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Selznick（1984）创造性的指出家族创业是一种独特的企业结构形式，在此之后的三十余年许多研究探讨了家族创业（Randerson等，2015；Seaman等，2016；Estrada，2016；Bauweraerts和Colot，2017）。尽管家族企业和创业研究被认为是两个独立的领域，每个领域都有它们专门的研究会议和学术期刊，但是一些学者已经致力于两个研究领域的交叉研究，并试图创造一个新的交叉研究领域——家族创业研究（Kraus等，2012；Uhlaner等，2012；Estrada，2016；贺小刚等，2016）。理论界和学术界都已证实家族创业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Nordqvist和Melin，2010；Uhlaner等，2012），当前家族创业研究受到越来越多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在文献回顾和梳理的基础上，本研究发现近年来对家族企业创业的研究要多于家族对机会识别和新创过程影响的研究（Kellermanns等，2006；Naldi等，2007；Nordqvist和Melin，2008，2010；Bettinelli等，2014）。现有研究开始探索家族企业的独特特征，例如特殊的家族文化、独特的治理结构、潜在的家族冲突、代理问题和代际期望，及对企业创业活动能力影响的研究（Nordqvist和Melin，2010；陈文婷，2013；Sabah，2014；贺小刚等，2016）。虽然在过去二十年里，关于新创企业机会和新创企业治理的研究已经显著增长，但新创企业中家族作用的研究成果相对匮乏（Dyer等，2014；Hnátek，2015）。尽管学者已经开始关注家族创业研究，例如JSBM（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Management）分别在2008年和2014年刊发了关于家族创业的专题论文，ETP（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和FBR（Family Business Review）于2016年刊登了关于家族企业以及创业相关主题的专题刊物，但现有研究中鲜有对家族创业领域发展动态进行综述性研究。总体而言，近年来国外家族创业研究发展极其迅猛，最近3年新增的代表性论文已占据近十年总发文量的三分之二，相关研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此外，随着中国家族企业的迅速发展，大众创业热情的不断高涨，家族创业实践的发展对理论研究提出了迫切需求。

目前，家族创业研究存在复杂性、概念不清、理论基础模糊、研究层面未达成一致等问题。此外，现有关于家族创业影响因素的研究较为混乱，有待进一步探明。因此，非常有必要对以往研究进行梳理，形成系统性的研究脉络。近十年来仅有的3篇研究综述，1篇以前十年（1988—2008年）的家族创业文献进行回顾（Nordqvist和Melin，2010），难以反映家族创业研究近十年来最新的发展趋势；其中1篇以探索式和利用式创业为切入视角对家族创业进行概述（Goel和Jones，2016），虽然观点和视角较为新颖独特，但并没有系统全面地对家族创业进行总结。因此，有必要对家族创业研究文献进行系统的文献分析，以厘清国内外研究的研究现状、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研究层面及其影响因素，剖析未来研究方向。为了反映家族企业研究的最新动态和发展方向，本文仅对近十年的家族创业文献（2007—2017年）进行梳理。本文分析的文献来自于英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管理科学A、B类学术期刊（30本）以及其他4本在创业和家族企业研究领域颇具影响力的期刊。本研究首先对家族创业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并对家族创业的概念内涵进行界定，在此基础上从理论基础、研究方法、研究层面和影响因素四个方面进行系统全面地梳理和述评，最后指出当前研究存在的不足，并对家族创业研究提出了未来研究方向。

二、家族创业研究现状分析

由于系统性综述采用可复制的、透明的过程，通过对某领域已发表的文献进行详尽的检索，深入分析研究方法、程序和结论，旨在减少偏见发生的可能性，该方法相对于传统的叙述性综述更具科学性（Tranfield等，2003；Hånell等，2013）。因此在本研究中我们使用Tranfield等（2003）所建议的系统性回顾方法作为指导，对关于家族创业研究的文献进行搜集和查询。为了反映家族企业研究的最新动态和发展方向，我们仅对近十年的文献（2007—2017年）进行梳理。我们在英文数据库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选择聚焦于以下与家族创业研究有关的关键词：family business entrepreneurship、entrepreneurship in family businesses、family entrepreneurship、entrepreneurial family business、family businesses start-up、family firm entrepreneurships。我们在对英文文献进行关键词搜索时使用SSCI数据库，尽管SSCI数据库不包括所有期刊，但其包括约5700种期刊，并涵盖了社会科学领域所有影响力大的期刊（Hånell等，2013），而且拥有最广泛且可用的引文（Cote等，1991），因此它是被最广泛使用的数据源。具体在中文期刊的选择上，我们选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的管理科学A、B类学术期刊（30种）。同时鉴于，《经济研究》、《经济管理》在管理领域的广泛影响力，《外国经济与管理》在管理领域近年来不断提升的影响力，以及《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对家族企业领域的权威性，我们将以上4个期刊也作为目标搜索期刊。

我们在上述期刊所刊发的论文中搜索以下关键词：家族企业创业、家族创业、创业家族、创业型家族企业。本研究聚焦于公开发表的期刊，由于有些出版物可用性的限制，在搜索过程中排除书籍、书籍章节、论文的评述、教学案例、研究报告和会议论文（Jones等，2013）。我们在关键词搜索时，期刊的范围很广泛，涵盖国际、国内领先的管理和商业期刊，以及领先创业期刊。最终，我们搜索到87篇与家族创业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课题组成员对上述论文的内容进行精读后剔除23篇不符合研究内容的文献，在所剩下的64篇论文（英文论文46篇，中文论文18篇）中有11篇理论性论文、3篇综述性论文和50篇实证研究论文（其中英文论文34篇，中文论文16篇）。

我们对筛选后的论文按照发表时间倒叙形式重新标号，以便为后续的研究做准备（如图1所示）。通过统计分析可知样本文献共分布在30本期刊中（其中英文19本，中文11本），按照样本文献所占数量排序可知英文期刊中排名前5的期刊分别是ETP（6篇）、JSBM（6篇）、SBE（5篇）、FBR（5篇）、JBV（4篇），此外JBR、Futures 、AJBM、ERD、ISBJ分别发表2篇有关家族创业的论文，其余的英文期刊分别发表1篇家族创业主体的文献（见表1）。样本文献中有关的中文期刊发表的有关家族创业的文献数量前5的分别是《经济管理》（3篇）、《中山大学学报》（3篇）、《南开管理评论》（3篇）、《科研管理》（2篇）和《管理学报》（2篇），其余的中文期刊分别发表1篇家族创业主题论文（见表1）。从样本文献量上来讲，相比于国内学者来讲国外学者对家族创业的研究较多，研究的主题也更加广泛。发文数量上也呈现出波动上升的趋势，特别是2016年增长趋势突出。这得益于中外学者对家族创业这一新兴领域的关注度不断提升。JSBM分别在2008年和2014年刊发了关于家族创业的专题论文，此外ETP和FBR于2016年刊登了关于家族企业以及创业相关主题的专题刊物。从作者的国别和地域分布上来看，国外关于家族创业的研究多出自美国和欧洲研究者之手，且作者较为分散。国内关于家族创业的研究成果多来自于浙江大学李新春教授的研究团队。李新春教授作为家族企业和家族创业研究的探索者对家族创业在全国范围内发展起到重要的引领和推动作用。

