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inted” Directors in Audit Committees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Reporting Quality: Based on the Tenure of Directors Involving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王美香 1,李维安 1 2,张耀伟 2,周宁 3
董事质量是影响审计委员会治理效能的关键因素。本研究聚焦具有行政处罚记录的“污点”董事,以2012—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审计委员会成员任职资格缺陷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时,企业财务报告质量显著下降。机制检验表明,内部监督机制失效加剧代理问题、外部治理压力增加扭曲管理层应对策略是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影响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重要路径。异质性分析显示,在内部人控制力较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内部控制质量较差以及外部法治环境较弱的企业中,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损害更严重。基于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特征展开的拓展研究发现,“污点”董事权力渗透度越高、“污点”董事曾因直接损害财务报告质量被处罚、“污点”董事任独立董事或主任/召集人,企业财务报告质量越差,而强监管政策的实施则能够有效抑制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对财务报告质量的负面影响。在新《公司法》背景下,本研究为完善我国审计委员会成员任职资格等相关制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关键词: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行政处罚,财务报告质量
2024年施行的新《公司法》对我国公司治理架构作出了一项重要调整,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新〈公司法〉配套制度规则实施相关过渡期安排》要求,上市公司须在2026年1月1日前设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行使原监事会职权,不再设立监事会,这一制度变革凸显了审计委员会在公司治理体系中的核心监督地位,同时对审计委员会成员的履职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然而,作为如此关键的治理要素,部分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中却存在一类特殊群体——“污点”董事,即曾因治理失败等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董事。虽然其行政违法违规行为已构成专业胜任能力与职业操守的负面信号(Scarpati,2003),但部分上市公司可能基于对其专业技能、社会资本、管理层忠诚度(Carver,2014)和诉讼应对经验(Baer等,2023)等的偏好,仍会聘任具有此类“污点”记录的董事、监事或高管(以下简称董监高)担任董事。这一现实与制度预期形成了鲜明反差,即在审计委员会监督职能被空前强化的同时,其成员中却可能存在任职资格存疑的“污点”董事。那么,此类具有任职资格缺陷的董事任职于审计委员会,会如何影响其核心监督效能?现有研究尚未对这一问题予以充分关注。
董事质量是影响审计委员会履职效果的关键因素,审计委员会成员任职资格的制度设计将直接关系到其监督职能的发挥与公司治理效能的实现。既有研究已从公司治理和审计监督等视角,广泛探讨了审计委员会成员独立性、财务专长等正向人力资本特征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审计质量以及治理违规行为等的影响,但却忽视了审计委员会成员既往违规记录、行政处罚经历等负向治理特征的影响,更鲜有基于中国制度情境的相关研究。从制度实践看,我国《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现行制度文件虽对审计委员会成员任职资格提出了原则性要求,如需具备履职能力、保持诚信、履行忠实勤勉义务等,但这些规定在具体适用层面仍以原则性规范为主,缺乏具体明确的约束标准。在新《公司法》全面实施、审计委员会制度面临重构与职能强化的背景下,如何科学界定审计委员会成员的选任标准与治理要求,已成为公司治理实践的重要现实议题。基于此,本文旨在从理论与实证层面,深入探讨审计委员会中存在曾被行政处罚的“污点”董事对其治理效能的影响与作用机制,不仅有助于丰富“污点”董事的相关研究,更是对中国公司治理现实问题的直接回应,也能为我国审计委员会成员任职资格的制度完善和公司治理实践提供经验证据与政策参考。
为打开中国制度情境下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影响公司治理效能的机制黑箱,本文借鉴现有研究(Habib等,2019;Bhuiyan和Hooks,2019;Baer等,2023),结合中国制度特征和资本市场特性,将曾在上市公司担任董监高期间受到证券监管机构行政处罚的现任董事界定为“污点”董事。鉴于审计委员会成员对企业会计信息及披露事项负有更大监督责任(Brochet和Srinivasan,2014),企业财务报告质量能有效反映审计委员会对管理层行为和财务信息的治理效果,本文以财务报告质量作为审计委员会履职效能的检验视角,基于2012—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考察审计委员会存在曾被行政处罚的“污点”董事将如何影响其治理效能。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通过削弱内部监督有效性加剧代理问题、增加外部治理压力扭曲管理层应对策略,进而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造成损害。进一步研究发现,在不同股权治理结构和治理制度环境下,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对财务报告质量的损害程度不同,在内部人控制力较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内部控制质量较差以及外部法治环境较弱的企业中,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损害更严重。拓展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权力渗透度、“污点”董事违规类型和任职身份(独董、主任/召集人)的差异,也会对财务报告质量产生不同影响。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从董事负向治理特征出发,考察具有被行政处罚“污点”经历的审计委员会成员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拓展了审计委员会成员特征研究的关注视角。现有关于审计委员会特征与治理效能的研究,多聚焦董事独立性、财务专长等正向人力资本特征,如独立董事比例、财务专家背景(Dhaliwal等,2010;潘珺和余玉苗,2017),考察其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相比之下,董事既往违规记录、行政处罚经历等负向声誉特征,虽在高管劳动力市场和董事声誉研究中有所探讨(Srinivasan,2005;Habib等,2019;Baer等,2023),但其在审计委员会这一关键监督机制中的履职效果,仍缺乏直接经验证据。本文立足中国资本市场,聚焦具有被行政处罚“污点”经历的董监高,探讨其任职审计委员会后的履职有效性及对公司治理产生的后续影响,拓展审计委员会成员特征研究的视角和内容维度。
