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问题的提出

21世纪初，伴随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沿海地区企业用工成本激增。部分企业为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更高利润，逐步转移至中国内陆地区或周边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为了能够吸引相关企业转移至中西部地区，中央政府和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纷纷出台了针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补贴政策。农民工培训政策是我国就业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追溯到199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转发劳动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做好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意见的通知》(国办发[1997]42号)。从2003年开始，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培训指导文件，如《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农业部等部门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的通知》(国办发〔2003〕79号)等，并于2006年推出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阳光工程”、2014年推出了农民工职业技能提升计划的“春潮行动”，这些都提升了我国农民工的技能水平。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指导意见》和《关于中西部地区承接产业转移的指导意见》两个文件，提出了要加大政府对农民工的培训投入以及产业转移承接地需要加强职业技能培训等的建议，体现了中央政府期待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培训能够带动产业跨区转移，以实现“就近就业”的美好愿望。

无论是传统的劳动力流动理论还是产业转移理论，极少有文献将两者进行结合。不足之处主要有二：一是缺乏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所产生的空间流动和产业跨区域转移相结合的文献。尽管新经济地理学Krugman(1991) 核心-边缘模型关注了劳动力的空间流动问题，指出由于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的存在，劳动力和产业在空间上存在着循环累积因果联系。但是，类似这样的研究并没有考虑劳动力培训的产业转移效应；^①二是缺乏对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政策的产业转移效应的评估。现有文献并未涉及区域经济中产业转移效应这一核心内容。为此，本文拟将经典的发展经济学Lewis(1954) 模型和新近发展的新经济地理学Krugman(1991) 模型综合，同时纳入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及培训，探讨如下两个问题：(1) 当前的农村劳动力培训政策能否有效吸引产业转移？(2) 如果当前劳动力培训不具有产业转移效应，那么是否存在更好的培训补助政策以吸引产业转移？

①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补贴的“产业转移效应”是指，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行的培训对产业跨区域转移的影响。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补贴的“产业转移效应”相类似，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还存在着“城市化效应”，这是指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培训是否能够促进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

政府加强对农民工的培训，从市场经济角度看，至少会对劳动力市场和产品市场产生两方面的影响：(1) 政府培训增加了地区技能劳动力的数量，从而为落户欠发达地区的企业提供了技能型劳动力，满足了企业生产的需要；(2) 政府培训增加了地区技能劳动力的比重，居民总体收入水平增加，地区购买能力有所提高。前者为企业提供技能劳动力，从而可能会吸引企业迁移；后者能够增加本地市场潜能，同样会促进企业迁移。如果不考虑劳动力跨区转移，工人为了获得高工资也具有获取技能的积极性(Toulemonde, 2006)，由此可以促进本地的工业发展；受培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本地工业部门，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发展；发达地区的部分工人甚至也可能会因此而流入，从而发达地区的产业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但是，一旦考虑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跨区域跨部门转移，情况可能会发生变化：欠发达地区花重金培训的劳动力可能会为发达地区所用，从而劳动力的转移非但不会引起产业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而且还可能引起产业在发达地区进一步集聚。因此，有必要对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是否能够真正有效地促进产业转移进行再思考。

为了说明这两个问题，本文通过理论模型和计量方法进行数理分析和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的培训政策存在“城市化效应”，但不存在“产业转移效应”，当前的劳动力培训政策无助于产业跨区域转移。如果想要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的产业转移效应，则需要改变现有的培训补贴方式，由向政府培训补贴转向企业培训补贴。

二、 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的产业转移效应理论模型

(一)基本假设。理论模型假定为2×2×2模型，即两地区(A地区和B地区)、两部门(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两要素(农民和工人)。与Krugman(1991) 核心-边缘模型相似，假定农产品处于完全竞争的市场中，生产规模报酬不变，生产中仅使用农民一种要素作为可变投入；工业品处于垄断竞争的市场中，生产规模报酬递增，生产中使用工人作为固定投入和可变投入。农产品区域间的贸易不存在贸易成本，工业品区域间的贸易存在冰山交易成本(τ)。传统的发展经济学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模型，如Lewis(1954)、Todaro(1969) 以及Harris和Todaro(1970) 等研究都指出：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地区，随着地区工业经济的发展，农民逐步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但是，纵观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文献，有如下两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在传统的文献中未能得到足够关注：

第一，农民转变为工人过程的培训问题。农民转变为工人需要进行技术培训，否则无法满足用工的需求。那么技术培训的资金源于何处？多数时候，企业内部消化了对农民工的技术培训，但这无疑会增加企业的成本，从而影响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力。除了企业内部培训外，政府的无偿培训也是一种重要的途径。为此，不妨假定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成本由政府来承担。同时，由于这项培训经费支出仅占政府收支的极少部分，可以完全忽略税种问题。第二，转移农村劳动力是选择本地就业还是异地就业的问题。农民工跨区域流动是中国劳动力流动的重要方向，农民从农业部门转向工业部门，抑或从本地转向其他地区，其首要动因是能够获得更好的效用水平。此外，影响农民工迁移的因素还包括对周边环境的适应程度、对乡土的眷恋、地区文化和语言的差异等等。这些因素对不同的个体有不同的影响，某些劳动者可能会认为这些是不可逾越的障碍，而另外一些劳动者则会认为这些因素对其影响并不大。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会呈现出一定的差异。

既然考虑个体的差异性，那么农民工对本地转移还是异地转移还存在迁移概率差异的问题。不妨采取类似于McFadden(1978) 的假设，即假定农村劳动力在迁移过程中满足随机效用理论，迁移与否取决于迁移前后的总效应水平的变化。对应地，该群体从A地区向B地区迁移过程中面临的综合效用函数为：

