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作为两个在国土面积、资源环境和经济总量处在同一数量级上的大国，中国和美国在很多领域中经常被人们放在一起进行比较。同时，美国作为先发展起来的国家，通过研究它的发展经验和历程，可以为中国下一步的发展提供借鉴，中国学者常将这种研究戏称为“摸着美国过河”。本文从美国主流经济思想历史演变的角度，探讨经济现实与经济理论发展之间的关系，为中国经济学的建构与未来发展提出一些建议。

中国经济学这一概念最早由王亚南于1941年提出，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为国内经济学者们热议。到目前为止，国内围绕中国经济学理论体系建构这一话题，已经形成了大量的研究和讨论，主要观点有：（1）中国经济学与中国的经济学存在差别，中国经济学是中国化的经济学（任保平，2009）。（2）中国经济学的主要内容，是以实践为根基，并在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逄锦聚，2012）。（3）在研究方法上，学者们主张立足于中国实践经验，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借鉴和吸取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创新和发展中国经济学，更进一步地被概括为“马学为体、西学为用、国学为根、世情为鉴、国情为据、综合创新”（程恩富和何干强，2009；周文和孙懿，2014；张林，2016）。可以看出，立足于中国实践经验进行中国经济学理论创新和体系建构，基本已经在学界达成共识（杨丽和董长瑞，2015）。从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中总结并提炼出中国经济学理论的做法，是必要且十分有价值的。可以看到，在19世纪初到20世纪上半叶的美国，大量的经济学研究者正是通过这种方式，建构了美国本土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即美国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并在美国工业化和国家崛起的过程中产生了强大的政策影响力，为美国在二战后成为超级大国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20世纪40年代以前，美国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有“重国内而轻国际”的特点，当下中国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也存在类似的情况。简新华（2018）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和发展总结为八个方面的主要内容，其中七点都是关于国内经济发展理论的内容，最后提到的社会主义对外开放理论，也仍是停留在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两种资源的层面。裴长洪（2016）概括了中国特色开放型经济理论的内容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指出西方国际经济学对于我国对外开放理论的借鉴作用十分有限。逄锦聚（2012，2018）则提出中国经济学应该从物质利益关系的角度研究国际经济关系，使之为国家利益服务，但他更多的是站在研究立场的角度进行论述，并未就中国经济学的国际经济理论建构这一话题展开论述。总的来说，目前的中国经济学研究，虽然并未遗忘对国际经济问题的讨论，但理论建构仍局限于对外开放的范畴内。

通过梳理和分析经济学发展中的“美国经验”，进一步探讨中国经济学的建构与未来发展，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结论和启示：（1）如果国家经济所处发展阶段不同，那么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目标也要进行相应的调整，不能适应国家发展变化的经济学理论，必然会失去其主流地位而被边缘化，最终退出历史舞台；（2）新古典经济学是美国在超级大国阶段采用的经济理论，非常重视国际经济是它能够淘汰美国学派和美国制度主义学派的原因所在；（3）面向未来的中国经济学应该重视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经济理论体系的建构，应该尽早开始相关理论材料的积累和理论基础的探索及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需要。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1）对美国1815年以来的经济思想演变进行了分期和梳理，说明了经济思想和经济现实要求之间的关系，为理解美国主流经济思想的演变提供了一幅较为完整的图景；（2）从中美两个大国的发展阶段、新古典经济理论的竞争力来源以及比较优势学说缺陷等角度，论述了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建构可以从美国经济思想本身和演变历程中汲取经验，进而完善自身理论体系和理论内容的建构。

二、美国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的三个经济学派

（一）1815年至20世纪初的美国学派经济思想

一般认为，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的100年间，是美国完成从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进而成为工农业强国，实现国家崛起的时期。在这段时间里，指导美国发展的经济理论，不是在当时处于主流的英国古典主义经济学，而是一套长期以来被主流经济学界所忽视甚至反对的“美国学派”经济思想体系。这套经济思想体系既不同于古典经济理论、新古典经济理论，又不同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不为大多数中国经济学家所知。^①近年来，经过张夏准、迈克尔•赫德森、埃里克•赖纳特、贾根良等国内外学者对美国19世纪赶超和崛起过程及其原因的研究，使得近乎掩埋于历史尘埃中的“美国学派”的经济思想，得以“重见天日”。美国学派最主要的特点，是其对同时期在英国蓬勃发展的古典经济学理论的批判与“抗争”。一方面，美国学派经济学家普遍批判马尔萨斯的人口学说和“工资铁律”的观点，主张人口增加可由生产力的提高来克服；另一方面，反对李嘉图的报酬递减理论以及斯密所主张的自由贸易理论，主张农业和工业可以在恰当管理中实现规模报酬递增，同时主张通过关税保护来推动民族工业的成长。

