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网络理论与社会资本理论均强调了社会支持的价值(Granovetter，1985)，而获取社会支持离不开社会网络关系的构建与维系。企业的运作也绝非只是一连串理性计算的经济交易过程的串连而已，任何企业运营都不仅仅是简单的制度安排，它们也都深深镶嵌在网络关系中，而交易行为也不完全受制度所规范，人际关系在交易中依旧扮演着重要角色(Coad和Tamvada，2011)。无论是企业的内部网络还是外部网络，这些都是社会网络理论所要探讨的对象。社会网络是个人、团队和组织可拥有的最具价值的资产之一(Elfring和Hulsink，2003)，因为它是个人、团队和组织从外部获取信息、知识和其他有价值资源的重要渠道。

不论是何种层次的研究，关系与关系网络结构如何带来特定资源或引发特定行动，即是社会网络理论的研究重心(Sasovova等，2010；Newbert和Tornikoski，2012)。Kleinbaum和Stuart(2014)认为，社会网络理论就是分析三件事：一是构建网络关系的倾向与思量，这是网络关系构建的心理基础；二是关系构建的过程，这是网络关系价值得以实现的关键；三是关系网络的结构及其维系，这是网络关系演进变化与价值延伸的核心内容。其中，利用网络关系的态度和倾向被称为网络导向，它是在商业活动中利用网络关系寻求帮助的一种倾向。它与市场导向、学习导向以及创业导向等概念类似，也是组织的一种战略性导向，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组织对资源价值的思考与利用方面。目前社会网络的研究主要体现在网络关系的构建以及网络结构治理等方面(Hoang和Ma；2003，Siu和Bao，2008；董保宝，2015)，而对于体现构建网络关系的态度与倾向性之网络导向的相关研究较少(Sorenson等，2008)。

作为心理学、社会学以及管理学等领域的关键概念，网络导向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Sasovova等，2010；王小伟，2014)，其相关研究也正在逐步展开，但是这些研究进展缓慢，国内外研究的焦点也各不相同。究其原因主要有：一是网络导向是一个跨学科的概念，而不同学科的理论基础不同，这就导致网络导向的相关理论基础比较复杂，需要从文献视角梳理其研究脉络，深入挖掘其演进过程及其所代表的学科意义；二是网络导向引入管理学的时间并不长，其理论架构和研究层次有待深入挖掘与分析；三是情境因素对网络导向研究的影响较大，不同情境下网络导向的特征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基于情境因素分析网络导向的演进特征与价值也需要较长的时间(董保宝，2015)。此外，关于网络导向本身的研究也存在以下问题亟待厘清：一是西方关于网络导向主题的研究层面虽然广泛，涉及概念、测量与管理等，但大多数仅局限于单文化(如Sorenson等，2008)，即以西方个人主义文化为理论预设背景，跨文化的理论背景欠缺；二是管理学领域的网络导向研究应针对特定社会和文化背景下的管理者/创业者、团队与企业组织等变量展开，探讨个人与集体对网络关系的认知与期望，然而，目前关于网络导向的跨层次研究匮乏，探讨层面缺乏整合；三是网络导向的相关研究方法存在局限性，心理学和社会学对于网络导向的研究主要采用实验情境和大学生样本，而利用企业数据来分析网络导向特征的研究较少(如Sorenson等，2008)，这对于理论的类推性有其局限性，从而也导致网络导向在不同学科中的内涵不尽相同。

总之，网络导向是一个跨文化现象及跨学科门类的概念，要想厘清与探究其内涵与价值，需要对网络导向的概念进行解析，对其相关研究脉络进行梳理，以使其研究逻辑清晰化和直观化。同时，本研究将基于跨学科整合视角，将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管理学等相关理论进行接轨与对话，在分析网络导向前因与结果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整合性模型，以期为后续的研究抛砖引玉，为网络导向的研究做出一定的贡献。