在64篇样本文献中包括11篇理论性论文和3篇综述性论文，共占比21.9%，50篇实证研究论文，占比78.1%。仅从比例上来看就可以明显发现综述类和理论类的研究不足，更多地进行综述性研究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本研究对近十年家族创业研究进行综述性研究可以从全局的视角对此领域的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性梳理和总结，有助于揭示阐明家族创业及其相关结果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从内容上来看，近十年来仅有3篇综述性文章，其中Nordqvist和Melin（2010）以1988—2008年的家族创业文献进行回顾，为家族创业研究构建了行为主体（actors）—态度（attitudes）—行为（activities）的3A框架，本文以2007—2017年的文献为研究对象有利于接续Nordqvist和Melin（2010）家族创业的研究。Uhlaner等（2012）以2008年发表在Small Business Economics（SBE）上的7篇文献为研究对象并对其发现和贡献性进行总结和概述，最后为家族创业提出一个新的研究框架。总体来看该篇文章的研究样本较少，研究关注点过于聚焦。Goel和Jones（2016）从以探索式和利用式创业为切入视角对家族创业关于双元创新的研究进行概述，观点和视角较为新颖独特，但是对该领域的其他主题的文献疏于梳理。在11篇理论性文献中，近三年的理论性文章增长迅速。从内容上来看，理论性文章基本聚焦于以下3个方面的研究：首先，基于过程观和机会观探讨家族创业的过程，以及在创业过程中对资源、机会的获取和利用途径（潘晶，2008；陈文婷等，2009）；其次，探讨家族新创企业管理权和所有权演化以及家庭成员涉入对家族企业创业的影响（Fletcher，2010；Jennings等，2013）；再次，随着家族创业研究的不断发展，家族创业能够成为家族企业未来发展方向之一（Campopiano等，2016），同时研究创业的学者能够从家族企业研究中学到有益的知识，反过来又促进家族创业研究的发展。鉴于很多实证研究论文都是在先前的理论文献基础上建立起来的（Hånell等，2013；马鸿佳等，2016），并且能够有效地反映家族创业研究领域的发展趋势，因此我们将在第七部分着力分析实证研究的层面划分和影响因素。

三、家族创业的概念内涵

家族创业研究作为一个交叉领域弥补了单独探析家族、家族企业和创业研究的不足，并在近年来获得迅速发展（Randerson等，2015，2016；Bettinelli等，2014）。学者们发现家族对企业创立和成长有重要的影响（Steier，2007；Aldrich和Cliff，2003；Olson等，2003）。学者在创业领域通过进一步探索“家族奋斗史”（familial sub-narrative）（Steier，2007）在新创企业创造过程中获益，认为创业可以被视为家族企业的基础（Chua等，2004；Bettinelli等，2014）。此外，Rogoff和Heck（2003）认为家族是“助燃创业之火的氧气”。Nordqvist和Melin（2010）使用创业家族的概念将家族作为一种可以驱动和约束创业活动的机构或社会结构。研究者认同创业是一个认知和利用商业机会的过程（Shane和Venkataraman，2000；Nordqvist和Melin，2010），人们对于研究家族在新创企业活动中作用的兴趣迅速增长。

Uhlaner等人（2012）提出，家族创业是企业主的家族成员创业的目标或动机。Discua Cruz等（2013）认为家族创业团队是从事创业活动的相关人员团体。Randerson等（2015）将家族创业作为家族、创业和家族企业研究领域的交叉点。有学者在已有家族创业的研究成果基础上，通过分析个人、家族和家族企业之间可能发生的相互作用来探讨创业行为，进一步定义了家族创业这一领域（Bettinelli等，2014；Randerson等，2016）。Bettinelli等（2014）将该领域定义为“研究家族、家族成员和家族企业的创业行为的研究领域”。Goel等（2016）认为创业和家族企业普遍共享“手段—结果”关系。家族企业领域的前提假设是家庭希望保持企业所有权（反映在控制、领导和参与管理），并传递给后代。创业是家族企业追求长期生存、可持续性、增长和更新的“结果”的“手段”。因此，家族企业和创业经常联系在一起（Brockhaus，1994）。Zahra（2005）确定了家族企业可能善于创业行为的两个原因，即（1）企业与所有者之间的目标一致性；（2）企业涉及的多代的目标连续性。还有学者认为家族企业情境可能是家族成员开展创业行为的有效地促进因素（Kellermanns等，2008）。现有的研究主要从四种视角对家族创业进行概念界定：首先，部分学者从创业动机的视角定义家族创业；第二，有些学者从学科的交叉性视角定义家族创业；第三，部分学者从多个研究层面视角界定家族企业的内涵；第四，部分学者基于“手段—效果导向”理论将家族创业作为家族企业实现其传承和延续目标的手段，进而定义家族创业。根据现有的研究成果梳理，本文借鉴Uhlaner等（2012）和Bettinelli等（2014）的研究成果将家族创业定义为“关注家族、家族成员和家族企业的创业行为、目标及动机的研究领域”。

家族企业为创业行为提供独特的条件，家族创业有其自身不可比拟的优势（Zahra，2012；Arregle等，2015；庞仙君等，2015）。由于家族创业拥有很大的异质性，因此很难概括其一般特性（Melin和Nordqvist，2007），同时鉴于家族创业研究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因此至今还没有出现家族创业广泛应用的概念化定义。值得欣喜的是，学者们普遍认可了家族创业对理论和实践的重要性，未来有待对家族创业进行更加精确的概念化定义。

四、家族创业研究的基础理论

家族创业的相关研究既借助了丰富的理论基础，还对实践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深入探究，表2总结了64篇实证研究所使用的16种理论，分别是管家理论（stewardship theory）、嵌入理论、代理理论、创业理论、手段和效果导向理论、工作—家庭交互理论、社会情感财富理论（socioemotional wealth）、资源基础观（resource-based view）理论、组织学习理论、印迹理论（imprinting theory）、文化理论（cultural theory）、制度理论、组织生态理论（organizational ecology theory）、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社会能力理论以及高阶理论（upper echelons theory）（如表2所示）。家族创业研究中所使用的理论多数是“借用”心理学、管理学、创业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理论。由于我们很难从时间上对不同的理论应用演化进行精确的界定（朱秀梅等，2011；马鸿佳等，2016），因此本文仅根据使用频次的多少（降序）对每个理论进行阐述。

