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是2017年10月顺利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所提出的重要内容，更进一步明确了党和人民未来的奋斗目标。除了中国，世界其他国家也会把提升国民幸福作为目标。20世纪70年代，不丹国王率先以物质和精神的富有来衡量国家经济发展，并提出“国民幸福总值”（GNH）概念，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也一度追捧“幸福治国”。从世界范围来看，为人民谋幸福的普遍性也恰恰说明了它的重要性，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治国理念。“让人民生活地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中国梦”、“幸福梦”和“命运共同体”等政策倡议中都包含了对幸福的呼吁与追求，也说明我们正在逐渐步入政府目标与国民目标高度一致的新时代。

在这个欣欣向荣的时代，让人民幸福变得格外迫切与重要。这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课题，即从什么方面给予人民幸福，如何给予人民幸福。本文从生活中主要领域满意度视角，研究了居民幸福感的一生趋势以及在人生不同阶段的主要影响因素。我们选取了生活中健康、家庭、经济、工作和社会环境这五大领域。本文的研究结果将为如何为人民谋幸福提供正解，为相关政策的制定和完善提供参考依据。从人民迫切需求的角度给予人民幸福，有利于大大提升个人活动和政府政策的有效性，提高工作效率，进而提升居民幸福感。

从生活中主要领域满意度视角研究居民幸福感并不少见。Easterlin（2006）认为，个人整体幸福感取决于其生活中的各个主要领域。目前对主要领域的划分还处在不断研究阶段，普遍认可的影响个人整体幸福感的主要有健康、家庭、经济和工作四大领域。根据我国国情和马斯洛需求理论的发展方向，社会环境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日益凸显，成为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在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①政府重视为广大人民群众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人民群众也重视社会环境对个人生活的影响。这有利于实现人民幸福梦，从而为最终实现中国梦保驾护航。除了关注健康、家庭、经济和工作四大领域外，本文将社会环境因素也纳入其中，研究五大主要领域满意度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研究各领域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体现了经济学研究关注的客观目标与心理学研究关注的预期目标之间的高度融合。本文创新性地研究了各领域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边际效应及其动态变化，对不同年龄阶段各领域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主次进行排序，从而为如何有效地为人民谋幸福提供政策建议。

二、文献综述

“幸福”课题的研究源自社会学和心理学，随后Easterlin（1974）的研究逐渐被经济学家所关注并展开深入研究。目前，关于幸福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心理学和经济学两大领域，但两者存在一些本质的差异。经济学研究普遍认为幸福感取决于客观因素，这些客观因素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经济因素，如收入、消费、失业等（Krause，2013；李树和陈刚，2015；许玲丽等，2016）；第二类是人口社会学特征，如年龄、性别、婚姻等（Ljunge，2016；Covan，2017）；第三类是社会制度，如自治权、救济制度等（Frey和Stutzer，2002；陈刚和李树，2012）。心理学研究中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设定点”模型，该模型认为个性和遗传基因是决定个人幸福感最主要的因素（Lucas等，2004）。“设定点”模型建立在心理学“享乐适应”的概念上，认为任何客观环境或事件对幸福感的影响都只是暂时的。然而，两大学科并非完全独立，逐渐有相互融合接纳的趋势，只是经济学家更关注客观环境，心理学家更关注主观因素（Pollak，1976；Layard，2006；Lucas等，2004）。

经济学派和心理学派研究的侧重点有所差异，导致这两个学派关于个人一生幸福感的变化趋势存在不同的结论。心理学研究认为幸福感随年龄的增长而上升（Argyle，2001），或者至少不随年龄的增加而下降（Diener和Lucas，1999）。经济学研究则得到生命周期内幸福感呈U形走势（Frey和Stutzer，2002），并认为这一结果符合生命周期的进程（Piper，2015）。但Easterlin（2006）认为经济学上的U形结论大多是在控制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得到的，其他因素不变的假设具有统计意义，但现实参考价值不大。现实情况是，随着年龄的变化，个人所受收入约束等都在发生变化，因此个体某个年龄的幸福水平应该是综合考虑了该年龄各项内容而得到的结果。Easterlin（2006）得到幸福感随年龄变化呈倒U形，即相对于青年和老年时期，中年时期的幸福感最强，尽管总体波动不大（Dias等，2010）。而Blanchflower和Oswald（2009）则发现倒U形可能只适用于美国居民。针对欧洲的研究无论是否控制其他因素，幸福感的生命周期趋势都是U形。

