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供给侧改革”的思想史审视

当前,“供给侧改革”成为引领经济政策的新动向,它主张通过促进分工深化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潜在产出水平。显然,“供给侧管理”的理论基础与其说是新古典经济学(包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不如说是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究其原因,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核心议题是国民财富的增长。社会财富的创造不仅依赖于生产性劳动的投入,而且依赖于社会劳动的生产率提高,从而基于劳动分工角度构建了经济增长的供给推动论;与之不同,现代主流经济学则关注个体需求的满足,不仅从效用最大化角度来建立福利理论,而且从当下的有效需求不足来构建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理论。要真正理解这一点,就需要对经济思想史进行一个简要的梳理和辨析。

事实上,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价格和消费理论:(1)边际效用学派认为,消费体现了个人的自由选择以及对个人福祉的追求,消费水平也成为社会繁荣的标志,从而致力于寻找使既定生产要素得到最佳配置并使消费者满足最大化的途径,研究既定目的和手段选择之间的关系。(2)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消费支出构成了社会总需求的主体,是决定社会就业量的基础,也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从而研究如何激发个人消费以防止经济萧条,必要时以公共支出来加以弥补。正是受到这些理论的影响,就催生了各种刺激消费的政策和制度安排,以致追求消费之风逐渐主导了现代商业社会,乃至萌生出追求炫耀性消费的有闲阶级。

不过,在经济思想史上,赞美奢侈性消费的学者只是少数,而且大多还是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情形的观察家和肯定者,主要有孟德维尔、马尔萨斯以及桑巴特等人。这些学者的认知来源有二:(1)从伴随资本主义崛起而盛行的奢侈消费现象中总结;(2)对早期基督教禁欲伦理观的反动。相反,从古典经济学兴起直到边际效用学派崛起之前的学者大多对奢侈之风持反对态度,代表人物有魁奈、莎夫兹伯里、哈奇森、斯密、李嘉图、穆勒、巴斯夏、西斯蒙第和李斯特等。他们的认知来源也主要有二:(1)社会经济发展从商业流通到工业制造的转向使得学者们察觉到了奢侈性消费带来的严重后果;(2)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使得学者们得以从价值创造和分工拓展的角度剖析资本积累的作用。

显然,经济思想史清楚地表明,在究竟该如何理解奢侈性消费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上,不同学者的理解具有很大差异,而且这种差异还呈现出明显的历史阶段性。边际革命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家大多对奢侈性消费行为持批判态度,边际革命以后的主流经济学家则越来越重视需求并高度肯定奢侈性消费的社会作用。

为何会出现这种认知差异呢?这就涉及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任务以及与此相适应的经济学理论体系问题了。早期资本主义面临的根本课题是投资不足对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阻碍。基于这一课题,古典经济学认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根本上依赖于投资支出,生产性劳动和剩余产品的投入则是经济增长的根本要素,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社会需要大量的剩余产品积累,并且配置到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的地方。相反,后期资本主义面临的根本课题则是社会需求不足对财富创造和经济增长的制约。基于这一课题,现代主流经济学不再区分投资支出和消费支出,更不区分消费的具体内容,而是将所有支出一视同仁地作为经济发展的动力;尤其是受到周而复始的经济萧条的影响,它将消费乃至奢侈性消费当作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只有当私人消费需求不足时,才由政府施加替代性的公共投资。

问题是,究竟是投资支出还是消费支出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根源呢?事实上,根据皮凯蒂(2014)的资本主义第二定律可得:β=s/g。其中,β是长期资本与国民收入之比,s是储蓄率,g是增长率。一般地,如果β是稳定的,那么较低的储蓄率必然伴随着较低的增长率。同时,储蓄促进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机制就是转化为投资,从这点上看,是投资支出而非消费支出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根源。正是基于财富生产和创造的角度,古典经济学家极为重视资本积累而贬斥奢侈性消费。为清楚地说明这一点,本文对相关议题做了一个思想史的梳理,集中剖析古典经济学注重资本积累的理论基础,并以此来审视一些用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的社会经济现象。

巴斯夏(2012)虚构了一个场景:一个店主的儿子不小心打碎了一扇窗户的玻璃,此时引来了一群围观者,他们对打碎玻璃而造成的财产损失表示惋惜,对店主不得不花钱来修复窗户表示同情。但是,一群老练的经济分析家却异口同声地说:打碎玻璃是件好事,因为这促使店主重新购买一块玻璃,而玻璃商又可用这笔钱去支付给另外的人,如此循环就可以导致整个工业的发展。也即,这个看起来是有害的破坏行为却创造了需求,引发了资金周转,从而刺激了经济增长;显然,这也就是原初的凯恩斯经济学,破坏性消费通过乘数效应而成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

