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学界争议较大的重要话题。不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国家经济政策的调整都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理论争辩有着深刻的联系（周黎安，2018）。一些学者认为，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和激励扭曲导致政府不可能比市场有效，提倡以市场经济机制来解决经济问题，反对任何形式的政府干预。而中国政府的许多经济政策措施造就了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显著的经济成效。中国经济在政府和市场互动作用下的发展奇迹，以其丰富性和独特性展现出中国道路，已经超越了主流经济学关于政府和市场二分对立视角的研究范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五千年历史实践的文化结晶。士与商、政与资以及计划与市场自古以来都是中国国家治理的主题。纵观中国历史，每一个动荡年代和王朝的衰落无不因为政府对资本、商贾和市场的过度放松而使私人资本集中，私人资本和集团对利益的贪婪一旦威胁政府的领导力和调控力，则地方割据纷争并起，民众百姓的利益被弃之一边，贫富分化愈演愈烈。正如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著名论断：“资本自从来到人世间，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随时都要向外扩张。”不受约束和控制的资本、不受调控和管制的市场必然对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统治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基于历史经验，中国尤为重视政府的宏观调控和引导作用，同时也充分尊重市场规律并善于利用市场机制处理经济问题。习近平（2014）指出：“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发挥市场作用，也要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要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可见，政府和市场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并非天然对立的。中国的历史经验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反复说明，政府宏观引导作用的充分发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林志友，2016）。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结合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的重要体现，也是中国在经济领域道路自信的具体体现。

然而，目前对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尚存在二分对立问题。例如，关于产业政策的争论，^①周黎安（2018）指出“张维迎强调的基于奥地利经济学派观点的市场试错和企业家精神没有脱离政府与市场二分的概念谱系和政策指向”。具体到微观研究来看，学者也大多将政府作用和市场作用割裂开来讨论。例如，金宇超等（2018）在研究产业政策中的资金配置问题时，将信贷和政府补助分别刻画为市场和政府两种力量。但在现实中，产业政策下的信贷融资背后不乏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政府补助的审核和发放过程也并非政府单方面决定，也包含市场力量。因此，将政府和市场割裂的二分视角可能会对现实情况产生理解的误区，对政府和市场作用的评判有失偏颇。基于此，从政府和市场的互动视角分析两者对企业的作用过程和机理，不仅能为产业政策研究提供微观的现实依据，也有利于为世界其他经济体提供协调政府和市场关系的中国智慧。

本文以京东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东方”）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国家战略引导下的政府支持如何通过多种市场机制在微观层面发挥作用。之所以选择京东方为研究对象，一是因为京东方长期以来获得了政府的多方面支持，这些支持究竟通过何种渠道或机制得以实现有待深入挖掘和剖析；二是因为京东方所处的电子显示器行业，尤其是液晶显示是近十余年来国家战略性重点发展产业之一，公司的发展体现了国家经济发展战略方向，这为探讨国家战略如何在政府与市场的互动过程中得以有效落实提供了机会；三是因为受政府支持的京东方长期因财务绩效欠佳而受到众多媒体的批评，^②但公司经过十余年努力在诸多战略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这为探讨政府和市场互动作用的长期战略效益提供了良好的现实素材。本文发现，京东方长期以来获得了政府的大力支持，且政府支持的实现过程有赖于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京东方利用所获得的资金和资源紧紧围绕国家制定的产业发展战略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全系列生产线布局和创新投入，突破了多项中国内地液晶面板生产线的“零记录”，打破了该行业长期以来受制于外企垄断的局面，拉动了整个液晶显示行业上下游的发展，依靠长期持续不断的自主创新，提升了产品质量和核心竞争能力，树立了中国自有技术创新和自主品牌典范，提升了国际影响力和全球竞争力。基于案例分析，本文将国有资本入股、政策性贷款、政府补助、税收优惠和土地资源等政府支持形式视为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也是国家战略影响微观企业的具体通道。