$ v_{A \to B}^h = {V_B} + \varepsilon _{A \to B}^h $

(1)

其中：V_B为农民从A地区农业部门迁移到B地区工业部门获得的间接效应水平，是一种经济效用，由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和所面临的商品价格指数共同来决定；ε_A→B^h为单个转移劳动力h从A地区农业部门转移到B地区工业部门后个人所获得的额外效用，是一种非经济效用，取决于移民的偏好程度。由于个体存在差异，因此不同个体有不同的ε值。同时，由于个人都是相对独立地作出移民决定，因此ε_A→B^h为随机变量，并且服从独立同分布。农民除了从A地区农业部门迁移到B地区工业部门外，也可能会选择从A地区的农业部门就地转移至本地的工业部门。与异地迁移相似，农民就地转移时，同样存在经济效用(V_A)和非经济效用(ε_A→A^h)的问题。即使ε_A→A^h与ε_A→B^h在数值上不同，但只要假设这些转移农民的非经济效用ε值都服从Weibull分布，那么就可以得到转移劳动力h就地转移的概率为：

$ \rho = {\rm{exp}}({V_A}/\nu )/[{\rm{exp}}({V_A}/\nu ) + {\rm{exp}}({V_B}/\nu )] $

(2)

根据(2) 式，可以得到农民异地转移的概率为1-ρ。其中，ν为农村劳动力选择转移的异质性程度。如果ν→0，即转移劳动力不存在异质性时，那么影响他们迁移的唯一因素就只有间接效应函数；但是，如果ν→∞，即转移劳动力存在极强的异质性，从而ρ→1/2。^①Tabuchi和Thisse(2002)、Murata(2003) 以及Russek(2010) 等都对此有所阐述。本文研究延续Russek(2010) 的假设，即工人在区域之间的流动根据综合效用水平来确定。此外，为了让研究更加贴近现实，本文还考虑了工人跨区域流动时存在迁移成本γ。

① 换言之，当农民在迁移上没有偏好差异时，那么影响其具体迁移至哪一地区的因素只有一个：即哪个地区有更高的间接效应水平；但是，如果农民工在移民上有着巨大的偏好差异，则间接效用水平将变得不再重要，农村转移劳动力向两地区转移的数量相等，农民就地转移还是异地转移并非受两地区的间接效应水平的影响。

(二)代理人行为。

1.消费者行为。本文研究假定消费者效用函数为两层效应函数。上层效用函数为Cobb-Douglas对数效用函数，下层效用函数为Dixit和Stiglitz(1977) 的CES效用函数。

$ U = \left( {1 - \alpha } \right){\rm{ln}}{C_A} + \alpha {\rm{ln}}{C_M},{C_M} = {(\int_0^{{n^W}} {c_m^{\left( {\sigma - 1} \right)/\sigma }} dm)^{\sigma /(\sigma - 1)}} $

(3)

其中：U为代表性消费者的效用函数，α为常数，是消费者对工业品的支出份额。C_A为代表性消费者对农产品的需求，C_M为代表性消费者对工业品组合的需求，c_m为代表性消费者对第m种工业品的需求。n^w为两地区工业品种类的总和，包括A地区工业品的种类数n和B地区工业品的种类数n^*。^①假定工资是消费者唯一的收入来源，消费者将收入y全部用于消费。以农产品为计价物，即农产品价格p_A等于1，则消费者的预算约束函数为：

$ {C_A} + P{C_M} = y,P = \int_0^{{n^W}} {{p^{1 - \sigma }}} dm $

(4)

① 类似地，下文为简化表示，使用上标(^*)代表B地区与A地区相对应的变量，上标(^W)代表两地区相应变量的总和。

其中：P为A地区工业品组合的价格指数。在预算约束函数(4) 式下，最优化消费者的效应函数(3) 式，可以得到代表性消费者对农产品需求量C_A、工业品组合需求量C_M和第m种工业品需求量c_m的表达式分别为：

$ {C_A} = \left( {1 - \alpha } \right)y,{C_M} = \alpha y/P,{c_m} = \alpha yp_j^{ - \sigma }/{P^{1 - \sigma }} $

(5)

对应地，代表性消费者的间接效应函数为：

$ V = \bar C + {\rm{ln}}y - \alpha {\rm{ln}}P(其中:\bar C \equiv \alpha {\rm{ln}}\alpha + \left( {1 - \alpha } \right){\rm{ln}}\left( {1 - \alpha } \right){\rm{ 为常数}}) $

(6)

2.生产者行为。采用与倪鹏飞等(2014) 相似的设计，假定两地区可采用的农业生产技术完全相同，生产单位农产品需要a_A单位的农民作为可变投入，生产中无需可变投入。B地区农村不存在剩余农业劳动力，而A地区农村拥有大量剩余农业劳动力。但是，为了确保本地农民不存在显性失业，A地区使用相对较低的农业生产技术，生产效率比B地区低，生产单位农产品时需要使用a_A/θ单位的农民作为可变投入。由上假设，农业生产部门的规模报酬不变，则两地区的农业生产成本函数分别为：

$ {c_A} = {a_A}{w_A}{x_A}/\theta ,c_A^* = {a_A}w_A^*x_A^* $

(7)

