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繁荣农村经济关键要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政府在为如何消化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而绞尽脑汁时，接踵而来的是外出务工人员的大举离城返乡(王西玉等，2003；石智雷等，2010)。与以往不同，此次返乡潮是由城市发展过程中居高不下的生活成本、户籍制度下悬而未决的公共服务不均等和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市场低迷等多重原因共同促成的，其规模远超以往。根据2013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S)调查数据推算，有外出务工经验的农民工占农村劳动力人口的比重已达30.8%，接近1/3。如何实现这些农民的再就业，并发挥其比较优势以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成为亟待解决的研究课题。在诸多就业选项中，自主创业尤受关注。一方面，农民通过自主创业可以实现自身就业，增加家庭收入和消费；另一方面，自主创业衍生出的大量工作岗位还将广泛吸纳农村闲置劳动力，提高农村整体就业水平(石智雷和杨云彦，2011)。根据国家统计局《2015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我国创业农民工人数达到了4 606万人，占农民工总数的16.6%，自主创业已经成为当下振兴农村经济的重要引擎。

在此背景下，考察外出打工经历与农民自主创业的关系极具必要性。针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仅有助于解释留守农民与返乡农民工在创业选择和创业绩效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还将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方针提供有益参考。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中央及各地方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的相关制度法规，旨在引导和扶持返乡农民工创业。如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要求地方人民政府要在用地、收费、信息、工商登记、纳税服务等方面降低创业门槛，给予农民工返乡创业更大的支持；2015年，国务院进一步颁布了《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从登记手续、税收服务、金融服务和财政支持等方面明确了针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相关优惠政策。然而，政策初衷能否顺利实现相当程度上依赖于扶持对象是否具有较强的创业动机和比较优势。如果返乡农民工具有更强的创业动机和比较优势，那么瞄准他们的优惠政策便可以更大程度地节约激励成本，避免资源错配，提高相关措施的实施效果。

打工经历在农民工的储蓄积累、人力资本培养和社会网络关系构建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相比那些留守本地的农民而言，外出打工者将获得更高的收入水平，进而积累更多的储蓄(De Vreyer等，2010；石智雷和杨云彦，2012)。这些收入和储蓄不仅可用于改善自身和其他家庭成员的生活质量，更有助于农民在农业生产和非农项目上进行更具收益性的投资活动。进一步地，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工而言是难得的历练，在提升农民工的胆识、处事和交际能力的同时，还赋予了农民工日后谋生的技能。王西玉等(2003)的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农民工都可以通过外出打工获取一门手艺，为回乡创业奠定了基础。此外，外出务工的过程还是农民工构建和扩展自身社会网络关系的过程，广泛的关系网络对放松创业初期的融资约束、获取行业信息和有效客户资源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Westlund和Bolton，2003；马光荣和杨恩燕，2011)。我们认为，兼具上述优势的返乡农民工将有更大的可能性选择自主创业。

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本文采用CHIPS2007数据对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民自主创业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基本回归结果显示，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提高了农民自主创业的概率。为了消除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使用工具变量方法和户主样本进行了稳健性检验，结论未发生本质变化。本文还从社会资本的视角进行了中介分析。结果发现，由于外出务工经历，返乡农民工将具有更加广泛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而更容易筹集创业资金、获取客户资源和经营许可。中介分析支持了上述论断。有理由怀疑，外出务工经历对不同类型的创业可能存在异质性影响，本文对此进行了相应的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外出务工经历仅对投资规模较小和以发展为目的的创业项目有显著促进作用，对投资规模较大和以生存为目的的创业项目无显著影响。

本文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使用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微观调查数据，并采取多种稳健方法对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民自主创业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有关外出务工经历对我国农民创业影响的文献大都采取了描述性分析或简单回归分析(王西玉等，2003；罗凯，2009；刘新智和刘雨松，2015)，研究结论欠具内部有效性；尽管许多文献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但样本大都偏重局部省份或县市(Démurge和Xu，2011；殷江滨和李郇，2012)，研究结论难以推广到全国层面。本文将在这两方面做出一定改进。第二，考察了社会资本的中介作用。现有文献多强调外出务工期间技能获取和储蓄积累对农民创业行为的作用(Mccormick和Wahba，2001；Piracha和Vadean，2010)，而忽视了社会资本这一关键的中间渠道。实际上，外出期间创建的社会资本可能从资金融通、客户来源和行业信息等多个方面对农民创业产生重要影响。第三，本文将自主创业按照投资规模和创业目的进行了划分，进一步考察了外出务工对不同类型创业的异质性作用。

