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构建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当下中国经济学界需要完成的时代答卷。经过学界的不懈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譬如，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该探索一条什么样的路径？如何从研究和教学两个层面推进经济学的中国化？如何处理好理论与实践、现实与历史的关系？如何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真正体现中国特色和中国风格？这些问题的解决对于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至关重要。其实早在民国时期，一批留学海外的归国经济学家曾致力于构建中国经济学。他们在构建中国经济学的过程中，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并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因此，回过头去检视民国经济学家的探索实践，对今天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有裨益。

留学美国的经济学家李权时把“中国经济学”称之为“国货”，“外国经济学”称之为“洋货”。他认为，中国经济学家要有“制造国货”的抱负。实现这个抱负，须分三步走，即“提倡国货的最初步是在乎仿造洋货，所以提倡国货教科书的最初步是在于翻译外国教科书。进一步则为自己监制或自己编述。再进一步则为自己能够精制以与洋货逐鹿于世界市场，或自己卓立一家以与世界学术界并驾齐驱”。^①在李权时看来，构建中国经济学不可能一蹴而就。首先要翻译外国经济学论著；然后是自己动手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撰写经济学著作和教材，实现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国化；最后才能提出与外国经济学说并驾齐驱的中国经济学说。民国时期，一批从海外留学归来的经济学家在上述三个方面筚路蓝缕，孜孜以求。对于留学生们的学术成就，孙大权（2006）、李翠莲（2009）、邹进文（2016）、程霖等（2018）做了较为客观的评价。邹进文（2016）指出：“中国近代留学生怀抱救国救民之志求学西方，他们既理解中国又了解西方，运用西方经济理论探索中国经济发展道路，试图创建‘中国经济学’，他们是经济学中国化、本土化的先驱。”那么，民国留学生们在中国经济学的构建上进行了哪些探索？取得了哪些成绩？又为当下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提供哪些有益的借鉴？学术界迄今尚无专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以“三步走”路径为主线，通过分析留学生们所发表的代表性文献，概括出民国留学生们在构建中国经济学上的三大贡献：翻译外国经济学论著，开启了中国人认识现代经济学的大门；推动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国化，使现代经济学在中国落地生根；从“国家经济学”和“世界主义经济学”两个层面创建中国经济学，为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最后，我们还对留学生们在构建中国经济学上留下的教训进行剖析，以启迪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构建。

本文的主要贡献是：（1）按照“先翻译外国经济学论著，后推进经济学研究和教学的中国化，再构建中国经济学”的“三步走”路径，对民国时期留学生们在构建中国经济学上的贡献进行了全景式阐述。（2）根据留学生们关于中国经济学的论述，把中国经济学区分为具有“国家经济学”特性的中国经济学和具有“世界主义经济学”特性的中国经济学，并以此为标准，进一步检视了民国时期留学生们在构建中国经济学上的成就及其影响。（3）总结了民国时期留学生们在构建中国经济学上的教训，为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若干启迪。

二、翻译外国经济学论著：广涉诸家学说

1776年，斯密所著《国富论》的出版，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产生。自此以后的100多年间，经过萨伊、李嘉图、西斯蒙第、马尔萨斯、西尼尔、穆勒、拉姆塞、琼斯、马歇尔等数代经济学家的努力，西方经济学逐步成为一个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学科体系。西方经济学蒸蒸日上之际，正是中国闭关锁国之时。闭关锁国使国人对西方经济理论茫然不知。鸦片战争之前，仅有个别传教士在中国零星地介绍西方经济理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学习西方的风气大开，一批学者和传教士致力于翻译外国经济学著作。但是，整个清末时期，翻译成中文的外国经济学论著很少。据胡寄窗估计，总共不过20部。进入民国以后，留学生数量激增，学习经济学的人也随之增多。据南伊利诺伊大学特雷斯考特（2007）的统计，中国近代约有1 600多名留学生学习经济学，获博士学位者多达355人。马寅初、何廉、方显廷、刘大钧是其中的佼佼者，被称为民国“四大经济学家”。

这些留学生在海外接受了系统的经济学教育，既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又通晓外国语言，在翻译外国经济学论著上具有优势，成为翻译外国经济学论著的主力军。在留学生们的推动下，民国时期的经济学译著急剧增加，1919—1949年共翻译出版了562部经济学论著，其中1927—1936年翻译出版了344部（胡寄窗，1984）。

