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作为一个具有重要影响的文化类型，宗族文化是同宗、同族经过漫长历史积淀和提炼形成的身份认同、价值观念和思维习惯（Peng，2004），通过文字形式记载于族谱等字里行间，持续传承延续和扩散的文化类型，表现为血缘性、聚居性、稳定性、封闭性、等级性、自给性等在内的文化特征（费孝通，2019；李国庆，2005）。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传统农耕文化的国家，宗族文化在影响和建立人际关系、组织农业生产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宗族文化被认为是历史发展过程中演化出一套宗族成员共同遵守的价值认同、思维模式、内部信任等规范（Greif和Tabellini，2010）。基于宗族文化影响下“圈内人”之间互利互惠模式获得了成员之间的认同关系和情感依附，为内部成员提供了包括信息共享、融资安排、外出就业等便利（刘冲等，2021；潘越等，2019a），巩固了以圈层关系的小团体模式，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微观个体同外界市场的交流方式，但也更容易导致信息扩散的不均匀和机会分布的差异。由此可以看出，与传统宗族文化强调以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圈层模式不同，数字技术作为现代信息文明时代新兴科技的代表，提倡开放、融合和共享的发展理念，通过万物互联模式更快更好实现信息资源的高效配置，这也对发展数字经济的制度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陈冬梅等，2020）。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试图回答以下问题：现有研究表明，宗族文化影响下的社会网络提供了缓解融资约束、供给稀缺公共品等现实便利。来到数字经济时代，宗族文化是否还能够持续发挥类似弥补正式制度缺陷的作用?具体而言，地区宗族文化是促进还是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

本文采用各地区族谱数据度量地区宗族文化，考察传统宗族文化影响下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及其经济效应本文研究发现：地区宗族文化对当地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表现出显著的抑制效应，而宗族文化弱化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生产率之间的正向关系，从而进一步验证了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活动抑制效应。本文揭示出在地区宗族文化影响下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活动的响应模式，为解决备受关注的数字鸿沟问题提供了来自非正式制度的理论解释。本文可能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首先，本文丰富了文化治理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容，实现了从文化领域向企业数字化领域交叉研究的拓展。现有研究发现传统文化对正式制度的补充作用体现在缓解民营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了银行发展、强化家族化治理模式和促进移民就业等正面影响方面（Zhang，2020；刘冲等，2021；潘越等，2019a），而忽视了宗族文化本身可能存在的局限性及其治理问题。本文将地区传统文化概念引入企业数字化转型框架下，揭示出地区宗族文化因素是引发数字技术应用地区差异的重要因素，为治理广受关注的数字鸿沟和数字转型障碍问题提供了来自制度理论和文化视角的对策启示。

其次，本文拓展了企业转型领域的研究。文化视角解读企业转型与发展问题已经成为新的研究热点（Zingales，2015；陆铭和李爽，2008）。相较于可见的有形因素，无形障碍对企业转型的影响往往表现更为隐蔽，也容易被忽视。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对数字化转型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问题以及改进方向，各方评价不一（陈冬梅等，2020；何小钢等，2019；毛基业和王伟，2012）。在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众多因素中，既有受限于资金、人才和组织等有形因素，也包括根植于人们行为习惯、传统观念等无形因素的束缚。针对非正式制度角度的研究不但可以为从现有制度框架下评估影响企业转型差异提供一个独特视角，还可以为推动完善中国企业转型治理体系提供有益借鉴。

