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在复杂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各行业竞争激烈，内卷式加班盛行，越来越多的就业人员为避免加班常态化而选择创业，但创业者能否摆脱长时间的工作目前尚无定论。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单列成章，强调要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到突出位置。近年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逐渐显现，但创业风险与压力也随之增加。有研究表明，创业虽然可以提高收入并满足个人成就与自我实现需要，但物质富裕并没有转化为时间富裕，反而会加剧创业者的时间压力（De Maya Matallana等，2022），严重影响其身心健康，诱发认知偏差，并减弱创业意愿，减少创业努力（田莉和张玉利，2018）。因此，从时间维度研究创业者特征对于提高创业质量、增进民生福祉具有重要意义。

现有研究忽略了时间对于创业者的重要性。资源保存理论认为，个体会依据感知压力强度对资源进行跨领域转移，倾向于将时间精力等资源分配给压力较大的领域，从而引发时间冲突（廖化化等，2022）。具体而言，创业者分配时间从事创业活动以获得货币收入，从事家庭生产活动以承担家庭责任，从事休闲活动以满足精神需求，不同角色对个人时间与精力的需求存在一致性。虽然创业者的时间安排具有较高的灵活性，但是任务多样性与复杂性不可避免地会对其必要活动时间形成挤占。此外，时间的投入回报遵循边际递减规律，工作时间投入过多会引发多种负面影响（Ganster等，2018）。2021年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发布的工作时间对生命健康影响的报告中指出，2016年周工作时间超过55个小时导致74.5万人死于中风和缺血性心脏病。随着时间的推移，工作时间投入过度不仅会产生工作与家庭冲突等负面影响，还会提高心理脱离难度，降低角色绩效（Balducci等，2021）。

“时间不够用”似乎成了集体病，大量学者开展了关于时间贫困的研究，研究对象从发达国家延伸至发展中国家，研究群体由家庭延伸至社会。针对美国、英国和几内亚等国家人群的时间配置研究表明，时间贫困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且存在地区、职业、性别、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方面的群体性差异（Wodon和Bardasi，2006；McGinnity和Russell，2007）。仅有个别研究提到创业者是时间贫困最为严重的群体（Gershuny，2005；Merz和Rathjen，2014）。在中国社会普遍存在时间压力的新困境下，创业者时间贫困的相关研究却十分缺乏。

本文采用2017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CTUS）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匹配数据，研究了创业者的时间配置问题，探讨了创业者时间贫困的存在性、缓解机制及其对个人身心健康的影响。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第一，首次验证了中国创业者存在时间贫困问题，总结出创业者的时间配置遵循“一长三短”特征，创业者与非创业者的时间配置模式存在性别、年龄、学历和收入异质性。本文从时间配置角度拓展了创业者福祉研究的边界，是对创业理论的有益补充。第二，本文运用期望理论与人力资本理论，阐释了创业者时间贫困的形成机制，并从改善营商环境、丰富社会网络以及增加专有人力资本等方面，提出了缓解创业者时间贫困的思路。第三，本文检验了创业者时间贫困的实际影响，发现时间贫困是影响个人身心健康的潜在风险源，陷入时间贫困会对创业者的生理和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优化“双创”政策、消除“隐形贫困”提供了有力的科学证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时间贫困界定

Vickery（1977）最早将时间纳入收入贫困的分析框架中，认为时间是个人摆脱贫困和创造福祉的基本资源，并使用“时间贫困”来识别时间紧迫不足以满足人们必要活动的情形。至今学界尚未对时间贫困的概念进行正式界定，仅在传统上将完成日常不可避免的有酬劳动、无酬劳动和个人护理活动后，没有足够时间进行休闲活动的情况作为界定标准（Goodin等，2005）。时间贫困被定义为劳动时间超过一定限度，或者休闲时间少于一定限度（Wodon和Bardasi，2006）。如图1所示，根据时间配置的用途，个人时间可以分为承诺时间与非承诺时间两大类，其中承诺时间包括关系劳动者经济利益的有酬劳动时间与履行家庭和社会责任的无酬劳动时间，非承诺时间包括休闲、饮食和睡眠等活动时间（McGinnity和Russell，2007）。若承诺时间分配过多，则非承诺时间被挤占，从而造成时间贫困。