留学生们对外国经济论著的翻译工作，具有两个显著特点：第一，从所涉及的学派来看，兼及百家，但以英法主流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体。自斯密之后的100多年间，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居于主流经济学地位，其体系完整、理论精深、逻辑严密、方法先进，主流经济学名著是从事经济学研究之人的必读文献。在留学生们的努力下，主流经济学经典名著逐渐被翻译出版。1928—1929年，王亚南相继翻译了斯密的《国富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穆勒的《经济学原理》；1931年，王亚南和郭大力共同翻译了《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②刘君穆于1932年了翻译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郑学稼于1934年翻译了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要》。德国历史学派是19世纪西方经济学界的一个重要流派，历史学派关于抵制发达国家自由经济政策渗透、实行贸易保护的政策主张对德国的崛起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从历史学派论著中寻求德国崛起的经验，一些留学生（特别是留德学生）致力于翻译历史学派著作。1925年，王开化翻译出版了李斯特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刘秉麟也于同年翻译了《李斯特经济学说与传记》；1936年，郑学稼和季子分别翻译了罗雪尔的《经济学历史方法论》和桑巴特的《现代资本主义》。20世纪20年代以后，出于信念和革命双重因素的驱动，一批留学苏联和日本的学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著的翻译，影响最大的是郭大力和王亚南积十年之功翻译的三卷本《资本论》。《资本论》中译本的出版，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论著的翻译和出版工作。1931年，李达和季陶达分别翻译了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础理论》和拉比土司的《政治经济学》；1933年，何思敬和潘怀素分别翻译了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布哈林的《转型期经济学》；1937年，张仲实翻译了列昂节夫的《政治经济学讲话》。

第二，从所涉及的领域来看，理论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均有所涉及，但以应用经济学为主。留学生们对理论经济学著作的翻译集中在斯密、李嘉图、萨伊、马克思、恩格斯、李斯特、马歇尔等大师的著作，对其他学者的理论著作则关注较少。对经济学方法论著作的翻译肇始于1913年，但整个民国时期，所翻译的方法论著作不过10部。而且，留学生们所翻译的著作集中在应用经济学领域，尤以各国国民经济发展、金融制度、银行经营、财政税收、统计、会计、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商业经济为主。这种状况是由民国时期经济学家的“经世致用”价值取向决定的。民国经济学界普遍存在重“问题”、轻“主义”的思想倾向。譬如，哥伦比亚大学博士马寅初认为：“现在中国所需的，是使国民明了国内经济的情形与当前经济问题的解决，而不是高深的理论。我们如果只研究理论，试问对于今日之中国，实际上有什么好处呢？”^③民国经济学界这种“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适应了当时的需要。但是，理论和方法决定着研究的深度和创新度，由于民国经济学界在理论著作的翻译上用力不多，没有紧跟国外步伐，这就导致中国的经济学研究大多停留在问题的一般阐述层面上，而有理论创见者不多，也就不利于中国经济学的创建。

三、推动经济学研究与教学的中国化：外国理论与中国实践相结合

（一）经济学研究中国化的探索

耶鲁大学博士何廉指出：“中国之经济研究，非仅明了经济学原理及国外之经济组织之制度……，贵在能洞澈本国之经济历史，考察本国之经济实况，融会贯通，互相比较，以为发展学术，改进事业之基础。能如是斯可谓之中国化的经济研究。”^④因此，运用外国经济理论研究中国经济历史，考察中国经济现状，就是经济学研究的中国化。当时，留学生们试图从两个方面推进经济学研究的中国化。

1. 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探寻问题的本质，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是留学生们探索经济学研究中国化的第一大贡献。留学生们在海外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把中国经济问题作为博士论文选题，从而产生了经济学研究中国化的第一批重要成果。据不完全统计，留学生们的博士论文有166篇以中国经济问题为选题，所涉及的主题如表1所示。

留学生们的博士论文选题与中国经济问题的重要程度呈正相关性。民国时期，中国需要解决的经济问题主要是币制整理、金融发展、财政制度构建、税收特别是关税自主制度构建、农村发展等。留学生们对这些问题倾注了极大的学术热情，研究中国货币金融、财政、关税和农业经济的博士论文总共99篇，占研究中国经济问题论文总数的59.6%。近代以降，中国逐渐沦落为世界市场的附庸，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留学生们对此也极为关注，撰写了14篇有关中国对外贸易问题的文章，占论文数的8.4%。中国于20世纪初兴起了兴办实业的高潮，中国的工业化问题和企业管理问题也成为留学生们的关注热点，产生了12篇论文，占论文总数的7.2%。留学生们还很关心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以及中外经济交往情况，撰写了10篇论文，占论文总数的6.1%。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的合作运动勃兴，合作社被视为是拯救农村的良方，留学生们对中国的信用、农业、工业合作开展了深入研究，撰写了8篇论文。近代中国的铁路史是一部列强对华经济侵略史，收回铁路利权、实现对铁路的自主经营管理成为近代中国人的一个梦想，留学生们就中国的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撰写了7篇博士论文。留学生们对区域经济的关注聚焦于满洲、新疆、汉口这三个地方，其中，研究满洲经济的有2篇论文，揭露日本对满洲经济的侵略本性，足见留学生们的爱国之情。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有2篇博士论文以中国人口问题为研究对象。

