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irculation Bias of Digital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he Blockage of Value Creation: Also on the Political Economic Essence of “Involutionary” Competition in the Platform Economy
王丹,龚晓莺
当前平台经济中普遍出现的“内卷式”竞争，标志着数字资本早期的粗放扩张模式面临增长瓶颈，深入整治该现象已成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命题。文章基于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构建“流通偏向—价值阻滞”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旨在揭示“内卷”背后的资本积累逻辑异化。研究发现，这种被表象化为流量博弈的竞争形态，本质上是数字资本积累重心由生产性获利向流通性获利的结构性偏移。在这一异化模式下，纯粹流通费用从价值扣除项异化为具有刚性约束的资本积累壁垒。平台垄断资本利用数字地租机制强制吸纳实体产业的剩余价值，并依靠算法对流通领域的劳动进行“实际吸纳”，不仅导致了微观层面的实体利润流失与劳动透支，更引发了宏观层面积累基金耗散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社会再生产阻滞。因此，治理“内卷”的关键在于矫正资本循环的路径依赖，应通过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破除数据割据，引导人工智能等技术从流量变现转向赋能实体生产，并辅以初次分配机制的矫正，在重塑生产与流通的动态均衡中培育新质生产力。
关键词：平台经济，“内卷式”竞争，资本循环，流通偏向，实体经济
平台经济作为数字技术与现代市场机制深度融合的产物，历来是学术界探索生产方式变革的理论热土，也是政策界关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前沿。近年来，数字技术红利边际递减以及市场空间相对饱和的双重约束日益显现，我国平台经济的竞争格局呈现出极其复杂的演化态势。一方面，平台资本的积累逻辑正在发生结构性偏移，从早期增量市场的开拓逐渐转向存量市场的激烈博弈 2，这种博弈被广泛描述为“内卷式”竞争。其显著特征在于，尽管数字基础设施不断完善，但微观主体的纯粹流通费用却呈现出非生产性的刚性膨胀，价格战与流量战成为常态。另一方面，这种低水平的过度竞争往往与高水平的数字垄断并存，形成了头部平台通过控制基础设施获取超额收益、中小主体在存量空间内过度消耗的固化格局 3。这种现象不仅背离了数字技术降低交易成本、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初衷，更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社会总资本的良性循环。
这一资本运行层面的异化现象引起了党和国家的高度警觉，治理“内卷式”竞争已从市场监管层面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部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将“推动高质量发展”作为“十五五”时期的核心主题 4，并对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更高要求。面对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的宏观背景，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指出，要“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 5。在此之前，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已对“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作出了制度性部署 6，市场监管部门也多次针对二选一、掠夺性定价等行为开展执法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多次强调，要“防止资本无序扩张” 7“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8。这一系列高层部署表明，治理平台经济领域的“内卷”现象，已不再是单一的市场秩序维护问题，而是关系到新质生产力培育、社会再生产循环畅通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的重大政治经济学命题。
