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进程伴随着家庭结构的变化。截至2014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的人口数为2.12亿人，占总人口的比重为15.5%；65周岁及以上的人口数为1.37亿人，占比为10.1%，首次突破了10%，^①高于“老龄化社会”的国际标准。^②与此同时，我国的家庭结构却呈现出“小型化”的变化趋势，并且我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生育率下降且长期处于较低水平，能够与老人同住的子女数量在减少。我国的“空巢家庭”比例由2000年的22. 84%逐步上升到2010年的31. 77%(张翼，2012)，这意味着与子女同住的传统居住模式正在逐渐改变。

①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②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7%作为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

不同的居住模式意味着亲代(老人)和子代(以及孙代)之间的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以及情感交流方式不同(江克忠等，2014)，居住模式的变化对老人福利的影响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我国传统的亲子合住居住模式真的能改善老人福利吗？对此，西方国家的研究认为，与子女合住弊大于利。Litwak (1985)认为与亲子共同居住实际上是贫困的表现。由于西方国家的代际关系是“接力模式”，即甲代抚育乙代，乙代抚育丙代，但没有子代“赡养”亲代这一环节(王跃生，2008)。Wenger等(2007)也发现，老人不与子女共同居住能使自己从家庭事务中解脱出来，从而拥有更多的时间和机会享受生活。但与西方文化不同，我国的代际关系是一种双向的“反馈关系”，即亲代抚育子代，子代要赡养亲代。因此，传统的“养儿防老”观念认为，当父母与子女同住时，子女给予父母经济支持和情感关爱的可能性更大。现有研究也发现，与子女合住能够改善老人的自评健康(Hughes和Waite，2002；沈可和程令国，2012)，提升老人的幸福感(Benjamin等，2000；沈可等，2013)和生活满意度(张文娟和李树茁，2005)。

从上述研究来看，现有文献更多的是关注亲子合住对老人主观福利的影响，而较少关注老人的客观福利变化。然而，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我国的老人受传统的家庭文化熏陶，具有很强的“牺牲精神”，通常与子女合住的老人会尽全力照料子女起居。孙鹃娟和张航空(2013)发现老人照顾孙代是一种无私付出，子女越困难，老人越会更多地帮助子女；王磊(2013)也发现子代需要亲代帮助照料孙代的需求以及亲代需要子代提供照料的需求明显提高了老人与子女合住的概率。但在此过程中，子代的需求得到了满足，而亲代的需求并未受到重视。综上所述，与子女同住带给老人更多是精神慰藉和心理满足(Fuller-Thomson和Minkler，2006；Li等，2009)，而对老人客观福利的影响还有待考证。

因此，本文试图填补上述研究的不足，从客观福利的视角讨论亲子合住对老人福利的影响，并以老人的膳食质量为标准来考察“合住”和“不合住”的老人是否存在差异，进而检验亲子合住是否能够改善老人的福利水平。之所以选择膳食质量作为检验标准，主要是考虑到食物消费是我国老人日常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膳食质量是影响老人营养状况的直接因素，因此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老年人的基本需求和客观福利。文章从代际关系中“亲代需求”和“子代需求”两个方面来讨论亲子合住对老人福利的影响，并利用2009年与2011年中国居民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数据加以实证检验。研究表明：与子女合住的居住模式非但没有改善反而降低了老人的平衡膳食得分；而老人的照料需求没有得到很好的满足，代际关系重心向下偏移是造成老人膳食质量下降的主要原因。

本文的贡献主要体现在：(1) 不同于以往研究主要从主观角度来看待老人的社会福利，本文从客观角度(膳食质量)来探讨老人的社会福利，从而给出了关于老人福利更为全面的刻画；(2) 本文从代际关系中“亲代需求”和“子代需求”两个方面来讨论亲子合住对老人福利的影响，并得出了类似于西方国家“接力模式”下的结论，即不管代际关系如何，与子女合住的居住模式都有可能给老人福利带来负面影响。