第二,基于行为一致性理论、污名化理论和有效监督理论,打开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影响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机制黑箱,深化对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影响财务报告质量作用机制的理解。既有“污点”董事相关研究多基于发达资本市场,探讨具有不良违规经历的董事和高管在董事会层面的治理后果,发现“污点”董事任职可能削弱监督效能(Srinivasan,2005;Fich和Shivdasani,2007)、提高审计成本(Habib等,2019)或增加财务违规与重述风险(Habib和Bhuiyan,2016),但相关研究较少区分“污点”董事在董事会内部具体治理角色(如审计委员会)中的影响,多侧重于从董事会整体层面对“污点”董事任职进行后果检验,且对“污点”董事影响财务报告质量的内在传导机制缺乏充分的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相较之下,本文聚焦审计委员会这一高度专业化、以财务监督为核心职能的专门委员会,基于行为一致性理论、污名化理论和有效监督理论,从内部监督功能弱化与外部治理压力传导扭曲两个维度,揭示了在中国行政监管主导、违规惩罚威慑不足的制度背景下,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影响财务报告质量的作用路径,在既有“污点”董事研究基础上拓展了研究的机制深度与对“污点”董事治理效应的理论认知。
第三,本研究为新《公司法》背景下审计委员会制度的深层次重构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政策启示。新《公司法》确立了审计委员会的核心监督地位,但如何确保其成员具备相应的专业能力与职业操守仍须配套细则予以明确。本文实证揭示了“污点”董事对审计委员会监督效能的负面作用,为立法机关设定更严格的审计委员会成员“任职门槛”(如明确排除特定行政违法记录)提供了学理支持与实证依据。同时,对“污点”董事违规类型和任职身份等的拓展研究结论,也为推行分类、分级的任职资格限制标准提供了政策启示。
(一)制度背景
1.审计委员会的制度情境比较与职能演进
审计委员会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监督机制,其制度设计深受各国法律传统与市场环境的影响。美国审计委员会制度源于应对财务丑闻的监管强化。1977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首次要求上市公司设立审计委员会,其职能主要为协助董事会监督公司财务报告、与外部审计师沟通审查财务报表、评估内部控制系统等;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OX)在安然、世通等事件后,对审计委员会职能进行了系统性扩张,从财务报告监督延伸至外部审计师的直接任免、内部控制评估及管理层问责。之后SEC、证券交易所等对审计委员会的职能要求不断细化,强化问责机制、扩大职责范围,除了监督财务报告和外部审计,还包括风险管理监督和信息技术审计监督等。这一路径呈现出“危机驱动、规则细化、职能叠加”的鲜明特征,核心是通过不断扩展法定职责来强化监督。
相比之下,中国审计委员会制度的演进则与资本市场的发展阶段及治理结构转型紧密相连,发展脉络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适应性特征。1993年《公司法》虽未明确设立审计委员会,但为专门委员会设立预留了制度空间;2002年《上市公司治理准则》首次提出“可以设立”审计委员会,明确审计委员会监督财务报告的合法性与合规性、评估外部审计机构的独立性、审查内部控制制度的相关职能,标志着审计委员会进入制度视野;2018年修订将“可以”升级为“应当”,体现了监督机制从自愿探索到强制规范的转变,职责进一步扩展到评估和审查重大关联交易、监督内部审计部门的工作,提出审计委员会需对重大财务风险和信息披露质量承担更直接的责任。更关键的是,2023年新修订的《公司法》提出了审计委员会与监事会“二选一”的治理模式,这不仅重塑了公司内部监督权力的配置格局,更使审计委员会成为公司治理的法定监督核心。这一变革使得中国审计委员会在履职环境、责任边界与成员任职要求上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2.审计委员会成员任职资格的制度比较与中国情境
在审计委员会成员任职资格的制度设计上,中国与西方国家也呈现出明显差异。以美国为代表的制度体系体现出更加严苛的资格“门槛”与清单化特征。《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OX)不仅强制要求审计委员会全部由独立董事构成,更具体规定了“财务专家”的任职能力标准,并建立以 SEC 任职禁令为依据的董事禁入负面清单,将已定罪人员、监管处罚对象,以及失职董事(未尽监督义务致使公司违规、参与或默许企业不当行为等)纳入清单管理范围。SEC在执行中进一步综合考虑违规严重性、个人责任、历史记录与未来风险等因素,形成了一套兼具刚性与弹性的资格甄别机制。该体系通过较明确的行为界定与可执行的审查标准,致力于保障审计委员会的专业性与独立性。
相比之下,中国现行制度在审计委员会成员任职资格的规定上,则更多体现出原则化与框架化的特点。尽管2018年《上市公司治理准则》明确了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应占多数且召集人应为会计专业人士,新《公司法》也原则性要求董监高具备良好道德品质并限制了部分受处罚个体的任职资格,但对审计委员会成员“职业道德”“良好品质”等核心资质的要求缺乏统一、可操作的具体认定标准与审查程序。例如,2023年修订的《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要求独立董事候选人需具备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诚信记录,但何为“良好的职业操守和诚信记录”在监管实践中仍未形成清晰的判断标准。
(二)文献回顾
1.审计委员会成员特征与财务报告质量
审计委员会作为公司治理的关键机制,董事成员的独立性和专业性被监管机构视为其高效履行监督职责的重要特征(Habib和Bhuiyan,2016)。国外学者对审计委员会特征的研究较早,首先关注到审计委员会独立性对财务信息质量的影响,部分学者发现独立性强的审计委员会能够约束公司的盈余管理水平(Bédard等,2004),企业发生会计重述的可能性更低(Abbott等,2004),但另有部分研究没有发现盈余管理与审计委员会独立性之间的关系(Ghosh等,2010)。后期学者基于中国情境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独立性越强,公司应计盈余质量越高(潘珺和余玉苗,2017),越能够对上市公司财务报告流程实施有效监督,但管理层对董事任命的干涉会削弱监督效果(王守海和李云,2012),审计委员会中独立董事与CEO存在社会关系会削弱审计质量(李敏鑫和朱朝晖,2022)。其次,在专业性维度,学界普遍关注审计委员会中具有财务专长成员的治理作用。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中拥有更多财务专家或具有财务实务经验的成员,能够提升公司盈余质量(潘珺和余玉苗,2017)、抑制会计重述的发生(王守海等,2019),提高财务报告质量(Dhaliwal等,2010)。
2.董事声誉与“污点”董事
董事声誉作为治理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受到学界广泛关注。Fich和Shivdasani(2007)研究发现,声誉良好的董事在提高公司决策效率和投资者信任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而声誉受损或专业能力受质疑的董事可能削弱监督效能(Fich和Shivdasani,2007),影响财务信息透明度和准确性,导致治理失败和财务报告质量下降(Scarpati,2003)。近年来,部分研究开始关注具有不良履职记录的“污点”董事或高管。基于美国资本市场,Baer等(2023)将那些在已结案的证券集团诉讼中作为被告的高管定义为“污点”高管,Habib等(2019)将那些曾在治理失败或存在严重财务、法律问题的公司担任董事或高管的现任董事认定为“污点”董事。先前研究表明,存在治理失败(如会计违规行为)经历的公司高管在高管劳动力市场上会面临处罚(Efendi等,2013),但却可能保留或获得新的董事职位(Sorkin,2012)。然而,任命“污点”高管担任董事引发了人们对董事会有效监督管理层能力的担忧(Baer等,2023)。“污点”董事可能因缺乏质疑管理层决策所需的信誉、独立性或专业性,导致监督能力下降,倾向于支持管理层的盈余管理行为(Srinivasan等,2005)。存在诚信问题的高管在董事会持续任职还可能进一步恶化公司治理环境,削弱内部控制和信息披露质量(Fich和Shivdasani,2007),增加信息不对称和财务违规风险(Habib和Bhuiyan,2016),引发代理问题(Bhuiyan和Hooks,2019),产生较高审计费用(Habib等,2019)。尤其当审计委员会中存在历史履职瑕疵的董事时,公司更易出现财务报告违规或重述问题(Habib和Bhuiyan,2016)。然而,上述关于“污点”董事或高管的研究主要基于发达资本市场情境,且对影响财务报告质量的内部传导机制缺乏深入的理论分析与检验。