本文在京东方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基于政府和市场的互动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以及生命周期等理论工具，总结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自信的具体体现。第一，在中国，政府和市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政府调控是目标，而市场是手段和工具，政府支持和市场机制都是实现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力量。政府依托资本、信贷和土地等多层次的市场机制，通过国有资本入股、政策性贷款、委托贷款、土地出让、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等市场机制和财税机制实现资源配置，从而推动企业创新发展和国际化进程，积累品牌效应，提升企业在行业中的话语权和国际竞争力，从而促使国家战略在微观层面得以有效实现。第二，动态平衡的央地关系是保障中央政府统一领导、调动地方政府和市场积极性以及促进企业投资跨地区合理布局的重要力量。中央政府具有全国经济总量信息优势，并以此制定总体发展战略。竞争中的地方政府依据自身的资源比较优势，以多样化的支持方式吸引企业在本辖区内投资设厂，促使企业通过子公司跨地区布局生产线和产能；同时，地方政府与企业在长期合作中不断协调，进一步优化了企业投资布局，从而促使国家战略目标在微观层面得以有效落实。第三，在政府和市场的互动作用下，国家战略目标实现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企业规模经济的实现、创新的不确定性以及外部环境的复杂性会使战略引导过程复杂多变，在不同生命周期对政府支持的需求及其经济效率具有差异性，因而政府支持和市场机制互动作用的战略效果具有周期性和滞后性。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突破了目前对市场和政府作用的对立认识，从中央政府、地方政府等多个方面阐释了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和互动过程，发现政府的宏观调控依托于财税、金融、土地、资本等多种手段，充分利用和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并依据市场的反作用对战略政策进行调整，从而推动国家战略的微观实现。在此过程中，政府和市场两种机制相互交织、有效互动，使得政府的引导作用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作用统一于国家战略实现过程。由此，本文为更好地理解中国道路，即中国制度背景下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解决经济问题提供了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第二，现有研究大多以财务绩效来衡量政府支持对微观经济的影响（黎文靖和李耀淘，2014；王克敏等，2017），而较少从产业链打造、出口效应和企业国际地位等战略性角度展开探讨。本文基于中国制度背景，从国家战略出发，以多维视角分析和证明了政府支持在促进企业在生产线完善和升级、创新能力提升、品牌建设以及国际化进程等方面的战略意义，从而补充了政府作用战略效益的评价标准。第三，现有的档案式研究通常考察政府支持对企业未来1—3年经济指标的影响，发现作用往往是负面的（黎文靖和郑曼妮，2016；张新民等，2017）。这一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了政府调控和政府支持在更长期限内的战略意义，且忽视了生命周期因素的影响。本文采用案例研究方法，通过京东方这一实例，从更加长远和企业生命周期等角度，考察了政府作用效果的长期性和周期性，从而为政府支持在微观层面的作用提供了积极的证据。

二、理论依据与研究命题

（一）国家战略引导下政府和市场的互动关系

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是中国五千年历史和文化发展的结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实践和总结，与西方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良药”−新自由主义和“华盛顿共识”有根本区别。后者主张和强调“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指导思想上高度重视宏观调控，强调发挥计划和市场两个手段的长处。中国历来重谋划、善谋划，《礼记•中庸》中讲到“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可见，政府对经济发展实施总体规划和宏观调控是经济活动的基础，对国家经济的平稳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也是政府在经济领域发挥作用的前提。同时，市场配置力量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髓和本质。国家战略规划的实施和政府宏观调控职能的履行都需要依托一定的市场手段来实现，这个过程有赖于政府和市场两种机制的有效互动，既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也需要发挥多层次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两者相互交织并统一于战略实现过程。

政府对宏观经济的引导和调控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指挥棒”。中国自古以来就认识到市场机制的价值（钟祥财，2011），并强调了政府对市场的引导和调节。先秦思想家管仲^③提出了“利出一孔”“物多则贱、寡则贵、散则轻、聚则重”“积轻散重”^④等关于市场机制的理解以及调控经济的理念和方法。“利出一孔”即由国家和政府掌控宏观经济命脉。以“贵贱”体现商品价格关系，以数量关系解释商品“轻重”原理，并主张政府在上述市场基本规律的基础上，采用“积、散”之法调节商品供求关系和价格关系。同样，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的“无政府”状态，马克思意识到计划的重要性，认为社会生产应当“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并强调“只有在生产受到社会实际控制的地方，社会才会在用来生产某种物品的社会劳动时间的数量，和要由这种物品来满足的社会需要的规模之间，建立起联系”，而“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引自《资本论》）。可见，马克思正是洞察到市场这种自然机制可能出现的无序和盲目，因而强调计划控制的必要性，而这里的“计划和控制”指的正是政府对市场的宏观调控。随着经济发展复杂程度的加深，人们更加认识到市场机制存在诸多“失灵”的问题（Arrow，1962；Kristiansen，1998），而政府在处理市场机制的外部性以及完善和协调基础设施方面必不可少（刘伟，2017；林毅夫，2017），这也成为国家实施产业政策、创新政策等经济政策的理论依据。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表明，国家的经济成就离不开政府在经济发展和体制转型中的关键性作用（林毅夫，2017；姚洋，2018；周黎安，2018）。西方经济理论（包括新自由主义学派和新制度经济学等）对中国经济现象的解释显得苍白无力，在于它们纠结于“术”的层面−市场或制度本身，而忽视了中国经济成功的“道”的根源−政府的力量（姚洋，2018），忽视了中国政府在培育市场、创造市场、引导市场和调节市场中的重要作用（文一，2016）。中国道路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不仅拥有一个“大政府”，而且拥有一个“好政府”（韩庆祥和黄相怀，2018），强有力的政府、宏观调控都是国家经济发展成功的重要元素。

