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收入分配是国民经济活动的最终结果，它形成并影响着社会财富在社会成员中的分布和占有情况（张俊山，2016）。收入分配既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环节和国民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发展和社会建设的重要内容。合理的收入分配关系和完善的收入分配制度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一定程度上也决定并影响着经济增长的动力。一个社会的收入分配关系取决于社会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必须与一定的生产关系相匹配，分配方式的具体实现形式又受到生产关系具体形式的影响。因此，从理论上探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配关系的发展变化及其未来发展趋势，必须结合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变化，特别是生产关系及其实现形式的变化。

目前学术界对我国收入分配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1）总结和回顾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和政策的演变，分析收入分配制度的公平与效率问题。如刘伟（2018）、曾国安和胡晶晶（2009）、杨天宇（2008）、孙蚌珠（2008）等；（2）从实践层面探讨产业结构、税收制度、金融和房价等因素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如林毅夫和陈斌开（2013）、郭庆旺和吕冰洋（2011）、张传勇（2014）等；（3）通过统计数据和实证研究测算与评估我国收入分配的现状以及发展趋势，如吕冰洋和郭庆旺（2012）、李实（2015）等；（4）也有一些学者从理论层面探讨收入分配关系变化的原因，如张建刚（2018）认为所有制结构、资本与劳动收入不平衡以及行政垄断导致收入差距扩大。韩海燕和姚金伟（2017）认为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改变了收入分配的格局。这些研究无疑推动了我国收入分配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与创新，也有助于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但缺乏从系统的角度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关系演变的理论分析。而要系统全面地总结和分析我国收入分配关系变化的机理，需要从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领域的变化出发，归纳其中的关键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所有制结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技术条件等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1）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由改革开放前的单一公有制，逐渐演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形成了混合所有制体制；（2）资源配置方式，由改革开放前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经历计划与市场共同发展的阶段，逐渐转变为目前的市场经济体制；（3）技术条件和技术形式，由传统计算机和信息技术逐渐转变为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信息网络技术革命。这些制度和技术层面的变化带来了我国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的不断变革，形成了收入分配具体实现形式的多样化，并引发收入分配制度的演变，由此演绎了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分配关系的动态变动。因此，我们认为分析这三个层面的变化及其对分配关系的影响，是破解我国收入分配改革难题，定位收入分配改革方向的前提和基础。

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收入分配关系变化的历史过程，从所有制结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信息技术变革三个历史性变化的视角勾勒我国收入分配变化的逻辑机理，诠释我国分配方式及其实现形式的演变路径。并以此为逻辑起点，分析三种变化共同作用和交叉影响下未来我国收入分配关系变化的趋势，以便探寻改进我国收入分配现状的未来之策。

二、所有制结构变化与分配关系的多样化

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是整个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与核心，它决定和支配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对生产关系进行了深刻调整，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此带来了分配关系的多样化。这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对分配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基础性制度变换。

(一) 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分配关系

物质资料生产活动是人类一切活动的出发点，由物质资料的生产引发的社会生产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其中生产关系的核心和基础便是生产资料所有制。马克思在研究历史上各个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的性质与特征时，都是围绕着生产资料所有制展开的（葛扬，2016）。因此，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和影响着生产关系的各个方面。

对于生产资料所有制与分配关系之间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是生产决定分配，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决定产品的分配关系。广义的分配包括生产条件的分配和产品的分配，生产条件的分配发生在产品分配之前，生产条件的分配包括客观生产条件（即生产资料）和主观生产条件（即劳动力）两个方面。马克思认为产品的分配即消费资料的分配，是由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的，也就是说，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消费资料的分配，而生产条件的分配表现为生产关系的社会性质，决定生产的结构。

尽管客观生产条件和主观生产条件的分配共同决定和影响着消费资料的分配，但客观条件的分配是生产条件分配中起到根本决定性作用的内容，因为在一定条件下，客观生产条件的分配决定和影响着主观生产条件的分配。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者以雇佣劳动的形式参与生产，而生产资料是归资本家所有的，这种生产条件的分配就决定了劳动者以工资的形式参与产品和生产成果的分配，而资本家将获取剩余价值或利润。