目前，学术界围绕平台经济的竞争与垄断问题已开展了多维度且富有成效的探讨，主要可归纳为三个相互交织的理论脉络：一是关于平台资本运动规律与结构性垄断的宏观审视。相关学者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深入剖析了平台经济天然的垄断倾向。研究指出，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极大地加速了资本的积累与集中 9。平台资本通过“跑马圈地”式的早期扩张，占据并私有化了关键的数字基础设施，从而在流通与生产环节构筑了极高的进入壁垒。在此基础上，资本不仅能够获取超额的数字地租，更凭借对双边或多边市场的控制力，主导了社会价值的分配过程，使得传统的自由竞争不可避免地走向结构性的寡头垄断。二是关于平台竞争策略异化与技术非中性的中观剖析。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部分研究将目光聚焦于算法技术在市场竞争中的非中性应用 10。学者们普遍认为，算法黑箱、数据孤岛等技术手段使得平台竞争脱离了传统价值规律的自发调节。平台企业往往利用信息不对称优势，通过算法合谋、大数据杀熟以及自我优待等隐蔽手段，将技术工具异化为资本攫取消费者剩余与排斥潜在竞争者的利器，不仅对传统反垄断规制体系提出了严峻挑战，也掩盖了资本剥削的实质 11。三是针对平台生态内“内卷式”竞争现象的微观溯源。近年来，有学者敏锐捕捉到了平台经济由增量扩张转向存量博弈后出现的“数字化内卷”新态势。研究表明，平台间的网络效应与流量封锁导致了市场博弈的零和化甚至负和化 12。在这种高度封闭的算法权力下，生态内的中小商家为争夺有限的曝光率，被迫卷入高投入、低回报的“囚徒困境”；同时，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也被牢牢镶嵌在算法驱动的计件工资体系中，导致了严重的数字劳动异化与身体透支 13。
总体而言，现有研究从资本逻辑、技术异化与微观困境三个维度，为理解平台经济的竞争与垄断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然而，深入审视可以发现，现有文献在以下两个维度仍存在拓展空间。第一，在理论分析框架上，现有研究多倾向于对宏观的资本垄断、中观的算法异化与微观的“内卷”现象进行分层探讨，尚待建立贯通宏微观的动态系统学理框架。诸多研究将“内卷”视为一种激烈的市场竞争策略或技术应用的结果，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内卷”作为资本循环与周转过程在特定历史阶段发生的结构性梗阻这一本质。第二，在治理路径构建上，现有文献多侧重于从法学或管理学视角对垄断现象进行事后的规制性探讨，而相对缺乏从政治经济学原点出发的深入剖析。针对如何从根本上破除“内卷式”竞争、引导数字资本“脱虚向实”并服务于新质生产力的培育，还需要进一步丰富系统性的政治经济学机制设计与对策支撑。
基于此，本文试图回归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跳出单一的技术批判或反垄断视角，构建“流通偏向—价值阻滞”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框架，进而明确将当前普遍关注的“内卷式”竞争界定为数字资本积累模式由生产性获利向流通性获利转移的特定异化形式。本文旨在深入剖析平台经济资本循环重心偏移的深层成因，揭示纯粹流通费用异化与劳动力“实际吸纳”的微观机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治理路径，以期为打通国民经济微观与宏观循环、构建竞争有序的平台经济新生态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与政策参考。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对产业资本的运动轨迹进行了系统剖析：“产业资本的循环包括三个阶段：（1）拥有货币的资本家作为买者在商品市场和劳动市场上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2）资本家用购买的商品从事生产消费；（3）资本家作为卖者重新回到市场上出售已生产出来的商品。” 