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产生问题的根源

当中国的管理学术研究取得长足进步，刊发在西方一流甚至顶级学术期刊的文章越来越多，正逐步与西方主流学术研究标准“接轨”时，我们却发现中国的管理学术研究与我们的管理实践实务日益割裂，甚至几乎完全背离。看似繁荣的中国管理学术研究与恢弘蓬勃的中国管理实践实务不相匹配，这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为何中国管理学术研究与中国管理实践实务的脱节日益严重？这一脱节似乎比西方更为严重，其危害性也更甚。为何产生这种情况？

随着环境的日趋复杂，管理研究与实践的差距越来越大。不仅仅在国际学界（例如，Pullins等，2017；Shapiro等，2007），很多学者发现理论与实践的割裂越来越大。国内的学术研究也是如此。罗纪宁（2010）认为，中国管理学界理论研究滞后于企业管理实践的现象越来越明显，这一现象一直未得到改善。在数字化经济时代，企业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数字化、智能化、万物互联化等极大地改变了管理实践。我们会发现，现在出现越来越多的跨界颠覆者、整合者，如滴滴、小米等。企业的竞争对手也越来越不可测，跨界、融合、共生等成为组织寻求生存发展的新方向。而恰恰在这一时点上，理论界关注实践中出现的巨变远远不够，少有相关研究直面实践界切身感受的痛点。Banks等（2016）做了一个扎根调查，调研了828个学术研究者与939个实践者（包括政府工作人员与企业人员），部分调查问题是让其阐述实践对管理研究及管理研究对实践的影响。他们发现，实践者与研究者存在很大差异，他们在知识创造与转移上效果也较低。在中国，部分学者与实践者开始注意到“学术研究与管理实践实务的脱节”，并致力于开展与实践相关的管理模式研究，如以陈春花、徐少春等为代表的管理研究者与实践者成立了“中国管理模式50人+论坛”，学者与实践者一起探讨“中国企业的管理模式背后的中国文化、中国哲学，共同探讨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世界贡献管理思想”。

管理领域的“知”代表抽象理论与研究，“行”代表具体实践与实务。此二者合一，一方面指管理理论的构建与发展，既根源于管理实践的丰厚经验，又能为未来新的管理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与启发；另一方面，管理实践既为管理理论的构建与发展提供良好的种子与土壤，又能从管理理论中获得启示与借鉴。管理领域的“知行合一”，就是从实践上升成为理论（“顶天”为目的），再从理论落地指导实践（“立地”为目的），以此达到“有实践基础的管理研究”（“立地”为手段）与“有理论基础的管理实践”（“顶天”为手段），双方相互促进与有机统一。然而，管理领域的“知行合一”在学术界与企业界都相当稀少，原本看似统一的两面变成对立的双方，成了组织管理的最大悖论，也是最大痛点。这又引起我们进一步深思：为何管理领域的“知行合一”如此之难？这一难度似乎比西方更高，其危害性也更甚。为何产生这种情况？本文即旨在解答以上两大问题，并探讨走出两大困境的路径。

（一）“仅知不行”的问题

任何理论的研究均应以理论的实践运用为最终依归。实践性极强的管理学术研究更应如此，正如Van de Ven（1989）所述“管理学术研究的主要使命是为管理的实践做出贡献”。Tushman和O’ReillyⅢ（2007）也指出“‘知识的创造……是为实践者服务’应该成为我们这一行当中‘负责任的教师和研究者’的中心任务”。我们面临的尴尬现状却是管理学术研究与管理实践实务之间，横亘着巨大鸿沟（Bartunek和Rynes，2014；Cascio和Aguinis，2008），这一鸿沟由来已久，早就是老生常谈的问题（Hambrick，1994；Tsui，2013），也饱受各方诟病。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裂痕越来越大，而不是相反（Banks等，2016）。部分西方学者甚至认为“管理研究者所做的大部分工作完全未能与管理实践者发生共振”（Bansal等，2012）。言下之意，大部分管理学术研究成果与管理实践实务并不相关。针对这样的现实，少数具有反省意识的西方管理学者对此开始深刻反思，提出了他们的解决问题的方向（例如，Aguinis等，2014；Banks等，2016）。

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之间产生鸿沟的原因，不同学者有不同看法。最早的一个主流观点是，实践者对于学术研究的“接近性”（accessibility）不够，因而学术观点不易被实践者发现和采用（Donham，1922）。在20世纪70年代，管理学者做了一项调查，发现有效沟通的缺乏与专业术语差别是管理研究与实践相去甚远的主要原因（Duncan，1974）。实践者深陷学术领域中的“行话”沼泽地，这也造成理论与实践越发处于割裂的状态。这一专业术语的差别导致的理论与实践割裂直到21世纪初也没得到改善（Brennan和Ankers，2004），语言依旧是管理者与实践者之间的最大障碍。很多研究也指出，当学者尝试用智慧、术语逻辑去说服同行时，很多时候，外部实践者几乎很难理解学者在表达什么，这使得学术圈呈现一种“自娱自乐”的状态。虽然学术界可能有不少能为实践带来进步的奇妙思想与想法，但学者与实践者之间尚未建立有效的沟通渠道，使得学者无法将学术语言转化为实践语言（Roux等，2006）。

在知识转移上，研究者已发现，在顶级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并不能直接有效的被实践者获取，因而，整体上缺乏一个知识转移的基础架构来解决实践—理论相关性问题进而有效的链接实践者与学者。管理研究还存在一个知识产生范式的倾向，即知识的创造与呈现形式倾向于自然科学中的传统及实证模型（Kieser等，2015）。这种模型在认识论上并不能有效解决社科领域的现实问题，这也导致了管理研究中缺乏实践相关性。更有学者提出Mode 2范式，认为理论与实践相关性的问题不仅是知识转移的问题，也是知识创造的问题（Gibbons等，1994）。Mode 2的提倡者认为，Mode 1（即强调知识的创造在学科内什么是基础、什么是应用，并对此进行严格区分）使得很多研究都在处理“不适当”（wrong）的问题，它们的研究只在特定的学术群体内部传播，并没有解决真正的社会问题。管理研究实践性的缺乏也正是由于各学术群体“闭门造车、自娱自乐”，而不是由多元群体，包括大学、科研机构、企业、政府等通力合作共同创造。换言之，Mode 1是封闭式的研究路径，而我们恰恰需要开放式的研究路径。这就是Mode 2的优势所在。Mode 2是“交互性的、问题导向的知识创造”，它的提出使得政府、研究机构有更多的干预措施去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整合。总之，Mode 2暗含“知行合一”的基本思路。

同时，商学院的定位导致了理论与实践的割裂。现在不少商学院将重心放在科学及严苛的学术评价标准上，它们为了科学严谨性、学院排名甚至牺牲了严苛性（Kieser等，2015）。这也表现在商学院对教职的招募上，其更多的招聘那些具有统计学与数据基础的甚至几乎没有成功实践经历的年轻研究者。这也造成很多商科老师空有学术研究实力而缺少发现、解决商业实践困惑的能力。而在学术评价体系上的问题也增强了实践与理论的差距，很多学校都建立相关的学术评价标准，而这些标准中往往并不看重那些偏重实践类或传播类期刊，这造成很多学者认为在这些期刊上发文章会损害其“学术声誉”（academic reputation）。