作为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生产资料所有制又是构成社会经济制度的核心内容，决定生产关系各个环节的具体经济关系的性质、地位和作用，是区分不同社会经济制度性质的根本标志。总之，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表明了生产资料的分配形式，进而也决定了生产资料和劳动者相结合的方式，决定了人们在直接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决定和形成了不同的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①

(二) 改革开放以来所有制关系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出现了较大变化，从单一公有制逐渐转变为公有制和私有制经济共同存在的混合所有制结构。整个改革开放的历史，是生产关系逐渐调整，以及随之展开的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调整。从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演变来看，改革就是逐渐引入私有制经济成分，最终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

改革开放以前，经过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1956年底，我国建立了“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以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为主要代表的公有制经济几乎成为唯一的经济基础。截至1978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在各种所有制经济上的分布为：国有经济占76.6%，集体经济占23.4%，其他经济成分消失，如图1所示。^②

改革开放后，针对我国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经济实现形式单一问题，逐渐引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并对公有制经济的多样化实现形式进行了探索。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将个体经济作为必要补充，1987年党的十三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提出私营经济作为必要和有益的补充，同时积极引进外资经济。至此，非公经济在中国得到较快的发展，截至1997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在各种所有制经济上的分布为：国有经济占30%，集体经济占36%，个体经济占17%，其他经济占17%，如图2所示。^③与此同时，公有制经济也实现了合作制、股份合作制、混合所有制等多种形式。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进入21世纪，党和国家进一步努力破除非公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充分认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应该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关系，而不是一进一退、水火不容的关系。2002年党的十六大提出“两个毫不动摇”^④之后，所有制结构逐渐优化，国家对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截至2016年，我国私营和个体企业吸收就业人数分别为17 997万和12 862万，而在1978年仅有城镇个体单位吸收15万就业人口。^⑤2016年，规模以上（主营业务收入在2千万元以上）工业企业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私营企业（包括部分非国有控股的股份制企业）和外商及港澳台投资企业资产占比分别为41%、27.5%和24%。^⑥

(三) 所有制结构变化带来分配方式的多样化

从理论上来看，有什么样的所有制关系，就意味着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与之对应。我国收入分配方式和分配关系的变化与所有制结构的演变密切相关，这从我国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实践中得到印证。改革开放以来，与“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所有制结构的形成相适应，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逐渐从按劳分配制度转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改革开放前，在单一公有制经济条件下，我国在个人收入分配领域，除了有些时候采取超越阶段的“按需分配”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主要实行的是按劳分配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是马克思对公有制经济条件下个人消费品分配原则的理论概括，公有制经济条件下，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劳动成为他们获得社会产品的唯一依据，劳动者将获得他所生产的进行了必要的社会扣除之后的所有的产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中，劳动者从社会中领取的消费资料的量与他给社会提供的劳动量是等量的。当然，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强调了分配给个人的消费资料必须是在社会总产品中作了必要扣除之后的剩余物。^⑦

改革开放后，由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等非公经济的发展，生产条件的分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客观生产条件来看，生产资料私有制成分逐渐出现且占比逐渐加大；从主观生产条件来看，一方面公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同时作为生产资料的共同拥有者，另一方面私有制经济中的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分离。私有制经济主要以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外资经济等形式表现出来，从而形成了公有制经济与非公经济共同发展的局面，由此必然引起公有制经济中的分配方式与非公经济中分配方式同时并存的状态。

从改革开放后我国收入分配的制度演变来看，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实施“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分配政策，允许劳动之外的其他要素参与分配。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强调个人资本参与收入分配。1997年党的十五大明确提出了“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并将这一制度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公有制经济主要以按劳分配为主，个体经济中实行按经营收入分配，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中实行按资本分配和按劳动力价值分配，分配方式由此形成多样化的格局。

三、资源配置方式变化与分配实现形式的市场化

资源配置方式是将经济资源如何分配到各个不同领域、不同产业、不同部门和不同主体中去的具体形式。现代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方式包括计划方式与市场方式。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既是所有制经济结构变化的过程，同时也是资源配置方式由计划向市场演变的过程。而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导致收入分配方式的具体实现形式也会随之变化。