14在数字经济条件下，被普遍描述为“内卷”的竞争形态，并非简单的市场策略失灵，实质上是这一循环过程的内部结构与费用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异化。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审视，这种现象表征为数字资本在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作用受阻的背景下，其积累重心由生产领域向流通领域发生结构性偏移，导致社会总资本运行效率出现反常性下降。
在马克思经典的资本积累理论视阈中，产业资本循环的决定性环节在于生产阶段，超额利润的获取主要依赖于个别企业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降低商品的个别价值，从而获得相对剩余价值。在这一逻辑下，资本竞争的重心长期锚定于使用价值的创造与生产工艺的革新。然而，随着数字平台经济的兴起与垄断格局的形成，资本积累的动力机制发生了深刻异化，导致竞争的决胜点出现了由生产领域向流通领域的结构性位移。
首先，商品价值实现的“惊险一跃”取代生产过程成为资本循环的硬约束。在平台经济模式下，平台垄断资本凭借对数据要素与数字基础设施的排他性控制，实质上垄断了通往消费终端的“社会一般流通条件” 15。这导致产业资本在完成生产过程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价值实现壁垒。商品资本向货币资本的形态变化，不再仅仅取决于市场供求关系的自发调节，而是被算法分发机制所深度中介与控制。在数字资本的增殖逻辑支配下，掌握流通过程的流量分配权，往往比掌握生产过程的实体制造能力更能快速实现资本周转与价值捕获。因此，为了突破价值实现的瓶颈，社会总资本的配置出现了显著的流通偏向特征。
其次，资本投入结构的非生产性扭曲挤占了实体经济的创新空间。在利润率平均化规律作用受阻的背景下，大量本应投入机器设备更新、技术工艺提升或核心产品研发中的生产性资本，被迫发生了形态转化 16。它们大规模地从生产领域溢出，转化为旨在购买流量曝光、竞价排名以及算法推广的纯粹流通性支出。这种支出在性质上属于非生产性劳动消耗，其本身并不创造任何新价值，仅仅是为了在拥挤的流通渠道中争夺有限的变现机会。这种资源配置的错位，使得资本积累不再表现为生产规模的扩大或技术构成的提高，而是表现为流通成本的非理性膨胀。
最后，这种重心的偏移导致了一种技术进步与成本攀升并存的资本循环悖论。虽然数字技术的迭代本应降低社会交易成本，但在平台垄断资本主导的积累体制下，商品从生产领域进入消费领域的“路桥费”反而呈现出刚性上涨趋势。资本为了在存量市场空间中完成价值回收，不得不陷入以价格战和流量战为主要形式的同质化博弈 17。这种博弈不再致力于使用价值的质量提升，而是过度聚焦于交换价值的实现速度。当社会总资本大规模滞留于流通环节进行非生产性消耗时，实体生产部门的积累能力被严重削弱，导致产业基础的薄弱化与流通环节的过度拥堵并存，引发了资本循环重心的严重错位。
在平台经济语境下，剖析“内卷”现象的前提是明确纯粹流通费用的刚性壁垒特征与学理边界。依据马克思《资本论》的界定，用于商品买卖过程的支出属于仅实现价值转换的纯粹流通费用，其“既不创造产品，也不创造价值” 18，是对“社会财富的扣除” 19。然而，在平台算法逻辑下，这种费用彻底异化，呈现出突破传统边界的双重刚性特征。
第一，在功能与性质边界上，纯粹流通费用脱离了弹性营销属性，演变为商品进入消费领域的绝对准入门槛。它已严格区别于提升物流效率的生产性支出，沦为仅用于存量市场博弈的数字化“路桥费”。在传统商业中，营销是可灵活调整的或有成本；但在当前平台高度垄断流量分发权的非对称结构下，竞价排名、流量购买等支出被赋予了资本预付的强制性，即不支付足额的流通“入场券”则无流量，无流量则价值实现链条直接断裂 20。这种算法屏蔽机制将商品价值实现的风险前置化，使原本的营销手段异化为产业资本维持简单再生产所必须预付的刚性资本。
第二，流通费用的定价机制脱离了价值规律，异化为具有强制性的资本循环堵点。在技术进步的正常逻辑下，数字技术本应降低物理空间的信息搜寻成本、提升周转效率；然而在平台垄断主导的积累体制下，这一规律发生扭曲 21。平台利用算法参数人为制造关注度的稀缺性，将流量资源的定价权牢牢掌握在手中。此时，实体商户被迫支付的高昂推广费与佣金，已不再是等价交换下的商业服务费，而是源于平台对交易通道垄断权力的数字地租 22。它迫使产业资本陷入以价格和费用为标的的存量博弈，将实体生产环节的利润强行转移至平台手中 23，致使流通过程从节约交易时间的手段，异化为单向度吸纳实体经济利润的刚性壁垒。