二、研究假设

1.企业数字化转型演进过程：地区宗族文化的作用

企业转型过程不仅受到包括资金、人才等有形资源制约，也受到价值文化、思想理念等无形因素的影响（Gupta等，2019）。首先，以血缘纽带、地缘关系、农耕活动、聚居特征为主要特征，构成了宗族文化发展延续的主要基础。具体而言，宗族文化强调本群体内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和姓氏关系为纽带，凸显了本宗族内部认知与信任半径的局限（阮荣平和郑风田，2012），也放大了与宗族外部主体的差异，形成了以宗族影响范围为边界的认知体系和相对封闭性的圈层结构，最终形成有别于市场规则外的“圈内”和“圈外”交换体系。这种独特的“圈子”“圈层”结构也容易产生“信息孤岛”效应，由此带来的“讲关系”“论圈子”等隐性契约模式限制了受其影响的企业与外界市场进行更加广泛信息、资金、人才等要素资源交流。具体而言，宗族文化影响下的中间人角色容易导致人为信息壁垒和隔阂，相关的裙带关系更有可能降低信息传播效率和增加信息获取成本，引起了信息技术发展在“圈内”和“圈外”区间传播不平衡状况，也加剧数字鸿沟问题。与宗族文化强调圈层关系不同的是，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为基础，高度互联的特征突破了传统国家、地区的地理界限和产业边界（陈冬梅等，2020），使整个世界各个微观实体更加紧密联系起来。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以“社交电商”和“物联网”为代表的网络服务形态多元化的兴起，基于区块链技术为主要驱动的“去中心化”“去中间化”“去边界化”的企业转型已经为显著趋势。在突破了原有组织边界约束后，微观企业组织与市场之间得以在更大范围上实现信息传输、经济往来，加速了全社会各个组织之间收集、处理和应用信息的节奏。从这个意义上看，宗族文化下的圈层结构为企业数字化转型带来了更多桎梏和束缚。

其次，文化的积淀与演进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进程，往往经历若干个世纪的沉淀和积累，而数字技术是快速发展的新兴生态体系，呈现快速迭代、日新月异的崭新形态。数字经济时代新竞争对手不断涌现和颠覆性创新层出不穷，折射出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所具有的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等发展特征，需要企业快速地洞悉当下的形势、挖掘前所未知的机遇。从这个意义上看，宗族文化下时空间观念和价值理念对以“开放、兼容和共享”为代表的企业数字理念产生了挑战。具体而言，宗族下的宗法家长遗风体现出强制、依附、从属的文化特征，在实现统一内部思想认识和提升宗族向心力的同时，也可能使得宗族文化影响下的成员变得相对保守和封闭，由此衍生出的任人唯亲风格和保守排外的地域传统，会降低以人才要素多样性为特征的外部新鲜“血液”的注入，从人力资本要素供给层面抑制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最后，小农经济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是宗族文化依托繁衍的经济基础，小农意识影响下的自给自足和故步自封使得宗族共同体具有超稳定性和封闭性特征，也改变了受其影响个体的风险偏好，更有可能趋向“小富即安”的传统预期。从这个意义上看，宗族文化影响下的保守特征与数字经济时代提倡的“大胆尝试、敢于冒险”的开拓创新理念形成了鲜明对照。企业数字化转型体现了对未来技术路径的探索和尝试，包含了包括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开发、区块链等新模式的引入，以及物联网等新场景的应用。伴随着数字化转型过程的高投入、高风险和高不确定性，需要企业勇担风险、快速学习、创新变革来不断适应快速变革的数字经济时代。由此可以看出，宗族文化的影响使得企业更有可能趋向固守传统领域和规避风险高的投资项目，从而在资本要素投入层面抑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1：在宗族文化影响更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更低的数字化转型水平。

2.地区宗族文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国家权力下沉”情境的考察

纵观中国社会两千多年的治理结构，古代中央集权统治因交通设施、通信条件等限制，行政管辖权只能落到县级机构，带来了“皇权不下县”，以及官僚集团权力悬浮于广大乡村之上的突出问题，乡村社会形成了一个以君主专制 、官僚科层化和以宗族和士绅为首乡村自治共存的传统政治格局（周飞舟，2009）。近现代以来，国家权力在乡村社会得以全面渗透，并对传统的宗族进行了现代化改造，通过现代化的组织体系不断下沉，逐渐改变着传统宗族的治理结构，国家制度引入的行政权威、法制权威和市场权威构成了对传统宗族家长制权威的多元制衡（王阳和刘炳辉，2017）。政府作为整体利益的代表机构，其目标是全社会利益的最大化，能够从全社会的总体立场出发对社会资源的分配格局进行协调，有助于发挥对区域和局部利益关系格局的调整和改造。