尽管留学生们的博士论文较为深入地探讨了中国问题，也提出了不少卓见，但受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的限制，其见解难以为政府所用。留学生们归国以后，在开展学术研究的同时，不遗余力地把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政府经济政策，把经济学研究的中国化推向一个新的高度。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是中国经济学社。该社由归国留学生于1923年发起成立，其宗旨是：提倡经济学之精深研究、讨论现代经济问题、编译各种经济书籍、赞助中国经济界之发展与改进。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经济学社的骨干社员如马寅初、刘大钧、何廉、贾士毅、吴鼎昌等相继进入政府部门工作，国民政府要员如宋子文、孔祥熙、孙科、邵元冲等人也相继加入中国经济学社（邹进文，2016）。经济学社在留学生与政府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通过这座桥梁，留学生们对国民政府的经济决策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应当首推20世纪30年代统制经济政策的确立。马寅初于1931年指出，“极端资本主义”和“极端共产主义”都不适用于中国，中国要“采行第三条途径，即一面作有计划之生产，一面保留私有制度”。^⑤马寅初的“第三条途径”就是实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或者说把私人资本主义纳入国家计划。刘大钧在1932年9月举行的中国经济学社第九届年会上指出：“我国处于今日世界潮流之中，一面受世界经济衰败之影响，一面又当国难临头，其经济政策应行国家化，固无疑义。”^⑥经济学家的统制经济主张甚合国民政府之意，1933年9月，宋子文利用出席世界经济大会之机赴美国考察经济政策，归国后，宋子文极力主张推行统制经济政策。1934年8月，中国经济学社第十一届年会在长沙举行，会议主题即为“中国施行统制经济政策之商榷”，与会经济学家围绕实行统制经济的必要性、统制经济的内涵与外延、由谁来实施统制经济政策、统制经济政策的实施范围等展开了热烈的讨论。1935年12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决定在全国实施统制经济政策。就这样，经济学家所提出的统制经济主张变成了国家经济政策。

2. 运用现代经济学分析范式、研究方法诠释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创造性地实现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向现代经济学科体系的转换，以西方人能接受的表达方式展示中国古代经济文明的独特魅力，推介中国经济史上的成功经济实践。自周朝以后，中国经济思想异彩纷呈，是世界经济文明中的一块瑰宝。有些留学生深入发掘中国经济思想文化，撰写了9篇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博士论文，向全世界传播中国经济文明。在这方面贡献最大的首推哥伦比亚大学陈焕章博士。他撰写的《孔门理财学》，就“含有昌明孔教以发挥中国文明之意识”。^⑦在这本书里，陈焕章运用现代西方经济学的理论、方法阐释孔子及其儒家学派在消费、生产、公共财产等方面的思想。

《孔门理财学》的核心内容包括三大部分。一是运用西方经济学消费理论分析孔门的欲望论、幸福论和奢俭论。陈焕章指出，孔门的礼教包含了欲望论，“礼之功用划分为两要点：其一，满足人之欲望；其二，控制人的欲望，此二者为礼之主要方面”。^⑧陈焕章认为，孔子的幸福论不是建立在财富多寡之上而是建立在自我满足感之上，富人和穷人只要“满足于他自己已得之份额”，就都可获得快乐。陈焕章还认为，孔子的消费观既不求奢也不尚俭，是“介于奢俭之间的中庸之道”。^⑨二是运用西方经济学的生产理论分析孔门的生产要素论、产业发展论。陈焕章认为，《大学》所言的“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包含劳动力、土地、资本等生产要素，这与西方经济学的生产要素论如出一辙。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土地适合于农业，所以历代总是把农业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尽管“孔子认为农业最为重要，但他并不认为人人均应务农，也不认为在农业以外，不存在任何生产性的劳动”，陈焕章认为孔子很重视工业，“来百工则财用足”，即“工业比农业能在更大程度上、更易于生产财富”，正因为如此，“孔子在治理天下国家事的九项原则中没有提到农业。商业仅仅增加既有财富的效用，而工业则制造新的财富。因此，孔子只将制造充裕财富的力量归于工业，这段阐述清楚地显示了孔子认为工业比农业、商业均更具重要性”。^⑩三是运用西方财政学理论阐释孔门的公共开支论和赋税原则论。古代中国没有财政预算制度，但这并不表明中国没有财政制度，孔教徒从长期的实践中提出了“量入为出的原则”，“该原则不仅适用于国家财政，也适用于私人财政”。^⑫夏商周三代的赋税制度内涵各异，夏朝的赋税制度被称之为“贡”，因为夏朝的民众自愿向政府缴纳赋税以作为礼物，故而赋税制度被称为“贡”；商朝的赋税制度被称之为“助”，民众认为纳税是为了帮助政府，政府对民众是一种依赖关系；周朝的赋税制度被称之为“彻”，意即抽取，政府对土地进行全面估价，强制向民众征税。孔子出于对民众利益的关注，他认为要按照“助”的原则确立赋税制度，“政府向民众征税，没有固定的征税数量要求，民众向政府纳税，则根据其每年的情形而定，这与每年重新制定预算的现代预算制度有着同样的原则，简言之，‘助’之赋税制度符合支付能力课税理论”。^⑬

《孔门理财学》是“中国人第一次以西方语言向世界全面展示中国古代儒学思想的重要著作”，该书被日本学者称之为是“东方经济学”的开端（小野进，2010）。该书甫一问世，就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威斯康星大学教授罗斯（Ross，1912）认为《孔门理财学》是“西方学术训练与儒家学术的完美结合，……将打开西方人的眼界使其注意到中国思想以及中国人丰富经验的价值所在”。^⑭《孔门理财学》还对美国罗斯福新政产生了直接影响，书中详细介绍了中国古代的“平粜”制度，1933年华勒斯（时任美国农业部长）按照中国的“平粜”制度思想制订并颁布了《农业调节法案》，这一法案“是罗斯福实施新政的主要措施，也就是‘平粜法’这个中国制度在美国具体化的一个案例”。^⑮这是中国传统经济文明对世界经济的一大突出贡献。