(一) 资源配置方式决定分配的具体实现形式

在人类现有的技术和资源条件下，经济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总是有限的，那么对资源合理的分配也就成为人类必须进行的一项工作。在以社会化大生产为特征的现代经济条件下，迄今存在过的资源配置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计划配置方式，另一种是市场配置方式。这两种配置方式都不具有社会形式的规定，“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⑧不是区分社会基本经济制度的标准。作为经济手段，计划还是市场并不取决于所有制关系，从而也就不能决定反映所有制关系的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资源配置方式可以独立于经济制度而存在，不论是哪种配置方式，都是在一定的经济关系中运行的，因此是以某种特定的经济关系，包括某种所有制结构及其关系为前提的（汤在新，1998）。但是，作为资源配置方式，计划和市场的主要区别在于资源配置的机制不同，具体表现在决策机制、信息机制和动力机制的区别上。这就意味着资源配置方式将影响分配方式的具体实现形式，资源配置方式不同实现分配的具体形式也不同。

计划配置方式，主要是以政府为主体，从社会共同利益和偏好出发，按照预先统一计划，对社会经济运行（包括生产、分配、消费等）进行自觉控制和有意识的调节。这种配置方式中，生产资源和最终产品主要集中在政府手中，企业和个人都不是独立的经济主体，政府按照一定的计划将生产资源分配到各个企业当中，产品通过政府来进行分配。因此，计划配置方式的实现基础是国家所有制，而国家所有制正是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实现形式。在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中，最终产品的分配通过政府的行政指令，按照社会统一标准直接进行分配。

相反，市场配置方式，是由独立的市场交易主体，从自身利益最大化出发，通过市场供求、价格、竞争等要素形成的互为因果、互相制约的作用机制对社会经济运行进行自行调节。这种配置方式中，企业和个人是独立的经济主体，所有的经济资源和最终产品都在市场中进行交换和配置。生产要素的所有者通过要素市场获得相应的收入，收入的多少又根据提供要素的数量和要素在市场中形成的价格决定。因此，市场配置方式的实现前提是相互承认所有权，或者说产权具有排他性。在这种资源配置方式中，最终产品的分配要首先通过要素市场获取一定以货币形态存在的收入，再以收入从产品市场上买到相应的生活资料。正如马克思所说，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价值只能通过商品货币形式的的迂回曲折的道路来实现。^⑨

(二) 改革开放以来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资源配置方式实现了从计划配置方式到市场配置方式的转变，逐步放弃了改革开放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建立和形成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鲜明特征，也是我国经济取得重大成功的关键所在。这一变化集中体现在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历程中。

1.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阶段。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我国经济体制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允许对于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作计划，通过恢复城乡商品市场等方式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市场调节。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充分肯定和强化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1978–1991年期间，我国总体市场化水平已经由21.875%缓慢上升到38.542%（董晓宇和郝灵艳，2010）。这段时期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践包括鼓励乡镇企业发展，实行价格“双轨制”改革，实行企业承包制，确定开放天津、上海、广州等14个沿海开放城市并设立海南经济特区等。

2.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阶段。如果说1992年以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还只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内的改革，那么1992年之后，我国开启了市场化改革。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提出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之后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一直强调要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地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1992–2001年期间，我国总体市场化水平已经由44.097%迅速提升到69.792%（董晓宇和郝灵艳，2010）。金融领域的市场化也在不断推进，2012年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已经达到73.493%（刘金山和何炜，2014）。这段时期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践包括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国企股份制、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初步形成劳动力市场、推进生产要素市场化、改革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建立国家宏观调控体系等。

3. 市场经济体制深化和成熟阶段。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提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把市场从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从“基础性”提升到“决定性”，是量的集聚后的一次质的飞跃，是一次重大的理论突破与创新，代表了我国未来经济体制改革中坚定的市场化方向。这段时期我国市场化改革的举措包括大幅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权，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加快深层次地改革投融资体制、价格市场化及国有企业及重点行业。有关数据显示，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层面核准的项目减少76%，外商投资项目95%以上、境外投资项目98%以上改为备案管理，中央、地方具体定价项目分别减少80%和55%。^⑩2016年我国价格市场化程度已经高达97.01%。^⑪