在国家权力向社会行使经济管理过程中，国有资本承担了重要角色（Bai等，2006），国家意志和利益决定了对其资本拥有控制权范围内企业的影响力。国有资本影响下的企业所建立起代表全社会共同利益的一整套制度基础，具体包括现代企业章程、完善公司治理体系，以及人事、财务和经营决策等一系列具体规章制度落实等举措。在国有股权影响下公司治理制度的夯实和完善有助于减弱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转型发展的影响，使得企业能够更好适应社会大生产时代在人才选用、制度流程等方面的环境要求，更好实现转型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2：国有股权缓解了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效应。

3.地区宗族文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跨文化交流”情境的考察

国家对外开放过程中带来的跨国经济文化交流不仅促进了技术、资本的跨国流动，也促进了各国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中西方文明在哲学理念、文化精神、思维方式等方面存在的差异也对传统宗族文化的改造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跨国资本扮演了重要角色。跨国资本不但给东道国带来了相应的资金和技术，也带来了基于不同文明背景的价值观念交流和理念碰撞（Li等，2011）。

外资的进入优化了企业的治理结构体系，股权结构的调整带动治理结构实现各方力量在有效制衡基础上的深入合作，通过现代公司治理体系的规范运转，进一步带动企业文化、经营理念、发展思路等各领域的碰撞和深度交流，为公司科学治理和现代化转型创造了有利条件。从这个意义上看，相对于本土机构，外资股东往往在地位上更加客观独立，依托相关专业知识的独特优势，能够对公司的长期发展导向和规范运营产生更加有效的监督强化作用。不仅如此，外资股东依托所具有投资网络，能够帮助企业建立起全球视野、海外联系和信息网络，在此基础上减弱传统宗族文化对企业的影响，更好适应数字化经济时代的转型要求。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3：

假设3：外资股权缓解了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和研究变量的定义

数字化转型是借助数字化技术对公司核心业务和主要商业模式的转换升级和变革过程。首先，企业数字化转型强调以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核心底层技术架构（戚聿东和肖旭，2020）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内容。其次，在实施路径方面，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借助前沿数字技术与硬件系统来推动企业生产资料与过程的转型升级过程（吴非等，2021）。在总结现有研究基础上（埃森哲课题组，2019；陈冬梅等，2020；陈剑等，2020；戚聿东和肖旭，2020，吴非等，2021），本文采用通过爬虫技术获取了上市公司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关于数字化的详细描述，通过逐条人工阅读方式排除歧义确保信息的准确无误，删除包含公司的股东、客户、供应商、公司高管简介等无效文本内容，同时排除词根存在“没”“无”“不”等否定词前缀的表述情形，在此基础上统计数字化转型相关词汇出现的次数作为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度量指标 ³。本文使用转型规模（关键词词频加1的对数值）和转型强度（关键词词频占总字数的比重）作为度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变量。

基于现有研究的成熟做法，本文通过证监会指定的上市企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网”整理获得全部A股上市企业年报文件，从上市企业年报中“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涉及“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词频统计角度来刻画其数字化转型程度，有充分的可行性和科学性。企业数字化转型这类特征信息更容易体现在企业具有总结和指导性质的年报中（吴非等，2021）。年报中的词汇用法能够折射出企业的战略特征和未来展望，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企业所推崇的经营理念及在这种理念指引下的发展路径。企业年报，是上市企业一年一度对其报告期内生产经营概况、财务业绩等核心信息进行披露的报告，是上市企业公布经营战略和信息披露的官方权威文件。企业年报承担着宣示企业战略，提升企业治理透明度，减少信息不对称性的重要任务，已经成为企业向利益相关者传递信息并进行有效沟通的主要媒介渠道。企业通过将重大事项和发展战略通过年报及时对外披露，能够有效缓解内外部信息不对称程度。因此，选取上市企业年报作为评估企业战略转型行为的信息媒介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和准确性（张叶青等，2022）。