其中：w_A和w_A^*分别为A地和B地农民的工资收入；x_A和x_A^*分别为A地和B地农产品的产量。由于农业部门的规模报酬不变，从而两地区农产品的价格与边际成本相等，即始终有：p_A=a_Aw_A/θ，p_A^*=a_Aw_A^*。上文假定农产品贸易不存在运输成本，因此在开放经济中当两地农产品出现贸易时，农产品的价格必然相等，从而始终有w_A/θ=w_A^*。

为不失一般性，单位化农产品的边际投入量a_A和农产品的价格，则A地区农民的工资水平w_A=θ，B地区农民的工资水平w_A^*=1。在A地区工业化未完成之前，本地的农民工资始终为工人工资(w)的θ倍(θ < 1)，从而A地区农民的工资水平始终为θw。特别地，A地区完成工业化，A地区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为θ=1。同时，由上分析可知，w_A/θ=w_A^*，w_A=θw，因此A地区工业化阶段始终存在w=w_A^*=1。此外，由于B地区已经完成了工业化，因此B地区的农民和工人的工资水平完全相等，即始终有w^*=w_A^*=w=1。

不同于农业部门，两地区的工业部门都是规模报酬递增的部门，生产过程中除了使用工人作为固定投入之外，还使用工人作为可变投入。假定代表性工业企业的边际投入量为a，固定投入为f，工人的工资水平为w，则代表性企业的成本函数为：

$ TC({x_M}) = (f + a{x_M})w $

(8)

最优化企业的利润函数，可以得到工业产品的价格为：

$ {p_m} = \left[ {\sigma /\left( {\sigma - 1} \right)} \right]aw $

(9)

均衡时，企业获得零利润。从而代表性企业的产量为x_M=(σ-1)f/a。由此，可以得到单个企业需要的工人数量为σf。从中不难发现，如果一个地区的工人数越多，那么本地的工业企业数量也将越多。

(三)培训补贴、劳动力流动与产业空间分布。初始阶段，假设两地区人口规模相同，每个地区劳动力的数量均为L。所不同的是，B地区已经完成了工业化，而A地区正处于工业化进程中。因此，即使两地区劳动力数量相同，两地区的工人数量和农民数量也不会相同，两地区城市化率会存在显著差异。相应地，假设B地区初始的农民人数为(1-α)L，工人数为αL。A地区尚未完成工业化，其农业劳动力投入相对更多，初始A地区农民数量为(1-α)L/[(1-α)+αθ]，工人数量为αθL/[(1-α)+αθ]。假定初始阶段为短期均衡状态，即农民不再出现跨部门流动，并且工人也不出现跨区域流动。如果想满足这两个条件，则初始的均衡对变量初始值有一定的约束：

第一，农民不存在跨部门流动。农民跨部门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农民转变为农民工后其收入水平得到提高，但农民工也需要为此支付培训成本。因此，稳定的初始均衡要求农民的培训成本等于其通过培训所获得的额外工资收入。相应地，可以得到η=1-θ。第二，工人不存在跨区域流动。均衡时，要么工人迁移前后的实际收入水平相等，要么所有工人集中在一个地区(即地区产业份额λ=0或λ=1)。很显然，按照前文假设，这里并不会出现角点解(λ=0或λ=1) 的情况，不会出现所有工人集中在单一地区。因此，两地区工人不存在跨区域流动时，则要求两地区工人迁移前后的实际收入水平相等。由于A地区初始阶段尚未完成工业化，其工业份额更低，从而A地区的价格指数更高。因此，如果出现工人跨区域的流动，则仅有的流动方向为A地区的工人向B地区流动。

$ \Delta {V_S} \equiv {\rm{ln}}(y/{y^*}) - \alpha {\rm{ln}}(P/{P^*}) = 0 $

(10)

由于两地区的工人工资相等，设定工人迁移成本为γ，由(9) 式可知两地的工业品价格相等，从而(10) 式变形为：

$ {[\lambda + \varphi \left( {1 - \lambda } \right)\left] / \right[\varphi \lambda + \left( {1 - \lambda } \right)]^\alpha } = 1/\left( {1 - \gamma } \right) $

(11)

由(11) 式可知，λ=[(1-γ)^-1/α-1]/{[1+(1-γ)^-1/α](1-φ)}≡${\bar \lambda }$为初始均衡结果，相应有：

$ [{\left( {1 - \gamma } \right)^{ - 1/\alpha }} - 1\left] / \right[1 + {\left( {1 - \gamma } \right)^{ - 1/\alpha }}\left] {\left( {1 - \varphi } \right) = \theta /} \right[\left( {1 - \alpha } \right) + \left( {1 + \alpha } \right)\theta ] $

(12)

现假设中央政府对A地区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实行补贴，补贴额为δ₁，则A地区转移的农民工收入水平由θ变成了1-η+δ₁。^①若A地区农民就地转移，那么其面临的价格指数并没有发生变化，引起农民迁移的动因只有两部门的工资差异；但是，若A地区农民异地转移，引起农民迁移的动因除了部门工资差异之外，还有地区的价格指数差异。

① 很显然，只要初始的θ < 1，即A地区存在剩余劳动力，那么A地区的初始产业份额总是小于B地区。因此，如果中央政府试图通过对转移劳动力进行培训补贴，则必然是对A地区进行补贴。本文的理论模型分析了三种补贴的情况，现行的劳动力培训补贴政策的相关变量用下标1表示，就地转移劳动力的补贴政策变量用下标2表示，而对企业给予培训补贴变量用下标3表示。