(一)概念的演进

网络导向的概念源于社会支持导向(social support orientation)的相关研究，而关系取向(relationship-oriented)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网络导向研究的进行。最初的网络导向研究主要体现了自我与他人的互动。例如，Mitchell(1969)基于个人主义文化视角认为，个人与家庭成员以外的人之间的关系是一般性的，其构建网络关系的目的在于获取社会支持，并称这种倾向为社会支持导向。Duck(1973)也从社会支持导向视角研究了个人构建外部网络联系时的目的性及利用此联系所要实现的价值。这些研究为后来网络导向的研究奠定了基础。Tolsdorf(1976)首次从心理学视角提出了网络导向的概念，即它是通过网络关系处理生活问题的信念、倾向及态度等。Yang(1981)强调了关系取向是社会取向的重要特征，并指出关系取向是人际网络中的一种运作方式和态度选择倾向，这种倾向更能反映人们在社会网络关系中的互动形态。Huston和Robin(1982)根据Yang的研究，依据关系建立的对象是否是家人而将网络导向分为内向型网络导向和外向型网络导向，并分析了两类网络导向的不同结构与作用。这些研究为分析网络导向与网络结构的关系奠定了基础。Mizruchi(1994)首次从经济学角度阐述了网络导向的经济学价值，即它是理性经济人期望从经济联系中获利的内发性行为倾向。Holmes(2000)从社会学视角分析了社会关系构建的特质与功能，认为网络导向是微观层级的社会行动和人际互动，强调了社会行为参与者利用网络关系的倾向。而BarNir和Smith(2002)首次将网络导向引入管理学研究，并将网络导向定义为管理者构建和维持网络关系的态度与倾向。而对网络导向的概念发展做出较大贡献的是Sorenson等(2008)。他们首次将网络导向引入创业研究领域，从冲突管理角度来分析合作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网络导向是创业者或创业组织构建和维持网络关系以解决问题、获取帮助的态度和倾向。任萍(2011)也从管理学角度对网络导向进行了定义，即管理者或组织者在进行商业活动时表现出来的一种合作性行为倾向，而董保宝和周晓月(2015)认为，网络导向是指企业在创建与成长过程中与内部行为主体和外部环境主体建立网络关系的倾向、期望与态度。

综上可以看出，目前关于网络导向概念的界定视角比较多，主要有从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管理学等视角进行的界定。这些视角的多元化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网络导向的跨学科性较强，其外延较广，但其内涵却聚焦于倾向与态度两大方面，所要表述的基本内涵单一，所赋予的管理学内涵有待进一步地凝练，尤其是从合作角度来分析网络导向的本质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表 1汇总了网络导向的定义及其跨学科的比较。

由于网络导向研究的跨学科性，不同学科对其维度进行了不同的解读，这也导致了网络导向的维度划分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具体的维度划分见表 2所示。

由表 2可知，现有的网络导向研究不但在网络导向构成维度划分方面仍然存在分歧，而且对同一维度的定义也不尽相同。心理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主要偏重于个人层面，而管理学领域的学者对网络导向维度进行的研究比较详尽、全面，既有企业层面又有个人层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网络导向在管理学研究中的价值及被重视程度。表 2是网络导向构成维度及其内涵比较。