Easterlin（2006）不仅刻画了居民一生幸福感的变化趋势，也试图分析了导致这一趋势的主要原因。他利用生活领域方法（life domain approach），分析了不同领域满意度对整体幸福的决定作用。生命中的主要领域划分是由心理学家Campbell等人首先提出的（Campbell等，1976），他们将整体幸福感看成不同领域满意度的综合结果。Van Praag和Ferrer-I-Carbonell（2008）提出两层模型对该方法进行了解释说明。将生命中的重要事件划分为经济、工作、家庭和健康四个领域是目前比较普遍的（Van Praag和Ferrer-I-Carbonell，2008；Easterlin，2006）。研究主要领域满意度对幸福感的影响是一项将经济学和心理学相融合的研究，居民汇报的各个领域的满意度体现了实际值与心理期望值之间的差距（Easterlin，2006）。这不仅能够体现心理学研究关心的主观因素，也反映了经济学研究关心的客观因素。Easterlin（2006）发现对幸福感影响的重要程度依次为家庭、经济、工作和健康（根据拟合优度），也有研究发现健康对于整个生命周期的幸福感越来越重要（Bardo，2017）。除了与个体相关的主要领域，实际上社会环境因素对个人幸福感的影响也不容忽视（Nikolova，2016；陈刚和李树，2012）。

本文尝试利用中国微观数据，研究居民幸福感的一生变化趋势，并从边际效应的角度探究生活中的主要领域满意度对整体幸福感的影响。除了被普遍认同的四大领域外，本文还关注了社会环境对幸福感的影响。

三、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与模型

本文的研究数据来自中国社会调查（CGSS），CGSS是一个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目前已经被广泛应用到科研、教学和政府决策中。根据调查问卷版本的一致性和所需变量的可得性，本文选取了2010年、2011年和2012年共三年的数据。考察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最佳的数据是长面板数据，其次是合成面板数据，但CGSS不属于这两类。使用截面数据来分析年龄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优点之一是可以有效控制社会宏观环境（包括经济环境、政治环境、自然环境等）的变迁对幸福感可能产生的差异性影响，但也存在缺点，其暗含的假设是出生在不同年代的个体具有相同的生命历程（Easterlin，2006）。样本年龄控制在18岁到80岁，所选样本包括常规就业者、兼职工作者和自我雇佣者等。最终样本量为16 498个，其中农村样本量为8 892个，城市样本量为7 606个。表1是各主要变量定义。

表1中主观幸福感和五大领域满意度都是分类数据，数值越大说明满意度越高。主观幸福感变量分五个等级，从1到5分别表示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非常幸福。本文关注个人对健康状况（health）、家庭状况（family）、经济状况（economy）、工作状况（job）以及社会（fair）的满意度。^②鉴于一些主要领域在个别年份没有直接的问题可循，本文寻找合适的替代变量，表1中给出了说明。例如，对于家庭满意度变量，除了2012年，其他年份没有直接涉及的相关问题，因此选取家庭婚姻满意度作为替代变量（李凌和梁筱娴，2017）。^③关于工作满意度，已有文献通常采用薪资、工作自主性等来反映（袁正和李玲，2017）。对于缺失数据，我们将“就您的技能与工作努力程度来讲，您觉得您这份工作的收入比合理的多还是少？”这一问题的回答选项分为五大类，赋值1—5。^④关于社会公平变量，选取“总的来说，您认为当今社会公平不公平”这一问题，将回答选项也分为五大类，赋值1—5。关于健康状况和家庭经济状况的说明见表1，赋值越大，满意度越高。主要领域满意度可以综合反映客观事实与主观期望之间的差距，是综合经济学和心理学的重要指标。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人的主观期望会做出调整，满意度变量也能体现动态调整。