农民向工人转变时，存在着身份转变成本。因此不难发现，只要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小于1，即δ₁ < η时，则A地区总是存在剩余劳动力。并且在整个过程中，农民工的收入始终与农民的收入相等。否则，农民总有转变为农民工的动机，以获得更高的效用。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实行补贴后，从初始状态到新的均衡，会引起三方面的变化：(1) 农民工的均衡收入发生变化，从原来的1-η变为1-η+δ₁，进一步引起农产品和工业品需求的增加；(2) 农业部门的从业人数在减少，工业部门的从业人数在增加；(3) 两地区的工业企业数量增加，导致两地区工业成本的价格指数发生变化，而这会引起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一步转移。假定转移劳动力数量为T₁，就地转移劳动力概率为ρ₁，则就地转移农业劳动力数量为ρ₁T₁，异地转移农业劳动力数量为(1-ρ₁)T₁。农产品市场均衡时：

$ \left( {1 - \alpha } \right)[L + (L - {L_A}) + {L_A}(1 - \eta + {\delta _1})] = ({L_A} - {T_1})(1 - \eta + {\delta _1}) + \left( {1 - \alpha } \right)L $

(13)

其中：L_A=(1-α)L/[(1-α)+α(1-η)]为A地区初始农民数量。根据(13) 式可知，当A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培训补贴为δ₁时，A地区转移的劳动力总数量为：

$ {T_1} = [\alpha \left( {1 - \alpha } \right){\delta _1}]/\left( {1 - \alpha \eta } \right)(1 - \eta + {\delta _1})L $

(14)

对(14) 式求T₁关于δ₁的导数有：

$ d{T_1}/d{\delta _1} = \alpha \left( {1 - \alpha } \right)\left( {1 - \eta } \right){\delta _1}L/\left( {1 - \alpha \eta } \right){(1 - \eta + {\delta _1})^2} > 0 $

(15)

(15) 式表明，补贴促进了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表明A地区转移劳动力的补贴越高，则A地区转移劳动力的数量越多，A地区的城市化水平越高。从某种意义上讲，中国当前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补贴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即存在“城市化效应”。这种“城市化效应”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工业发展。但是，这种补贴是否能够促进产业的区际转移，从而缩小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呢？为此，不妨继续分析工业品市场供求均衡。均衡时有：

$ \left\{ \begin{array}{l} \left( {\sigma /\alpha } \right)f = E/(n + \varphi {n^*}) + \varphi {E^*}/(\varphi n + {n^*})\\ \left( {\sigma /\alpha } \right)f = {E^*}/({n^*} + \varphi n) + \varphi E/(\varphi {n^*} + n) \end{array} \right. $

(16)

其中：φ=τ^1-σ为贸易自由度，满足φ∈[0, 1]。联立(16) 式中两个方程式，可以得到：

$ {\lambda _1} - \left( {1/2} \right) = \Phi ({S_{E1}} - \left( {1/2} \right)),\Phi = \left( {1 + \varphi } \right)/\left( {1 - \varphi } \right) $

(17)

其中：λ₁为A地区的产业份额，S_E1为A地区的工业品支出份额。很显然，由于φ∈[0, 1]，则Φ≥1。与之相对应有：

$ \left\{ \begin{array}{l} {E_1} = [{L_A} - (1 - {\rho _1}){T_1}](1 - \eta + {\delta _1}) + (L - {L_A}) + \Delta {L_1}\left( {1 - \gamma } \right)\\ E_1^* = (1 - \eta + {\delta _1})(1 - {\rho _1}){T_1} + L - \Delta {L_1} \end{array} \right. $

(18)

其中：ΔL₁为B地区向A地区净转移的工人数。由于本文研究仅使用工人一种要素生产工业品，因此ΔL₁也代表了工业产业从B地区向A地区的转移。均衡时，(11) 式仍然成立，$\lambda = \bar \lambda $仍然为唯一均衡结果。由(11) 式可知，dλ₁/dδ₁≡0，即补贴多少对产业的空间分布没有任何影响，不存在“产业转移效应”。此外，根据(2) 式对ρ₁的定义，可以得到：

$ \Delta {V_U} = \nu {\rm{ln}}{\rho _1}/(1 - {\rho _1}) $

(19)

而在对转移劳动力进行劳动力培训补贴时，就地转移和异地转移的农民面临着相同的工资水平，但价格指数不同。因而，将(2) 式代入(19) 式，可以得到ΔV_U=-αln(P/P^*)。农村劳动力迁移时，始终存在：

$ {\rho _1}/(1 - {\rho _1}) = {\{ [{\lambda _1} + \varphi (1 - {\lambda _1})\left] / \right[\varphi {\lambda _1} + (1 - {\lambda _1})]\} ^{ - \alpha /\nu }} $

(20)

由(20) 式可知，dρ₁/dλ₁ < 0。由于dλ₁/dδ₁=0，根据(20) 式还可以得到dρ₁/dδ₁=0，即对欠发达地区转移劳动力的培训补贴也不存在“就地转移效应”。特别地，当λ₁=1/2时，ρ₁=1/2。而根据上文的假设，由于A地区初始均衡时尚未完成工业化，因而初始的$\bar \lambda < 1/2$。在此条件下的劳动力空间流动始终有ρ₁>λ₁，即A地区就地转移的比重始终高于本地的产业份额。考虑工人跨区域流动，均衡时A地区的工业劳动力比重为：

$ {\lambda _1} = \{ \alpha \theta L/\left[ {\left( {1 - \alpha } \right) + \alpha \theta } \right] + {\rho _1}{T_1} + \Delta {L_1}\} /\{ \alpha L + \alpha \theta L/\left[ {\left( {1 - \alpha } \right) + \alpha \theta } \right] + {T_1}\} $