1. 嵌入理论

样本文献中共有17项研究使用嵌入理论，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将社会嵌入、家族嵌入以及关系网络都归入到该理论框架中。Granovetter（1985）首创性的提出社会嵌入理论，之后被先后引入管理领域、创业领域和家族创业的研究中。根据社会嵌入的观念，创业者的经济行为和决策受到具体的、持续的个人关系（即嵌入式）的影响（Granovetter，1985）。这些嵌入式关系是创造机会或约束，取决于创业者在其社交网络中的地位（Bird等，2016）。Bird等（2016）认为移民创业者在家族中的关系嵌入对他们成功开办和经营新企业至关重要。关系嵌入性被定义为：“对别人的行为取决于已经成为关系的组成部分的人们之间相互期望的结构”（Granovetter，1992）。李新春和刘莉（2009）认为在家族企业创业成长的不同阶段，嵌入性—市场性关系网络随着企业年龄和规模变化而演进。家庭嵌入性可以提高对关键资源的获取，进而提高效率，并最终会影响创业者对退出或持续创业的决策（Slavato等，2010）。

2. 创业理论

样本文献中有13项研究使用创业理论。迄今为止，创业理论的演进先后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商务理论占据主导地位的阶段（20世纪60年代），商务理论以及创业理论的交汇阶段（20世纪80年代），多学科交叉阶段（21世纪之后）。在家族创业研究中创业理论多被用在企业层面的研究。这一理论主要被应用于讨论以下4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基于创业理论，探讨创业行为（创业导向、战略创业行为、制度创新）及其变化（Naldi，2007；李新春等，2008；Zellweger和Sieger，2012；Zellweger等，2012；Stenholm等，2016）和创业者个人特质（王世权和王丹，2011）对家族创业企业绩效及其长期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企业类型进行划分，探析了创业行为对家族企业和非家族企业影响的差异性（Bird和Wennberg，2014；Stenholm等，2016）。第二，学者们认为借助家族性社会认知，家族人脉网络能够提升创业型家族企业政府交往能力（王世权和王丹，2011）。此外，家族性资源的应用能够提升创业家族的代际价值创造能力（Zellweger等，2012）。第三，利用创业理论的基础，学者引入创业者话语权（discourses）阐释“自我身份”和“社会身份”的认知，分析其对创业者的创业努力的影响作用（Watson，2009）。第四，基于过程观和机会观的创业过程理论探索家族创业团队形成机制、行为模式（Nordqvist和Melin，2010；Schjoedt等，2013），以及家族创业有别于家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机制（潘晶，2008；陈文婷等，2009）。

3. 资源基础观理论

样本文献中共有10项使用资源基础观理论，值得一提的是，本文将企业资本理论和社会资本理论都放入该理论视角。资源基础管理理论广泛运用于管理学研究各个领域之中。Habbershon和Williams（1999）首次给出了“家族性”的定义，即由家族、企业和家族成员之间互动而生成于家族企业内部的独特资源和能力束，这种独特的资源与能力及其作用日益受到家族创业学者的关注（谢雅萍等，2016）。金融和人力资本构成了家庭的一般资源，促进了其独立于环境的创业，然而家庭资源禀赋的数量和质量可能存在差异。创业者通过关系嵌入动员这些资源，可能对他们的创业活动和创业能力是至关重要的（谢雅萍等，2016；Bird和Wennberg，2016）。家族领导人的特性也会影响其对这些资源的积累和利用，进而对家族创业行为产生影响（李前兵，2011）。资源基础观为理解创业家族如何管理代际变革提供了基础视角（Jones等，2013）。创业家族的社会资本、风险资本以及家族性资本对创业家族企业成长绩效提供重要的资源（陈文婷等，2009；Andrade等，2011；Dyer等，2014；庞仙君等，2015）。社会资本解释了家庭创业团队（FET）的形成和组成。具体而言，对家族资产进行创业管理的共同承诺支持了FET的形成（Discua Cruz等，2013）。此外金融资本及家族性资本能够促进家族企业的投资组合创业，家庭天使投资资本可以维持创新，促进家族企业的继承（Au等，2013）。

4. 代理理论

样本文献中共有6项研究使用代理理论。代理理论是由Jensen和Meckling（1976）最早提出的。代理成本增长的原因是个人利益的个体化和偏好自己利益的个人决策（Madanoglu等，2016）。代理理论认为，如果公司所有权变得更加复杂并存在于多代之中，那么公司中潜在的不和与利益竞争会成指数上升，而且个人关系强度将会削弱。因此，家族企业管理中参与管理的家庭越多，所有权和管理的重叠就越大，委托人（即业主）和代理人（即管理层）的利益也将重叠，进而带来卓越的创业产出（Kellermanns等，2008；Uhlaner等，2012；古志辉和王伟杰，2014；Madanoglu等，2016；Bauweraerts和Colot，2017）。一些学者基于代理理论认为，家族创业企业代表一个理想的组织形式，其中所有者的目标与企业的目标一致。这种紧密的一致性能促进更有效的决策，有助于企业的持续创业行为（古志辉和王伟杰，2014；Boling等，2016）。另外一些学者基于代理理论还主张，所有者采取长期和有远见的方法来做决策，因为创始人想要创造成功的遗产，或者因为他们希望最大化家庭的财富。所有者必须通过追求创业机会和支持创新来证明对企业成功的承诺（Zahra，2005；Madanoglu等，2016）。

5. 组织学习理论

样本文献中共有6项研究使用组织学习理论，其中包括1项社会学习理论、1项组织学习理论、2项知识基础观理论、2项创业学习理论。社会学习理论为家族创业个体层面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社会学习理论认为父母角色模型对儿童的选择很重要。父亲（与母性）角色榜样在影响子女就业方面尤其重要，并且这种影响与开放的个性变量相互作用。在高开放条件下，父母角色模型产生的差异较小（Uhlaner等，2012）。Hoffmann等（2015）进一步强调父母的“角色榜样”的重要性。知识基础观理论对家族创业个体和家族企业层面展开研究。在家族战略创业过程中，家族异质性知识能够影响战略决策质量（何轩，2010）。组织内关系为知识转移提供了一定的条件，知识转移能够正向影响家族创业导向，进而提升家族创业绩效（Martínez等，2016）。创业学习（教育、经验与网络学习）是家族跨代创业者的主要学习方式，不过创业学习的作用会随着制度变化而呈现出不同的影响，家族后代需要在不同的阶段选择不同的学习方式，这既能帮助家族企业获得响应市场的能力，同时也是适应制度变化的重要手段（陈文婷，2013）。此外创业学习也能够影响家族企业主后代的创业路径与选择（创业、接班或受雇于其他组织）（陈文婷，2011）。

6. 其他理论

在样本文献中除了上述5种用得最为频繁的理论之外，还有其他理论为家族创业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例如，共有4项研究使用社会情感财富理论，该理论是家族企业研究中“土生土长”的理论，自2010年被提出以来其迅速在家族企业领域中应用开来。学者们主要基于SEW理论探究家族企业中的销售变化（Colombo等，2014）、创业导向（Schepers等，2014）和情感共鸣（Estrada，2016）对家族创业绩效及就业变化的影响。