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有赖于信贷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等多层次市场渠道和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作用，市场是实现宏观调控的手段和工具（林光彬，2017），从这个意义上讲，市场是政府战略的“执行兵”。以产业政策为例，政府通常以国家资本金入股（黄群慧，2018）、土地供给（张莉等，2017）、信贷资金（马文超和何珍，2017）、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王克敏等，2017）等形式发展重点产业和新兴产业。国家资本金投入某个行业和企业、既有土地制度下供给土地资源以及发放信贷资金都需要依据市场机制，其投入、使用和回收都按照一定的市场程序和市场回报率进行运作。例如，国有资本金的投入可通过购买相关行业公司的股票，按照资本市场的股票购买、转让和退出等机制实现。又如，在土地供应方面，地方政府通过协议、招标、拍卖和挂牌等市场化方式出让工业和商业用地，且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土地出让方式也不断完善（徐升艳等，2018）。此外，政府的作用还体现在对市场中其他社会资源（如风投资金、人才资源等）的引导上，这些社会资源也通过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等渠道流向政策支持的行业和企业，形成社会投资者对企业投资资金的连带撬动（李莉等，2015；卢盛峰和陈思霞，2017）。各类资源有助于企业缓解融资约束（Chen等，2017；祝继高等，2015），形成规模经济效应（Bernini和Pellegrini，2011），加大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郭玥，2018），扩大出口规模和海外市场份额（苏振东等，2012；卢盛峰和陈思霞，2016），最终提升企业竞争力。

图1呈现了国家战略引导下政府和市场的互动作用如何助力企业发展的逻辑框架。政府以国家战略为蓝图，通过财税和市场相关部门为特定产业和企业提供支持，在这一过程中，相关战略信息在财税和市场机制作用下流通传递，从而引导各类市场资源流向战略支持性行业和企业。同时，企业和市场的信息也传递到相关政府部门，形成反馈机制，从而保障资源配置的合理性和有效性，使得国家战略最终在微观企业层面得以实现。综上所述，政府引导力量和市场配置力量共同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元素，也是中国道路自信的具体体现。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相互交织、互动协调，两者形成的联动效应服务于国家战略在微观层面的实现。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1：政府支持和市场机制都是有效落实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手段。政府的宏观经济调控和引导作用有赖于资本、信贷、土地等多层次市场的支撑，政府通过国有资本入股、政策性贷款、财政补助和税收优惠等方式助力国家战略在微观层面的实现，进而推动企业做强做优和国际化进程，提升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和行业中的话语权。

（二）央地关系^⑤下政府和市场的互动关系

所有具有一定规模的国家都必须面对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中国历代都在中央集权条件下注重发挥地方的主动性与灵活性，地方兴则中央兴，地方治则天下安（参见《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专门论述了调动中央和地方积极性的问题，指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权力……地方与地方的关系也要处理好，我们历来的原则就是提倡顾全大局，互助互让。”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分权和集权的动态调整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地方分权的权威体制”（Xu，2011），借助财政分税制和官员选拔制度实现中央统一治理和地方有效治理，从而提高国家治理效率（周黎安，2008；周雪光，2011）。可见，动态平衡的央地关系是实现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道路自信的重要制度体现。

央地关系实际上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关键性制度要素之一，是保证国家经济战略有效落实和地区间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黄群慧，2018），也是调动地方政府和市场主体积极性的动力源泉。一方面，中央的战略政策是基于地方经济发展实际制定的，中央政府对全国各地经济发展状况具有总量信息优势，有助于总体把控和引导宏观经济战略。中央对经济战略的统领规划是地方政府经济行动的基础。《韩非子•物权》提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中央政府是经济发展“要领”的谋划者和制定者，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状况做出整体性协调战略规划，以“五年规划”、《中国制造2025》等形式来确定未来的发展目标和战略蓝图，为地方政府提供行动方向，并通过各种指令和转移支付方式来指导和调节地方的投资和其他行为。同时，地方官员的“晋升锦标赛”机制（周黎安，2008）为地方政府落实战略目标提供了强大的驱动力，使地方的行动目标统一于国家总体的战略目标。Blanchard和Shleifer（2001）指出，地方分权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取得良好效果，是因为中国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中央对地方的统领作用能够削弱分权所带来的负向效应。

另一方面，中央战略政策的传导依赖于地方政府，动态平衡的央地关系能够充分调动地方政府和市场的积极性，推动地方政府与企业的互动合作，从而促进总体战略在微观层面的落地落实。在财政分权体制下，中央赋予地方一定的行政和财政权限，使得地方政府对辖区内的资源配置具有适当的自由裁量权，地方政府之间既存在市场竞争，也存在财税竞争（周黎安，2018）。为了落实中央政策，处在市场竞争中的地方政府会依据地区比较优势，有选择性地使用补贴、土地优惠、税收减免、人才引进等支持形式吸引符合战略发展政策的企业到辖区内投资，积极建设和发展本地市场（陈冬华等，2018）。在财税竞争下，地方政府具有强烈的招商引资动机，由此促进了企业的跨地区投资（王凤荣等，2015），同时加强了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合作与交流（周黎安，2018）。在长期互动合作中，地方政府与企业不断调整，使企业在各地区的投资布局和产能生产线布局不断优化，从而中央总体战略在地区层面和微观层面更加全面有效地落实。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2：在动态平衡的央地关系中，中央政府依据信息总量优势制定总体战略。为了积极配合中央政策，处在财税竞争和市场竞争下的地方政府依据地区比较优势，给予相应的支持以吸引符合战略政策的企业在本辖区投资，从而促使企业通过子公司跨地区布局生产线和产能；同时，地方政府和企业在长期互动合作中不断协调，企业投资的地区分布上不断优化，从而促进国家战略在微观层面有效展开。

