈丹阳（2017）、裴长洪和刘洪愧（2018）将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开放型世界经济建设结合起来进行论述，张杨和程恩富（2019）提出了双向对等开放观点，张二震和戴翔（2019）对英美构建思想也略有提及。但是，我国学界对英美构建世界经济的框架、计划、机制、组织当中蕴含的经济战略思想，迄今尚未做出比较系统的梳理、挖掘、分析、比较和镜鉴。

由于英、美、中三国的世界经济构建思想在呈现方式上存在很大差异，因此我们在讨论思想脉络的时候，有必要采用不同的方法：（1）英国在开展构建实践之前，构建思想的讨论是比较充分的，因此我们要做的主要是思想梳理工作。（2）美国在开展构建实践之前，构建思想的讨论相对较少，因此我们主要针对其构建世界经济的计划、组织、机制和政策等做思想挖掘工作。（3）中国的构建实践与英美的迥异，它是一个经过长期积淀和时代打磨的理念系统，因此本文只对这个系统做简要的阐释和评论。需要说明的是，构建新型世界经济是我国新时代长期战略之一，即使随着全球形势变化，我国开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依然是一个重要的战略方向（习近平，2020）。

二、英国构建思想梳理

英国1815年迎来了历史性机遇。是年，拿破仑战争结束了，它标志着欧洲告别了长期战乱局面，英国自此登上了欧洲顶峰；并且，在此后大约一个世纪里，英国逐渐成为欧洲和全球霸主。更重要的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使英国工业资本到19世纪早中期已经变成全球强势（最有竞争力）资本：它要求突破旧有市场的局限，到更加广阔的世界市场攫取更多利益。于是，工业资本家及其代理人提出诉求，要求英国政府为它们作出政策让路，废除已经起束缚作用的重商主义政策，改行自由贸易政策。但实现政策转向又是很困难的，因为除工业资本家的政治地位还需要进一步提升之外，彼时欧洲通行的主要是重商主义政策（尽管自由贸易思想已被提了出来）。英国要转向自由贸易政策，需要各种条件齐备之后才能水到渠成。

到19世纪中叶，英国已经为强势工业资本取得政策支持做好了思想准备。因为：（1）自由贸易学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其实，自由贸易观念是从重商主义那里脱胎而来的，因为重商主义具有两种看似相互冲突的要求，除了要求通过国家干预以促进商业发展之外，还要求去除发展商业的某些障碍。大部分学者认为，正是斯密（Adam Smith）在《国富论》中对重商主义的批判才凸显出自由贸易的理论完美和实践价值，以至于斯密学说甫一问世，就得到了英国首相小皮特（William Pitt，the Younger）的肯定；并且，斯密基于绝对成本说的自由贸易理论，经由李嘉图（David Ricardo）扩展为基于相对成本说的自由贸易理论之后，它的影响迅速扩大。（2）政治精英对英帝国的发展战略提出了新思维。在重商主义时代，英帝国的发展战略主要是通过开拓和争夺殖民地这种“有形”扩张来实现的。但是，这种方式存在诸多缺陷，其中之一便是殖民地的维持需要耗费母国的财政资源，而来自殖民地的财政收入又不一定能够给予足够补偿。自由贸易理论的传播使一些政治精英意识到，通过自由贸易这种“无形”扩张而与这些国家通商，对英国来说能够达成更好的结果。这种思想的早期支持者是伯克（Edmund Burke）和小皮特。及至19世纪中叶，英国强势工业资本及其代理人开始说服相关各方改行自由贸易政策。正是英国政治家试图永葆英国全球优势地位的愿望，以及工业资本家利用自由贸易政策为自己开辟世界市场提供方便的愿望，使得曼彻斯特学派（The Manchester School）等势力乘势而起，在19世纪中叶对英国乃至欧洲大陆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个学派主要与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1839年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成立的“反谷物法同盟”有关。

19世纪中期前，《谷物法》对英国工业资本家在国内追求利润和在世界市场大展宏图产生了恶劣影响。在英国国内，它导致粮价高企，工业资本家的利润受工资挤压；在世界市场上，它（以及进口关税政策）不仅削弱了外国对英国工业品的购买力，而且使得英国工业品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力也因保护性关税政策而受损。到19世纪中叶，英国工业资本家及其代言人觉得改变局面的时机成熟了。对此，以废除《谷物法》和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为宗旨的曼彻斯特学派做了很多工作：一是力图说明废除《谷物法》和实行自由贸易对工人阶级是有利的。该学派编织“廉价的粮食，高额的工资”等口号争取工人阶级的支持；二是提出英国这样做可以刺激投资和扩大工人阶级队伍，进而增加农产品需求的观点，尽可能地减少来自土地所有者和农民的阻力；三是针对政治人物和政府部门，又倡导自由贸易有利于英国永葆全球优势地位这样的观点，以便获得他们的认同，进而影响政策决策；四是以“自由贸易、和平与国际友善”为口号，推出自由贸易有利于世界和平的观点，争取其他国家的支持。曼彻斯特学派领袖人物科布登和布莱特（John Bright）进入国会后对政策决策产生了直接影响。其结果是从1842年开始，英国政府大幅降低甚至免除很多工业品进口关税，1846年和1849年相继废除《谷物法》和《航海条例》，1852年英国议会发表原则性声明，将自由贸易作为基本国策。其实，英国从1850年开始就实行单边自由贸易政策了。此后，英国进一步谋求其他国家与之相向而行。1860年与法国签订“科布登—谢瓦利埃条约”后，欧洲大陆其他国家通过与法国签订贸易自由化协议，借助最惠国安排而在欧洲形成了自由贸易网络，引领近代第一波贸易自由化潮流。