正是受这种流行观点和凯恩斯学说的影响,人们津津乐道于所谓的“破坏创造财富”说,并推广到洪灾、地震和战争等;相应地,当前中国社会也出现了非常多的“玻璃工”,很多“窗户”造出来就是为了被打破的,从而不断地促进地方GDP的增长。同时,由于破坏性行为和奢侈性消费之间的极大相似性,社会上就流传开“奢侈是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之类的言论和信条,如“聚藏钱财会使民族的血脉枯竭”,“纨绔子弟毁了自己却富了国家”,“穷人的面包就是富人的浪费做成的”等(巴斯夏,2012)。相应地,尽管贪得无厌和奢侈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中往往会受到蔑视,资本主义却将贪婪视为一种“动机”而合理化,甚至导致了经济学科的快速发展(海尔布隆纳,2013)。

进一步地,这种流行观点还塑造出了一种道德标准,它导致人们把他们的道德利益和物质利益看成是对立的。例如,凯恩斯就宣称,“我们越是有美德,越是致力于节俭,我们国家财政和私人财务越是坚持正统原则,我们的收入就会下降得越多”,“造金字塔、地震甚至战争都可能对增加财富起作用”(斯考森,2006)。问题是,这种将奢侈视为美德的道德观合理吗?巴斯夏(2012)就指出,天底下所有的父亲无不教导自己的孩子遵守秩序、持家有道、讲究实惠、力求节俭和适度消费,天底下所有的宗教无不痛斥阔气和奢侈无度。同样,西斯蒙第(1989)也指出:“任何一个家庭的家长都知道,他要发家致富,就只能靠节约,把他每年所赚的一部分钱,拨入他的资本。”

进而,当今社会的那些奢侈性消费和破坏性行为在经济发展中果真起到了那样积极的作用吗?巴斯夏批判老练经济分析家对于破坏性行为的辩护。巴斯夏指出,老练经济分析家的观点仅仅看到了“能看到”的一面,而没有考虑“看不到”的一面。在这个事件中,窗户被打破为玻璃工提供了生意,这是老练经济分析家所看到的;但是,如果窗户没有破,店主就可以用那笔钱购买新鞋或新书,从而增加书商或鞋商的营业额,这是老练经济分析家所看不到的。同时,就店主而言,由于窗户被打破,它花钱购买新玻璃获得的享受与以前一样;但如果窗户没有破,他在获得原先的效用时又可以增加新鞋或新书的效用。

事实上,打碎玻璃所带动的经济增长往往是以另外一部分的负效应为代价的,整个社会的资源并没有增加。米塞斯(1995)指出:“如果富人不奢侈,穷人就会失去收入来源,就会变得无处挣钱,无钱可挣。这种说法很愚蠢,……如果没有奢侈,人们照样可以找到收入来源,那些本来可用于生产奢侈品的资金就将被投放到其他的生产领域,例如用来生产大众化的消费品,人们的生活必需品等”。哈奇森(2012)也指出:“在一种用途上不被花费的收入将要用在另一种用途上,它如果不被浪费在奢侈消费中,就必然会用于有用的、明智的目的。”而且,后一种消费有助于收入的分散,从而对社会发展来说更健康,但这些都被现代主流经济学忽视了。这也就是巴斯夏说的“破窗理论”的含义:打碎玻璃使得有些东西被毫无意义地损坏和浪费,使得社会丧失了价值,从而是破坏而非建设。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否定奢侈性消费和破坏性行为在特定时期对于拉动经济的积极作用。当经济处于停滞状态时,奢侈和破坏往往可以触发经济活动和启动经济运转。譬如,如果上述店主是个守财奴,在玻璃没有破损的情况下,他既不会用那笔钱去购买玻璃,也不去购买书籍等其他任何东西,而是将之储藏起来。那么,打碎玻璃这一事情显然就有助于促进那些储蓄的使用,从而刺激社会经济的运行。这就好比在经济萧条时期,每个人都因对未来预期不佳而紧缩消费(就像守财奴)。那么,浪费性的消费行为以及破坏性的“破窗”举动往往可以成为启动经济的动力。在很大程度上,凯恩斯的消费刺激理论应对的也就是这种极度萧条的经济情形。不过,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巴斯夏还是强调,破坏性行为虽然通过迂回途径而启动了经济,但其直接效果却是对社会福利的损害;而且,即使没有打碎玻璃这类破坏性行为,人们的正常购买也可以启动经济。

从本质上讲,破坏就是破坏,奢侈就是浪费,这不是价值创造行为。相应地,“破坏性发展”也就不是一个有效率的途径,更不是可持续发展的途径。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破坏来启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正反映出人类社会的相关制度出了问题,如知识结构、生产结构以及分配结构出了问题,从而昭示我们去解决这些问题。究其原因,人类社会还没有富裕到可以随意浪费的程度,每一次浪费都必然与其他人的穷困同时存在。而且,即使人类社会的物产已经达到了绝对充裕的阶段,一个良好的社会制度也应该保障人们减少在生产和劳动上的时间投入,从而将大量的时间用于个人的全面自由发展。因此,维持社会持续平稳发展的关键在于,建立保障社会正常的生产和消费机制以防止大起大落的经济波动,包括改善收入分配、促进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的制度安排,这是现代经济学的根本议题。