现有研究主要使用比例法和位置法对最低必要时间进行测算。其中，比例法依据时间中位数或平均值的一定比例来划定时间贫困线，通常选用40%、50%或60%作为阈值（樊增增和邹薇，2021；单德朋和王英，2022）。位置法则是将时间排序，以特定位置个体的总劳动时间作为阈值来划定相对贫困线。上述测算方法仅从实际时间投入这个单一维度来界定时间贫困，而忽略了收入因素 ¹ 的影响。家庭生产理论指出，时间约束会限制有酬劳动收入，而收入会影响家庭的购买力、生活质量以及家庭成员对时间资源的配置模式（Becker，1965）。收入增加不仅会增强个人对休闲、健康和生活的消费倾向，还有助于促进工作与生活平衡，缓解家庭矛盾（刘婷婷和宋冰洁，2020）。当收入允许家庭将清洁、保育、看护等无报酬家务活动外包给有报酬市场部门时，承诺与非承诺活动的时间冲突将得到有效缓解（符国群等，2020）。而当收入无法满足家庭生活的最低必要需求时，收入贫困所带来的生存压力会使个人将时间资源更多地配置于有酬劳动，从而对时间贫困产生影响。

本文将必要总劳动时间超过某一特定标准，导致个人无法权衡时间以满足必要护理与休闲的状况定义为时间贫困，特定标准使用时间贫困线。借鉴Vickery（1977）以及Qi和Dong（2018）的研究思路，本文将维持家庭最低必要生活条件的收入因素考虑在内，基于个人必要总劳动时间来测算时间贫困。

其中， $ NT $ 表示必要总劳动时间，等于必要有酬劳动时间（ $ NPT $ ）与实际无酬劳动时间（ $ AUP $ ）的总和。 $ NPT $ 表示个人为摆脱家庭陷入收入贫困而需要投入的最低必要有酬劳动时间，使用式（2）进行测算。 $ Size $ 表示家庭总人数， $ IPL $ 表示收入的相对贫困线，使用样本中同等规模家庭的收入中位数的60%来表示， $ HNUI $ 表示家庭的非劳动收入， $ S hare $ 表示个人收入在家庭收入中的占比， $ W $ 表示个人的小时工资率， $ CT $ 表示通勤时间。

其中， $ \omega $ 表示时间贫困阈值， $ T $ 、 $ LT $ 和 $ HT $ 分别表示一天的总时间（24小时）、个人的休闲时间和生理必须时间。参考单德朋和王英（2022）的做法，本文使用样本非承诺时间中位数的60%来衡量相对贫困，表示为 $ p50(LT+HT)\times 60 $ %。 $ Timepoverty $ 表示基于必要总劳动的时间贫困，根据式（4），若必要总劳动时间（ $ NT $ ）大于个人满足最低非承诺活动需要后剩余的时间，则被定义为时间贫困，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二）创业者的时间配置

创业者的个人特征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但鲜有研究对创业者的时间配置特征进行讨论。有研究指出，普通人的时间压力主要源于角色与任务的多重性（Gershuny，2005），而创业者比普通人有更多的角色和任务。第一，激励个人创业的因素主要有独立性、成就感与自我实现需要（Cromie，1987）。独立性使创业者必须积极应对风险，成就感指引创业者不断提升自己，自我实现要求创业者必须为事业投入更多的精力，多重职业特性和任务会给创业者带来巨大的时间压力。第二，外部环境也会对创业者的时间配置产生较大影响。我国创业环境不断改善，但知识产权保护较弱等问题依然存在，这给创业者预测环境变化并整合资源带来了巨大挑战（买忆媛等，2015）。第三，创业被认为是一种有利于平衡工作和生活责任的职业选择（Mannheim和Schiffrin，1984）。个人通过创业可以获得更加自主灵活的时间安排，以及更高的收入、幸福感和工作满意度（Parasuraman和Simmers，2001）。而在高风险、高负荷与资源约束的创业情境下，创业者需要迅速响应环境变化以维持企业生存，碎片化、多样性与随时性的工作安排不仅会挤占创业者的必要休闲时间，创业的工作灵活性优势也会被较长的工作时间所弱化。多重任务的挤压和多变的外部环境使创业者常常承受比非创业者更多的时间压力。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创业者与非创业者的时间配置存在特征差异，创业者的时间贫困程度高于非创业者。

（三）创业者时间贫困的缓解机制

创业不仅是企业家精神的外部表现，也是创业者在特定环境下的理性选择。作为创业的主要特征，创新与不确定性对创业者的时间、知识与资源投入提出了相应的要求。为了有效缓解创业者的时间贫困，明确导致其成为时间穷人的因素尤为重要。