英国是以单边自由贸易开启世界经济构建先河的。一是强势的工业资本家通过利益计算和比较，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必须通过自由贸易政策进一步打开世界市场；二是其他欧洲国家大多仍通行重商主义政策，英国只有率先采用单边自由贸易政策，才能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三是即使采用单边自由贸易政策，英国工业品在大多数国家依然具有竞争力；四是在实行单边自由贸易政策过程中，可以要求其他国家与之缔结双边自由贸易条约。必须承认，实行单边自由贸易政策后一段时期里英国经济运行是良好的，但其内生脆弱性不久就表现了出来：一是1870年代的经济萧条使欧洲大陆国家抛弃条约义务，重返关税保护老路，英国与欧陆国家只得在不对等关税条件下进行贸易。二是受“无形帝国”思想影响，对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移民型殖民地（或许还应该包括直至南北战争结束时依然具有殖民地性质的美国（伍抱一和伍山林，2020）），英国希望给它们更多自治权后通过自由贸易获取更多利益；但它们很少考虑英国利益，普遍采取保护贸易政策以发展经济。因此，英国采用单边自由贸易政策以构建世界经济仅在有限范围和有限时间内取得了成功，它经不起其他国家机会主义行为的侵蚀。

面对挫折，英国进行了反思。一是调整帝国发展战略。通过“无形”方式发展英帝国的战略主要是由自由党倡导并且通过相关政策（如自由贸易）实施的；但是，在保守党主政的1874—1880年却做出了一定的战略调整，试图比此前更多地采用“有形”方式来维护和扩大英帝国的实力（张红，2000）。二是提出“公平贸易”思想。随着形势发展，英国一些精英认为单边自由贸易政策使英国吃了亏，需要对这种贸易政策做出修改，而需要根据“公平贸易”原则与其他国家打交道。例如，1881年英国成立公平贸易协会，向政府呼吁采用保护关税政策以获得与其他国家公平竞争的机会。尽管如此，由于自由贸易学说在英国已经深入人心，这些反思并没有很好地落实为政策。及至20世纪初，面对严峻经济形势，言行一致的帝国主义者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在伯明翰发表演说，再次推动了英国关于关税保护与自由贸易政策的大辩论（滕淑娜，2016），但这一次也因得不到支持而难逃类似命运（Irwin，1994）。

根据上述梳理，若要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英国的世界经济构建思想，我们认为应该是“殖民扩张”和“单边自由贸易”。它的目标是固化以英国为世界中心的“中心—外围”结构。

三、美国构建思想挖掘及比较

全球性大国构建世界经济是其国家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通过对外经济战略体现出来。但是，迄今为止美国对外经济战略史领域的文献寥寥无几（时殷弘和宋德星，2003）。因此，在论述美国世界经济构建思想时，我们需要从具体的组织、机制、政策中进行挖掘并给出清晰脉络。历史地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后期，美国才开始以全球性大国姿态构建世界经济。它主要从国际货币制度和国际贸易制度这两个方面以新殖民主义方式进行构建。

就国际货币制度而言，美国先是构建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这个体系确定了“双挂钩”国际货币制度，即美元与黄金挂钩，成员国货币与美元以固定汇率挂钩。藉此，美元取得了与黄金同样重要但更加灵活的地位。此外，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也应运而生。^①就世界经济构建而言，这个体系蕴含的思想主要是：（1）美国在IMF份额中占比超过15%，而重要议案通过需要不少于85%票数的支持。这意味着美国在重大事项决定上拥有一票否决权，并可借此贯彻其主张。（2）世界银行对外贷款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而提供贷款的前提往往是发展中国家按照世界银行的要求进行经济改革。这就使得世界银行一度成为美国控制发展中国家的机构。（3）“双挂钩”安排既基于美国具有雄厚的黄金储备基础，又出于对美国经济实力的认可和对美国适度发行美元的信任，但这潜藏了极大风险，即美国能机会主义地超发美元，待到黄金官价（每盎司35美元）不能维持时，美国可主动违约而给其他成员国造成损失，自己却已获利在先。“特里芬悖论”和“尼克松冲击”即与此有关。美国通过构建国际货币制度设置了双面获利的机会：体系运行时，使美元具有霸权地位并因此而获利；通过宣布体系崩溃，卸掉应负责任并锁定利益。

再是牙买加体系。作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接续，这个体系于1976年投入运行。此时，黄金的国际货币作用已被剔除；各国货币可采用不同浮动汇率制度。但是，借助大宗商品（特别是原油）交易与美元挂钩等机制，美元霸权地位与此前相比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从构建世界经济角度来说，这种国际货币制度蕴含的思想主要有：（1）可以继续保证美元在世界经济事务中的地位。（2）通过贸易逆差等渠道大规模地对外发行美元，同时又使外国所持美元低成本回流美国。在贵金属货币时代，重商主义早期形态是“重金主义”；在信用货币时代，通过“美元主义”，重商主义得到了歪曲表达，因为贸易逆差成为谋取国际经济利益的重要抓手（伍山林，2018）。（3）美国针对特定经济体，使它们的汇率巨幅波动，引发国际支付危机，迫使它们听命于美国。（4）针对特定国家（特别是战略竞争对手），美国以“汇率操纵国”污名之，并对其进行要挟。（5）使意图崛起的国家因需要持有日益增多的美元而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需要持有更多的美元以保证经济稳定运行和发展；另一方面，所持美元面临趋势性贬值和崩溃风险。（6）美国经济负债运行给全球经济高悬不确定之剑，有些国家宁愿牺牲部分利益也要保全美国经济稳定运行。（7）美国发债政策成为各国关心的实质性冲击，美国藉此对世界经济进行定向控制和引导。