幸福的取值为1到5，数值越大说明越幸福，因此本文采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可得处于不同幸福程度的概率：

被解释变量为幸福感（happiness），X为解释变量矩阵，β为系数向量，α_k表示截断点，Ф（·）为标准正态分布函数，φ（·）为标准正态分布密度函数。第四部分将重点关注各主要变量对幸福程度的边际效应。

（二）主要变量统计特征

表2是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特征。农村和城市居民的生活环境、生活压力、生活目标等可能都存在差异，我们在实证分析中区分城市样本与农村样本进行比较。关于主观幸福感，总体上接近3.8，介于“一般”和“比较幸福”之间；城市居民的幸福感略高于总体均值，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则低于总体均值。从五个领域满意度来看，总体上居民的身体状况介于“一般”和“比较健康”之间，家庭经济等级低于但接近平均水平，工作或收入满意度低于但接近“一般”的程度，社会公平满意度接近“说不上公平不公平”。城市居民仅在经济和健康领域的满意度均值高于农村地区，从家庭、工作和社会公平满意度来看，农村则高于城市。

图1给出了幸福感和五大主要领域满意度的分布情况，横轴表示幸福感和各领域满意度等级，纵轴表示人数占比。主观幸福感是本文关注的核心变量，全样本中非常不幸福的占1.82%，比较不幸福的占7.44%，说不上幸福不幸福的占16.55%，比较幸福的占58.15%，非常幸福的占16.03%。非常不幸福的人数最少，比较幸福的人数最多。图1还给出了城市和农村样本的分布情况。农村样本与城市样本的整体趋势类似，但城市样本中幸福的人数比例要高于农村。城市样本中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的人数比例为76.54%，比农村高出4.39个百分点。

图 1 各变量人数占比情况

图选项

关于健康领域满意度，大部分人认为自我健康水平处于一般和比较健康两级；城市样本中认为自己处于比较健康状态的人数占比要明显高于农村样本，但两组中认为自我健康状况非常好的人数占比却没有多大差距。关于家庭领域满意度，三组样本中非常满意的人数大约有80%，不满意的人数较少；与城市样本相比，农村样本中认为自己家庭非常幸福的比例较高。关于经济领域满意度，整体上满意度偏低，约有50%的人认为经济水平处于平均水平，超过30%的人认为低于平均水平，对自己经济状况非常满意的人数微乎其微，仅约为0.42%。农村样本中对经济状况不满意的占比要明显高于城市样本。关于工作领域满意度，三组样本的整体满意度都较低；农村样本中认为工作满意的人数占比要高于城市样本，农村样本中认为工作满意和相当满意的人数占比为25.42%，城市样本中这一比例为19.73%。关于社会公平满意度，认为社会较公平的人数居多，在30%以上，认为社会不太公平的人数次之，为27.82%；城市样本中感到不公平的人数（40.88%）占比要高于农村样本。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主观幸福感的一生走势

居民主观幸福感在整个生命周期中呈现何种趋势是本文关注的首要问题。根据Easterlin（2006）的研究，主观幸福感决定于生活中主要领域满意度，本文假设主观幸福感决定于个人对健康、家庭、经济、工作与社会环境的满意度。在控制这些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我们采用有序Probit回归得到主观幸福感和年龄的关系，估计结果见表3。

