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社会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了一种“实践转向”（practice turn），这一转向发生的大背景是一批哲学家（如Wittgenstein、Heidegger）、社会学家（如Bourdieu、Giddens）对传统二元论（dualism）思想的反对，这些传统的思想包括理智主义、表现主义、个人主义、结构主义、结构—功能主义、系统理论等，强调“结构”“系统”但忽视了人类活动、主体性、语言、权力等对社会生活的改造，“实践转向”正是要强调后者，强调“整体论”（holism），关注人们的“微观”实践活动以及这些活动与“宏观”社会结构或社会现象之间的关系。例如，Giddens（1984）提出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理论强调社会结构的约束（constrain）和使能（enable）作用，既指出了社会结构对人的实践活动的约束，也指出了人通过实践发挥能动性而促使社会结构发生变革的可能性。这一实践转向后来逐渐延伸到了文化理论、人类学和科学技术研究中（Schatzki等，2001）。管理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因此管理理论的“实践转向”也随之而来（Orlikowski，2000；Wenger，1998），反映在战略领域则是“战略即实践”（strategy as practice）学派的兴起（Jarzabkowski，2004；Johnson等，2003；Whittington，1996，2006）。

传统的战略研究将战略看作是组织拥有的事物，例如组织拥有差异化战略、低成本战略等。从实践出发的“战略即实践”学派则将战略看作是人做的事，认为战略是一项实践活动，如差异化战略意味着以不同的方式做事，而且这些方式很难被模仿（Johnson等，2007）。这一学派继承了战略研究的一些传统，如战略过程研究（Pettigrew，1973；Mintzberg和Waters，1985），但更重要的是它为战略研究开拓了新的发展方向。虽然“战略即实践”研究还是一个相对年轻的领域，从Whittington 1996年的文章开始至今只有二十多年，从2003年《管理研究学报》（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的一个专题特刊开始才得到学界的广泛注意（Johnson等，2003），但已经累积了大量理论和经验研究，而且数量还在加速增加。这些研究有哪些基本的核心观点和内容？为战略研究指出了哪些方向？与战略的一些子领域有哪些对话？“战略即实践”与中国古典“知行合一”观又有何异同？它能给中国本土管理的“实践转向”带来哪些启示？

本文就以上问题对“战略即实践”学派的研究进行了回顾。一方面，我们较为系统地回顾了“战略即实践”学派的发展脉络、哲学基础、基本原理、应用范例和扩展等内容；另一方面，我们创新性地将“战略与实践”研究与“知行合一”观进行了对比，并与中国本土管理展开对话和讨论，以期推动本土管理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管理实践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发生“实践转向”。

（一）西方管理研究的“实践转向”

在西方现代社会理论中，实践视角的起源可以追溯至Wittgenstein（1958）和Heidegger（1962），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引起了整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实践转向”（Vaara和Whittington，2012；Schatzki等，2001）。这一转向中的实践理论家包括著名哲学家Foucault和Gordon（1980）、Dreyfus（1991），社会学家Giddens（1984）、de Certeau和Rendall（1984），人类学家Bourdieu和Nice（1990）等，他们的实践理论^①虽然在细节上有区别，但都强调要同时关注“微观”个体的能动性和“宏观”社会因素的影响（Whittington，2006）。在实践理论视角下，个体的活动是嵌入在宏观实践网络中的，因而整个实践理论面对的一个核心主题是如何将社会结构和个体能动性联系在一起来解释人们的行动。Giddens（1984）提出的结构化理论，Foucault（1977）的批判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以及Bourdieu和Nice（1990）的实践惯习（habitus）理论都从不同视角对此进行了阐述，这些视角也构成了管理研究领域、乃至后来战略管理领域“实践转向”的基础。

在管理研究领域，实践理论视角的影响正在逐渐加强。例如，Wenger（1998）从实践的角度研究了学习，指出了参与社会实践对获取知识和形成自我身份认同的重要性，Gherardi（2009）也指出了实践视角在管理学习研究中的重要性；Orlikowski（2000，2007）从实践视角研究了组织中的技术；Tengblad（2012）基于实践理论的分析框架指出，管理是一项社会实践，要从实践的角度看待管理者的管理工作（如领导等职能的发挥），并且提供了研究这些管理工作的方法论，提倡研究者要多进行体验式学习并加强对管理情境的敏感性；市场营销、会计研究中也出现了实践视角（Ahrens和Chapman，2006；Allen，2002）。尽管这些研究采用了实践视角，但是尚未对实践理论进行系统的归纳并与管理理论相连接以扩展其应用。该尝试却在管理的一个子领域——战略领域中得到推进，而且形成了一个影响力与日俱增的“战略即实践”学派，它不仅从哲学层面（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对实践理论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而且还与战略研究的传统展开对话，进而扩展了实践理论的贡献和应用价值。

（二）“战略即实践”学派的兴起

1. “战略化”：活动基础观

在战略领域内，最早将战略与实践两个词语连在一起的是Richard Whittington，他于1996年发表《战略即实践》（Strategy as Practice）一文。Whittington比较了战略研究的四种视角——20世纪60年代的战略计划视角，关注那些帮助管理者进行经营方向决策的工具和技术，如产业结构分析、核心竞争力；70年代的商业政策视角，关注不同公司层面战略的选择给组织带来的收益，如多元化战略、国际化战略；80年代的战略过程视角，关注组织如何意识到战略变革的需要，以及如何实现战略变革；最后是Whittington（1996）强调的战略实践视角，它吸收了战略过程视角的很多思想，但更关注管理者如何“战略化”（do strategy/strategizing），即如何通过具体的活动制定和实施战略，如何学习相关的技能和知识，以成为有效的“战略实践者”。