此外，有研究提出，理论与实践实则处于两种不同类型的世界、不同的“社会场域”，理论家与实践者在思维方式、价值观等上存在较大区别（Fergusson，1966），他们也受到各自场域中的规则或逻辑的约束。因而，由于认识论、思维方式、理论与方法的不同（例如，Splitter和Seidl，2011），这使得“理论知识”与“实践知识”也有很大不同，造成理论与实践产生巨大鸿沟。

总结起来大体有以下三种原因。第一，理论与实践的鸿沟是由知识转移问题造成（Bartunek和Rynes，2010；Van de Ven和Johnson，2006），也即理论研究的知识成果在转化为指导实践的知识应用过程中存在知识转化的失真或者歪曲，从而导致理论与实践无法有效衔接贯通起来；第二，管理知识的理论及其实践，是两种不同的又相互补充的知识类型（Kieser和Leiner，2009；Van de Ven和Johnson，2006），所以理想的状态是，理论知识发展之后应该传导到实践领域，实践领域又为理论知识提供实践反馈和边界条件，但是问题在于在各自场域形成的两类知识很难相互沟通与相互促进；第三，理论与实践之间割裂的问题，是一个知识产生范式的问题，不同范式来自各自独立隔离的两个体系（Van de Ven和Johnson，2006）。管理学者创建的理论性学术知识，要么对实践者无用，要么实践者不感兴趣，而实践者则根据实际需要发展自己的实践性实务知识，也不会顾及学术理论上的建树。因此，席酉民和张晓军（2017）认为，由于管理实践本身的复杂性和整体性，以及管理实践与管理学研究遵循不同逻辑之间的悖论，使得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存在不可避免的巨大差距。陈春花（2017）也认为，管理学本身内在痛点导致研究与实践的鸿沟。

（二）“行仍需知”的问题

管理学术研究囿于自身的问题（即“自娱自乐”），未能为管理实践提供及时、有益的指导。这是管理学者集体面临的尴尬现状。但是，另一方面，管理实践的发展，尤其是在像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的蓬勃发展却急需有效的管理理论的帮助和引导。

在我们访谈和接触的众多企业家及各层级管理者当中，绝大多数对管理新知求知若渴。级别越高的管理者对于管理知识的渴求越发强烈。有的企业家如数家珍地向我们介绍他所了解的西方主流管理学家及其代表理论，有的则向传统儒家道家经典寻找对管理的启迪，更有企业家和高管将自己企业的管理实践总结成为“通俗理论”（folk theory）。然而，企业家迫切且旺盛的需求并未从管理学者那里获得应有的回应。这或许是因为把深入研究管理实践当作真正志业的管理学者寥寥无几，管理学界大部分研究成果也就少有企业家问津了。管理学者们煞费苦心炮制的“所谓”研究结果（未有深刻的创新洞见），除了用于职称晋升，抬高院系排名，几乎再无其他用途，似乎这些费尽学者心力的产物，其意义仅止于此。对致力将研究与实践融为一体的少数学者而言，研究与实践的巨大鸿沟及内在痛点则类似个人的“精神分裂”（陈威如，2017）。此外，西方主导的国际管理学研究也给中国管理学研究带来了许多问题，这就召唤中国本土管理研究（李平，2010，2013）。伴随中国的崛起与复兴，中国的组织管理实践一定会在未来一段时期迎来更加磅礴的发展，也一定需要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管理学理论的指导。概括言之，任何社会实践均需要一定理论的指导。宏大的、成功的实践，更必然有与之相应的正确的理论的指引与作用。中国企业组织的管理实践呼唤理论的回归及指引。为此，不少学者认为，解决研究实践悖论的唯一方向就是回归实践，以此寻得“真问题”（例如，陈春花，2017）。

综上所述，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日益割裂，首先反映了两者内在的矛盾张力，构成了一个核心悖论。但是，将两者几乎完全对立并隔离的趋势与范式，却是最近几十年管理学术研究评价制度体系日益固化和僵化，学者受其裹挟而逐渐异化的综合后果。我们认为，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两者本身固有的差异性，不是构成理论与实践脱节的最主要原因。究其根本，管理学术评价体系的过度单一化与简单化的导向（Aguinis和Vandenberg，2014），及其对研究者个体的禁锢和钳制，才是导致管理的理论与管理的实践日益撕裂的罪魁祸首。管理领域的研究背离了学术研究的“初心”，这一初心即是要求学者践行“参与性学术研究”（engaged scholarship，Van de Ven，2007；Van de Ven和Jing，2012）。背离初心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主流管理学术界在事实上否定或忽视了管理学是一门介于纯理论与纯实践之间的“应用导向型”（professional）学科这一内涵。因此，我们必须回归管理学术研究的初心与本源，将管理学术研究牢牢定位为应用性研究（applied research），以区别于“纯学术导向型”（purely academic）学科的纯理论性研究（basic research）。

二、解决问题的出路

管理理论研究的最终目的与价值均在于对实践的影响和作用（即理论对实践的解读与指导，其中包含当前影响作用与未来影响作用；虽然时常不能提供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最终还是应该服务于实践）。面对理论实践悖论，理论研究应采取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弥合二者之间的鸿沟，管理学研究领域的“供给侧”也应当进行结构性改革。管理学研究领域的“供给侧”改革就是将理论研究与实践和现实的情境更好地统一起来，从而为管理实践“输出”更好的理论成果，管理学研究者担负起学人之责，更好彰显管理学研究的社会价值。

管理学自身的撕裂，也由来已久，争论不息。管理学研究，一方面被各种“范式”“主义”裹挟，面临“被带进沟里”的窘境，另一方面遭遇实践界的一致冷遇。这是管理学研究作为一门社会学科的“合法性”和“正当性”面临的严峻挑战。西方国家是现代管理学的发源地，对管理学“知行分离”觉察最早，各种批判和反思也最早进行。比如，在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理论中，实践视角的起源可以追溯至Wittgenstein（1958）和Heidegger（1962），在20世纪80年代引起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明显的“实践转向”（Vaara和Whittington，2012；Schatzki等，2001），其中的著名学者包括Foucault（1977）、Giddens（1984）和Bourdieu（1990）等。“实践转向”主要表现在实践性理论（practice theory）研究方面，提倡实践在构建社会现实（包括管理理论）中的核心角色（Nicolini，2012；陈春花和马胜辉，2017）。