在控制了各主要领域满意度后，年龄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U形，即随着年龄的增长，主观幸福感先下降，到46岁之后开始上升。主观幸福感的年龄走势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中没有表现出显著差异，都呈U形，且年龄拐点也接近。健康、家庭、经济、工作和社会公平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系数大小来看，五大领域满意度的提升对于改善主观幸福感的作用从大到小依次为经济满意度、家庭满意度、社会环境满意度、健康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对于城市居民，这一作用从大到小依次为家庭满意度、经济满意度、社会环境满意度、健康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不显著）；对于农村居民，作用从大到小则依次为经济满意度、社会环境满意度、家庭满意度、健康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Easterlin（2006）根据拟合优度的增加程度来判断各领域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贡献，但无法判断各领域满意度在不同年龄的贡献。本文将对此做进一步深入分析。

Easterlin（2006）认为，随着年龄的变化，个人所受收入约束、家庭情况、健康状况等都会发生变化，因此个体在某个年龄的幸福水平应该是综合考虑了该年龄时各项内容而得到的结果。图2给出了各个年龄阶段的幸福感变化趋势，这里的幸福感年龄走势是在没有控制其他因素时得到的综合净结果。可以看到，一生幸福感的综合走势与控制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是一致的，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U形特征，只是年龄拐点从46岁变成50岁。中国居民幸福感的U形走势与Easterlin（2006）针对美国居民研究得到的倒U形结论不同，但与大部分控制了其他因素的经济学研究结论一致（Blanchflower和Oswald，2004）。主观幸福感在生命周期中的平均趋势与中国居民的实际情况较相符。人们在青年时拥有来自家庭和社会的保护，生活中也无所拘束、自由自在，没有养家糊口的压力，此时主观幸福感较强。从青年到中年，居民幸福感呈下降趋势，因为既有职场的压力，也有家庭的压力。50岁是幸福感最低的年龄，也是幸福感开始上升的起点。在50岁左右，人们正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重压时期，事业也遇到上升的瓶颈，幸福感达到最低点。当步入中老年，生活上有来自子辈、孙辈的关爱以及社会和政府机构给予的优惠待遇，主观幸福感得到提升；事业上，工作了大半辈子，对工作与收入的期望有所降低，从而幸福感上升。因此，中国居民一生幸福感呈U形走势是比较合理的。

图 2 主观幸福感与年龄的关系

图选项

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一生走势基本相同，都呈U形，城市居民的幸福拐点出现在49岁左右，农村居民的幸福拐点出现在54岁左右。农村居民的幸福拐点出现较晚，这可能是因为相对于农村居民，城市居民有较好的退休保障及其他相关社会保障。这与控制其他因素时得到的结果恰好相反。在控制其他因素时，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年龄拐点出现较早。综合来看，城市居民在各个年龄阶段的幸福感都高于农村居民。这可能正是大部分农村居民羡慕“城里人”并渴望自己成为“城里人”的原因。

（二）五大领域满意度的一生走势

个体每个生命阶段的幸福感是各主要领域满意度的综合结果（Easterlin，2006；Bardo，2017）。根据上述实证结果，幸福感不仅呈现典型的年龄变化特征，而且显著地受到五大领域满意度的影响。我们将进一步探讨五大领域满意度与年龄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幸福感一生走势的主要影响因素。居民五大领域满意度的一生走势见图3，图中分别给出了全样本、城市和农村样本的变化趋势。总体来看，居民幸福感的一生走势与经济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和社会环境满意度比较相似。

图 3 五大领域满意度与年龄的关系

图选项

健康满意度在整个生命周期内呈现线性下降趋势，符合人的生理发展规律。家庭满意度与年龄呈现倒U形关系：家庭满意度从18岁到52岁左右呈现上升趋势，因为人在18岁开启新的人生，家庭满意度逐渐增加；52岁之后呈现下降趋势，因为此时孩子长大离家、成家，所以家庭满意度逐渐下降。

经济满意度与年龄呈现U形关系。经济满意度从18岁到60岁左右呈现下降趋势，因为人们逐渐承担起家庭的经济责任；超过60岁后则出现小幅上升，因为我国属于反哺式国家，老年人主要由子女和国家承担养老责任，所以经济满意度整体上会有轻微的上升。