(三) 市场经济与分配方式实现形式的市场化

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特别是市场配置方式逐渐形成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意味着分配方式的具体实现形式也将发生与市场化相适应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要求收入分配采取货币化形式。对于按劳分配而言，其具体的实现形式就不能只停留在传统的产品型按劳分配形式上，而应该采取与市场相适应的市场型按劳分配。传统的按劳分配是产品型的，并且以直接劳动作为收入分配的衡量指标，按照社会统一标准，以劳动券的形式进行。这种形式下的按劳分配意味着劳动者“从社会领到一张凭证，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他根据这张凭证从社会储存中领得一份耗费同等劳动量的消费资料”^⑫。相反，市场型按劳分配只能通过市场机制和价值形式来实现，需要借助商品货币关系，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来实现的，并且通过企业这一环节，而不是社会统一标准来实现，分配的是货币工资而不是劳动券。

其次，收入分配的具体实现形式表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如果说市场化改革目标确立（1992年）之前，我国分配方式的具体实现形式主要是从产品型到货币型的转化，那么在市场化改革目标确立（1992年）之后，为适应各种要素市场（包括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货币市场、技术市场、土地市场等）的建立，分配方式的具体实现形式主要是以多元化的方式呈现出来。具体体现为将各种生产要素纳入个人收入的取得为依据，实行以各种要素所有权参与收入分配的“按要素分配”制度。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允许属于个人的资本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允许并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2002年党的十六大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由要素市场决定的报酬机制，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总之，在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完善和成熟的条件下，我国分配方式的具体实现形式是市场型的按劳分配与多元化的要素分配相结合。在公有制经济中主要以市场化的按劳分配为主，在非公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承认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土地等要素参与分配，充分调动各种生产要素的积极性，让各种要素在市场配置方式下充分发挥作用。

四、新信息网络技术变革与共享型分配方式的形成

当今社会是一个科技不断创新、新技术不断涌现、技术创新不断加速的社会。在互联网、移动互联、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区块链及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的支撑下，许多生产生活领域引发了商业组织形式和制度的一系列深层次变革，孵育出许多新经济、新业态和新模式。这些新技术对生产方式造成巨大的冲击，以至于生产方式以及生产关系不断被重塑和调整，与之相关的分配关系也在发生着潜移默化的演变。

(一) 科技引发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的变革

科技对生产方式进而对经济关系的影响，首先表现在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作用上，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和制约着生产关系^⑬。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唯物史观强调物质生产力在社会生产关系变革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生产关系的总和又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经济基础，而这种经济基础又决定了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也就是说，生产力决定并影响着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

其次，科学技术在推动生产力发展、促进生产关系变革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技术尽管是生产力的非实体性要素，不是直接的生产力，但是科学技术通过渗透到生产力的各个实体性要素中，变革生产方式，改变劳动者与生产过程的关系，对生产力起着加速性、先导性的作用。正如邓小平（1993）指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⑭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它的先进性不仅能够推动生产力的大力发展，而且还会引起社会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革。

当前，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背景下，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酝酿。白春礼（2013）提出在当前科技创新的大环境下，包括信息网络、先进材料和制造在内的领域，正孕育着重大的创新突破，很可能出现新的科技革命。新科技革命使得科技的加速作用越突出，意味着新科技对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变革的影响越直接。特别是，在即将开启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影响下，信息产业正主导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方向，出现了以物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革命浪潮。随之发生变化的是企业组织方式、市场配置方式、生产要素形态以及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甚至体现产权关系的社会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形式也将出现变化。

(二) 近年来信息网络技术的新发展和新变化

在新科技革命浪潮中，我们认为，新一轮的信息网络技术变革的影响是最为广泛和深远的。“当今世界，科技进步日新月异，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深刻改变着人类的思维、生产、生活、学习方式，深刻展示了世界发展的前景。”^⑮

首先，信息化发展水平迅速提高，并逐渐渗透到生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近年来，以移动通信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化快速发展，2017年我国移动电话普及率上升至每百人102.5部，移动宽带用户113 152万户；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246亿G，互联网上网人数7.72亿人，其中手机上网人数7.53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55.8%，其中农村地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5.4%；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完成软件业务收入55 037亿元。^⑯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短短的几年内，互联网已经渗透并逐渐应用到产业、金融、民生、物流、交通等生产生活各个领域，形成了“互联网＋”创业创新、“互联网＋”协同制造、“互联网＋”现代农业、“互联网＋”智慧能源、“互联网＋”普惠金融、“互联网＋”益民服务、“互联网＋”高效物流、“互联网＋”便捷交通等互联网大应用格局。