二、 理论分析与实证方法 (一) 理论分析

一般情况下，我们将老人定义为年满60岁的人口，而老人的居住模式一般有以下几种形式：与配偶一起住、独居、与父母合住以及与孩子一起住(Joutsenniemi，2007)。本文将老人的居住模式分为两类：一是老人至少与一个子女(子辈或孙辈)共同居住；^①二是老人没有与子女(子辈或孙辈)共同居住(通常是独居或者仅与配偶同住)。^②居住模式通常与代际关系紧密相连，当子女与父母同住时，子女需要父母帮助照料年幼的孙辈(子代需求)，父母(或公婆)需要子女提供照料(亲代需求)，这组成了代际关系的两个主要方面(王磊，2013)。

①老人至少与一个子女(子辈或孙辈)共同居住称为“亲子合住”，具体包含两种情况，分别为“只与子女居住(包括与子辈和孙辈，没有配偶但可能有其他人)”和“与配偶和子女一起居住(可能有其他人)”，这里包含四世同堂的情况。亲子合住又简称为“合住”。

②本文没有考虑老人只与自己父母同住的情况，即没有考虑低龄老人和高龄老人同住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样本中高龄老人比例较小。

因此，本文将从代际关系中的“亲代需求”和“子代需求”两个方面来讨论亲子合住对老人膳食质量以及老人福利的影响：(1) 从子代(抚幼)需求来看，对孙辈的照顾可能会减少老人对自身食物消费投入的时间和精力。^③我国传统的“家本位”家庭伦理观念讲究“多子多福、天伦之乐”，当子代由于工作无暇顾及下一代的抚养时，老人受到这种家庭伦理观念的影响会自觉承担抚育责任，老人会投入更多时间和精力来帮助子女照看孙辈。陈青(2014)发现上海老人与孙辈同住的概率为78.6%，参与孙辈抚养的概率为88.9%，53.9%的老人是孙辈的主要照顾者。对农村而言，上述情况则更加严重，由于更多的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农村出现越来越多的隔代家庭，针对该类家庭老人的调查发现：这类家庭中的老人照看两个及以上孙辈的比例更高，生活面临沉重的劳动负担，有48.7%的老人认为自己目前的家务负担非常重，并且有29.0%的老人认为家务负担太重是监护孙辈过程中存在的最主要困难。繁重的农业生产劳动及繁琐的家务使得隔代家庭的老人在时间和精力的配置上受到很大的限制，甚至连能按时吃饭都成为问题(叶敬忠和贺聪志，2008)。因此，相比于独居老人，与子女合住的老人可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照顾孙辈的日常生活，而花费更少的时间考虑自身，这对老人的膳食质量是一个负向影响。(2) 从亲代(养老)需求来看，相比于独居老人，与子女合住的老人经常受到来自子女的生活照料和精神关怀，老人的精神状态更好。Silverstein等(2006)对中国安徽农村60岁以上老人的研究发现，空巢老人生活满意度更低，更容易产生抑郁情绪；曾毅和王正联(2004)指出，我国公共养老服务体系尚不健全(尤其是农村地区)，社区不能满足老年人的生活照料需求，所以老人的照料需求只能通过子女来满足。另外，相比于独居老人，与子女合住的老人的经济来源相对更有保障。这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没有稳定收入来源的老人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收入直接影响食物消费。除此之外，与子女合住也会增加老人食物消费的种类从而影响膳食质量。^④因此，从亲代需求来看，与子女合住的老人在经济来源、心理健康和生活照料上更有保证，这对老人的膳食质量是一个正向影响。

③Becker (1965)认为食物消费可看作个体投入时间和商品的家庭生产活动，而照顾孙辈则是一项消耗时间和精力的事情。

④这里存在两种可能：一种是子女考虑到老人健康状况，增加食物的消费种类；另一种情况是老人为保证子女的健康状况而制作丰盛的食物，而老人节约的习惯会导致老人会消费子女剩下的食物。

综上所述，相比于独居老人，与子女合住的老人能够得到更多的来自子女的经济和精神照顾，这有利于改善老人的膳食质量；但照看孙辈会消耗老人的时间和精力，而这又有可能降低上述作用的实现。由此可见，代际关系中“子代需求”和“亲代需求”共同影响着老人的膳食质量，不同居住模式对老人膳食质量的影响取决于这两个方面的力量对比。