不幸的是,囿于既定的新古典经济学框架,绝大多数经济学人却看不到这一点,无法深入剖析经济波动背后的社会因素,反而将各种市场行为都视为理性的,将市场波动乃至经济危机视为帮助经济“破坏性重建”的强制性市场出清。正是由于思维被成见所禁锢,这些经济学人的政策主张往往在两个极端之间跳动:当市场繁荣时,人们往往相信新古典经济学,认为市场是有效的,一切个体行为都是理性的;当市场衰退时,人们转而信奉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主张用国家干预来纠正市场失灵,甚至采取破坏性的政府支出和奢侈性的个人消费等激励措施来推动经济复苏。结果,人类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内在问题就永远不可能真正得到解决,社会经济也会不断地陷入周期性循环。

总之,“破窗理论”告诉我们,经济决策只有在考虑到“全盘结果”时才会产生良好的结果,即对于经济决策的评估应该观察其长远的影响而非短期的效果。这包括两点:(1)检验经济决策的效果时不要局限于其带来的直接利益或缺点,而应该检验其长期的影响;(2)检验经济决策的影响时不能只观察特定的群体或产业,而应该考虑到其对所有人和整个社会的影响。显然,“破窗理论”对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都具有显著的意义。例如,通过比较节俭和奢侈行为对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和深层效应,巴斯夏就指出,节俭不仅在道德上优越于奢侈,而且在经济上同样优越于奢侈。巴斯夏的这一见解深深地影响了奥地利学派,哈耶克称之为“天才的思想”。“破窗理论”也成为一些有识之士用以批评凯恩斯主义消费经济学的比喻。

与现代主流经济学鼓吹消费支出并推出“需求拉动增长论”不同,古典经济学家大多抨击奢侈性消费行为,并将资本积累作为提高劳动效率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动力根源。为何会存在这种差异呢?根本原因有二:(1)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组织,从而关注组织的有效运行,而这涉及社会分工问题;(2)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核心是国民财富的增长,从而关注劳动的投入和效率,而这涉及迂回生产问题。在很大程度上,组织运行的有效性和劳动生产率都取决于社会分工水平和生产迂回程度,而这都以不断积累并投入生产的资本为基础。

对储蓄和资本积累的重视可以追溯到经济学之父斯密,他实际上是以高储蓄与高投资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型的先驱。斯密主要关注国民财富尤其是人均国民收入的增长,由此剖析了影响人均国民收入的两大因素:劳动生产率和生产性劳动与非生产性劳动的比例。其中,斯密将生产性劳动定义为直接的物质生产劳动,而所有从事服务业的劳动则被解释为非生产性劳动;劳动生产率则与分工有关,分工是提高生产力的最重要条件。斯密构筑的“三位一体”理论体系就是分工、劳动价值和自由竞争,其中,劳动价值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劳动分工则通过提高劳动效率而促进价值创造,自由竞争则通过促进劳动分工而扩大市场范围。正如熊彼特(1991)所指出的,“无论在斯密以前还是在斯密以后,都没有人想到要如此重视分工。在斯密看来,分工是导致经济进步的唯一原因”。

既然分工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根源,现实世界中的分工水平又是如何决定的呢?在这里,斯密提出了后来被斯蒂格勒命名的“斯密定理”:市场的需求规模限制了劳动分工,新的劳动分工则取决于交换范围(市场)的扩大。事实上,只有当某一产品或者服务的需求随着市场范围的扩大而增长到一定程度时,专业化的生产者才能出现和存在;相反,如果市场范围没有扩大到一定程度,即需求没有多到使专业生产者的剩余产品能够全部卖掉,专业生产者则不会存在。正是由于斯密把分工和市场结合起来,凭借持续引进新的分工而自我维持的增长理论才得以形成。因此,“斯密定理”后来也被西方主流经济学视为“在全部经济学文献中是最有阐述力并富有成果的基本原理之一”(杨格,1996)。

进一步的问题是,人类社会的分工又是如何得以不断拓展和深化的?这就需要以不断积累的资本为基础,原因在于:(1)只有拥有足够数量的资本,企业主才可以购买工场、工具、机器设备、原材料和劳动,才能将这些生产要素结合再进行社会化生产;(2)只有存在一定数量的剩余产品,才可以从社会劳动中分离出一部分来从事知识生产和技术创造等活动,进而形成知识生产和知识运用之间的分工;(3)只有以这些剩余产品转化的资本为媒介,才能沟通生产者之间的联系,从而深化生产者之间的分工。从人类社会发展来看,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社会没有剩余产品,从而无法形成有效分工,而只能重复自给自足的简单再生产;只是随着地理大发现、经济殖民等带来的剩余产品,才使得社会化分工和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从而促进资本主义的崛起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剩余产品的多少就决定了社会生产形态和经济发展速度,并最终决定了社会经济所处的阶段。这反映在科恩(2008)所列的简表中。