（二）经济学教学中国化的探索

1. 把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成果融入到经济学教材之中，编撰体现中国实际的经济学教材，是归国留学生在探索经济学教学中国化上的一大贡献。民国时期，中国大学的经济学教育勃兴，但各大学缺乏自编的经济学教材，于是，不得不原版引进欧美大学经济学教材，但外文教材的“内容几乎完全是西方国家的状况，特别是美国状况的材料”，一些授课的教授“能够胜任讲演美国的都市财政，然而他们之中很少有人对于中国的一个县政府的财政略知一二”，这就导致“通过课堂讲授传播给学生的知识总是与一个外国普遍状况有关，很少涉及中国的现实生活”，学习外国教材的中国大学毕业生“看不懂中文报刊的金融版面，因为他对所引用的商业社会的专门术语不熟悉”。^⑯

20世纪20年代后期，京、津、沪等地的归国留学生联合起来，编撰以中国经济素材为基础的经济学教材，“将中国的材料与学科内容融合在一起并且利用本国的素材来解释所学的原理，这样来使我们的教学‘中国化’”，而且要努力使“每门课程都‘中国化’，以适应中国经济生活和经济组织的实际情况”。^⑱何廉领导下的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在编撰“中国化”经济学教材上成绩显著。民国初年，大学经济系的财政学课程使用的教材是美国经济学家卢茨（Lutz）编著的《财政学》，教学参考资料是塞利格曼（Seligman）的《租税文集》，这两本书探讨和描述的都是美国的财政状况，没有涉及中国的财政状况。何廉在讲授财政学课程时，广泛地搜集中国财政素材作为教学资料，把西方财政理论与中国财政实践有机结合于教学之中。比如，在讲授公共支出的职能分配时，何廉利用各种途径从北洋政府财政总长那里收集到中国政府的财政支出资料，并根据这些资料撰写了中国支出的职能分配；在讲授公债理论时，何廉发现中国的内债和外债数额是秘而不宣的，为此，他专门拜访政府主管内外债事务的相关人士，得到了各种没有被利用的统计报告。经过三年的努力，何廉和李锐合著的《财政学》在上海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本教材问世以后，社会反响很大，到1947年共出版了9版，“其特点是在内容上包括财政理论、财政制度和财政实务，在研究方法上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中国和西方的比较。阅读以后能给人提供比较广博的财政学方面的知识。它对于研究中国和欧美的财政制度和思想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⑲王亚南在编撰“中国化”经济学教材上的贡献也很突出。1940年，王亚南在中山大学讲授高等经济学，选用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作为教材。在教学中，王亚南发现，因李嘉图的理论与中国实际相隔太远，大多数中国学生无法理解李嘉图经济学说。后来，王亚南尝试把中国实际与李嘉图学说结合起来，学生的学习兴趣大为提高。受此启发，王亚南决定运用马克思经济学说来解释中国经济实践，“努力创建一种专为中国人攻读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有利于中国人民阅读，特别会引起中国人的兴趣，特别能指出中国社会经济改造途径的经济理论教程”。^⑳这本理论教程就是饮誉海内外的《中国经济原论》。

2. 把学术研究融入到经济学教学之中，通过“寓研于教”的方式引导更多的青年学生从事中国经济问题研究，是归国留学生在探索经济学教学中国化上的另一大贡献。民国初年，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话语权掌握在外国人手中，而非中国人手中。当时中国国内出版的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著作大多是出自外国学者之手，如莫尔斯（Morse）的《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卡恩（Kann）的《中国的货币》、甘布尔（Gamble）的《北京：社会概括》、托尼（Tawney）的《中国的土地与劳动》等。部分留学生归国以后，投身于教育事业，培养了大量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学者。南开大学在这方面是佼佼者。何廉于1926年归国，受聘于南开大学，任商学院和经济学院院长。在校长张伯苓的支持下，何廉组建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研究私人机构−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南开经济研究所的前身），他自费从美国购买了加法机、计算机，以及制表、作图的仪器，把自己的住宅开辟为研究委员会成员的工作场地。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的研究目的很明确，“是要获得中国经济的实际知识”。在这种使命的驱使下，从1926年起，何廉和方显廷（1929 年入职南开大学）带领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师生一共编撰了18种指数。1935年，南开大学把这些指数汇编成《南开指数》。指数编制工作一直延续到1952年，即使在抗战时期也没有中断（易仲芳，2013）。南开师生所编撰的各种指数，是运用西方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典范，不仅在当时具有很高的现实价值和学术价值，时至今日，仍是我们理解民国时期经济生活的重要史料。