Whittington（1996）提出的思想实际上是“战略即实践”学派早期理论的雏形，直到2003年《管理研究学报》的专题特刊才逐步奠定了“战略即实践”发展的基础，使这一学派不断走向成熟。这个特刊的主题是“微观的战略和战略化”，强调关注微观的战略实践活动。包括Whittington在内的三位客座主编在介绍特刊的文章中总结提出了活动基础观（activity-based view）（Johnson等，2003）。活动基础观在此特刊之后也一直被学者采用，如Paula Jarzabkowski在2005年出版了第一本关于“战略即实践”的专著《战略即实践：活动基础观》（Strategy as Practice：A Activity Based Approach）（Jarzabkowski，2005）。

经济层面和理论层面的推动促使了战略研究视角从宏观战略分析到微观战略活动视角的转移（Jarzabkowski，2005；Johnson等，2003）。经济层面，一是资源环境的变化，开放的市场、流动的劳动力和丰富的资源，使组织基于资源差异而建立起来的竞争优势变得不稳定，促使组织更立足于组织微观资产和活动；二是竞争环境的变化，竞争速度加快、创新的层出不穷迫使组织快速和创造性地响应竞争，这都要求组织在战略制定和战略实施各个层面革旧图新，尤其是要关注实践活动。理论层面，一是传统战略研究一直较为关注宏观环境的影响，尤其是经济学视角下的波特的产业分析，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对人的能动性和具体活动关注不足（孙黎和李平，2014）；二是战略研究中的相关理论（资源基础观、动态能力视角等）需要依靠具体的管理活动来检验效果，如资源的价值不在于拥有而是在于使用，在于管理者如何在具体的管理活动中挖掘其潜在价值；三是响应Weick（1979）的建议，使用动词或动名词，将概念背后的行动者和他们的行动纳入到分析框架中，而不仅仅是列出静态的概念名词，例如从对组织的名词（organization）转移到对组织的动名词（organizing）的研究，战略也同样如此，微观的战略视角要研究“战略化”（strategizing）这个动名词。

2. “战略即实践”的3P整合框架

活动基础观虽然发展了传统的战略研究，但是与社会科学领域“实践转向”的联系却不足，因而Whittington（2006）总结了已有关于“战略即实践”的研究（Jarzabkowski，2004），提出了“战略即实践”的3P整合框架，并将活动基础观也纳入到该框架中（Jarzabkowski等，2007；Jarzabkowski和Wolf，2015），完成了战略研究的“实践转向”。

Whittington（2006）提出的“3P”整合框架，包括广义的实践（practice）、狭义的实践（praxis）和实践者（practitioner）。广义的实践是指那些被社会成员共享的思考和行为惯例、传统、规范、程序；希腊单词praxis在这里被翻译成“狭义的实践”，是指人们实际从事的用以达成战略的一连串实践活动；实践者是指做战略工作的人，也可称为战略家（strategist），既包括以战略工作为核心的高层管理者，也包括执行战略的中层管理者，同时还包括组织外部的咨询顾问等。广义的实践指导狭义的实践，也嵌入在实践者实际从事的实践活动中。类似于Giddens（1984）对社会结构的约束和使能作用的分析，广义的实践可以通过实践者的活动得以维持和迭代。3P不可以孤立地研究，而是要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Jarzabkowski等，2016）。

Jarzabkowski等（2007）进一步利用“3P”框架，回答了“战略即实践”的几个关键问题，包括：在实践理论视角下，什么是战略？谁是战略家？战略家做什么？他们基于此提出了一个分析“战略即实践”的概念框架。Jarzabkowski和Spee（2009）基于3P框架发表了第一篇关于“战略即实践”的文献综述，梳理了大量已有的理论和经验研究。第二篇关于“战略即实践”的文献综述也是以3P框架为基础，Vaara和Whittington（2012）指出了“战略即实践”对战略研究的贡献，重点讨论了未来的“战略即实践”研究方向，并指出了“战略即实践”研究对其他研究领域的启示和它自身面临的挑战。由此可见，“3P”框架已经发展成为“战略即实践”学派的一个基础，这不仅因为它与现代社会理论的广泛联系，还由于它背后的哲学思想对传统战略研究的挑战。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下文将详细阐述。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和中国儒家思想中已经蕴含着深刻的实践智慧（Zhu等，2016）。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中，phronesis翻译成英文是practical wisdom，即实践智慧；他还强调要将价值观、知识和社会实践整合在一起，并将逻辑（理性推理）、情绪（包括关爱）和道德作为修辞术（rhetoric）（说服他人）的三个要素。中国传统思想也非常注重实践理性，“天人之际”就强调主客体的同一。这些关于实践的古老思想一直影响着现代社会理论的发展，例如Bourdieu和Nice（1990）实践理论中的“惯习”（habitus）概念就来源于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希腊语hexis（Cardinale，2018）。

“战略即实践”学派主要基于现代社会理论中关于实践的思想，如何看待“实践”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Orlikowski（2010，2015）做出了一种尝试，提出了看待实践的三种方法：一是将实践仅仅看作是一种现象，关注在组织情境下“实际发生了什么”以及“实践者是如何行动的”，而不是进行理论演绎；二是将实践看作是一种视角，强调从以实践为中心的视角看待组织；三是将实践看作是一种哲学，认为整个社会现实都是由日常生活中的实践活动构成的。第一种方法认为实践是重要的，因而在研究组织时要对组织的实践进行实证（empirical）研究；第二种方法认为实践以特定的方式塑造现实，在研究中需要以实践理论来阐述；第三种方法实际上是本体论（ontology）的观点，认为实践就是现实，因而对组织的研究必须“扎根”于正在发生的和组织经历过的实践（Orlikowski，2015）。第三种方法被Robert Chia等学者进行了更加抽象的阐释（Chia和Holt，2006；Chia和MacKay，2007；Chia和Rasche，2015），Tsoukas（2015）甚至认为，“战略即实践”研究只有遵循这种看待实践的方法才能超越传统的战略过程研究。