赫德森（2010）总结了美国学派对经济思想的贡献，提出了16条主要论点。^②贾根良则在赫德森的基础上进一步提炼，将美国学派经济思想的主要观点总结为生产率立国、贸易保护、国内市场、利益和谐、国民银行等五个方面，并指出美国学派的经济理论是“一种有关落后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大国如何实行经济赶超的经济学说”。^③事实上，美国学派在财富的定义上也不同于主流的古典经济学，有适合美国自身发展的独到之处，这一点往往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忽视。美国学派的经济学家认为国家财富与私人财富之间存在区别，国家发展和富强源于国家财富而非私人财富的增加。同时，他们指出国家财富产生于创新，而创新则来源于科学发明和工业技术改进，并且可以通过国家鼓励教育和政府对产业的政策支持等形式来得到发展。具体而言：第一代美国学派经济学家丹尼尔•雷蒙德认为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并不一致，甚至时常相反，故而国家财富与个人财富也存在区别，并且这种区别本质上是生产力与生产物之间的区别；同时，他还指出国家财富增加，可以来源于国家对国内经济的培育。^④约翰•雷（1905）则进一步指出国家财富的增加，必须有新财富的产生，因此国家致富的方式只能是创造，而财富的创造必须仰赖于创新与创新能力。威拉德•菲利普斯实际上延伸了约翰•雷的观点，他认为在工业技术改进和国家财富积累的过程中，政府的政策与立法支持是十分重要的。^⑤尔后的第二代美国学派经济学家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新观点。西蒙•帕滕在雷蒙德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政府开支于基础设施等的公共投资可以作为除劳动、土地和资本之外的第四种生产要素，这种投资具有降低整个经济的总体成本的能力，在税收上是“没有负担的”。^⑥帕申•史密斯高度重视教育对生产力（Productive Power，也即雷蒙德所指的国家财富）的促进作用，并强调教育不应局限于某一阶级或人群。^⑦

（二）1918年至1945年的美国制度主义学派

美国制度主义学派是20世纪初在美国本土发展起来的一个经济学流派，其代表性经济学家主要有索尔斯坦•凡勃仑、约翰•康芒斯、韦斯利•克莱尔•米契尔等。与美国学派类似，美国制度主义学派同样是一个在当下“正统”经济学说史中被刻意淡化的经济学流派。Yonay（1998）详细描述了20世纪初美国国内制度主义者与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之间的激烈竞争，并且指出美国制度主义是经济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美国经济界和政策界的影响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达到顶峰。^⑧霍奇逊对此的描述则更为直接，他写道：“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美国，‘老’制度主义居于支配地位。”^⑨Zhang和Xu（2011）发现，很多美国制度主义者甚至在罗斯福新政期间身居要职，因而直接影响了当时许多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⑩

美国制度主义学派的核心思想涉及制度、习惯、规则以及它们的演化。程恩富和伍山林（1998）总结了这一学派的基本观点，并指出：“早期制度主义强调时代的矛盾与冲突，对西方社会经济发展的批判精神和悲观情绪比较明显。他们认为思想滞后于变化中的现实，新古典经济理论拒绝对广阔文化环境中的经济行为进行多视角探讨，那种没有滞后的、漏洞的和摩擦的即抽象掉制度等人文因素的市场价格静态模型，并不能完好地复制现实世界，因而主张强调非市场因素（如制度、法律、历史、社会和伦理因素等）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他们也基本不同意经济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国家调节经济。”^⑪

（三）1945年至今的新古典经济理论

1945年以后在美国理论界占据主流的经济思想是广为人知的新古典经济学，该理论体系被当代西方经济学的研究者冠以“正统经济学”之名。新古典经济学最初的研究者大多数是英国人，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推动这一理论发展和完善的代表人物基本上是美国人或者在美国工作的经济学家，这种现象也被学者们称为经济学研究中心从英国转移到了美国。从经济学说发展史的角度来看，新古典经济理论是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继承和发展；从对古典学派思想的继承来看，新古典经济学与古典学派的核心要义保持高度一致，如理性人假设（人的自利经济行为）、“看不见的手”原理、低限度政府干预，以及古典学派提出的市场运行定律（萨伊定律、收益递减规律、货币数量论等）。^⑫同时，正是由于对古典主义核心要义和基本假设的坚持，最终使得新古典经济学走到了古典经济学同样的方向上，即提倡通过比较优势开展自由贸易和反对政府干预。

三、从短缺到过剩：美国经济现实与经济思想的两次转向

（一）第一次转向：战争、短缺与以生产力发展为核心的美国学派

美国优先发展制造业思想的提出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被誉为美国现代经济之父，他在1791年12月5日向美国国会提交了著名的《关于制造业的报告》。然而，这份报告在当时并未获得国会通过。这从侧面说明当时发展制造业并未在美国的国家层面引起重视。事实也确实如此，由于英国的重商主义政策有意识地对殖民地的工业发展加以控制，美国一直到独立战争以后才消除了这种限制，使得制造业能够正常发展，但制造业的规模仍十分有限。^⑭因为以英国为主的发达制造业在美国市场具有巨大竞争优势，并且不断挤压美国本土制造业的生存空间。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12年才产生变化。