南京国民政府上台以后，在国内开展大规模的工业建设。那么，在落后的农业国如何开展工业建设？经济学界必须从理论和实际两个层面对这个问题做出回答。留学归国的经济学家们利用所学的理论及其在欧美的广泛见闻，积极开展中国工业化问题研究。南开大学于1929年拟订了一个研究中国工业的计划。在何廉和方显廷的带领下，南开师生对棉纺、缫丝、地毯、针织、面粉、制鞋等工业部门进行了系统的研究。20世纪30年代，中国农村问题非常突出，南开师生“把实际考察的重点转移到乡村经济情况”，研究对象“涉及华北地区的农业经济（特别是土地所有权、农业信贷与市场以及合作事业）、乡村工业以及地方行政与财政”。^㉑南开师生的研究选题与现实经济问题紧紧相扣，凸显了当时学者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热情与责任心。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以这种“寓研于教”的方式，培养了一大批著名的经济学者，代表性人物有陶大镛、宋则行、陈振汉、宋承先、赵靖、聂宝璋、姚念庆、李锐等。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新中国的经济学学术中坚，为新中国的经济学科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清末民初，国内熟练掌握现代经济学的人很少，至于能娴熟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人则更是凤毛麟角。但是，这种状况因留学生们的努力而有所改变。留学生们运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国经济，根据中国经济实际编撰中国版经济学教材，开启了经济学研究和教学中国化的大门，并取得了较大成绩。但是，由于“国内形势一片混乱以及财政的困难，还有经济上的不稳定都使教授们特别不能把时间花在研究上，这些都有碍中国个人取得成果”（何廉，2012）。财政困难，使学校和研究所难以为教授们提供基本的研究条件。何廉就职于南开后，不得不自费购买计算机、作图仪器。教授们收入微薄，为了生计不得不四处奔波，难以集中精力对中国经济问题和教学问题开展深入的钻研。^㉓经济学教学的中国化，集中在少数名校和少数名师上，大多数的高校和经济学教师都只是有心而无能，因此真正能体现中国实际的经济学课程少之又少。

四、创建中国经济学：特殊性与普适性并举

（一）什么是中国经济学

其实，留学生们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解并不一致，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学是中国人站在自身立场研究中国问题的经济学。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经济学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一是研究者是中国人，二是研究立场是中国人立场，三是研究内容是中国经济问题。1933年，陈豹隐提出，经济学家要以“中国人的资格”，从“中国人的立场”出发，“研究中国经济学说与外国经济说之间的区别和关联”。^㉔20世纪40年代，王亚南对“中国经济学”的内涵进行了阐述，他也认为中国经济学家必须“站在中国人立场来研究经济学”，“中国人从事这种研究的出发点和要求，是与欧美大部分经济学者乃至日本经济学者不同的，他们依据各自社会实况与要求，所得出的结论，或者所矫造的结论，不但不能应用到我们的现实经济上，甚至是妨碍我们理解世界经济乃至中国经济之特质的障碍”。^㉕第二种理解是，中国经济学是中国人创造的经济学。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经济学只须满足一个条件，即研究者是中国人，对研究立场和研究内容并不加以特别强调。李权时所理解的中国经济学，就是由中国人所创建的卓立于世界学术界的一家之言。方显廷（1947）也认为，中国经济学就是“在理论上自成体系”的经济学。

李斯特（1983）曾把经济学划分为“私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其中，“社会经济学”又包括“世界主义经济学”和“国家经济学”。李斯特（1983）认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是“世界主义经济学”，它研究的是经济的一般现象，不顾及各个国家的特性。“国家经济学”是研究特定国家生产力发展的经济学，他们所要构建的就是专门研究德国经济发展的“国家经济学”。用李斯特的标准来审视上述两种观点，不难发现：第一种观点，既强调中国经济学的理论原创性也突出民族性，据此创建的中国经济学，具有鲜明的“国家经济学”特征；第二种观点，更多地强调理论原创性，尽管重视中国问题的研究，但对民族性没有进行过多的强调，据此建立的中国经济学，更具“世界主义经济学”特征。

（二）用什么方法构建中国经济学

19世纪后期，主流经济学和历史学派曾就经济学研究方法展开了长达30多年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经济学到底是从历史中归纳出来还是通过假设演绎得出来的。主流经济学家认为，经济学与数学一样，是一门逻辑严密的科学，只能以假设为基础，通过以模型分析为特征的纯粹演绎推理来得出结论（熊彼特，1992）。历史学派则将历史归纳法视为经济学的唯一研究方法，而认为演绎经济学是脱离实际的空洞议论（高德步，1998）。在历史学派看来，经济史是经济理论的根源；但在主流经济学家眼中，经济史只是实证经济理论的材料。马克思研究经济学，综合使用归纳法和演绎法。他既从英国历史和现实中归纳出一般经济学结论，又把一般结论放到历史中去接受验证。正因为如此，恩格斯说，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㉖