最后的问题是,资本又是从何而来呢?斯密指出,资本是先前的储蓄行为积累起来的结果,是节制花钱的结果;而没有事前积累的资财,分工就无法进行,就无法提高生产率。为此,斯密反对奢侈性消费,并把私人储蓄或节俭视为增加资本的唯一途径;相应地,斯密高度评价储蓄行为,把节俭的人称为公共捐助人。这一观点为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所继承。例如,穆勒认为,资本是劳动生产的积累,资本家减少在奢侈品上的消费支出就会增加投资支出,从而能够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为此,社会必须从每年的产出中留出一部分来维持劳动,生产性劳动人数的多少则取决于这部分的大小。进而,基于能否直接或间接地维持生产性劳动,穆勒还将消费区分为生产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穆勒(1991)认为,“只有用于保持和提高社会生产力的消费,才是生产性消费。”究其原因,在一个经济中所生产的一定数量的消费品必定会反馈给家庭部门的人力本身的生产,这种生产性消费正是维持人力资本完整无损的必要投入。

同时,斯密认为储蓄行为和投资行为之间不存在时滞,因为储蓄转化为投资,而投资产生支出,反过来又用于消费;因此,储蓄并不会损害购买力,而是意味着消费,不是被储蓄者而是被不同类型的其他人消费。究其原因,货币主要是一种媒介,借助它,人们想要方便地获得商品。承袭这一思维,萨伊进一步提出了萨伊定律:供给可以创造需求。当然,萨伊定律也遭受了种种批判,如忽视商品和物物交换的区别、不变的现金余额、储蓄和投资相等、没有货币幻觉、忽视经济体制的不确定性、忽视“坎铁隆”效应和真实余额效应等。不过,现实世界的供给确实还没有满足所有人或者绝大多数人的需求,因而经济危机的原因也决不能单单用生产太多了去解释。事实上,穆勒(1991)也接受了萨伊定律,强调对财富的限制永远不是缺乏消费者,而是缺乏生产者和生产能力。究其原因,节省下来的资本总会消费掉,或者用于投资,或者用于非生产性消费,而“富人的非生产性开支对穷人的就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穆勒特别指出,对增加生产构成障碍的重要因素是资本,而储蓄依赖积累的动机,储蓄倾向则在于如何诱导储蓄。

分工之所以能够提高效率,还有一个理论基础:生产迂回说。事实上,李嘉图就把资本看作是“间接的”或“物化的”劳动,并认为完全依靠直接劳动生产和利用机器生产的效率和成本是不同的;而且,李嘉图认为时间因素妨碍了那些周转较慢的资本的产品供给,其产品需要较长时间到达市场的人必须为此而得到补偿。承袭这一思维,西尼尔最早提出了资本积累原理,社会生产力随着劳动能力和产品不断被当作生产手段使用而增进。例如,相同数量的劳动两年里投入赚取的利润不止二倍于连续两个一年的投入赚取的利润,第一年的产品可以用来作为第二年生产的工具,如每隔一年赚取100元利润在经济上并不等于每年赚取50元利润。这意味着劳动以及生产财富的其他力量可以因把它们的产品作为进一步生产的工具而无限增加,因而周转较慢的资本产品也因实际价值不断的增加而使价值提高。进一步地,奥地利学派的开创者门格尔指出,利用高级财货进行生产能够取得更高生产率。

在西尼尔和门格尔学说的基础上,庞巴维克认为最终商品的生产需要耗费时间,而生产这些商品的迂回方式比直接生产方式具有更高效率,但也需要耗费更多时间。例如,鲁滨逊可以直接用双手捕鱼,也可先结成渔网再用渔网捕鱼,显然后者具有更高的生产力。为此,庞巴维克第一次提出了“迂回生产”说:迂回方法较直接方法的效率更高但花费时间更长,而且方法越迂回,花费的时间越长。即迂回生产说包含了两大内容:(1)迂回生产往往比直接生产具有更高的生产力;(2)迂回生产往往比直接生产耗费更多的时间。相应地,要使迂回生产的时间延长,就得增添更为复杂的生产设备,即增加资本。庞巴维克强调,迂回生产说是“整个生产理论中最主要和最根本的命题”。

显然,迂回生产说预示了一种新型的资本生产力学说,它认为当前财货具有技术上的优越性,当前财货比同等数量的未来财货更有价值。但实际上,庞巴维克只承认土地和劳动力是生产的原始要素,而拒绝承认资本是与这些要素合作的生产要素。在庞巴维克看来,资本的作用在于增加了土地和劳动的生产力,它的使用是“消费时间的”,需要更多的“迂回的”生产过程,从而延长了“生产时间”。事实上,维塞尔认为归属于生产要素组合中各要素的产品总和应该恰好等于要素组合的产出本身;但庞巴维克却认为现代化生产的优势源于控制各种投入要素的能力,因而分配给要素的价值应该大于投入的价值,即归属于各个要素的价值之和应该大于投入要素组合的总价值,庞巴维克将之归属为一种剩余,从而建立起了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劳动被用在以前积累下来的“维生基金”时就会创造出剩余,这应归功于迂回生产方式。