工作满意度与年龄同样呈现U形关系。工作满意度从18岁到45岁左右呈现下降趋势，之后开始呈现上升趋势。随着年龄的增加，人们原先掌握的知识逐渐过时，职位晋升不易，而且对工作的心理预期较高，因而工作满意度呈下降态势；年龄超过45岁后，老员工已经适应了职场，且对工作的心理预期也较低，使得工作满意度出现上升的态势。社会环境满意度基本上呈现递增趋势，改革开放40年来，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社会环境的改善基本认同，年龄越大，这种认同感就越强。

从城市与农村的比较来看，五大领域中差异最大的是经济满意度。城市居民的经济满意度表现出与总体相同的U形走势，农村居民的经济满意度则随年龄增长而一路下滑。这可能与农村居民大多缺乏社会保障有关。

根据上文的分析，居民对五大领域的满意度均呈现出典型的年龄特征。究竟不同领域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如何，下文将通过边际效应分析给出答案。

（三）五大领域满意度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

为了分析各年龄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得到不同年龄不同领域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我们在有序Probit模型的解释变量X中加入年龄与五大领域满意度的交互项，回归结果见表4中列（1）—列（3）。此时，每个年龄的幸福感都是综合了各领域满意度得到的净结果。但是模型中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如不可观测的个人性格特征可能影响主观幸福感，而又与生活中其他领域满意度相关。本文选取“信任度（trust）”变量作为个性替代变量。^⑤校正后的回归结果见表4中列（4）—列（6）。可以看到，内生性问题的影响并不大，主要变量的系数大小和显著性在加入变量trust前后没有太大差异。下文的边际效应分析将基于表4中列（4）—列（6）结果。

根据模型（1）—模型（3）以及表4 中的回归系数，我们可以计算不同领域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边际影响效应，其中：

（1）健康满意度：

（2）其他领域满意度（DM）：^⑥

由上述边际效应公式可知，各领域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年龄的差异而不同。图4分别从总体、城市和农村的角度给出了各领域满意度提高一个层次对主观幸福感从“一般”变得“比较幸福”概率的影响。总体来看，除了家庭满意度，其他领域满意度的边际效应从大到小依次为经济满意度（上升趋势）、社会环境满意度（上升趋势）、健康满意度（平稳）和工作满意度（上升趋势）；而家庭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现倒U形趋势，在中年之前上升，中年之后下降。对于城乡居民，除了家庭满意度外，其他四个领域满意度的边际影响效应排序是一致的。以往文献较少关注的社会环境变量在本文中成为了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其边际效应位居前列。良好的社会环境可以促进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实现温饱，生命安全，得到尊重，自我实现。健康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相对于其他变量较为平稳，说明大家对自己的身体状况都有一个较好的认识和预期。边际效应最小的是工作满意度。在五大领域中，家庭满意度的边际效应最特殊，呈现倒U形：中年之前，人们通常从单身到结婚，然后生儿育女，孩子成长，家庭结构发生变化，家族的繁衍促使边际幸福感逐渐递增；中年之后，儿女成家，夫妻关系等问题导致家庭结构再次发生变化，此时家庭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边际效应递减。

图 4 五大领域满意度的边际效应比较

图选项

分年龄阶段来看，整体而言，中年（约46岁）之前，提升家庭满意度最有利于改善个人主观幸福感，其次是经济满意度，工作满意度的边际效应最小。年轻时，相对于货币因素，非货币因素的改善更有利于提升幸福感；中年之后，经济满意度的影响则是最大的。城市居民与整体情况一致，从提升幸福感的角度看，“先成家后立业”更有利于提升年轻城市人的幸福感。农村居民略有差异，对他们而言，终其一生，提升经济满意度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改善具有最重要的作用。城乡样本比较一致的结果是：中年之前，家庭满意度和经济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较大；中年之后，经济满意度和社会环境满意度的影响则较大。