1. 战争、禁运与新经济现实。由于英美之间长期积累的矛盾终于爆发，1812年6月18日，美国正式向英国宣战，双方的战争状态一直持续到1825年才结束。战争期间，英国对美国港口进行全方位封锁，从而彻底隔断了美国从欧洲获取商品，尤其是获取制造业产品的可能。但是，这却让美国制造业置之死地而后生，美国只能自己生产那些进口商品。正是出于这种进口替代的需求，美国制造业开始大量吸收原本投入到对外贸易中的商业资本，很多商人变成了制造商。^⑯1816年美国颁布了《1816年美国关税法》，宣告美国本土制造业蓬勃发展的新经济现实正式确立；同时，也使得保护性关税造就的这种新经济现实，开始进入美国各界有识之士的视野。

2. 美国学派的诞生：新经济现实带来新经济理论。1816−1848年间，美国关税普遍维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特别是在1828年的关税法令出台后，平均关税率远远超过50%。^⑰高企的关税给当时美国北方的制造业提供了强大的保护，本土的制造商们因此得以从市场中获得合意的利润，这最终促进了制造业本身的发展。高昂的关税还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那就是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幅增加。快速增加的财政收入意味着国家能力的实际提高。^⑱因为财政充裕，所以政府通过调整财政开支来干预经济的能力大大增强。最先观察到保护性关税所带来的这种新经济现实，并将美国的经济情况进行归纳和提炼的，正是第一代的美国学派经济学家们。他们在汉密尔顿的制造业发展思想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如何发挥政府作用以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最终形成了一套围绕保护主义政策与发挥政府作用而展开的新经济理论，并以此创立了美国学派。

3. 理论指导实践：南北战争后的美国学派。虽然新经济现象产生了与之对应的美国学派新经济理论，但是这一理论实际上在南北战争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只在美国的北部各州得到了重视和应用；而在新英格兰和美国南部，推行的仍是英国自由经济的“正统”学说。^⑲北方与南方的利益冲突，加之美国学派与英国古典学派之间的理论纷争，导致美国内部围绕关税问题的矛盾持续升级，“1960年时已经发展到十分尖锐的程度，即使不涉及到奴隶制度的问题，南部或许也会脱离联邦”。^⑳战争是对实力的最好检验。北方凭借长期以来不断完善的美国学派理论指导所形成的工业优势，最终于1865年战胜了南方。从经济理论的角度来看待战争结果，说明美国学派在美国国内全面压倒了古典经济学，成为主导美国发展理念的经济理论。

如果说美国内战让美国学派的理念主导了美国经济发展政策的制定，是美国学派的第一次胜利；那么，19世纪的最后30多年中，美国经济发生的几次大变化，可以认为是美国学派的第二次胜利。首先，以铁路为代表的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迅猛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形成；其次，工业化程度和工业实力迅速增强，促使美国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最后，对外贸易持续向好，出口增速超过进口，并且制成品占总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到1874年贸易收支已经转变为顺差，1889年开始制成品超过总出口的50%以上。^㉒

（二）第二次转向：过剩、经济霸权与1945年回归的自由贸易

1. 美国学派的理论缺陷与最终衰落。美国学派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理论过于乐观地看待了经济中的收入分配问题，从而低估了企业垄断所带来的危害性。他们认为，只要采取了保护主义政策阻挡进口商品的冲击，使得国内的消费者只能消费国内的商品；那么，资本家为了获得更多利润，就有动力通过提高工人工资来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构建一套工资与生产率之间的正反馈机制，这样就可以自发实现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利益和谐”，而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将带来消费品价格的下降，继而整个社会的福利都将得以提升。因此，他们对19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普遍出现的企业合并浪潮置若罔闻，从而没有正视迎面而来的工业托拉斯问题。然而，随着美国各大产业都开始出现垄断，美国消费者也逐渐发现，只要托拉斯还受到高关税的保护，贸易保护主义就不会带来产品价格的下降。因为这些行业托拉斯可以通过操纵经济权力来影响政治，进而以提高关税的形式来增加垄断利润，效果远比原先依靠提高生产率来降低单位成本的方式更为简单快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890年的“麦金利关税法”将平均进口税率提高至接近50%，成为南北战争以后关税达到的最高水平。可以说，这个时候的美国学派作为一种以保护性政策为手段而发展生产力的经济学说，已经名存实亡了。