在存量竞争压力下，平台利用算法系统对流通过程实施严格的时间规训，通过实时计算最优路径和最短时限，极力压缩商品流转时间以对冲利润率下降 24。这种加速并非源于生产力的根本性飞跃，而是资本为了在总周转中抢占先机而进行的非生产性竞速。当社会总资本大规模滞留于这种高频次、低价值的流通环节时，实体生产部门的积累能力被严重削弱，这种纯粹流通过程的提速不仅未能创造新价值，反而蜕变为脱离生产力内核的虚假加速。
首先，数字经济中的效率提升异化为脱离生产力内核的虚假加速。按照马克思的资本周转理论，资本的本性是“用时间消灭空间”，力求将流通时间压缩至最低限度以加速价值增殖。在平台经济发展初期，数字技术的引入确实通过降低信息不对称大幅减少了交易摩擦。然而，随着平台全面进入存量博弈阶段，这种技术驱动的效率提升逐渐发生异化 25。当前的加速并非源于实体生产部门技术有机构成的提高或使用价值的创新，而是资本为了对冲利润率下降趋势，在流通领域强行进行的非生产性竞速。技术进步的红利未能有效反哺生产制造，反而被过度消耗在商品完成“惊险一跃”的拥挤赛道上。
其次，平台垄断资本利用算法系统对流通过程实施了严格的宏观时间规训。在存量竞争的巨大压力下，资本为了在社会总资本周转中抢占先机、加速预付资本的回收，利用高渗透性的算法系统极力压缩商品的流转周期。平台通过实时计算最优路径、最短时限，以及实施高频的流量竞价，将商业博弈的焦点从产品工艺的改良，彻底扭曲为以价格战和流量战为主要形式的同质化拼杀。这种博弈不再致力于使用价值的质量提升，而是过度聚焦于交换价值的实现速度。这种对时间极限的算法压榨，在微观上表现为对流通渠道的激烈竞争，在宏观上则演变为整个社会商业节奏的非均衡状态 26。
最后，这种非生产性的时间规训最终将宏观经济拖入虚假繁荣的结构性困境。必须深刻认识到，纯粹流通时间的极度缩短并不能为社会总产品追加任何新的实质性价值。当资本的逐利动机被完全绑定于流转速度时，实体商户为了不被算法淘汰，被迫将本应该用于研发创新、设备升级的资金，转化为购买流量与填补价格战亏损的沉没成本。当社会总资本大规模、高频次地滞留于这种低附加值的流通环节而陷入非生产性消耗时，实体生产部门的积累能力被严重削弱。从表象上看，平台生态内交易频次极高、物流流转极快，呈现出高度活跃的数字图景；但在本质上，产业基础薄弱与流通环节拥堵并存，整个国民经济体系由此陷入了一种流通维度虚假繁荣与生产维度实质停滞深度交织的结构性困境。
当资本循环发生结构性的流通偏向后，数字经济的运行逻辑便从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辅助力量，异化为对实体经济进行依附性吸纳的支配力量。这种异化破坏了产业资本正常的增殖链条，使得“内卷”不再是局部的竞争策略，而是演变为一种深层的动力学危机。
在马克思的平均利润率理论视阈中，资本在不同生产部门间的自由流动是价值规律发挥调节作用的前提 27。然而，在当前平台经济的存量竞争格局下，数据生产资料的私有垄断构成了这一规律展开的硬约束。实体商户为维持经营支付的各类费用，不再是等价交换的商业服务对价，而是异化为平台资本凭借排他性占有进行结构性拦截的“数字地租”。为深化学理阐释，结合平台经济的具体实践，这种地租机制的实现边界主要表现为以下两种形态，清晰揭示了实体超额利润流失的制度根源：
第一，基于市场准入垄断的绝对地租逻辑。由于平台占据了通往消费终端的必经通道，任何试图进入数字市场进行商品售卖的产业资本，都必须向平台支付“入场费”。这种费用源于平台对数字空间所有权的垄断，构成了对商户最低利润界限的结构性扣除。即便是生产效率最低的边际商户，为了获得数字空间的生存权，也必须预付这部分费用，这直接抬高了实体经济的社会必要成本。
第二，基于算法流量分配的级差地租逻辑。平台利用算法机制人为制造关注度的稀缺性，将原本平铺的数字货架重构为具有极高等级差异的流量金字塔 28。通过实时竞价排名系统，平台迫使同质化的商户陷入零和博弈。为了在有限的屏幕空间中获取曝光，产业资本不得不将生产环节创造的超额利润乃至部分平均利润，通过竞价费用的形式让渡给平台资本。这种竞争导致了一种悖论：商户提高劳动生产率所获得的收益，并未转化为自身的超额利润，而是通过流量费用的上涨被平台资本精准捕获。
这种失衡的初次分配机制导致价值分配严重偏离了要素贡献原则，致使实体生产部门的利润率长期被压低至社会平均水平之下。利润率信号的结构性扭曲在微观层面形成了一种强烈的负向激励，即当从事生产性活动的边际收益远低于从事流通性投机的成本时，资本为了生存，不得不进一步削减生产性投入，如降低原材料质量、压缩研发预算或压低工人工资。更为严重的是，这种机制驱动资本大规模从生产领域撤离，涌入流量炒作等非生产性领域。这种由高额数字地租引致的产业资本“脱实向虚” 29，正是当前“内卷式”竞争在资本流向上最为深刻的现实表征 30。