其次，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新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作为新信息网络技术及其高端应用，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脱颖而出，不断推进新技术向纵深发展。从大数据发展来看，2017年中国大数据产业规模达到4 700亿元，其中，大数据硬件产业的产值为234亿元。随着大数据在各行业的融合应用不断深化，预计2020年中国大数据市场产值将超万亿元。^⑰从云计算发展来看，2012年到2015年，我国云计算市场从482亿元上升至1 315.8亿元，年均增长率61.5%。^⑱从区块链发展来看，我国区块链产业链条已经初步形成，截至2018年3月底，我国以区块链为主营业务的区块链公司数量达456家，主要集中在区块链的行业应用服务，在解决方案、底层平台、区块链媒体及社区领域的应用也不少。^⑲

最后，人工智能的发展风起云涌，各项相关研发和应用蓄势待发。人工智能（AI）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伸和拓展人的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其应用系统的技术科学。随着人工智能在我国移动互联网、智能家居等领域的发展，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持续高速增长。全国各大院校开设人工智能专业，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的企业数量已超过2 000家，中国人工智能市场规模在2017年为216.9亿元，在2020年将达到710.0亿元，增长超2倍，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规模超过1 500亿元，带动相关产业规模超过1万亿元。^⑳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范围逐渐拓展，从人工智能技术层的语音识别、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和生物识别等，到人工智能应用层的工业4.0、无人驾驶汽车、智能家居、智能金融、智慧医疗、智能营销、智能教育以及智能农业等。

(三) 新技术条件影响下共享型分配方式的形成

互联网等新兴技术通过作用于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已经悄然开始对我国的收入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既表现在分配关系和分配方式上，也表现在分配方式的具体实现形式上。因此，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深层次的，与此相适应的，共享型分配方式也在逐渐形成。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新信息网络技术拓展了参与分配的要素范围和渠道。在新一轮信息网络技术变革下，首先拓展了生产要素的范围。传统的生产要素主要包括劳动、资本、土地等这类有形的物质形态，信息技术变革催生了诸如信息、技术、知识、网络平台等这类无形的要素，并且越来越成为现代企业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其次，新信息网络技术拓宽了收入分配的渠道，降低了要素的进入门槛。在互联网条件下，网络平台等新的要素成为公共资源，而且越来越多的用户参与进来，边际成本越低，产生了如网络直播经济、互联网众筹、微商等多种形式的网络经济模式。草根创业、互联网小微企业成为颇具代表性的企业形式，这使得收入来源逐渐多元化和精细化。与此同时，在互联网作用下，各种新兴的生产要素通过要素入股的方式获得相应的报酬，由此改变了收入获取渠道。

2. 新信息网络技术改变了行业及个人的收入分配格局。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发展，不断催生新产业和新业态，带来了原有产业的全面转型，改变了原有行业的收入分配格局（韩海燕和姚金伟，2017）。首先，新产业所需专业的细化逐渐催生了大量的新兴就业岗位，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企业员工需求也大幅度增长，逐步打破原先在计划经济时代残留下的垄断部门（烟草、电力、石油等）高收入局面，技术创新逐渐成为行业收入差距的主导因素，进而对就业和收入结构带来了巨大冲击。其次，互联网金融使得社会财富的积累形式多元化，打破了资金垄断，改变了个人收入分配结构。具有普惠性功能的互联网金融使得我国金融业服务对象逐步向小微企业及低收入群体扩展，居民的投融资渠道大大拓展，在缩小当前居民财富差距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3. 共享型分配方式正在成为未来分配方式新趋势。新时代条件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转化，混合所有制成为基本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市场和政府的有机结合确立了资源配置方式的未来定位，这为共享型分配方式的形成奠定了制度基础，改革的成果正通过各种形式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与此同时，随着新信息网络技术的出现，新技术、新业态、新经济的形成，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及人工智能等一批先进信息网络技术作用下，共享经济正在深入发展，人民生产生活的供需匹配更加科技化、自动化。特别是由于信息网络技术本身具有共享性，能够以低成本的方式实现可复制和可共享的衍生效应（马艳，2016）。这为共享型分配方式的形成奠定了技术基础。

