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近年来，随着我国产业转移和劳动力结构性调整，农民创业意识与能力不断增强；同时，在“双创”、“精准扶贫”等国家战略部署下，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支持农村创业的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创业热情。此外，日益完善的农村金融体系也为农村创业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支持。在此背景下，我国出现了农民自主创业、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浪潮。据统计，2015年返乡创业农民人数达242万，共创办了26.07万家小微企业。^①农村创业为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增收扩展了新空间，为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为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新动力，为城乡统筹发展探索了新路径。因此，深入研究农村创业具有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意义。

①参见农博网：《2015 年我国返乡创业农民工人数达 242 万》，《农村百事通》，2016 年第 19 期第 12 页。

相比于城市创业，中国农村创业者在传统宗族、家族和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下，基于宗亲血缘、村落地缘关系衍生出的“朋亲人情”构成了农民创业者社会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李宏伟和王晓峰，2012）。由于农村人力资源稀缺、人力资本市场不健全，农村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更加注重“朋亲关系”的作用。现有文献表明：朋亲作为非正式信息源在创业中发挥着显著作用（邓卫华，2011），朋亲之间的强关系更能为创业者带来有价值的创业信息（金迪和蒋剑勇，2014）。但同时，农村无所不在的人情文化也加重了农民精神及经济负担，形成狭隘封闭的“人情圈”（任映红，2012），限制了农村企业的交易范围，对企业进一步发展会产生不利影响（阮荣平和郑风田，2012）。现有研究结论的冲突与矛盾使得农村人情文化对于新创企业的作用显得扑朔迷离，“朋亲人情”究竟如何影响农村创业企业绩效？这一问题亟待解答。

与城市创业不同，农村创业一般以家庭为单位自组织创业，表现出“规模小、个体化、分散化”的小农经济特征（黄德林，2008）。这时，创业者先前通过观察或参与事件获得的知识和技术习惯等实践智慧会作为经验嵌入创业者行为与能力，不断传递到企业中（王瑞和薛红志，2009）。其中，农民创业者若在有规模、有组织的专业化机构（如企业、行业协会等）中工作过，相当于受到过较为规范的训练，“规范化”经验使得创业者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方式更加流程化、系统化，能有效克服农村创业的小农经济弊端，引导农村创业企业规范发展。但是，当创业者“规范化”经验遇到农村创业企业“人情取向”时，两者之间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相互促进还是彼此制约？这是一个尚未有研究涉足的主题 ，也正是本文尝试探析的问题。

综上所述，本文试图探析以下三个问题：第一，“朋亲人情”究竟如何影响农村创业企业绩效？对企业绩效不同维度的影响是否相同？第二，创业者的“规范化”经验如何影响农村创业企业的绩效？第三，当创业者的“规范化”经验遇到农村创业企业的人情关系，会对企业绩效产生怎样的影响？二者之间是否存在互动关系？是互相促进还是互相抑制？本文的实证分析以上海财经大学2016年“千村调查”所获得的全国范围内4 600余份创业者问卷为研究样本，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

本文主要贡献体现在：第一，丰富了已有文献对农村创业企业绩效影响因素的认识，聚焦中国农村地区特有的文化背景，对农村创业企业人情关系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第二，将创业企业绩效分为生存绩效、成长绩效和创新绩效，拓展了现有文献对于农村创业企业绩效的衡量方法。第三，分析了创业者“规范化”经验与农村人情关系之间的互动作用。本文丰富了相关实证研究并拓展了农村创业领域的现有理论，在该研究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开创意义；在实际中，从如何平衡农村内部关系和外在经验冲击的角度为促进农村创业以及强化农村创业企业治理等问题提供了启示和借鉴。