二、文献综述

国外学者围绕海外工作经历对人们创业活动的影响展开了丰富的研究，这些研究为理解和识别外出务工经历与我国农民创业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有益借鉴。

相关文献指出，海外工作经历将至少从两个方面对海归人员(Returnees)的创业决策产生积极影响。一是储蓄的积累，有助于打破欠发达国家或地区金融市场不完善带来的融资约束；二是获取新的技能和想法，为进行创业活动奠定了基础(Mccormick和Wahba，2001；De Vreyer等，2010)。上述论断得到了相关经验研究的支持。一个有待验证的假说是，海外工作经历可以一定程度上解释为什么一些企业家的创业活动更加持久和成功。理论上讲，技能的获取能够提升海归的创业能力，而外出期间积累的储蓄可以帮助人们克服创业融资困境。这意味着，具有海外经历的企业家会具有更多的创业优势，创业活动的生存概率(the Probability of Survival)也将更大。Marchetta(2012)的研究支持了上述假说。潜在的自选择问题是相关研究面临的重要方法论难题。一种常见的情况是，相对留守本国的劳动力而言，那些能力较强的劳动力更倾向于选择到海外工作(Nakosteen和Zimmer，1980；Borjas和Bratsberg，1996)；但也有文献指出，愿意到海外务工或从海外回国的往往是那些在当地找不到合适工作的人，他们具有较差的劳动技能(Gang和Yun，2000；Coulon和Piracha，2005)。自选择问题的存在会导致有偏误的实证结果，其结论也不可信。为了克服外出阶段和回国阶段的双重自选择问题，学者们进行了不同的尝试。De Vreyer等(2010)借助处理效应模型考察了海外经历对WAEMU(西非经济和货币联盟)居民就业和收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在OECD国家的工作经历会产生工资溢价；同时，有过OECD工作经历的企业家在创业方面也更具生产优势。Batista等(2014)以20世纪80年代的莫桑比克内战为自然实验考察了海外经历对自主创业的影响。初步回归结果显示，家中有海外工作经历的成员会使家庭创业的概率提高13个百分点；为了纠正自选择，作者使用母国与务工国的相对GDP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了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此时海外经历对家庭创业的影响扩大到24—29个百分点，这也说明初步结果低估了海外务工的作用。

有关海外工作经历与回国创业的文献给予了中国学者深刻启示，随即出现了大量针对我国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研究。王西玉等(2003)使用全国9省(市)、136个村的微观调查数据对部分农民工回乡创业活动进行了描述性分析，得出了一系列富有价值的结论：外出打工时间与创业机率呈现倒U形关系，拐点出现在5年左右；打工积蓄成为农民创业投资的重要来源，打工积蓄中用于创办工商企业的投资约占到了39%；74%的被访者在外出务工期间掌握了一门技术，而技术的掌握对创业的影响甚至比积蓄还要大；回乡创业者的平均收入要高于回乡创业之前，也略高于继续在城里打工者的平均预期收入，较高的预期收入是回乡创业的主要推动力。石智雷和杨云彦(2011)使用2010年8月在湖北省恩施州进行的回流劳动力抽样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村劳动力能力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和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劳动力相比，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劳动力从务农转变为自主创业的概率会增加56.7%，这与罗凯(2009)的研究结论有所不同。后者使用CHNS面板数据考察了农民打工经历与返乡创业参与之间的关系，发现打工经历与农民的本地创业之间并无系统关联，但随着农民工在外打工时间的延长，其创业意识会不断增强。值得一提的是，由于罗凯(2009)是通过两个时点来确定个体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对时点之前已经回流的农民未能包括在内，这将影响结果的可信性(石智雷和杨云彦，2011)。