1. 营商环境。营商环境是创业者必须面对的外部因素与条件的总和，对企业开办、经营与退出至关重要。创业政策与环境是创业活动的基础保障，政策环境的不确定性将增加创业者的外部融资难度、交易成本与决策失误风险（于文超和梁平汉，2019）。根据期望理论，不同营商环境下创业者不同的自我认知将产生期望差异，从而对个人资源分配产生影响（Vroom，1964）。即创业者会根据外部环境对时间配置进行适应性调整，最终体现在创业者对生产性与非生产性活动的时间分配上。为了提高企业预期收益，创业者势必会增加资源获取、税收减免和产权保护方面的公关与招待等非生产性时间投入（Dong等，2016），多样化的非生产性活动不仅会分散创业者的注意力，还会挤占必要的生产性活动。而良好的营商环境在为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降低创业门槛的同时，还能为企业提供更多的商业机会与发展渠道。因此，营商环境改善在减少创业阻碍的同时，还有助于缓解创业者的资源与时间约束。而也有学者指出，营商环境改善会提高企业的发展预期，由此带来的挑战性压力会成为创业者投入的内在推动力（李纪珍和李论，2018），这将激励创业者投入更多的时间与精力，从而造成时间贫困。由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竞争性假设：

假设2a：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助于缓解创业者的时间贫困。

假设2b：良好的营商环境会提高创业者时间贫困的发生率。

2. 社会网络。中国属于传统的关系型社会，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社会网络与正式制度形成有效互补（郭云南和王春飞，2020）。创业者的融资与运营活动无法摆脱社会网络的影响，尤其是在转轨时期，社会网络对于创业者的资金获取至关重要（刘琳和赵建梅，2020）。不仅如此，社会网络还能缓解创业者的时间贫困窘境，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根据社会资本理论，社会网络有助于企业捕捉商机，降低生产成本，提升竞争优势，减轻创业者的个人负担，从而降低时间贫困的发生率。第二，创业过程也是创业者学习和社会化的过程，成功的创业者往往会通过社会网络建设来丰富创业知识，优化资源结构，减少信息不对称，从而规避风险、摆脱创业困境。创业者在社会网络中的地位越高，核心资源获取与信息传递的质量就越高，工作效率也就越高。除了物质支持外，关系网络也是创业者情感支撑的重要来源，与创业者身份的形成与转变直接相关，有利于增强创业积极性，提高创业成功率（Welsh和Kaciak，2019）。因此，社会网络会通过影响创业过程的难易程度与企业的发展前景，间接影响创业者个人投入的时间与精力，从而对时间贫困产生影响。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社会网络能够影响创业者的时间配置，良好的社会网络有助于缓解创业者的时间贫困。

3. 人力资本。作为个人知识与技能的反映，人力资本是预测和解释创业者投入与绩效的核心资源（Dimov，2017）。基于人力资本理论，有研究发现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提高创业者的增长期望和创业成功率（Capelleras等，2019），从而对其工作时间投入产生影响。人力资本可以分为通用人力资本与专用人力资本两种类型（Cooper等，1994），通用人力资本与工作内容没有直接联系，是在各种情况下都等同有效的知识与技能的集合。通用人力资本积累具有长期性，需要个人投入大量的财力与精力，相应的知识与经验积累为创业者提供了良好的就业前景，但也增加了创业的机会成本。因此，通用人力资本积累会增强创业者的自我效能与创业预期，自我效能越高意味着创业者对自身能力的肯定与认可程度越高，将对企业抱有更高的增长期望，增加工作时间投入以获得相应投资补偿的动机更强（Capelleras等，2019），而这会增加陷入时间贫困的可能性。

专用人力资本与特定的工作内容相关，适用范围窄且可转让性低。专业化的创业培训不仅提高了创业者对市场技术与增长机会的洞察力，还增强了其对网络构建与资源整合的协调能力（Capelleras等，2010）。高度匹配的经验积累为创业者设定恰当的创业预期奠定了基础，减少了盲目试错的成本，在提高创业产出的同时也减少了创业者适应行业运行规则所付出的时间，从而减少了创业者陷入时间贫困的可能性。因此，人力资本积累通过提高创业者的综合能力与机会成本，改变创业增长预期，从主观上影响创业者的时间投入，从而对时间贫困产生影响。由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人力资本能够影响创业者的时间配置，通用人力资本积累会增加创业者陷入时间贫困的概率，而专有人力资本积累有助于缓解创业者的时间贫困。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选择