Chia和Holt（2006）应用Heidegger的哲学思想重新界定了战略研究中的“能动性”、“行动”、“实践”等概念，以及它们之间的关联性，并将“筑造”模式（building mode）与“栖居”模式（dwelling mode）进行了对比。在了解战略领域这两种模式的区别之前，有必要先简单了解Heidegger关于这两种模式的基本观点，这需要先对building和dwelling两个词在Heidegger的哲学语境下说文解字一番。

从语法上来看，building作为动名词是“筑造”的意思，强调人筑造的行动过程。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人可以发挥能动性，筑造各种建筑物以供人栖居（dwelling）。但对Heidegger来说，栖居并不是筑造的目的，而是先于筑造就已经存在的一种生存状态，因为先要懂得如何栖居，才能进行筑造活动；栖居不仅是居住活动，还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和特征，人寓居（being-in）在周遭世界之中（Heidegger，1971）。依据他的观点，人们使用工具进行筑造活动，但是这些工具并不是外在于人的客体，它们具有“可上手性”，一旦被人使用，人也“栖居”在这些工具中，这种“栖居”是无意识的，只有当“可上手性”消失时（如突然被毁坏或成为阻碍），人的意识才会介入，才会刻意对工具采取行动，进入“筑造”模式（Chia和Holt，2006；Heidegger，1962）。

具体到战略领域，Chia和Rasche（2015）指出，在传统的战略研究，包括正在兴起的“战略即实践”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筑造”模式，而不是“栖居”模式。这个主导的“筑造”模式有两个核心的假设：（1）个体是分散、受限的“原子”，与周遭世界和其他人没有联系，身份和特征也保持相对不变；（2）精神世界和物理世界有明显的区分，对于世界的认知和心理呈现先于任何有意义的行动，这些行动是有目的的活动，经过深思熟虑的设计和规划，具有目标导向性。“栖居”模式正好与“筑造”模式相反，个体是沉浸在环境之中的，与周遭世界处于“关联”状态，个体身份和特质不是先于社会实践和社会互动而存在，而是处于和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中，个体的行动是为了跨越即时阻碍的有意的实际应对行动。这两种模式对个体能动性和行动等概念有不同的观点，如表1所示（在第六部分，我们会进一步比较它们与中国古典“知行合一”观的差别）^②。在“战略即实践”研究中，研究的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选择哪种模式。

Chia和Holt（2006）认为，“战略即实践”研究应该采用“栖居”模式，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没有战略规划的情况下，行动是如何持续并且对组织是有效的。但是，需要回答的一个问题是：如果“战略”需要一定的持续性——能够和先前的活动一起体现出一定的模式或方向，那么在行动没有目的性或不是深思熟虑的“栖居”模式下，如何才能称这些行动是“战略性的”呢？Bourdieu和Nice（1990）的“惯习”概念被引入此处，回答了这个问题（Chia和Holt，2006;Chia和MacKay，2007）。“惯习”是使个体的行动体现出持续性和可预测性的一系列持久且可转位的“品性”（disposition）的集合，它包含着个体在应对不可测的、多变的环境时采用的风格或潜在的行动趋势，本身就是一个通用的“战略”，但是这个“战略”不必事先假设要达到什么目的。因此，在“筑造”模式下，战略是为了实现目标而制定的一系列行动计划；而在“栖居”模式下，战略就蕴含在日常的适应性活动中，这些活动受“惯习”的指导，是一种“内在的、隐性的战略”。按照Heidegger的思想，当日常的适应性活动出现（潜在的或实际发生的）“惊喜”或“中断”时，人的意识就会介入，战略就会变成“显性的、有目的性的战略”，“栖居”模式就会转换为“筑造”模式。

如果从“微观”（local）战略实践（strategizing praxis）与更宽广的现象之间的关系来看，Robert Chia等人结合Heidegger和Bourdieu的研究还只能算一种视角，此外还有在本体论上持不同看法的五种视角——Foucault的批判话语分析、Giddens的结构化理论、Archer的批判实在论、叙事学以及Wittgenstein的“语言游戏”，这六种理论视角分别从“垂直”（微观实践受宏观结构或系统的制约、塑造或使能）和“水平”（局部实践处于“关系网”之中）两个方向解决了“战略即实践”研究中的“微观孤立主义”问题——过分沉迷于理解微观战略实践，割裂了微观战略实践与使之成为可能的更宽广的现象之间的关系（Seidl和Whittington，2014）。这六种理论视角实际上分别对应于不同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因而在具体的“战略即实践”研究中也对应于不同的方法论。《剑桥战略即实践研究手册》（第二版）（Golsorkhi等，2015）对这些理论视角与“战略即实践”的关系进行了更加详细的阐述。

综上，从广义上看，社会理论的“实践转向”所依据的是哲学中现象学（phenomenology）^③提出的“生活世界”视角（life-world perspective），关注日常生活（其中的话语、能动性等）以及这些日常生活与更广泛的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上文回顾的哲学基础基本都可以纳入这一视角（Sandberg和Dall’Alba，2009）。

（一）“战略即实践”学派的基本原理

在不同的哲学思路下，“战略即实践”学派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方向，但都指向一致的基本目标，那就是研究战略是如何被战略家或实践者施为的，关注微观的战略实践过程，宏观与微观的连接，以及战略家的身份和技能在战略实践过程中的作用。相对于传统的战略研究，“战略即实践”学派有四个明显的特色和贡献（Vaara和Whittington，2012）。第一，其参照理论是关于实践的社会学理论，而不是经济学理论。“战略即实践”研究引入一些著名的社会学家（如Bourdieu、Giddens等）的思想，丰富了战略学科的内容。第二，拓展了战略研究的解释范围，超越了传统战略研究中的“绩效”。“战略即实践”研究除了关注经济绩效之外，还研究多种战略实践产生的其他“更大的”结果或现象，例如政治影响、战略工具的有效性、特定战略实践者的参与程度等。第三，拓宽了组织研究的范围。“战略即实践”研究不仅关注营利型组织，也关注非营利型组织，如大学、城市管理和公立医院等。第四，在方法论上实现了实质性的转变。传统战略研究多采用大样本统计分析，而“战略即实践”研究则接受多元的方法，如深入访谈、参与式观察、行动研究、影像资料研究、话语分析等。在统一的目标和这四个特色之下，“战略即实践”学派形成了一些基本原理，大多基于Whittington（2006）的3P框架。