通过梳理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外出务工经历对我国农民创业的影响尚存在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具体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首先，现有研究多以局部地区为研究对象，难以保证研究结论的外部有效性。如Démurge和Xu(2011)仅使用安徽省无为县的数据考察了外出务工经历与当地农民创业行为之间的关系，即便充分考虑了潜在的自选择问题，却依旧无法保证其结论在全国层面的适用性。其次，大量的研究仅停留在描述性分析和简单回归分析阶段(王西玉等，2003；罗凯，2009；刘新智和刘雨松，2015)，少有研究采取措施解决因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等原因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得到的结论也缺乏可信性。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是，针对外出务工经历影响农民创业的渠道，规范分析居多，经验分析不足，更罕有文献从社会资本的角度考察外出务工对农民创业的影响机理。本文试图在以上三个方面有所突破。

三、数据来源及变量说明

(一)数据来源。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居民收入调查(CHIPS)。CHIPS是在20世纪80年代由国内外研究者组成调研团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抽样调查项目。该项目分别在1988年、1995年、2002年、2007年、2008年和2013年等年份，针对家庭和个体的人口特征、就业状况、收入状况和家庭收支状况进行了多轮调查，被称之为迄今中国收入分配与劳动力市场研究领域中最具权威性的基础性数据资料之一。

以下理由使我们最终选用了2007年的数据。一是考虑到相关变量的可得性。尤其是与渠道分析(社会网络关系等)相关的问题仅存在于2007年和2008年的调查问卷中，考虑到论证的连贯性，我们未使用其他年份的数据。二是相关问题在不同年份问卷中的提问方式不一致。在确定“是否创业”时，CHIPS2007问卷中问的是调查前一年“最主要的非农就业是否为创自主经营活动”，而CHIPS2008问卷中问的是调查前一年“最近一份非农就业是否为自主经营活动”。提问方式的不同导致无法将两年的数据组成混合横截面或面板联合使用。三是为了排除政策干扰。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对外出口急速下降，国内就业形势日益恶化。在城市和外地务工的农民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大举返乡，出现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规模最大的“返乡潮”。在这一背景下，中央及各地方政府陆续出台了鼓励和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的政策性文件，^①规定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在土地使用、工商登记、税收融资等方面享受特殊待遇。如果使用2008年及之后的数据，将无法确定外出务工经历是因为扩展了农民的社会资本，还是因为赋予了农民享受创业优待的身份而影响创业决策的。由于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绝大部分相关政策在2007年尚未出台，使用CHIPS2007数据可以较好地规避政策干扰。此外，CHIPS2007包含了9个省(市)中的82个县和285个行政村，分别位于中部的安徽、河北、河南和湖北，东部沿海地区的江苏、浙江和广东，以及西部地区的四川和重庆，具有一定的全国代表性。出于研究所需，我们剔除了工作地点在本地农村之外的观察值，同时剔除了15岁及以下和65岁及以上、因在校求学和身心残疾等无法参加工作以及重要变量缺失的观察值，样本容量为15 193。

① 如2008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地方人民政府要在用地、收费、信息、工商登记、纳税服务等方面降低创业门槛，给予农民工返乡创业更大的支持。随后，江苏省、重庆市、广西壮族自治区等地区陆续颁布了相关地方性文件，规定从多个方面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支持。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进一步印发了《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创业的意见》，从登记手续、税收服务、金融服务以及财政支持等方面明确了针对返乡农民工创业的相关优惠政策。

(二)变量说明。在CHIPS2007问卷中，受访者被询问了当前主要非农工作是“自我经营还是给别人打工”。根据这一问题的回答，我们确定了农民是否从事创业活动。具体地，若受访者回答“自我经营”，则视该非农工作为自主创业，并赋值为1；其他情况赋值为0。需要说明的是，受数据所限，本文涉及的创业活动仅包括非农自主创业，不包括与农业相关的创业活动。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外出务工经历。CHIPS2007针对成年人的就业情况进行了调查，这里面包括外出务工情况。根据“您是否有过外出务工经商经历?”这一问题，我们定义了外出务工经历变量。具体地，受访者回答“是”时，视之有过外出务工经历，并对变量赋值为1；否则，视之没有外出务工经历，并对变量赋值为0。