(21)

由于ρ₁>λ₁，并且dT₁/dδ₁>0，因而可以得到ΔL₁ < 0。这表明，在形成新的均衡过程中，A地区工业产业值的增加更多地源于“城市化效应”，而非“产业转移效应”。并且，根据(12) 式、(17) 式、(18) 式和(21) 式，在Φ≥1、0 < δ₁≤η < 1约束条件下，可以发现：甚至在$\Phi < \tilde \Phi $时，补贴程度提高会导致从A地区向B地区转移的工人增加。^①也即：两地区间的贸易自由化水平相对较低时，补贴程度越高，落后地区除了有大量的农民转移到发达地区工业部门外，还会出现大量的工人向发达地区转移。与Russek(2010) 相似的是，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可能会产生相互作用，从而共同向某个地区集聚。但不同的是，除了相互促进流动外，工人的流动也为农民工的就地转移提供了更大空间，从而加速了本地的城市化。这里，本文想说明的是，这种培训补贴政策非但未能促进产业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而且产生了相反的效应，从而导致现有补贴政策的失效。综上分析，可以得到如下假说。

① 而Φ_B的大小则由α，η，δ共同来决定，可以计算出Φ_B的显性解，相对比较复杂，如需要详细内容，可联系作者索取。

由此得到的理论假说为：现行针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培训补贴虽然能够促进本地工业产值的增加，但这源于本地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即本地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带来了工业产值的增加；农村劳动力的培训无法提高本地工业产值占经济系统的份额，更是无法促进产业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

当前，中国的区域一体化水平并不算高，因而有理由相信，现行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培训主要是促进了欠发达地区工人向发达地区的转移，针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的好处更多地由发达地区获得。因此，当前的劳动力培训政策是失效的。

三、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产业转移效应评估

(一)计量模型、数据来源与方法。由上理论假说，本文需要检验三方面的内容：(1)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培训是否促进了地区工业总值的增加？(2) 是否促进了地区产业份额的增加？(3) 是否促进了产业转移？前两个验证为第三个验证提供佐证。为此首先设定计量模型1：

$ {\rm{ln}}industr{y_{i,t}} = {\mu _{11}} + {\mu _{12}}{\rm{ln}}trainu{m_{i,t}} + {\mu _{13}}{{\mathord{\buildrel{\lower3pt\hbox{$\scriptscriptstyle\rightharpoonup$}} \over z} }_{i,t}} + {\varepsilon _{i,t}} $

(22)

其中：ε_{i, t}=φ_i+ζ_{i, t}，lnindustry_{i, t}为i省t年工业产业增加值的对数，lntrainum_{i, t}为i省t年劳动力培训人数的对数。各省的工业生产总值源自《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4)，而劳动力培训人数则源自《中国劳动统计年鉴》(2006-2014)。后者提供了“各地区就业训练中心综合情况”和“各地区民办职业培训机构综合情况”这两个条目，并且子条目包括“按培训对象分组：农村劳动者”，将两者加总后即可得到不同年份各省农村劳动力培训的情况。${\mathord{\buildrel{\lower3pt\hbox{$\scriptscriptstyle\rightharpoonup$}} \over z} }$为控制变量向量组，包括贸易开放度(EXPR)、利用外资水平(FDIR)、地区失业率(UEMR)、地区人均基础设施(lnINF)以及地区人均研发(lnRES)等，下文同。其中，贸易开放度为(地区进出口总额/地区GDP)的对数，外资利用水平为(地区利用外资/地区GDP)的对数，地区人均基础设施为(地区公路里程/地区总人口)的对数，地区人均研发为(地区获批三项专利总数/地区总人口)的对数。计量模型1只是检验了第一个内容，估算出劳动力培训人数变化是否影响地区工业总产值。但若检验劳动力培训是否促进地区产业份额的增加，则需要设定计量模型2：

$ ind{r_{i,t}} = {\mu _{21}} + {\mu _{22}}{\rm{ln}}trainu{m_{i,t}} + {\mu _{23}}{{\mathord{\buildrel{\lower3pt\hbox{$\scriptscriptstyle\rightharpoonup$}} \over z} }_{i,t}} + {\varepsilon _{i,t}} $

(23)

与(22) 式相比，(23) 式中除被解释变量换为i地区t年的工业产业增加值占全国份额之比indr外，其他的变量与(22) 式一致。按照前述理论研究假设，地区农村与城市收入水平之比与地区的剩余劳动力比重相关，由此可估算出各地区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根据各地区参与培训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与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之比，可估算出各地区总体的剩余劳动力的培训补贴程度，作为δ₁的代理变量。其中，各省份的城镇居民收入采用总收入，农村居民收入采用人均纯收入，数据来自《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此外，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6-2014) 的相关数据，可以计算出各省份2005-2013年的工业增加值占全国份额。根据这两组数据，设定计量模型3，进一步对计量模型2进行稳健性检验：

$ ind{r_{i,t}} = {\mu _{31}} + {\mu _{32}}trainsu{b_{i,t}} + {\mu _{33}}{{\mathord{\buildrel{\lower3pt\hbox{$\scriptscriptstyle\rightharpoonup$}} \over z} }_{i,t}} + {\varepsilon _{i,t}} $

(24)