（一）何以“知行合一”？

要对管理学术研究“供给侧”进行结构性改革，首当其冲的便是管理学术研究的范式及其评价体系。我们认为，管理学术研究影响力评价应该多元化，即评价的标准不仅仅局限于学术圈内，而更应考虑学术成果对于学术圈外的辐射和作用。对当前管理学术研究界主流的学术影响力评价方法进行反思，我们可以发现这一仅凭单一利益相关方的意见，且只采取唯一影响力评价测量方法的评估方法，是非常狭隘和片面的。理想的管理学术评价体系应该充分考虑实践界的反馈与意见，而理想的管理学术成果应该是在实践与理论之间达成一个全面而动态的平衡，并非以牺牲实践或理论某一方面为代价（Van de Ven和Johnson，2006）。管理的实践与理论的携手合作可以有效弥合理论与实践的巨大隔阂，具有极大的知识创造潜力（Banks等，2016）。理论与实践原本可视作管理学术研究的一体两面，但长久以来，这两面却被人为地分离。要使管理更好发挥其作为社会组织中的“功能器官”，促进社会进步，激发人的善意与潜能的作用（Drucker，1942，1995），管理的实践与管理的理论就应该合一，换句话说，管理的实践与管理的理论原本不二。这也正是席酉民和张晓军（2017）所说的“有实践的理论和有理论的实践”，也是陈春花（2017）所推荐的“两出两进”路径。不过，理论研究与实践实务悖论中的内在张力也不容忽视。正如明茨伯格（Mintzberg和Gosling，2002）曾形象描绘的那样，“我们可以把管理教育比作在高山上的山脊上行走，四周冰雪皑皑。山脊的这一边是万丈悬崖，这是与世无补的学究式研究。我们不想掉进那里面去。山脊的那一边是直落而下的陡峭山坡，这是庸常的实际操作……如果你要想走好这条道路，唯一可以停留的地方就是这条山脊，这是管理教育和管理发展汇合的地方，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地方。这不是一条容易走的路，你需要时时小心翼翼。但它同时也令人心旷神怡，因为未来更好的管理就在前面”。明茨伯格同时明确指出，跨界管理最为重要，但充满矛盾；“所有的这些矛盾加起来，我们好像在一条飘忽不定的钢丝绳上行走。但这些矛盾正是现实中日常管理工作中的矛盾，我们必须面临的矛盾。我们必须以一种全新的眼光来看待这些矛盾”。

在处理理论与实践相关关系基础上，西方管理理论界曾经支持知识创造的Mode 2（相对于Mode 1提出），认为Mode 1一般是“学科内部”的，仅遵循传统的严谨科学范式，其研究目标甚至是为了创造知识而研究，因而与实践的割裂度较大。Mode 2是“跨多学科”的，它以“知识在基础和应用、理论和实践中往返流动”为主要特征（Gibbons等，1994）。Mode 2模式极度关心“交互性的、问题导向的知识创造”（Grey，2001），它希望提出相关的系统性方法解决知识的社会化生产，以及学术与实践之间的差异。Mode 2的提法中暗含“知行合一”“理论实践相融”，这与本文的思想有较大一致性。实践界与理论界需携手合作，学者与企业家、学者之间、企业家之间都需展开积极的对话与交互。

对于悖论或矛盾，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思想提供了独特的解决方案（李平，2010，2013）。我们主张将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视为阴阳对立又相互统一的有机体，两者可以做到合一，甚至不二。需要强调的是，阴阳视角不同于人们熟悉的西方辩证思维（李平，2010，2013）。管理研究中不能将理论与实践视为“非此即彼”的东西，理论与实践可以做到合一、共生。阴阳理论认为，任何事物均可以用阴阳来划分，阴阳的矛盾势力是事物所固有的。古人善以阴阳来解释事物发展的规律，认为万事万物都由相互冲突而又互补的元素即“阴”和“阳”组成。阴阳之间对立制约，也互根互用。世间万物均在阴阳平衡中“即中和或适度时，达到真善美；世间万物也在阴阳失衡时表现为假恶丑”。管理中的阴阳思想早已受到学者关注，连著名管理大师亨利•明兹伯格也认为管理中存在阴阳（明茨伯格，2003；Lewis，2000）。管理研究中存在的很多“二元性”或悖论如集权与分权、探索性创新与利用性创新、分工与协作等，这些都极似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阴阳平衡思维。

阴阳视角可以用来指导管理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基于阴阳平衡，管理研究即认识、把握平衡，让管理研究在“实践”与“学术”的动态平衡中得到发展，阴阳视角对于处理管理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悖论也具有启示意义。阴阳平衡中，我们要注意到，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阳平衡不是压制矛盾对立面的紧张关系，而是用整合一体的方式对待矛盾并给出创造性的解决方案。“实践”与“学术”两者“一阳一阴之谓道”，启发我们根据具体情境需要来给出创新洞见来平衡实践与学术的关系。“理论与实践同时兼顾”的方法，就是看到了理论与实践二者之间的相克性，同时也看到重视二者的必要性，但忽视了两者的相生性；“理论与实践完全合一” 的方法，则是强调了二者之间的相生性，因为彼此有促进互补之处，所以可以合一而行，但忽视了两者的相克性。依据阴阳视角，管理悖论还有第三条路，即把以上两者适度融合（针对其相生性），并且适度分离（针对其相克性），视具体情境需要可强调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也可强调后者为主（前者为辅）。这是阴阳哲学为管理悖论提出的创新洞见。基于阴阳哲学，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背后认识论逻辑基础是“相生相克”（either-and）逻辑（Li，2016；李平，2013）。我们认为，管理理论与实践通过“阴阳转换、阴阳消长”可以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阴阳平衡原理正是我们可以实现“知行合一之道”的基础。

管理学术研究的根本使命是为社会组织管理的改进提供有效的启发与指导，其根本目的是追求学术研究对实践实务有益的影响力。总体而言，学术研究影响力有三个层面的内涵：一是做出纯学术的理论贡献；二是为教学提供素材；三是对实践具有启发与指导意义。这三者并非天然彼此独立分离，而常常是一体三面，可以相互融合与促进。只是具体到研究者个体，并不一定每人三者同时具备，可以是三者选其一或其二，或者三者均占。不过，即便三者同时具备的少数研究者，在三者具体比例上也各有侧重。比如德鲁克的影响力主要在于第三及第二个层面，而马奇的影响力则主要在第一和第二个层面。最理想的状态当然是三者兼顾，只是这对个体学者的要求很高，而且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还需要做到理论与实践、东方与西方这两大维度的融会贯通。

与个体研究者不同，对于整个管理学研究社区而言，以上三个层面则必须同时兼顾，缺一不可。尤其是作为一门“应用导向型”（professional）学科（如同工程学、医学和法律学，但区别于经济学或心理学）（汪潇等，2018），管理理论对管理实践的启发与指导是检验其学术研究成果不可或缺的标尺之一。如果一项管理学术研究成果与管理实践始终关联甚微，甚至毫无实践启发意义，此类学术研究便有内在的严重缺陷。管理学术界当前面临的最大窘境就在于第三个层面，对实践的启发与指导严重不足。