二、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农村创业与严格意义上的创业略有不同，指农村居民以市场销售为目的，从事个体工商经营活动、开办企业以及特色种养殖等（罗明忠，2012）。农村创业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下展开，基础环境和创业配套设施均不完备，创业者需依据自身能力对各种机会进行识别和利用，平衡不同要素资源（朱明芬，2010；危旭芳和罗必良，2014）。同时，农村创业不仅为创业者带来经济回报和自身成长，也创造了更多的经济与社会价值（郭军盈，2012；郭红东和丁高洁，2013）。我国农村是一个典型的人情社会（赵翠霞等，2015），在中国传统宗族、家族和集体主义文化下，基于家族血缘和村落地缘构建起的农村关系网络和“人情圈”彰显着中国农村无处不在的人情文化（任映红，2012），这种观念形态的文化是文化系统中的深层要素，存在于人的内心，外化于态度和行为，在农村创业中对农民创业轨迹的变化以及劳动联合能力具有重要影响，甚至直接决定农民创业的成败（郭云南和姚洋，2013）。

（一）农村创业企业的人情关系与企业绩效。社会经济学要求从经济、社会、文化及自然环境的联系和互动过程中探索适合社会发展的经济模式。经济是嵌入在社会关系中的，个人不仅要维护其物质财富和个人利益，更要扮演好自己的社会角色，满足社会需求并且保卫社会资产（Polanyi，1957）。中国情境下，人情作为个人社会资产的代表，是社会角色下各类社会关系的衍生物，社会关系也因人情而变得丰富和活跃起来。中国传统农村社会的家庭形态在经济上自给自足、生产上落后低效、生活上长期定居，加之家族主义的深厚影响，乡村生活中聚族而居的家族成员或泛家族成员都需要彼此承情、和睦而居（翟学伟，1993），血缘关系是人情存在的基础。而后，随着家族主义不断扩大、劳动力流动和迁移，中国农村村落慢慢从血缘村落转变为地缘村落，从独姓村转变为杂姓村，“因亲及亲，因友及友”，人情关系和互助关系也慢慢从家庭转向社会，由亲属扩展为“朋亲”，由以血缘为基础转向以血缘和地缘为基础（桂华和余彪，2011）。

村落中的人情文化使得农村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更加关注朋亲人情：创业之初邀请朋亲投资入股或共组创业团队，随着企业进一步发展，朋亲自然而然担任企业高管，表现出明显的“人情取向”。2016年千村调查的结果显示：家庭成员平均持股比例约为57%，平均担任管理岗位人数为1.08，平均每家农村创业企业中的高管团队里至少有一名创业者的家庭成员；亲戚平均持股比率约为1.08%，担任管理岗位平均人数约为0.29。这表明，“朋亲人情取向”在农村创业企业中非常普遍。根据资源基础观（Resource Based View），朋亲人情作为创业者以及农村初创企业的宝贵资源，满足异质性与不完全流动性两条假设。基于此，满足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的人情关系资源便能够为企业创造竞争优势（Barney，1991）。另外，现有研究结论也表明：人情与关系在农村创业活动中发挥着巨大作用，对组织的协调统一、促进人际关系、保持社会稳定和谐有重要影响（任俊华，1994；邓卫华等，2011；郭云南和姚洋，2013；郭红东和丁高洁，2013；金迪和蒋剑勇，2014）。

具体影响机制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第一，人情法则的约束与惩罚机制保证人情资源满足异质性和不完全流动性。一方面，人情关系因人而异，且人情本质便是一种礼尚往来的交换行为；另一方面，人情具有惩罚性特点，人情违反者将被认为违约而受到其他成员的排斥，从而失去大量人情资源（黄国光，1988；黄国光和胡先缙，2005）。由于创业者自身能力不足、创业资源匮乏，故邀请朋亲加入创业团队，同时朋亲出于对企业未来回报的预期主动向创业者提供帮助，加入创业团队，人情这一“隐性契约”使双方形成一种异质、长期稳定的关系。第二，人情资源的价值性、稀缺性、不可模仿性和不可替代性塑造互利共赢的创业团队。人情交往的经济协作和民间互助的功能能为企业创造有价值的资源，保证企业最初的发展；且人情关系双方常表现出较多的合作性和信任性，在农村地区，其作用远超法律或合同（任映红，2012；李小山等，2016）。亲友出于信任接受创业者的带领，同时，创业者相信亲友将表现出利他主义行为，双方“志同道合、同舟共济”。创业团队成员的行为围绕着这一不可模仿、不可替代的关系展开，形成正式的商务交往以及深化非正式的人情往来，这一方面加强了朋亲之间的精神联系，另一方面，通过利益捆绑达到彼此推动的效果。第三，人情关系的社会保险机制使得担任企业高管的朋亲之间不仅共享收益，更重要的是共担风险（郭云南和姚洋，2013）。同时，高管团队之间也能够进行更好的协作交流，出现意见分歧时更能够“打开天窗说亮话”。此外，建立在情感和信任基础之上的强关系能够塑造较高的责任意识和网络凝聚力（Tsai，2007）。高管团队内的责任意识和凝聚力蔓延至企业的各方面，有助于提升企业绩效、帮助企业创造竞争优势。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农村创业企业的“人情取向”能够正向促进农村创业企业绩效。