Tolsdorf(1976)首次从心理学视角提出了网络导向的概念，这引发了各学科的学者们对网络导向的探讨，网络导向的研究脉络呈现出多学科交织、复杂演变的态势，其跨学科的应用研究也正在逐渐兴起(Smith和Lohrke，2008；Chen和Tan，2009；董保宝和周晓月，2015)，尤其是网络导向在管理学领域的研究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核心内容之一(Kleinbaum和Stuart，2014)。因此，厘清网络导向的研究脉络，不仅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其发展的过程，深化对网络导向内涵的解读，更有利于网络导向相关研究的开展，为构建整合型的研究框架奠定基础。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网络导向是个体运用网络关系处理一些生活问题的一种态度与倾向，关注个人层面的网络价值取向(Belle等，1991)及其心理预期，也即个人和他人在交往过程中，从关系认知出发，在判定“亲疏”和“尊卑”的基础上来认定他们关系的基础以及这类关系为其带来的作用。一些心理学者认为，拥有网络导向的人在选择网络关系时具有一定的理性模式(rational model)理性模式视关系为资源，个人在选择关系时往往强调会考虑这一关系人所拥有资源的效用及其合适性，而不会去特别考虑关系人的身份、声誉等其他方面(Baraldi等，2012)。，他们在遵从个人自由意志的同时，更加会考虑他们所能从外部获得的帮助。例如，Belle等(1991)对儿童的网络导向进行了跟踪研究，他们认为，儿童的网络导向会促使他们认真选择伙伴，思考如何从伙伴中获得帮助，以加强其自我控制能力和自我评估。Stanton-Salazar和Spina(2000)研究了青少年的网络导向后认为，网络导向可促进青少年情感的开发，帮助自身不断修正网络关系倾向与态度，使其与伙伴关系更加适配。心理学视角关于网络导向的研究更加关注个人层面，尤其是个人的心理与认知，着眼于个人对网络价值的理解与把握，其核心是关系理性。而这种关系理性成为管理学研究网络导向的起点，并驱动了团队和组织层面网络导向的发展。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社会支持导向是网络导向研究的基础，也即网络导向发源于人们对人类关系及其关系结构的研究，特别是小团体成员之间的紧密互动关系以及在小团体中所发展出来的人际关系结构，这种关系取向成为学者研究网络导向的起点(Yang，1981)。而一些社会学研究人员认为，关注网络导向应关注其属性(attributes)，即网络关系人对彼此间关系自然状态(state of nature)的思考。“社会人”在思考构建网络关系的过程中会考虑将个人的利益最大化(Hillmann和Aven，2011)，但其必须采用规范式的行动(normative action)，构建合理的网络关系，而其行动完全由网络结构所决定，行动者缺乏自由意志，也就是说，虽然“社会人”在关系网络中的行动是相对自主的，但会受到其在网络结构中的地位以及在网络中不同网络位置的影响，这一影响将会对组织的网络关系构建结果产生作用(Lechnera 等，2006；Kleinbaum，2012)。

社会学主要从三个不同的方面来考量网络导向的研究：第一，网络导向的发展离不开构建网络关系的模式；第二，对集体(如小团体)网络导向的组成型态进行探究；第三，通过研究在不同网络关系中同时占有位置的个人的网络导向，可为组织网络导向的研究做出一定贡献，有利于加强组织间关系模式的分析(Portes和Sensenbrenner，1993；Sorenson等，2008)。这些研究都为网络导向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尤其是从团队关系构建视角为网络导向在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借鉴，引导了网络导向研究的多元化发展。

经济学的假设之一便是理性人假设，而理性经济人在构建网络关系时必然会考虑网络的价值及其功效，这也就为网络导向赋予了丰富的经济学内涵。Mizruchi(1994)首次从经济学视角探究了网络导向的价值。因为市场失灵和制度僵化等原因，理性经济人的网络在扩大经济规模以及扬长补短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优势。因此，网络导向强的理性经济人会考虑以下问题：一是网络关系的相互依赖性；二是从理性与自立的视角出发应该构建何类关系；三是关系构建的公平原则；四是网络行为如何实施；五是网络结构和位置如何确定。上述因素都将影响到理性经济人对网络“实用功能”的思考(Wincent等，2014)。由于网络导向产生的影响通常具有内隐性和滞后性效果2015年5月，作者与著名学者Mark Mizruchi在弗吉尼亚大学就网络导向的经济管理学寓意进行了探讨。此部分得到了Mizruchi教授的指点。Mizruchi认为，网络导向对理性经济人一系列行为的影响不会马上体现，因为网络关系的确定、关系互惠行为的发生以及结果的出现均具有不确定性和滞后性，网络导向所体现的只是一种经济性心理预期，内含于理性经济人的一系列行为中，而这些预期和行为仍旧是难以探触的“黑盒子”。，因而理性经济人在考虑网络关系作用时将会十分谨慎，将基于理性行为构建网络关系，决定自身在网络中的位置及自身的价值体现(Siu和Bao，2008；Slotte-Kock和Coviello，2010)。很明显，网络导向在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受到了社会学研究的影响，尤其是在网络行为方面。而理性经济人对网络价值的思考也为管理学中“网络关系期望”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从宏观角度转向了微观视角，同时逐渐将关注视角从个人转向了团队和组织。