借鉴Piracha和Vadean(2010)、陈刚(2015)等文献，计量方程纳入了一系列影响农民创业的控制变量。其中，个体层面的变量主要包括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教育年限、非农培训等；家庭层面的变量主要包括家庭人口规模和抚养比等；村级层面的变量主要包括村庄人口规模、人均收入水平、是否扶贫开发村、村人均播种面积等。此外，为了排除地区固定效应对实证结果的干扰，文中进一步控制了县级层面的哑变量。主要变量的定义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1。

四、实证结果

(一)基本回归结果。表 2报告了全样本的Probit模型回归结果。为方便解释，表中列出的数值为各解释变量的边际效应。模型(1)只纳入了外出务工经历，其回归系数为0.0369，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外出务工经历使得农民创业的可能性平均提高了3.69个百分点，这一结果与石智雷等(2011)、刘新智等(2015)等的实证结果一致。模型(2)到(5)依次添加了个体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村庄特征变量以及地区虚拟变量，各模型的回归系数均保持在0.02左右，且均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外出务工经历将增加农民创业概率约2个百分点。这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自主创业产生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对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以模型(5)为主进行解析，其他模型的结果基本保持了一致性。性别变量的系数为0.05，说明男性要比女性的创业可能性高出5个百分点，该结果与现实情况较为相符，这可能与男性居民更明显的风险偏好、更大的社交网络圈子有关。年龄对农民创业的影响呈倒U形，拐点出现在55岁左右，在此之前，创业可能性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断提高；在此之后，创业可能性将逐渐下降。婚姻状况的系数为0.0458，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处于婚姻之中的农村居民创业概率更大。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在婚个体具有夫妻双方的社会网络关系，在资金筹集、信息获取和客户来源等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健康状况的系数在1%的水平之下显著为负，说明健康水平越差，创业的可能性越低。教育年限与创业呈现正相关关系，农村居民的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创业概率将提高0.28个百分点。虽然这一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但是系数相对较小，说明教育对是否选择创业活动并非十分重要。参加非农培训对创业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具体来讲，参加非农培训要比没有参加培训的居民，创业概率高出约3.6个百分点。家庭人口规模对创业的影响不显著。家庭抚养比的系数为0.0246，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家庭抚养负担越重，创业的可能性越大。这可能是因为照顾家庭需要的收入更多，促使农民们选择收益较高的创业活动。

村人口规模变量对农民自主创业产生了显著的正向作用。一般而言，村庄人口规模越大，居民的社会关系网络越广泛，在创业融资和信息获取等方面具有相对优势。村人均收入对农民创业的影响为正，且边际效应显著，这可以从创业融资视角进行解释。融资能力是影响创业选择的重要因素(Paulson和Townsend，2004；张龙耀和张海宁，2013)，村人均收入水平越高，村民的融资能力往往越强，村民打破融资约束进行创业的概率就越高；而发展水平较低的村子，村民的融资能力也较差，这将限制他们实现自主创业，这一点可以从扶贫开发村变量的回归结果得到验证。最后，村人均播种面积回归系数为负，在10%的水平上不显著，不能说明村人均播种面积和农民创业之间存在明确的因果关系。

(三)遗漏变量的处理。由于数据的局限性，一些重要的特征变量难以被直接控制，这可能影响回归结果的无偏性。相关研究表明，个体的风险态度对居民选择自主创业(陈波，2009；谭华清等，2015)和选择外出务工(李光明和潘明明，2014)都有显著影响；此外，个体的性格特征也可能决定了倾向于外出务工的人更容易进行自主创业。居民本身具有的风险偏好、性格特征等变量的遗漏，将导致外出务工经历与农民自主创业产生间接性的虚假关系。这一情况下，实证结论不具可信性。

为了克服遗漏变量问题，本文使用外出务工氛围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了稳健性回归分析。外出务工氛围使用除本人外，本村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人口占本村人口的比重进行测度。合适的工具变量应满足相关性和外生性两个必要条件。所谓的相关性即工具变量与内生解释变量应具有一定的相关关系，在本文指的是外出务工氛围与个体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相关；所谓的外生性即工具变量与误差项无关，在本文指的是外出务工氛围对自主创业的影响仅通过影响个体的外出务工决策间接发挥作用，而不通过其他未控制变量发挥作用。接下来，将对相关性和外生性进行说明和验证。