（二）农村创业者的“规范化”经验与企业绩效。创业者对创业企业的影响巨大，创业者的能力与认知会通过行为传递到企业中，从而影响企业绩效（Beckman，2006）。对先前经验的学习能够提升创业者的能力与认知水平，对日后创业起到积极作用（罗明忠和陈明，2014）。先前经验作为创业者观察或参与事件而获得的知识、技术、习惯等实践智慧积累于创业者个人的知识结构和资源禀赋中，外化于创业者的行为表现上，从而对创业过程、企业战略甚至绩效产生重要影响（王巧然和陶小龙，2016）。而现有绝大部分关于农民创业者先前经验的研究主要也从行业经验、职能经验、创业经验、管理经验和培训经验这几方面展开（王瑞和薛红志，2009；颜银根，2017）。研究显示：先前高管经验、行业经验、创业经验使农民创业者更可能发现创业机会，并且显著促进企业成长（杨学儒和李新春，2013；蒋剑永，2014）。创业者通过对先前经验进行不同方式的学习，进而影响企业绩效（王巧然和陶小龙，2016）。伴随着近年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热潮，部分学者重点关注创业者的先前打工经验并提出，先前打工经验与农民创业意愿直接相关（罗明忠，2012），早先在外打工的经验降低了创业者重新务农的意愿，并为其积累了一定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源和资金。此外，与没有打工经验的农民相比，返乡农民能够更好地利用资源，以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率和投资回报，促进企业快速成长（石智雷和杨云彦，2012；韦吉飞，2013；赵浩兴和张巧文，2013；谷玉良，2016）。

通过文献梳理与实际观察，本文发现有一类较为特殊的经验是先前研究没有重点关注，却格外重要的，即在有规模、有组织的专业化机构中的工作经验（如管理经验、参军经验和行业协会经验等），本文称之为“规范化”经验。根据社会学对文化的分类，如果说人情文化是观念形态的文化，那么“规范化”经验则是创业者通过对先前在专业化机构的工作经验的学习所积累的知识形态的文化，知识可以对事实或思想提出一套系统阐述和理性的判断，并且通过一定的交流，以某种系统的方式传播给其他人（Bell，1997）。然而，现有研究中对于知识形态的文化与经济活动的相互嵌入关系少有讨论（高和荣等，2008）。本文着重关注的正是创业者在有规模、有组织的专业化机构的工作经历所积累下的知识文化，对于农村创业活动的影响。这种经历使得创业者相当于接受过较为规范的训练和现代制度的熏陶，通过不断学习将其内化于创业者的知识结构和资源禀赋中，塑造创业者规范化的逻辑思维和系统化的行为模式，为创业者在创业过程中提供理性建议和操作范式，有效缓解传统农村企业的个体化、分散化，以及在生产上落后低效、在管理上混乱无章的问题，引导企业规范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创业者先前“规范化”经验能够提高农村创业企业绩效。