3P框架完成了战略研究的“实践转向”（Whittington，2006），之后的“战略即实践”研究除了Robert Chia等人在哲学层面的探讨较少涉及3P框架以外，其他都或多或少沿着这个框架进行，有的对这个框架做了进一步说明和总结（Jarzabkowski和Spee，2009；Jarzabkowski等，2016；Vaara和Whittington，2012；Whittington，2007），有的与战略领域或组织管理领域的其他理论进行对话（Fenton和Langley，2011；Jarzabkowski和Wolf，2015），这些构成了“战略即实践”学派发展的主线。简单来说，practice是战略工作的规范或惯例，是宏观层面的“广义的实践”；praxis是组织或个体在实践中实际使用的战略，是微观层面的“狭义的实践”；practitioner则是践行战略的行动者，即战略“实践者”。Vaara和Whittington（2012）总结了“战略即实践”学派围绕3P形成的三个研究方向，再结合Whittington（2007）将“战略即实践”与战略过程研究进行了对比。“战略即实践”的基本原理大致有如下几点。

1. “广义的实践”具有约束和使能效应。如前文所述，这也是Giddens（1984）结构化理论的核心思想。同时，表2中除结构化理论之外，其他理论视角也与此观点一致。战略规划、SWOT分析、五力模型，这些宏观的战略实践被组织广泛采用，它们一方面约束着组织具体的战略实践，另一方面也允许组织在实际使用中进行迭代和调整。首先，这些广义的实践在组织的具体实践中可以发挥多种功能，可以帮助组织应对即时的挑战，即Chia和Holt（2006）在“栖居”模式下提出的“有意的实际应对”行动；也可以帮助组织建立战略的合法性（legitimacy）（Vaara等，2004），即提高组织战略被社会接受的程度。其次，“狭义的实践”可以建构“广义的实践”。“战略即实践”学派关注“狭义的实践”，即组织实际的战略活动，进入组织战略的内部过程，尝试了解实际发生着什么。但是，“战略即实践”研究不是“微观孤立主义”，不是局限在对微观战略实践的描述或解释上，而是要看这些微观实践与宏观现象之间的关系。微观和宏观的战略是相互实践建构的，微观活动可以引起宏观实践的变革。

2. 战略制定（strategy-making）活动在狭义的战略实践研究中占首要地位。组织可以通过多种形式（如战略会议）、采用多种战略工具制定战略或进行战略决策，这个“战略发生或演变”过程是“战略即实践”研究一直关注的内容，也与战略过程研究相一致。例如，一些“战略即实践”学者深入该过程中，以动态的视角探索了资源和能力发挥的作用（Salvato，2003）。

3. “战略即实践”研究充分关注战略实践者的角色和身份多样性。传统战略研究主要关注CEO、高管团队这些战略实践的核心践行者，但是忽略了组织内部的中层管理人员、组织外部的咨询人员或顾问团体对组织战略实践的影响。战略实践者们也并不是简单的个体，他们具有不同的来源（国籍、文化背景）、性别、偏好利益、能力等特征，这些身份特征与他们在组织内外扮演的角色结合在一起，在战略实践中产生的结果会超越组织层面。例如，传统战略研究忽视的中层管理者对组织战略的实施至关重要，他们是组织战略的“创造者、阐释者和沟通者”（Mantere，2005，2008；Rouleau，2005），他们在“战略即实践”研究中是一个核心的研究对象。

（二）“战略即实践”的经验研究举例

“战略即实践”研究了一些以往管理中忽略的问题，如：战略会议、战略工作坊等类似的正式实践（formal practice）在组织的日常活动中是如何被践行的？它们与组织战略有什么联系？Jarzabkowski和Seidl（2008）的研究发现，战略会议中的实践活动（轮流发言、投票、会议阶段的管理等）会影响战略讨论的有效性，它们可以维持组织的稳定，也可以给组织带来变革。通过对大学的观察、访谈和对文档的整理，他们发现在战略会议中，实施投票活动并不是为了给一项战略提案增加支持者，而是为了否决这项提案。Johnson等（2010）研究了战略工作坊的“仪式化”（ritualization），发现仪式化的不同特征影响着工作坊的最终结果。

多种战略管理工具在实践中是如何被使用的（Jarzabkowski和Kaplan，2015；Jarzabkowski和Wilson，2002；Kaplan，2011；Seidl，2007）？Kaplan（2011）研究了PowerPoint作为展示和沟通的工具在组织战略制定过程中的作用。有意思的发现是，PowerPoint并不能简单地从有效或无效两个角度去看，它在实际使用时充当了组织话语实践与组织文化之间的中介，可以为促进组织在不确定环境下的协商、为组织内的战略讨论创造空间，可以随着想法的改变而不断被调整，也可以让大量的成员接触到组织的战略话语。此外，PowerPoint还可以为特定的战略划定界限和范围，证实或否定一些战略想法，PowerPoint的制作者在制作时可以自由选择内容和参与者，以此控制信息传播的渠道。

中层管理者在战略实践中扮演什么角色、发挥什么作用（Rouleau，2005；Rouleau和Balogun，2011；Sillince和Mueller，2007）？Rouleau（2005）通过对一家制衣公司的案例研究发现，在公司进行战略变革过程中，中层管理者在与顾客的实际互动中扮演着战略“解释者”和“销售者”的角色，是他们在微观层面将战略变革的意义传递给顾客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以上仅仅是“战略即实践”经验研究问题的部分示例，还有大量其他研究主题没有涉及。从已有的经验研究中可以发现，研究者多采用质性研究方法，数据来源渠道较为多样化，这也符合Vaara和Whittington（2012）指出的“战略即实践”学派在方法论上与传统战略研究的不同。