网络导向在心理学与社会学领域的发展正在逐步完善，在本世纪初被引入到管理学领域，相关研究并不成熟，与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的相关研究也存在较大差距。然而，网络导向在管理学却被赋予了新的研究价值。Granovetter (1985)的弱连结(weak ties)理论认为，行动者与关系结构的权变性(contingency)决定了行动者的结构行为能力及其对关系资源的可获得性(accessibility)，这一观点成为网络导向在管理学领域兴起的根源。BarNir和Smith(2002)首次根据上述研究，基于网络导向在社会学领域的发展，分析了网络导向及其相关的衍生概念，在一定程度上连结了网络思考、网络结构与网络行动，并且对三者做出了方法论上的辨证与融合。Sorenson等(2008)也从管理学角度出发，对网络导向这一概念进行了全面阐释。在分析了合作的重要性之后，他们引入合作网络导向这一概念并认为这是组织中的核心问题。Sorenson等人从组织与顾客、家庭成员、社会团体及组织内部成员建立合作关系出发提出了网络导向的三大维度，进一步丰富了网络导向在管理学方面的发展。Sasovova等(2010)也从合作与信任视角分析了网络导向对组织的价值，尤其是对资源获取的影响。而国内学者任萍(2011)分析了网络导向、资源整合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王小伟(2014)探究了网络导向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而董保宝和周晓月(2015)分析了网络导向、创业能力与新创企业竞争优势的关系。上述研究表明，国内外管理学界关于网络导向的研究正在兴起，网络导向在创业研究领域的价值正在被逐渐认知。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虽然网络导向在不同领域的研究呈现出了不同的发展态势，但这些研究之间存在一定的承继关系，具体如下：

第一，社会学领域中的社会支持导向激发了心理学关于网络导向的探讨，从社会支持视角激发了个人层面的网络关系构建(Huston和Robin，1982)，尤其是从合作与互惠角度分析解构了网络导向的基本内涵，奠定了网络导向在社会心理学方面的发展基础。

第二，社会学领域网络导向的研究强调“社会人”的理性，这与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不谋而合，这也是网络导向在经济学领域发展的支撑。社会学强调了网络导向应注重对网络结构和网络模式的思考，而这也的确可以解释理性经济人的关系及网络行为。

第三，网络导向在社会学领域的相关研究为其在管理学的发展提供了两条路径：一是网络导向的多元化发展使个人网络导向、团队网络导向与组织网络导向进行了连结，这为网络导向在管理学界的研究发展提供了一条路径；二是社会学中网络导向关注对网络结构的思考，能够为管理学家从更广的网络结构分析视角来探究网络导向的管理学寓意提供借鉴。

第四，管理学中网络导向的基本内涵源于心理学和社会学，并受到经济学的影响，都表示态度与倾向，但是管理学中的研究却将网络导向研究范围进一步地扩大了，即从个人层面延伸到了团队和组织层面，构建了个人、团队与组织网络导向的研究链条，进一步丰富了网络导向的管理学内涵。团队和组织层面的网络导向在延伸个人网络导向相关研究的基础上，更加关注网络关系构建过程中网络能力的培养与发展。与个体层面的网络导向研究相比，团队和组织层面的网络导向研究是与组织的战略整合观、能力观、资源基础观等紧密相连的，其本质是理性经济人的社会表现，所体现的外延更广。

(一)研究模型构建的基础

早在2002年，BarNir和Smith就提出了网络导向在管理学研究中的重要性。他们认为，网络导向的分析不仅能解释人们构建关系的心理预期，还能够影响网络关系的深度与广度，决定网络架构的模式。因此，基于跨学科视角构建以网络导向为中心的研究模型具有重要的作用。而Mizruchi等(2006)针对过去二十年间组织网络研究进行了内容分析后指出，网络导向作为组织构建网络关系的前置因素被极大地忽略了，因此整合网络导向的相关研究，分析组织产生网络导向的前置因素，解构网络导向的特质以及动态地理解网络导向的结果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Kleinbaum和Stuart(2014)认为，网络导向可以从四个变量所组成的研究模型中进行检验：前置变量、组织间关系取向、过程与结果。Mizruchi(1994)以及Todd和Mizruchi(2014)均提出了网络导向研究的二元观点，即有关网络导向的多元观(包含维度的多元观和研究层面的多元观)其实主要源于两种观点的辩论，即网络模式与理性模式。网络模式是社会网络、社会关系、社会资本、结构洞以及网络结构的基础(Granovetter，1985)，这也是网络导向发展的基础；而理性模式则可解释有关经济理性的相关研究，包括资源交换、资源依赖与资源基础等(Mizruchi和Christopher，2006；Anderson等，2010)，这是网络导向影响企业实践的基础。而上述网络模式与理性模式从网络导向自身的发展以及网络导向的结果两大方面出发，不仅解释了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与管理学中网络导向的基本内涵，也勾勒出了网络导向模型构建的基本原则：一是分析网络导向的影响因素，尤其是与网络导向构建紧密相关的研究变量；二是网络导向的内涵丰富，但是目前的研究较为单一，这就需要解构网络导向的维度以及不同维度间可能的作用；三是网络导向的发展过程，尤其是网络导向研究层面的演进及其对个人、团队和组织所产生的作用(董保宝，2015)。