就国际贸易制度而言，先是关贸总协定。该协定在美国主导下成立于1947年，原计划次年开始生效，但后来主要根据《临时适用议定书》进行运作。在38个条款中（世界贸易组织，2004），蕴含的美国构建世界经济的思想主要有：（1）第1条即“普遍最惠国待遇”，使具有强大工业实力的美国获得了一张在自由贸易框架下征服世界市场的通行证；（2）第2条即“减让表”的规定，可使美国及时获得相关的政策信息资源；（3）第3条即“国内税及国内法则的国民待遇”，使其他国家发展经济的选择空间变小了；（4）第6条即“反倾销税与反补贴税”，在维护公平贸易原则下包藏着美国打压相关国家的重要抓手；（5）第16条即“补贴”的约定，为美国以强者实力参与竞争和约束其他国家创造了条件；（6）第23条即“利益的丧失或损害”，尽管为贸易争端设置了处理和裁决的通道，但是通过操作性控制，又可在必要的时候用它维护美国利益；（7）第28条当中的“减让表的修改和关税谈判”，为（包括美国在内的）各国提出关税新要求设置了一条通道，美国作为主导者可以根据形势需要而相机进行调节；（8）第36条即“原则和目的”以及第37条也即“承诺”，尽管根据国家类别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设置了差异化责任，但那只是原则性约定，实际操作却由不对等的谈判决定。此外，第20条即“一般例外”和第21条即“安全例外”等，也可被美国机会主义地加以利用。

再是世界贸易组织。1996年临时性关贸总协定被世界贸易组织所取代。^②世界贸易组织的主要原则指向货物、服务和技术贸易自由化。^③世界贸易组织蕴含的与美国构建世界经济有关的思想主要有：（1）通过多边谈判、相互开放市场等体现的互惠或对等原则，尽管这给美国进入他国市场创造了条件，但是由于达成多边协议成本高昂，相机采用其他手段控制世界经济的灵活性受限，美国具有抛弃多边主义走向单边主义的利益冲动和经济力量，因此多边主义面临违约风险。（2）从多方面体现（如非公布不实施等）的透明原则，使得具有优势地位的成员国（如美国）能够对局势变化了然于胸，进而相机选择自己的政策。（3）市场准入和公平竞争原则，尽管它有利于全球化的推进和竞争的公平有序，但它也可成为主导性成员（如美国）干预其他国家经济政策进而获取更多利益的理由。（4）在贸易争端解决过程中，往往不得不耗费大量时间，到最后裁决时法官选择及其意见又成为具有决定性意义的环节及因素；裁决结果必须无条件接受这种安排，给争端双方平添了不确定性，并且放大了法官选择的重要性。正因为如此，美国作为主导国可通过制造上诉机构成员僵局等方式而维护和扩展自身利益。^④（5）世界贸易组织规则可被美国歪曲地加以利用以加塞“私货”。比如说，美国认为中国在约定期结束之后仍然是美国单方面认定的“非市场经济国家”，在“双反”中可继续使用“替代国”方法（Wu，2018）。

如下两个方面也值得注意。先来看敏感和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控制。1944年由17个成员国成立的“出口控制协调委员会”（“巴统”），以及作为其接续的1996年由33个成员国签署的“传统军用和两用产品与技术出口的瓦森纳协议”（“瓦森纳协议”）都由美国牵头，目的是针对美国认定的国家，就敏感和高技术及产品出口制定一致行动协议。就构建世界经济而言，其蕴含的主要思想是：（1）国际贸易是一个不仅牵涉经济而且事关政治和军事的大问题。针对特定国家，即使牺牲一些经济利益，也要控制它的综合实力的发展壮大。（2）敏感和高技术及相关产品一旦被特定国家获得，其综合实力就会加强，从而增加对美国及其缔约国的威胁。（3）限制它们的出口，可以避免技术模仿和技术溢出，使成员国保持技术优势。（4）对美国而言，一个不便言明但又十分重要的方面，是借此可以减少出口，促进贸易逆差的形成，从而在牙买加体系下为维护美元霸权地位和利用“嚣张特权”创造必要条件。由此可见，美国的出口管制不仅是一种经济遏制战略手段（崔丕，2000），而且可以取得“一石多鸟”的效果。

再来看美国国内法的国际化执行。对美国而言，这是对国际贸易制度的一个重要补充，它主要以保护贸易和知识产权等名义有针对性地控制世界经济。在美国，这样的法律是不少的，而“301条款”系列和“232条款”等，就是其中有代表性的法条（胡加祥，2019）。它所蕴含的思想主要是：（1）根据国际组织和国际协议等构建世界经济，难免不留下缝隙和产生遗漏，这就需要相应机制作出补充。（2）在包括货物、服务、技术贸易等在内的国际贸易中，“公平贸易”和国家安全是两个既说得过去又灵活好用的理由，据此可对贸易对象国的特定产品的对美出口、特定国家的经济贸易政策等进行指责和惩罚，或者提出苛刻条件要求其改正。（3）进行惩罚时，可以选择一系列手段，加征关税就是其中之一。（4）“公平贸易”和国家安全等理由比较笼统，相关政府部门（如美国的贸易代表办公室、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等）都可充分发挥作用。