在从众心理作用下，居民外出务工决策很大程度地受到所在村庄外出务工氛围的影响。一个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返乡村民可以提供相应的外地讯息和就业渠道，增加本村其他村民外出务工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外出务工氛围是相对更加宏观的变量，受个体的外出务工经历影响甚微。由上可知，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可以较好地得到满足。为了进一步明确工具变量对个体外出务工经历的影响，同时排除弱工具变量的情况，本文进行了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的第一阶段工作，见表 3。模型(1)中，工具变量的系数为0.5529，且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工具变量与外出务工经历存在显著的相关性；第一阶段联合检验的F值为27.58，远大于10，排除了弱工具变量的可能性。在模型(1)的基础上，模型(2)中进一步控制了创业人口占比变量，^①基本结论保持不变。表 3结果说明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是满足的。

① 本村创业人口占比使用“除本人外，创业人口占本村总人口的比重”进行测度。工具变量可能通过影响其他村民的创业行为间接影响考察对象的创业决策，为了排除这一可能性，我们在方程中纳入了本村创业人口占比变量。

工具变量还须满足外生性条件。实际上，除了通过影响外出务工经历这一渠道外，外出务工氛围对农民自主创业还有两条可能的作用路径。

首先，本村外出务工氛围对其他居民的外出务工决策也将产生同样的作用，而其他居民外出务工经历会影响到其自身的创业决策，进而不可避免地对考察对象的创业选择产生示范作用。换言之，工具变量通过影响其他人的创业行为，间接影响了考察对象选择创业的可能性。针对这一情况，我们在方程中添加了本村创业人口占比变量，以保持其他居民的创业状态不变，截断这一作用路径。在纳入本村创业人口占比后，我们重新检验了工具变量的相关性条件，具体结果见表 3模型(2)，结论未发生变化。其次，本村外出务工氛围可以影响其他农民外出务工决策，这些农民工可能会直接向考察对象提供相关的创业讯息、客户来源、技术技能等创业资本，即便个体自身不进行创业活动，也可以影响考察对象的创业选择。为了检验这一作用路径的存在性，我们借鉴了Acemoglu等(2003)、方颖和赵扬(2011)的方法。如果外生性得以满足，工具变量对农民自主创业的影响应只通过作用于个体外出务工经历方可实现。这意味着，单独的工具变量对农民自主创业的影响应具有显著性，当在方程中同时纳入个体的外出务工经历后，工具变量对农民自主创业的影响会变得不再显著。具体的检验结果见表 4模型(1)和模型(2)。

表 4模型(3)报告了2SLS的回归结果。外出务工经历的系数为0.0516，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农民的外出务工经历使农民自主创业的概率提高了约5.16个百分点。相对于基本回归而言，2SLS的回归系数有所扩大，进一步支持了外出务工经历有助于农民自主创业的结论。

(四)户主样本结果。如前所述，本人的创业行为将会影响周围其他居民的创业选择，这一现象在家庭内部尤其明显。家中部分成员的外出务工经历可能引发家庭成员集体联合创业，换言之，即使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人，也可能受到其他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经历的影响而选择创业。由于这种家庭内部外溢性的存在，将有外出务工经历与没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家庭成员进行比较，会低估外出务工经历对自主创业的实际效果。为此，我们仅使用家庭户主样本对基本方程进行了重新估计，结果见表 5。

表 5中，模型(1)为Probit模型结果，外出务工经历的回归系数为0.0174，且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说明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创业的可能性要高出1.74个百分点。模型(2)为2SLS模型结果，外出务工经历的回归系数为0.1230，且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显示了外出务工经历的正向作用。需要说明的是，户主样本得到的外出务工经历回归系数较之全体成员样本而言有了明显提高，表明家庭内部外溢效应的确存在，先前的回归结果低估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自主创业的影响。