（三）“战略即实践”学派与其他理论的对话

“战略即实践”学派在发展之初就与战略领域中的其他理论有充分的对话，例如战略过程视角、资源基础观和动态能力视角（Jarzabkowski，2005；Johnson等，2003；Whittington，1996，2007）等。后来的研究更多将社会学中的理论引入了战略研究中，如上文表2所示。我们重点关注“战略即实践”学派与其他组织理论的对话，具体是制度理论（institutional theory）、惯例（routines）理论、身份（identity）理论以及叙事（narrative）理论。

1. 制度理论。“战略即实践”学派与组织理论中的制度学派有着天然的联系，从“战略即实践”研究发展之初对制度理论过于关注“宏观”而对“微观”关注不足的批判（Jarzabkowski，2005；Johnson等，2003），到“战略即实践”研究与制度理论的结合（Smets等，2015，2017；Suddaby等，2013），这个相互影响、各自“扬长避短”的转变过程反映了两个理论学派之间交流的逐步加深。“战略即实践”学派与制度学派都产生于对经济学视角在组织管理研究中主导地位的挑战（Suddaby等，2013）。早期制度理论的研究发现，组织的行为有时并不遵循经济学视角下的“效率”逻辑（成本与收益的计算），而是遵循“合法性”逻辑，即组织为了满足制度环境的要求或期待，会采用一些经济上没有效率的行为以获得社会的认可（Meyer和Rowan，1977；DiMaggio和Powell，1983）。“战略即实践”学派的早期研究则提倡将经济学“理性人”假设下的战略研究变得更加“人性化”，要关注个体的能动性和他们日常的战略实践活动，如战略决策过程、战略规划等等（Jarzabkowski等，2007）。“战略即实践”学派与制度学派也有一些共同的理论基础，两个学派的学者都经常引用Giddens（1984）、Bourdieu和Nice（1977，1990）、Foucault和Gordon（1980）的研究，在哲学上还共同采用了现象学视角，关注微观过程在社会宏观层面产生的结果。

“战略即实践”学派从制度理论中得出的启示包括：（1）可以使用制度理论的思想研究广义战略实践的起源、扩散过程、合法化过程及其影响（Whittington，2006）。例如，研究SWOT分析这一战略实践是如何一步一步被广为接受的，以及它在特定组织内部产生的影响，这些影响不局限于组织的绩效。（2）可以向制度理论学习如何开辟“一致的研究方向”（Suddaby等，2013）。目前“战略即实践”学派的研究除了上文提到的一些领域（如3P框架）外，还比较分散，没有形成多个可自成体系、连贯一致的研究方向，这样不便于学者在该领域内继续深耕。而制度学派自产生至今，已经开辟了多个虽相互联系但内部却具有高度一致性的研究方向（如制度工作、制度创业等），它们为制度理论添枝加叶，已经使制度理论这棵大树枝繁叶茂。

制度理论的研究者实际上早已使用实践理论对制度变革进行了研究（Seo和Creed，2002），但是全面与“战略即实践”学派展开对话是最近才发生的（Smets和Jarzabkowski，2013；Suddaby等，2013）。Smets和Aristidou（2017）还提议建立“实践驱动的制度主义”（practice-driven instititutionalism）。制度理论中目前兴起的制度工作（Lawrence等，2009；Lawrence和Suddaby，2006）和制度逻辑（Thornton等，2012）研究都可以使用“战略即实践”所包含的实践视角进一步拓展研究边界。例如，研究微观层面的日常实践（praxis）如何创造、维持和变革制度（Smets等，2012），或者借用“制度逻辑”的思想，研究不同微观实践背后所包含的逻辑以及这些逻辑背后的认知和情感因素。

2. 惯例理论。Feldman（2000）在研究组织惯例时，利用社会学中的实践理论建立了“惯例即实践”理论，指出了惯例自身的动态性：惯例在通过实践活动被实施的过程中，自身也在发生变化，它是促使组织持续变革的源泉之一。这是较早将惯例研究与实践理论结合的研究，它说明关于惯例动态性的研究与“战略即实践”研究具有共同的理论基础（Feldman和Orlikowski，2011）。随后，Feldman进一步发展了她的惯例动态性理论（routine dynamics）（Feldman和Pentland，2003；Feldman，2016），并将该理论与“战略即实践”研究进行了连接。

Feldman（2015）认为，惯例动态性理论与“战略即实践”研究不仅是相互兼容的，而且惯例动态性理论还可以对“战略即实践”研究做出贡献。在兼容性方面，“战略即实践”研究中至少在三个方面可以包含惯例。首先，“制定战略”是通过组织惯例得以实施的，那些有关战略会议或战略工作坊的惯例本身就是一种正式的战略实践，这些战略实践都是“战略即实践”研究的对象；其次，惯例和战略都可以被理解为涌现的、实施的实践，传统关于惯例和战略的研究关注书写有关惯例和战略的构想或者高管的决策，而在惯例和战略研究的“实践转向”后则关注它们的实施，这也是响应Weick（1979）的建议，研究动名词“组织”；最后，惯例和战略是以一种循环的模式连在一起，战略约束惯例，同时，受战略约束的惯例也产生约束它的战略。例如，Salvato（2003）指出战略的演化源于“一系列微观活动”的重复，这些微观活动中包含着组织的惯例，而这些惯例最初是在战略的指导和约束下形成的。惯例动态性理论对“战略即实践”研究的贡献在于关注组织惯例的活动和模式对组织能力和战略的影响，尤其关注战略如何从惯例中涌现（Canales，2014）。