创建中国经济学，需要运用什么方法呢？这取决于留学生们对中国经济学的理解。如果要创建具有“国家经济学”特性的中国经济学，那么，在方法论上必须以历史归纳法为主；如果要创建具有“世界主义经济学”特性的中国经济学，那么，在方法论上必须以主流经济学的假设演绎法为主。民国经济学界对于使用何种方法创建中国经济学也深受当时主流经济学和历史学派的影响。一些留学生主张从中国经济历史和现状中归纳出中国经济学。王亚南认为，经济史是经济学的“根”，中国经济学“最先就得从一般经济史学中体验出来”，只有具备了历史体验，“才不致把中国经济看成完全可以由自己的意向去矫造，去化装的东西”。只有搞清楚“中国社会经济史实与史的发展法则”，才能说明“中国经济上许多想不到或者想不透的事象”。^㉗在留学生中，有一部分人则擅长主流经济学的演绎法，马寅初和李权时是运用演绎法研究经济学的代表人物，“此派常以经济学之原理与原则，以解析我国之经济现象”。^㉙事实上，擅长演绎法的人远不止马寅初和李权时，张培刚、林霖、刘大中、刘大钧都是杰出代表。有志于创建中国经济学的留学生，运用自己擅长的方法，孜孜以求，在创建中国经济学道路上筚路蓝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三）中国经济学的代表性成果

1. 具有“国家经济学”特征的中国经济学的代表性成果。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和张闻天在这方面的成绩颇具代表性。

王亚南是留学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认为，经济学理论具有一般性，但各国的经济实践具有特殊性，当运用一般性经济理论分析一国的特殊经济实践时，体现一国特殊性的国家经济学就产生了。他曾说道：“在理论上，经济学在各国尽管只有一个，而在应用上，经济学对于任何国家，却都不是一样。我是在这个前提认识下，提出‘中国经济学’这个名称的。”^㉚基于这种认识，王亚南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关于商品、价值、货币、地租、工资、利息、利润的一般理论，分析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最终成书《中国经济原论》（以下简称《原论》）。《原论》最突出的理论创新在于，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的特殊性。譬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主要表现为产业资本，因此《资本论》所研究的资本运动，是以产业资本为核心的资本运动。但在近代中国，产业资本发育不充分，商业资本是主要形态。《原论》所研究的资本运动是以商业资本为核心的资本运动，带有浓厚的前资本主义性质。由于中国社会的资本形态不同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原论》所揭示的商品、货币、资本、利息、利润、工资、地租的形态与《资本论》所揭示的形态有显著区别。正因为《原论》一书体现了中国经济的特殊性，王亚南认为，“《中国经济原论》一书，像很够资格题称为‘中国经济学’，但毕竟为了科学的慎重起见，觉得仍不妨避名就实的用《中国经济原论》这个词语来代替‘学’好。”^㉛从这里可以看出，王亚南原意是把《中国经济原论》命名为《中国经济学》，为慎重起见才没有取“中国经济学”之名。学术界对《中国经济原论》的评价甚高，胡寄窗（1984）认为《中国经济原论》“大概……就是他自己所设想‘中国经济学’的初步尝试”。^㉜

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结合近代中国国情创建了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由三大部分组成，即“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改造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的理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理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向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过渡的理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理论是核心部分（苏少之和赵德馨，1994）。留学苏联的张闻天对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理论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放战争后期，东北地区的经济构成具有典型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特征，张闻天以“马列主义的立场和方法”深入研究东北经济，撰写了一系列文章，最具代表性的是1948年写成的《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在这篇文章中，张闻天提出新民主主义经济由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五种经济形态构成，并指出了五种经济形态的地位、性质和发展方向（张闻天，1995）。张闻天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理论被党中央和毛泽东所吸收，经过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充分讨论，用“个体经济”取代“小商品经济”，最终形成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形态理论，并写入《共同纲领》，即“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加上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加上国家和私人合作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人民共和国的几种主要经济成分，这些就构成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形态”。^㉞新民主主义经济理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发展，也是对人类经济思想发展历程中的新贡献”。^㉟

2. 具有“世界主义经济学”特征的中国经济学的代表性成果。20世纪上半叶，国际经济学界异常活跃，各种理论“争奇斗艳”，在这个过程中，熟谙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留学生们主动融入这一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大潮中，为世界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中国贡献。