有4项研究使用了文化理论。文化理论最早是由Hofstede（1983）提出的，其指出文化塑造个人的社会环境和思维，而不是他们的基因（Basu和Altinay，2002）。文化理论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并与家族企业的一般系统理论观点一致（Carsrud和Brännback，2012）。文化理论的立场是社会的世界观被用来评估人类社会的环境，没有文化的调解，就没有现实的感觉。该理论是起源于人类相互关系，同时反作用于人类相互关系。一些文化往往比其他文化创造更多的企业家，原因在于文化可以影响创业孵化机制（Amit和Glosten 1993）。学者们探讨基于文化开放性、宗教信仰、民族主义、个人话语权和家族创业文化对家族创业活动及创业精神的传承的影响（李新春等，2008；Watson，2009；Sabah，2014；Seaman等，2016）。此外现有的文献中还有4项研究使用制度理论，为家族创业合法性获取提供了指导（Cavus和Demir，2011；Sabah，2014）。

在样本文献中有3项使用管家理论（包括1项有限利他理论），部分学者基于管家理论强调家族创业团队的构成和形成过程对家族内创业的影响（Discua Cruz等，2013），以及董事会家族涉入与企业家导向之间是非线性的U形关系（Bauweraerts和Colot，2017）。有限利他理论被引入创业家族的研究中，基于利他理论能够很好的解释家族成员共同治理的有效性（贺小刚等，2016）。现有研究中仅有1项研究利用工作—家庭交互理论探析家庭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一过程对男性和女性创业者退出现在的企业的意向（Hsu等，2016），为未来研究家族创业提供了建设性的视角。

样本文献中仅有3项使用社会认同理论。Tajfel（1978）最早提出这一理论，并将社会认同定义为“个人的自我意识的一部分，其源于他对社会群体（或群体）的成员身份以及附属于该成员的价值和情感意义的认识”。个人维持多种社会身份作为他们在社会中可能承担的不同角色（Haynie和Shepherd，2009）。基于时间、物理空间或一些特定任务划分出许多不同的身份认知，人们可以在不同的角色身份之间切换。与家族结构中的地点相关的角色、身份和行为预期可能超越情境；家族成员的角色身份超越情境的表示“元身份”（meta-identity）并且通常与其他角色并行。Brannon等人（2013）在研究家族关系对创业团队的影响时，认为共同创办企业的家族成员，创业者的角色与家族成员的身份相互交叉可能导致身份冲突，身份冲突对创业成功的正向或者负向影响取决于家庭关系的性质（即血缘关系或夫妻关系）。

手段和效果导向理论是近两年最新引入家族创业研究的理论，样本文献中仅有2篇使用此理论。创业和家庭企业广泛共享“手段—结果”关系。家族企业领域的前提是家庭希望保持商业家族所有权（反映在控制、领导和参与管理），并传递给后代（Goel和Jones，2016）。创业已经发展成为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机会探索和利用的过程，进而成为相对强大和可持续的商业命题（Miller等，2016）。因此，创业是家族企业追求长期生存、可持续性增长和战略更新的“结果”和“手段”。

样本文献中有2个研究使用高阶理论。高阶理论认为，高层管理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如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任期等，会影响家族创业绩效。基于高阶理论，Sciascia等（2013）认为，创业导向下，适度的代际参与水平会刺激任务相关的建设性矛盾，而由高度代际参与引起的亲属距离和关系矛盾的增加则可能会通过损害创业导向关系情景来破坏潜在优势。因此，代际涉入家族企业高层管理团队（TMT）的数量和创业导向之间存在倒U形关系。

印迹理论虽然在样本文献中使用过一次，但已有学者将其在创业机会研究中由印迹—众迹视角嫁接到家族创业中来。印迹理论表明，创业者倾向对企业的影响会超过该倾向的创造者在公司任期的贡献，这个创业倾向和精神的影响具有持久性（Marquis和Tilcsik，2013）。创业故事通过在家族企业和家族中的传播，创业精神遗产会在家族成员中得到印迹。印迹的创业遗产通过三个战略活动激励家族成员及后代子女实现传承，从而培养跨代创业，其中三个战略活动为战略教育、创业嫁接和战略继承（Jaskiewicz等，2015）。

仅有1项研究使用了生态理论，生态理论最早是由Hannan和Freeman（1977）所提出的，该理论聚焦当地环境在获取关键资源中的作用（Fernhaber等，2008）。此理论解释了区域人口、人口增长、农村区域对家族新创企业（family start-ups）产出的影响（Bird和Wennberg，2014）。

家族创业研究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现在正处于起步阶段，在理论方面大多是利用其他学科的理论基础，在未来的研究中需要更为“土生土长”的本领域理论为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通过对50篇样本文献的梳理还可以发现有41篇文献（64%）使用了1种理论基础，仅有20篇文献（31%）使用2个或者3个理论基础，例如创业家族的文化开放性、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对创业强度的相应影响（Sabah，2014）。家族创业研究作为一个多层面的研究，需要整合多理论以开展多层次的评估和研究。此外，还有3篇（5%）文献并没有明确使用何种理论基础。

五、家族创业研究方法分析

为了深入剖析家族创业研究中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本研究分析了64篇样本文献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样本国别、数据收集方法和数据处理方法。图1中横轴表示三种不同的本体论视角（个人层面、家族层面和家族企业层面）（Bettinelli等，2014），纵轴表示定量和定性的分析方法。

分析样本文献的研究方法可知，34项研究（53.2%）使用定量的方法，28项研究（43.8%）使用定性的方法，2项研究（3%）使用了定量和定性两种方法。我们对样本文献中数据来源进行分析，发现16篇中文样本文献都是以中国的中小企业板和创业板公司为样本来源，而在46篇外文文献中仅有2篇文献是以中国的企业（或包含中国的企业）为样本来源的。其他文献的研究对象大多以美国（10篇）、英国、瑞典等家族创业企业为研究对象。说明，外文文献中缺乏对中国家族创业企业的研究成果。

首先，个体层面共有10项研究使用定量方法，这些研究都采用层级回归分析方法进行数据处理。个体层面仅有2项研究采用定性方法，即利用深度访谈的单案例研究方法，以移民少数民族为研究对象探析家族企业中的情感共鸣对家族创业者子女自主创业的影响（Estrada，2016）。仅有1项同时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问卷和访谈相结合）（陈文婷，2011）。其次，家族层面的研究中有6项采用定量方法，1项采用定性的多案例研究方法，3项采用理论性研究。最后，家族企业层面的研究最多，共有42项研究。家族层面研究中有19项采用定量方法，多数研究同时采用多种方法进行数据处理（包括描述性统计方法、相关性分析、方差分析、层级回归分析以及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家族层面研究中有21项采用定性方法，其中12项采用纵向案例以及扎根的研究方法，9项采用理论或综述研究方法；家族层面研究中有1项研究使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其使用基于访谈的定性数据制定假设并且使用调查为基础的数据以验证这些假设（Zahra，2012）。总体而言，家族企业创业研究主要集中在家族企业层面。