需要特别指出，学术与实践涉及学者与企业家两个不同的群体，两者的融合需要双方共同积极参与。最佳、最有效的融合进路，应该是学术界与实践界双方都不假设哪一方掌握前沿知识，而是双方彼此在理论或实践不同方面贡献互补的知识、经验、成果积累，搭配合作，共同探讨，将学术和实践两个视角融合在一起，形成共享的研究成果。这个成果既可以形成最佳学术理论，也可以转化为最佳实践指导，实现一石二鸟的效果。从以上视角理解“参与性学术研究”（engaged scholarship）（Van de Ven，2007；Van de Ven和Jing，2012），通常被学术界认为是理论联系实践的有效方式，例如管理咨询与案例研究，都不是真正的“参与性学术研究”。这是因为真正的“参与性学术研究”要求学术界与实践界双方密切合作，共同探索，如同探戈舞蹈一样，不应该是单独一方的努力，而应该是双方共同配合，形成双方参与的学术研究。因此，为企业提供咨询服务，指导实践，或者通过实地调查或行动式研究等案例研究方式，把企业最佳实践归纳总结上升成为理论框架，抑或是把学术成果用通俗语言传播给企业家，这些看似参与实践、面向实践的方式，都不是真正的“参与性学术研究”，反而反映出部分学者自以为是的“天真”与“傲慢”。总之，“参与性学术研究”应该被进一步理解为“共同参与性研究”（co-engaged research），这是对“学术研究”（scholarship）的重大升华。

此外，如果理论未能对实践产生即时影响，从功利主义角度看，可能会视为陷入庄子的“无用之用”陷阱。当然，“无用之用”中的“无用”就是“有用”。庄子认为，“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有用的东西反而容易消亡，无用的东西反而存活下来，无用亦是有用。其实，“有用之用”与“无用之用”都是以“用”的立场来观物、待物。庄子所期许的最高境界是不以“用”的眼光和立场观物，因为任何自然事物都不是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存在，其与人一样是自足、平等的，即“齐物论”中的“齐物”观点。然而，与自然界不同，管理属于人文社科领域，具有“知”与“行”二者同样重要的特征，二者可以也应该合一，形成良性循环。一方面，管理理论的构建与发展来源于实践又能为实践提供有益的指导与启发；另一方面，管理实践既为理论的构建与发展提供良好的种子与土壤，又能从理论中获得启示与借鉴。当然，理论的发展也有不同的路径，但实践相关性应该成为理论构建效果的重要评判标尺。

（二）德鲁克与马奇的启示

2003年，两位管理学者罗伦斯•普赛克与托马斯•戴文波特发布了一张全球200位管理大师的排行榜，然后问上榜的大师们一个问题：谁是你心目中的大师？结果显示，排在第一位的是“20世纪最伟大的管理思想家”彼得•德鲁克，排在第三位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赫伯特•西蒙，而排在第二位的正是詹姆斯•马奇。作为当代管理学领域的两位大师级人物，德鲁克和马奇恰好代表了两座异峰突起、双峰对峙的管理研究风格和路径。前者以实践导向的管理研究而获得了远超出学术圈的影响力，后者则凭借理论导向的管理学术研究，在管理学术的诸多领域取得了独领风骚的学术成果。诚然，任何优秀研究者的风格与路径都是无法完全成功复制的，但从杰出学者的风格与路径中、我们总能找到引发思考、值得借鉴学习的地方。优秀学者的榜样作用即在于此。总结并反思德鲁克和马奇两人各自的管理研究之路，或可为管理学术研究的“知行合一”之道，找到富有启迪的重要启示。

德鲁克是一位在管理实践与教学领域具有非凡影响力的大师，而马奇则是在管理理论研究方面有着卓越影响力的大师。虽然他们二人走的路径不同，但都各自在其侧重的具体管理领域创造了巨大影响。在这一点上，他们殊途同归。我们认为，最理想的状态是同时兼顾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融会贯通，相当于将德鲁克与马奇集于一身。虽然对于研究者个人而言，这几乎不太可能，但对于整个管理学术研究社区，这却是可能的，并且可能是必须的。因此，管理学术研究个体应该尽量努力兼顾理论与实践，因为这或许是管理学术研究的最佳路径；作为管理学术研究社区，理论与实践（包括教学）则必须相互紧密结合。

德鲁克在管理领域的影响力毋庸讳言，他的伟大成就更多的来源于他的管理思想对管理实践的巨大影响力。如果按照现行学术评价标准，绝少发表学术性论文的德鲁克，不太可能在商学院生存。然而，德鲁克凭借其对管理的深刻洞见取得了可能比其他任何“主流管理学者”更大的影响，尤其是对管理实践的独特影响。作为管理研究者的德鲁克，走的是实践导向的研究套路。他绝少发表完全符合当时主流学术研究标准和规范的论文，而是把自己对管理的长期深入思考和洞见，主要发表于《哈佛商业评论》（共37篇）以及自己的专著（共47本）。或许正是因为不受限于所谓管理学术研究范式，德鲁克才得以从更长的历史维度、更广的社会维度和更深的哲学及道德伦理维度，对作为社会重要“功能器官”的企业组织及其管理职能的研究达到了一个前无古人的高度。或许正是因为贯穿他漫长管理研究生涯的“密切联系实践”的主轴，才让他获得“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管理的本质，就是激发和释放每一个人的善意”等等充满睿智与思辨的深刻洞见。他开创的以实践为导向的MBA教育模式，后来被美国顶级商学院广泛采用。总之，德鲁克力主商学院应该采取应用型导向。

“德鲁克之路”启示我们，中国本土管理学研究可以选择“知行合一”之路（李平和杨政银，2017）。这两个领域只有“合一”，甚至“不二”，才能让管理领域成为社会的基本“功能器官”，也是促进整个社会发展进步的最佳模式。特别值得指出，德鲁克管理思想与王阳明心学具有高度暗合：德鲁克认为管理是激发人的潜力，王阳明则提倡“致良知”；德鲁克强调管理的实践性，王阳明则注重“知行合一”；德鲁克重视目标管理，尤其主张为顾客创造价值利益，王阳明思想则在近代日本被解读为“义利合一”（可参见“日本商业之父”涩泽荣一的《论语与算盘》一书）。

作为当今最具影响力的管理学大师的詹姆斯•马奇（James March），走的是与德鲁克截然相反的研究套路。如果说德鲁克是管理学研究的异类，一个另辟蹊径的“旁观者”，那么马奇就称得上是管理学术研究者中最正宗的“学院派”代表。马奇的研究从不以实践为“准绳”，也不以影响实践为诉求，他只专注于纯科学式的理性探索，把组织管理领域中纷繁复杂的现象，通过学术手段进行归纳和抽离，概念化、理论化，至于他所得出的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实践价值，在学术圈之外的影响如何，全然不放在他心上。他不止一次对笔者之一提到，如果他的研究成果恰好具有实践价值，这就是意外或额外收获，而不是基本目标。然而，有目共睹的是，马奇在他所涉猎的众多管理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影响和启发了无数的后来学者，当然也包括众多管理实践者。