在中国情境下,相关研究则聚焦于对独立董事声誉机制的探讨。既有研究发现,具有良好市场声誉的独立董事更有可能带来满意的履职效果(Fama等,1983)。职业声誉与市场信用具有显著的信号传递效应,维护和提升市场声誉是独立董事勤勉履职的关键动机之一(黄海杰等,2016)。声誉效应提升了独立董事异议行为的概率(周泽将和王浩然,2021),未能有效履行监督职责会导致独立董事市场声誉的毁损,会影响其聘任机会和未来职业发展(黄海杰等,2016)。少数文献对独立董事声誉受损特征进行了识别与研究,周泽将和刘中燕(2015)以独立董事违规处罚作为声誉受损事件,发现投资者对受罚独董所在公司及兼任公司的负面市场反应表现出短暂、微弱的特征,且违规处罚力度会强化负面市场反应。刘浩等(2014)以在ST公司任职反映独董咨询和监督声誉受损,发现声誉受损的董事未来兼任上市公司的数量会减少。罗进辉(2014)根据百度搜索数据反映的社会知名度(即明星效应)衡量独立董事的社会声誉,发现明星独董降低了高管薪酬契约的有效性。李焰和秦义虎(2011)则以媒体负面报道事件考察独立董事声誉机制,发现媒体负面报道与独董辞职行为呈正相关关系。但这些研究主要关注独董声誉受损的市场后果或个体职业影响,尚未关注到“污点”董事在特定治理机制(如审计委员会)中的后续履职效果。
综上所述,现有关于审计委员会成员特征与治理效能的研究尚存在以下不足:首先,在研究内容维度,既有文献大量从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比例、财务专长等正向人力资本特征出发,探讨其对公司治理及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却忽视了董事既往违规经历等负向治理特征对其履职行为及治理效能的潜在影响。其次,在研究地域维度,现有成果对“污点”或“问题”董事的界定与治理逻辑的分析,主要基于英美法系资本市场制度框架,是建立在成熟独立董事制度与高诉讼风险制度背景下的,对中国行政监管主导、违规处罚威慑作用相对不足的制度情境关注较少。最后,在理论分析维度,尽管少数研究开始关注具有不良履职记录董事的治理后果,但对其影响财务报告质量的具体传导机制,尚缺乏充分理论分析与经验证据。基于此,本文聚焦中国制度背景下董事曾受行政处罚的“污点”经历,对审计委员会中存在此类董事如何影响企业财务报告质量进行充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并进一步结合企业内外部治理特征、“污点”董事违规性质与任职身份等特征进行深入探讨,以期为审计委员会成员任职资格设置与公司治理实践提供新的经验证据与政策启示。
在现代公司治理框架下,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引致的代理冲突(Fama和Jensen,1983),使得内部监督机制在约束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保障财务报告质量方面具有核心地位。作为董事会下设的专门监督机构,审计委员会被赋予监督财务报告过程、评估内部控制有效性及协调内外部审计的重要职责,其履职效果直接关乎企业财务信息的真实性与可靠性(Habib和Bhuiyan,2016)。有效监督理论认为,董事良好的专业能力和职业操守是董事会有效监督管理层和保障公司治理的重要因素(Kaptein,2003),因此审计委员会成员的专业能力、独立性与责任意识也是其有效履职的重要前提。而董事既往因虚假记载、违规信息披露等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污点”经历,作为一种基于真实履职行为形成的负面声誉信号,可能反映出董事在既往情境下对法律规则、信息披露规范和受托责任较差的遵循程度(Baer等,2023),相较于形式化的结构背景(如专业背景等),更能揭示其在履职态度、专业能力与责任意识方面的实质质量(Baer等,2023)。因此,行政处罚经历构成了衡量董事质量的重要可观测信号,并可作为预测其未来履职表现的重要依据。
从理论上看,董事存在被罚“污点”经历对其未来履职行为及公司治理后果,可能产生方向相反的双重影响。一方面,基于声誉修复与威慑效应视角,曾因违法违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董事,可能在后续任职过程中表现出更高的合规敏感性和风险规避倾向,且其过往应对诉讼的经历还可能转化为一种“负面经验资本”(Baer等,2023),帮助企业识别监管红线、避免重复违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提升监督审慎性和财务报告合规性。另一方面,行为一致性理论则提供了不同的预期,该理论认为,个体在过往情境中表现出的行为模式,往往反映其相对稳定的价值取向和决策偏好,并在相似制度环境中持续产生影响(Amir等,2009)。“污点”董事既往被罚经历反映出的规则遵循、风险识别或专业判断方面的结构性缺陷(Habib等,2019),很可能通过影响其后续履职方式和监督判断对治理效能产生持续负向影响,尤其当行政处罚并未产生足够威慑效应时。
然而,在审计委员会这一高度依赖专业判断、治理权威和独立性的制度环境中,审计委员会对董事的独立性、专业判断能力与治理权威具有更高要求,其核心职能是对管理层财务报告行为实施高强度、专业化监督,而非一般性的合规咨询。并且,若曾因失信或失职行为受到监管处罚的董事,仍能进入以审慎监督为核心职责的审计委员会,可能反映出行政处罚在董事劳动力市场中的威慑效应有限(Duan等,2024),“污点”董事违规成本相对较低,其既有价值取向或行为模式可能无法受到充分约束。综上,本文认为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的存在对其后续履职质量和治理效能产生的负向影响可能更强。接下来,本文将遵循“治理结构(审计委员会是否存在‘污点’董事)→治理机制有效性→治理效能(财务报告质量)”逻辑,从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可能引发的内外部治理机制缺陷维度,阐释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影响财务报告质量的作用路径。
从内部监督机制失效角度看,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可能削弱其履行监督职责的有效性,导致对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监督约束失效,从而损害财务报告质量。首先,“污点”董事在财务监督专业能力上的结构性缺陷,可能削弱其对复杂财务信息和管理层行为的有效识别,导致审计委员会整体监督强度下降。审计委员会的核心职能高度依赖董事对复杂财务信息和风险的识别与判断,若董事在过往违规事件中暴露出专业能力不足或风险识别能力缺陷,即便其主观上无明显懈怠履职动机,也可能因能力不足导致监督失效,使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难以及时被发现和纠正(Bhuiyan和Hooks,2019),进而损害财务报告质量。其次,“污点”董事声誉受损及责任意识的缺失,可能使其倾向于与管理层形成合谋或弱监督关系。“污点”董事可能存在规则遵循意识和受托责任意识较弱的问题(Baer等,2023),加之被罚经历带来的声誉受损进一步削弱话语权和治理权威(Scarpati,2003),使其在面对管理层潜在违规行为时更可能倾向于回避冲突、降低问责力度(Bhuiyan等,2020),甚至为保全职位与管理层形成隐性合谋关系(Bhuiyan和Hooks,2019)。这种合谋倾向并不必然表现为主动违规,还可能通过默许、纵容或监督懈怠的方式放大管理层机会主义空间(Srinivasan等,2005),进而损害财务报告质量。
从外部治理压力增加角度看,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的存在可能通过影响外部治理主体的风险判断和关注度,改变企业面临的外部治理压力,并进一步作用于财务报告质量。污名化理论认为,一旦个体被贴上负面标签,其行为和决策环境将受到持续性约束,其所在组织往往面临更高的外部不信任与资源约束(Goffman,2009)。在公司治理情境中,审计师、分析师及媒体等外部治理力量可能将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解读为内部治理失效和风险上升的信号,引发其对企业信息环境的负面预期和高度关注,降低信任水平(DeFond和Zhang,2014),并可能采取更为严格的审计、投资与监督策略,显著增加管理层在财务报告编制和披露过程中的协调压力。面对更高外部关注与合规要求,管理层并不必然选择提升信息质量(Graham等,2005),尤其在内部监督已被削弱、处罚威慑严重不足情境下,外部治理压力增加反而可能诱发管理层侥幸心理和冒险行为,使其为平衡业绩目标与合规要求、迎合短期预期而采取更复杂的财务操纵手段或选择性信息披露行为(Roychowdhury,2006),进而削弱财务报告质量。
综上所述,在审计委员会这一特定治理情境下,惩罚威慑不足与行为一致性影响所引致的负向效应可能相较声誉修复效应更为突出,并对财务报告质量产生不利影响。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审计委员会中存在曾被行政处罚的“污点”董事,会降低企业财务报告质量。
(一)模型设定
为检验假设H,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begin{document}$ {AEMjones_{i,t}} = \beta_0 + \beta_1 OTD_{i,t} + \beta_j Controls_{j,i,t} + Year + Code + u_{i,t} $ \end{document}