从图5中各领域满意度的城乡比较来看，大部分领域满意度的边际效应都是农村大于城市，主要是经济领域、社会环境领域、健康领域以及家庭领域。这说明农村居民相对于城市居民更知足常乐。边际效应城乡差异较大的是工作领域。工作满意度对农村居民的边际效应呈U形，年龄越大，期望越低，导致边际效应递增。而工作满意度对城市居民的边际效应呈递增趋势，在约42岁之前，边际效应为负，42岁之后则变为正。这说明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承受着更大的生活压力，城市较大的生活成本（其中较大一部分来自住房成本）在居民年轻时抵消甚至超过了工作成就所带来的幸福感。另外，在年轻时，人们刚刚步入社会、职场，对工作和收入充满美好的预期，而家庭、职场、社会所带来的压力往往使预期无法实现，导致工作满意度提升无法改善幸福感。中年之后，人们在职场上的定位基本明确，收入的提升稳定，对未来的工作预期也变得理性，使得工作满意度提升成为增强幸福感的一大要素。

图 5 各领域满意度边际效应的城乡比较

图选项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利用微观数据研究了中国居民幸福感的一生趋势，并通过边际效应分析比较了生活中五大主要领域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的一生幸福感呈U形走势，随年龄的增长先下降后上升。各领域满意度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年龄的差异而不同。总体来看，各领域满意度提升一个等级对主观幸福感的边际影响效应从大到小依次为（除了家庭满意度）经济满意度、社会环境满意度、健康满意度和工作满意度；家庭满意度的边际效应比较特殊，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倒U形趋势，在中年之前上升，中年之后下降。在年轻时，相对于货币因素，非货币因素的改善更有利于提升幸福感；中年之后，经济满意度的影响则最大。城市居民与整体情况一致，而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知足常乐。

“为人民谋幸福”，从什么方面以及如何增强人民幸福感？根据本文实证研究结果，无论是提升家庭满意度或是改善经济条件，还是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无论是提高健康水平，还是提升工作满意度，都能达到增强居民主观幸福感的目标。而什么措施最有效？整体而言，对于46岁之前的人群，努力提升他们的家庭满意度，有利于最大程度地改善居民主观幸福感；其次是提高经济满意度，也能较大程度地增强居民主观幸福感。对于46岁之后的人群，努力提高他们的经济满意度，则能最大程度地增强主观幸福感，其次是提升社会环境满意度。对于年轻的城市居民，“先成家后立业”可能是比较理性的选择。对于农村居民的幸福感，提升经济满意度始终是首位的。

为实现上述目标，除了个人和家庭的努力外，政府也可以从多个角度来提升居民各领域满意度。例如，通过资源有效配置、收入再分配等措施提升居民经济满意度；通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善社会环境满意度；通过完善医疗养老保障政策，提升居民健康满意度。从城乡差异来看，政府出台更多有利于提升农村居民各领域满意度的政策，尤其是提升农村居民的经济满意度，对于增强全民幸福感更为有效。根据居民需求的迫切性来厘清政策供给的先后目标，将大大提升个人活动和政府政策的有效性，从而最大程度地提升居民幸福感，改善社会福利。

① 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② 这里用社会公平表示社会环境。

③ 参照已有文献，我们用受访者对婚姻状况的满意度来替代家庭满意度：初婚有配偶和再婚有配偶者赋值为3，未婚、同居、丧偶三类人群赋值为2，离婚赋值为1。

④ 其中，1=比合理的要少很多，2=比合理的少一点，3=对我来说是合理的，4=比合理的还多一些，5=比合理的多很多。

⑤ 该变量来自问卷中的如下问题：“总的来说，您同不同意在这个社会上，绝大多数人都是可以信任的？”答案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有5个类别等级。心理学上，“信任”是一种经过社会学习逐渐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人格特点，这一特点影响个人的各种感受和行动。

⑥ DM表示family、economy、job和fair其中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