(二) 实证方法

本文将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构建计量回归模型，利用两期(2009年和2011年)的中国居民健康与营养调查数据(China Health and Nutrition Survey，CHNS)分析合住与独居对老年人膳食质量的影响。本文采用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作为衡量老人膳食质量的标准。膳食平衡指数DBI(Diet Balance Index)是依据中国营养学会制定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以平衡膳食宝塔中各类食物推荐量为依据定义各个构成指标的取值方法。

表 1描述了膳食指南的基本内容及其所对应的DBI指标，同时兼顾膳食摄入中摄入不足和过量两个方面，较客观地反映了个体在一段时间内的膳食变化。DBI总分(DBI_TS)反映总体膳食质量的平均水平，如果膳食总分为负数，表明总体上膳食摄入不足；如果膳食总分为正数，表明总体上膳食摄入过量。^①DBI的分值在-58至36之间，是连续型数值。负端分(DBI_LBS)是将所有指标中负分相加的绝对值，反映膳食中是否存在摄入不足的问题及其程度；正端分(DBI_HBS)是将所有指标中的正分相加，反映膳食中是否存在摄入过量的问题及其程度。

①由于膳食指南更多地考虑摄入不足的问题，因此在DBI中，负分的指标多于正分的指标。

主要自变量为老人的居住模式。本文中独居包括老人独居和仅与配偶同住；合住包括只与孩子居住(包括与子女和孙辈同住，没有配偶但可能有其他人)和与配偶和孩子一起居住(可能有其他人)，^②以“合住”作为参照组(即合住=1，独居=0)，估计不同居住模式对老人膳食质量的影响，同时加入反映代际关系的虚拟变量来讨论不同居住模式的影响渠道。需要说明的是，不同居住模式下的代际关系会影响膳食质量，而膳食质量的好坏反过来也会影响老人的居住模式，^③可见居住模式变量具有内生性，直接进行OLS估计会导致结果偏差。为了尽量减少这一偏差，本文借鉴刘宏等(2011)的处理方法，采用两期微观数据，检验第t期到t+1期老人的居住模式对第t+1期老人膳食质量的影响。^④具体计量模型如下：

${C_{t + 1}} = {\alpha _0} + {\alpha _1}{X_t} + \sum {{\beta _j} \times {Z_t} + {\mu _{t + 1}}} $

(1)

②“独居”包含两种情况，回归结果显示这两种情况的影响系数没有显著差异，因此统称为“独居”；“合住”也包含两种情况，回归结果显示这两种情况显著无差异，因此统称为“合住”。

③膳食质量好坏直接影响健康状况，而老人居住模式受到健康状况的影响。Engelhardt等(2005)认为健康状况良好的老人倾向于独居。

④居住模式内生性的问题在国外相关研究中被多次提及。由于缺乏好的工具变量或者数据缺陷，相关研究均未能解决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相关研究的计量方法：采用两期面板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内生性，但并没有完全解决该问题，这也是本文的不足和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

其中，C_t+1为老人的膳食质量DBI得分，本文聚焦于个人层面，防止家庭层面上个体“被平均”的现象；^⑤X_t为居住模式；Z_t为一系列影响膳食质量的控制变量，如老人的社会人口特征、婚姻状态、经济地位以及省份的哑变量等；μ_i+1为误差扰动项。

⑤膳食质量的好坏很大程度受日常食物消费的影响，而食物消费度量通常采用家庭的平均消费量(支出)。由于家庭中老人和其他人的消费是不相同的，简单平均会高估老人的实际消费，即使采用等成人系数折算为标准人后得到的也是理论值，现实消费并非如此。

三、 数据与变量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自于中国居民健康与营养调查项目(CHNS)。CHNS收集了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特征、营养和健康状况以及社区环境等方面的信息，调查对象连续三天的食物消费信息，如每餐的就餐地点、就餐种类及数量和就餐人数。最重要的是，该调查详细记录了家庭中每个人每天消费各种食物的具体情况。这为我们比较不同居住模式下老人的膳食质量提供了重要的数据保障。