马奇博学多才，曾经讲授的课程涉猎范围极广，包括组织心理学、行为经济学、领导力、计算机仿真、统计学等等。马奇的研究视野极为广阔且成就卓越，在组织、决策、组织学习、风险承担、信息过程等多个领域都有极深的造诣，而这也成就了马奇头上应有尽有的光环，包括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美国哲学学会会员、美国管理学院院士、美国公共管理学院院士、美国教育学院院士及海外一些研究院的院士等等。马奇同时还是18个不同国家和大学的荣誉博士。类似长期合作伙伴西蒙，马奇也是名副其实的多领域大师，被称为全能教授。

在管理领域，马奇的研究大多围绕现代组织及其决策过程进行。马奇与赫伯特•西蒙合著的《组织》、与理查德•西尔特合著的《企业行为理论》被公认为对组织管理理论作出开创性贡献。这两本书与西蒙的《管理行为》一并成为组织管理学的经典文献，也标志着组织管理学中卡内基—梅隆学派的创立。卡内基—梅隆学派的基本思想是：由于人和组织自身的限制，人们获得信息、加工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人们的理性选择也有局限性。因此，人们在组织设计和组织运作中发展起一系列应对措施，如满意原则、试错学习等，来应对“有限理性”的困境。这一分析为认识和解读各类组织现象提供了独特的视角，也成为马奇诸多思想的基础。然而，马奇最为独特的贡献却来自他对卡内基—梅隆学派另辟蹊径的发展，甚至包括对其进行根本性纠偏。用一句话概括马奇的学术生涯，最佳的答案是“学术界的堂吉诃德”。

与“德鲁克之路”不同的“马奇之路”也启示我们，中国本土管理学研究必须注重理论创新与贡献。虽然马奇不以指导管理实践为其研究目标，他的研究成果却能同时影响管理学术研究与管理实践。他认为，影响及指导管理实践（尤其是立竿见影的作用）不应是管理学术研究的主要目标，但如果具有这样的作用却是额外收获，也就是意外惊喜，应该给予更高的认同与奖励。换言之，马奇并不反对“知行合一”的结果，但也不把它当成基本目标。推而论之，他的潜台词就是学术研究真正做到位了，研究成果的实践价值可能就会呈现出来；做出具有实践“价值溢出”效应的学术研究，是学者更高层次的追求。当然，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要把学者的本分——学术研究做到极致。

（三）管理学术研究“知行合一”的反思

以上涉及的大多数都是有关“知行合一”积极正面作用的阐述，但“知行合一”也有其负面影响。首先，“知行合一”对于相当多数的学者，尤其是修炼不足的年轻学者，却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远大梦想。作为最高理想的“知行合一”，虽然对于整个管理学术研究社区不仅是必须的，也是可行的，但对于研究者个人而言，这几乎不太可能，或可能性不高。然而，我们则认为，对于单个个体学者极难的理想，可以由二位或多位风格互补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加以实现，因此此项理由不能成为管理学者逃避“知行合一”的借口。其次，“知行合一”有时会成为一把双刃剑，的确可能对重大创新不利。这是因为长期积累的丰富实践经验往往会对重大创新产生阻碍作用，因为实践所产生的惯性不利于突破性创新。我们往往看到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而经验丰富的老者常常瞻前顾后，难下决心。然而，我们则认为，对于单个个体经验丰富的老年学者极难的挑战，可以由年轻学者与老年学者搭配组成的研究团队加以克服，因此此项理由不能成为管理学者逃避“知行合一”的借口。再次，我们承认，不是所有学科的理论都必须“落地”变成实践，也不是所有学科的实践都必须“顶天”形成理论。例如，一些实践的总结变成非学术的“通俗理论”（folk theory）即可。然而，作为“应用导向型学科”的管理领域是一个独特的场域，内在要求“知行合一”。最后，我们认为“知行合一”的本质是一个悖论，因此需要采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平衡思维视角作为其最为本质的哲学基础（李平，2010，2013）。我们提倡学者力争方法严谨的研究路径，通过严格的检验程序呈现并推出与实践高度相关的研究。本文着重强调管理学术研究需要解决“真问题”，尤其是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问题，而这种导向能让管理研究注重社会现实问题。本文同时提倡管理研究注意科学性与严谨性，尤其需要避免纯实践或“通俗理论”的研究做法，因为这些方法有其天然的缺陷与弊端。因而，管理学研究其实需要学界与实践界一同参与，理论与实践恰当融合，科学与通俗并重，注重具有重大社会影响力贡献的研究。

（四）管理学术研究“知行合一”的阴阳平衡路径

儒家“十六字真言”后两句是“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管理学术群体作为一个整体，大概已经做到了“精一”研究管理的程度，我们各种学术研究范式、量化工具及细分领域的研究等，已经几乎把管理学术研究推向了碎片化的极致。管理学术研究应该守持的“中道”，却在学术群体一面备受挞伐，一面继续在因袭老路的喧嚣中，不断地溃退消殒。这样的学术研究生态迎来的结果，无外乎以下三种表现：一是管理学术表面上的“热闹与繁荣”；我们制造了汗牛充栋的论文，贡献了无数的“新鲜理论”，但对管理实践极少实质贡献；二是作为管理学术研究依归的管理实践界对管理学术理论研究成果充耳不闻，毫无兴致，因为从选题到结论均与管理实践无关；第三，有抱负的管理学术新人对于自己未来的学术生涯充满了茫然。或许还可以加上另外一个后果，那就是管理实践界的企业家、管理者实际上对于管理新知新论求知若渴，却苦于找不到解答他们在实践中面临困惑的有效理论。

就管理学术研究者而言，研究是本分，是职责，也是使命。研究的风格与路径，却需要根据每个研究者个体的天赋秉性、资源条件和环境氛围等来选取最有利于发挥自身潜能，实现自己研究价值的方式。德鲁克和马奇无疑为管理研究树立了两个绝佳的又截然不同的榜样。两位都是管理研究的大师与翘楚，都以管理研究的真知灼见取胜，但又有不同的侧重与导向，即“德鲁克之路”——实践导向的管理实务研究与“马奇之路”——理论导向的管理学术研究。他们两人对我们的管理学术研究的“转型升级”有何启示？应该说，单独选择他们两位之中的任何一位，对于作为一个社群的管理学术整体来说，均不可取，不是阴阳平衡的“中道”所在。此外，遵循他们两位中任何一位的道路也非易事，不会一帆风顺。走“德鲁克之路”，就是选择做学术圈的边缘人，如何保证自己能够先活下来？与此不同，走“马奇之路”，若非具有与之相当的天赋与学养积淀，如何能够在“象牙塔”里创造出那么极富洞见的理论？这两大挑战正是当前管理学术研究所面临的两大难题与痛点，既缺乏对于实践的指导意义（缺乏“立地”），又少有重大理论创新（缺乏“顶天”），而研究与实践脱节正是以上难题与痛点的深层原因。最后，“德鲁克之路”与“马奇之路”在管理学真知灼见方面殊途同归，为管理学术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提供了一个重大而独特的洞见，即两条道路不是彼此绝对分离的，而是可以融合，因此达到“顶天立地”的境界。