失去了鼓励和发展生产力的“灵魂”以后，美国学派原本主张的高关税政策，实际上沦为了由美国托拉斯们驱使的“吸血鬼”。随之而来的是社会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美国的工薪阶层成了最大的受损者，而他们的反抗直接推动了1900−1917年间美国“进步运动”的爆发。在全社会的反垄断风潮中，原本就已经沦为垄断资本话语工具的美国学派，被愤怒的人们不加审视地扫入了历史的“垃圾堆”。

2. 制度主义的短暂主导与最终回归的自由贸易。美国学派退出历史舞台所留下的理论空白，引发了美国本土形成的制度主义与由英国重新引入的新古典主义之间的激烈竞争。在这一过程中，首先占据支配地位的是美国制度主义学派（“老”制度主义）。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出于对战后经济发展问题的理论及政策需求，沃尔顿•汉密尔顿在战争结束后的美国经济协会年会上，首次提出了“制度经济学”这一名词，宣告了由索尔斯坦•凡勃仑、约翰•康芒斯、韦斯利•克莱尔•米契尔等为代表的美国制度主义学派正式成立。由于迎合了美国对战争问题与战后和平问题的关注与讨论，制度主义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实际上成为美国大学中的经济学主导学派。^㉔

应该说，制度主义在美国相当长一段时间占据着主导地位，原因在于：一方面，美国当局期望通过制度、法律、规则等非经济手段，进一步解决美国学派遗留下来的垄断、贫富差距过大、社会需求不足等问题；另一方面，为了适应战争与战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经济问题，需要强化国家在经济中的地位与作用。遗憾的是，虽然制度主义在价格管制、产业调控、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失业保险、劳动津贴和社会安全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但是制度主义并不能有效解决美国在第二次大战中因战争需要不断扩张的工业产能，更不能解决美国在战后可能面临的因供给增长过快而产生的过剩问题。因此，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促使制度主义被新古典主义所取代。两次世界大战在世界经济层面上产生的结果，是美国在实际上确定了自身的全球经济霸权地位。对于这种经济霸权会对经济理论的发展带来何种影响，英国经济学家霍奇逊认为，“一个全球性的经济霸权可能会促使这样一个观点，即它权威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代表了对世界整体普遍使用的一般解决方法”，并且“对于一般性理论和解决方法的信心收到了确定的、主导的政治—经济权力的激励”。^㉕也就是说，具有全球性经济霸权的国家所采用的经济理论和政策，将在全球范围内产生影响力，受到其他国家的学习和模仿，并且这种学习和模仿的程度与霸权国在政治经济上相对权力的大小正相关。这也就意味着1945年以后的美国，可以利用这种经济霸权带来的优势和便利来解决自身经济发展的问题，而传承了古典主义思想的新古典经济学恰好是一种符合美国这样现实需求的经济理论。于是，这使得以往在美国难以立足的自由主义思想，陡然间获得了巨大的竞争力，从而让传承于英国的新古典学派经济学通过美国经济学家的完善和创新，在二战后形成了新古典综合派经济学，并且通过结合当时的数学建模和计量经济学的新风尚，进而取代了美国制度主义学派的位置，迅速占领了主流经济理论的高地。^㉖从此以后，美国的贸易政策彻底转向了自由贸易，并开始如同19世纪的英国一般，向全球推广比较优势理论与自由贸易政策。

3. 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核心竞争力的来源与影响。如果说19世纪美国学派思想是一门以生产为核心的经济学，那么二战以后重新占据主流的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就是一门以贸易为核心的经济学。后者的逻辑在于，它将经济学定位为一门使稀缺资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学科，认为要创造出更多的产品就需要更高的劳动生产率，而生产率的提高要求进行广泛的专业化分工，但各司其职的生产方式又只有依靠交换才可以持续，所以个人、行业、部门和国家间如何开展商业和贸易行为，就成为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中最为关注的环节。换言之，贸易理论特别是国际贸易理论，就是新古典主义经济理论的核心所在。那么，新古典主义的国际贸易理论为何能在二战后的美国产生如此强大的竞争力，甚至超越美国学派和制度主义学派理论呢？其实，答案就在于比较优势理论，或者说基于这种理论打造的国际贸易和分工新格局。因为只有这种理论才可以更好地回应美国维持自身经济权力相对优势的现实发展需要。占据新古典经济学核心的国际贸易理论，可以说就是在比较优势学说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萨缪尔森在其《经济学》教科书中将比较优势理论称为“经济学中最深刻的真理之一”，认为遵循比较优势的原则进行国际贸易，将对所有国家都有利，因此应该广泛采用自由贸易的政策。^㉗