接下来，我们对美英构建思想作几点比较。首先，英国先进行思想争论再进行构建，而美国则根据形势发展需要直接通过组织、机制和政策等进行构建。这是由历史条件决定的。英国构建世界经济时其他国家大多处于重商主义体系中，只有采用单边自由贸易政策才能诱使其他国家相向而行。这是需要反复争论才能下定决心的，而对单边自由贸易的内生脆弱性，当时尚无经验可供参考。美国构建世界经济时，既有凭借贸易保护政策实现经济崛起的历史经验（伍抱一和伍山林，2020），又有英国采用单边自由贸易政策构建世界经济而失败的历史教训，相机采择自由贸易或保护贸易也就顺理成章。其次，19世纪中叶，英国尚且有条件采用殖民主义这种“有形”帝国主义手段与自由贸易这种“无形”帝国主义手段相结合的策略构建世界经济，而到了20世纪中叶，美国构建世界经济时“有形”帝国主义手段已不适用了，只能组合使用新殖民主义手段。但是，就英美两国构建的世界经济而言，却是英国的较脆弱，美国的更有韧性。英国构建的脆弱性主要由单边自由贸易失效和殖民地独立引起的；美国构建的韧性得益于其对国际货币、贸易制度不断进行修正，使世界经济格局变化总是处于它的“缰绳”之内。再次，英国的构建比较僵硬，而美国的构建具有一定柔性。英国的“无形”构建手段在制度和政策上较少改变，即使遭遇挫折并且做出反思后也少有调整。美国不仅采用构建中获利（如超发美元和取得国际铸币税）和通过违约锁定利益（如“尼克松冲击”）的办法，而且不断调整原有构建（如用牙买加体系接续布雷顿森林体系、用世界贸易组织接续关贸总协定、用“瓦森纳协议”接续“巴统组织”等），在大致保证全球公共品供给前提下机会主义地实现自身利益。再次，英美两国都是基于“普世价值”来构建世界经济。“普世价值”基于抽象的个人假设而进行无限延伸；但是，当它延伸到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层面时，就出现了一系列严重问题。比如，国与国之间的不平等、资本无节制的利益追求、国家之间的无约束竞争、“中心—外围”结构固化等与“普世价值”看似相互对立，实则彼此兼容。英国和美国在对世界经济进行战略性构建时，一方面对外宣扬“普世价值”，以方便其构建，另一方面又把不平等、不平衡等视为永恒状态。最后，英美构建的世界经济具有一个鲜明特点，即试图构建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经济格局。不同的是，英国通过理想主义的单边自由贸易进行控制，由于内生脆弱性以及其他国家的机会主义利用而使其构建不久即处于失控状态；而美国基于实用主义原则，根据国际局势变化，对世界经济构建进行调整以实现动态控制。

根据上述挖掘，若要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美国的世界经济构建思想，我们认为应该是“美元霸权”与“相机控制”。其目标是固化以美国为世界中心的“中心—外围”结构。

四、中国构建理念阐释及比较

值此百年未有大变局之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迎来了战略机遇期，中国开始有意愿、有能力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与此同时，世界经济遭遇了“逆全球化”波折，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抬头，国际经济环境不断恶化，繁荣与和谐兼具的世界经济为大多数国家所期盼。为了适应时代发展新需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世界经济新构想，现已形成一个理念系统，成为其经济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理念系统兼容于“共同价值”（习近平，2015a）。由于“共同价值”与英美构建世界经济时的“普世价值”具有本质差异，因此中国构建的必然是新型世界经济。这个理念系统是开放的，新元素将不断补充进去。在大多数情形下，习近平总书记把它称为“开放型”世界经济，此外还有“创新型”“联动型”“包容型”“高质量”世界经济等提法。

中国推动构建新型世界经济的理念系统（就主体而言）可概括为：以平等、开放、包容为前提，以改革、创新、合作、竞争为动力，以公平、公正、共商、共建为原则，以普惠、联动、协调、平衡为辅助，以互利、共享、共赢为目标，以繁荣与和谐为愿景。^⑤需要指出的是：（1）这样谈它的结构性特点，是就各个理念的主要属性而言的，分类当中难免有交叉。例如，文献中往往将共商、共建、共享放在一块进行阐述，这三者也确实存在关联；但是，考虑到共享主要是就结果而言的，我们在此将它与互利和共赢放在一起进行阐述。（2）英美构建世界经济时，尽管并不像中国这样率先提出一个理念系统，但并非没有可以比较的地方。因此，在分类阐释中国构建理念的经济意义时，我们将拿英美来做比较。

第一，以平等、开放、包容为前提。先看英美的构建。（1）英美构建不是以平等为前提。对欧洲国家，英国想要实现的是其治下的均势；对移民型殖民地，英国想通过给它们更多自治权，通过自由贸易取得更多利益；针对非移民型殖民地，就更谈不上平等。在美国构建中，平等是存在结构性缺陷的。它以霸权威势将特定意识形态和经济模式等强加于发展中国家。（2）就开放而言，英国对前两类国家基本上是开放的，而对非移民型殖民地的开放具有非对称性。在美国构建中，其开放是有选择性的。美国要求其他国家对它开放市场，而自身的对外开放却受严格管制，并且具有意识形态异质性。例如，美国对中国的市场开放就与其他国家不一样。这是双重标准。（3）就包容性而言，英美对具有不同意识形态、文化传统和宗教习俗的国家包容度很低，对发展程度低的国家不是秉持包容理念，而是强推其认为最优的社会经济制度。这种低包容性使得文化、宗教、语言和习俗等的多样性受到了伤害。英美既然没有“各美其美”之容，“美人之美”之量，也就难臻“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之境。