五、结论与启示

本文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所有制结构、资源配置方式以及信息技术变革三个层面对我国收入分配关系的影响，特别是对分配方式及其实现形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一作用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所有制结构变化带来分配关系的多样化，这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对分配关系产生重大影响的基础性制度变换。所有制结构从单一公有制逐渐转变为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结构，这是生产关系的深层变化，与此相适应，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逐渐从按劳分配制度转变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分配关系转化为按劳分配与按要素分配相结合的混合分配关系。

其次，资源配置方式变化带来分配方式实现形式的市场化，这是我国改革开放40年来对分配关系产生显著影响的体制性变换。资源配置方式由计划配置转向市场配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发展，分配方式的具体实现形式完成了货币化和市场化的转向。在公有制经济中市场型按劳分配代替了产品型按劳分配；在非公有制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承认劳动、资本、技术、管理、土地等要素以市场机制为平台参与分配。

最后，新信息网络技术变革推进共享型分配方式的形成，这是近年来在新技术变革作用下技术衍生型制度变迁对分配关系带来的深层次变换。新科技革命使得科技的加速作用越发突出，这意味着新科技对生产方式和经济关系变革的影响更为直接。随之发生变化的是企业组织方式、市场配置方式、生产要素形态以及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这种变革拓展了参与分配的要素范围和渠道，改变了行业及个人的收入分配格局，并使共享型分配模式正在成为未来分配方式新趋势。

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关系的变化与我国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是技术和制度双重作用的结果。我国当前收入分配关系的变化和收入分配制度的形成，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带来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和人民收入的普遍增长，1978–2017年这40年间实际GDP年均增长将近9.5%，恩格尔系数从1978年的超过60%，下降为2017年的29.3%。^㉑但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关系的变化也带来了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从2003年开始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0.46以上的水平，2008年达到峰值0.491，尽管从2008年开始有所下降，但2016年仍然高达0.465的水平。^㉒收入分配差距的拉大无疑影响着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利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这表明，当前的收入分配关系仍然有待改进。

基于以上的分析，本文认为，未来收入分配关系的调整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的完善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入手：（1）优化所有制结构，在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础上，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发挥公有资本的积极作用，确保公有资本收益及时上缴，为改善收入分配关系奠定制度基础；（2）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产权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激励各种要素在市场经济中充分涌现，活力竞相迸发，拓宽居民劳动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渠道；（3）合理利用新信息网络技术变革契机，在混合所有制经济体制以及市场与政府有机结合的资源配置方式下，积极进行制度创新，改革收入分配方式，让共享型分配方式成为未来分配关系的重要实现形式。

① 参见吴宣恭：《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研究》2013年第7期。

② 根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到。

③ 根据1999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到。

④ 即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⑤ 根据2014年和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到。

⑥ 根据2017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整理得到。其中私营企业资产量由统计年鉴中的私营企业+（股份有限+有限责任−国有控股企业）计算得到。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

⑧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⑨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3页。

⑩ 来源：人民网，http://finance.people.com.cn/n1/2016/0217/c1004-28130991.html。

⑪ 来源：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xwzx/gnsz/gdxw/201707/27/ t20170727_24497876.shtm。

⑫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4页。

⑬ 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的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⑭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⑮ 习近平：《习近平致国际教育信息化大会的贺信》，《光明日报》2015年5月24日第1版。

⑯ 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⑰ 数据来自前瞻产业研究院发布的《大数据产业发展前景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⑱ 数据来自前瞻产业研究院提供的《2016–2021年中国云计算产业发展前景预测与投资战略规划分析报告》。

⑲ 数据来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中心：《2018中国区块链产业白皮书》。

⑳ 数据来自智研咨询：《2017–2022年中国人工智能行业深度调研及投资战略研究报告》。

㉑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2017）和《201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整理计算得到。

㉒ 数据来自于国家统计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