但是，当下越来越多的从经济发展现实出发的经济学家开始怀疑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制定国际贸易政策的真实效果。他们通过各自的研究，均得出了一个与萨缪尔森截然相反但又高度一致的结果，即比较优势理论实质上是一种损害弱者而使强者获益的理论。其中，以赖纳特、张夏准和梅俊杰等学者的研究最具代表性。赖纳特（2013）认为：“比较优势理论实际上会将穷国锁定在贫穷的陷阱中，锁定在幼稚状态，专业化于贫困。”^㉘张夏准（2009）也认为“李嘉图的理论看起来只适合安于现状者，而不适合试图变革的国家”，同时他进一步指出由美国所领导的富国联盟推广自由贸易的手段和方式，是通过控制国际组织，如世界银行、IMF和WTO，利用他们的援助预算和国内市场准入作为胡萝卜，诱使发展中国家接受新自由主义政策。^㉙梅俊杰（2014）则进一步指出：“自由贸易论的要害是，它趋于迁就并强化现实分工格局，过于静态和盲目乐观地看问题，引导弱势方以来并不可靠的比较优势，最终使之固定在国际产业分工链的低端位置并因此流失机会和利益。”^㉚

基于抽象而简单的前提假设和精妙的数学逻辑论证，比较优势学说在作为新古典国际经济学的核心内容得以广泛传播的同时，还不知不觉地塑造出一套针对后发国家的“话语陷阱”。一旦后发国家在贸易过程中占据优势，就必然会陷入其中，被先发国家以理论话语进行指责和制裁，并最终形成一种后发国家对先发国家不对称开放的国际贸易局面，从而抵消后发国家的竞争优势，使其无法突破发展瓶颈成为高收入国家，导致产业长期停留于低端并“专业化”于贫困。

（三）启示：不同的经济现实造就并选择不同的经济理论

从长达200多年的漫长历史跨度来审视美国的两次经济理论转向，我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判断，即主流经济理论由它所面对的经济现实决定，或者说是不同的经济现实选择了不同的经济理论。这也印证了马克思的观点，即“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㉛从更为具体的角度来看，美国自1815年以来，经济现实的转变主要是由制造业发展的程度和水平来决定的。19世纪的美国制造业发展水平不高，经济现实的需要主要集中在提高制造业发展水平上，进而延伸到提高国家整体的劳动生产率上，此阶段经济理论最主要的使命是探索如何提高生产力。因此，产生于这一阶段的美国学派理论，可以说是一种发展生产的经济学。

经过将近100年的制造业繁荣发展，进入20世纪后美国经济面对的主要问题，已经由劳动生产率低、制造技术落后和工业品竞争力不足等转变为产品在国内的过剩问题。这种过剩主要产生于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表层原因是保护主义政策下的垄断导致国内实际工资下降，内需萎缩进而无力消化国内产能，这与美国学派经济理论的缺陷有关；另一方面，深层次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内在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美国制度主义学派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占据经济理论的主导地位，实际上是因为其理论内涵的国家调控的理念契合了美国调整生产关系以抑制国内过剩，以及适应战争时期特殊生产要求的需要。正如Zhang和Xu（2011）所指出的，是美国制度主义者在这一时期巩固和扩大了“进步运动”在经济领域的成果，同时他们其中许多人甚至在罗斯福新政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如被认为是罗斯福智囊之一的伊萨多尔•鲁宾就是一个十足的制度主义者。^㉜但制度主义学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美国国内的生产过剩问题，事实上从资本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史来看，没有一种理论学说可以从根本上消除这种过剩，最多只能在最大程度上将这种过剩转嫁出去。英国经济学家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理论就集中反映了这种思想，认为国内消费不足是发达国家转向帝国主义扩张道路的重要原因。^㉝

从经济学说发展史和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最适合于对外转嫁国内过剩产能的经济理论，莫过于古典主义经济学和与它一脉相承的新古典经济学，因为它们都是侧重交换的经济学。当年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而具有庞大生产能力的英国选择了古典学派经济理论，而借助第二次工业革命在20世纪后来居上，超越英国和德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并在二战以后拥有世界经济霸权的美国，为了解决庞大的国内工业产能过剩的问题，也就选择了新古典经济学。这两种经济学的核心都是建立在比较优势理论基础之上的自由贸易政策。这种理论和政策将美国置于国际分工产业链的最高端，在国际贸易中负责向世界提供工业制成品，并要求广大发展中国家只作为其工业制成品的消费者和工业原材料的提供者而存在，并以国际的需求来消除美国国内的工业产能过剩。对于美国国内的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而言，过剩的消解即是利润的产生，而国内资本持续获得利润和回报，就是此时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在，也是此时经济现实最重要的需求。因此，美国毫不迟疑地选择了新古典经济理论作为主流经济学，并利用经济霸权将这种国内的主流理论扩散至全球范围，成为20世纪乃至21世纪初现代经济学理论的代名词。