承继迂回生产说的思维,杨格(1996)将斯密定理发展为杨格定理,主要包括三大命题:(1)递增报酬的实现依赖于劳动分工的演进;(2)市场的大小不但决定分工程度,而且又受分工程度的制约;(3)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其中,第二点是对斯密关于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范围思想的重大发展,这种发展也是与特定的历史背景相适应的。到了20世纪20年代,由需求引导的分工引进接近尾声;相反,垄断大公司已经开始通过供给有意识地引导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杨格认识到市场规模不仅取决于人口规模,而且取决于购买力;同时,购买力又取决于生产率,生产率又依赖于劳动分工的范围。这样,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就相互作用并得以不断扩大,最终推动了经济的增长。

不过,杨格认为递增报酬并不是由企业规模产生的,而是源于专业化和分工。在杨格看来,劳动分工的增进意味着生产迂回度的增加,而这有赖于整个社会的市场规模扩大,或者生产工具和技术的进步。事实上,正是市场规模的扩张使得机器得以引入、技术得以进步,这又导致了生产迂回度的提高或分工链的延伸,从而促进了分工的深化。同时,分工的深化又可以进一步促进市场的扩大:(1)专业化的链式分工使生产的迂回度加大,导致知识的积累,并使生产具有报酬递增性;(2)在报酬递增的条件下,生产者必须同其他生产者交换,从而促进了市场规模的扩张;(3)市场不断扩大的前景又促使产业更精细的分工,产业链加长。因此,杨格定理动态地发展了斯密定理,提出了由分工到分工的累积循环机制。

古典经济学强调了投资支出在经济发展中的根本性作用,这种意义上的投资支出并不同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古典经济学的投资支出依赖于剩余产品,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投资支出依赖于征税和国债。相应地,两类投资支出的后果是不同的:古典经济学促进了分工的深化和生产力的提高,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只是缓和了经济萧条而最终却引发了滞胀危机。同时,古典经济学对剩余产品的理解又有这样几个层次的思维逻辑:(1)劳动分工和迂回生产往往都以不断积累的资本为基础;(2)资本往往来自没有消费掉的储蓄,经济快速增长依赖于较高的储蓄率和投资率;(3)储蓄率往往与社会收入分配有关,收入差距越大,储蓄率越高;(4)剩余产品必须投入到生产中才能对生产效率和财富创造起到积极作用。基于这一思维逻辑,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现代主流经济学无法解释的一系列社会经济现象。

古典经济学把资本视为实行劳动分工的交换经济的必要基础:没有事先积累的资本,分工就无法进行;同时,随着分工的深入,就必须有更多的资本与数量和生产率都在增加的劳动相配合。斯密(1972)认为:“按照事物的本性,资财的蓄积,必须在分工以前。预蓄的资财愈丰裕,分工就能按比例地愈细密,而分工愈细密,同一数量工人所能加工的材料,就能按更大的比例增加。” 因此,古典经济学高度重视剩余产品,认为一定的剩余产品是财富创造和社会发展的基础,这些剩余产品也就是社会再生产中的资本。罗斯托也指出,一个社会的经济要起飞,必须将生产性投资从5%或更低水平上升到占国民收入或国民生产净值的10%以上(库兹涅茨,2000)。同时,生产方式的迂回延伸也就意味着需要生产更多的生产资料(或资本品)。承袭这一思路,马克思提出了生产资料生产的优先增长规律: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在社会总资本的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生产资料的生产会呈现优先增长的趋势;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条件下,增长最快的是制造生产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其次是制造消费资料的生产资料的生产,最后是消费资料的生产。

那么,不断积累的资本从哪儿来呢?古典经济学认为,资本是先前的储蓄,是节制花钱的结果。因此,古典经济学重视剩余产品。剩余产品是没有被消费掉的产品,它在社会再生产中就转化为资本。相应地,古典经济学高度评价储蓄和投资,而反对奢侈性消费。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认为,由于收入大多集中在富有且具有较强储蓄偏好的资本家手中,资本主义的储蓄率会不断上升,这也导致了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同时,重视储蓄的理念在现代社会也不陌生。据说哈佛大学第一堂经济学课就教两个概念:(1)花钱要区分“投资”行为和“消费”行为;(2)每月先储蓄30%的工资,剩下来的才进行消费。结果,哈佛的学生把每月储蓄的钱当作一项最重要的财务目标,只准超额完成而绝不能减少,从而在后来的生活中都很富有(陈添富,2013)。事实上,剩余产品的大量存在意味着较高的储蓄率,每一代人消费掉的财富要小于其所创造的;只有这样,人类社会的生产率和福利水平才能不断提高。

一般地,经济越是落后,资本与收入比β就越小,储蓄率s对经济增长率g的影响就越大。相应地,为推动经济起飞,任何社会都需要有足够的剩余产品。例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了一个原始资本积累时期,而且这种原始资本积累往往与暴力相伴随:对内开展类似“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对外则进行殖民扩张。同时,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时期还实行“强制性储蓄”政策,这种政策要求国家对低收入群体征收高额税费,榨取足够的税收投资于工业化。例如,英国政府就利用间接累退税向大金融投资商支付利息,而这些间接税主要来自低收入阶层。霍布森(2009)的分析表明,英国政府所支付的利息款约有80%直接给了伦敦的金融投资商,而低收入阶层通过累退税支付了50%-60%的利息款,1715-1850年大约有5%的国民收入从贫穷的工人阶层或中低消费阶层转移到了富裕的金融投资商身上,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这种再分配的资金总额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9%。