中国以平等、开放、包容为前提构建新型世界经济。（1）从历史角度看。在近代中国，平等和开放成为民族至痛，包容的缺失又导致发展机会流失。就平等而言，屈辱历史使中国人本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祖训，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以平等为基础，以免悲剧在其他国家重演。就开放而言，闭关自守曾经导致中国国力“世纪性跌落”，酿成山河破碎、国将不国的悲剧。这些惨痛教训使中国人认识到要在平等和开放中求生存、求发展、求复兴。现在，中国正在建设高质量开放型世界经济，但其开放并不是单边的，而是相互开放。就包容而言，近代中国一度不能包容外来的文化、科技、制度、学术，使得自己吃了不少苦头。（2）从经济角度看。在封闭经济情形下，任何国家都存在一个最优发展模式；但是，在开放经济情形下，由于有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及不同生产技术等可资利用，且开放的负面影响又可通过制度和政策优化加以规避，因此最优发展模式下取得的经济成就将比前者高。近代以来任何大国崛起都以开放为前提，只是开放程度和方式不同而已。美国的经济崛起主要依赖国内大循环（伍山林，2018），但是如果不从外部吸纳移民、技术和资金，该循环的扩张速度将慢得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崛起受惠于开放的地方尤其多，特别是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发展与国外市场紧密相关。至于平等和包容，乃高效合作之基础。平等与包容一旦丧失，合作的可能和深度将大打折扣。

当前，世界经济仍然存在不平等、不开放、不包容之处。目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占到80%，但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依然没有改善。就开放来说，中国已经将它作为基本国策，提出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并且将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作为努力目标。但是，美国为了维护其霸权地位，处处搞美国优先，逆全球化而行，收紧国内市场，并且以“脱钩”相要挟。就包容来说，美国从来没有充分尊重各国自主选择经济发展道路和模式的意愿，总是力推新自由主义经济发展模式，以便固化旧有的“中心—外围”结构。因此，我们尚需不懈努力，才能创造平等、开放、包容等构建新型世界经济的基本条件。

第二，以改革、创新、合作、竞争为动力。^⑥对于经济发展，创新是第一动力，竞争是基础性动力；没有竞争，创新之花就会凋萎；合作不仅能够产生新生产力，使各国达成可以分享的利益，而且可以避免竞争引起的一些负面后果；改革则是在尊重各种动力基础上，使它们得到充分释放。近代以来，世界经济日新月异，共同目标陆续实现，是由于改革、创新、合作、竞争等动力得到了有效利用；对它们利用得较好的国家，经济发展则较快。

先来看改革和创新。英美都曾是最具创新意识和能力的国家。但在构建世界经济过程中，英美对创新具有复杂心态，它们设法让其他国家没有创新或让它们的创新局限在其允许的范围内。例如，它们卖力地对外倡导自由贸易学说，鼓吹按照比较优势原则来发展经济是惟一最优选择。但是，这种具有一定欺骗性的策略一旦放到史实面前进行比照，就会露出其维护主导构建国既有优势地位的原形。例如，美国的发展壮大是采用打破比较优势的战略实现的。按照比较优势理论，19世纪美国最好是专心从事农业生产，没必要通过高关税保护等政策来促进工业发展。另外，在英美构建中，改革也是被遵循的理念。英国相机采择“有形”与“无形”方式构建世界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改革。在美国构建中，国际货币制度从布雷顿森林体系过渡到牙买加体系和世界贸易制度从关贸总协定过渡到世界贸易组织等，都是改革成果。

以改革创新为引领，是习近平总书记向全球倡导的重要理念。在G20安塔利亚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改革创新，增强世界经济中长期增长潜力。世界经济长远发展的动力源自创新。”中国倡导的改革创新理念比英美的更具有普遍性，它针对所有国家。G20成员国尤其应该以创新为引领，为其他国家提供有利于创新的条件。习近平总书记还指出：“我们应该抓住机遇，把推动创新驱动和打造新增长源作为二十国集团新的合作重点，重视供给端和需求端协同发力，加快新旧增长动力转换，共同创造新的有效和可持续的全球需求，引领世界经济发展方向。”（习近平，2015b）与中国不同，美国为了维护霸权地位，在改革创新上心胸狭窄。它倾力打压中国高科技企业就是活生生的例子。这种狭隘性还反映在对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进行阻扰上。例如，由于担忧多边机制对其不利，美国近年来采用使争端解决机制瘫痪和失效的方法限制WTO的作用。相反，我国则通过《中国关于世贸组织改革的建议文件》提出建设性意见。

再来看合作和竞争。英国的构建以不平等为前提，合作与竞争必受其限制。尤其是对非移民型殖民地，英国往往垄断其市场，殖民地的经济结构由英国工业资本意志决定。美国构建世界经济时对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战略等进行选择性传播，使不少国家认为按照“华盛顿共识”发展经济乃最佳选择，殊不知其结果往往是经济崩溃和停滞（Rodrik，2011）。那些按照比较优势与后发优势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信奉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的发展中国家回过头来发现，在发展过程中其边缘地位反而被固化了。其主要原因是，这种情形下的合作是缺失的，而竞争是泛滥的。

与英美不同，中国构建的是新型世界经济：它明确主张，各国经济应该在平等、开放、包容的前提下展开竞争与合作。在第一届进博会主旨演讲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回顾历史，开放合作是增强国际经贸活力的重要动力。立足当今，开放合作是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的现实要求。放眼未来，开放合作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的时代要求。”（习近平，2018）在第二届进博会主旨演讲当中，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强调，当今世界各国相互依赖，“面对矛盾和摩擦，协商合作才是正道。只要平等相待、互谅互让，就没有破解不了的难题。我们应该以开放求发展，深化交流合作，坚持‘拉手’而不是‘松手’，坚持‘拆墙’而不是‘筑墙’，坚决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义，不断削减贸易壁垒，推动全球价值链、供应链更加完善，共同培育市场需求”。（习近平，2019）。合作和竞争既然以平等作为前提，也就蕴含了繁荣与和谐的前景；而竞争利益与合作利益的来源多元性，又呼唤各方联手与协同。