深化对平台“内卷”机理的认识，前提是明确算法对劳动的“实际吸纳”这一核心概念的理论边界。作为马克思“实际吸纳”理论的当代延展，判定其是否发生的关键在于算法是否介入了劳动过程的主动性逻辑，标志着资本控制从外在行政指挥向内在技术统摄的实质性跃迁。在平台经济中，算法不仅仅是外在的辅助工具，更通过两个维度的边界突破，构成了劳动过程的数字化骨架。
第一，算法技术重塑了劳动过程的组织形式，确立了对活劳动的全方位统摄。在平台经济的流通偏向下，算法不仅是辅助管理的工具，更构成了劳动过程本身的数字化骨架，实现了资本对劳动的深度“实际吸纳”。有别于依赖科层制与物理监督的传统管理模式，平台构建了一套基于数据垄断的数字泰勒主义控制体系。在这一体系下，外卖配送、网约车服务及仓储分拣等流通性劳动被施以颗粒度极细的数字化分解与量化。劳动者的每一个动作、每一次路线选择都被转化为标准化的数据反馈节点，从而被剥离了自主性与技能属性，彻底沦为算法指令的执行终端。这种技术控制通过精准消除劳动过程中的一切空隙时间，填补了传统管理难以触及的监督盲区，进而确立了资本对活劳动绝对的、无死角的支配权。
第二，技术应用的重心异化为流通速度的极限加速，将剩余价值占有推向极致。在全方位统摄的基础上，存量竞争与利润率下降的压力迫使平台资本利用算法系统对流通过程施加严格的时间规训 31。算法通过实时动态计算最优路径与最短时限，不断试探并突破劳动者的生理与心理极限。这种机制实质上将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推向了极致：它并非通过真正的技术革新来降低劳动强度，而是通过提高劳动密度来增加单位时间内的价值产出。这种加速逻辑使得流通环节的劳动强度呈现出刚性增长的悖论现象：技术越进步，劳动者面临的时间约束反而越紧迫。资本通过技术手段强制压缩流通时间，本质上是为了在总资本周转中抢占先机，但这种周转效率的提升完全建立在对活劳动过度透支的基础之上。
综上，微观层面的不均等交换在宏观上转化为劳动力再生产的系统性危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由生产和再生产劳动力所必需的生活资料价值决定。算法主导的高强度、超负荷劳动导致劳动者身心损耗的急剧加速，客观上大幅提高了劳动力再生产的补偿成本。然而，在平台资本强势的定价权下，劳动报酬并未随劳动强度提升而同步增长；相反，由于新就业形态劳动供给的去组织化特征，劳动者在议价博弈中处于相对弱势，其劳动力价值面临相对贬值的压力。这种微观层面的价值侵蚀在宏观上直接转化为社会再生产链条的结构性梗阻 32：一方面，劳动者作为大众消费主体的支付能力被严重抑制，加剧了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实现困难，构成了宏观经济“供强需弱”的深层诱因；另一方面，劳动力的过度耗费与保障缺失深刻威胁了社会劳动力的可持续供给。归根结底，算法技术的这种偏向性应用，以透支和破坏劳动力再生产的物质基础为代价换取资本流通过程的短期加速，最终加剧了数字经济发展中的人本异化与结构性失衡。
微观层面的价值吸纳与劳动异化，最终汇聚为宏观层面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结构性阻滞。“内卷式”竞争在宏观经济运行中不再表现为个别企业的经营困境，而是异化为资本积累机制的断裂与供需循环的脱节，从供需两端同时阻断了国民经济的良性循环。
首先，这种阻滞表现为积累基金的非生产性耗散与简单再生产陷阱。正如马克思所言：“把剩余价值当作资本使用，或者说，把剩余价值再转化为资本，叫做资本积累。” 33“要积累，就必须把一部分剩余产品转化为资本……能够转化为资本的，只是在劳动过程中可使用的物品，即生产资料，以及工人用以维持自身的物品，即生活资料。” 34这意味着，剩余价值必须体现为“新资本的物质要素”才能实现增殖。然而，在流通偏向型的积累体制下，这一转化机制发生了严重的渗漏与阻滞。实体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剩余价值大部分并未转化为用于技术更新或设备改造的积累基金，而是被刚性膨胀的纯粹流通费用所强制消耗。当资本在流通过程中的停留时间过长或费用过高时，社会总资本的周转效率将显著下降，导致生产资本的积累能力受损 35。流量竞价、平台佣金及营销支出的无序增长实质上构成了对社会总剩余价值的非生产性耗散。这种机制导致回流至实体生产领域的资金流仅能勉强维持原有生产规模，甚至因利润率过低而引发规模萎缩。当产业资本缺乏足够的积累基金推动资本有机构成的提升时，实体经济便失去了内生增长的物质基础与技术动力，被迫陷入低水平重复的简单再生产循环，导致整个经济体系虽然交易频次活跃，但实质生产能力却停滞不前。