其中,AEMjonesi,t表示上市公司i在第t年的可操纵性盈余管理水平;OTDi,t表示上市公司i在第t年审计委员会是否存在“污点”董事,Controls为表1变量定义表中的控制变量,同时控制年份(Year)和公司(Code)固定效应,uit为随机扰动项。在所有回归模型估计中均采用公司层面的聚类标准误进行调整。
| 变量名称 | 变量符号 | 变量定义 |
|---|---|---|
| 财务报告质量 | AEMjones | 采用修正Jones模型计算的可操控应计利润取绝对值 |
| 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 | OTD | 虚拟变量,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赋值为1,否则为0 |
| 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人数 | OTDN | 审计委员会中“污点”董事的总人数 |
| 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占比 | OTD_p | 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人数/审计委员会董事人数 |
| 公司规模 | Size | 企业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
| 资产负债率 | Lev | 企业年末总负债/年末总资产 |
| 成长能力 | Growth | (本期营业收入−上期营业收入)/上期营业收入 |
| 企业年龄 | FirmAge | ln(当年年份−公司成立年份+1) |
| 董事会规模 | Board | 董事会人数取自然对数 |
| 两职合一 | Dual | 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则赋值为1,否则为0 |
| 独立董事占比 | Indep |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总人数 |
|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 Top1 | 第一大股东持股占比 |
| 监事会规模 | Supervisor | ln(监事会人数+1) |
| 高管平均年龄 | Averageage | 董监高年龄的平均数 |
| 高管金融背景 | Financialback | 董监高具有金融背景赋值为1,否则为0 |
| 高管海外背景 | Overseaback | 董监高具有海外背景赋值为1,否则为0 |
| 高管教育背景 | Eduback | 董监高具有研究生教育背景赋值为1,否则为0 |
(二)变量定义
1.解释变量: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OTD)
结合中国制度特征和资本市场特性,本文将曾在上市公司任职董监高期间被证券监管机构处以行政处罚的现任董事界定为“污点”董事。根据《证券法》及证监会发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若上市公司董监高因参与财务造假或诚信失察等治理失败行为受到监管机构行政处罚,即代表其履职经历存在“污点”。基于此构建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变量,若上市公司审计委员会存在至少一个具有此类“污点”记录的董事,则将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OTD)变量赋值为1,否则为0;OTDN是审计委员会中“污点”董事的总人数。在稳健性检验中,另选取OTD_n、OTD_p作为替代指标。
2.被解释变量:财务报告质量(AEMjones)
参考Dechow等(1995)的计算方法,采用修正的Jones模型计算的可操控应计利润的绝对值作为企业财务报告质量(AEMjones)的代理变量,该值越大,表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越高,企业财务报告质量越低。稳健性检验中,进一步采用非线性应计模型计算的应计盈余管理(Aemnl)和Basu模型计算的会计稳健性(Basu)指标度量财务报告质量。
3.控制变量
参考已有研究(Habib和Bhuiyan,2016),本文控制了企业规模等公司基本特征变量、董事会规模等治理特征变量及高管平均年龄等个人特征变量,具体变量及定义如表1所示。
(三)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2—2023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将上市公司当年董事成员信息与当年及之前年度受到证监会行政处罚的上市公司董监高信息进行匹配,获得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数据。依次对样本进行以下处理:(1)剔除金融行业、被ST等特别处理的公司样本;(2)剔除未披露审计委员会成员信息、主要变量观测值缺失和异常的样本;(3)剔除同一公司在同一年度审计委员会中存在多名具有行政处罚记录董事导致的重复值。最终获得16751个公司—年度样本观测值。董监高行政处罚数据来自CSMAR数据库,并手工搜集证监会发布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对数据进行核实和补充。上市公司治理信息、董监高信息及其他财务数据均来自CSMAR数据库。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缩尾处理。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应计盈余管理均值为0.0637,最小值为0.0008,最大值为0.3657,标准差为0.0676,表明样本企业间的应计盈余管理水平差别较大,财务报告质量差异较明显。审计委员会是否存在“污点”董事变量均值为0.0238,表明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的样本占全部样本的比例约为2.38%;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人数均值为0.0283,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5;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占审计委员会人数的比例均值为0.72%,最小值为0,最大值为100%。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尽管在全部样本中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的样本量占比较低(仅为2.38%),但样本企业间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人数、占审计委员会比例情况差异较大。鉴于审计委员会在公司内部监督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污点”董事一旦进入审计委员会,其对财务报告质量和监督有效性的边际影响可能显著放大,故属于典型的“低发生率—高治理影响”事件。
| 变量 | 样本数 | 均值 | 标准差 | 最小值 | 中位数 | 最大值 |
|---|---|---|---|---|---|---|
| AEMjones | 16751 | 0.0637 | 0.0676 | 0.0008 | 0.0428 | 0.3657 |
| OTD | 16751 | 0.0238 | 0.1525 | 0.0000 | 0.0000 | 1.0000 |
| OTDN | 16751 | 0.0283 | 0.2010 | 0.0000 | 0.0000 | 5.0000 |
| OTD_p | 16751 | 0.0072 | 0.0509 | 0.0000 | 0.0000 | 1.0000 |
| Size | 16751 | 22.3471 | 1.3591 | 20.0648 | 22.1011 | 26.2497 |
| Lev | 16751 | 0.4243 | 0.2037 | 0.0601 | 0.4167 | 0.8853 |
| Growth | 16751 | 0.1539 | 0.3428 | −0.5134 | 0.1011 | 1.7034 |
| FirmAge | 16751 | 2.9587 | 0.2908 | 2.1972 | 2.9957 | 3.5264 |
| Board | 16751 | 2.1186 | 0.1989 | 1.6094 | 2.1972 | 2.6391 |
| Indep | 16751 | 0.3779 | 0.0534 | 0.3333 | 0.3636 | 0.5714 |