（三）创业者“规范化”经验与创业企业的人情关系。随着农村移民外迁，城乡社会流动的壁垒被逐步打破，家族、血缘和地缘发挥的作用不断降低，农村的人情交往会因时间和空间距离而难以强化甚至难以维系（李宏伟和王晓峰，2012）。另外，随着农民教育水平提高和经济理性思维的增长，传统农村正向现代农村过渡，现代市场的制度化、规范化力量正逐步渗入广大农村（郭云南和姚洋，2013），并不断对农村传统的人情文化造成冲击。农村创业者先前“规范化”经验携带着的现代市场制度逐步冲击着农村创业企业的人情关系，观念形态的文化与知识形态的文化发生了巨大的碰撞。在“人情取向”下，创业者在初期资源贫乏时，选择使用“朋亲人情”资源；而在“规范化”逻辑下，创业者运用自身累积的知识寻求政策支持、申请政府补贴或银行贷款，或者通过先前规范的训练所锻造的个人能力处理企业问题。在“人情取向”下，企业在高管团队的建设上可能因履行人情法则而任用亲友；而“规范化”逻辑下，高管团队的建设广纳贤才而非任人唯亲。在“人情取向”下，公司治理机制以人情关系主导，企业章程彼此默会；而在“规范化”逻辑下，公司治理机制井井有条，企业按章程办事。基于以上分析可知：农村创业企业的人情关系对于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和创业者先前“规范化”经验对于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有不同的机制和路径，“规范化”经验所体现的现代逻辑制度要求创业者在治理企业时更多地使用规范化的操作程序，而农村人情文化则要求创业者 “尚情而无我”，^①即近情比合乎规范更重要。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两种路径间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制约关系，由此得出以下假设：

①引自梁漱冥：梁漱冥全集（第一卷）[M]. 山东：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p479。

假设3：创业者“规范化”经验负向调节农村创业企业的“人情取向”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概况。上海财经大学自2008年启动“千村调查”项目，每年对农村发展现状进行不同的主题调研（粟芳和方蕾，2016）。2016年“千村调查”的主题为“中国农村创业现状调查”。围绕这一主题，在国内外顶尖学者的协助下，“千村调查”课题组设计了针对镇长、村长、村委、创业者和非创业者五个层次的调查问卷，^①召开了十多次国内外研讨活动，对问卷设计进行反复讨论和修改，并在正式调研启动前在嘉兴等地开展了数次预调研活动，以期从多角度、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农村创业现状。调研过程采用随机抽样定点调查为主、学生暑期返乡调查为辅的方式进行，共有30余名老师和2 188名学生参与实地调查。课题组首先对报名参加的同学进行面试选拔，对所有最终确定参与调查的老师和同学们分组进行了10多场培训。最终，在2016年6月至8月期间，300多名同学在老师的带领下组成30个调研队伍，在地方政府的协助下，深入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定点调研了30个县。定点县根据多阶段系统规模成比例的不等概率抽样法确定。^②1 800余名同学参与返乡调查，每位学生完成了1−2个村落的调研活动。本次调查覆盖了全国1 500余村寨，完成问卷30 000余份，堪称历年来“千村调查”项目规模之最。依托于这一规模大、质量高、范围广的调查平台活动，我们获取了全国范围内的4 600余份农民创业者问卷。在后期对问卷数据的整理过程中剔除部分数据不符合要求的样本，最终得到4 047个有效样本。样本剔除的原则如下：首先，对关键变量严重缺失的样本进行剔除；其次，对于缺少变量单位、数据大小含混不清的样本进行剔除；第三，对于数据存在前后不一致的样本进行了剔除；第四，由于港澳台地区农民创业情况与我国大陆存在明显差异，对少量港澳台样本也进行了剔除。样本基本特征分布状况如表1所示：

①数据采集过程采取“一问一答”的方式，调查员首先声明对被调查者提供的信息绝对保密，而后开展信息收集工作，必要时对问卷题项进行解释，调查员在调查过程中不做诱导性的提示或评价。

②具体抽样过程与历年来“千村调查”抽样方式保持一致：首先根据与人口规模成比例的入样概率抽取了30 个县，从每个县中抽取了具有代表性的2 个乡镇，再从入选的每个乡镇中分别抽出10 个行政村，最后从入选的每个行政村中随机抽取5 户创业农户和10 户非创业农户。

（二）实证模型。为验证企业人情关系、创业者“规范化”经验与农村创业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构造如下方程进行检验：