其次，这种阻滞表现为严重的供需失衡与价值实现危机。这是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危机范式在数字经济时代的复刻。在供给侧，资本为了抵御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利用算法技术优势不断强化对劳动的“实际吸纳”，极力压缩可变资本在初次分配中的相对份额。数字经济中的算法控制加剧了劳资关系的失衡，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直接抑制了劳动者的消费倾向 36。在需求侧，非生产性流通费用的非理性膨胀进一步挤占了社会总产品的价值分配空间，导致劳动者作为消费主体的购买力相对萎缩。这种分配关系的扭曲必然激化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与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数字技术虽然提升了商品的供给能力与流通速度，却无法解决因分配失衡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最终结果是，海量商品因缺乏购买力支撑而无法完成从商品到货币的惊险跳跃，形成普遍的产能过剩与库存积压。这正是中央指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的政治经济学根源，也是“内卷式”竞争在宏观经济运行中的最终表征形态。
最后，这种阻滞固化了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失衡。当积累基金无法有效形成、消费需求无法同步扩张时，社会总资本的循环便会在流通阶段发生梗阻。为了维持经济运转，资本往往倾向于依赖债务扩张来掩盖内生动力的不足，但这进一步加剧了系统的脆弱性。平台经济中的“内卷”现象，本质上是资本试图在有限的市场空间内通过加速周转来对抗价值增殖困境的挣扎，但这种挣扎是以破坏社会再生产的比例关系为代价的 37。它导致实体经济造血功能受损与虚拟经济泡沫化并存，使得国民经济循环面临从良性互促转向恶性互锁的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强调：“要着眼长远、兼顾当前，补齐短板、强化弱项，营造创新环境，解决突出矛盾和问题，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 38当前，平台经济从流量争夺向价值创造的转型，不仅面临资本积累逻辑的惯性阻力，更受制于市场生态割裂、制度供给滞后及分配机制失衡等结构性矛盾。治理“内卷”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部署，通过破与立的辩证施治，打通制约资本从流通领域回流生产领域的体制机制堵点。
“内卷”的制度性根源在于存量市场的分割与封闭。当前，头部平台倾向于构建“围墙花园”，通过链接封禁、数据断供等手段将用户锁定在私有生态内，形成了数据的封闭式壁垒。这种人为的市场壁垒阻碍了数据要素的社会化流动，导致中小商户面临高昂的跨平台交易成本，被迫在单一平台的流量黑箱中进行“内卷式”博弈。这种数据孤岛现象，不仅增加了社会总资本运行的摩擦成本，更本质地违背了数字经济互联互通的技术伦理。
针对这一困境，中央提出“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和“维护公平竞争市场秩序” 39，习近平总书记也指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全国统一大市场基础上的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各地都搞自我小循环。” 40“内卷”在空间维度上表现为资本对市场的封闭式壁垒与数据要素的私有化垄断，治理的首要任务是通过制度供给还原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公共属性与社会属性，降低社会总资本运行的摩擦成本。
首先，破除平台“围墙花园”，确立数据要素互联互通的制度规范 41。依据马克思关于流通一般条件的理论，流通渠道的畅通无阻是降低纯粹流通费用、提高资本周转效率的前提。当前，各大平台人为设置的链接封禁与数据断供，构成了数字经济时代的“新型关税壁垒”。对此，应结合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的制定，规范并消除阻碍跨平台互操作的技术壁垒，建立标准化的数据接口与开放协议。其深层逻辑在于，打破单一平台对交易通道的私有垄断，推动商品价值实现路径多元化，从根源上消解流量“内卷”的技术基础，将商户从对特定平台的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