本文采用2017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CTUS）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匹配数据来研究创业者的时间贫困问题。2017年中国时间利用调查范围覆盖除新疆和西藏以外的全国2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采用入户访谈填写时间日志的方法，以10分钟为间隔，记录了受访者从受访前日凌晨4时至当日凌晨4时的活动信息，具体包括活动的时间、内容、地点以及相关人员等基本要素。在研究时间配置问题上，这一调查数据的代表性强且覆盖内容全面，因此本文选用此数据进行研究。根据研究需要，本文保留劳动人员样本， ² 剔除在校学生、时间配置数据及相关变量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样本7545个，其中包含1389个创业者，6156个非创业者。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在上下1%的水平上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定义与描述性统计

1. 被解释变量：时间贫困。时间贫困为0—1变量，若必要总劳动时间大于个人满足最低非承诺活动需要后剩余的时间，则被定义为时间贫困，变量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其中最低非承诺活动需要以非承诺时间中位数的60%为划分标准。

2. 解释变量：创业者身份。创业者身份为0—1变量，本文借鉴Hagqvist等（2015）以及吴晓瑜等（2014）的研究，根据工作性质来识别创业者，将工作性质为雇主的就业者定义为创业者，其中包含雇主、创业者、经营个体工商户者等需要自负盈亏的就业者，不包含农业生产者。若符合上述定义，则变量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3. 控制变量。参考以往文献，本文控制了可能影响时间配置与相对贫困的个体、家庭、工作和区域层面的变量，主要包括个人性别、年龄、健康状况、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家庭负债、未成年抚育状况、父母年龄、父母教育程度、工作动机、工作行业、生活区域以及地区发展水平。其中，个人性别为0—1变量，男性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健康状况采用受访者自评的健康水平，1—5分别表示身体状况非常不好、不好、一般、好、非常好。教育程度根据受访者获得的最高学历来定义，0—5分别表示无学历、小学、初中、高中及其同等、大学及其同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婚姻状况为0—1变量，受访者在受访时为已婚状态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工作动机是激发个人工作投入的重要因素，根据受访者对有报酬工作的态度进行划分， ³ 若工作出于内部动机则赋值为1，出于外部动机则赋值为0。工作行业根据2017年《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中的20个门类进行划分。家庭规模采用家庭成员人数来度量。家庭负债采用家庭负债总额的自然对数来度量。未成年抚育状况为0—1变量，若家庭成员中有年龄未满18周岁的孩子，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父母年龄为分类变量，使用受访者父亲和母亲的年龄均值来定义， ⁴ 0—3分别表示无父母、父母年龄均值≤40岁、40岁<父母年龄均值≤60岁、父母年龄均值>60岁。父母教育程度为分类变量，使用受访者父亲和母亲获得的最高学历来定义，0—6分别表示无父母、父母无学历、父母最高学历为小学、初中、高中及其同等、大学及其同等、研究生及以上学历。 ⁵ 生活区域根据城乡属性进行划分，所属区域为农村地区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受访者所在地区人均GDP的自然对数来度量。

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可以看到，样本总体的创业比例为18.4%。在个人特征上，创业者男性居多，年龄均值约为42岁，学历整体偏低，基本处于初中至高中水平，显著低于非创业者，但健康水平相对较高。在家庭特征上，与非创业者相比，创业者的结婚率、家庭负债、家庭规模和未成年抚育数量均显著较高。在生活区域上，创业者大多居住在城市，表明城市良好的营商环境和人才优势对创业行为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此外，创业者工作的内部动机相对较强，与普通就业者不同，创业者的时间分配呈现“一长三短”特征，即有酬劳动时间长，无酬劳动时间、生理必须时间和休闲时间短。就业者总体的时间贫困发生率为9.9%，而创业者的时间贫困发生率高达16.8%，比非创业者高出近8.5个百分点。

（三）创业者与非创业者的时间配置差异

表2区分个人特征对比了创业者与非创业者在时间配置上的差异。可以看到，即使个人特征相同，创业者的时间贫困率也高于非创业者。创业者的时间贫困率偏高主要是有酬劳动时间过长所引起的。无论男性创业者还是女性创业者，都呈现“一长三短”的时间配置特征。女性创业者的有酬劳动时间少于男性创业者，而无酬劳动时间是男性创业者的2.5—3.2倍，休闲时间也少于男性创业者。女性创业者的时间贫困率为19.5%，是女性非创业者的2.2倍、男性创业者的1.3倍。虽然创业者的时间配置灵活性较高，但是这对女性的影响较小。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女性在满足职业要求的同时必须注重对家庭的时间投入。这更容易引发工作与家庭冲突，最终导致女性的时间贫困程度偏高（穆滢潭，2020）。