通过观察美国经济思想的演变历程，我们可以得出“经济现实创造和选择经济理论”的结论。这一事实，对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富有启发，如图1所示。中国的经济学家们应该清醒认识到，与美国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当代中国的经济现实在很多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别，也具有自身独特性。中国有些经济现象背后的制度、文化和社会背景，甚至是人类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因此，适应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经济现实的新古典经济理论或者其他流派的经济理论，必然无法完全适应与满足当代中国经济现实的要求。要完全满足中国经济发展现实的需要，只能如同当年第一代美国学派经济学家们一样，从发展的现实和现象出发，认真、全面、深刻、客观地总结中国伟大发展实践过程中的经验，大胆地对前人和同时期的各种经济思想进行分析、批判和吸收，最终总结并发展出中国自己的经济理论。

四、“美国经验”与构建中国经济学

（一）从美国学派和美国制度主义学派的理论中汲取大国崛起的智慧

当代中国经济学需要回答的问题是如何进一步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推动和促进实体经济健康稳定发展的同时，如何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经济面向世界。在这个方面，美国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的经济思想，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启发。因为从客观上来说，美国学派实际上是一种关于大国如何崛起的经济学，而美国制度学派继承了美国学派的一些特质，并在此基础上强调了制度、法律、文化等上层建筑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这一变迁符合中国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所以，相比于当前处于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美国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的演变历程对中国经济发展更富有启发，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和发展应该可以从中汲取智慧。

首先，美国学派的财富观值得借鉴。美国学派的财富观的最大特色在于将财富区分为国家财富与个人财富，并对这两种财富的概念分别从生产能力与产品数量两个角度进行了重新定义。同时，美国学派主张积累国家财富而非个人财富，这意味着它与古典经济学（基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的财富观之间形成了重大差异。^㉞中国改革开放最鲜明的特征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因此总结中国经济发展的实践经验，提炼中国经济学理论的目的，也是为了在未来的发展中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或者用美国学派的表述来说，就是创造和积累国家财富。由于中国学派与美国学派在经济理论的目的上表现出一致性，因此在建构和发展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我们完全可以借鉴美国学派的财富观（本质上是国家生产能力）。

其次，美国学派对制造业和发明创造的重视，支持了当代中国经济学建构过程中对强化实体经济和建设创新型社会的讨论。美国学派最鲜明的政策特征就是保护性高关税，但究其根源，这种政策的目标是为了保护幼稚工业的发展空间，因为它认为发展制造业本身可以带来生产力的进步，同时这种发展还可以产生协同效应，进而带动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整体性提高。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美国学派强调技术改进和发明创造的重要性，认为这是生产力发展的源头，国家财富源于创造（或创新）。这种理论观点对当下中国强调实体经济和建设创新型社会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

最后，美国学派和早期美国制度学派都反对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试图构建“适用于一切的理论”的做法，同时它们还都主张国家调节经济。美国学派从一开始就不同于19世纪英国建构在亚当•斯密与马尔萨斯的基础上略显悲观的经济理论，而是以一种乐观的态度看待美国经济的发展，并且在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产业政策和补贴，以及如何采用保护性关税政策等问题上建构了相关理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制度学派同样反对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认为经济学应就特定现象发展特定的和具体分析的理论，^㉟同时它还强调要重视国家在推动制度变迁中的作用。^㊱进一步分析和发展美国这两大学派的上述观点，有助于我们完善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关于国家主体性的一些论述。

（二）中国经济学应该重视国际经济理论的建构

比较新古典经济学与美国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这两种曾经的主流经济理论，它们的理论体系之间最大的差别实际上在于有无国际视野。换句话说，新古典经济学超越另外两种经济学成为主流的原因正是新古典的国际经济理论发展起来了。虽然从美国主流经济思想演变的历史细节来看，美国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看似是因为各自的理论缺陷，使得它们让出了美国主流经济理论的“宝座”。例如，美国学派的理论视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企业合并浪潮为工业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轻视了垄断对国内经济运行的危害，甚至为垄断企业辩护；而美国“老”制度主义经济学由于理论难以进行量化分析，无法适应当时经济学研究中出现的数学建模和计量经济学的新风尚，从而在技术上被看作是不精密、不科学，因而是低下的。^㊲但是，一旦将视野放大到美国经济发展阶段的高度来看待其主流经济理论的更替，就不一样了。美国学派的经济政策具有民族主义甚至孤立主义的倾向，很少向主动干预外部市场的方向进行思考；而制度学派则专注于非市场因素对经济的影响，其理论并没有涉及塑造外部经济环境的研究，故而“当美国替代英国成为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产业帝国之后，与这种帝国地位相匹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意识形态及其历史学家们就不得不遗忘美国经济思想史中无法支持的这种新正统的经济思想”。^㊳赖纳特（2013）也持类似的观点，他指出：“尽管在20世纪的前40年里，非李嘉图经济学在美国和欧洲大陆取得了绝对的支配地位，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数理化趋向和冷战思想的结合，却造成了李嘉图支配地位的复活。”^㊴因此，让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正统的，是美国获得世界经济的“支配”地位，以及20世纪40年代开始的冷战。前者意味着塑造外部环境的能力，后者代表着美国形成了调整外部经济结构的意愿。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冷战只是这种意愿的一部分，而另一部分则来源于国内生产过剩。