其中：trainsub为农村劳动力培训补贴力度的代理变量。模型1至模型3可以证实所需检验的前两个部分。关于产业转移问题，本文根据河南省2010-2012年1 968家转移企业的数据以及2010年12月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全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工作示范县”名单这两个方面的信息，采用双重差分分析方法(DID)对转移劳动力培训是否促进产业转移做政策评估。为此，本文需要对研究对象的事前差异进行控制，将研究对象分为两组，处理组(培训示范县，变量treated设为1) 和参照组(不是培训示范县，变量treated设为0)；同时根据“示范县”出台前后设置时间虚拟变量period(出台前变量period设为0，出台后变量period设为1)。因此，可以得到转移劳动力培训对产业转移影响的估算模型4：

$ transfer = {\beta _0} + {\beta _1}perio{d_i} + {\beta _2}treate{d_i} + {\beta _3}perio{d_i} \times treate{d_i} + {\xi _i} $

(25)

其中：transfer为地区使用外省资金，作为产业转移的代理变量，β为对应的系数；ξ为残差项，假定服从独立同分布(i.d.d)。根据对河南省转移数据的汇总，本文最终得到了2010-2012年河南省18个地市109个县的产业转移数据。虽然“示范县”授予前期有更好的工作基础，但是“示范县”的称号使得各省份在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过程中将更多的资金向“示范县”倾斜。设2010年为时间虚拟变量period，2010年之前(含2010年)取值0，2010年后取值1。河南省凡是被列为“示范县”的均为处理组，即treated设置为1，否则treated设置为0。

(二)变量描述与说明。本文研究样本包括：(1)2005-2013年中国内地31个省份(含直辖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2)2010-2012年河南省109个县的面板数据。其中面板数据1含279个样本，为非平衡面板数据；面板数据2含327个样本，为平衡面板数据。由表 1可见，多数变量的变异系数值比较大，表明在省份这一地理尺度上地区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大。

(三)估计结果与解释。表 2估计结果(1.1) 显示，劳动力培训人数增加1%，则地区工业产值增加0.05%，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表明地区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的人数越多，地区工业增加值也就越大。从而验证了理论假说的第一个含义，即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培训的确可以促进地区工业产值的增加。同时，这是在增加了控制变量向量组情况下获得的结果。相关控制变量回归系数显示，研发会对工业产值增加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失业率则会产生负向影响，这与李小平等(2015) 的研究结果相似。

理论研究指出，尽管培训人数的增加会促进地区工业产值的增加，但是并不会促进地区工业产值占全国份额的提高。表 2估计结果(1.3) 证实了这一假设，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lntrainum的系数不显著。在替换代理变量后，trainsub的系数仍然不显著。无论是劳动力培训人数(lntrainum)还是补贴比例(trainsub)，都对地区的工业产值份额没有显著的影响，从而证实了本文理论研究假说中的第二项含义，即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培训不会增加地区工业产值的份额。

计量分析只是检验了理论假说的前两项含义，即农村劳动力培训会促进地区工业产值的提高，但不会促进地区工业份额的增加，尚未分析产业转移的问题。利用河南省县级面板数据，表 3给出了农村劳动力培训对产业转移的双重倍差(DID)分析结果。由表 3可见，农村劳动力培训“示范”效应引起的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力度的加大，并未对地区的产业转移产生影响。即便在40%的分位数水平上回归，其结果仍然不显著。而这与上文结论相一致，进一步验证了当前对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培训政策并未产生产业转移效应的推断。

综上分析可得如下结论：对欠发达地区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培训，虽然可以促进地区工业产值的增加，但地区工业产值占全国的份额并不会因此增加，也无助于产业的区际转移；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培训，存在“城市化效应”，但并不存在“产业转移效应”。

四、 是否存在能够促进产业区域转移的培训方式？

上文分析显示：当前对农村转移劳动力培训的补贴政策仅存在“城市化效应”，并不存在“产业转移效应”。其原因是，对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培训，促进了当地更多数量的农民向发达地区转移。伴随着欠发达地区农民的异地转移，发达地区的工业品“价格指数”进一步降低。在“价格指数效应”的作用下，欠发达地区的部分工人也向发达地区转移，从而原本对欠发达地区转移劳动力的培训变成为对发达地区的补贴。那么是否存在一种补贴政策能够促进发达地区的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呢？这里将集中讨论两种常见的劳动力补贴政策。

(一)针对本地就业的转移劳动力给予直接补贴。由前分析可知，假定转移劳动力无论转移到哪个地区名义工资都相等。并且当农民工转移时，农村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农业生产效率提高，从而农民的工资也增加。现在仅针对就地转移劳动力的培训，就地转移劳动力的收入水平就变为1-η+δ₂，其中δ₂为新的就业转移补贴额。设定转移劳动力的总数量为T₂，则就地转移劳动力数量为ρ₂T₂，异地转移劳动力数量为(1-ρ₂)T₂。此时，A地区农村劳动力数量发生了变化，其数值变化为(1-α)L/[(1-α)+αθ]-T₂。均衡时，其对应的工资与异地转移劳动力的工资相同，否则剩余劳动力总会继续转移。假定异地转移劳动力的收入水平为w₂，从而有w₂=θ₂。农产品市场达到均衡时有：

$ \left( {1 - \alpha } \right)[L + ({L_A} - {\rho _2}{T_2}){\theta _2} + {\rho _2}{T_2}(1 - \eta + {\delta _2}) + (L - {L_A})] = ({L_A} - {T_2}){\theta _2} + \left( {1 - \alpha } \right)L $

(26)

同样，可以得到A地区仅对剩余劳动力就地转移给予培训补贴所对应的转移劳动力数量：

$ T2 = \alpha ({\theta _2} - \theta )\left( {1 - \alpha } \right)/\left[ {1 - \alpha \left( {1 - \theta } \right)} \right][{\theta _2} - {\rho _2}\left( {1 - \alpha } \right)({\theta _2} - \theta - {\delta _2})]L $