无论创业者还是非创业者，31—45岁都是时间贫困发生率最高的阶段；但在各年龄段，创业者比非创业者在总劳动时间和有酬劳动时间上都投入更多。在16—30岁年龄段，创业者的有酬劳动对休闲时间的挤占作用更强。在46—60岁年龄段，创业者的无酬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增加，总劳动时间和有酬劳动时间减少，这体现了创业者在中年以后从容淡定的状态。

创业者结婚前后的有酬劳动时间基本持平，婚姻会使创业者减少休闲时间，同时增加无酬劳动时间，非创业者类似但无酬劳动时间投入更多。此外，高学历是时间贫困的缓冲剂，随着受教育水平的提高，时间贫困发生率整体上呈下降趋势。受教育水平高的创业者会减少有酬劳动时间，增加对个人和家庭的时间投入。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创业者会减少有酬劳动时间，增加个人闲暇时间；而非创业者恰好相反，他们会主动牺牲个人生理必须时间，增加有酬劳动时间投入以维持收入水平。

（四） 模型设定

为了深入分析创业者的时间贫困状况，本文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被解释变量Timepoverty为时间贫困，核心解释变量Entrepreneur为创业者身份，控制变量X包含个体、家庭、行业和区域等特征，ε为随机误差项。由于被解释变量为0—1变量，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可能会产生偏差，因此本文采用Probit模型进行回归。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分析

表3中列（1）报告了基准回归结果，创业者身份变量的边际效应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创业者的时间贫困发生率显著高于非创业者。列（2）中加入控制变量后，创业者的时间贫困发生率比非创业者高5.3%，假设1得到验证。根据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受工作与家庭多重负担的影响，女性陷入时间贫困的概率比男性高9.5%，已婚、育有未成年孩子、负债压力大也会增加时间贫困的发生率，而教育程度的提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就业者的时间压力。从代际角度看，父母特征也会对就业者的时间贫困产生影响，与无父母的就业者相比，随着父母年龄的增长，就业者的时间压力增大。高学历的父母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降低就业者的时间贫困发生率，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父辈通过营造良好的生活环境，提升子女的教育水平、认知和社会技能等，可以减轻子女的收入压力，从而缓解其时间压力。此外，内部工作动机会增强就业者的主观努力意愿，具有内部动机的就业者的时间贫困发生率比具有外部动机的就业者高5%左右。

（二）稳健性检验

1. 改变相对贫困标准。考虑到时间贫困线的界定可能存在随机性，本文提高相对贫困的界定标准，以非承诺时间中位数的50%和40%重新进行定义。表3中列（3）和列（4）结果显示，在新的时间贫困标准下，创业者与非创业者的时间贫困差距缩小，但创业者的时间贫困发生率仍显著高于非创业者，上文结论具有稳健性。

2. 排除收入因素。本文将维持家庭生活水平的收入因素考虑在内，测算了基于必要劳动的时间贫困。然而，这种测算方式可能忽略了那些并不面临收入压力但仍面临时间压力的就业人群，从而低估就业者实际的时间贫困发生率。因此，本文重新测算了基于实际劳动的时间贫困，若实际总劳动时间 ⁶ 大于个人满足最低非承诺活动需要后剩余的时间，则被定义为时间贫困，变量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表3中列（5）结果显示，创业者的时间贫困发生率比非创业者高7.1%，上文结论依然稳健。

3. 考虑地区异质性。在国家层面统一划定相对贫困标准对于政策调整和贫困帮扶具有指导意义，但这可能忽略地区生活习俗和商业氛围差异对个人时间配置观念的固有影响。因此，本文在控制地区人均GDP和城乡生活区域的基础上，对各个省份的就业人群重新划定时间贫困线。 ⁷ 根据表3中列（6）结果，在考虑区域差异后，上文结论依然稳健。

（三）内生性问题

上文结果可能因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关系等原因而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方面，虽然基准模型中已经控制了个人、家庭、行业与地区变量，但是误差项中仍可能存在风险偏好和情绪等不可观测的遗漏变量，使得估计结果存在偏差。另一方面，出于对收入与时间自主权的追求，陷入时间贫困的就业者可能会增强创业意愿从而成为创业者，由此产生反向作用机制。为了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工具变量法来处理内生性问题。