五、渠道分析

(一)社会网络关系。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关系型”社会(Bian，1997；马光荣和杨恩艳，2011)，社会网络关系对人们的创业决策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广泛的社会网络关系可以帮助人们获取更多的物质资本、技术经验、重要信息和感情支持(Ma，2002；Yueh，2009；胡金焱和张博，2014)，进而提高人们进行创业的可能性。这一论断得到了相关研究的支持。林剑(2006)通过案例研究取得的数据，结合社会网络相关研究，建立了社会网络作用于创业融资的机理模型。研究表明，社会网络关系通过信息机制、互惠机制和文化认同机制对创业者的外部资金获取产生重大影响，并最终影响人们的创业选择。马光荣和杨恩艳(2011)使用中国农村调查数据对社会网络与农民创业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结果发现拥有更多社会网络关系的农民会有更多的民间借贷渠道，进而更容易创办自营工商业。张玉利等(2008)则进一步指出，创业者的社会资本不仅影响着创业者能否发现创业机会，更影响着创业者发现什么样的创业机会；社会交际面广、交往对象趋于多样化、与高社会地位个体关系密切的创业者更容易发现创新性更强的创业机会。

本文认为，外出务工经历将扩展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关系，为其获取创业资源提供便利，进而促进农民自主创业。从某种意义上讲，在外务工的过程同时也是农民重构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网络的过程。接下来，我们将从微观层面考察农民外出务工经历与社会网络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据以揭示外出务工经历影响农民自主创业的作用路径。

要考察外出务工经历对社会网络关系的影响，首要的任务是对社会网络关系进行测度。在中国，社会网络关系的建立与维护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联系。这种交往与联系在每年的春节期间尤为突显。中国老百姓有拜年的传统风俗，春节期间人们会采取各种方式相互问候，以维系原有的交际与情感。鉴于此，本文将使用春节期间，农民通过各种方式(包括见面、打电话、写信和发电子邮件等)相互问候的人数作为社会网络关系的一个代理变量。此外，社会网络关系还反映在一年中有多少人给自己提供过帮助。帮助自己的人越多，可以一定程度地说明自己的社会网络越广泛。为了保证测度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了一年当中给农民提供过帮助(比如借钱、找工作、帮助照顾孩子，或者说碰到问题找人谈心，让人出主意等)的人数作为其社会网络关系的另一个代理变量。需要说明的是，在CHIPS2007中，调查者仅对户主或其配偶询问了“春节期间相互问候的人数”和“一年中帮助过自己的人数”，因此，样本观察值有所减少。

表 6模型(1)和模型(2)报告了社会网络关系对外出务工经历的回归结果。由于“春节期间相互问候的人数”和“一年中帮助自己的人数”为非负整数，针对这一类计数数据宜采取Poisson回归模型。模型(1)的回归系数为5.2421，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增加了春节期间相互问候的人数约5个；模型(2)的回归系数为0.7041，在5%水平上显著，表明外出务工经历增加了一年中帮助自己的人数约0.7个。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说明，外出务工经历显著扩展了农民工的社会关系网络，这将为农民工突破创业融资约束和信息约束提供助力。

(二)融资、客户和经营许可。农民在外务工拓展了自身的社会网络关系。从创业角度而言，这些社会关系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为农民提供便利。一是放松融资约束。一般而言，进行创业存在一个最低的资金门槛，缺乏启动资金将是阻碍家庭选择创业的主要障碍(胡金焱和张博，2014)。根据Evans和Jovanovic(1989)的创业选择模型，在既定企业家才能的基础上，人们会根据外生性的资本和信贷条件做出创业决策。由于农村金融体系尚不完善，农民难以获得银行、信用社等常规信贷机构的贷款。社会网络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在创业融资方面扮演了与银行等正式制度互补的角色(马光荣和杨恩艳，2011)。二是获取客户资源和经营许可。亲戚、朋友、老乡和工友等社会网络关系有助于农民寻找产品销售的客户资源，获取相关部门的经营许可。而良好的客户资源、合法的经营许可是进行创业的基本前提和创业成功的重要保障。如果外出务工有助于扩展社会网络关系，那么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在获取创业资金和客户资源等方面的能力也将有所提升。作为一种稳健性检验，本文进一步考察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融资能力和客户资源、经营许可资源获取能力的影响。