与此不同,由于社会主义大多诞生于不发达的穷国,为了快速实现资本积累,社会主义国家主要实行价格差和利率差等政策,以促使资本从农业大量流向工业。同时,为了弥补工业生产中极度稀缺的资本,社会主义国家还采用科尔奈(1988)所指的三种方式——牺牲、延期和忽视消费——来最大程度地供给剩余产品。所谓牺牲,是指永远放弃了一种不会积累的需求,以现时较少的消费代之以较多的投资,如少吃黄油以增加出口,换回外汇来购买机器。延期是指放弃了应属于现在的存货形式,但并没有彻底放弃,行为只是被延期,将问题留给了下一代。忽视是指放弃现在的消费或现在消费资本的形成,这种方式不仅意味着未来的负担,而且直接导致损失,如忽视教育。

一般地,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大致也是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的时期。究其原因,经济高速发展所需的资本投入依赖于高储蓄率,而较高的储蓄率有两大基本来源:(1)全民较强的储蓄倾向,这与社会文化和风俗有关,如注重家庭的儒家社会就有较强的储蓄倾向;(2)收入集中在少数人手中,财富越集中,社会储蓄率往往越高。显然,在储蓄率相对稳定的同一社会中,储蓄率的高低就与收入差距有关。加尔布雷斯(2009)就指出,贫富不均对于资本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如果收入被广泛地分配,它就有可能被消耗,但如果收入能够集中流入富人的腰包,那么其中一部分就可能作为积蓄,并作为投资”。例如,西欧社会长期实行长子继承制,这一方面有助于财富的继承和积累,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其他子孙努力开创新的事业,最终促成了资本主义的诞生。同样,20世纪最后20年以来,中国经济迅猛增长的同时,社会收入差距也在持续拉大,这反映出中国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公现象。

事实上,在一个国家的收入中,资本利润占有的比重越高,劳动工资份额就越低,从而财富积累率也越高。为此,无论是李嘉图还是马尔萨斯都不主张工人获取国民收入的更大份额,因为他们将会花光所有的收入,从而导致投资和经济增长下降。在实践中,资本主义早期西方诸国的劳动工资都非常低,资本积累率则很高,从而促进了工业革命的持续推进。皮凯蒂(2014)曾写道:“工业革命初期(1800-1860年)资本收入比重无疑是升高的。我们拥有英国的最完整数据,现有的历史研究成果,尤其是罗伯特·艾伦的研究成果,表明资本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35%-40%增加了10个百分点,达到19世纪中期的45%-50%。”同样,尽管最近几年中国的储蓄率在50%左右,但居民储蓄率只有20%左右。这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储蓄主要来自政府和企业而非居民,而其中收入分配不均显然起到了重要作用。当然,收入差距也应被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否则就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的扩大,最终必然会引发经济危机(朱富强,2010)。

古典经济学认为,一个社会要取得经济快速增长,关键是要有足够的剩余产品和较高的资本积累率。进一步地,剩余产品要转化为资本并对生产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根本上还在于投入到生产和再生产中。因此,收入分配差距较大并不是经济增长的充分条件,因为富人可能会将大量财富用于奢侈性消费,从而也就形成不了很多的资本积累。事实上,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公正收入分配之所以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就在于它将剩余产品投放到了再生产中;相反,另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同样存在严重的不公正收入分配,却并没有取得高速经济增长,也就在于富裕阶级将大量财富用于奢侈性消费。进一步地,尽管挪威等北欧国家的收入分配显得更为均等,但由于资本形成率很高,这为也经济增长夯实了基础。

显然,剩余产品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取决于这些剩余产品的投向。譬如,在中国取得高速经济增长的同时,拉美诸国和菲律宾等国的经济却停滞不前,尽管它们的收入分配也存在严重不公,特权阶层占据了大量财富。为什么呢?古典经济学的回答就是:在中国社会,剩余产品主要被投向了新工厂、新设备和更多的教育;而在菲律宾等国,富人则把大部分剩余产品用于奢侈性消费。为此,鲍尔斯等(2010)写道:“剩余产品这个概念是一个强有力的透镜,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会是如何运作的。比如说,为什么中国经济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迅速增长,极大地改善了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水平,而与此同时菲律宾的经济则停滞不前,导致大部分菲律宾人处于赤贫之中?简单的回答是中国的剩余产品投向了新工厂、新设备和更多的教育,而在菲律宾,富人则把大部分剩余产品用在了奢侈性的消费中。”