本文采用2009年和2011年两期的调查数据。首先，选取两期都存在的样本。本文限定60岁以上的个体为老人，2009年的样本共2 305个，2011年的样本共2 686个；剔除2011年由于某些原因导致居住模式不确定的个体后，2009年的样本在2011年存在并接受调查的样本共1 805个。其次，为消除由于居住模式改变造成的分析偏差，本文将样本限定为2009年和2011年老人的居住模式固定不变。经过以上筛选后获得样本1 324个，剔除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后，最终获得样本1 305个，其中，城市样本515个，农村样本790个。

(二) 变量定义与描述

本文有3个连续数值型因变量：DBI膳食平衡总得分、摄入过量(DBI_HBS)得分和摄入不足(DBI_LBS)得分，分别反映老人的膳食质量、消费过量和消费不足的情况。关于其他解释变量：婚姻状态指老人是否有配偶，其中，无配偶包含丧偶、离异和未婚三种情况；受教育程度指老人受教育年限；收入指采用2011年CPI平减后的个人年收入；家庭规模指包含子女或兄弟姐妹的家庭人口数量。

表 2显示了不同居住模式下老人的个人特征和膳食情况：(1) 合住老人更年轻，平均年龄为65岁，不仅小于独居老人的平均年龄，还小于样本平均年龄；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合住老人的受教育程度最低，独居老人的受教育水平最高；合住老人的收入水平(15 241元)明显低于独居老人的收入水平(17 160元)，也低于样本的平均收入；从老人的居住地来看，农村老人更倾向于与子女合住。(2) 相比于独居老人，合住老人的DBI得分为-10.02，这意味着总体上存在食物摄入不足；进一步从食物摄入过量和摄入不足来看，合住老人同时存在食物摄入过量和不足的问题，且程度均大于独居老人。按照何宇纳等(2005)对DBI的模式分类，DBI模式的具体定义可参见何宇纳等：《建立中国膳食平衡指数》，《卫生研究》，2005年第2期；王劲等：《针对老人群的中国膳食平衡指数尝试性调整与应用》，《卫生研究》，2008年第4期。合住老人的膳食模式特点可归纳为同时存在中等程度的摄入不足和摄入过量问题；而独居老人的膳食模式特点可归纳为存在少量的摄入过量。

四、 计量结果及分析 (一) 居住模式对老人膳食质量的影响

上述统计描述分析表明，不同居住模式下老人的膳食质量存在差异，但这些分析并没有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下面将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分析合住对老人膳食质量的影响。表 3是考虑了其他影响因素后的回归结果，列(1)-列(3)分别是合住对膳食质量总体水平(DBI)、摄入不足(DBI_LBS)和摄入过量(DBI_HBS)得分的影响。由列(1)可知，合住并没有改善老人的膳食质量。具体来看，相对于独居老人，合住老人的平衡膳食DBI得分减少了0.3个标准差，且在1%水平上显著；结合老年人样本的总体DBI得分(DBI=-8，即老人的平均膳食消费表现为摄入不足)，上述影响意味着合住老人的食物摄入不足程度反而增加了。进一步考察对摄入不足和摄入过量的影响，由列(2)和列(3)可知，合住老人的摄入不足和摄入过量程度均较严重，比独居老人分别增加了0.18和0.22个标准差，这说明合住老人的摄入不足和摄入过量问题同时存在且相对较严重。

控制变量的方向符合研究预期。女性、低龄、少数民族的老人膳食质量较差(DBI得分较低)；受教育程度高的老人DBI得分较高，这是因为教育对食物消费有正向作用(王茵和何秀荣，2015)，教育程度较高的个体通常具备更好的学习与认知能力，所以平衡自身膳食的能力更强。相比于农村老人，城市老人的DBI得分更高，这是因为：一是农村老人的经济与医疗条件相对于城市老人更差；二是农村老人的健康饮食观念相对于城市老人更弱(何宇纳等，2005)。另外，女性与低收入老人的摄入不足程度较大(DBI_LBS得分更高)；男性与高龄老人的摄入过量程度较大(DBI_HBS得分更高)。