(27)

相应地，A地区的工业劳动力份额为：

$ {\lambda _2} = \{ \alpha \theta L/\left[ {\left( {1 - \alpha } \right) + \alpha \theta } \right] + {\rho _2}{T_2} + \Delta {L_2}\} /\{ \alpha L + \alpha \theta L/\left[ {\left( {1 - \alpha } \right) + \alpha \theta } \right] + {T_2}\} $

(28)

由于两地区工人的工资没有发生变化，因而(11) 式仍然成立，始终有dλ/dδ=0。即地区的产业份额并不会受就地转移劳动力补贴的影响。与现行的劳动力补贴政策相比，该政策所不同的是，就地转移劳动力的补贴引起了农民迁移概率的变化：

$ \nu {\rm{ln}}{\rho _2}/(1 - {\rho _2}) = [{\rm{ln}}(1 - \eta + {\delta _2})/{\theta _2}\left] - \right[1/\left( {1 - \gamma } \right)] $

(29)

由于1-η+δ₂>θ₂，因而可以得到ρ₂>ρ₁，即仅对欠发达地区就地转移劳动力进行补贴时，欠发达地区更多的劳动力会选择“就地转移”。联合(21) 式、(28) 式和(29) 式，从而可以得到ΔL₂ < ΔL₁，即此时欠发达地区有更多的工人向发达地区转移。此外，工业产品市场均衡时，(18) 式仍然成立。所不同的是，两地区的支出额也发生了变化：

$ \left\{ \begin{array}{l} {E_2} = (1 - \eta + {\delta _2}){\rho _2}{T_2} + ({L_A} - {T_2}){\theta _2} + \Delta {L_2}\left( {1 - \gamma } \right)\\ {E^*}_2 = (1 - {\rho _2}){T_2}{\theta _2} + L - \Delta {L_2} \end{array} \right. $

(30)

根据(18) 式、(28) 式、(29) 式和(30) 式，可以得到dρ₂/dδ > 0、dT₂/dδ > 0和dΔL₂/dδ < 0。这表明，虽然现在的补贴方式改变为仅对欠发达地区劳动力的就地转移进行补贴，但仍然没有形成“产业转移效应”。但是，与欠发达地区劳动力补贴相似，其存在“城市化效应”。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存在着“就地转移效应”，其“城市化效应”更加明显。由此，得到命题1。

命题1：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就地转移”培训补贴，同样不存在“产业转移效应”，但存在“城市化效应”和“就地转移效应”，并且其“城市化效应”相对现行的劳动力培训政策效果更加明显。

(二)对吸纳劳动力就业的企业给予培训补贴。由上分析可见，无论是对欠发达地区的转移劳动力进行技能培训补贴，还是对欠发达地区就地转移劳动力给予培训补贴，始终无法促进欠发达地区的产业份额增加。所不同的是，后一种补贴方式比前一种补贴方式更能促进欠发达地区的产业总额的增加和城市化水平的提高。那么，是否存在促进发达地区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补贴方式呢？不妨考虑对欠发达地区企业给予补贴，根据企业的销售数量进行补贴t。由于A地区的生产具有一定的补贴，因而其可以定低价p_m=p_m^*/(1+t)。根据(11) 式，均衡时两地区的工人流动满足：

$ \left[ {\lambda P + \varphi \left( {1 - \lambda } \right)} \right]/\left[ {\varphi \lambda P + \left( {1 - \lambda } \right)} \right] = {\left( {1 - \gamma } \right)^{ - 1/\alpha }},P = {\left( {1 + t} \right)^\sigma } $

(31)

由(31) 式可见，在两地区贸易自由化水平比较低(即φ < (1-γ)^1/α)时，dλ/dt < 0；而在两地区贸易自由化水平比较高(即φ≥(1-γ)^1/α)时，dλ/dt≥0。这表明，即使对企业进行补贴，也仅在区域间贸易自由化水平比较高时才有效。那么，补贴是否促进了产业转移呢？假设转移劳动力数量为T₃，就地转移劳动力数量为ρ₃T₃，异地转移劳动力数量为(1-ρ₃)T₃，则A地区农村劳动力数量变为(1-α)L/[(1-α)+αθ]-T₃。农产品市场达到均衡时可以得到A地区仅对欠发达地区企业培训补贴时所对应的转移劳动力数量：

$ {T_3} = \{ \alpha ({\theta _3} - \theta )\left( {1 - \alpha } \right)/\left[ {1 - \alpha \left( {1 - \theta } \right)} \right]{\theta _3}\} L $

(32)

由(32) 式可知，不考虑t通过θ₃对T₃的间接影响，则可以得到dT₃/dt=0。相应地，A地区的工业劳动力比重为：

$ {\lambda _3} = \{ \alpha \theta L/\left[ {\left( {1 - \alpha } \right) + \alpha \theta } \right] + {\rho _3}{T_3} + \Delta {L_3}\} /\{ \alpha L + \alpha \theta L/\left[ {\left( {1 - \alpha } \right) + \alpha \theta } \right] + {T_3}\} $

(33)

对农民工而言，现在两地区的名义工资水平不存在差异。仍然假设工人从A地区向B地区转移，则有：

$ \nu {\rm{ln}}{\rho _3}/(1 - {\rho _3}) = - 1/\left( {1 - \gamma } \right) $

(34)