| Dual | 16751 | 0.2769 | 0.4475 | 0.0000 | 0.0000 | 1.0000 |
| Top1 | 16751 | 0.3446 | 0.1502 | 0.0806 | 0.3241 | 0.7578 |
| Supervisor | 16751 | 1.2270 | 0.2540 | 0.0000 | 1.0986 | 2.4849 |
| Averageage | 16751 | 49.7045 | 3.2083 | 41.8000 | 49.8000 | 57.2400 |
| Eduback | 16751 | 0.8657 | 0.3409 | 0.0000 | 1.0000 | 1.0000 |
| Financialback | 16751 | 0.6749 | 0.4684 | 0.0000 | 1.0000 | 1.0000 |
| Overseaback | 16751 | 0.5732 | 0.4946 | 0.0000 | 1.0000 | 1.0000 |
(二)基准回归结果
表3报告了模型(1)的回归结果,第(1)列仅控制了年度和公司固定效应,第(2)列在此基础上加入控制变量,结果显示,变量OTD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显著提高了企业应计盈余管理水平,降低了企业财务报告质量,验证了假设H。
| 变量 | (1)AEMjones | (2)AEMjones |
|---|---|---|
| OTD | 0.0113** | 0.0103* |
| (2.0043) | (1.8658) | |
| Controls | NO | YES |
| Year/Code | YES | YES |
| Constant | 0.0635*** | 0.2250*** |
| (472.5682) | (3.4877) | |
| Observations | 16751 | 16751 |
| Adj_R2 | 0.1472 | 0.1612 |
(三)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1.替代财务报告质量的度量方式
会计稳健性是企业会计信息质量的重要维度。本文分别采用基于非线性应计模型计算的应计盈余管理指标(Aemnl)和盈余—股票报酬计量法计算的会计稳健性指标(Basu)作为财务报告质量的代理变量,Aemnl值越大说明企业盈余管理程度越高,财务报告质量越差;Basu值越大说明企业会计信息稳健性越高,财务报告质量越好。重新对模型(1)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的第(1)(2)列所示,列(1)中OTD系数显著为正,列(2)中OTD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提高了企业盈余管理水平,降低了企业会计信息稳健性,导致财务报告质量下降,与基准回归结论一致。
| 变量 | (1)Aemnl | (2)Basu | (3)AEMjones | (4)AEMjones |
|---|---|---|---|---|
| OTD | 0.0091** | −0.0655* | ||
| (2.3171) | (−1.8069) | |||
| OTD_n | 0.0143** | |||
| (2.0647) | ||||
| OTD_p | 0.0253* | |||
| (1.6571) | ||||
| Controls | YES | YES | YES | YES |
| Year/Code | YES | YES | YES | YES |
| Constant | 0.1261*** | −0.6845 | 0.2257*** | 0.2262*** |
| (2.6828) | (−1.4017) | (3.5004) | (3.5093) | |
| Observations | 16751 | 15529 | 16751 | 16751 |
| Adj_R2 | 0.1828 | 0.4356 | 0.1613 | 0.1611 |
2.改变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的度量指标
分别采用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数量(OTD_n)、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占比(OTD_p)作为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的代理变量,计算公式如下:OTD_n=ln(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人数+1),OTD_p=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人数/审计委员会董事人数,对模型(1)重新进行回归的结果如表4第(3)(4)列所示,OTD_n和OTD_p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数量越多、占审计委员会董事比例越大,对审计委员会整体监督效能的削弱作用越强,对财务报告质量的保障越弱,财务报告质量越差,与基准回归结论一致。
3.高维固定效应
为缓解因行业共同趋势、行业—时间维度变化因素导致的遗漏变量偏差,本文进一步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行业与年份交乘项固定效应。回归结果如表5第(1)列所示,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仍显著降低了企业财务报告质量,基准回归结论依然稳健。
| 变量 | (1)高维固定效应 | (2)核匹配法 | (3)半径匹配法 | (4)熵平衡匹配法 |
|---|---|---|---|---|
| AEMjones | AEMjones | AEMjones | AEMjones | |
| OTD | 0.0091* | 0.0103* | 0.0104* | 0.0125** |
| (1.8215) | (1.8705) | (1.8725) | (2.0483) | |
| Controls | YES | YES | YES | YES |
| Year/Code | YES | YES | YES | YES |
| Industry/ Industry×Year | YES | NO | NO | NO |
| Constant | 0.2158*** | 0.2237*** | 0.2252*** | 0.1540 |
| (3.3228) | (3.5292) | (3.5370) | (0.8505) | |
| Observations | 16750 | 16640 | 16651 | 16751 |
| Adj_R2 | 0.2748 | 0.1606 | 0.1603 | 0.3100 |
4.倾向得分匹配法
为缓解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样本量过小可能导致的估计误差增大情形,同时降低样本自选择等内生性问题造成的偏差,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降低处理组与控制组样本的系统性差异影响。根据Baer等(2023)的研究,选取企业规模、资产负债率、企业成长性、总资产周转率、企业性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独立董事比例、两职合一作为协变量,将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的样本作为处理组,分别采用0.01带宽核匹配和0.01卡尺半径匹配方式进行样本配对,匹配后所有协变量标准化均值差异均小于10%,通过平衡性检验。基于匹配后样本的回归结果如表5第(2)(3)列所示,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仍显著降低了企业财务报告质量,支持本文核心结论。
5.熵平衡匹配法
本文以处理组的协变量(同PSM法)分布特征为目标,通过熵平衡算法求解得到一组最优权重,使得加权后的控制组与处理组在所有选定协变量上的分布实现精确平衡。匹配后所有协变量的标准化均值差异均降至10%以内,满足平衡性要求。基于熵平衡法生成的样本权重,在控制公司—年度双向固定效应的基础上进行加权最小二乘估计。回归结果如表5第(4)列所示,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在5%显著性水平上对财务报告质量产生负面影响,说明在考虑了样本自选择问题并采用更稳健的匹配方法后,本文核心结论依然成立。
(一)内部监督机制失效
若审计委员会中存在“污点”董事,其在过往监管处罚中暴露出的能力不足或责任意识缺失,可能削弱其对复杂财务信息和管理层行为的有效识别与约束(Bhuiyan和Hooks,2019),导致审计委员会整体监督强度下降,内部监督约束难以有效落实,进而放大管理层的机会主义空间(Srinivasan等,2005),易加剧企业代理问题,管理层更可能通过盈余管理或选择性信息披露等方式实现自身目标,损害财务报告质量。因此,代理问题加剧是审计委员会内部监督机制失效的重要表现之一。