其中，Performance代表创业企业绩效，在具体的实证回归中，我们将企业的生存绩效（Livperf）、成长绩效（Groperf）和创新绩效（Innoperf）分别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RQ代表企业的人情关系。Magex代表企业管理经验，Induse代表行业协会经验，Army代表参军经验，Labor代表打工经验，RQ×Magex代表人情关系与创业者企业管理经验的交互项，RQ×Induse代表人情关系与创业者先前行业协会经验的交互项，RQ×Army代表人情关系与创业者参军经验的交互项，RQ×Labor代表人情关系与创业者先前打工经验的交互项， $\gamma $ 代表与创业者自身特征相关的控制变量，如创业者的性别等。 $\lambda $ 代表区域特征的控制变量。 $\alpha $ 代表企业特征的控制变量，如企业规模等。

（三）研究变量与测度。因变量：农村创业企业绩效。现有文献对农村创业企业绩效的衡量主要包括客观绩效和主观绩效两类（Venkahaman和Ramanujam，1986；赵文红，2013；郭红东和丁高洁，2013；罗明忠和陈明，2014等）。客观绩效的衡量主要选取创业企业的财务指标和是否存活的二值指标，主观绩效的衡量主要来自于创业者对企业绩效的直接评价。然而。单一使用这些绩效衡量方法均存在不足，且对创业企业绩效的衡量，既应关注创业企业的生存，还应关注其成长和创新（Chrisman和Bauesrchmidt，1998）。因此，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农村创业企业绩效分为：生存绩效、成长绩效和创新绩效（Cooper和Artz，1995）。生存绩效衡量企业当前的业绩情况，成长绩效衡量企业近几年的业绩变化情况，这两个指标均以企业客观财务数据为基础。创新绩效衡量企业的创新水平，包括创新投入与产出。通过多维指标的构建和主客观指标的结合可以更加全面有效地衡量农村创业企业绩效。

生存绩效（Livperf）选取对数化和缩尾处理后的“2015年销售收入”这一指标进行衡量，该指标能更好地反映企业的总体经营状况（韩瑾等，2016）。成长绩效（Groperf）选取“三年企业员工数量增长率”作为衡量指标。^①创新绩效（Innoperf）根据创业者填答的“企业创新情况”题项获得，该问卷测量企业对于创新活动的资源分配（He和Wong，2004），下设六个题项：“与市场原有产品相比，我公司在新产品上有重大改变”、“我公司应该打开新市场”、“我公司使用了新的技术工艺”、“我公司擅长改善现有产品的品质”、“我公司应该降低成本”、“我公司应该经常调整生产过程、规则、策略使产品更为优质”。每个指标均采用“李克特六点量表”计分，从1−6分别代表“完全不同意”−“完全同意”。信度分析显示各条目之间保持了良好的内部一致性（Cronbach’s alpha=0.88），而后通过主成分分析法合成能够综合反映农村创业企业创新绩效的连续变量Innoperf。

①“千村调查”中我们通过“回溯法”调查创业者2012 年企业员工数量和财务绩效。

自变量：农村创业企业的“人情”关系（RQ）。结合前文所述，中国村落同时包含血缘村落和地缘村落，人情关系也从家庭成员不断扩展至“朋亲”之间，根据“人情法则”，创业者在创业之初寻求“朋亲”帮助，邀请其加入创业团队，“朋亲”自然而然地担任企业高管，这一变量是创业企业“人情关系”的典型代表，故本文选择“创业企业中朋亲担任高管人数”作为自变量的代理变量。在控制企业规模的情况下，朋亲担任高管的数量越多，意味着企业“人情取向”越强。

调节变量：创业者的“规范化”经验。本文选择管理经验（Magex）、行业协会经验（Induse）、打工经验（Labor）和参军经验（Amry）对“规范化”经验加以考量，以上四种经历均是创业者先前在有规模、有组织、较为专业的机构中工作和生活的经验，表现出“规范化”的制度逻辑，可为企业管理中的行为提供规范化的指导，同时能通过创业者的学习行为为其后续的创业活动助力。具体测量为：若创业者具有某种经验则记为1，否则为0。