1. 倾向得分匹配法。根据就业者的创业属性，本文将样本分为创业者（处理组）和非创业者（控制组）两组。为了确保匹配的有效性，本文采用k近邻法对相关变量进行平衡性检验。结果显示，匹配后各变量的标准偏误绝对值均小于5.7%， ⁸ 处理组与控制组变量均值之间的偏误大幅减小，t统计值的显著性水平降低。这表明倾向匹配显著减小了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差异，匹配效果较好。本文采用了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三种方法，在消除个体异质性所引起的选择性偏差后，创业者的时间贫困发生率仍显著高于非创业者，上文结论稳健。

2. 工具变量法。本文选取个人所属社区的“大姓数量”作为创业者身份的工具变量。 ⁹ 一般来讲，创新创业机会源于区域环境，与国家帮扶政策和区域文化特征相关，以宗族和姓氏为代表的群体组织对于缓解信息不对称、促进资源配置和私营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潘越等，2019）。郭云南和王春飞（2020）的研究表明，在第一大姓当选村长后，增加公共事业支出、维护治安可以有效改善创业环境，从而显著增加区域的创业概率。区域“大姓数量”越多，说明地区宗族网络越发达，个人成为创业者的可能性越高，但个人姓氏不会因时间配置模式而发生改变，因此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与外生性要求。表4使用工具变量Probit模型进行估计，列（1）的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显示，社区“大姓数量”与个人的创业选择显著正相关，F值大于10表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列（2）的结果表明，在缓解内生性问题之后，创业者的时间贫困特征仍显著存在。上述结果表明，当前我国创业者确实面临较为严重的时间匮乏。

五、缓解机制与影响效应分析

（一）创业者时间贫困的缓解机制

参考梁斌和冀慧（2020）的做法，本文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对创业者时间贫困的缓解机制进行检验。若营商环境、社会网络与人力资本三种缓解机制存在，那么创业者在不同分组中的时间贫困将表现出显著差异。对于这种差异，本文使用基于似无相关模型SUR的方法进行检验。 ¹⁰

1. 营商环境。在不同的外部环境下，创业活动面临不同的政策支持与保障力度。良好的营商环境有利于创业成功，缓解资源约束与时间约束，从而降低创业者的时间贫困发生率。在竞争日趋激烈的创业情境下，受项目不确定性等因素影响，融资难、融资贵成为困扰小微企业创立与发展的关键难题（林涛和魏下海，2020）。基于增长极理论的研究表明，创新与金融等资源要素表现出向中心城市集聚的趋势，集聚到一定程度后便会向周边地区扩散，辐射带动其他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中心城市距离越近，资源集聚程度越高。因此，本文选取“个人所在社区距所属地级市中心的距离（公里）”来反映营商环境，这一距离不仅可以反映资源搜寻难度，还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当前创业的外部环境状况。本文根据中位数将样本分为靠近市中心和远离市中心两组，表5中列（1）和列（2）结果表明，创业者距离市中心越远，越有可能产生时间贫困，而靠近市中心的创业者则较少受到时间贫困的困扰。这说明改善营商环境有助于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减少创业者对非生产性时间的投入，从而缓解创业者的时间贫困。

考虑到距离影响的间接性与不可观测性，本文还选取“个人正规渠道借贷费用总额（元）”来反映营商环境。良好的营商环境能够降低信贷成本，缓解融资约束，从而提高个人获得借贷的概率与额度。本文将样本根据借贷总额中位数分为借贷总额高低两组，如表5中列（3）和列（4）所示，受正规渠道融资约束将显著提高创业者陷入时间贫困的概率，而获得资金支持将显著减轻创业者的时间负担，起到缓冲作用。上述结果表明，改善营商环境有助于缓解创业者的时间贫困，假设2a得到验证。

2. 社会网络。创业者通过构建社会网络，拓宽信息资源渠道，可以减轻创业负担，从而降低时间贫困的发生率。考察不同社会网络下创业者的时间贫困发生率是否存在差异，可以对社会网络缓解机制进行识别。在中国的人情社会背景下，饭局是实现情感交流与信息共享的重要途径，对社会关系的建立与创业企业的运营至关重要。因此，本文参照何翠香和晏冰（2015）的做法，使用“上月外出就餐费用（元）”来反映社会网络状况，外出就餐费用越高，社会网络越广。本文根据中位数将样本分为外出就餐费用高低两组，创业者身份的系数在表6列（1）中显著为正，在列（2）中则不显著，且两者在1%的水平上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社会网络落后将增加创业者陷入时间贫困的概率。此外，信息化时代互联网、电话等通讯方式逐渐成为社会网络构建更加重要和便捷的载体。本文参考李树和于文超（2020）的做法，使用“上月通信费用（元）”来反映社会网络状况，如表6中列（3）和列（4）所示，研究结论不变。上述结果表明，发达的社会网络能够缓解创业者的时间贫困，假设3得到验证。