基于此,本文选取第一类代理成本作为审计委员会内部监督约束强度的表征变量。参考已有研究(彭雅哲和汪昌云,2022),采用管理费用率(管理费用/营业收入)度量代理成本(AgC1),值越大说明审计委员会对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内部监督约束越弱,内部监督作用越小。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6(1)(2)列所示,列(1)显示,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对代理成本的影响显著为正,表明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导致内部监督机制失效。列(2)结果显示,AgC1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正,OTD系数绝对值下降。结果表明,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通过削弱内部监督机制加剧代理问题,进而降低企业财务报告质量。
| 变量 | (1) | (2) | (3) | (4) |
|---|---|---|---|---|
| AgC1 | AEMjones | Media | AEMjones | |
| OTD | 0.0083* | 0.0095* | 0.0929* | 0.0087 |
| (1.8045) | (1.7361) | (1.6976) | (1.5726) | |
| AgC1 | 0.0937*** | |||
| (4.8874) | ||||
| Media | 0.0039*** | |||
| (4.1704) | ||||
| Controls | YES | YES | YES | YES |
| Year/Code | YES | YES | YES | YES |
| Constant | 0.7886*** | 0.1511** | 2.0271*** | 0.2005*** |
| (9.3046) | (2.2867) | (2.6401) | (3.0858) | |
| Observations | 16751 | 16751 | 16173 | 16173 |
| Adj_R2 | 0.6849 | 0.1642 | 0.7137 | 0.1617 |
(二)外部治理压力增加
根据前文理论分析,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还可能通过提高外部治理主体对企业的风险评估与关注程度,改变管理层应对外部治理压力的方式。新闻媒体作为重要的外部治理主体,可能会将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视为高风险信号,从而提高对企业的关注程度,企业面临的外部压力显著上升。然而,在审计委员会内部监督功能已被削弱、违规处罚威慑不足情境下,媒体曝光产生的舆论压力反而可能诱发管理层的冒险行为,促使管理层出于规避市场负面反应、迎合短期预期等动机,采取更复杂或不透明的策略性应对行为(Graham等,2005),进而损害财务报告质量。
为检验上述机制,本文采用媒体负面报道数量(Media)作为外部治理压力的代理变量,具体采用企业当年报刊与网络媒体全部负面新闻报道数量之和加1后取自然对数度量,该指标反映企业面临的负面舆论监督强度,值越大说明企业受到的媒体监督压力越大。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6第(3)(4)列所示,列(3)显示,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与媒体负面报道显著正相关,表明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增加了企业的外部舆论压力。列(4)显示,Media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正,OTD系数绝对值下降,表明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通过提升企业面临的媒体监督压力扭曲管理层应对策略,进而损害财务报告质量。
(一)异质性分析
1.股权治理结构的异质性分析
(1)内部人控制力
内部人控制力是影响公司内部监督机制有效性的重要因素。当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治理结构中形成较强控制力时,内部监督制衡机制对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效力也随之弱化(Fama和Jensen,1983)。审计委员会更易受到内部人整体控制力制约,内部人控制力越强,其对审计委员会监督意见的抵消能力也越强,若审计委员会中存在履职能力或治理权威受损的“污点”董事,其对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的约束作用进一步削弱,还可能增加合谋风险,进而放大审计委员会监督失效带来的负面影响,加剧对财务报告质量的损害。
基于此,本文采用董监高持股比例(董监高持股数量/总股本数量)度量内部人控制力,该指标反映内部人通过所有权纽带在董事会与经营层之间形成的综合控制能力(La Porta等,1999)。根据董监高持股比例年度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内部人控制力强组和弱组。分组回归结果如表7第(1)(2)列所示,在内部人控制力强组OTD系数显著为正,弱组OTD系数不显著,且组间差异显著,表明在内部人控制力较强的企业中,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对财务报告质量的损害越高,验证了上述分析。
| 变量 | (1)内部人控制力强组 | (2)内部人控制力弱组 | (3)机构投资者持股高组 | (4)机构投资者持股低组 |
|---|---|---|---|---|
| AEMjones | AEMjones | AEMjones | AEMjones | |
| OTD | 0.0241** | 0.0036 | 0.0002 | 0.0146* |
| (2.3405) | (0.5563) | (0.0243) | (1.7706) | |
| Controls | YES | YES | YES | YES |
| Year/Code | YES | YES | YES | YES |
| Constant | 0.2789** | 0.2154** | 0.1242 | 0.3599*** |
| (2.4472) | (2.1538) | (1.3999) | (3.4020) | |
| Observations | 8526 | 7974 | 8263 | 8288 |
| Adj_R2 | 0.1727 | 0.1805 | 0.1797 | 0.1565 |
| Chow test(F值) | 2.04** | 2.09*** | ||
(2)机构投资者持股
机构投资者持续关注公司财务状况和治理结构,要求更高的透明度和合规性,通常会更主动参与公司治理(吴先聪,2015),通过投票权或与管理层沟通等措施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施加压力,推动公司治理优化。因此,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越高,越能对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的懈怠履职动机与行为产生强大约束力,促使其提高忠实勤勉履职程度,强化对管理层行为和会计信息的审计与监督,进而降低对财务报告质量的损害。
基于此,本文采用企业当年机构投资者持股总数/总股本数量度量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并根据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年度中位数将所有样本划分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高组和低组。分组回归检验结果如表7第(3)(4)列所示,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低组OTD显著为正,高组OTD系数不显著,且组间差异显著,表明在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的企业中,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对财务报告质量的负向影响更强,验证了上述分析。
2.治理制度环境的异质性分析
(1)内部控制质量