民国时期留学生对世界经济学的贡献应当首推张培刚、方显廷等人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20世纪40年代之后，欧美经济学家才开始关注落后农业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问题；而早在20世纪20年代末期，中国就有学者致力于农业国家工业化问题的研究。“1928年北伐成功之后，中国进入到国家重建的新阶段，并且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到工农业发展方面。学术讨论围绕着一个农业为主的国家开始工业化的问题”，何廉、方显廷等归国留学生率先在南开大学组建专门研究中国工业化的学术团队，“以天津地区为专门考察对象，研究中国工业化程度及其影响”。^㊱方显廷于20世纪30年代撰写了数十种关于中国工业化的论著，主要有《中国工业化之程度及其影响》《China’s Industrialization:A Statistical Survey》《中国之棉纺织工业》《中国工业资本问题》《天津地毯工业》等。方显廷关于中国工业化的研究得到了国际经济学界的高度认可，美国经济学家特雷斯科特（2002）把方显廷视为“发展经济学产生之前的发展经济学家”。^㊲20世纪40年代，以张培刚为代表的一批中国经济学家致力于工业化的研究，他们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张培刚于1945年在哈佛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题为《农业与工业化》，该文通过发掘中、美、英、德、法、日、苏等国文献资料，运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哈伯勒的投入产出理论、里昂惕夫的工业化理论，对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工业化对农业生产的影响、工业化对农场劳动的影响、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的资本流动、工业国与农业国之间的贸易、中国的工业化等做了深入研究。该文提出了诸多创新性观点，如对“工业化”的定义。刘易斯、钱纳里、库茨涅茨等人把工业看作是农业的替代产业，把工业化简单地看作是工业产值比重和就业人口比重不断上升，农业产值比重和就业人口比重不断下降的过程。换言之，如果一个国家工业部门的产值和就业人口占据了优势，这个国家就实现了工业化。张培刚认为这个定义不符合实际。他提出，工业化是“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整个社会”；他还指出，工业化“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这个全新的定义，“能够防止和克服那些惯常把‘工业化’理解为只是单纯地发展制造工业，而不顾及甚至牺牲农业的观点和做法的片面性”。^㊴这篇文章曾获得过哈佛大学威尔士论文奖，迄今仍是发展经济学领域的经典文献。2009年哈佛大学出版社总编辑迈克尔•费希尔在致华中科技大学校长李培根先生的信中说：“哈佛大学出版社很荣幸于1949年在《哈佛经济研究》系列丛书中出版了此著作。张教授的著作是该系列丛书中最具影响力的巨著之一，此书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之作。哈佛大学出版社发表如此具有深远与持久影响力著作的机会屈指可数。”^㊶

另外，一些留学生对某个专题的研究，因具有原创性而发展了现代经济学理论。如俄亥俄州立大学林霖博士，1937年3月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表《定期存款是货币吗？》，提出并论证了定期存款是货币的观点。这个观点被世界经济学界所接受，成为现代货币金融学的一个重要理论观点（Lin，1937）。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刘大中博士，在计量经济学领域颇有建树，他是唯一一个被《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收录的华裔经济学家。该辞典认为，刘大中所提出的“识别不足和结构估计”方法，“对现代宏观经济模型化的批判具有广泛的影响，并促使以只包括若干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相当简单的自回归系统，代替大规模的模型”。^㊹

胡寄窗先生（1984）认为，留学生们的研究“对西洋经济学界来说都是以往未有的新课题……，对于国内而言，即使还不是家喻户晓的常识，至少总不是理论上的创见，不值得纳入中国经济思想的史的论述之中”。^㊺这个评价恐怕有失偏颇。首先，留学生们研究的币制整理、外汇市场、关税制度、农业合作、中国经济文明等主题，并非家喻户晓的常识。其次，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经济学发展洪流中，中国经济学家并非舞台下的观众，而是舞台上的演员，有些还是“一线演员”。中国经济学家在某些领域所做的开拓性研究，为世界经济学的发展做出了中国贡献；当然，在众多留学生中，像张培刚等人一样致力于理论创新的毕竟是极少数。因此，对于留学生们在创建中国经济学上的成绩，不应低估，也不可高看。

五、结论与启示

民国时期，留学生们提出并践履了构建中国经济学的“三步走”路径。第一步是基础，第二步是中介目标，第三步是终极目标。在强烈的理论自觉驱使下，留学生们较为出色地完成了第一步和第二步目标；但在第三步上，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受制于当时的条件，未能实现预期目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局呢？第一，当时并不具备构建中国经济学的实践条件。经济学是以实践为基础的科学，没有成功的经济实践，不可能产生成功的经济学。正如王亚南（2014）所指出的：“（政治经济学）是以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为探究对象，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半封建国家……，当然没有产生政治经济学的可能。”^㊻由于民国时期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落后，据麦迪森的估算，1929—1949年世界GDP增长了45.4%，但中国GDP却减少了11.6%，中国GDP占世界GDP的比重由10.3%下降到6.25%（赵德馨，2003），因此在此基础上构建的具有“国家经济学”特性的中国经济学，难以得到国际上的广泛认可。第二，没有形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研究团队。世界经济思想史表明，靠单个人的力量，难以形成一个学派，只有团队力量才能形成学派。中国经济学家最早研究发展经济学，但这种研究是小作坊式的研究，没有形成强大的研究团队，最终未能形成中国的“发展经济学学派”，这就制约了具有“世界主义经济学”特性的中国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第三，留学生自身存在诸多不足。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过分强调应用经济学研究，而忽视理论研究，导致所创建的中国经济学普遍缺乏理论深度，只能算是经济学研究中国化的成果；二是过分关注现实，没有下大力气深挖中国经济历史及蕴含在其中的经济文明，对中国经济运行的独特规律认识不深，导致所创建的中国经济学普遍缺乏历史厚度，对中国经济实践的指导作用不强；三是某些经济学家的学风欠严谨，理想谈得多，口号喊了不少，但在研究过程中，用功并不勤。譬如，李权时是民国经济学家中的佼佼者，他胸怀创立“卓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的经济学”的抱负，但他自己的研究并不严谨，其所著的《财政学》，自称到了“第三期”（即卓立于世界的地步），但实际上，他的著作只是一些外国理论与中国实际的拼凑，并无很多创见。