其次，推进流量费用的去资本化治理，遏制纯粹流通费用的“地租化”倾向。必须正视流量费用已异化为刚性准入资本的现实，监管部门应强化对平台流量分发机制的反垄断穿透式监管。其监管重点在于，限制平台将作为社会公共基础设施的流量资源异化为可无限炒作的金融化资产，防止平台利用算法黑箱不当干预关注度价格。应探索建立主要平台基础流量费用的价格监测与指导机制，确立公允价值评估体系，防止平台凭借垄断地位将非生产性的流通成本转嫁为实体经济的超额负担，从而引导竞争重心回归产品质量与服务本身的实体属性。
最后，构建基于质量溯源的信用甄别机制，遏制“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淘汰。在信息不对称的存量博弈中，价格往往成为唯一的竞争维度，导致专注于提升使用价值的优质产能被挤出市场。平台应利用区块链与物联网技术，建立全生命周期的产品质量溯源体系与数字信用评价机制。通过算法权重的调整，将流量分发逻辑从低价优先转变为质量优先与信用优先。这种机制设计的政治经济学意义在于，通过降低高质量商品的交易成本与信任成本，使包含更多复杂劳动与更高使用价值的商品能够顺利完成价值实现 42，从而在微观层面重建优胜劣汰的市场选择机制。
资本循环重心的流通偏向导致了技术应用方向的异化。在逐利本性的驱动下，大量资本和算力资源被集中投入消费端的算法推荐与流量竞价中，导致浅层应用创新过剩而硬科技创新不足。这种“脱实向虚”的资源配置模式，使得实体制造业难以获得数字化转型的资金与技术支持，陷入了低水平重复生产与低价竞争的固化循环 43。算法技术被异化为过度攫取流量红利的工具，而非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工具。
摆脱“内卷”的根本出路在于开辟新的价值增长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指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 44这要求实现资本循环重心的实质性回撤，即将数字技术的应用场景从售卖阶段转移至价值创造的生产阶段。
一方面，推动算法伦理与应用目标的重塑，从刺激消费转向辅助生产。政策制定应发挥指挥棒作用，引导算法算力的配置方向。应鼓励平台企业开放底层人工智能大模型能力，推动数字技术深度嵌入制造业的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与供应链管理环节。通过算法优化排产、精准匹配供需，以降低库存、提升良品率，使数字技术真正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新质生产力，而非仅仅作为刺激非理性消费与收割用户注意力的工具。另一方面，建立支持生产性创新的差异化激励机制，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针对资本逐利的短视倾向，应利用财税、金融等宏观调控工具，建立区分生产性数字资本与流通性数字资本的分类管理体系。对于投向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等生产性领域的资本投入，给予高强度的税收优惠与信贷支持；而对于单纯投向流量竞价、模式复制等存量博弈领域的资本运作，则进行严格的合规性审查与融资约束。这一管理体系通过改变不同领域资本的边际收益率，引导数字资本主动从过度“内卷”的流通领域回流至实体经济，修复产业资本有机构成提升的资金链条。
分配关系失衡是导致宏观经济“供强需弱”的深层原因。在现行分配格局中，平台凭借垄断地位攫取超额数字地租，导致实体商户利润微薄；同时，算法对劳动的“实际吸纳”导致劳动者收入增长滞后于劳动生产率提升。这种初次分配的扭曲抑制了全社会的有效需求，致使社会再生产链条在消费环节发生断裂，形成资本无限积累与劳动相对贫困的结构性张力。
对此，治理必须在初次分配环节确立公平原则。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规范财富积累机制。” 45解决由“内卷”导致的宏观消费不足与再生产阻滞问题，必须在初次分配环节确立公平正义的原则，修复被资本积累逻辑破坏的劳动力再生产条件。
第一，构建多元共治的协商定价机制，限制数字地租对实体利润的过度侵蚀。为防止平台利用非对称权力单方面攫取超额利润，应推动建立由政府指导、行业协会参与、平台与商户代表协商的佣金及费率形成机制。确立按要素贡献分配的原则，通过制度化的博弈平衡，将平台收取的流通费用控制在合理区间内，确保实体商户能够获得社会平均利润。只有当实体经济主体有利可图时，其才具备跳出低质过度竞争困境、进行技术升级与扩大再生产的物质能力。