由于dρ₃/dt=0和dT₃/dt=0，则可以得到ΔL₃>0。显然，这与前文假设的工人从A地区向B地区转移不相吻合。从而需要重新设定假设，即假设工人从B地区向A地区转移，而非前文所设的从A地区向B地区流动，因而有：

$ \nu {\rm{ln}}{\rho _3}/(1 - {\rho _3}) = - \left( {1 - \gamma } \right) $

(35)

由(35) 式可见，在φ>(1-γ)^1/α时，始终有ΔL₃>0，并且dΔL₃/dt>0。这表明，对厂商的补贴不但可以促进产业份额增加，更会促进产业转移，存在“产业转移效应”，这与安虎森、吴浩波(2016) 的研究结果相一致。

$ \left\{ \begin{array}{l} {E_3} = L - {L_A} + [{L_A} - (1 - {\rho _3}){T_3}]{\theta _3} + \Delta {L_3}\left( {1 - \gamma } \right)\\ E_3^* = (1 - {\rho _3}){T_3}{\theta _3} + L - \Delta {L_3} \end{array} \right. $

(36)

工业市场均衡时，(16) 式仍然成立。结合(32) 式至(36) 式，则可以得到：dT₃/dθ₃>0和$\partial {\theta _3}/\partial t > 0$。即对欠发达地区的企业补贴同样会促进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水平，存在“城市化效应”。但由于dρ₃/dt=0，不存在“就地转移效应”，从而有着明显的“产业转移效应”。由此，得到命题2。

命题2：如果将针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培训补贴给予欠发达地区的企业，可能不再具有“就地转移效应”，但不仅具有“城市化效应”，同时具有“产业转移效应”。在区域间贸易自由化水平相对较高时，可能会促进欠发达地区产业份额的进一步提高。

表 4综合了上述研究的主要结论。由表 4可见，本文所探讨的三种补贴方式都具有“城市化效应”，即无论是哪种形式的劳动力培训都可以促进欠发达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所不同的是，“就地转移劳动力培训补贴”同时具备“就地转移效应”和“城市化效应”；而“欠发达地区企业劳动力的培训补贴”则可能还具备“产业转移效应”，更多地促进产业的区际转移。因此，究竟选择哪一种方式，主要看政府的政策目标。如果政府以产业转移为目标，那么培训补贴政策应该针对欠发达地区企业对转移劳动力的培训补贴，并且需要提高区域间一体化的水平。

五、 结论与启示

从2005年开始，中国的产业空间分布出现了明显变化，东部地区的产业逐步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企业在重新选择区位时，通常会考虑当地是否具有与之相匹配的技能劳动力(Yeaple, 2003)。而为了吸引企业迁移至本地，中央和地方政府致力于欠发达地区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培训。理论研究结果表明，现行的转移劳动力培训补贴政策存在“城市化效应”，不存在“产业转移效应”；现行的转移劳动力培训补贴政策能够促进欠发达地区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但无法促进发达地区的产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通过对2005-2013年全国31个省份面板数据的计量分析，以及河南省109个县2010-2012年面板数据的双重倍差分析，证实了本文的理论假说：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劳动力的培训，虽然可以促进地区工业产值的增加，但地区工业产值占全国的份额并不会因此增加，当前的劳动力培训补贴政策无助于产业的区际转移。

本文还通过数理分析对“就地转移劳动力培训补贴”和“欠发达地区企业培训补贴”这两种不同补贴方式的政策效果进行了评估。研究结果表明：对欠发达地区就地转移劳动力给予补贴同样仅存在“城市化效应”而不存在“产业转移效应”，并且形成了“就地转移效应”；而对欠发达地区企业的补贴，则不但可以促进其城市化水平，而且能够有效地促进其产业增加和产业转移，即同时存在“城市化效应”和“产业转移效应”，甚至可能导致产业向欠发达地区集聚。相比现有的劳动力培训补贴政策，“就地转移劳动力的培训补贴”虽然同样不存在“产业转移效应”，但是有着更强的“就地转移效应”和“城市化效应”，城市化进程得到加速；而对“欠发达地区企业的培训补贴”，虽然不存在“就地转移效应”，但可能同时具备“城市化效应”和“产业转移效应”，能够同时促进欠发达地区城市化和承接产业转移。整体而言，现行的对“欠发达地区劳动力的培训补贴”和“就地转移劳动力的培训补贴”这两项政策都不具有长期效应。

本文研究得到如下三个重要启示：(1) 在面临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选择时，如果仅仅是针对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培训补贴，并不会改变产业空间分布的长期结果。并且无论是针对所有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培训的补贴，还是仅针对欠发达地区就地转移劳动力培训的补贴，都无法改变这一事实。当前，将这种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补贴直接补贴给个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更好地利用资金，真正用到实处，但是其最终无法产生产业转移效应。(2) 对欠发达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培训的补贴不存在长期效应，但是这种补贴仍然有助于欠发达地区的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尽管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培训补贴并不会促进产业转移，但是这种补贴对提高城市化水平仍然有重要意义。因此，当前对欠发达地区的农村转移劳动力进行培训补贴，其目标应当促进地区城市化和农业现代化，而不是吸引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转移。(3) 如果以吸引产业转移为主要目的，则应当将转移农村劳动力的培训补贴给予欠发达地区的企业，这会产生长期效应；通过提高企业的利润从而促进产业真正的转移。但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方法也只有在区域一体化水平相对较高时才能促进欠发达地区的产业增加。否则，在吸引发达地区产业向本地转移的同时，由于本地转移劳动力大量异地转移，反而会导致欠发达地区的产业份额进一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