64篇样本文献中，有34篇是以定量方法为基础的研究，其中15项研究是以问卷调查的形式收集横截面数据，仅有5项采用纵向分析研究，1项研究采用面板数据，1项采用人口统计学数据，其他多是以访谈的方法收集数据。因此，现有的研究多以静态视角收集数据为主而纵向分析却较为少见。现有的研究依旧是以定量的实证研究为主，定性研究虽然不少但案例研究较少，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仅有2项。未来的研究中为增加结论的可靠性和客观性，需要提升两种方法相结合的应用。此外，样本文献中12项案例研究中多案例研究仅有5项，未来应该增加多案例研究，以求能够达到更高水平的相互佐证或者对比突出的作用。

六、家族创业实证研究层面划分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体视角（ontological perspective）已经在不同的研究领域中被应用，例如国际创业研究（Hånell等，2013）、比较、非比较国际创业研究（Terjesen等，2016；马鸿佳等，2016）以及家族企业研究等领域。在家族创业领域，学者们也基于本体视角试图对家族创业研究进行层面划分。Fayolle和Begin（2009）将家族创业划分为个人层面、组织创业行为的家族层面以及家族企业的创业层面。Bettinelli等（2014）将家族创业研究划分为三个层面，分别是个体、家族和家族企业。Randerson等（2016）认为单亲家庭、同性伴侣关系、寄养家庭和其他法定监护人以及带有儿童的成年人也是家庭的一种形式，对创业行为和创业的影响尚未得到考虑。Schjoedt等（2013）将家庭视为一个团队，其研究家族企业创业团队的形成和组成以及团队中的代际涉入等问题，发现新创企业团队成员通常有家庭关系。基于现有研究成果我们分析50篇实证研究文章的实体，重点划分了家族创业研究的层面：个体层面、家族层面和家族企业层面，并对家族创业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纳总结。家族创业具有多面性，我们应该以多样化的视角对各个层面进行分析（Aldrich和Cliff，2003；Cruz等，2013）（见图2）。

1. 个体层面

通过文献分析可知，在50篇实证研究文献中有12篇是基于个体层面的研究，占比24%。个体层面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创业者、CEO、移民创业者、跨代创业者、家庭成员（Kellermanns等，2008；梅琳等，2012；陈文婷，2013；Campopiano等，2016；Bird和Wennberg，2016）。

前因变量上，绝大多数个体层面的研究（82%）考察了创业者的特点，尤其是他们的社会关系网络、成员特征、性别、学习行为以及社会资本五个方面（如图2所示）。第一，在社会关系网络视角下，学者们主要研究移民创业者的关系嵌入、家族的地理距离（Bird和Wennberg，2016）、创业者社会网络中的家族关系（Arregle等，2015）以及家族企业中的情感共鸣（Estrada，2016），并强调关系网络（社会网络和家族企业网络）对家族创业的重要性。第二，在家族成员特征视角下，学者主要从家族企业领导人的任期、学历、职业、背景和年龄等社会属性（Boling等，2016；Kellermanns等，2008；李前兵，2011），以及家族成员代际参与（Kellermanns等，2008）两个方面，研究它们与创业过程、企业成长和退出的关系。第三，在性别的视角下，学者们发现女性创业者往往比男性创业者在家庭健康、营养和教育上花费更多（Randerson等，2016），女性创业者的家族支持对家族绩效产生重要的影响（Welsh等，2014）。在发展中国家，妇女被赋予特殊的作用，因为她们受益于创业精神，并且鉴于她们在家庭中的独特作用，以及发展中国家女户主家庭的增加，她们被视为创业的关键驱动因素（Horrell和Krishnan，2007；Welsh等，2014）。第四，从学习行为上，学者们普遍基于知识视角讨论创业学习对家族创业选择和能力的影响（陈文婷，2011；李前兵，2011）。第五，在社会资本方面，现有研究主要聚焦于家族人力资本、家族金融资本对家族创业过程的影响和作用，创业者对家族社会资本的感知效用以及这个效用对创业者自身创业能力的影响（Bird和Wennberg，2016；Campopiano等，2016）。

在中介和调节变量的研究中，个体层面主要聚焦于情境因素对所研究关系的调节作用，其中情景因素有外部市场环境和内部权力交接模式（梅琳等，2012）、制度特征（创业企业发展阶段、行业性质、企业规模）、性别和个人问题（陈文婷，2013）、环境使命（Campopiano等，2016）和家族情境（Boling等，2016）（如图2所示）。

对于结果变量，个体层面主要聚焦于三个方面（如图2所示），首先是家族创业绩效的考量，包括家族企业增长（Kellermanns等，2008；Arregle等，2015）、绩效、跨代绩效提升（梅琳等，2012；陈文婷，2013；Welsh等，2014）、家族创业增益（enrichment）以及家族创业干扰（interference）（Hsu等，2016）；其次是创业过程及其存在的问题探讨，包括家族企业后代的创业路径与选择（创业、接班、受雇于其他组织）（陈文婷，2011；Campopiano等，2016），以及创业过程（进入或退出）的影响因素；第三是家庭成员特征对创业行为的影响（李前兵，2011）。

通过分析可知，个人层面的研究数量较少（共11个），但值得欣喜的是近3年的研究数量已达到6篇，这说明学者对家族创业个体作用的日益聚焦和重视。从主体上已经关注到创业者、移民创业对家族创业的影响，在研究主体上有待进一步丰富。由于越来越多的海外留学人员选择回国发展（盛若蔚和赵兵，2014）。近6年回国发展的人数超过110万，是前30年回国人数的约3倍（苗琦等，2015）。从实业视角，海归创业者，尤其是有家族企业背景的海归创业者，他们的创业活动将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同时为家族创业企业高层管理者的流动性注入活力。这个群体一般具有较强的创新创业能力，可以提升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从理论视角，海归家族创业者主体研究是对家族创业研究的一种有益补充。为家族涉入和高管团队所有权和管理权的研究提供了潜在的、新的研究问题和研究方向。因此日益增加的海归家族创业者可能成为潜在的研究主体。个人层面的前因变量研究虽然已经涉及不同的因素，但是家族创业文化和经验的传承研究较为缺乏，还有创业者战略决策的影响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考虑。对个人层面的中介和调节变量的研究较少，未来有待进一步探究。结果变量的研究较为丰富，未来的研究中应该综合考察各种因素对家族创业绩效、竞争优势的形成和提升的协同作用。

2. 家族层面

在50篇实证研究论文中，其中有7篇家族层面的研究（占比14%），主要聚焦于家族亲缘关系和创业团队。

在前因变量的研究中，学者主要聚焦于家族参与治理、家族创业团队形成和家族亲缘关系三个方面的研究（如图2所示）。其一，家族参与治理视角主要涉及跨代参与TMT（Sciascia等，2013）、创业家族成员的共同治理（贺小刚等，2016）以及董事会家族涉入（Bauweraerts和Colot，2017）对家族创业导向和绩效的影响；其二，家族创业团队形成视角下，学者倾向于探究家族创业团队如何以及为什么形成，家族创业团队构成对家族内创业的影响（Discua Cruz等，2013）；其三，家族亲戚关系视角下，学者较为关注配偶、血缘关联以及父母特性（父亲自主创业、母亲自主创业、父亲自主创业强度、母亲自主创业强度）对子女后期自主创业的影响（Brannon等，2013；Hoffmann等，2015）（如图2所示）。