（三）生命周期理论与政府和市场的互动效益

根据生命周期理论，企业认同有生命的机体一样有自身的成长轨迹，大致上会经历初创期、成长期、成熟期和衰退期等阶段（Miller和Friesen，1984；Drazin和Kazanjian，1990）。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企业在资源获取能力和创新动力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谢维敏和方红星，2011）。本文预测，政府和市场的互动作用对企业的影响效果会因企业所处生命周期阶段的不同而不同。具体来讲，成长期的企业销售规模不大，市场占有率较低，此时需要大量的生产性支出，但往往没有稳定的盈利，较高的投资风险也制约着企业融资（黄宏斌等，2016），面临较大的资金缺口。成长期的企业犹如嗷嗷待哺的婴儿，亟需政府扶持以缓解融资约束，弥补其投资需求，通过扩大规模实现规模经济效应，形成成本优势，推动出口，提高盈利能力（Bonaccorsi，1992；Yeaple，2003）。因此，对于处在成长期的企业，政府支持在短期内可以迅速推动其固定资产投资和创新投入增加。但由于受到研发周期的影响，创新投入可能不会带来立竿见影的经济效果。

进入成熟期之后，企业的产品和服务较为成熟，销售规模日趋稳定，有可持续的盈利和现金流，融资渠道较为通畅，资金不足约束较小。而此时，企业面临盈利增速减缓甚至下降的困境，需要对未来发展做出调整以适应市场发展变化，迅速找到下一个成长机会。同时，在这一时期，企业的创新产出可能呈现上升的趋势。郭玥（2018）研究发现，政府对企业的创新补助效应主要体现在成长期和成熟期。衰退期的企业销售下滑，盈利降低，融资约束严重。此时，企业需要进行战略调整，通过培育新产品和新市场来推进自身进入新的生命周期循环（黄宏斌等，2016），从而找到新的增长点以重获新生，否则只能被市场淘汰。这就需要企业改进生产技术、管理制度和营销手段等，甚至尝试突破性的改造创新，而政府的正确引导和恰当的中介作用是衰退期的企业走出成长瓶颈的良药（王凤荣和高飞，2012）。因此，企业生产和销售的规模效应建立在长期持续不断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基础上，创新的周期性和滞后性使政府支持下的创新产出效应更多地体现在企业成长的中后期或下一个生命周期的前期。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命题：

命题3：政府支持和市场机制的互动作用在微观层面实现创新发展往往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规模效应的长期性、创新的周期性以及环境的不确定性使政府和市场互动的战略效果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和滞后性。

三、案例描述

京东方（A股代码：000725）创立于1993年4月，2001年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前身是北京电子管厂，实际控制人是北京市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公司的主营核心业务是显示和传感器件，包括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有源矩阵有机发光二极体、显示光源等。2014年以后，公司业务逐步向智慧系统和健康服务领域拓展。

（一）“十”年打磨，行业领先

自上市到2016年底，京东方在企业规模、销售、出口以及创新等方面取得了优秀的成绩，尤其是在2012年以后，公司成长速度加快。如图2所示，公司资产规模从40.33亿元增至2 051.35亿元，增长约50倍。2016年，京东方的收入总额为688.96亿元，比上市时增长25倍多；出口额达到321.38亿元，增长32倍；总市值达到994.98亿元，增长近15倍。

1. 生产线逐渐完善。公司长期以来专注于液晶面板显示行业，2003年以前仅有LED^⑥面板生产线和真空荧光显示屏生产线，没有高端显示器生产线，而到2016年底共建设了11条液晶面板生产线。表1显示了京东方在2001—2016年的重大战略投资情况，共投入约1 433.23亿元。公司在上市初期（2001—2006年）除了TFT—LCD^⑦项目外，每年仍有小规模资金投入LED和VFD^⑧项目；而在2007年以后，开始集中精力投资打造TFT—LCD和AMOLED^⑨新型面板显示器件产品线，陆续在全国范围内铺开了11条产品线，包括9条TFT—LCD生产线和2条LTPS^⑩/AMOLED生产线。9条TFT—LCD产品线分别是：北京的第5代、第8代和第8.5代线，成都的第4.5代线，重庆的第8.5代线，福州的第8.5代线，合肥的第6代、第8.5代和第10.5代线。2条AMOLED产品线分别是：鄂尔多斯的第5.5代线和成都的第6代线。