CHIPS2007问卷中并未设置与融资能力和客户资源等相关的问题，无法直接、正面地考察外出务工与融资能力和客户资源之间的关系。庆幸地是，借助CHIPS2008问卷中设置的相关提问可以对我们关心的问题进行间接验证。在CHIPS2008中有如下问题：“哪些主要困难阻止您从事自我经营工作？”针对该问题，问卷中给出了五个具体的选项：“1.借不到自我经营的本钱；2.缺乏能找到客户和经营许可的关系；3.自我经营生意太辛苦；4.自我经营收入太低；5.其他原因”。具体地，我们设置了“不创业的原因”这一变量。当未创业的农民针对上述问题回答“借不到自我经营的本钱”时，该变量设置为1；当回答“缺乏能找到客户和经营许可的关系”时，该变量设置为2；当农民给出其他回答时，该变量设置为3。我们的目的是检验那些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其未进行创业活动，是否更少地因为“借不到自我经营的本钱”及“缺乏找到客户和经营许可的关系”，进而从反面检验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融资能力和客户资源获取的影响。由于因变量为多分类数据类型，本文将采取多分类Logit模型进行回归分析，并选择第三类为基准类别。特别地，我们使用的是没有从事自我经营工作，即没有进行创业活动的农民样本，^①回归结果见表 6模型(3)。

① CHIPS2007和CHIPS2008为追踪调查数据且间隔时间较短，将两年数据匹配使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类似的方法可见于谭华清等(2015)等。

表 6模型(3)第一列对应“借不到本钱”类别与基准类别的比率。外出务工经历的系数为0.6536，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外出务工经历使得“借不到本钱”与基准类别的比率减小了34.64%(1-0.6536)，即农民工“借不到本钱”的可能性下降了。第二列对应“缺乏能找到客户和经营许可的关系”类别与基准类别的比率。外出务工经历的系数为0.5323，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外出务工经历使得“缺乏能找到客户和经营许可的关系”与基准类别的比率减小了46.77%(1-0.5323)，即农民工“缺乏能找到客户和经营许可的关系”的可能性下降了。根据表 6模型(3)的判断，外出务工经历降低了农民工“借不到本钱”和“缺乏能找到客户和经营许可的关系”的概率，反过来讲也就证明了外出务工经历提升了农民工的融资能力以及获取客户资源和经营许可的能力。

六、进一步分析：外出务工经历与异质性创业

(一)按照投资规模划分。创业初期的投资规模能够体现创业项目的诸多特点，比如，较大投资规模的创业项目对农民融资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般而言，农民在外务工结识的朋友、工友等都是收入相对较低的人群。这意味着，即便外出务工经历可以扩展社会网络关系并提升创业者的融资能力，但由于结交的人群收入水平普遍偏低，创业者的融资能力也将受到社会网络经济实力的较大制约。据此判断，外出务工经历可能对那些初期投资规模较小的创业项目影响较大，而对那些初期投资规模较大的创业项目影响并不会很大或无显著影响。

为检验上述逻辑，我们按照初期投资规模对所有创业项目进行分类。在CHIPS2007中，从事自我经营的受访者被询问了“正式营业前的全部投资是多少？”，根据受访者对该问题的回答，我们将创业投资金额大于中位数(1万元人民币，以当年价格水平计算)的创业项目定义为大规模投资创业项目；将那些创业投资金额小于中位数的创业项目定义为小规模投资创业项目。并分别进行了相应的回归，具体结果见表 7。

表 7报告了2SLS回归结果。模型(1)和模型(2)为全样本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小规模投资创业对外出务工经历的回归系数为0.0474，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外出务工经历提高了农民进行小规模投资创业的概率约4.74个百分点；对大规模投资创业而言，外出务工经历的系数并不显著，无法断定两者是否具有明显相关性。模型(3)和模型(4)为户主样本回归结果。模型(3)为小规模投资创业的回归结果，外出务工经历的系数为0.0860，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外出务工经历使得农民进行小规模投资创业的可能性提高了8.6个百分点。这一结果与使用全部样本的回归结果相比有了明显扩大，可能的解释是，仅使用户主样本排除了家庭内部外溢性对回归结果的干扰。模型(4)为大规模投资创业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外出务工的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下均不显著，不能确定两者有相关关系。表 7结果说明，外出务工经历仅对小规模投资创业选择有影响，对大规模投资创业选择并未发现显著影响。回归结果支持了先前的判断。