关于调节变量的研究，家族层面主要从资源视角（资本投入）（Bauweraerts和Colot，2017）、自然属性视角（性别和父母相处时间）（Hoffmann等，2015）以及管家视角（董事会任务绩效）（Bauweraerts和Colot，2017）对企业成长和传承以及创业导向的影响进行研究（如图2所示）。

结果变量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对家族创业导向（Sciascia等，2013；Bauweraerts和Colot，2017）、家族内创业（Discua Cruz等，2013）、企业传承（Hoffmann等，2015）以及绩效（古志辉和王伟杰，2014；贺小刚等，2016）的研究（如图2所示）。

在家族创业的早期研究中，缺乏将家族作为一个独立视角开展研究的成果，这个情况直到2013年才出现改变。尽管当前很多学者已经从这一视角开展家族创业研究，但家族层面的研究数量占比最低，该领域的研究并未受到学者足够的重视。虽然有关创业团队的研究越来越多（Wright和Vanaelst，2009），但由家庭成员组成的创业团队的研究很少（Discua Cruz等，2013），家族创业团队形成及组成的变化有待挖掘。家族人力和社会资本以及管理继承和专业化的研究相对比较缺乏，同时家族冲突以及创新的薪酬方案在现有研究中不够完善。需要指出的是，现有研究中忽略了环境对家族层面的影响探析，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考虑情境强度、环境动态性以及资源条件对家族层面的影响。虽然家族层面的样本文献较少，但该层面结果变量的相关研究较为丰富，其涉及战略导向、传承、成本和绩效等方面。未来学者应该从更广阔的视角，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深入探析家族层面的研究。

3. 家族企业层面

在50篇实证研究文献中共有31篇（62%）使用企业层面的研究，在三个层面的研究数量上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前因变量较为丰富，其主要包括创业战略、文化和知识、网络关系、资源、制度和区域6个视角（如图2所示）。创业战略视角主要涵盖了创业导向的变化（Naldi，2007；王世权和王丹，2011；Zellweger和Sieger，2012；Zellweger等，2012；Schepers等，2014），研究表明随着后代家庭成员的参与，创业导向的偏好会减少（Jaskiewicz等，2015）。家族优势持续战略的研究深入到家族涉入及内外部人治理平衡（何轩，2010；Slavato等，2010；Madanoglu等，2016）。此外对忠诚管理、家族企业创新以及家族天使投资（Au等，2013）的研究进一步扩展了战略视角的研究。我们发现，创业者有更长的计划视野，更有可能结婚，平均比别人有更多的孩子。因此，即使创业者是风险爱好者，他们承担风险的意愿也会受到强烈的家庭关系、良好的卫生习惯和长期的规划期限的限制。

文化和知识视角的研究主要涵盖了创业者文化异质性、文化创新和开放性（李新春等，2008；Sabah，2014），跨代知识和价值观差异（郭超，2013；Au等，2013；李新春等，2016）、宗教信仰和民族主义的研究（Sabah，2014），并研究了知识在家族创业过程中的转移活动（Martínez等，2016）。网络关系视角主要包括网络嵌入性和市场性关系网络（李新春和刘莉，2009）、网络定期或不定期的网络构建（Toledano等，2010）。一方面，研究表明家庭网络关系可以促进企业发展，因为它们以更低的成本和风险提供独特且有价值的资源（Arregle等，2015）；另一方面，研究还表明，由于冗余、重叠和内向网络，家庭网络关系可能阻碍新的企业发展（Hite和Hesterly，2001）。因此，家族网络关系对企业创造和绩效具有积极和消极的线性效应（王世权和王丹，2011）。资源视角主要强调家族性资源（Zellweger等，2012；谢雅萍等，2016）、社会和风险资本（Andrade等，2011；庞仙君等，2015）、家族资本培养模式（Dyer等，2014）），并创造性的探析了创业型遗产对家族创业的影响（Jaskiewicz等，2015）。资源为家族创业行为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和条件。制度化视角包括制度创新（李新春等，2008）、家族所有权制度化（institutionalization）（Çavus和Demir，2011）因素。创业者的家庭制度（即过渡、资源和规范、态度和价值观）的特征如何影响创业企业所涉及的过程（即机会识别、启动决定、资源调动和实施的创立战略、过程和结构）。对区域化研究的文献主要聚焦区域人口、人口增长、农村区域的发展问题（Bird和Wennberg，2014）。

家族创业企业层面的中介/调节变量主要聚焦于以下4个视角：家族治理战略视角（创业战略活动、变革和组织创新）（李新春等，2008；Andrade等，2011；Jaskiewicz等，2015；Stenholm等，2016）、家庭动态特征视角（家族凝聚性、结婚率、同居率、离婚率、未婚生育率、维护或增长家庭财富的共同愿景）（Slavato等，2010；Zahra，2012；Dyer等，2014）、创业家族特征视角（家族所有权、家族成员在创业团队中多代涉入、家族影响力、非集权化程度）（Colombo等，2014；Martínez等，2016；Madanoglu等，2016）、情境因素视角（家族资本市场成熟度和制度环境）（庞仙君等，2015；李新春等，2016）（如图2所示）。虽然这些变量大多数被认为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但是它们对主效应的影响效果并不总是线性的，而且还存在交互影响。

家族创业在企业层面的结果变量的研究呈现多样化（共有18种），按照类别划分主要可以分为家族创业绩效（Naldi，2007；李新春和刘莉，2009；Dyer等，2014；Schepers等，2014；庞仙君等，2015；Martínez等，2016）、创业精神传承（李新春等，2008）、家族企业治理战略（陈柳和刘志彪，2009；何轩，2010；Slavato等，2010；Çavus和Demir，2011）、家族企业不同创业类型产出（如跨代际创业、集体创业、转型创业、组合创业）（李新春等，2008；Toledano等，2010；郭超，2013，Au等，2013；Jaskiewicz等，2015；李新春等，2016）、能力提升（如创业型家族企业政府交往能力、创业能力）（王世权和王丹，2011；谢雅萍等，2016）、创业行为改善（潘安成，2011；Madanoglu等，2016）（如图2所示）。近五年来，关于家族创业的研究从数量上已经是前五年的2倍，增长迅速。虽然学者们已经对该层面的主效应的作用因素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关于创业家族的发展过程问题还没有文献做出明确的研究，针对该问题未来有待深入挖掘。