2. 创新表现突出。截至2016年，公司累计可使用专利超过50 000件，^⑪位居全球业内前列，突破了多项全球领先的新技术，并实现了产品化和量产，跻身半导体领域全球第二大创新公司。从资金投入来看，公司在2011—2016年的研发投入金额分别约为11.40亿元、17.81亿元、19.04亿元、24.77亿元、33.19亿元和41.39亿元，^⑫呈现逐年增长的态势，近5年累计研发投入资金达到147.60亿元。从人力投入来看，公司研发人员总数整体上也呈现增长的趋势（见表2）。2001年研发人员仅193人，而到2016年增至3 248人，增长近16倍。尤其在2010年以后，公司研发人员数量增长迅猛，年均增加386人次。从创新产出来看，京东方在2001—2016年的专利申请量总计达到33 366件，2007年以后的增长趋势更为突出，2013年以后的年均专利申请量突破5 000件。

（二）政府和市场互动作用下企业发展所需资源的获取

京东方的发展壮大离不开政府^⑬的大力支持和通畅高效的市场机制。如表3所示，自上市到2016年底，京东方共获得政府支持资金总额约2 104.31亿元，包括财政补助、定向增发、购买债券、各种贷款便利以及土地等稀缺资源等。从政府补助来看，京东方共获得包括研发补助、商品出口贴息、项目贷款贴息优惠、专项资金补助等在内的约99.33亿元资金。从资本金来看，政府以资金入股的方式向京东方大量注资。京东方自上市以来共进行了6次非公开定向增发股票：2004年增发金额约20亿元，主要针对外资股；2006年增发18.60亿元，2008年增发22.50亿元，2010年增发90.45亿元，这三次增发股票全部由政府购买；2009年和2014年分别增发120亿元和457.13亿元，其中政府购买的份额分别为55.80%和46.67%。在5次定向增发中，政府向京东方共注入约411.84亿元资金。从债务融资来看，京东方累计获得约1 401.62亿元的贷款便利，包括政府担保贷款、政策性贷款以及政府直接或间接委托贷款等形式。其中，贷款融资支持中最重要的部分为政策性贷款，占所有贷款项目的87.35%；委托出资、委托贷款或直接贷款共计102.432亿元，占比7.31%；担保贷款共计74.84亿元，占比5.34%。2016年，京东方公开发行100亿元的债券，由合格投资者^⑭购买。此外，政府还为京东方提供了价值约18.48亿元的土地使用权、36.48亿元的煤炭探矿权以及36.56亿元其他名目的资金支持。

四、案例分析

（一）战略引导下的政府支持及其实现的市场途径

国家经济战略是为实现特定阶段经济发展目标而制定的全局性、长期性的总体规划，实践中可以被理解为政府制定的一系列经济政策（黄群慧，2018），为宏观调控提供政策依据。具体到本案例，京东方所处的电子显示器行业长期以来都是国家战略性重点产业。早在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电子工业是中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并将液晶显示器件列为新型电子元器件发展重点之一。2006年，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明确提出要建立平板显示材料与器件产业链。2009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改委”）特别将“六至八代TFT—LCD液晶面板模组生产工艺技术及产业化”作为专项重点予以支持。2010年，国家发改委和工信部联合发布《2010—2012年平板产业发展规划》，国务院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确定新型平板显示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三大基础行业之一，将其列入“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2011年，“十二五规划”将平板显示等新兴产业列入重点发展产业。可见，中国政府通过一系列战略规划为平板显示产业发展提供了长期、持续和稳定的政策保障。这充分展现了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战略上的规划能力和政治定力，也显示了政府战略规划对市场而言具有“指挥棒”的引导作用，集中体现了中国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特色。

在上述国家战略政策引导下，如表3所示，京东方2001—2016年获得约1 534.62亿元（占比72.93%）的债权资金，其中政策性贷款为1 224.35亿元，担保贷款和委托贷款为210.27亿元；411.84亿元（占比19.57%）的国有资本金，包括各级政府以及地方投融资平台公司等投入的资本金；99.33亿元的政府补助，包括研发补助、出口贴息、贷款贴息、专项资金补助等；价值约为18.48亿元的土地使用权。^⑮同时，京东方在北京、成都、合肥等地的多家子公司都享受15%的所得税优惠税率；在个人所得税、住房配置等方面，多地政府也给予京东方相应的优惠政策。^⑯