中国社会的宗族家谱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⁴。家谱是以记载姓氏起源、世系源流、血缘关系、人物典故为中心的历史典籍，是宗族繁衍迁移、发展传承的重要见证和文献记录，也是宗族文化传承延续和传播扩散的重要历史档案和文字载体（Peng，2004）。中国的家谱一般都包含有家规族训，是种类繁多、内容丰富、记事详备的独特史料，通过“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的形式绵延传承，对维系宗族权威、促进宗族关系的巩固延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参考现有研究（Zhang，2020；刘冲等，2021；潘越等，2019b），在宗族文化的度量方面，本文从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家谱总目》手工整理并获取了清朝至1990年各地区的族谱数据，在此基础上整理各个地区的族谱卷数，并结合通过各省的人口数量构建地区层面宗族文化指标，获得当地每万人拥有的族谱数量。数据显示，以2018年为例，浙江（2.80）、湖南（1.62）、江西（1.20）、江苏（0.80）、福建（0.79）、安徽（0.59）、湖北（0.40）、上海（0.27）、广东（0.27）、重庆（0.15）分别位列地区族谱密度前10位 ⁵，这意味着宗族文化浓厚地区更多集中于中国南方和东部地区，和现有研究发现中国宗族文化其分布呈现出“南盛于北、东强于西”的发现保持一致(潘越等, 2019b)。本文进一步控制了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盈利能力、负债水平、两职合一、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市场化程度、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外资水平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上市企业财务数据来自于国泰安数据库，市场化程度来自于樊纲指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外资水平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以第一代iPhone苹果手机于2007年上市为标志事件开启了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化技术新纪元，为了准确识别企业数字化转型情况，本文选取A股上市企业2008—2021年数据，本文进一步剔除了金融业，以及由于财务状况或经营状况出现异常而被特别处理的企业，最终得到2947家企业，25174个观测样本。

（二）模型与估计策略

参考现有研究做法，本文构造多元回归模型，具体回归方程设定如模型1和模型2所示。模型1考察了地区宗族文化（Clan）对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的直接影响，模型2从 “政府持股”“境外投资者”的研究情境（Moderator）出发，考察了利益相关者对地区宗族文化（Clan）对企业数字化转型（Digit）的影响差异。模型中进一步控制了包括企业规模、企业年龄等控制变量（Firm control）,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文中分别控制了行业（Industry） 和年份（Year）等相关因素对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宏观影响，ε为随机扰动项。本文按照1%与99%的水平对变量进行了缩尾处理（Winsorize），来控制异常值对模型分析的影响。

（三）主要变量的描述统计

表2报告了变量的描述统计结果。样本企业所在地区的宗族文化的均值（标准差）为0.65（0.84），表明中国不同地区的宗族文化氛围呈现显著不同，而样本企业数字化转型规模均值（标准差）为0.92（1.15），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均值（标准差）为0.44（1.10），表明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差异程度很大。宗族文化分别与企业数字化的转型规模、转型强度负相关，表明不同地区宗族文化可能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一个抑制因素，为了验证二者之间的关系，本文将通过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和相关统计学方法，排除其他可能的替代解释。

四、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一）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

表3报告了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第1列和第4列在没有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第1列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规模的影响系数为−0.040，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对应的第4列中，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的影响系数为−0.037，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初步表明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第2列和第5列中，在加入企业和地区宏观层面控制变量后，宗族文化对转型规模和转型强度的影响保持稳定。第3列和第6列中，在加入企业、地区宏观层面以及行业、年份控制因素后，第3列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规模的影响系数为−0.066，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对应的第6列中，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的影响系数为−0.040，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基于以上结果可以发现，在控制了一系列企业和地区宏观因素影响后，在地区宗族文化氛围浓厚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了更低的数字化转型水平，回归结果表明宗族文化对当地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了显著的抑制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假设1得到了支持，这意味着宗族文化下释放的资源效应可能不是主要影响因素，而宗族文化影响下的思想意识和宗法观念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了更显著的抑制效应。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移动物联网等数字科技的蓬勃发展，企业数字化转型内涵和种类也在不断丰富，为了打开宗族文化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黑箱”，本文从转型速度 ⁸、转型多样性 ⁹等角度考察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结构的影响。