(二) 居住模式对老人膳食质量的异质性影响

接下来，我们将进一步讨论合住对不同特征老人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表 4报告了不同特征样本的估计结果。依据性别划分样本的结果显示，虽然合住男性老人和合住女性老人的平衡膳食得分均显著较低，但合住对女性老人的膳食质量的负面影响更强，具体表现为合住老年女性的DBI负端得分和正端得分均较高，这意味着合住女性老人的膳食摄入同时存在不足和过量的问题。依据世界卫生组织对老人的划分：60-74岁称为低龄老人，75岁及以上称为老人。合住导致低龄老人的平衡膳食得分下降0.37个标准差；DBI负端分增加0.17个标准差；DBI正端分增加0.27个标准差，但对年龄在75岁以上老人的膳食影响较小，且统计上不显著。依照居住地划分样本后发现：合住对农村老人和城市老人的平衡膳食得分皆具有显著的负面效应，尤其对农村老人的负面影响更大。这一点在我国更为重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农村的老龄化水平明显高于城镇，因为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将会有更多的年轻人进入城市，但由于难以获得城市稳定可靠的教育和医疗等公共福利和服务，使他们中的很多人不得不把子女留在农村，老人对孙辈的照顾加重了其本就繁重的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因此，农村合住老人(尤其是隔代合住)的膳食质量尤其应引起关注。最后，依据婚姻状态划分样本后发现：合住对无配偶老人的平衡膳食得分的负面影响不显著，但是对有配偶老人的平衡膳食得分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进一步发现，合住同时增加了有配偶老人的DBI正端分和负端分，这意味着有配偶的合住老人同时存在膳食过量和不足的问题。

综上所述，合住对于低龄、女性、农村、有配偶的老人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上述情况也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解释：其一，从家庭分工视角来看，合住家庭中的老年女性会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承担家务和照看孙辈，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利益来减轻子女负担。另外，对于有配偶的老人，配偶通常是其重要的照料资源。相比于合住，独居意味着只与配偶居住，由于减少了对子女的照顾，反而有更多精力来考虑自身。Joung等(1994)认为，与其说婚姻决定了老年人的晚年生活，不如说婚姻所带来的生活照料、相互支持和精神慰藉才是决定老年人晚年生活的关键要素。其二，从Becker关于时间和精力分配的理论来看，合住老人除了负责照顾孙辈的日常生活，同时还承担着对其进行教育的职责。换言之，老人需要投入更多的经济、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孙辈。不仅如此，2011年的CHNS数据显示，农村合住老人照看子女的数量要大于城市合住老人，这意味着农村老年人照顾孙辈的负担更重，所以膳食质量较差。其三，从样本选择性来看，在农村，大规模劳动力流向城市，这强化了农村老人照顾孙辈的负担；在城市，大量的女性参与工作，而社会支持的不足加剧了工作与家庭之间的矛盾，因此来自老人的帮助就显得越发重要。低龄老人更倾向于与子女合住，以帮助照看孙辈；而年长老人与子女同住则更多地扮演“被照顾”的角色。2011年的CHNS数据显示，75岁以下老人照顾孙辈的概率为41.6%；而75岁以上老人照看孙辈的概率为11.3%。这一结论与孙鹃娟和张航空(2013)的结论基本一致。

(三) 居住模式对老人膳食质量影响的渠道检验

合住通过何种渠道影响老人的膳食质量呢？基于我国独特的“双向反馈”代际关系，我们将检验两种可能的影响渠道：一是亲代照料需求是否得到满足？即合住并没有满足老人的照料需求而造成膳食质量下降；二是子代需求是否得到满足？即合住老人帮助子女照看孩子耗费了大量精力而过少关注自身，从而造成膳食质量下降。