企业内部控制制度的核心功能在于规范财务报告流程、约束管理层机会主义行为等(张建平和张嵩珊,2020),因此,在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企业中,财务报告过程往往受到多层次制度约束,审计委员会即便存在履职能力或声誉受损的“污点”董事,其监督缺陷也可能被完善的制度安排部分抵消(Ashbaugh-Skaife等,2009)。而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中,“污点”董事在专业判断、风险识别或责任意识方面的不足,可能更易因内部控制缺陷放大管理层机会主义空间,进而对财务报告质量造成更不利影响。
基于此,本文将内部控制指数评级为AAA、AA或A的样本划分为内部控制质量高组,其他评级样本划分为内部控制质量低组,分组回归结果如表8第(1)(2)列所示,内部控制质量高组OTD系数不显著,低组OTD系数显著为正,且组间差异显著,表明在内部控制质量较低的企业中,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对财务报告质量的负向影响更显著,而较好的内部控制质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污点”董事的负面治理效应。
| 变量 | (1)内控质量高组 | (2)内控质量低组 | (3)外部法治环境高组 | (4)外部法治环境低组 |
|---|---|---|---|---|
| AEMjones | AEMjones | AEMjones | AEMjones | |
| OTD | 0.0210 | 0.0097* | 0.0074 | 0.0130* |
| (1.0643) | (1.7176) | (0.8534) | (1.8775) | |
| Controls | YES | YES | YES | YES |
| Year/Code | YES | YES | YES | YES |
| Constant | −0.2546 | 0.2475*** | 0.3385*** | 0.1099 |
| (−0.2592) | (3.7939) | (3.1896) | (1.1956) | |
| Observations | 191 | 16507 | 8631 | 7684 |
| Adj_R2 | 0.2096 | 0.1598 | 0.1550 | 0.1805 |
| Chow test(F值) | 2.32*** | 2.03** | ||
(2)外部法治环境
良好的法治环境通过提高违规成本和提升执法确定性,对董事和高管行为产生强大外部约束(La Porta等,1998)。在法治环境较完善的地区,董事和管理层面临更强的外部问责压力,对“污点”董事懈怠履职及管理层冒险行为的威慑力更强,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对财务报告质量的负面影响可能受到抑制。相反,在法治环境相对薄弱的地区,外部监管与司法约束不足,企业对内部治理机制的依赖程度更高,一旦审计委员会监督功能因存在“污点”董事被削弱,可能进一步加剧对财务报告质量的损害。
基于此,本文根据企业所在地区法治环境水平的年度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地区法治环境高组和低组,分组回归结果如表8第(3)(4)列所示,地区法治环境高组OTD系数不显著,低组OTD系数显著为正,且组间差异显著,表明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对财务报告质量的负向影响在法治环境较弱的地区更为明显,验证了上述分析。
(二)拓展性研究
1.基于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权力渗透度的细化分析
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对公司治理效能的影响,与其在董事会权力结构中的嵌入程度密切相关,权力渗透度越高,“污点”董事在审计委员会决策中的话语权越大,对整体监督效能的影响越强。鉴于“污点”董事在董事会中存在跨委员会任职的履职特征,本文进一步构建董事权力渗透度的双维度测量指标:采用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占全部董事的比例(OTD_dp)度量结构性权力,采用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在专门委员会的总任职数量(OTD_dn)度量网络性权力,将模型(1)关键解释变量OTD分别变更为OTD_dp和OTD_dn,细化检验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权力渗透度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9第(1)(2)列所示,变量OTD_dp和OTD_dn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当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在董事会占据更大比例、掌握更多决策节点时,对审计委员会整体监督能力的削弱作用越强,对财务报告质量的负向影响越大。
| 变量 | (1) | (2) | (3) | (4) | (5) | (6) |
|---|---|---|---|---|---|---|
| AEMjones | AEMjones | AEMjones | AEMjones | AEMjones | AEMjones | |
| OTD_dp | 0.0791** | |||||
| (2.2902) | ||||||
| OTD_dn | 0.0025* | |||||
| (1.8602) | ||||||
| FOTD_dum | 0.0131* | |||||
| (1.6792) | ||||||
| OTDI_dum | 0.0137** | |||||
| (2.1565) | ||||||
| OTDD_dum | 0.0169** | |||||
| (2.3888) | ||||||
| Treat×Post | −0.0104** | |||||
| (−2.3763) | ||||||
| Control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 Year/Code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YES |
| Constant | 0.2261*** | 0.2273*** | 0.2265*** | 0.2240*** | 0.2258*** | 0.2339*** |
| (3.5078) | (3.5280) | (3.5187) | (3.4788) | (3.5067) | (3.6467) | |
| Observations | 16751 | 16751 | 16751 | 16751 | 16751 | 16751 |
| Adj_R2 | 0.1616 | 0.1612 | 0.1612 | 0.1613 | 0.1613 | 0.1612 |
2.基于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违规类型的拓展研究
如果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曾因财务造假等直接损害财务报告质量的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其过往违规行为与损害财务报告质量直接相关,反映出其更强的掩盖财务问题或减弱审计严格性的履职倾向。在行政处罚威慑不足情形下,“污点”董事受过往履职观念或持续性行为模式影响,任职审计委员会更有可能继续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造成损害。
因此,本文构建审计委员会是否存在曾因直接损害财务报告质量被行政处罚的“污点”董事(FOTD_dum)变量。根据证券监管机构出具的处罚事由,本文将虚构利润、虚列资产、虚假记载及一般会计处理不当行为归类为直接损害财务报告质量的行为,如果审计委员会至少存在一个曾因上述行为受到行政处罚的“污点”董事,则将变量FOTD_dum赋值为1,否则为0。为检验审计委员会存在曾因直接损害财务报告质量被行政处罚的“污点”董事对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将模型(1)中关键解释变量OTD变更为FOTD_dum。回归结果如表9第(3)列所示,FOTD_dum系数在10%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审计委员会中存在曾因直接损害财务报告质量被行政处罚的“污点”董事,其所在企业的财务报告质量越差。
3.基于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任职身份的拓展研究
(1)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为独立董事
独立性与专业性是独立董事有效制衡管理层权力、保障财务信息质量的核心要件。若审计委员会独立董事为专业能力或职业操守存疑的“污点”董事,其更可能发挥“花瓶”作用,易导致独董监督机制缺失,进而削弱审计委员会整体专业判断能力与监督效率,加剧对财务报告质量的损害。