3. 身份理论。Vaara和Whittington（2012）在回顾“战略即实践”研究时提到，现有研究对实践者角色和身份的关注，与此对应的则是组织管理研究中的“身份理论”。身份原先是个体层面的概念，是对“我是谁？”的回答，以此将“自我”和“他者”区分开来。上升到组织层面后，组织身份是对“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做什么？”的回答（Navis和Glynn，2011）。受到社会理论以及战略研究“实践转向”的影响，研究身份理论的学者也开始逐渐将身份作为一项“工作”或实践来研究，考察身份的动态性或过程性（Clegg等，2007；Schultz等，2012）。

Oliver（2015）对结合身份与战略的研究进行了回顾并总结了三个方向，即身份作为战略资源（帮助组织获得竞争优势）、身份作为一种视角（影响组织战略发展过程）和身份作为一项工作（连接过去、现在和将来，并跨越包括个体、团队和组织在内的多个层级）。之后他进一步指出，身份工作实际上也是一项社会实践，它与战略是相互建构的，身份通过战略得以实现和表现出来，同时身份也可在战略实践过程中被修改或证实，有时身份甚至就是战略实践过程的一个维度，这可以从对组织身份的定义中看出，它从原先的“我们是谁”发展为包括对“我们做什么”的表述，而“我们做什么”本身就是“战略即实践”研究关注的核心问题。

4. 叙事理论。早在20世纪90年代战略领域就产生了关于战略叙事的研究（Barry和Elmes，1997；Knights和Morgan，1991）。如表2所示，叙事学或叙事理论是“战略即实践”学派的理论基础之一（Seidl和Whittington，2014）。Fenton和Langley（2011）、Brown和Thompson（2013）、Vaara等（2010）均从叙事理论视角对“战略即实践”研究进行了阐释。Knights和Morgan（1991）指出，现代管理者日常战略话语的来源正是整个资本主义系统的变化。Fenton和Langley（2011）认为战略实践在组织中通常以“交谈、文本和对话”的方式进行，因而“战略即实践”研究也很自然地关注讲故事和叙事。他们将战略实践看作是战略叙事的“生产”和“消费”。de La Ville和Mounoud（2015）较为系统地从叙事理论视角分析了“战略即实践”研究，他们认为战略的形成实际上是“战略文本”的形成，这些文本解释了战略的内容，为组织的日常战略活动赋予了意义，文本作为载体还便于战略在组织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战略文本形成后，阅读和理解这些文本在战略实施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综上，“战略即实践”学派与其他理论的连接正在不断加强，这有利也有弊。有利的一面在于“战略即实践”研究可以从其他理论中汲取营养，通过理论之间的对比和融合进一步丰富“战略即实践”学派的研究内容，增加学派的影响力。不利的一面在于过多跨越自身的理论边界会导致“战略即实践”研究更加分散，难以形成一致连贯的研究方向。未来“战略即实践”研究者需要注意把握其中的“度”，在利弊之间做好平衡。表3将以上内容中的要点进行了总结。

“战略即实践”研究是否真的能提高研究结果的“实践相关性”（practical relevance），从而弥合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Sandberg和Tsoukas，2011；Splitter和Seidl，2011，2015）？“战略即实践”研究将往何处去（Langley，2015）？这对“战略即实践”学派的进一步发展提出了挑战。

（一）“实践相关性”的挑战

虽然“战略即实践”研究立足于现代社会理论中的实践理论，也回应了那些批评战略研究中理论与实践之间鸿沟越来越大的观点，将战略研究的关注点从宏观层面转向“微观战略活动”以及宏微观之间的联系，看起来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战略研究与实践的相关性，但是事实上真的如此吗？采取“战略即实践”视角对组织战略进行研究真的可以提高研究结果的“实践相关性”吗？Splitter和Seidl（2011）、Sandberg和Tsoukas（2011）分别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从不同视角对此进行了分析，最后分别给出了答案。

Splitter和Seidl（2011）认为，战略研究者和战略实践者处于不同的“社会场域”中，受到各自场域中的规则或逻辑的约束。战略实践者关心的首要目标可能是获得竞争优势，但是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时间总结实践背后的知识。而战略研究者研究管理实践的首要目标，也许是将论文发表在学术期刊上，他们需要与实践有一定的距离才能生产出科学的知识，提高知识在时间和空间层面的一般性，由此产生的最终结果则是科学知识与实践一定程度的脱节。一些研究者在进行战略研究时并未意识到这种“学院派视角”，有的虽然意识到了，但是却将这种视角自身所具有的偏见投射到了研究对象上，导致研究结果与实践之间的相关性更低。两位作者认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提高“战略即实践”研究的实践相关性，研究者只有提高自身的“反身性”。研究者首先要将自己“研究者”的身份客观化，先要了解自身活动的社会条件，还需要对研究的客体（对象）进行批判性分析。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战略研究与战略实践之间的“概念相关性”，即研究结果可以改变实践者对特定问题的感知或解释。但是这样的研究结果没有“工具相关性”，不能直接用于指导实践。

Sandberg和Tsoukas（2011）认为，“科学理性”迫使管理研究者将科学逻辑强加到了管理实践中，但实际上管理实践的背后是实践逻辑而非科学逻辑。在科学理性下，科学知识产生于研究者与管理实践的分离，产生于知识与其所在具体情境的分离，由此也注定研究结果与实践之间是分离的。两位作者基于Heidegger等人的哲学思想，提出了“实践理性”框架。在实践理性下，“关联”是人和事物最基本的存在状态。管理实践中的人和物，包括研究者在内，也都处于关联的状态，不可分割。管理研究者只有采用这种“实践理性”思想，并结合适当的研究方法才能提高研究结果的实践相关性。

Splitter和Seidl（2015）进一步总结了关于“战略即实践”研究的实践相关性的讨论，他们认同Splitter和Seidl（2011）、Sandberg和Tsoukas（2011）的思路，认为“战略即实践”研究无法对实践者产生直接的“工具相关性”，即无法指导他们的实践活动，但是至少在三个方面与战略实践之间有“概念相关性”：（1）解释实践中的权变因素，让实践者意识到其他新的行动方式；（2）指出实践者未曾意识到的因果关系或未知的“副作用”；（3）为实践者提供一些语言方面的概念或工具，帮助他们以不同的角度看待组织的实践，并创造出新的实践方式。此外，与其他管理研究一样，“战略即实践”研究对实践者也有“合法化或象征相关性”，帮助其论证特定管理决策或行动的合理性。