在保留进行数字化转型的样本企业情况下，表4报告了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动态结构的影响。第1列中，宗族文化对转型速度的影响系数为−0.615，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在宗族文化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了更低的数字化转型速度。第2列中，宗族文化对转型多样性的影响系数为−0.016，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在宗族文化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内容更为单一。

参考现有研究（吴非等，2021），本文进一步将数字化转型内容划分为“技术开发” ¹⁰与“技术应用” ¹¹，一般认为技术开发一般周期长，风险高，而技术应用则风险相对可控。结果显示，在表4第3列中，宗族文化对技术开发规模 ¹²的影响系数为−0.090，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而与之对应的第4列，宗族文化对技术应用（规模）的影响系数不显著，表明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效应主要体现在限制“技术开发”类的投资项目。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技术开发周期长，风险大，而宗族文化影响更大地区企业更多选择风险小和见效快的技术应用类数字化过程。

（二）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作用：传导机制

宗族文化强调以血缘和地缘为主要纽带的社会认同结构，其形成的以宗族为边界的熟人网络和“短半径”特征模式，与数字经济时代强调的突破原有边界、万物互联模式形成鲜明对照。从这个意义上看，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可能从影响治理结构、保留本土意识、规避变革风险等途径抑制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本文借助于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学科机制变量检验方法，构建影响机制传导模型来考察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渠道。

首先，参考现有研究 (Tan等, 2021)，本文选取董事会成员姓氏的集中程度 ¹³作为宗族文化影响下姓氏关系和亲缘纽带形成的圈层结构的度量指标，表5第1列显示，在宗族文化更加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了姓氏集中为特征的董事会治理结构。由此可以看出，宗族文化强化了当地企业在治理结构以姓氏作为主要宗族联系纽带的差序格局特征。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往往需要多样性的社会资本投入，以姓氏集中为特征的专有圈层网络往往无法满足数字化过程的变革需求，表现为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效应。

其次，有海外学习和海外工作经历的高管在给公司引入更多新知识和技术的同时，也带来了潜在观念冲突和认知更新效应，从而更有可能对公司发展战略产生持续改造和修正作用(Luo等, 2021)。表5第2列显示从国际人才引进角度考察了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本文选取有海外学习和海外工作经历的董事数量作为企业人才国际化的度量指标，表5第2列显示，在宗族文化更加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了更低的用人国际化意愿。究其原因，一方面，引进海外工作经历人才在给企业带来数字化转型的新鲜资讯、专业知识和技术引进，也从文化层面为企业带来文化重塑效应，形成了区别于宗族文化所强调的乡土意识和本土人才作为主要联系纽带的新型结构。另一方面，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往往需要企业建立更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多元要素投入，而传统模式下以地域特色和本土特征为基础的人才构成模式已经无法满足企业在数字化转型过程对人力资本要素的需求，从而表现为地区宗族文化出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抑制效应。

最后，创新活动在给企业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往往伴随着高风险性和不确定性。表5第3列从风险偏好考察了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本文选取创新投入作为企业风险偏好的度量指标 ¹⁴，表5第3列显示，在宗族文化更加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了更低的创新投入水平。宗族文化强化了企业风险规避的发展路径进而影响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创新投入是包括企业数字化投资转型的重要保障，但另一方面，创新投入周期长风险高，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宗族文化更加浓厚的地区，当地企业表现出更低的创新投入水平，而有限的创新投入水平制约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基于影响机制的分析表明，位于宗族文化越浓厚地区的企业表现出以姓氏集中为特征的圈层治理结构、更低的人才国际化意愿和相对保守的创新投入，这表明宗族文化通过强化差序格局、保留本土意识、规避变革风险等途径抑制了企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