政府对京东方的支持主要通过信贷市场或资本市场实现，其模式大致是：首先，项目公司由地方政府及其平台公司与京东方共同出资设立，地方平台公司一般只负责资金，不涉及项目公司运营。从出资比例来看，一般是京东方占多数，保证其对项目公司的控股地位；特殊情况下，项目公司也可由地方平台公司暂时控股，但签订协议由京东方负责项目公司的具体建设和经营，然后京东方购买平台公司所持股份，从而实现对项目公司的绝对控股权。这样明晰了双方的权责边界，避免了因出资比例和控制权争端而给项目公司运营带来的不利影响。其次，投资总额与注册资金的差额通常在项目公司成立后采用银行贷款或定向增发的方式解决。贷款一般以项目公司初步投建形成的固定资产作抵押，从国家开发银行获得；而资本市场融资通常由母公司京东方以项目公司作标的，采用定向增发的方式。接下来，地方平台公司等第三方在后期意向退出项目公司时，京东方则从其手中购入项目公司股份，股权转让、定价等过程都采取市场化的方式，通常第三方股东会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在政府战略引导下，在京东方相关子公司的成立、筹资和运营中，地方政府的资金支持大多通过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实现；同时，资金所有者无论是作为股东还是债权人，都要求一定的市场回报，且资金注入、股份转让以及资金偿还或退出过程都基于参与主体依据市场规则协商而定。这集中反映了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国家战略的有效落实有赖于多层次市场渠道和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由此体现了中国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市场经济”特色。

（二）政府和市场互动作用下的企业发展

京东方在不同发展阶段如何运用上述资金和资源及其战略意义体现在哪里？综合表1、表2和表3分析可知：（1）2001—2003年京东方共获得13.5亿元支持资金，项目投资总额为8.86亿元。在这一期间，公司主要为从传统LED和VDF显示领域转入高端TFT—LCD显示领域做准备。（2）2004—2007年京东方获得政府支持资金100.96亿元，^⑰项目投资支出为95.54亿元，其中85.01亿元用于北京第5代TFT—LCD生产线项目，奠定了京东方在液晶平板行业持续发展的基础。（3）2008—2016年京东方共获得1 989.85亿元资金支持，^⑱投入1 382.83亿元项目建设资金，其中用于FTF—LCD项目的资金约1 021.70亿元，用于AMOLED项目的资金约234.43亿元。2009年在合肥投建中国内地首条高世代−第6代TFT—LCD生产线，结束了中国液晶电视屏全部依赖进口的历史。2011年在鄂尔多斯投建的中国首条自主创新AMOLED生产线，填补了中国AMOLED产业空白，同年在北京投建中国大陆首条第8.5代TFT—LCD生产线，真正实现中国全系列液晶屏国产化。2015年在成都投建中国大陆首条柔性AMOLED生产线，推动中国柔性显示进入快速发展通道。综上所述，经过十余年的努力，京东方逐步完善了TFT—LCD显示领域全系列产品线的布局，同时紧跟下一代新型显示技术AMOLED的研发和生产布局，逐步实现了全尺寸液晶显示屏的规模化量产，打破了国内液晶显示行业以往被韩国、日本等外资企业垄断的局面，拉动了国内整个面板产业上下游发展，促进了全产业链协同效应的发挥。正因为这种大规模的产品线布局，京东方如今能够制造全尺寸面板，应对复杂的国际环境和国际竞争，从而在全球平板行业中拥有足够的话语权。

在完善产品线和扩大规模的同时，京东方同样注重创新积累。公司在2011—2016年累计研发投入金额约147.60亿元，研发投资额从11.40亿元逐年增长到41.40亿元。^⑲截至2016年，公司拥有3 000余名研发人员，累计专利申请量达到33 366件（不含2001年以前），其中发明专利占74.64%。在销售和出口方面，2016年京东方营业收入总额达688.96亿元，出口规模达367.58亿元。全球性信息咨询公司IHS及群智咨询2017年1月研究显示，京东方的大尺寸和中小尺寸液晶面板出货量都居全球第一。可见，京东方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市场份额和市场地位逐步提高，全球竞争力和全球行业话语权增强。良好的出口成绩和市场份额的提高所带来的不仅仅是收入的增加，更应该看到的是中国企业和中国自主品牌的成长及其国际地位的提升。自1993年成立，京东方从一个平板显示行业的“初学者”，到2001年并购韩国HYNIX公司的移动显示业务、2003年收购HYDIS公司的TFT—LCD业务，逐步成为行业内的“追赶者”，2007年又提出努力成为“显示领域的世界领先者”的愿景。时至今日，京东方逐步向“显示和相关领域的全球领导者”地位迈进。从“初学者”到“追赶者”，再到“领先者”，最后到“领导者”，这是一个企业从小到大、从大到强、从强到优、从国内走向国际的过程，也是一个品牌慢慢积累和沉淀的过程。

综上可知，在中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并非排斥的。在国家战略政策的引导下，各级政府通过贷款融资、股权融资、财政补贴、税收优惠、土地资源等多方面的政策措施，主要以市场化运作的方式支持企业发展，从而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提升产品质量，完善产品结构，打破外资垄断，推动企业做优做强、沉淀自主品牌，提高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和行业话语权，使得国家战略在微观层面得以落实。可见，政府引导和市场配置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动力，政府和市场相辅相成、有机互动，是推动国家战略在微观层面实现的重要保障，由此成为中国道路自信的现实依据。因此，本文命题1得证。