控制变量^①：本文结合先前研究和现实情况，对可能影响农村创业企业绩效的因素进行了控制，以排除混杂因素的影响。控制变量具体分为：创业者特质、创业环境特质以及创业企业特质三方面。创业者特质包括：性别（Gender）、年龄（Age）、学历（Educ）、健康状况（Health）、亲友中创业人数（Entrep）、亲友在银行工作的人数（Bank），后两个指标衡量创业者的创业资源。创业环境特质包括：创业环境水平^②（Enviro）和创业区域（Area）。创业企业特质包括：规模（Staff）、主营业务（Business）和企业年龄（C_age）。各变量定义及描述性统计具体参见表2。

①限于篇幅，本文未附控制变量详细测量方法，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②这一变量源自问卷“制度与环境”部分的题项，各题项均采用“李克特量表”计分，经过信度分析和因素分析后利用主成分分析法合成为一个综合指标。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相关性分析。表3报告了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农村创业企业的人情关系与企业的生存绩效和创新绩效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创业者先前的管理经验和行业协会经验与企业生存绩效和创新绩效显著正相关，参军经验与三个绩效指标均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打工经验与企业创新绩效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主要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①限于篇幅，本文没有给出完整相关系数表，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二）回归分析。

1. 农村创业企业人情关系与企业绩效。表4中模型1、4、7考察了控制变量以及人情关系对企业绩效的解释程度。结果显示：自变量企业的人情关系显著正向作用于企业生存绩效（ $\beta $ =0.051，p=0.017）；自变量创业企业的人情关系与企业成长绩效无显著相关关系（ $\beta $ =0.006，p=0.677）。结合农村创业企业生存绩效的结果，这说明：创业企业的人情关系虽然对创业企业的短期生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是由于“关系”和“信任”的“短半径效应”，使得其反而不利于企业的成长和长远发展。自变量创业企业的人情关系显著正向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 $\beta $ =0.112，p=0.000）。综上，农村创业企业的人情关系能够促进农村创业企业的生存绩效和创新绩效，但是对成长绩效的作用不明显。此外，从控制变量来看，总体而言，男性创业者的企业绩效显著好于女性创业者的企业绩效；创业者年龄越大，企业的创新绩效越低；创业者的教育程度越高，企业绩效越好；亲友中的创业者越多，企业的创新绩效越好；亲友在银行工作的人数越多，企业的生存绩效越高；政策与制度环境对企业创新绩效有非常积极的影响；企业规模与企业绩效有显著正相关关系；相较于农业企业，商业与服务业企业的绩效较差，工业、建筑与运输业企业的绩效较好。

2. 农村创业者“规范化”经验与企业绩效。模型2、5、8为考察控制变量、创业者先前“规范化”经验对企业绩效的解释程度，结果显示：创业者先前管理经验（ $\beta $ =0.326，p=0.002）和行业协会经验（ $\beta $ =0.248，p=0.023）显著正向作用于企业生存绩效；然而，四类“规范化”经验均不直接影响企业成长绩效；创业者先前管理经验（ $\beta $ =0.807，p=0.000）和行业协会经验（ $\beta $ =0.769，p=0.000）均显著正向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由此可得：创业者先前在企业管理和行业协会中的“规范化”经验对农村创业企业的生存绩效和创新绩效会产生积极影响。

3. 创业者“规范化”经验与创业企业人情关系。模型3、6、9分别在模型1、4、7的基础上加入调节变量和交互项，对于生存绩效，模型3结果显示：创业者先前管理经验显著正向促进企业生存绩效（ $\beta $ =0.458，p=0.000）；同时，在加入调节变量后，企业人情关系对企业生存绩效作用效果的显著性水平由原来的0.05变得不显著。交互项RQ×Magex的结果说明：农民创业者先前管理经验抑制了人情关系对企业生存绩效的促进作用（ $\beta $ =–0.108，p=0.023）（图1左上）。交互项RQ×Amry的结果显示：创业者先前参军经验对主效应同样存在正向调节作用（ $\beta $ =0.212，p=0.05）（图1右上），这与预期不符。对于成长绩效，模型6的结果发现：行业协会（ $\beta $ =–0.16，p=0.09）和军队（ $\beta $ =–0.23，p=0.07）的“规范化”经验显著负向作用于企业的成长绩效，与假设2不符。另外，加入调节作用和交互项后，交互项RQ×Army的结果显示：创业者先前参军经历会反向调节人情关系与企业成长绩效之间的关系（ $\beta $ =0.134，p=0.019）（图1左下）。对于创新绩效，模型9结果显示：创业者先前企业管理（ $\beta $ =0.970，p=0.000）和行业协会的“规范化”经验（ $\beta $ =0.706，p=0.000）显著正向作用于企业创新绩效。此外，交互项RQ×Magex的系数显著为负（ $\beta $ =–0.132，p=0.008），这说规范化的管理经验会削弱人情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图1右下）。