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正统”理论，实际上是因为其建构了一套体系完整的国际经济理论。而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以后，由于同时具备对外部经济环境进行塑造的能力和意愿，因此将其“捧上神坛”。以这种认识来观察中国，我们看到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具备了较强的经济实力，并且中国经济始终保持着中高速的增长速度，取得了一系列成就，这表明中国塑造外部经济环境的能力正在不断增强。同时，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同周边国家积极开展多边经贸合作，与之相关的中国外交也向主动作为和奋发有为转变，这都表明中国塑造外部经济环境的意愿与日俱增。特别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以后，美国高举保护主义的大旗，不断退出国际组织，中国主动站出来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可以说，中国当下塑造有利于自身发展外部环境的意愿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而更多的限制则来自理论上的准备不足。

美国经济发展和主流经济思想都呈现出的阶段性提醒我们，一套经济理论体系要长期保持活力，必须适应国家经济发展在不同阶段的理论需求，具备理论的时代性。透过美国经济思想演变的历程，我们也可以对中国经济学理论的丰富和发展进行如下阶段性的划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党的十八大以前这一阶段，中国经济学的发展状态对应着美国的美国学派，构建的理论主要也是服务于实现工业化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学处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生产转型升级的理论研究和构建阶段，类似于美国制度学派理论在美国占据主流的时期；在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以后，中国经济学将进入第三阶段，相对应的是美国新古典经济学主导时期，这一阶段经济学的重要任务是为中国走进世界舞台的中央和重塑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提供理论基础和行动指南，因此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应该重视国际理论问题。

把握好历史发展的脉搏，将中国经济学建构的范围从国内理论扩展到国际理论部分，在总结和提炼中国历史成功经验的同时，更好地面向未来开始中国特色国际经济理论的研究和探索，是确保中国经济学在未来始终具备时代性的关键，以避免美国学派和美国制度学派之弊。

（三）中国经济学的国际经济理论研究应跳出比较优势学说的框架

当代主流国际经济学的理论根基是比较优势学说，即李嘉图的比较成本理论与赫克歇尔和俄林的要素禀赋理论。美国从20世纪中叶开始推动的第二次全球化浪潮，正是基于这种国际经济理论来进行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布局的，这种理论和政策安排给二战后的美国带来了长期的经济繁荣。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美国所采用的这种国际经济理论并不适合中国，这是因为：一方面，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强国对弱国的剥削，与当前中国提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不符；另一方面，这种理论并非完全无害，因为这种过分自信与片面的自由贸易理论与政策实际上也给美国经济埋下了许多隐患，是导致美国走向衰落的重要因素。

先进的工业国（如英国与美国）选择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国际经济学，并转向具有掠夺性质的自由贸易政策，除了可以通过这一政策从欠发达国家赚取超额利润以外；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国内需求的增长赶不上产品供给与资本积累的增长，从而导致国内产品和资本走向全面过剩。具有孤立主义倾向的美国学派经济学家们，早就从美国南方种植园经济的农产品过剩中，观察到了过剩与自由贸易政策主张之间的关联。为了解决当时美国农产品过剩的状况，他们提出通过发展制造业、增加工业人口数量和占比的方式来消化多余的农产品，从而摆脱对自由贸易的依赖。尔后，他们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独特的“高工资理论”，指出只要维系工人的高工资水平，不仅可以使工人的生产率得到提高，使资本家的利润得到保障，更重要的是工人的高工资将相应地带来高需求，从而使得“高工资—高生产率”的正反馈循环得以持续，这样则有控制社会走向完全过剩的可能。然而，美国学派的这种设想低估了私人资本的贪婪，也未能预见到垄断将会产生的巨大危害。其实，高工资的生产方式并未在美国长时间地持续下去，反而在19世纪后期，垄断导致工薪阶层的实际工资不升反降。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有效需求的减少，全面过剩比正常情况下来得更快也更迅速。应该说，这是导致20世纪后美国爆发“进步运动”的重要原因，也是随后制度学派式微，而新古典经济学成为“正统”经济理论的原因。

不同于美国历史上的失败，中国完全可以在“高工资理论”的路径上走得更远，从而在塑造有利的外部经济环境的国际经济理论建构中，跳出比较优势理论的框架。这是因为中国在提高内需和控制生产过剩方面的条件和能力远胜于美国。一方面，在内需的提高上，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中国有大量资产（特别是优质资产）由国家掌握，因而可以以其庞大收益的一部分作为杠杆，再撬动一部分社会资源，同时结合政府的财政税收调控，使实际工资的增长速度得到有效提升，从而带动内需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在控制生产过剩的问题上，中国拥有较强的国家调控能力，能够主动推动经济结构和生产结构进行调整，通过优化产业布局来消除结构性过剩，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由结构性过剩带来的生产过剩对经济增长的压力。从中国巨大的市场内需和降低结构过剩的角度上来说，中国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因对外转嫁过剩产能而采用比较优势理论的动机并不强烈，所以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完全可以跳出西方国际经济理论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形成的范式，从新的角度去建构中国经济学的国际经济理论，这既能为中国在未来塑造有利外部经济环境的过程中提供理论指导，更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经济学理论支撑。