综上，家族创业基本是从个人、家族和企业三个层面开展研究的。同时，不同视角的多重性和多样化的家族创业研究不仅丰富了理论化概念模型及其模型构建的可操作性，也使其更加复杂化。本研究的分析结果也揭示了家族创业领域中使用的本体论视角，以及本体论视角中所使用的分析层面都已经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通过对样本文献的分析发现，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企业层面对创业过程的影响。未来需要更多地考虑其他两个层面对创业行为的影响和作用因素。值得注意的是个体家族成员、家族实体和家族企业之间可以存在双向甚至多个方向的关系。现有的研究缺乏对在家族企业情境更好地分析，尤其是缺乏对跨层面的创业行为如何相互作用的解答。尽管现有的研究或多或少的存在不完善的地方，但不可置否的是家庭创业可以被视为一个值得充分聚焦的新兴研究领域。

七、家族创业未来研究方向

迄今为止，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家族创业进行了丰富的实证研究，并取得了令人欣喜的成果。我们通过对该领域近十年的实证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可以发现，现有的研究成果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首先，家族创业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多数以实证研究为主，难以阐明家族创业及其相关结果变量之间的复杂关系，更无法展现家族创业自身的动态演化及其影响效应。数据的收集多数局限于单一的国家内部，数据收集以截面数据为主，缺乏纵向分析数据的收集。其次，现有的家族创业研究中的理论基础多数是“借用”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创业学和管理学等领域的理论，缺乏自身“土生土长”的理论，理论基础也不够扎实。第三，现有的研究层次尚未达成共识，还鲜有跨层面、多层次创业行为方向的因果关系研究。第四，在前因变量和结果变量的分析研究中，引起创业活动的各个层面的前因变量还未探究清楚，鲜有关于创业前因变量的多层次性研究，缺乏家族层面的相关因素研究。上述分析不难看出现有的家族创业实证研究仍存在很多问题和研究缺口。

基于以上对现有家族创业实证研究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分别从家族创业的多元化理论、方法论、跨层次交互整合以及前因和结果分析等方面给出未来研究方向的建议。

1. 多元化理论的未来研究方向

我们注意到家族创业研究中缺乏理论的开发和使用，未来理论研究是该领域的重要突破点。在上文理论梳理的基础上，结合研究主题拓展几个重要的理论视角。

关于嵌入理论，“家族嵌入性”观点表明，商业和家族是紧密相连的，家族在企业决策过程及其结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Aldrich和Cliff，2003；Cruz等，2010；Steier等，2007）。未来的学者可以通过提供一个细微的理论来解释家庭关系的具体情境中的嵌入性，通过三种不同类型的网络探索家庭关系对家族创业增长的影响：创业者建议、家族性资源和情感支持（Arregle等，2015）。家庭的支持，是女性创业者取得卓越家族绩效的重要因素（Welsh等，2014）。此外，创业者被嵌入关系的程度也可能导致他们依赖冗余信息，依赖义务，无视外部知识，从而限制他们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Arregle等，2015），这些约束可能导致新企业的负面结果（即企业家被过度嵌入在他们的网络中）（Toledano等，2010），创业者关系嵌入性与创业家族绩效是线性关系还是曲线关系？对于这一想法还需要更多的实证和案例研究进行证实和验证。关系网络的嵌入性视角，是嵌入理论发展的又一重要突破点。特别是在中国社会文化下，特别强调关系并注重关系网络重要性，所以在创业家族的运营过程中，有待深入探析关系网络嵌入密度、深度和速度以及关系嵌入结构对家族创业竞争优势及其创业持续性的影响。

关于创业理论，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背景下创业理论在本世纪得到广泛的应用和拓展。印迹和众迹理论已应用于探索创业机会，该理论可为家族创业研究提供新的视角。由于创业家族的领导者采取的创业行为以及在环境压力和组织变革期间的开发活动导致企业结构、战略和产品供应方面的深刻差异，这些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为印迹。印迹理论揭示了前几代创业的条件和特征可能会印在企业中，并且导致持续创业。这一理论可以应用于解释创业家长榜样、创始人价值观、愿景和行为对跨代创业的影响，以及其他创业遗产对家族创业继承者对继续或者退出创业路径选择影响。此外，印迹的组织成员印迹新组织成员的过程称为二手印迹。然而，二手印迹（secondhand imprinting）是一个新概念（Marquis和Tilcsik，2013），该理论还没有被开发出来用于解释二手印迹如何发生及其过程。未来也可以加强对二手印迹的探究。

关于资源基础观理论，尽管学者已经注意到“家族性资源”的重要性，但基于实体资源的关注还是不够的，鉴于网络化有助于企业获取资源并能够帮助创业家族绩效提升，因此需要在未来进一步挖掘网络资源视角的研究（Toledano等，2010）。目前仅有一篇文献研究探析创业者社会网络（创业者建议网络、情感支持网络、企业资源网络）中的家族关系对新创企业收入增长的影响（Arregle等，2015），同时针对国内和国际范围内家族创业者独特的资源和相应创业行为的差异性的研究是比较有限的，未来的研究可以加强对此问题的研究。此外，现有的研究大多聚焦于对家族企业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的研究，而关于创业家族的风险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心理资本的研究仍存在知识缺口，未来的研究有待研究上述三种不同的资源类型，比如借鉴Campopiano等（2016）的研究方法，从资源绑定（bonding）还是嫁接（bridgin）的视角研究资源基础家族创业过程的影响。

根据代理理论，代理问题主要源于所有权和管理权的高度分离。实践过程中控股家族需要对企业所有权、治理权和管理权的同时涉入可以缓解上述的代理问题。此外，泛家族化的外部人关系治理也是有必要的，因为对代理人进行泛家族化治理有利于构建业主和代理人之间的长期信任，进而赋予代理人（非家族成员）一定的家族特性，变成自己人，也能够缓解代理人和业主之间的矛盾，进而提升战略创业决策的质量。企业代理人除了有经济目标的追求，还看重非经济目标的实现。这虽然与传统代理理论所秉持的股东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假设不一致，但是鉴于创业家族需要承担社会责任，并需要提升家族及员工的“幸福感”程度，因此未来的研究应该将代理理论与经济心理理论相结合开展相关研究。

作为组织学习理论的社会学习理论为未来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样本文献中仅有1篇是关于社会学习理论的研究。Hoffmann等（2015）基于父母角色榜样、性别（父亲/母亲）和子女与父母相处时间，提出父母榜样能够影响下一代自主创业传承的可能性。尽管现有的学者对父母榜样角色已经展开研究，但是当谈到家族创业选择时，父母角色模型的重要性和性质的实证证据仍然有限。未来需要加强对社会学习理论在父母榜样、家族特性和家族文化等对家族创业传承以及对子女接受教育和自主创业的影响的探析。创业学习为组织学习理论的拓展提供了可选择的研究方向。样本文献中仅有2篇使用创业学习理论的研究，鲜有研究将该理论引入家族创业团队层面的研究中。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探析家族跨代创业学习对企业创业知识的积累以及创业路径选择的影响。