第三，以公平、公正、共商、共建为原则。这些理念将对国际经济事务的推进和效率的增进产生积极影响，将为各国乐享合作成果提供现实保证。其中，公平、公正尽管是众所公推的，但对它的认知却存在很大差异，而共商、共建则包含了中国智慧。^⑦张业遂（2015）认为，“‘共商’，就是集思广益，兼顾各方利益和关切，体现各方智慧和创意”，而“‘共建’，就是体现共同参与，发挥自身优势和潜能，形成新的合作优势，‘众人拾柴火焰高’”。共商共建是以平等、开放、包容为前提的。要是没有平等和开放，也就谈不上共商共建；要是没有包容，共商共建的空间也就会变小。共商共建将自然延伸至共享，共享是共商共建的前提和保证。在英国构建中，尤其是针对非移民型殖民地，由于缺失平等、开放、包容等前提，也就谈不上共商共建，主要事务由宗主国单方面决定，其构建的世界经济必然是不和谐的。在美国构建中，由于其本着霸权思维，难以做到公平公正，共商共建不具有实践基础。中国以构建新型世界经济的良好愿望为指引，共商共建成为区别于英美原则的显著特征。在构建新型世界经济伟大实践（如“一带一路”建设）中，这一点得到了具体体现（怎样建设），成为新型全球治理观（怎样治理）的核心要素。

第四，以普惠、联动、协调、平衡为辅助。从经济哲学角度来说，在平衡发展逻辑中，只有兼顾普惠性公正与差异性公正这两个方面（吴忠民，2017），才能成就发展的和谐与和谐的发展。说到底，英美构建世界经济乃是基于资本逻辑。由于将利润作为唯一目标，普惠原则必然被抛弃。但是，从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视之，普惠乃是温暖阳光，将无私惠及众生。这个时候，经济原则将暂时被搁置，非经济关怀将成为主题，以实现弥足珍贵的和谐局面；而这也会反过来为经济发展创造更好条件。至于联动，乃是经济繁荣之必需。携手合作、相互促进、良性竞争，需要相关各方联起手来，朝着共同目标采取一致行动。如果不是相互联动，而是各行其是，甚至相互拆台，那么即使不是不能成就事业，至少也会大大降低效率。联动所要求的协调，不仅是中国五大发展理念之一，而且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是高效合作之必需。否则，经济利益将在形成过程中被大量耗散。在国际经济关系中，平衡是一条重要原则。它主要指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付出与所得的平衡。平衡得以动态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就有保障；平衡一旦被非理性打破，经济发展动力（如合作）就会受到挤压，竞争很难良性展开，改革就要耗费更多资源，创新也将大受限制。不仅如此，平衡一旦被非理性打破，原来可以共商共建共享的领域和机会，很有可能消失殆尽。因此，我们尽管将普惠、联动、协调、平衡列为辅助性理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重要性是次一级的甚至无关紧要的。在某种程度上，可将它们视为增效机制。

第五，以互利、共享、共赢为目标。共建新型世界经济需要以正确的义利观为指引，^⑧使利益相关方都觉得从中有收获。这里，互利指的是参与者都能增益或减损，共享指的是最终成果由利益相关方共同合理地分享而不是由其中一方或几方独占，共赢指的是所有参与者都对结果感到满意。尽管这种局面的实现通常具有一定的难度，但作为目标来追求又是非常有必要的，它直接指向繁荣与和谐这个美好愿景。因为美好，所以追求。但是，与中国形成鲜明对照，英美构建世界经济的目标是固化以它们作为世界中心的“中心—外围”结构，因而互利、共享、共赢并不是其选项。即使达成了可分享的共同利益，它们追求的也是获得大头；即使结局有损于其他国家，它们认为只要符合自己目标，那也是可推行的。“零和博弈”“赢者通吃”“利己主义”等，正是英美构建世界经济的观念写照（张二震和戴翔，2019）。其实，只要资本逻辑主导国家政策，并且进一步在世界市场上攫取利益，那么互利、共享、共赢的目标就会遭到侵蚀。在本质上，资本主义制度与以互利、共享、共赢为目标的发展是很难相容的。

第六，以繁荣与和谐为愿景。前面论述的构建理念都指向繁荣与和谐这个良好愿景。它与中华民族对“和”这种境界的追求是一致的。习近平（2014）总书记说，“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熔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但是，英美构建世界经济追求的是“控”。“和”是自发形成的，“控”是人为选择。英美之“控”指的是，当它们处于世界中心之后，就通过种种手段固化这种结构。在那里，没有普惠可言，讲的是利己；没有平衡可言，强调的是自身地位；没有公平公正可言，偏袒偏私变成了习惯；共享共赢不在其视野之内，“零和思维”“赢者通吃”成为损人利己的观念。因此，其结局必然是失控。大不列颠“日不落帝国”荣光的退去，直接原因在于其对欧洲大陆均势的失控以及对曾经的殖民地（如美国）的失控；美国构建的世界经济之所以越来越遭到国际社会质疑，也在于它在自由竞争名义下不择手段地维系霸权地位。特别是当国际机制不再合乎其目标时，就将它们抛在一边，转而采用原先力图避免的方式（如逆全球化）、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等确立新优势。由此就可理解美国为什么不断重构世界经济，而很多国家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接受其盘剥和欺凌。这些与中国构建新型世界经济所尊崇的源于实践的“共同价值”格格不入（鲁品越和王永章，2017）。