3. 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积累通过改变创业期望，可以影响创业者的时间安排。人力资本可以分为通用人力资本和专用人力资本。通用人力资本是指通过正规教育获得的、可以跨领域使用的基本知识和技能，而专用人力资本是指个人通过工作或培训获得的、特定的知识和服务能力，与职业经验和培训相关。根据上述定义，本文使用教育年限 ¹¹ 来衡量通用人力资本，使用是否参加专业就业培训 ¹² 来衡量专用人力资本。本文根据中位数将样本分为两组，回归结果见表7。列（1）和列（2）结果显示，无论教育年限长短，创业者的时间贫困程度均显著高于非创业者；经验p值结果表明，通用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创业者陷入时间贫困的概率显著高于通用人力资本水平低的创业者。列（3）和列（4）结果显示，专用人力资本不足显著增加了创业者的时间贫困发生率。

可见，人力资本缓解创业者时间贫困的效果存在差异，通用人力资本提高会增加创业者的投入回报期望，提高创业者陷入时间贫困的概率，而专用人力资本积累则会缓解这一问题。与通用人力资本水平较高的创业者相比，专有经验丰富的创业者具有较低的沉没成本与机会成本。此外，专有的工作知识使创业者对企业发展前景的评价更切合实际。因此，在缓解创业者时间贫困方面，专有人力资本的效果更加明显。“有社会经验”的创业者更容易获得事业成功，以经验换时间，摆脱时间贫困窘境；但“有学历”的创业者若无法将书本知识转化为创业经验，则在创业过程中难免变成“时间的穷人”。假设4得到验证。

（二）创业者时间贫困的影响效应

相对剥夺理论指出，社会比较 ¹³ 会增加个人对自身所处不利地位的感知，引发情绪和健康波动（Power等，2020），而压力是导致波动的重要因素。作为从业人员的压力源之一，时间压力与个人身心健康的关系尚存争议。一方面，“损耗论”指出，长期保持较高的劳动强度会提升个人对压力的感知水平，增加内部资源损耗，引发愤怒、焦虑、倦怠等消极心理反应，产生失眠、疲劳、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等生理损耗（Haines III等，2012；王笑天等，2017），并可能增加酗酒、吸烟等不健康行为的发生率。但另一方面，“时间压力—幸福感悖论”指出，劳动时长与个人身心健康并非简单的负向关系，挑战性任务的推进与实现甚至会提升工作幸福感，工作在消耗个人时间资源的同时，也会产生自我满足、肯定和愉悦等积极的心理体验（Rudolf，2014）。此外，自我补充型工作时间的投入不仅会增加个人的专业和人际资源储备，还会提升对工作内容的专注力、理解力与执行效率，从而缓解个人对时间压力的感知（王笑天等，2017）。

时间贫困对不同个体身心健康的影响存在“双刃剑”效应。在工作节奏普遍加快的背景下，探明时间贫困对创业者群体身心健康的作用方向，对于提高社会对时间贫困问题的关注度和创业者福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参考张延吉等（2020）以及俞国良（2022）的研究，使用个人的健康水平 ¹⁴ 和幸福感 ¹⁵ 来分别反映生理健康与心理健康状况。本文将个人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作为被解释变量，在回归模型中引入创业者身份与时间贫困的交乘项，采用有序Probit模型进行回归，以检验陷入时间贫困对创业者身心健康的影响。