我们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管理学术界必须也完全可以融合“德鲁克之路”与“马奇之路”。对于大多数学者个人来说，我们也可以融合“德鲁克之路”与“马奇之路”。当然，我们承认，融合之路难度极大，但并非不可能。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各自禀赋与条件，将“德鲁克之路”与“马奇之路”适度融合：可以偏重前者为主，但兼顾后者为辅；也可偏重后者为主，但兼顾前者为辅。其实，也有一些学者尝试或已经成功地将学者与实践者双重身份融为一体，例如陈春花、曾鸣、陈威如等。换言之，我们应该走真正的“知行合一”之路。这是我们的最佳选择。然而，这却是一条非主流的学术道路。如果将管理学术主流研究范式比喻为一条正道或阳光大道，而将管理学术非主流研究范式比喻为多条“旁道”或独木桥，绝大多数学者在绝大多数条件下遵循学术主流追求的结果导向逻辑，即选择行走在确定性高，稳妥的正道或阳光大道上（on-track），但是也有个别勇敢的学者在个别条件下遵循非学术主流追求的认同导向逻辑，即选择行走在不确定性高，危险的“旁道”或独木桥上（off-track）。我们衷心希望能有更多的怀有理想与情怀的中国管理学者加入“知行合一”之路。以下我们提出具体建议，实现“知行合一”之路。

1. 重树认知哲学基础

对待管理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能将理论与实践看作是无法同时实现的困境，相反，理论与实践可以同时作为高质量研究的评判标准（Lüscher和Lewis，2008）。好的研究需要同时整合理论与实践并给出真实生活问题（real-life problems）的解决方案。反映在认识论上，需要正确认识矛盾对立关系，需要回归合适的中国传统哲学包括阴阳平衡等。“知行合一”背后正好可以利用“阴阳平衡”理念来指导。

作为“舶来品”的现代管理学，其基本假设和哲学基础，均源于西方文明。故而不可避免带有与中国本国文化传统和现实情境不同、甚至相互抵触的因素。这种冲突最明显的表象之一就是，在中国企业学习应用西方诸多管理理论的过程中，这些西方理论均不同程度地被中国情境所改造，有的甚至被颠覆，而且难以取得在西方文化背景中应用这些理论所取得的相同或相近的效果。

正因为如此，中国管理学研究“知行合一”的另一要义，就是要深入挖掘中华文化及传统中的有益成分，在此基础上构建中国本土原创管理理论的大厦。中国本土管理学研究既要“顶天立地”，也要“东西融合”，还需“人文关怀”。“顶天立地”是中国本土原创管理学研究的纵轴，“东西融合”是中国本土原创管理学研究的横轴，“人文关怀”则是东方文化智慧的温情维度，三者缺一不可。“顶天立地”指“顶”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以中国的“天”为主，但不排斥西方），“立”中国管理实践的“地”（以中国的“地”为主，但不排斥西方），即扎根于中国管理实践的沃土（不排斥西方），同时探究其背后的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理念的根源（不排斥西方），从而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本土原创管理理论（李平，2010，2013；Li，1998，2012，2016）。“东西融合”指贯通西方的管理理论及方法与中国的本土管理研究及实践。换言之，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正是构建源于中国本土又有世界普适性管理理论的两大最为有效，并且相互依赖的进路，两者共同构成中国本土原创管理学研究的康庄大道。中国传统文化智慧素有“以人为本”的人文关怀基因，儒释道三教均注重人的心灵安放与自由，这种独特的文化传统，对于在后工业时代以及未来的人工智能时代的组织管理，可能具有独特的价值与启发。

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整合方面潜力巨大，大有可为。对待管理研究中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不能将理论与实践看作是无法同时实现的困境，相反，理论与实践可以同时作为高质量研究的评判标准（Lüscher和Lewis，2008）。好的研究需要同时整合理论与实践并给出真实生活问题（real-life problems）的解决方案。反映在认识论上，需要正确认识矛盾对立关系，需要回归合适的中国传统哲学包括阴阳平衡等。“知行合一”背后正好可以利用“阴阳平衡”理念来指导。例如，从中国企业跨国并购整合的独特实践的现象出发——表面上没有凌厉的整合，但表面之下，却循序渐进地实施巧妙的战略性整合；这一独特现象启发了我们追寻这种“隐形整合”背后的思想理念。我们的深入研究发现，支持这种独特并购模式的思想基础主要源于道家“阴阳平衡”与“无为而治”等哲学理念，同时还包括儒家“和而不同”等核心思想（孙黎和李平，2015；Li，2012）。找到中国独特“逆袭并购”的传统哲学基础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检视中国企业的实践，对其中的独特现象就能够进行抽丝剥茧的考察与分析。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结果，中国企业独特“隐形整合”模式的实质是“阴阳平衡”理念指导下的“无为而治”机制，而最终步骤与效果是并购双方“和而不同”式全面、长期、平等的合作共生伙伴关系（symbiosis）。我们继而通过整合西方现有理论研究成果，既顶中国传统哲学之“天”，又立中国企业实践之“地”，深入挖掘中国独特“逆袭并购”整合模式的背景（战略转型）、原理（阴阳平衡）、机制（无为而治）与步骤（合作共生），从而发现其所具备的独特而重大的理论与实践双重价值，既在学术层面填补“逆袭并购”的理论真空，又在实践层面指导中国企业通过“供给侧改革”和“一带一路倡议”突破企业成长瓶颈、实现战略转型。同时，我们的研究自始至终保持与西方现有文献的积极对话，即与之展开鲜明对比（例如，发现并构建中国独特元素与概念，以此进一步构建中国独特原创理论），但也从中汲取有益的理论依据（例如，采用西方有关并购理论体系——并购前提条件，并购实施本身，以及并购后整合；平等的合作共生伙伴关系）。

2. 重建研究范式分类

管理学术研究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纯学术研究范式，以解释实践真理为唯一目的，以理论构建与理论验证为核心内容，可称其为“顶天”范式[包括目标与手段，以西方学术界主流为代表；马奇与西蒙，还有维克（Karl Weick）偏向此类范式]（李平，2016b）。第二类是纯实践研究，以指导实践现象为唯一目的，以实务操作方法的发现与提炼为核心内容，可称其为“立地”范式（包括目标与手段，以西方咨询公司为代表；德鲁克、明茨伯格 （Henry Mintzberg）、哈默尔 （Gary Hamel）等偏向此类范式）。第三类是跨界混合型研究，为前两者搭桥，可称其为“顶天立地”范式（以哈佛商学院相关的部分学者为代表，例如普拉哈拉德 （C.K. Prahalad）、波特（Michael Porter）、克里斯腾森（Clayton Christensen）等）。此类学者很少。我们需要特别提到Prahalad的独特示范意义。Prahalad对学术界影响巨大，例如他的“核心竞争力”（core competence）、“主导逻辑”（dominant logic）、“全球整合与本地响应”（global integration & local responsiveness）跨国管理框架等原创研究；这些研究也有极高实践性，对企业具有重大启发意义。同时，他还格外关心社会问题，例如“金字塔底端”（bottom of the pyramid）贫困问题。毋庸讳言，Prahalad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跨界混合型研究的典范，值得我们认真学习。