上述理念系统作为基本遵循准则，决定了中国构建新型世界经济的过程、方式、特征和走向。在实际构建中，中国还会从经济、政治和战略等方面进行考虑；但是，中国制定和执行构建新型世界经济的具体行动计划时，比如“一带一路”倡议、建立亚投行、设立丝路基金、建设自贸区（港）、举办进博会以及推动WTO和IMF改革等，在理念上都是取其“公约数”。而英美以目标为导向构建世界经济的时候，在“普世价值”名义下其政策选择会不顾任何道义约束。

根据上述阐释和比较，如果要用两个关键词来概括中国新型世界经济构建思想，我们认为应该是“共同价值”与“和谐”。其目标是创造一个繁荣与共赢兼具的世界经济格局。

五、综合比较与历史镜鉴

比较世界经济构建思想，如下两个问题最具一般性：（1）关于目标导向问题。概而言之，英美以目标为导向构建世界经济，是为了固化“中心—外围”结构，永葆自己的世界中心地位；因此在构建中，对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控制”成为它们的工作中心。同时，选择构建方式时，它们是不受构建手段的道义约束的；哪些手段会对其他国家造成怎样的伤害，很少或根本不在它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与之相比，中国以理念为导向构建世界经济，它要实现包括繁荣与和谐在内的美好愿景；因此在构建新型世界经济过程中，中国把不致害作为底线，把增进各方利益作为追求的目标。在中国理念系统中，它是有清晰的前提的，即平等、开放和包容；它会充分开发利用来自改革、创新、合作与竞争的动力；它会遵守公平、公正、共商、共建原则；它会以普惠、联动、协调、平衡为辅助以增进效率；它会通过互利、共享、共赢实现繁荣与和谐的愿景。（2）关于价值遵循问题。如果我们再往前追溯，就会触及英美与中国构建世界经济遵循的基本价值。对英美而言，它是“普世价值”；对中国而言，它是“共同价值”。前者基于个人的神秘抽象，由宗教而至世俗；“以上帝与利润的名义”不再只是商人们写在账簿上的一句格言，而是进一步衍生为包括处理国际经济关系等在内的一切事物的观念依循，并且被认为是永恒不变的准则。与前者不同，“共同价值”来自于具有不同群体特征的普罗大众在实践中产生的智慧的长期积淀。它既具有稳定性，又是发展变化的；它兼顾各个群体的利益关切，成为异质性群体在相关环境中行事处世的基本准则。与“普世价值”具有单向度的扩张性不同，“共同价值”具有双向互动性。^⑨就前者而言，抽象的人权和自由等的重要性被不适当地放大了，进而衍生出生存和发展的竞争性和残酷性，以及对公共利益的漠视和对残酷结局的冷漠。此时，和谐境况即使出现了，也只会是暂时的或偶然的，没有可能成为常态。就后者而言，和谐是内生的，是作为常态追求的；但是，它追求的不是低发展水平的消极和谐，而是在繁荣基础上发展水平不断得以提升的积极和谐。这里，竞争依然是重要动力；但是，对竞争的负面后果又是有充分认识的，并且会通过改革与合作等对它进行约束和规制，通过普惠、联动、协调和平衡等辅助原则增进效率。

就镜鉴英美构建世界经济的思想及经验教训而言，如下两个方面尤其值得注意：（1）如何处理好制度文明和意识形态异质性所带来的对合作空间的压缩和由此潜藏的不确定性。世界经济构建从英国模式转换到美国模式时，尽管围绕主导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进行了激烈争夺，但这两个国家具有相似的制度文明和意识形态，不存在因制度文明和意识形态异质性而带来的难题，模式转换比较平滑和迅速。但是，如果世界经济构建由美国模式转换成中国模式，那么制度文明和意识形态异质性将带来复杂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这是对中国智慧的真正考验。中国构建世界经济时会在全球范围内触及经济发展、社会制度、文明类型等诸多维度。这意味着中国构建较之前的构建在竞争上具有更大的激烈性和复杂性，所需时间之长有可能是以前轮次所不能比拟的。这意味着中国构建新型世界经济时不能操之过急，要把夯实国内经济基础、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和巩固新型世界经济构建成果作为前提；中国构建新型世界经济也不是都另起炉灶，有些也可通过改革美国过去主导构建的不再适宜的组织和机制等来达到目的。由此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乐意对WTO和IMF等改革投入精力和贡献智慧。（2）如何利用好中国作为超大型国家的优势。进入构建世界经济历史时间之际，美国人口是英国的3倍，中国人口是美国的4倍。现在，中国经济整体发展水平落后于美国，但有一部分产业已处于世界前列；中国区域和产业发展水平具有差异性，这不仅使国内经济拥有强大韧性和广阔回旋余地，而且使其与世界各国都可进行广泛的经济交往。我国稳健的高质量发展对构建新型世界经济来说是一个巨大优势，美国却产生了战略焦虑。从特朗普执政以来（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和蔓延以来）美国发出的声音和出台的政策来看，这一点表现得越来越明显。在美国试图采用“脱钩”战略孤立中国的情形下，我国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就显得尤其迫切。与英美不同，中国是在生产技术和发展水平整体上落后，但在某些局部已经具有强大竞争力的背景下推动构建世界经济的。这从客观上决定了中国在构建新型世界经济时不可能像英美那样以固化“中心—外围”结构为目标。当中国根据构建新型世界经济的理念系统，通过不懈努力把自己推向世界舞台中央之后，也不可能以固化这种地位为目标。