（三）中央领导下地方政府与市场的积极性

京东方的发展是中央政府顶层引导、各地方政府积极配合并执行中央政策的结果。从政策层面来看，1996年国务院发布文件将液晶显示器件列为新型电子元器件发展重点，北京市政府便开始积极支持京东方投建相关生产设备和实验室，于2004年首次建设了TFT—LCD第5代项目。2006年国务院明确提出重点发展高清晰度大屏幕显示产品，建立平板显示材料与器件产业链。各地方政府积极响应，京东方在四川省政府的支持下在成都投建了第4.5代项目，在安徽省政府和北京市政府的支持分别在合肥和北京投建了第6代项目。2010年国务院发布文件将平板显示确定为新一代信息技术的三大基础行业之一，将其列入“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由此拉开了京东方更大规模的生产线建设。在北京市政府、安徽省政府、重庆市政府和福建省政府的支持下，京东方分别在北京、合肥、重庆和福州投建了第8.5代TFT—LCD生产线。京东方在鄂尔多斯市政府支持下投建了第5.5代LTPS和AMOLED项目，在四川省政府和绵阳市政府支持下在绵阳投建了第6代LTPS和AMOLED项目。可见，中央的“要”（战略规划）为地方的“事”（具体经济活动）提供了行动指南，集中反映了中国道路−央地关系中中央统一领导的权威性和强大的驱动力。

从资源角度来看，中国幅员辽阔，各地区的经济环境和发展水平不同，积累的资源优势各异（步丹璐和黄杰，2013），因而各地方政府支持企业所采用的方式和依托的市场机制也不同。表4统计了地方政府对京东方的具体支持方式和支持力度。在经济发展状况和市场发展程度较好的北京市，政府对京东方主要以资金支持为主，合计约507.04亿元。鄂尔多斯市的经济条件相对较差但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政府主要通过自然资源吸引投资，为支持京东方第5.5代AMOLED产品线建设，提供了10亿吨、价值约98.55亿元的煤炭资源，并在土地配套、能源供应、人才引进等方面给予了优惠政策。对于四川、重庆、安徽和福建等地，地方政府则共同采取多种扶持手段。例如，四川省政府提供了约41.71亿元资金支持（以债权形式为主）以及2 000亩熟地，合肥市政府提供了613.05亿元资金支持和近1 700亩土地优惠。除了贷款和股权资金支持以外，上述地区在土地、能源、人才引进和税收上都给予了优惠。可见，各地方政府充分依据自身具有的资源优势落实中央总体战略政策，并依托资本、信贷、土地等多种市场机制为企业跨地区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多种措施并举，积极推动国家战略落地落实。正所谓“要”在中央，但“事”在四方，中央战略能否落地、如何落地，有赖于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的约束条件进行酌情考量，这也是中国道路−央地关系中地方政府灵活性的重要体现。因此，本文命题2得证。

（四）政府和市场互动作用的战略效果

本文借鉴Dickinson（2011）的方法来判断京东方的生命周期阶段，考察政府和市场的互动作用在企业不同发展阶段的战略实施效果。自上市以来，京东方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见图3）：（1）2001—2007年，2001年起经历了5年的成长期，到2006年进入成熟期，2007年呈现出衰退期的特征；（2）2008—2012年，在2007年经历了短暂衰退后，于2008年迅速转向新的成长周期，到2012年进入成熟期；（3）2013年至今，处于新一轮的高速成长期。

结合图2分析可知，政府支持与京东方资本投资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但其创新产出效果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例如，在第一个周期中的成长期（2002—2006年），京东方并没有明显的创新产出增长，而是在2006年进入成熟期之后才呈现出明显的创新增幅（2006年增加65件，同比增长51.59%；2007年增加334件，同比增长174.87%），并持续到第二个周期中的前半段。同样地，第二个周期中的创新产出增长也是在2011年（专利申请量为1 834件，同比增长139.74%）后才显著体现出来，并持续至第三个周期。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的研究，2016年京东方的专利申请量位列全球第八，2017年和2018年位列全球第七。同时，美国商业专利数据库IFI claim的调查数据表明，京东方自2016年首次进入IFI前五十以来，排名稳步快速提升：2016年专利授权量排名第40位，2017年跃升至第21位，2018年排名继续升至第17位，2019年排名第13位。由此可知，京东方经过十多年的苦心积累，在创新能力方面逐步超越了行业竞争对手，能够与全球行业巨头相匹敌。可见，政府和市场互动作用下的投资效应具有周期性，而创新效应同时具有周期性和滞后性，对企业投资的引导作用主要体现在企业成长期，且具有短期诱发性，但对企业创新的作用因存在滞后性而主要体现在成熟期。