民国时期留学生们在构建中国经济学上的努力，为当前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提供了如下启迪：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建设的实践经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底色。“中国故事”讲得越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就越有价值。讲透“中国故事”，必须立足于现实，但又不能止步于现实，还应深入挖掘现实的历史“根性”。只有深刻地把握了历史与现实的内在逻辑关系，才能探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才能充分凸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和“中国风格”。第二，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形成一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目前，主要是部分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学者在承担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任务，而从事应用经济学、西方经济学、经济史学研究的学者还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导致难以形成一个学派。因此，中国经济学界必须打破目前的狭隘格局，通过大整合形成联合攻关的大格局。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更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史上的新的里程碑，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能停驻于运用经济学理论解释中国实践的层面，而必须上升到从中国实践中抽象出一般化、规律化、系统化理论学说的层面。当然，形成一种新的理论，绝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几代中国经济学人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导，增强理论自觉，沉下心去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理论，俯下身段去研究中国经济的运行实践，回过头去追溯现实经济的历史根脉。因此，中国经济学界必须加强学风建设，克服急于求成、重数量而轻质量的毛病。

① 引自李权时：《经济学原理》（自序），上海民智出版社1929年版，第2页。

② 郭大力先后求学于厦门大学和大夏大学，没有出国留学经历。

③ 引自马寅初：《马寅初全集》（第9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23页。

④ 引自南开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经济研究周刊》（发刊词），1930年第1期。

⑤ 引自马寅初：《马寅初全集》（第9卷），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76页。

⑥ 引自刘大钧：《世界经济潮流与我国国难》，《经济学季刊》，1933年第4期。

⑦ 引自陈焕章：《孔门理财学》，翟玉忠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2页。

⑧ 引自陈焕章：《孔门理财学》，韩华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23页。

⑨ 引自陈焕章：《孔门理财学》，韩华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53页。

⑩ 引自陈焕章：《孔门理财学》，韩华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52页。

⑪ 引自陈焕章：《孔门理财学》，韩华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91页。

⑫ 引自陈焕章：《孔门理财学》，韩华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88页。

⑬ 引自陈焕章：《孔门理财学》，韩华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396页。

⑭ 引自Ross E A：Review：The economic principles of confucius and his school，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12.

⑮ 引自陈焕章：《孔门理财学》，韩华译，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页。

⑯ 引自何廉：《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48—49页。

⑰ 引自何廉：《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50页。

⑱ 引自何廉：《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51页。

⑲ 引自邹进文：《民国财政思想史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32页。

⑳ 引自王亚南：《王亚南文集》（第1卷），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5页。

㉑ 引自何廉：《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68页。

㉒ 引自何廉：《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

㉓ 如李权时为了生计，同时兼任多所大学教授，每周奔波于沪宁之间。他发表了数百篇论文，但精品很少，大多为粗制滥造的应景之作。李权时是著名经济学家，他的研究尚且如此，由此可见民国时期的总体经济学研究水平并不高。

㉔ 引自陈豹隐：《经济学讲话》（上），北平好望书店1933年版，第231页。

㉕ 引自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11—412页。

㉖ 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7页。

㉗ 引自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20页。

㉘ 引自马哲民：《〈中国经济学〉导言》，《大学月刊》1942年第11期。

㉙ 引自朱通九：《近代我国经济学进展之趋势》，《财政评论》，1941年第3期。

㉚ 引自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20页。

㉛ 引自王亚南：《王亚南文集》（第3卷），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90页。

㉜ 引自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43页。

㉝ 引自陈克俭、罗郁聪：《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与中国经济学》，《当代经济研究》2001年第3期。

㉞ 引自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3页。

㉟ 引自苏少之、赵德馨：《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学说的理论地位》，《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

㊱ 引自何廉：《何廉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39、66页。

㊲ 引自Trescott P B: H.D. Fong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2002.

㊳ 20世纪40年代，中国有一批经济学家致力于落后国家工业化问题的研究，如吴元黎的《资本形成与经济秩序：一个关于贫困国家案例的研究》、刘大钧的《工业化与中国工业建设》、谷春帆的《中国工业化通论》、伍启元的《中国工业建设的资本与人才问题》、刘鸿万的《工业化与中国人口问题》，等等，这些学者对发展经济学的发展均做出了贡献。

㊴ 引自张培刚：《农业与工业化》，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5、4页。

㊵ 此奖为诺贝尔经济学奖设立前世界上的最高经济学奖，张培刚是迄今唯一一个获得此奖的中国经济学家，与张培刚同时获得此奖的是萨缪尔森，萨缪尔森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㊶ 引自张培刚发展经济学研究基金会：《发展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第一、二届张培刚奖颁奖典礼暨学术论坛文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5页。

㊷ 引自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第470页。

㊸ 引自Chatfield M，Angermeersch R：The history of accouting：An International Encylopedia，Routledge，1996：283.

㊹ 引自约翰·伊特韦尔等：《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第3卷），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36页。

㊺ 引自胡寄窗：《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20—421页。

㊻ 引自王亚南：《中国经济原论》，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8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