当前研究一般采用单一理论视角，未来的学者们应该利用理论修剪法（theory pruning），即多理论的融合以便更深入地探讨复杂的家族创业现象，同时还可以针对同一问题使用多理论来检验每个理论解释的边界和情景。例如，人力资本理论可以与经济的视角相结合来综合评估不同类型的人力资本对家族创业成长的重要性。鉴于家族创业研究是多层面的，因此多种理论的整合使用是非常有必要的。此外，我们还认为使用家族创业领域没有被广泛的使用的理论，可以更好的解释该领域的某些现象。例如，使用文化理论的视角分析家族创业领导力和组织有效性问题；利用文化资本论视角研究创业家族社会关系在企业跨代传承或企业政府关系能力提升之间关系方面可能大有裨益。

2. 方法论的未来研究方向

首先从样本采集范围上来讲，在64篇样本文献中只有2篇文献的样本采集范围是多于两个国家的，即Arregle等（2015）利用电话访谈的方式对两个发展中国家（中、俄）和两个发达国家（美、法）4国进行的样本对比性研究，Campopiano等（2016）通过对全球26个国家的498所学校的参与创业的学生的调查。其余48项研究样本都是来源于1个国家，这种研究所得结论不易于提升其普适性。未来的研究可以扩大样本收集的国家范围，并进行家族创业的对比性研究，可能会有更大价值的收获。其次从数据收集的渠道上来看，现有的研究多数使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横截面数据，较少采用纵向数据收集，二手数据库的使用也较少。未来的研究可以借鉴Puri和Robinson（2013）和Dyer等（2014）的研究方法使用人口统计数据对创业家族进行研究。通过特定的组织获取家族创业企业的数据，或者是已开发的新数据集。现存的公开数据主要包括欧盟民意调查、欧盟统计局、创业板、中小企业欧洲天文台、经合组织（OECD）、创业者指标项目（EIP）、创业动态的事务研究、十大世界银行经商数据、世界银行集团创业调查与社区创新统计调查。使用标准化的数据集有助于数据的收集，这也是现存的家族研究所缺乏的。

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的研究中定量研究方法占据主导地位，定性研究方法中最常见的还是案例研究方法，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相结合的仅有2项研究。因此，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提升定性研究以及定性和定量两种方法相结合的比重。在定性研究中不仅仅局限于案例研究，学者们可以探索其他的定性研究方法，如生活史日历、人种学、汇编网络和实验等，这为产生独特的见解方面也提供了巨大的潜力。此外，研究认为综合采用定性和定量的方法可以提供互补性的见解。

3. 各研究层面跨层次交互的未来研究方向

个体家族成员、家族企业和企业实体是由家庭单位控制的社会系统（Bettinelli等，2014），而且它们之间可以存在双向甚至多个方向的关系。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框架可以为学者提供一个更清晰和更完整的视角，使他们能够更好地分析各层面创业行为是如何在家族企业情境中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如图3所示）。在这个概念化框架，我们确定了创业行为的三个发出者：个体、家族、家族企业，以及这些层面之间的动态关系：个体—家族、家族—家族企业和个体—家族企业。这种模型的联系是双向的，并且反向的因果关系可能存在（例如，家庭的轨迹可能影响个人的创业行为，个人的创业行为可能影响家庭的轨迹；个体轨迹可能影响家族创业行为，家族创业行为可能反过来影响个体轨迹等），甚至可能同时涉及两个以上的轨迹。未来的研究中需要更加注重跨层面之间的创业行为的相互作用及其反向因果关系，并考察在不同的创业情境中（如不同的制度环境、情境强度、环境动态性和创业生态系统中）跨层面交互关系有何差异。如图3所示的交互深度更多的是反映个人层面、家族层面和家族企业层面之间的双向或者多向作用的程度和频度。我们在此列举一个易于理解的交互深度的例子：个人如何识别和评估新机会？个人是独自识别和评估它们，还是涉及其他家庭成员？他们是否使用或经常使用家族企业的创业网络？交互广度包括三个层面的子系统，个体层面的交互广度、家族层面的交互广度和家族企业层面的交互广度。在图3中交互广度是指在广泛的家族创业情境或创业生态系统中，个人层面的独立人格的个体与家族企业内的或者家族企业外的独立个体进行竞合创业活动的程度、范围和频度；家族层面的有机群体与家族企业内的或者家族企业外的家族群体进行竞合创业活动的程度、范围和频度；家族企业层面的企业在创业生态系统内与其他企业进行竞合创业活动的程度、范围和频度。作为有机的社会系统单位，每一个层面的组成部分都不是孤立的，都必须与周围的环境和实体进行交互，因此对每个层面的交互广度的研究以阐明对家族创业活动的促进或者阻碍作用，有助于促进家族创业的研究。

4. 前因和结果分析的未来研究方向

（1）前因变量的未来研究方向

目前迫切需要在个体、家族和家族企业层面对家族创业的前因变量进行研究，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是什么引起了家族创业活动。大多数家族创业关于前因变量的研究采取静态的角度，鲜有关注制度变革和企业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变化，以及这些动态变化如何影响家族创业的。考虑到经济和创业生态环境不断变化，实践中也迫切需要解决这方面的知识空白。在个体层面，学者可以探究在家族创业主体中女性创业者对家族创业绩效的影响，还可以挖掘配偶身份以及配偶关系对家族创业过程及路径选择的影响。在家族层面，学者可以研究创业家族内在创造性和创新性如何应对突发意外状况的，还可以探析创业家族的非商业活动是如何影响和增强企业组织和流程的。在家族企业层面，现有的研究还没有将双元（双元创新、双元学习以及双元机会识别等）纳入到家族创业的研究框架中来，未来的研究需要更加注重组织双元对家族创业战略选择的影响研究。此外，考虑到家族创业实践涉及个体、家族、企业三个层面，未来家族创业研究需要开展前因变量的跨层次研究（Bettinelli等，2014）。这对于研究不同层面上前因变量如何相互作用也会起到重要的影响作用。

（2）结果变量的未来研究方向

家族创业的研究重点在家族企业层面，如创业家族成长绩效和财务绩效，但我们对家族创业产出的认识也有多项空白。探索家族创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时，未来的研究中可以考虑主观因素和非收入维度。鉴于个体层面的结果变量相对比较单一，未来的研究可以聚焦家族企业后代的创业路径与选择（创业、接班、或受雇于其他组织），以及创业者自主性、财富创造和生活质量的提升等。家族层面的结果变量虽然相对丰富，但研究成果数量较少，而且缺乏对家族创业能力的影响。未来需要家族层面的因素对家族创业能力（动态能力、政府关系能力和即兴能力）影响的研究。企业层面的结果变量的相关研究虽然数量较为丰富，但是仍旧存在不足之处。未来的研究需要结合新的创业趋势不断开拓新的研究主题，如创业家族在“互联网+”下的企业内创业、转型专业等。学者也可以探析关系因素对创业家族退出、家族企业组合创业以及跨代创业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