图 1 展示了不同研究脉络之间的承继关系

图选项

本文在构建网络导向研究模型的过程中主要考虑以下因素：第一，东西方在网络导向的概念、本质与特征等方面有其文化普遍性，但也存在文化特殊性，因此，构建的研究模型应该体现特定领域的文化理论(domain-specific cultural theory)(Burt，2005；Bruton等，2015)。第二，组织网络理论是网络导向发展的基础性理论，在考虑网络导向的前因与结果时应考虑人际关系在组织关系中的角色、互动形态以及相关变化，以此来分析网络导向研究层面的演进。第三，网络导向离不开关系构建，过程基础(proces-based)、制度基础(institutional-based)和情境基础(contextual-based)是中国特色“关系”研究的基本前提(Luo，2005)。因此，网络导向的发生、发展及其演化均要符合中国情境并体现中国情境的特征。

社会学研究中所提出的关系取向强调网络关系的运作及其选择理性，尤其体现考量成本效益的理性取向，Ahuja(2000)认为，关系的角色化与和谐性都与网络导向以及网络关系模式相关。Luo(2005)认为，中国情境下的企业组织演进多以关系为中心，而这种以关系为中心并认为关系影响人事以及行为准则的认知取向被称为关系中心。Mizruchi等(2006)定性分析了关系中心对网络导向可能产生的影响，即当个人或组织认识到与某一行为者建立关系能为其带来益处时，他便会有较强的网络导向，并积极去思考网络关系构建的模式以及网络结构，而不会过分强调自身在网络中的中心地位。因此，关系中心是网络导向的前置因素之一。

经济学研究中的网络导向强调经济理性行为，关系的互依性和互惠性体现了交易成本理论的特质，也是网络导向发生的基础(Smith和Lohrke，2008)。从交换视角出发，以关系的互补与互惠为其理性选择的认知取向被称为关系理性。Burt(2005)认为，关系理性能够影响组织构建网络关系的方向，使组织在思考网络关系的规模及构建关系时体现出优势。Kleinbaum(2014)从网络响应能力的角度定性分析了关系理性与网络导向的关系，他认为关系理性中的关系依赖性和关系资源价值都会影响组织的网络导向，尤其影响组织对网络模式的选择。因此，关系理性也是网络导向的前置因素之一。

此外，通过文献研究我们也发现，关系信任与冲突在这些行动主体的观念中不再仅体现在亲属、同事、朋友等分类上的意义，而是具有动态性意义的概念。换言之，关系基础可能是所要构建关系状态的重要前置变项，不同的关系基础所导致的感情、义务是不一样的(Sorenson等，2008；Bruton等，2015)。也正是由于关系状态中涵盖了“义务”层面与“回报”的情感，因而更能彰显华人人际关系重视规范与伦理的文化特色。Lin(2001)在社会资本理论模型中强调，信任是社会网络在工具性行动和情感性行动中发生功效的基础，它不仅反映了行动者的理性选择，也反映了网络导向强的行动者构建网络关系时的积极心态，会驱使他们思考网络的态势并付诸于构建网络关系的行动中。这与Coleman (1990)和Granovetter (1992)等人强调的社会网络的信任资本对网络关系构建的作用这一观点相类似。而Sorenson等(2008)从冲突管理角度来分析合作的重要性，引入合作网络导向这一概念，他们认为，关系冲突导致组织效率低下，组织应提倡合作式网络导向，在完善组织内部架构的同时构建组织内部网络以解决组织中存在的核心问题。因此，信任与冲突也是网络导向的前置变量。