（二）“战略即实践”研究的发展方向

在“实践相关性”挑战之外，Langley（2015）还提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战略即实践”正在往何处去？社会是否真的能像所期待的那样，通过对战略实践的不断学习而发生转变，日常战略实践变得更好、指导它们的宏观实践更有效、有更多的实践者跟随？她总结了目前在“战略即实践”领域内积累知识的三种视角，一是“规范科学”视角，研究重要现象或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追求研究结果的准确性和一般性以及研究方法的科学严谨性；二是以实践理论为基础的视角，也是“战略即实践”学派的基础；三是实用主义视角，强调知识的实用性。第一种视角虽然在科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但是研究“战略即实践”却有问题；大部分“战略即实践”研究者都采用了第二种视角，但是对第三种视角关注不足，导致研究结果不能直接在实践中发挥作用，因此Langley建议未来的研究要重视实用主义视角。为了使“战略即实践”朝着理想的方向发展，Langley还建议未来的研究可以集中关注一个现象，或者在不同理论的指导下发展长期的研究项目以形成系统性的子领域。在Langley的观点之外，沿着明茨伯格关于随机应变的战略思想（Mintzberg，1985），以及他用秒表记录管理者真正做什么的方法，则可能代表另一个走向。

（一）“战略即实践”与东方“知行合一”的异同

“战略即实践”学派产生于西方现代社会理论的“实践转向”^④，而在东方传统智慧中，也出现过一次明显的认识论层面的“实践转向”，这次转向最典型的标志即是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观，强调“知”“行”作为实践过程的同一性。

在王阳明之前，关于“知”“行”关系的学说多将二者分开讨论，从主观见之于客观的实践活动入手理解行动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例如，在理学家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中，“格”是“行”，所“致”的“知”则是理，或称为“道”，“致知、力行，论其先后，固当以致知为先；然论其轻重，则当以力行为重”，但是“知与行工夫，须着并列”，因“知之愈明，则行之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理解与朱熹不同，认为“格者，正也”、“物”即“事”，“格物致知”因而成为“正事”，成为事件主体“我”参与的实践过程，“致知”和“力行”都是一个实践过程，“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二者是同一的。

与朱熹的“即物而穷理”观点不同，王阳明认为“心即理”，并以此提出了“良知”学说，“格物致知”中的“致知”成为“致良知”。“良知”知是知非，是一种德性，是人的本心和本真状态，是“明德”和“至善”。按照王阳明的说法，“格物致知”便是“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这也充分体现了“知”与“行”在道德实践中的统一。“知行合一”的各种“事上磨练”，不仅为“致良知”的根本途径，而且也是实践主体建立起与世界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从而“自然感而遂通，自然法而中节，自然物来顺应”。简言之，实践主体自身的实践活动是主体性之自我表达的唯一途径，是个体与世界事物之间建立起本质联系的唯一途径，是个体建立并扩展其主体世界的唯一途径（董平，2013）。

“战略即实践”学派的基本思路与“知行合一”的一元论是相通的。上文哲学基础部分（见表1）提到的Chia和Holt（2006）正是从Heidegger哲学的“关系”视角重新界定了个体的能动性、实践等概念，其他理论视角也从微观与宏观的联系方面阐述了“战略即实践”研究如何超越过去对微观实践的简单描述或解释；“知行合一”则是将主体的“良知”与世界事物以及主体自身通过实践活动联系了起来，“我”的“心”如镜子一样“照见”世界和自身，即“关心”。另外一个共同点是从过程视角看待实践，强调变化。“战略即实践”学派的一个重要的理论脉络是对战略过程研究的传承和发展，它吸收了战略过程研究的许多内容，对praxis（即实际使用中的实践或“狭义的实践”）的研究基本与战略过程的研究取向并无二致（Whittington，1996，2007）；“知行合一”中的事上磨练，是达致天地万物与“我”一体的“中和”过程。

从“致良知”的角度看，“知”是道德层面的“良知”，“知行合一”比“战略即实践”提出了更高的道德要求，不仅要关注“行”在宏观社会层面的影响，还要关注“行”的道德内涵，即“明明德”和“至善”等。虽然西方传统的实践智慧中存在对实践中的价值观和道德的讨论（例如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但是沿着西方现代社会理论“实践转向”发展而来的“战略即实践”学派更强调研究微观战略实践在社会层面的影响，却缺乏对战略实践中价值观和道德因素的重视。“战略即实践”的研究者正在积极弥补这一不足，在一篇即将发表的文章中，Tsoukas（2017）将之前研究中缺失的道德因素加入到了“战略即实践”的三大要素中，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实践智慧”以及MacIntyre的“美德”，指出了要达至“美好生活”应该如何实践以及如何成为具有“美德”的战略实践者。王阳明心学中的“知行合一”强调的是个体的道德修炼。“战略即实践”研究主要聚焦于组织活动，强调组织微观的实践活动与宏观社会现象之间的关联。然而，根据Tsoukas（2017）的研究，“战略即实践”研究如果加上“道德”维度，从3P要素来看，实践者可以是组织的重要决策者或群体，例如战略决策者、董事会、中层管理者等，加入个人层面的道德考量，这些战略实践者的良知都会极大地影响战略的制定与执行。另一个区别在于实践的方向性。“知行合一”中的“致良知”不仅对外要“致良知于事事物物”，还在于提倡经典儒家思想中的“反躬自省”，即《大学》中的“正心”和“诚意”，在主体内心处呼唤“良知”，让心“自知”和“自明”，是一种慎独、中和的实践，这对管理理论提出了更高的挑战（孙黎和李平，2014）。在“战略即实践”学派中缺乏这种对内省的研究，可能因为涉及实践者的认知等因素，在实际研究中很难获得一致且可靠的数据。