(二)按照创业目的划分。不同的人群选择创业的动机和目的不尽相同，这与创业者是否有其他合适的就业机会相关(陈刚，2015)。一般而言，缺少就业机会或找不到合适工作岗位的农民选择创业实际上就是为了实现就业；而那些有足够就业机会或合适工作岗位的农民，选择创业可能是为了更多的财富、更高的社会地位或工作方式的转变。因此，根据创业目的不同，可以将创业分为两类：一是单纯为了就业而进行的创业，称之为生存型创业；二是追求财富、社会地位或转变工作方式等目的而进行的创业，称之为发展型创业。类似的划分法可见于Ardagna和Lusardi(2011)、陈刚(2015)等。外出务工经历对生存型和发展型创业的影响可能存在差异。如前所述，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社会网络关系更广泛、融资能力更强和客户资源更丰富。建立在这些优势的基础上，农民缺乏就业机会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他们选择自主创业更多地是为了寻求发展而非基本生存。据此判断，外出务工经历可能对发展型创业项目有着较大的影响；对生存型创业项目可能影响不大或没有影响。

CHIPS2007向被访者询问了创业者进行非农经营的主要原因，我们将源于“找不到打工机会”的创业项目定义为生存型创业，将源于“自我经营能挣得更多”、“想自己当老板”、“更灵活，自由自在”等的创业项目定义为发展型创业，并据此考察了外出务工经历对两类创业活动的影响。回归结果见表 8。

表 8报告了2SLS回归结果。模型(1)和模型(2)为全样本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发展型创业对外出务工经历的回归系数为0.0640，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外出务工经历提高了农民进行发展型创业的概率约6.4个百分点；对生存型创业而言，外出务工经历的系数并不显著，无法断定两者是否具有明显相关性。模型(3)和模型(4)使用了户主样本进行回归。模型(3)对应发展型创业的回归结果，外出务工经历的系数为0.1340，说明外出务工经历使得农民进行发展型创业的可能性提高了13.40个百分点。这一结果与使用全部样本的回归结果相比明显扩大。模型(4)对应大规模投资创业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回归系数并不显著，不能确定两者有相关关系。

综上所述，表 8的结果说明外出务工经历仅对农民是否选择发展型创业作用显著，对生存型创业未发现显著影响。回归结果支持了先前的判断。

七、结论及政策含义

随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节点的不断迫近，农民就业问题备受关注。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外出农民工的大规模返乡进一步加剧了农民就业问题的严峻性。鼓励和支持自主创业无疑成为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剂良方。尤其是对返乡农民工而言，外出务工经历使他们在工作经验、技能、储蓄和社会网络关系等方面更具优势，进而产生更强的创业动机和更好的创业绩效。如此，瞄准返乡农民工的创业支持政策将更具成效。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借助CHIPS2007微观调查数据实证考察了外出务工经历对农民自主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具有相对更高的概率进行自主创业，且结论稳健。现有文献多聚焦于讨论劳动技能和储蓄对农民创业的中介作用，而忽视了社会资本这一重要渠道，本文对此进行了补充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有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民具备相对更加广泛的社会网络关系，且更容易获取创业资金、客户资源和创业活动的经营许可。特别地，我们还发现外出务工经历对不同类型的创业项目具有异质性影响。总体来讲，外出务工经历对那些投资规模较小和以发展为目的的创业项目具有显著影响，而对那些投资规模较大和以生存为目的的创业项目作用不显著。

本文为当下政府支持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并延伸出两方面的政策含义。一是进一步扫清农民进城务工的制度障碍，鼓励留守农民走出去。外出打工，尤其是进城务工是农民返乡创业的先决条件。只有先外出才能获取相关经历，并积累创业资金、获取创业技能、拓展社会网络关系。为此，应逐步建立和发展农村劳动力对外输出的中介机构，以消除劳动力市场的供需信息不对称；并采取相关措施破除农民进城的“隐形门槛”，尤其要努力缩小进城农民工与本地居民在公共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待遇差别，创造良好、公平的就业环境。二是提供相关配套措施，引导和支持返乡农民工自主创业。加大力度完善农村地区相对薄弱的金融体系，搭建融资平台，为农民创业提供融资便利；并在土地使用、税收服务、工商登记等方面优化行政审批流程、缩减办理时间，降低行业准入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