京东方所获政府支持与其会计绩效（收入、利润和现金流）和市场价值的周期变动并不具有明显的一致性。公司成长阶段的政府支持和大量的投资支出在第一个周期和第二个周期中并没有显著提升绩效，而是在第三个周期中上述业绩指标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具体而言，第一个周期中成长期的营业收入和出口逐年小幅增长（2005年收入增至188.04亿元，出口增至102.76亿元），但盈利能力却在下滑（2005年全年亏损15.87亿元）。第二个周期中的成长期，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公司的收入和出口逐年下降，但依靠政府支持和市场机制进行了“逆周期性”的运作，通过大量投资来完善生产线并扩大产能。进入第三个周期后，公司的市场优势和盈利优势较为明显，会计和市场绩效逐年提升。2017年，收入和出口额分别高达938亿元和498.12亿元。同时，公司的市场占有率上升，IHS的数据显示，2017年京东方的显示屏出货近4亿片，连续位居全球第一。根据群智咨询发布的全球液晶电视面板出货量排名，2018年京东方以5 430万片位居全球第一；2019年，以5 330万片出货量和2 910万平方米出货面积再次位列全球第一。经过多年的发展，京东方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和平板屏幕生产厂商，国内和国际市场占有率稳步提升。综上所述，政府和市场互动作用的战略效应是企业经历多个生命周期发展的结果，需要较长时间才能体现出来。政府和市场互动作用下企业市场占有率和竞争力的提升、生产规模的扩大以及创新驱动发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因此，本文命题3得证。

五、结论与启示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国家治理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问题，政府引导和市场配置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核心要义，也是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自信的重要体现。本文基于现实企业案例，从国家战略角度出发，以更加全面和长远的视角探讨了政府和市场的互动作用在微观层面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政府支持和市场机制都是实现国家创新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基石；国家战略的实施是中央与地方政府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府和市场互动作用实现国家产业战略布局的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其战略效果具有周期性和滞后性。

目前，中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如何更好地发挥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并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以服务于国家创新发展战略，是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的关键。对此，本文具有以下启示：第一，将政府引导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起来，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深化企业发展和推动企业创新的重要路径和方法手段。政府对宏观经济的调控作用是实现国家经济战略的重要保障，以市场机制为基础，统筹兼顾、全面安排，把握国家经济的发展方向和发展结构，从而引导全社会生产者的行为和资源配置，促进宏观经济稳定运行。第二，协调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职权配置，加强中央政府对宏观经济的领导和调控能力建设，同时对地方政府适度放权，由此推动地方政府与企业的互动，增强各级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关系，从而让良好的央地关系为经济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第三，综合运用信贷、产业、财政、税收等多种调控手段来引导经济主体的行为，帮助符合国家战略发展方向的企业解决创新动力不足、基础设施条件不完善等问题，从而为企业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第四，充分结合中国政府与市场优势促进企业自主创新，以创新带动企业转型升级。实现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更需要依靠自主研发和创新，而核心技术和高端技术是买不来的。企业是重要的创新主体，其核心竞争力的提升需要依靠自主创新，也需要良好的创新环境和氛围。这需要政府的大力支持以解决创新动力不足的问题，也需要通畅的市场机制为企业自主创新提供资金来源。

① 例如，林毅夫和张维迎关于产业政策之争，参见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2073.html。田国强等（2016）、周黎安（2018）等也对此进行了讨论。

② 参见 http://finance.qq.com/zt2013/cjgc/jdf.htm。

③ 亦称管子（约公元前723年－公元前645年），中国古代著名的经济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和军事家。

④ 出自《管子•国蓄》。

⑤ 一般来讲，央地关系指的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以及各地方政府之间的职能划分与权力配置关系。

⑥ LED是Light emitting diode的简称，指发光二极管。

⑦ TFT—LCD是Thin film transistor-liquid crystal display的简称，指薄膜晶体管液晶显示器技术。

⑧ VFD是Vacuum fluorescent display的简称，指真空荧光显示技术。

⑨ AMOLED是Active-matrix organic light emitting diode的简称，指有源矩阵有机发光二极体或主动矩阵有机发光二极体，也被称为下一代显示技术。

⑩ LTPS是Low temperature poly-silicon的简称，指低温多晶硅技术。

⑪ 数据来自公司2016年年报。

⑫ 根据2001—2016年京东方年报手工整理，本文只收集到2011—2016年的研发支出数据，但并不代表在其他年份没有研发投入。

⑬ 这里泛指各级政府部门和实际控制人为中央或地方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的企业。

⑭ 对于此次购买京东方债券的“合格投资者”，公开资料中并未披露具体的对象，无法确切得知是否为政府或国资背景的企业。

⑮ 合肥市政府提供1 700亩熟地，重庆市政府提供2 100亩土地免费使用权，福州市政府提供约1 100亩土地，绵阳市政府提供约2 000亩土地，但并不仅限于此。

⑯ 例如，合肥市政府向合肥鑫晟免费提供土地，为其技术专家等核心骨干人才建设住宅小区及综合配套设施。

⑰ 包括政策性贷款61.25亿元、定向增发18.60亿元以及委托出资（或贷款）12.70亿元。

⑱ 包括贷款资金1 314.26亿元、股票增发393.24亿元、债券100亿元、政府补助94.74亿元以及土地等87.61亿元。

⑲ 根据2001—2016年京东方年报手工整理，本文只收集到2011—2016年的研发支出数据，但并不代表在其他年份没有研发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