（三）基于“国家权力下沉”和“跨国文化交流”情境的考察

现代国家体系和对外开放构成了中国宗族文化发展演进的重要情境因素。本文进一步选取企业的国有股东、境外投资者作为现代公司治理机制下国家观念和域外文化是否缓解了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本文从国有股东、境外投资者考察不同股东治理结构作为情境因素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关系的影响差异。

（四）国有股东背景

表6第1列中，“宗族文化×国有股东”对转型规模的影响系数为0.027，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国有股东背景发挥了缓冲了地区宗族文化抑制企业数字化转型规模的作用。第4列结果显示，“宗族文化×国有股东”对转型强度的系数为0.044，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国有股东背景的存在减弱了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的抑制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假设2得到支持。

（五）境外投资者背景

第2列和第5列中，“宗族文化×境外投资者”对转型规模的系数为正但不显著，即没有证据表明境外投资者缓冲了地区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的抑制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假设3未获支持。导致境外投资者调节效应不显著的一个原因可能是外资股东在中国上市公司持股时间相对较短，持股比例也相对较小，可能导致其潜在效应还有待进一步观察。

第3列和第6列的全模型中，交互项“宗族文化×国有股东”和“宗族文化×境外投资者”的结果保持稳定，结合系数差异的检验表明，第3列“宗族文化×国有股东”对数字化“宗族文化×境外投资者”的系数差异在5%的水平上显著（F值为3.21），第6列“宗族文化×国有股东”“宗族文化×境外投资者”的系数差异在5%的水平上显著（F值为11.99），表明在缓解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方面，国有股东的作用显著高于境外投资者。综合以上分析表明，相对于域外文化，国家力量发挥了对宗族文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关系产生了更加显著的作用。

五、拓展性分析：宗族文化背景下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率的影响

以工业互联网和智能制造为代表的数字经济新模式、新业态不断孕育兴起，数字化正发挥着巨大的基础资源和创新引擎作用。但在另一方面，自索洛1987年提出著名的信息技术“生产率悖论”（IT投资和生产率提高或公司绩效改善之间缺乏显著联系的现象）以来，有关信息技术与生产率的研究与争论持续不断。企业利用新一代数字技术提高企业生产率的过程往往不是一蹴而就的，伴随而来的是包括人才在内等资源匹配和约束挑战问题。数字化技术的引入和使用离不开高技能员工的全方位参与，人力资本投入被认为是影响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原因（何小钢等，2019），通过人力管理实践和高技能劳动力可以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重要支撑作用。而宗族文化影响下建立的熟人网络限制了企业在更大范围内优化和选择适合企业数字化转型所需人才，由此带来的“讲关系”“论圈子”等隐性契约模式和任人唯亲风格、保守排外的地域传统制约了企业在数字化转型与人力资本之间的相互匹配，使得数字化成果向提升生产率的转换过程面临的更大的人才约束，从而降低了企业数字化成果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其次，在多技术开发路径面前，受宗族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小富即安”的传统预期，使得企业更有可能趋向固守传统领域项目，从而可能失去通过进入新经济赛道带来企业生产率指数级增长的发展机会。从这个意义上看，宗族文化更有可能减弱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生产率的提升效果。

本文进一步研究将宗族文化作为情境因素影响下，数字化转型成果对企业生产率产生的经济后果。参考现有研究（何小钢等，2019），本文计算了基于LP和OP方法的下一期生产率指标，表7第1列显示，“宗族文化×转型规模”对企业LP方法的影响系数为−0.016，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7第2列显示，“宗族文化×转型强度”对企业LP方法的影响系数为−0.013，也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7第3列基于OP方法生产率的分析显示，“宗族文化×转型规模”对企业OP方法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为−0.007，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在表7第4列中显示，“宗族文化×转型强度”对企业OP方法生产率的影响系数为−0.009，也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研究结果显示，宗族文化降低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生产率的促进作用。