图 1 创业者先前管理经验、参军经验对主效果的调节作用

图选项

（三）稳健性检验。^①本文采取改变样本容量重新检验的方式对实证结果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一方面，由于“千村调查”问卷中的指标已经确定且数量有限，难以使用更换测度变量的方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另一方面，文章选择企业年龄小于等于10的年轻农村创业企业样本重新分析，能够克服年龄较大企业对于研究结果的影响，从而判断结果的稳健性。在缩小样本的情况下，数据结果的显著性水平有所降低，但是“人情取向”、创业者先前“规范化”经验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农村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均是显著的，且作用方向也与实证分析部分的结果保持一致，这说明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稳健性。

①限于篇幅，本文未报告稳健性检验的数据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五、结论与建议

近年来，农村创业问题逐步成为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核心议题，尤其在国家“双创”、“精准扶贫”政策的推动，以及农民自主创业、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时代浪潮下，深入研究农村创业具有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意义。对于农村创业这一特殊经济活动的分析离不开其所处的独特社会环境和文化习俗。根据2016年上海财经大学“千村调查”的调查数据，本文深入分析了我国农村创业企业的人情关系、创业者“规范化”经验与企业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1）由于受到中国农村传统宗族和家族文化的影响，基于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衍生的“朋亲人情”在农村创业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使得农村创业企业表现出明显的“人情取向”，且这一人情关系能够促进农村创业企业的生存绩效和创新绩效；（2）农村创业者先前通过参与企业管理和行业协会获得的“规范化”经验能够显著促进创业企业的生存绩效和创新绩效；（3）就对农村创业企业绩效的影响而言，创业者的“规范化”经验对农村创业企业的人情关系存在一定程度的替代和抑制作用。

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三点建议：第一，农村创业与城市创业具有明显差异，农村创业者不可忽视中国农村基于地缘和血缘关系所衍生出的朋亲人情对于农村创业企业发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同时应对“朋亲人情”这一资源加以合理利用，助力企业发展。第二，创业者应注重创业前经历，尤其是在有规模、有组织的专业化机构中工作的“规范化”经历；同时，政府要多向农村创业者提供规范的创业训练，在创业过程中提供专业的指导，以培养农村创业者“规范化”的创业逻辑。第三，充分认识“人情取向”和“规范化”经验对于农村创业企业绩效的不同作用，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平衡二者作用，谋求企业良好发展。

当然本文尚有需要完善之处：（1）通过进一步后续访谈和调查，我们发现：军队有时候更加看中社会资本和人际关系，使得退伍军人在创业时反而会表现出更多的“人情取向”，这与我们的预期假设不符。（2）本文结论不能说明农村创业者打工经历对创业企业绩效无影响，因为农民工返乡创业过程的影响因素很多，为何返乡、返乡后为何创业？回答这些问题需对返乡创业的路径和机制进行研究。（3）相较于农村创业企业的生存绩效和创新绩效，企业成长绩效在主要回归中都不太显著。一是源于回溯调查法的记忆偏差；二是以当期指标（本研究中的大部分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具有不随时间显著变化的特点）来分析过往增长率，影响了分析结果的稳健性；此外，调查中受访者普遍反映近年经济状况不景气，这可能影响了成长性指标的表现。（4）农村人情关系不仅限于朋亲担任企业高管上，而是存在于公司治理和经营的多方面，未来可基于此进行更加深入和细化的研究。

　　* 本研究受到了“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