① 已故的北京大学原经济系系主任赵迺抟教授可能是国内最早对美国学派的经济学家和他们的经济思想进行了详细介绍的中国学者。他早在1948年出版的著作《欧美经济学史》中的美国经济思想部分，就以“国家发展时期经济思想”为名对其进行了一定篇幅的论述。但不幸的是，由于各种原因该书最初只在中国台湾出版，中国大陆一直到2007年才得以重新出版发行。详见赵迺抟：《欧美经济学史》，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第237—270页。

② 参见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87—293页。

③ 引自贾根良：《美国学派：推进美国经济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说》，《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

④ 参见Neill C P：Daniel Raymond，an early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eory in the United States，Johnson Reprint Corp，1973.

⑤ 参见Phillips W：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institutions，resources and cond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Hilliard，Gray，Little，and Wilkins，2010：196.

⑥ 参见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序言第13页。

⑦ 参见Smith E P：A manual of political economy，HC Baird Industrial Publisher，1872：175-177.

⑧ 参见Yonay Y P：The struggle over the soul of economics：Institutionalist and Neoclassical Economists in America between the Wars，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8：75-76.

⑨ 引自杰弗里•M•霍奇逊：《演化与制度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⑩ 参见Zhang L，Xu Y：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ists on the new deal：And why the mainstream literature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ignores this period in history，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2011.

⑪ 引自程恩富、伍山林：《西方制度经济学：传统与现代理论》，《财经研究》，1998年第4期。

⑫ 参见姚开建：《经济学说史（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77—278页。

⑬ 参见姚开建：《经济学说史（第三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367—369页、第492—499页。

⑭ 参见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上卷）》，王锟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191—193页。

⑮ 引自弗里德里希•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陈万煦译，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00页。

⑯ 参见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上卷）》，王锟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336、332页。

⑰ 参见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199页。

⑱ 王绍光和胡鞍钢（1993）认为吸取财政能力是国家能力中最重要的能力，是实现其他国家能力的基础。而所谓国家能力，则是为实现国家意志和完成国家任务而动员人力、物力、财力的能力。参见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序言第2页。

⑲ 参见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4页。

⑳ 引自福克纳：《美国经济史（上卷）》，王锟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421页

㉑ 参见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5页。

㉒ 参见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213—215页。

㉓ 参见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75页。

㉔ 参见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78—179页。

㉕ 参见杰弗里•M•霍奇逊：《经济学是如何忘记历史的》，高伟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01页。

㉖ 新古典经济学能够在美国如此迅速地生根发芽并推陈出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美国始终保留着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和传承，是新古典理论发展的沃土。自1826年库珀出版《政治经济学要义讲座》以来，美国的大学和学院就以宣扬自由贸易和李嘉图学说的学者为主流。美国学派创立于学术圈以外，哪怕是在19世纪中叶美国学派主导经济政策的日子里，能够取得大学教职的保护主义者也屈指可数（赫德森，2010）。同时，即便缺少政策影响力，学院派对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并未停滞，19世纪末克拉克提出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成为边际效用学派的重要经济学家，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就是一个明证。

㉗ 参见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9版）》，萧琛等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312、319页。

㉘ 引自埃里克•S•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陈国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36页。

㉙ 参见张夏准：《富国的伪善》，严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31页，序言第13页。

㉚ 引自梅俊杰：《自由贸易的神话》，新华出版社2014年版，第306页。

㉛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页。

㉜ 参见Zhang L，Xu Y：The influence of institutionalists on the new deal：And why the mainstream literature of the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 ignores this period in history，World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2011.

㉝ 参见霍布森：《帝国主义》，纪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导言第7页。

㉞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实际上将财富定义为“消费品的多寡”，认为可供消费的商品增加才是一国财富的增加。参见亚当•斯密：《国富论（全译本）》，谢宗霖、李华夏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6、341、343页。

㉟ 参见Hodgson G M：The Approach of Institutional Economics，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1998.

㊱ 参见程恩富、伍山林：《西方制度经济学：传统与现代理论》，《财经研究》，1998年第4期。

㊲ 参见杰弗里•M•霍奇逊：《演化与制度经济学现代文选：关键性概念》，贾根良等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页。

㊳ 引自迈克尔•赫德森：《保护主义：美国经济崛起的秘诀（1815-1914）》，贾根良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93页。

㊴ 参见埃里克•S•赖纳特：《富国为什么富，穷国为什么穷》，杨虎涛、陈国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