我们所大力提倡的将“马奇之路”与“德鲁克之路”融合的整合范式大体靠近第三类研究范式，但比现有第三类范式更加“顶天”，即包含更多的第一类纯学术研究内容，同时也更加“立地”，即包含更多的第二类纯实践研究内容。

中国本土管理学研究既要“顶天立地”，也要“东西融合”，更要“人文关怀”。管理研究涉及多元利益相关者，既包括研究者、实践者，也包括政府、员工、客户、社会各界等相关群体。因而，管理研究的路径不能脱离利益相关者，要在多元主体参与的框架下进行。在管理研究中，一个新的趋势正凸显出来，即以人为本，这也很好地回应了管理研究应该回归人的根本诉求的要求。管理研究不但要直面管理者的实践困惑，还要能兼顾社会各方、以人为本。以人为本也是负责任、可靠研究的基础（徐淑英，2016），只有唤起个体内心的良知，才能使研究服务实践、服务员工、服务社会、服务人类。管理研究的核心既要顶天立地、东西融合，又要人文关怀，这样才能走好“知行合一之道”。

3. 重设评价标准体系

Aguinis等（2014）提出了一个多角度及多维度的学术影响力概念和测量框架。这一框架方法旨在弥合现有理论与实践、严谨性与相关性渐行渐远的鸿沟。按照Aguinis等（2014）的观点，通过学术成果评价标准多元化，有利于提高学术成果的实践相关性与严谨性。所谓评价标准多元化，就是把目前以学术同行评议为唯一标准向度，仅仅考虑论文引用率的评价体系，拓展到学术成果影响力的其他衡量指标，尤其是加入来自实践领域的影响力指标。然而，这一思路的逻辑还是学术成果要么接受学术标准的衡量，要么接受实践相关标准的评价，还是按照非此即彼（either/or）的简单逻辑。

我们主张的有关管理学研究范式与以上倡议有所不同：

（1）应该建立管理实践研究独特的评估体系，因为管理实践研究与管理理论研究性质不同，不能采用同一评估标准。因此，实践导向期刊也应得到管理学界对学术期刊同等的认同，例如《加州管理评论》《哈佛商业评论》《斯隆管理评论》《商业评论》《清华管理评论》等期刊。

（2）管理实践研究兼有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的双重性质，其评估标准必须兼顾两者。实践研究也有切题性与严谨性两方面评估标准，但其标准与理论研究的两方面评估标准内容不同。

（3）管理实践研究的切题性表现为主要关注实践活动的关键问题，无论是短期或长期的。这涉及研究方向性的评估标准。相对于此，管理学术研究的理论切题性只是次要问题。

（4）管理实践研究的严谨性主要表现为适合实践研究的关键方法，无论是定性或定量的。这涉及研究方法论的评估标准。相对于此，管理学术研究的理论严谨性与方法严谨性只是次要问题。

（5）管理实践研究与管理学术理论研究同属管理研究；理论研究为基础性研究，而实践研究为应用性研究。实践研究不是实践本身，也不是实践活动的简单归纳总结，而是理论研究与实践活动的链接与桥梁，尤其是可以先从实践上升到理论，后从理论落地到实践，实现两者的良性循环，以此解读并处理管理的核心悖论。为此，我们认为，管理学术研究的最佳“真问题”（即具有理论洞见的问题），以及核心内容均源于理论与实践的有效互动。“真问题”与核心内容的初步选择可以来自相对独立的两大外在潜在来源，一是他人文献，二是他人经验，而内在潜在来源也有相对独立的两大方面，即本人灵感悟性，以及本人经验。然而，“真问题”与核心内容的最终确认必须是文献与经验互动与互补所致，即学者关心的问题正是企业家关心的问题，反之亦然。从这一视角来看，文献与经验孰先孰后的争论并不重要，如同鸡与蛋孰先孰后的争论并无二致，而更为重要的问题是如何促进文献与经验有效的互动互补。

（6）文献与实践互动与互补的核心表现形式就是“两出两进”路径。具体而言，“一出”是指从实践之中寻找潜在管理痛点问题；“一进”是指进入文献探寻该潜在问题的理论意义；“二出”是指将潜在问题确定成为具有管理实践与管理理论双重意义的“真问题”，并构建该“真问题”的理论解读；“二进”是指将该“真问题”的理论解读返回管理实践之中检验，并指导未来的实践。

（7）管理实践研究与管理学术理论研究同属管理研究的另一表现形式就是两者在不同的二大阶段有所不同侧重。具体而言，第一阶段分为两个组成部分，首先确认“真问题”的实践意义以及理论意义，其后确认研究该问题的理论框架以及理论建构；第二阶段也分为两个组成部分，首先开展对理论的实践验证，其后实现理论对实践的指导。

（8）但是，切记必须时刻保留理论与实践两者的互动互补，只是侧重有所不同。因此，学者个人可以选择偏重“德鲁克之路”（兼顾“马奇之路”），也可选择偏重兼顾“马奇之路”（兼顾“德鲁克之路”）。这正是阴阳平衡思维的核心洞见（李平，2010，2013）。

4. 重塑应用导向学院

作为应用导向型学院代表的医学院和法学院，在教育和研究方向上，与相应的实践结合甚为紧密。学生的培养方向是明晰的，学生的培养方式是问题导向型的，研究探索的内容又是实践需求型的。因此，教、学、研形成了一个“通环”，实现了良性循环，处处体现着应用导向型精神。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良性循环给社会带来了源源不断的、可明确感知的价值。

相比之下，商学院（时常也称为管理学院）的教育模式则并未明显体现出那种应用导向型精神。除了世界大多数商学院都开设MBA等职业教育课程以外，对于本科生的培养大多属于课堂教学，即使使用案例研究、角色扮演游戏、报告讨论等方式，也与真实的商业或管理实践相去甚远。对于研究生的培养，尽管在学术研究的方法、深度、科学性等方面，有着不断推陈出新、完善发展的趋势，但研究主题的选择并未高度重视实践需求的重要性，也就导致了研究结果与实践需求的联系并不足够紧密。此外，与医学院和法学院相比，几乎所有的商学院不会将商业从业资格或经验作为教师录用的必要标准之一，那么这就意味着即使是MBA类的职业教育，授课教师在与职业实践相关的资格方面，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汪潇等，2018）。

商学院的学术研究与教学显然不是为了不断产生抽象的、仅能作为“硬性”与“死性”知识，而是能够产生对实践有着重要影响和指导的“软性”与“活性”知识。后一类知识虽然前瞻，但始终与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即先实践者之忧而忧（即思实践者之思，以深入而严谨治学启实践者之智），后实践者之乐而乐。为此，长时间近距离地深入观察了解几家杰出或独特企业异常重要（陈春花，2017；陈威如，2017）。