网络导向本身的内涵丰富，但是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态度、倾向和期望等心理特质方面，未能反映网络导向本身所体现的行为特质。因此，需要对网络导向的概念进行解构，分析网络导向的维度以及这些维度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全面分析解读网络导向的内涵，理解其外延。关于网络导向的维度，本研究主要借鉴董保宝(2015)的研究，将其分为网络思考、网络建构、网络关注以及网络开放性。网络思考是指新企业就网络关系的作用以及如何构建所进行的战略性考量，它是网络关系构建的基础，将会影响网络建构；而网络建构是指企业构建网络关系时所关注的网络类别、构建基础及构建成本等，它将会影响到网络关注；而网络关注则是指企业倾向与企业外部联系方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并关注网络跨度和网络聚合等方面；网络开放性是指企业内部网络关系的和谐性，它是网络导向其他三个维度的基础。

^①关于网络导向的维度及其分析，请参见《外国经济与管理》2015年第5期的文章《中国新企业网络导向：维度与检验》。

在对网络导向研究脉络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网络结构与网络行为模式是网络导向的直接结果变量。当个人或组织拥有较强的网络导向时，其构建网络关系的意愿就会比较强烈(任萍，2011)，当其加强对网络的关注以及网络作用的认知时，个人或组织便会考虑构建网络关系的行为模式以及网络结构情况(Anderson等，2010)。网络结构与社会资源有关，并且对资源获取以及网络地位取得有积极影响。由此可见，网络导向不仅会影响网络结构，尤其对网络强度、网络密度以及网络聚合度有影响(董保宝，2015)，还会影响可用资源的可获得性(accessibility)(Smith和Lohrke，2008；Kleinbaum，2014)，这些因素的综合会作用于绩效，导致绩效的变化。因此，研究网络导向对网络结构、网络行为模式、资源获取以及竞争优势和绩效具有重要的影响。此外，如上文所述，Kleinbaum(2014)认为网络导向也会影响组织的网络响应能力Adner和Helfat(2003)认为，网络响应能力体现了企业对外部网络关系变化反应的速度，企业不仅要快速适应，还要积极协调；Gulati和Puranam(2009)认为，网络响应能力是创业企业根据外部网络关系的演变而重新开发机会的一种特殊能力。，此能力是组织对网络关系变化做出反馈的一个能力表征，它对网络导向与结果变量之间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很明显，上述分析也体现了变量之间的关系机理。

综上所述，本研究构建了网络导向综合性研究模型，如图 2所示。

图 2 网络导向综合性研究模型

图选项

针对此模型，本文需要说明的是：第一，网络导向前置四因子的选择是以关系取向和关系行为为基础的(Mizruchi等，2006)，分别反映了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相关研究，其管理学内涵体现得更加明显，尤其是从组织视角。第二，网络导向前置四因子并非单独存在或者起作用，而是以连续带(continuum)的方式起作用，换言之，此四因子并非对立存在，例如，正如同关系中心与关系理性可以同时解释组织的网络与个人的关系行为一样，个人在这两个因子上可能同时以二因子均强、均弱、一强一弱等不同面貌存在，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将会影响网络导向的发展及其演变。第三，网络导向的演进具有回馈效应(Newbert和Tornikoski，2012)，在个人网络导向向组织网络导向演进的过程中，个人网络导向的协同与团队网络导向的整合尤为关键，而经由组织内的沟通与学习，组织网络导向会改善个体网络导向，加强团队网络导向。第四，情境因素会对网络导向产生重要的影响，尤其是网络导向的功效。因而在分析网络导向的影响结果时需要考量制度与文化的作用。

网络导向在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在逐步成熟，但在经济学和管理学领域的研究则刚刚起步，组织间以及组织内网络导向的研究为管理学的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网络导向的相关概念和研究成果逐渐被管理学者所接受并进行了相关实证研究(如Kleinbaum和Stuart，2014；王小伟；2014；董保宝和周晓月，2015)，和社会学研究相互补充彼此的不足。本文在对网络导向的概念与维度进行分析的基础上，从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与管理学四大视角对其发展研究脉络进行了梳理，并勾勒了网络导向的研究脉络图，以期厘清网络导向的研究轨迹。接着在分析网络导向前因后果以及自身维度的基础上，从网络导向研究层面演进角度构建了一个综合性研究模型，以期为网络导向未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借鉴。