表8结果显示，创业者身份与时间贫困交乘项的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表明陷入时间贫困会显著降低创业者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创业的灵活性和主动性等工作性质优势并没有提升长时间工作对创业者自我消极耗竭的抵消能力和恢复能力，在时间压力下，长期的自我损耗对创业者的心理健康和生理健康状况产生了消极影响，给创业者福祉带来了“隐性风险”。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探究创业活动能否缓解就业人员的时间压力，对于降低社会隐性贫困风险，提高创业质量以及保障民生福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使用中国时间利用调查（CTUS）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匹配数据，探讨了创业者的时间配置模式、时间贫困特征、缓解机制及其影响效应。研究发现：（1）创业者与非创业者的时间配置模式存在性别、年龄、学历和收入异质性，与非创业者相比，创业者对有酬劳动时间的配置意愿更强，且其时间配置呈现“一长三短”特征，即有酬劳动时间长，无酬劳动时间、休闲时间和生理必须时间短。（2）创业者的时间贫困发生率显著高于非创业者，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这一结论依然成立。（3）营商环境、社会网络和专有人力资本是缓解创业者时间贫困的重要机制。改善营商环境、扩展社会网络可以降低创业风险，减少创业阻碍，从而缓解创业者的时间约束。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缓解作用存在差异，通用人力资本积累会增加创业者的时间贫困发生率，而专有人力资本积累能够有效缓解创业者的时间贫困。（4）时间贫困会显著降低创业者的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水平。

本文研究表明，社会对创业者“有钱有闲”的认知存在偏差，创业者在工作时间上投入过多，对个人休闲与生理必须活动产生挤压，并对个人生理和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长此以往会减弱创业意愿，不利于发挥国家的人才与政策优势。因此，“双创”政策的着眼点不仅要厚植创业沃土，宽容创业失败，更需要关注创业者群体的长期福祉。完善创业者的法治保障和社会保障，在调动创业积极性的同时充分激发企业家精神，最大限度地保护创业者身心健康，让创业者做人民幸福生活的榜样。

“时间都去哪了”是创业维艰的现实反映，纾解创业者的时间压力、促进企业家健康成长应是下一步政府施策的重要方向。一是要在优化营商环境上发力，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落实落细，营造良好的创业氛围。二是要发挥中国人情社会的有益元素，鼓励创业者建立以相互信任、互惠互利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增强创业者的资源获取能力。社会网络是正式制度的有效补充，因此应关注创业者的同群心理，为创业者搭建网络平台，增强自我效能感，激发个人的创业意愿。三是要注重提升创业者以教育水平为基础的“硬件资本”，切实提升创新创业质量。此外，政府部门应注重创业人员的非学历培训，加强创业实践指导，构建完善的创业者实训服务体系。创业者应合理利用国家政策、社会及个人资源，提高个人工作效率，避免不必要且无意识的加班行为，以规避过劳对个人身心健康的损耗。同时，劳动组织应“授之以渔”，积极搭建全方位、多渠道的技能培训平台，加强技能培训，提高对劳动者的基础就业保障。

1收入主要包括劳动收入与非劳动收入，非劳动收入包括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转移性收入和其他收入等。

2为了保证研究的严谨性，本文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保留16—60岁男性、16—55岁女性样本。

3本文使用问题“在您昨天所从事的主要活动中，有哪项是您不想做却不得不做的活动？”和“在您昨天所从事的主要活动中，您最喜欢的是哪项活动？”来衡量工作动机。若有酬劳动是受访者不想做却不得不做的活动，则工作动机来自外部，赋值为0；若有酬劳动是受访者喜欢做的活动，则工作动机来自内部，赋值为1。

4若受访者所属家庭为双亲家庭，则父母年龄采用两者均值；若受访者所属家庭为单亲家庭，则父母年龄采用家庭中父亲或母亲的年龄。

5感谢匿名审稿专家提出的控制代际影响的修改意见。

6实际总劳动时间=实际有酬劳动时间+实际无酬劳动时间。

7式（2）对收入贫困线（IPL）的测算与新的时间贫困线测度保持一致。

8受篇幅限制，文中未报告检验结果，若有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9“大姓”主要指占社区人口20%以上的姓氏，个人所属社区的“大姓数量”是社区大姓个数的总和，数据来源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的《中国城乡社区治理调查》。

10本文还通过引入交乘项的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受篇幅限制，文中未报告检验结果，若有兴趣可向作者索取。

11无学历、小学、初中、高中、中专、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的教育年限（年）依次为0、6、9、12、13、15、16、19和22。

12“是否参加专业就业培训”为0—1变量，若受访者在专业就业培训上投入的时间大于0，则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13社会比较主要指个体就个人信念、态度、意见等方面与其他人做比较的情形。

14身体健康水平变量分为5个等级，1—5分别表示身体健康状况非常不好、不好、一般、好、非常好。

15心理健康状况使用个人幸福感来衡量，1—5分别表示非常不幸福、不幸福、一般、幸福、非常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