总之，英美构建世界经济的目标是维护自己的霸权地位，使其稳居世界舞台中央。这就使得英美在构建世界经济的过程中必然不断损害诸多国家的利益，不断塑造自己的对立面，以至于最终毁灭自己的理想。与英美相比，中国推动构建新型世界经济的目标大异其趣，中国追求的是在各国良性互动中形成既繁荣又和谐的局面。正所谓“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一个以繁荣与和谐为愿景的世界经济格局，将在中国理念指引和各国共同努力下变成现实。

六、总结与评论

英美以“普世价值”为基础构建世界经济，它们的目的是控制世界经济发展，以固化它们已经处于世界中心的“中心—外围”结构；但是，它们主导构建的世界经济具有非平等、非包容、非平衡、非共赢等特征，因此必然引出一系列实践性难题。新时代的中国已经进入构建新型世界经济的历史时间，即使像新冠肺炎疫情这样的冲击也不可能阻挡它的步伐。

思想脉络分析表明，与英美不同，中国构建新型世界经济是为了使全球达成繁荣与和谐愿景。这样的世界经济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性部分。尽管如此，英美的世界经济构建思想依然具有镜鉴意义。首先，中国在构建新型世界经济时，必须坚持以实践为基础的“共同价值”，要对以人的神秘抽象为基础的“普世价值”及其工具化进行揭露和批判。“共同价值”是中国构建在理念系统、行动计划、目标愿景上优于英美构建，以及在比较意义上具有新型特质的观念基础。其次，中国在构建新型世界经济时，有必要从英国构建中汲取单边自由贸易具有内生脆弱性的教训。自由贸易应该是对等的和有约束的；否则，有可能被一些国家机会主义地利用。再次，中国应该借鉴（汲取）美国构建世界经济的经验（教训），在新型世界经济构建中设立更加完善的争端解决机制，将公平、公正、高效作为不可偏废的方向。复次，应该揭露美国近年来逆全球化而行、重返贸易和投资保护主义以及走向单边主义的图谋，把中国构建理念和行动计划的优越性凸显出来，提升各国对中国构建的认同和参与。中国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因为其构建理念（行动计划）具有更具接受性的基本前提、更具多样性的动力来源、更加周全的处事原则和兼顾各方利益的分配理念。最后，世界经济是一个复杂大系统，中国还存在主权货币偏弱、话语权有待提升等短板。因此，尽管中国现在已经具备开始构建新型世界经济的基本条件，但要准备接受由此引起的各种质疑，通过稳步发展、增强能力、补齐短板等创造更好条件。

人类命运共同体这种美好理想需要依托现实努力来实现，而构建新型世界经济又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内容。由于立意高远，中国构建新型世界经济时必然面临比英美当年多得多的难题，但中国又是拥有独特的优势来实现这个宏伟目标的。（1）中国可以从深厚的传统文化中汲取英美并不具备的大智慧。中国构建新型世界经济的理念系统是中国传统观念在新历史条件下的革命性升华和灵活性运用。随着世界经济发展变化，内含传统文化的中国理念、中国智慧、中国气度等的优越性和影响力将逐渐显现出来。（2）中国具有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由资本逻辑衍生而出的恶果将得到一定的控制。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纳入基本经济制度，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冷战”时期那样的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在各自体系内部进行循环而彼此之间近乎隔绝的局面。这样，各国经济有望避开社会制度异质性而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结成互联、互通、互利的大系统；即使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和蔓延以来美国叫嚣要与中国“脱钩”等异常复杂的局面，通过建立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中国仍然可以推动并建成一个具有广阔范围和优良性状的新型世界经济格局。^⑩总之，依靠传统文化的大智慧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中国可为全球提供一个具有比较优势的经济治理模式，引导世界经济朝着持续健康的方向发展。

①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怀特方案”（而不是“凯恩斯方案”）为蓝本而成立。鲍顿（Boughton，1988）认为，怀特和凯恩斯在如下三点上意见一致：引导世界经济走向合作性竞争之路和保持稳定增长，国际资本流动应鼓励贸易而不是成为破坏性力量，应建立多边官方机构达成前述目的。但是，他们在官方机构应是多大规模以及应具有怎样的独立性等方面存在分歧。

② 关贸总协定乃至世界贸易组织中都存在一种“开明的重商主义”，它主要基于政治常识做出如下判断：出口是好的，进口是坏的；其他条件不变时，增加进口或出口都是好的（Krugman，1997）。

③ 指非歧视、互惠、市场准入、公平竞争、例外和保障、透明度和通知等六大原则。

④ 在WTO争端解决机构报告中，申诉方胜诉率畸高。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该机构倾向于认可申诉方倡导贸易自由化的价值（Colares，2009）。但是，这又提高了美国的贸易争端发生率（Grinols和Perrelli，2006），使美国处于尴尬境地。最近，美国以种种理由阻扰法官遴选程序的启动而使该机构处于瘫痪状态。

⑤ 习近平总书记在G20峰会、几次进博会以及诸多重要场合的主旨演讲和发言中，都强调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这个重大主题；十九大报告和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已将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列入国家战略。新冠肺炎疫情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式样和进程深受冲击，美国政府不断抛出“脱钩”言论和政策，我国也在探索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尽管如此，我国依然应该坚持推进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这个战略方向。

⑥ 创新、合作、竞争为增长动力之要，改革可使这些动力的作用更好地释放出来，故一并列入。

⑦ 在全球治理赤字背景下，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应该成为行事处世的引领性观念（秦亚青和魏玲，2018）。

⑧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世界经济和“一带一路”时一再强调，正确义利观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

⑨ 感谢匿名审稿人对这一点的提醒。

⑩ 由此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两个月以后，习近平总书记2020年7月15日在给“全球首席执行官委员会”成员代表的回信中和2020年7月21日在企业家座谈会上的讲话中依然强调要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