（二）中国本土管理的讨论

中国管理实践的快速发展使得关于中国本土管理的讨论日渐增多，《管理学报》杂志自2017年第1期开始甚至专门开设了《本土管理研究论坛》栏目，主持人赵向阳邀请管理学者就本土管理研究与实践的发展进行讨论和对话。例如，陈春花（2017）认为，管理理论与管理实践融合的关键在于，管理研究者需要用管理实践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寻找具有理论价值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出新的理论。陈春花和刘祯（2017）在新希望、海尔、塞氏公司等实践基础上，提出“水样组织”的新范式。这与“战略即实践”学派所强调的对实践的关注是一致的。《美国管理学会学报》（AMJ）的几位编者以《东方遇见西方：新概念与新理论》为题发表了一篇号召研究者们提出更多适宜东方情境的管理理论和构念的文章（Barkema等，2015）。徐淑英等（2016）认为，想要构建基于中国本土实践的理论，管理学者应该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多元性、动态性特征，深入了解中国情境下的复杂管理现象和管理实践。

虽然有诸多讨论，但是中国本土管理学研究（包括战略管理研究）由于受到西方实证主义范式的巨大影响，目前尚未出现真正的“实践转向”。未来的本土管理研究或许可以从其他哲学范式、甚至采用多重范式，深入研究实践，而不是仅仅浮于现象的表面。一个可能的方向是基于现象学、诠释学哲学，了解其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内涵，发展本土管理研究。另一具体的方向是基于中国情境和中国特色管理实践发展现有理论，例如制度理论，未来可将“战略即实践”学派的思想与制度理论结合，研究动态转型背景下新制度的产生以及制度的变革与演化。

（三）未来的研究课题

“战略即实践”学派也为本土管理提供了一些新的研究机会，尤其是对具有显著特征的现象或实践的研究。例如，人民大会堂会场上整齐划一的倒茶活动，管理学上的解释可能是体现秩序和稳定，旨在激发敬畏感和民族自豪感；大学里存在报销难、报销造假等现象，而报销本身就是一个实践活动，背后反映了很多管理的微妙细节，如制度、大学的权力结构、教授的身份识别等；创业公司的上市敲钟仪式，如京东、当当的创始人邀请了初恋女友，阿里的八位敲钟人来自阿里巴巴生态系统的参与者，顺丰创始人则专门邀请了被掌掴的快递哥，这些不同的敲钟实践，反映了身份、地位、创业动机、创业叙事（舞台搭建）与领导力的不同；街边地产经纪连锁店每天的晨会、晨操都要在门店外召开，并喊口号，这一实践对组织的管理有什么作用，对所在的社区有什么影响？国家领导人现在倡导工匠精神，但还没有学者像明茨伯格那样用秒表去近距离观察、体验工匠是如何精益求精、打磨产品的；所有这些都是有趣的管理研究课题，可以基于“战略即实践”学派所提供的思想与工具进行探索。

日本管理对全球最大的贡献就是众多实践，例如丰田汽车准时制生产、精益和知识管理（Nonaka，1991）。很多中国企业的实践也已经进入美国商学院的案例库。面向未来，中国本土管理如果呼应“战略即实践”的根本问题：实际发生了什么？实践者如何行动？这样的“实践转向”将大有可为。

“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在1954年出版的《管理的实践》一书中指出：“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强调了管理学科的实践属性。虽然目前批判实在论占据着西方管理的主流地位（Tsang，2017），但“战略即实践”学派倡导的“实践转向”，拓宽了管理学的视野，赋予理论研究以勃勃生机，中国本土管理如果能借鉴该学派的理论、方法与视角，将筚路蓝缕，以启一片知行合一的良知山林。

将“实践”与“理论”同时放在一起形成“实践理论”，看似奇怪，但这里的“实践理论”并不是关于“实践”的统一的理论，而是对“实践”的“理论化”（theorizing）方式，它们针对给定的对象（实践），提出了一般或系统见解，例如提出模型、对特定的案例做出解释、提出了概念框架或分类等，“实践理论”中的“理论”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而不是提出假设用以解释或预测），在英文中对应的是复数形式的practice theories。这也部分回应了第7页脚注中韩巍的评论。

韩巍建议，在综述具有浓郁哲学色彩的管理学文献时，要特别注意一个问题，即它们到底是在探讨“哲学问题（哪个层次上的？）”，还是“经验问题”，或者“特定哲学视角下的经验问题”？因为一旦我们“真正”领悟了那些发生在“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层面上的议题，再回到经验世界时，就会表现出在判断上的“融贯性”（coherence），就会给所谓中国的本土管理研究提出更明确的“建议”。

哲学中现象学关于“生活世界”概念的提出要追溯到Edmund Husserl，随后Martin Heidegger、Ludwig Wittgenstein以及Alfred Schutz等人的研究中都有涉及，他们深刻影响了后来众多社会理论的发展，包括社会理论的“实践转向”。由于涉及较多哲学内容（现象学、诠释学等），超出了本文的范围，未来可以继续进行探索，一个有益的着手点是阅读洪汉鼎教授的著作，如《实践哲学、修辞学、想象力：当代哲学的诠释学研究》《重新回到现象学的原点：现象学十四讲》《当代西方哲学两大思潮》。

韩巍认为：管理学、战略研究的“实践转向”，最大的背景是对“实证研究—表征（符合论）—基础主义（还原论）”的一种反动，它的要点：（1）管理知识的情境性，（2）实践（行动）对于（任何）理论的优先性（因此本文对各种“理论”的渲染和倚重，其实是有些“违背”实践转向的初衷的），（3）因此，它应该是以“呈现、意义（启发）”作为知识生产的更具“实践”色彩的手段对于传统的“普适性规律（遵循）”知识生产方式的一种反动。所谓主要采用“质性研究”不过是其“现象学源头”和“诠释学归属”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