本文借鉴Eibich (2015)的研究方法，分别控制反映亲代需求和子代需求的代理变量，考察合住对老人膳食质量的负面影响是否会变小。亲代需求的代理变量采用CHNS中的“父母、公婆是否被照看”，在CHNS数据库wed_00中详细记录了52岁以下女性的父母和公婆的信息。本文将其分别生成4个数据子集，分别为父亲信息、母亲信息、婆婆信息和公公信息。上述数据子集中主要包括父母和公婆的IDind以及“是否需要照顾”的信息，由此得到亲代是否得到子女(主要是女儿和儿媳)的照顾。最终匹配后的样本为863个。子代需求的代理变量采用CHNS中的“是否帮助照看自家小孩”。

表 5的列(1)报告了没有控制渠道变量的估计系数，列(2)添加了“子代需求”这一渠道变量，结果表明，合住对老年人膳食质量的负面影响下降了8.6%，系数显著；列(3)添加了“亲代需求”这一渠道变量，结果表明，合住对老年人膳食质量的负面影响下降了4.3%，系数仍然显著。列(4)则同时控制了两个渠道变量，结果表明，回归系数的绝对值比列(1)的下降了13.2%。也就是说，即使同时控制着上述两种影响渠道，合住依然对老人的膳食质量得分有负面影响。由此可见，合住老人的膳食质量下降，其主要原因可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老人花更多时间和精力帮助子女照看小孩，从而更少考虑自身的需求；二是合住老人的照料需求没有得到满足，且前者的影响更大。

五、 结论和讨论

本文以老人的膳食质量为例，基于我国的“双向反馈”代际关系视角考察了居住模式对老人福利的影响。由于居住模式和膳食质量之间的相互影响会导致估计偏差，我们通过两期的CHNS数据研究了老人在2009-2011年间的居住模式对于他们2011年膳食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1) 与传统观念相左，亲子合住并没有改善老人的膳食质量，独居老人的膳食质量反而更高；(2) 上述影响在性别、年龄和城乡上存在显著差异，即合住对低龄老人、女性老人和农村老人膳食质量的负面影响更大；(3) 从影响渠道来看，在亲子合住的代际关系中，相比于亲代需求，子代需求变化对老人膳食质量的影响更大。

综上所述，从老人膳食质量的客观福利来看，独居的居住模式对改善老人的福利更加有利，而亲子合住的居住模式中存在代际关系重心偏向孙代，从而使得合住老人的需求未能得到满足。这些经验发现可以为不同居住模式下老人福利干预政策的制定和社会养老服务体系的建设提供实证依据。

本文的政策启示主要有：首先，长期以来，在传统的亲子合住居家养老模式中，被照料者(孙辈)通常受到更多的关注，而提供照料的老人却常常被忽略，大量的老年照料提供者未能得到必要的经济补助和支持(孙鹃娟和张航空，2013)，因此政府需设计相关政策来支持老年照料者，而低龄老人、女性老人和农村老人则应是该政策干预的重中之重。其次，我国正在经历快速的老龄化，此过程中“4-2-1”的家庭结构将越来越多，即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四个老人、中年父母双亲和青年独生子女。这一情况与日本的历史经验类似，因此我们可以参照日本的一些有益做法：一方面，青年子女的精力有限，使得部分老人的养老责任势必由社会养老承担。从老人的基本膳食需求来看，虽然社会养老能够改善老人的客观福利，但政府也需建设旨在保障老年人精神需求的社会养老服务，如日本的“介护员”，他们在照顾被护理者日常生活的同时也丰富被护理者的文化生活。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养儿防老”的观念根深蒂固，因此居家养老也将长期存在。对此，我们可借鉴日本的“一碗汤距离”原则，即父母与子女两家之间的距离最好是“煲完一碗汤送过去刚好不凉”。政府可以通过经济激励或者优化的住宅设计等方式鼓励和倡导老人和青年居住在同一小区，切实增进老人的福利。最后，我国也存在家庭系统内的“利他主义”，父母帮助成年子女照顾孩子常被视为一种无私的付出和体现长辈对下一代关爱的方式，照料孙辈的老人不仅不图子女回报，甚至会在经济上付出更多，而在此过程中，代际间不平等问题对老人福利的影响值得引起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