第二，强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打破算法对劳动的隐蔽控制。针对劳动者在算法系统面前的弱势地位，必须完善适应数字经济特征的劳动基准制度。通过立法明确算法管理的伦理边界，禁止单纯以速度和强度为导向的算法考核，遏制资本对绝对剩余价值的无限度索取。同时，加快完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切实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不仅是维护劳动者权益的微观正义要求，更是为了在宏观上修复社会总需求的微观基础，使劳动者具备足够的消费能力，从而打通从生产到消费的社会再生产良性循环。
数字经济不应是建立在沙滩上的流量大厦，而应是深植于实体经济沃土的参天大树。本文基于马克思资本循环理论，对当前平台经济中普遍存在的“内卷式”竞争进行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治理路径重构。研究表明，这种被表象化为流量焦虑与价格博弈的“内卷”，本质上是数字资本积累模式发生了由生产性获利向流通性获利的结构性偏移。这是一种资本循环重心的错位，表现为纯粹流通费用的内生性膨胀、数字地租对实体利润的过度吸纳以及算法技术对流通过程的依附性加速。这不仅导致了微观层面实体经济的价值流失，更在宏观层面引发了社会再生产链条的阻滞与供需循环的脱节。
首先，摒弃流量争夺的旧逻辑，拥抱价值创造的新范式，是平台经济跨越增长陷阱的必由之路。“内卷”的流行标志着依靠人口红利与资本无序增殖的粗放扩张模式已走到尽头。治理的关键在于规范资本逻辑，通过制度规制迫使资本停止在流通领域进行非生产性的自我循环。必须在理论上正本清源，确立劳动价值论在数字经济中的主体地位，明确流量仅是价值实现的手段，而非价值创造的源泉。只有当技术进步从服务于流量变现的工具回归到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根本目的上来，数字经济才能真正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
其次，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破解“内卷”、释放新质生产力潜能的制度基础。“内卷”往往滋生于存量市场的分割与封闭。本文研究表明，只有打破平台壁垒，实现数据要素的社会化配置与互联互通，才能从根本上消除流量地租滋生的土壤，降低社会总资本运行的摩擦成本。落实制定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的战略部署，将有效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在面向“十五五”的历史新起点上，通过制度创新倒逼资本从低水平的流通博弈中抽身，流向更具价值创造潜力的硬科技与实体制造领域，是缓解国内“供强需弱”矛盾、实现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的关键举措。
最后，在宏观政策的辩证施治中构建实数融合的动态均衡机制。展望未来，我国平台经济将进入规则重塑与动力转换并存的关键时期。治理“内卷”并非要否定平台经济的效率优势，而是要矫正其发展方向。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治理理念：一方面，要发挥有为政府的导向作用，通过法治手段划定竞争红线，遏制劣币驱逐良币的逆向选择；另一方面，要激发有效市场的配置功能，利用金融与财税工具引导平台资本“脱虚向实”，构建生产创造价值、流通服务生产、分配促进公平的良性生态。
总之，深入整治“内卷式”竞争，不仅是一场触及利益格局的经济变革，更是一道关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实现的政治命题。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通过理论创新与制度变革的双轮驱动，我们完全有信心将平台经济重塑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劲引擎，为“十五五”时期的良好开局与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奠定坚实的微观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