六、稳健性检验

（一）内生性问题

宗族文化与企业数字化转型之间统计上的显著关系可能源自未观测到遗漏变量的作用。本文采用企业迁址作为外生冲击事件，获取发生跨省迁址事件企业样本515个，其中迁址前的316样本做控制组，迁址后199个样本做处理组（如表8所示），回归结果显示，本文的主要结论保持稳定。

（二）其他宏观文化因素的影响

除了影响深远的宗族文化外，还有很多独特的文化传统有可能对企业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本文采用上市公司100公里半径范围内孔庙数量度量以孔孟之道为代表的儒家文化的影响，同时采用上市公司100公里半径范围内寺庙数量测量地区宗教文化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本文控制了儒家文化、宗教文化的影响，如表9第1列和第2列所示，在控制了其他地区宏观文化变量因素的情况下本文结论保持不变。考虑到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当地民族文化也可能对本文结果产生潜在的影响，在表9的第3列和第4列本文进一步排除了新疆、宁夏、西藏、广西和内蒙古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企业样本后，主要结论保持不变。

七、研究发现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强调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也指出：“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 ¹⁵。从农业经济到工业经济，再到数字经济，人类社会经济形态的每一次转型都伴随着生产关系和要素结构的调整重塑，使得原本看似合理传统模式和交易模式出现了新的变革需求。开放、兼容和共享是数字化的核心精髓，数字经济时代下提倡的万物互联、突破原有边界、去中心化理念与传统宗族文化固守的差序格局下的强调圈子、圈层关系形成了鲜明对照。

本文研究表明，宗族文化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综合效果既非现有理论预期的“融合促进”，也非完全意义上的“碰撞冲突”，而是处于磨合适应的过程，“国家权力”背景下现代公司治理机制对这一进程发挥了重要影响。本文的分析不但为研究新兴经济体转型问题提供了一个独特制度视角，也可以为完善现有数字经济的政策体系提供有益启示。

（二）启示

第一，相关部门在解决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问题过程中，不仅需要着眼于来自资金、设备等有形门槛，更需要重视推动人们传统观念的价值体系和行为习惯的变革。具体而言，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推动以“开放、兼容和共享”为核心的新发展理念成为文化创新建设的重点，为数字经济发展和企业数字化转型培育良好的文化基础和社会氛围，实现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的和谐共生。政府可以通过加大国民的数字科学教育力度，加强“数字观念”和“信息意识”，积极吸收其他国家优秀文明成果推动对传统文化的改造和治理变革，具体而言，通过开展多领域多层次的信息知识教育，普及“开放、包容、民主、与时俱进”的市场精神，推动传统思想和现代数字文明理念的相互借鉴融合。

第二，推进公司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实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具体而言，企业可以通过科学优化高管团队来源构成，加大海外引智力度，提升研发创新投入等措施夯实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公司治理的微观基础，以更加积极包容的市场合作理念应对数字经济的挑战，在接受不同地区、行业、人群之间的观念多样性和习惯差异性基础上开发数字机遇，秉承开放包容的胸襟和态度促进信息交流，在保障知识产权和信息安全情况下推动跨地区、跨行业的数据开放共享，推动数字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1宗族和家族是存在显著区别的，家族可以是一个家庭，但宗族是同一个姓氏构成，往往由多个家族组成，成员众多，历史悠久，呈现出先有家族，后有宗族的演变过程。感谢审稿专家就此处提出的宝贵建议。

2参见唐代诗人白居易就曾描绘了中国传统乡村社会聚族而居的景象：“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白居易诗选, 1963)。