本文在理论贡献方面主要有三点:第一，本文以多元化视角延伸了网络导向的发展与演变脉络。先前的研究多以单纯的经济交易取向来解释网络导向的发展，反之，我们在研究网络导向的构建过程中清楚地发现，单纯的经济动机并不足以决定网络导向的取舍，社会情感层面与发展初期的人际网络是网络导向发展的基石(如本文对网络导向前因的解释)。第二，我们所开发的研究脉络与Ucbasaran等(2001)以及Cole(2015)所称的跨学科多元化模型(Multidisciplinary Model )产生了共鸣，并与Low和MacMillan (1988) 所认可的网络研究需要解释性过程(Explanatory Process)的研究结论相互呼应(如模型的中介效应)。第三，以往研究主要将网络导向局限于个人和团队层面，对组织层面的研究十分匮乏，尤其是网络导向在组织层面的发展变化。本研究所构建的模型立足于组织层面，分析网络导向的管理学寓意，并从层级演化角度分析了个人、团队以及组织网络导向的演进过程(经由学习实现)，具有明显的创新性。

网络导向未来的研究应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网络导向现有研究所涉及的内容较窄，重心主要是放在概念的探讨或应用心理学、社会学领域的手法来进行实证检验，这就导致网络导向在管理学领域的发展较为缓慢(Sorenson等，2008)。若能进一步以系统性的角度来看待前文所论及的各个层面、背后的深层结构与管理学内涵，那么网络导向将会对组织网络关系的构建以及关系的发展产生积极的作用，并借此建立、累积或维持网络导向以提升团队或组织的营运效能。未来应从跨学科角度出发，在整合不同学科网络导向研究成果的同时，着重分析网络导向在管理学研究中的价值，拓展其在管理学科中的外延。

其次，本研究所构建的模型中，一些学者对相关变量的关系进行了定性分析，还有一些变量的关系仍不明晰，如关系中心和关系理性对网络导向的深层次影响，等等(Luo，2005)，这就需要在将来厘清不同变量间关系的内涵，挖掘变量间深层次的作用机理以彰显变量间的互动关系。作为典型研究范式，“导向-能力-绩效”已被学者们所认同，但网络导向、网络响应能力与绩效的关系还未得到深入研究，未来应深入探讨三者之间的关系机理，深化网络导向功效的研究。

再次，本文的立论点是，研究网络导向必须从它的管理学内涵出发，即使是从商业交易的场域中来看，若忽视了它与感情、道德、价值的关系，而一味地将经济学之理性行为作为组织的行为准则，那么网络导向将很难跳出经济学的“阴影”。未来研究应将理性行为与市场规则相结合，在考虑合作、解决冲突的过程中关注构建网络关系的倾向与态度，这也是本研究将关系中心、关系理性、信任与冲突作为网络导向前置变量的原因。而这些因素之间的相互关联必将会影响个人、团队和组织的网络导向(Kleinbaum，2014)。基于这三大层面的网络导向的发展演进能够进一步解释网络导向的发展轨迹以及个人、团队和组织网络导向的相互影响。

最后，就文化研究的观点而言，移植型研究反映了客位(etic)研究取向，本土型研究则反映了主位(emic) 研究取向(Bruton等，2015)。本文在研究模型构建过程中，力求突出中国情境，以有助于建立一种符合本土契合性要求的网络导向整合性模型。但是，本研究的诸多思路仍借鉴了西方的研究成果，而且中国的人际关系是十分复杂的，网络导向所体现的态度和倾向也与西方不同，这也为此模型的中国情境适用性提出了挑战，而这也是网络导向未来的研究急需解决的一个问题，即情境适用性。

Van de Van(1989)曾经说过，好模型的价值在于实用(There is nothing like a good model that is practical to practice)。本研究所构建的模型虽具有一定的综合性，但也难免挂一漏万，难以全备，而且其实用性也需要做进一步研究。作为一项探索性研究，本研究希望能为网络导向的相关研究抛砖引玉，也期望未来相关研究能够不断深化，其管理学寓意能够更加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