我们主张将商学院的研究范式定位为作为应用导向型，使其成为真正的应用导向型学院。我们重申，将理论与实践密切整合的第三条道路应该是发展应用导向型学院的最佳进路。第三条道路的本质就是将马奇所代表的理论探讨导向与德鲁克所代表的实践应用导向这两个具有对立内容的双方平衡融合，而不是将两者全然分离。实践问题发现与实践问题解决是“德鲁克之路”的优势，而理论抽象恰好是“马奇之路”的优势，两者应该也可以有机融合。这一观点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平衡思维之上，具有深刻的长远意义。

商学院需要加强与实践界的“交换”，学者与实践者一起去创造、利用新知识。管理研究需要使得学术语言能有效的转换为实践语言。在学术研究的发表中，学者可以尝试用更简单的语言、更多的隐喻、更适合的实例与故事来表达观点。同时，管理研究的传播需要更多的“中介”，例如高管教育、咨询、会议及教学等。跨界者（boundary spanners）也可以有效的增加管理研究与实践的相关性（Bansal等，2012）。中介传播媒体或平台的建立也能极大的改善理论实践相关的问题。比如，建立一个由实践者与学者共同参与的非盈利评价机构，定期评价具有重要实践影响力的理论与研究。

最后，对于理论与实践的对立统一性，历史上科学与技术之间的长期分离与近代融合对我们看待管理学发展的未来方向很有借鉴启发意义（Li，2017）。人类历史上首先产生的是技术，即应用性工具与方法，而不是科学，例如以各种技术命名的“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等。“青铜器时代”后期出现了古埃及、古印度、古中国等远古文明，以及后来的古希腊文明。正是在古希腊时代，科学（理论性逻辑式方法）诞生了。相对于古中国以及古希腊之后的古罗马，古希腊特别推崇科学，却忽略技术发明，因此古希腊技术极为不发达，这就开启了人类历史上科学与技术的长期分离。在中世纪长达千年的欧洲黑暗时代，古罗马技术失传，后来技术主要从古中国传入，而且科学也遭受巨大打压。虽然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恢复了科学的发展，但依然与技术脱节分离，就连第一次工业革命也未能幸免，直到19世纪后期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才结束了科学与技术的长期分离，终于找到两者的融合方式，同时也引发政治与商业介入科学技术发展。总之，科学与技术的分离具有历史长期性，但两者的近代融合创造人类文明的腾飞。这有助于我们理解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的分离可能也是历史过程，但必须变革，走向两者的最终融合。

根据阴阳互动平衡原理，理论与实践的融合是一种非对称性的动态互补过程。可以从两个层面进行展开（见表1）。第一是组建异质性研究团队，对实践和理论各有侧重和专长的人共同组成一个研究团队，在实现实践与理论融通汇合的基础上，各司其职，相互讨论，甚至互相争辩，最终碰撞出既展现理论与实践各自所长，又能调和彼此冲突，形成逻辑自洽的理论与实践合璧的文章；第二是在实践与理论团队共同参与之下，锚定所做定性研究的成果的导向，有偏向理论的实践研究和偏向实践的理论研究两种。前一种的研究目的是构建理论，后一种的研究目的是指导实践。

无论研究导向和研究目的为何，基于这种实践与理论动态耦合统一互补的管理学研究新范式（即融合“德鲁克之路”与“马奇之路”的第三条路），其研究成果大多具有三重意义，达到“一石三鸟”的作用：（1）作为教学案例，用于商学院教学；（2）作为常规学术论文，发表于同行评审的期刊；（3）作为咨询素材，用于指导企业经营实践。值得指出，承担实践与理论融合的第三条路成果的刊物阵地主要以《加州管理评论》《哈佛商业评论》《斯隆管理评论》等期刊为代表，集学术理论性和实践经验性于一体，洞见和证据于一体。这与胡适所提倡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主张不谋而合，异曲同工。这也是“共同参与性研究”的有效体现。

从管理研究的初心来看，管理学大多被视为一门应用型学科。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Herbert Simon（1967）认为，管理研究项目可以产生能提升商业实践的知识。Shapiro等（2007）也认为，管理研究的使命是创造能提升管理利益相关者福利的知识。因而，管理研究需要融入实践的要素，在实践的基础上，得出具有影响力的管理理论或思想。无论是对实践进行提炼、抽象还是批判，管理研究需要立足于实践，要构建跨越理论与实践鸿沟的桥梁。但同时需要注意，“纯实践”亦会导致管理陷入“实践陷阱”，使得管理研究缺乏抽象与理论化元素，无法有效的原理化、普遍化进而形成有长久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

我们非常赞同有关“精英商学院更应注重思想的影响力，更注重对实践的批判，对人类文明进步的探索”的观点，但我们并不认为本文有关理论与实践“知行合一”的倡导与以上观点具有任何矛盾之处。我们特别推崇Prahalad“这类关怀弱势群体、从而引领思想革命的学者”，正是因为这类学者恰恰就是“知行合一”的典范。

三、结　语

“一阴一阳之谓道”，“执两用中”或为管理正道。融合“德鲁克之路”与“马奇之路”，可以走出一条弥合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之巨大鸿沟的第三条道路，实现管理学术研究的“知行合一”之道，促进二者有机统一、良好互动。为此，“参与性学术研究”可以被进一步理解为学术界与实践界密切合作的“共同参与性研究”（co-engaged research），这是对“学术研究”（scholarship）的重大升华。这条道路可以迅速并极大地提升中国本土管理学术研究水平，也可迅速并极大地助力于中国管理实践的发展。这是我们每个管理学者的天然义务，也是无上荣光。“先实践者之忧而忧，后实践者之乐而乐”，管理学术研究者的全部价值均在于斯。

仅走“纯学术之路”或仅走“纯实践之路”都有较大的弊端。纯学术的研究范式使得研究者会更以本身的想法、现存的理论框架出发而不是现实的实践问题出发，这会造成研究的实践性缺乏。这甚至会造成整个学术界自说自话，走向一个与实践脱离的极端情形。而纯实践的研究范式虽然能提炼有效的实务操作方法，这些想法或许在某一些情境内适用，但其无法抽象成普遍有效的原理和原则，也没有科学严谨的方式方法支撑，更无法形成统一完整的管理理论，这也不利于整个社会的进步。管理历史上对纯实践派与纯学术派都出现过严厉的批判声音，这也是管理学研究中，研究关注点从注重经验知识到注重学术理论规范再到注重实践与理论相关性的主要原因（例如，Augier和March，2007；Gordon和Howell，1959）。管理研究的综合评价使我们相信，未来的管理研究应该是“共同参与的研究”（co-engaged research）。我们认为，只有当理论者、实践者及各利益相关者整合起来，理论者思实践者之所思，实践者懂理论者之所想，各方共同参与进行研究，这才是更和谐的学术生态。

最后，本文依据阴阳平衡原理（李平，2013），提出了管理实践与理论的非对称性动态耦合，建议依据研究目的不同开展更加偏向理论的知行合一式研究（以理论导向为主，实践导向为辅），或开展更加偏向实践的知行合一式研究（以实践导向为主，理论导向为辅）。这正是普通学者可以将理论与实践二者跨界兼顾的具体可行模式。

[作者注：感谢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马浩教授的批评意见。本文内容，作者文责自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