3参见现有研究的成熟做法，本文选用的具体词汇包括：（1）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商业智能、图像理解、投资决策辅助系统、智能数据分析、智能机器人、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语义搜索、生物识别技术、人脸识别、语音识别、身份验证、自动驾驶、自然语言处理。（2）大数据技术：大数据、算力、数据化、信息资产、数据中心、海量数据、数据挖掘、文本挖掘、数据可视化、异构数据、征信、增强现实、混合现实、虚拟现实。（3）云计算技术：云计算、流计算、图计算、内存计算、多方安全计算、类脑计算、绿色计算、认知计算、融合架构、亿级并发、EB级存储、物联网、信息物理系统。（4）区块链技术：区块链、数字货币、分布式计算、差分隐私技术、智能金融合约。（5）数字技术的应用：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移动互联、互联网医疗、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第三方支付、NFC支付、智能能源、B2B、B2C、C2B、C2C、O2O、网联、智能穿戴、智慧农业、智能交通、智能医疗、智能客服、智能家居、智能投顾、智能文旅、智能环保、智能电网、智能营销、数字营销、无人零售、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金融科技、量化金融、开放银行。

4清代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曾说过：“夫家有谱、州有志、国有史，其义一也”，强调了族谱与国史、地方志同等重要的地位。

5数字单位：部 / 每百万人。

6为了系数展示的方便，本文将该变量乘以1000加以处理。

7根据国家统计局《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高技术行业包括医药制造业；铁路、船舶、航空航天和其它运输设备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文教、工美、体育和娱乐用品制造业。

8同时参考现有研究，转型速度采用当年累计的数字化转型词频数量除以数字化转型累计年份获得，例如企业年报第1年的数字化词频为30次，第2年的数字化词频为20次，第3年的数字化词频为10次，则第1年、第2年和第3年数字化转型速度的分别为30/1=30，(30+20)/2=25，(30+20+10)/3=20。

9同时参考现有研究(Tan等, 2021),企业转型多样性采用（1-赫芬达尔指数）获得。企业数字化转型的赫芬达尔指数通过$ \sum _{i=1}^{n}{\left[\frac{{Num}_{i}}{\sum _{i=1}^{n}{Num}_{i}}\right]}^{2} $计算获得，Num为具体项目词频数量，例如企业在当年的数字化转型词频统计为总词频14，具体内容包括“人工智能”3次，“移动互联”5次，“云计算”6次，则赫芬达尔指数为(3/14)²+(5/14)²+(6/14)²=0.357。

10参考现有研究的标准做法，技术开发包括人工智能技术：人工智能、商业智能、图像理解、投资决策辅助系统、智能数据分析、智能机器人、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语义搜索、生物识别技术、人脸识别、语音识别、身份验证、自动驾驶、自然语言处理；大数据技术：大数据、数据挖掘、文本挖掘、数据可视化、异构数据、征信、增强现实、混合现实、虚拟现实；云计算技术：云计算、流计算、图计算、内存计算、多方安全计算、类脑计算、绿色计算、认知计算、融合架构、亿级并发、EB级存储、物联网、信息物理系统；区块链、数字货币、分布式计算、差分隐私技术、智能金融合约。

11参考现有研究的标准做法，技术应用包括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移动互联、互联网医疗、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第三方支付、NFC支付、智能能源、B2B、B2C、C2B、C2C、O2O、网联、智能穿戴、智慧农业、智能交通、智能医疗、智能客服、智能家居、智能投顾、智能文旅、智能环保、智能电网、智能营销、数字营销、无人零售、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金融科技、量化金融、开放银行。

12采用技术应用（强度）作为被解释变量获得的结论和表4中采用技术应用（规模）保持一致。

13本文借助计算董事会姓氏集中度HHI的方法为公司董事会不同姓氏所占比例的平方和，例如一个上市公司有10名董事，其中姓陈董事3名，姓王董事2名，姓张董事5名，则公司姓氏集中度为 (0.3)²+(0.2)²+(0.5)²=0.38，该指标越大，代表公司董事会成员的姓氏越集中。

14表5采用创新投入值加1取对数来衡量创新投入水平，本文采用创新投入占销售的比重带入回归表格做稳健性检验，结果显示结论依然保持稳定。

15引自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在山东曲阜考察时的讲话，新华网，来源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3-11/26/c_118301221.htm?wm=bookwap00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