各国的经济发展史表明,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往往呈现出国际收支出超而不是入超,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如此,目前中国也是如此。这种现象与现代主流经济学理论是相悖的。因为根据后者,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本、机器和技术等,从而必然是收支入超。那么,如何理解这一现象呢?主要原因有二:(1)如果较高的储蓄率源于较大的收入差距,那么随着剩余产品的扩大和累积性生产的持续,消费必然会越来越跟不上生产的增速,从而产生相对生产过剩。既然内部需求不足,经济高速发展的国家就只能求助于外部需求。(2)与社会收入差距不断拉大相关联的就是收入分配不公:企业主的利润瓜分了大部分劳动价值,而工人只取得非常低微的工资,这使得该国得以持续向国际市场倾销其廉价商品,从而就会出现大量的国际盈余。同时,大量出超也意味着经济快速增长往往依赖于不断拓展的海外市场。事实上,日本和东亚四小龙的崛起就是充分利用了发达国家对中国等国的经济封锁以及早期社会主义国家的自我闭关所造成的市场空间。同样,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充分利用了海外市场。

从历史来看,那些率先进入工业化的国家无论是在重商主义时期实行保护政策,还是在古典主义时期推行自由贸易政策,其目的都在于扩大海外市场。李斯特(1961)曾写道:“任何国家,如果依靠保护关税与海运限制政策,在工业和海运事业上达到了这样的高度,因此在自由竞争下已经再没有别的国家能同它相抗,当这个时候,代它设想,最聪明的办法莫过于把它爬上高枝时所用的梯子扔掉,然后向别的国家苦口宣传自由贸易的好处。”事实上,古典政治经济学之所以致力于宣扬国际自由贸易,也是与英国的经济地位相适应的:在英国取得世界经济的领先地位之后,在国际贸易中也就处于优势地位。同时,开拓海外市场所依靠的武力和自由贸易这两种方式也是相辅相成的,都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基础。戈德斯通(2010)考察了欧洲各国税收史后就指出:“在1688年以后,英国的议会以及议会为解决皇家债务而建立的银行已经可以确保这些财政收入不会被花在宫廷和皇帝、皇后的玩乐之上,而被直接用于支付政府赤字和皇家海军的开支。……皇家海军迅速膨胀为全世界规模最大和战斗力最强的海军力量,于是又可以保护英国的船只航运,使得英国商人在全世界能够畅通无阻。其结果产生了一个不断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从贸易活动上征收的税收被用于海军建设和军费开支,这又为商人的贸易活动开辟了更为安全和广阔的航路。”

古典经济学认为,只有以一定量的剩余产品为基础,一个社会才能以迂回方式进行生产,分工半径才得以不断拓展,生产技术才得以不断改进,劳动有效性才得以不断提高,从而可以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和价值。从根本上说,一个社会的发展必须有足够的剩余产品或资本,并且需要配置到有利于扩大再生产的地方。近现代社会的技术创新之所以由中国社会转移到西方社会,主要原因就在于:通过殖民地开拓、奴隶贸易以及圈地运动,西方社会积累了大量的资本,从而可以开创和维系实验室、科学机构以及大批科技人员;相反,由于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没有足够的资本积累,中国社会就一直不存在独立的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从而也没有专门的科技创新活动。正因为如此,即使作为古典经济学向新古典经济学过渡的人物,西尼尔、萨伊、巴斯夏等人在政府与市场间关系上的观点和政策主张与后来的边际效用学派和现代主流经济学都具有很大的相通性;但是,他们在对奢侈性消费和破坏性行为的态度上却不同于现代主流经济学,其主要原因也正在于他们还深受斯密和古典经济学体系的影响,其关注重点在生产投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上。

同时,不仅古典经济学非常重视剩余产品及其在生产中的投入,这种思维也为关注市场动态发展的奥地利学派所承袭。门格尔、维塞尔以及庞巴维克等人不仅关注高级财货对低级财货生产的作用,庞巴维克还进一步发展了迂回生产理论;同时,这种传统一直为奥地利学派学者如米塞斯、哈耶克、罗斯巴德等所强调。例如,维塞尔(2012)就指出:“经济预期面对一系列难以解决的问题。然而所有这些问题都包含着一个规则,必须保持资本储备。那些遵从这一规则并且同时节约它们劳动能力的人,当然也能够在未来的所有时间里保持同样的福利状态。”米塞斯(1995)则写道:“财产所有者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能获得的优越的地位,即他必须将生产资料投放到社会最需要的生产领域中去。假如他不这么做——或将财富储存起来——那么他就会蒙受损失。倘若他还不及时纠正或改变其做法,那么他就会毫不留情地被人从优越地位上挤下来,就再也不是财产所有者了。另外一些比他更适合这一位置的人就会取而代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只有那些最称职的人才能永远拥有生产资料。不管他们愿意与否,都必须不停地将他们的生产资料使用到能够获得最大利益的地方去。”