为检验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独董身份的影响,本文构建审计委员会是否存在“污点”独立董事(OTDI_dum)变量,如果审计委员会至少存在一个“污点”独立董事,则将变量OTDI_dum赋值为1,否则为0,将模型(1)关键解释变量OTD变更为OTDI_dum。回归结果如表9第(4)列所示,OTDI_dum系数在5%水平显著为正,表明审计委员会中存在“污点”独立董事的企业,财务报告质量越差,说明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独立董事显著削弱了独立董事制度对管理层行为的有效约束,进而对财务报告质量造成损害。
(2)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任主任/召集人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等法律法规要求,审计委员会应由一名具备会计专业背景的独立董事担任召集人。审计委员会主任/召集人若由曾因履职失败受到行政处罚的“污点”董事担任,则审计委员会整体监督有效性更可能因领导者存在能力不足或履职懈怠行为受到严重损害,进而削弱对财务信息的监督保障,损害企业财务报告质量。
为检验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担任主任/召集人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影响,本文构建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是否担任主任/召集人(OTDD_dum)变量,若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担任主任/召集人,则将OTDD_dum赋值为1,否则为0。将模型(1)中关键解释变量OTD变更为OTDD_dum,回归结果如表9第(5)列所示,OTDD_dum系数在5%水平显著为正,表明由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担任主任/召集人的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相对较差。
4.基于强监管政策影响的拓展研究
根据理论分析,处罚威慑不足可能是“污点”董事负面履职特征得以持续影响财务报告质量的重要原因。为进一步探讨强威慑监管制度能否有效约束“污点”董事的懈怠履职行为,进而抑制其对财务报告质量的负面影响,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具体而言,2021年新修订的《证券市场禁入规定》显著拓展了对董监高等关键少数人员违法违规行为的处罚范围、明晰了认定标准、强化了责任追究,显著增加了对“污点”董事违法违规行为的惩戒与约束。因此,本文利用2021年实施的《证券市场禁入规定》这一外生制度冲击,将制度实施前审计委员会中存在“污点”董事的企业视为受冲击更强的处理组(Treat=1),不存在“污点”董事的企业作为对照组(Treat=0),在控制公司与年份固定效应的基础上,考察监管强化前后两类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变化。基于此,构建如下双重差分模型。
\begin{document}$ AEMjones_{i,t} = \alpha_0 + \alpha_1 Treat_i \times Post_t + \alpha_j Controls_{j,i,t} + Year + Code + u_{i,t} $ \end{document}
其中,AEMjonesi,t表示上市公司i在第t年的可操纵性盈余管理水平;处理组Treat=1,对照组Treat=0,制度实施当年(2021年)及以后年度Post=1,制度实施之前年度Post=0。Controls为表1变量定义表中的控制变量,同时控制年份(Year)和公司(Code)固定效应,uit为随机扰动项,采用公司层面的聚类标准误进行调整。回归结果如表9第(6)列所示,Treat×Post交乘项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在新修订的《证券市场禁入规定》实施后,处理组企业的财务报告质量相较于对照组企业显著改善,说明强监管制度产生的强大威慑效应,显著抑制了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对财务报告质量的负面影响。
(一)研究结论
新《公司法》的全面实施凸显出审计委员会在公司治理体系中的监督中枢地位,而董事成员质量是影响审计委员会治理效能的关键因素。本文聚焦审计委员会中具有被行政处罚经历的“污点”董事,探讨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能否有效保障财务报告质量,以期为新《公司法》实施背景下审计委员会成员任职资格的制度完善提供实证依据。以2012—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的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显著降低了企业财务报告质量。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审计委员会存在“污点”董事通过削弱内部监督机制有效性加剧代理问题、增加外部治理压力扭曲管理层应对策略,进而损害企业财务报告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股权治理结构和治理制度环境的异质性会影响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损害财务报告质量的程度,在内部人控制力较强、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较低、内部控制质量较差以及外部法治环境较弱的企业中,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对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的损害更严重,这表明较高的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良好的内部控制质量和外部法治环境显著抑制了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的治理负效应。最后,基于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特征展开的拓展研究发现,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在董事会中的权力渗透性越强,企业财务报告质量越差;审计委员会中存在曾因直接损害财务报告质量行为被行政处罚的“污点”董事、“污点”董事任独立董事或主任/召集人,企业财务报告质量相对较差。而强监管制度实施产生的强大威慑效应,则能够有效抑制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对财务报告质量的负面影响。
(二)政策启示
首先,结合新《公司法》强化公司治理的制度导向,建议完善相关法律法规,统一审计委员会成员任职资格要求,提高审计委员会成员任职门槛,以有效提升审计委员会代行监事会职权后的治理效能。(1)监管机构应推动建立董事履职回溯评估制度,建立基于行政监管记录的负面清单制度,根据负面清单记录严格限制相关人员的审计委员会任职资格,可推行分类、分级的任职资格限制标准;(2)修订《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引入独立董事特别审查程序,要求提名委员会对候选人的职业诚信记录进行穿透式核查,严格审计委员会独董和主任/召集人的任职资格要求。
其次,实施差异化、情境化的公司治理监管策略。异质性分析表明,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的负面治理效应在内部人控制较强、机构投资者持股较低、内控质量较差和外部法治环境较弱的企业中更突出。这启示监管部门在监管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企业股权治理结构、内部制度基础和区域法治环境差异,对治理基础薄弱的企业实施更有针对性的监管安排,如加强审计委员会履职监管、强化现场检查力度,以防止治理缺陷在弱约束环境下被进一步放大。
最后,建议通过完善法律监管体系和强化惩戒力度构建长效治理机制。本研究发现,新修订《证券市场禁入规定》的实施显著抑制了审计委员会“污点”董事对财务报告质量的损害,说明强化证券监管制度建设能够显著抑制“污点”董事的懈怠履职动机和行为,通过增加违规成本、强化威慑效应,有效改变“污点”董事成本收益权衡下的行为模式和履职策略,促使其勤勉履职,强化对财务报告质量的监督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