正因为如此,古典经济学者和奥地利学派学者大多重视储蓄和投资,而反对奢侈性消费并批评破坏性行为。例如,针对孟德维尔有关高消费会刺激繁荣的论点,罗斯巴德(2012)就写道:“孟德维尔强调的是他所为的‘私人恶习与公共利益之间的’悖论,而这种‘利益’是需要通过前凯恩斯主义的消费支出机制来实现的”;“孟德维尔的著作实际上不过是19世纪法国自由放任的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斯夏所称的‘破窗谬误’的活生生的体现。孟德维尔不仅为奢侈消费的重要性辩护,而且也为欺诈的重要性辩护,因为这会为律师提供工作机会;以及为盗贼辩护,因为这的确会为锁匠提供就业机会”。事实上,孟德维尔为奢侈品“恶习”辩护也引起古典经济学先驱哈奇森等人的愤怒。哈奇森宣称:“提供给公众的物品无论如何也不能归功于奢侈者、挥霍无度者和傲慢自大之人,而是源自于勤劳的人们,是他们注定要向所有的顾客供给物品。”并且嘲讽孟德维尔说:“在甚至连盗贼和劫匪都被这同一作者假定为有助于锁匠就业的情况下,谁还会对那种认为奢侈或骄奢是公共利益的必要条件的观点感到惊奇呢?”

然而,随着边际效用学派从个体需求的满足以及效用最大化角度来建立福利理论,无论是新古典经济学家还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都反对储蓄和鼓吹消费支出,并由此发展了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理论。为了缓和需求不足,现代国家还积极建立信用体系,从而为人们的消费提供方便,因为有了信用体系后,人们即使在缺乏现金时也可以超前消费。问题是,尽管信用体系平缓了收入流,但它的现实发展已经大大变质了,成为驱使人们过度消费的“润滑剂”,使得人们有可能完全消费一生所创造的东西。同时,由于“棘轮效应”的存在,即使人们在经济环境较好时花光了所有获得的收入,在经济衰退时他们仍然无法减少消费,而是会借债消费,而信用体系则提供了这种便利。正因为如此,信用体系往往会鼓励人们超额消费,从而会加剧经济发展的动荡,就像当前西方社会所展示的情形那样;同时,它使得当代人逐渐消费乃至花光前人所积累的财富,降低社会发展的物质基础,从而必然会导致社会发展的停滞和内缩。

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于长期依赖于“刺激需求”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不仅造成了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滞涨,而且最终导致了2008年的全球经济大危机。同样,需求管理政策也导致中国经济出现周期性的剧烈波动,甚至陷入“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经济困局中;同时,随着不断加强的扩大需求措施,中国经济处于衰退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乃至濒临“中等收入陷阱”的境地。正是基于这种困境,政府及时提出了“供给侧改革”,它强调拉动经济增长根本上在于通过促进生产能力来提高潜在产出水平,通过深化社会分工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通过调整产品结构来促进供求平衡,通过不断技术创新来促进产业升级,并推行一系列的简政放权、放松管制、金融改革、国企改革、土地改革等措施。显然,本文的分析能够为“供给侧管理”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消费支出与投资支出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于资本积累和投资推动而不是消费拉动,消费和生产之间的脱节根本上在于产品的不合理而不是需求的不足,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在于调整产业结构而非刺激有效需求。

可见,重新回顾古典经济学的思维和理论,不仅有助于我们反思现代主流经济学的需求拉动增长理论,而且有助于我们重新审视经济发展的“时代性”问题。一方面,现代主流经济学往往将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等同起来,两者的加总构成了整个国民收入,因而无论是消费支出还是投资支出,在促进经济增长上都是无差异的。但实际上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消费支出意味着物品的消失,而投资支出则可以创造出新的物品,可以促进剩余产品的不断积累,进而促进分工半径的增加和生产迂回度的延伸。这意味着在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加总而得国民收入相同的两个国家,仅仅因为消费支出和投资支出的比例或结构不同,未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将会完全不同。既然如此,我们又怎可将两者混为一谈呢?另一方面,现代主流经济学恰恰将消费视为经济发展的引擎,乃至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日益兴盛的奢侈性消费以及相应的第三产业视为代表社会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但这只是市场经济内在的收入分配不公造成的收入差距持续拉大进而导致社会需求严重失调的结果,并会严重瓦解社会经济发展的根基。

一般地,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会产生两极化的社会需求:一方面,穷人的购买力日趋低下,因而追逐收益最大化的厂商不愿生产那些社会大众有需求却收益不高的必需品;另一方面,富人的消费力日趋增强,因而追逐收益最大化的厂商就热衷于生产富人有巨大需求的奢侈品。尤其是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由于社会大众的教育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还存在明显不足,国内无法生产出满足富人需求的高端产品和奢侈产品,这就产生了这样两大结果:一方面,大量的社会劳动被投入在低层次服务行业中,从而为一小撮富人提供直接性的劳动服务;另一方面,大量的剩余产品被富人用于购买海外的奢侈品甚至昂贵的海外劳动服务,从而导致国内的生产投资资金不足。在很大程度上,海外市场的拓展面临越来越大的限制,而国内需求又无法有效提升,这不仅是以阿根廷为代表的拉美国家和以马来西亚为代表的东亚国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也是当前中国社会经济面临的严峻问题。显然,要解决这些问题,就涉及收入分配、价值观念、产品结构、技术水平、教育结构等各方面,这也是“供给侧管理”需要致力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