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文化是具有复杂内涵的一个庞杂系统，在地区、种族、语言等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我国是一个地域广阔、民族众多、文化体系众多的文化大国，对于不同文化群体的差异化需求，要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政策目标，需在文化差异大的地区加大供给力度。然而，当前我国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与文化差异下的公众需求存在明显的背离趋势。由图1可见，在许多文化差异大的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反而更低。这反映出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存在明显的供求不协调现象。^①此外，从近年来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的变异系数来看，虽然地区供给差距总体上呈现下降的趋势，但是2017年的变异系数为0.58，地区间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仍存在不均衡状况。

由于长期存在经济偏向型政绩考核导向，地方政府往往优先保证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然后提供包括公共文化服务在内的非经济性公共产品（秦洪军和郭浩，2018）。这一“保经济轻民生”的财政资源配置过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中央与地方的财政分权程度（刘亮亮等，2018）。已有文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主流观点认为分权对地方财政总量的影响是制约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因素（郭庆旺和贾俊雪，2009；彭冲和汤二子，2018）。同时，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来看，文化差异是地区特有的信息，地方政府更加了解、掌握更充分。因此，基于发挥信息优势和提高地区组织效率，对于文化差异大的地区，应加大财政资源配置力度，这也是财政分权的逻辑起点（Zhuravskaya，2000）。我国历次的财政分权调整和改革也主要是基于发挥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和积极性。

在公共产品供给的过程中，个体的感受水平具有决定性作用（宋妍等，2017）。居民的异质性偏好会增加公共产品供给的难度（李建标等，2016）。居民的异质性偏好难以度量，但文化是主要的影响因素（宋姗姗，2018）。文化的多样性决定了居民偏好的异质性，从而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存在差异（张青，2017）。文化差异这一软环境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作用不容忽视（肖静，2015）。现有文献中度量文化差异的方法各不相同，如居民出生国籍数（Qian，2013）、地区居民种族数量（Truelove，2014）、宗教多样性（Lewer和Van Den Berg，2007）、国籍种类（Nijkamp，2012）等。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居民以汉族为主，出生人口国籍和宗教信仰比较单一，上述指标都难以准确反映我国的文化差异。徐现祥等（2015）将方言多样性所体现的文化差异引入中国经济发展的研究中，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具有较强的开创性。

对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研究，财政分权的作用不容忽视。现有研究认为，财政分权主要通过影响财政规模，进而对非经济性公共产品供给产生影响。现有文献分别从地方政府行为（龚锋和卢洪友，2009；张梁梁等，2016）和激励机制（平新乔和白洁，2006；李谭君和文超，2010）等方面展开讨论。而有关财政分权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研究较少。孙浩（2011）认为财政分权导致地方财政规模存在差异，使得财政支出结构受到扭曲性激励，这是造成我国不同地区公共文化产品供给不足的体制性原因。在制度设计方面，安彦林和李齐云（2017）提出将政治性政策激励与财政分权相结合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在作用方向上，多数研究认为财政分权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具有正向作用（曲如晓和刘杨，2014；贾微晓，2017）。也有研究认为财政分权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关系不明显（赵晓芳，2016）。综上所述，关于文化差异、财政分权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三者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特别是没有检索到从理论层面将财政分权作为中介因素来分析文化差异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影响的文献。如何针对地区间文化差异做出更优的财政资源配置，通过财政分权改变公共文化服务上的供求不协调、地区不均衡现状，是理论界和实践部门亟待明确的问题。

本文首先构建包含财政分权的文化差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理论模型，分析了文化差异如何影响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特别是财政分权作为中介因素的作用机制。然后，本文结合我国特有的文化差异状况，构建了基于地区方言数据的省级文化差异动态指数，更加全面地刻画了我国地区间的文化差异状况。本文从全国层面和分地区实证检验了文化差异对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并分析了财政分权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文化差异的存在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直接影响，文化需求多样化导致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不足；二是间接影响，文化差异通过财政分权的中介效应，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产生影响。分地区来看，在南方地区，相关变量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更加显著，这可能与南北方居民语言、地理环境、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有关。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第一，将财政分权这一因素纳入理论模型中，分析了它在文化差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之间的中介效应及作用机制；第二，结合我国的文化差异现实，构建了基于地区方言数据的省级文化差异动态指数，更加全面地刻画了我国地区间的文化差异状况；第三，揭示了财政分权在文化差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之间具有的中介效应，对于进一步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二、理论模型

本文在Arzaghi和Henderson（2005）的基础上，构建了包含财政分权的文化差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理论模型，以揭示财政分权作为中介因素如何影响地方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

假设某个地区有n个辖区，地区总人口为L，辖区内人口为L_i，

。地区总产出为Y，辖区产出为y_i，。政府为居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忽略政府提供的其他公共服务），人均公共文化服务消费为g，用个体效用表示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情况。借鉴Arzaghi和Henderson（2005）的模型，个体效用采用Cobb-Douglas函数形式。

其中，x表示居民消费的私人产品，g表示地区居民消费的公共文化服务，

。假设政府以征税的方式来筹集资金，为社会提供公共文化服务，t表示地区税率，则辖区居民可支配收入即维持私人产品消费的收入为x_i=y_i（1−t）。辖区居民效用为：

下面我们分别讨论财政集权与财政分权下的个体效用。

（一）财政集权

假设在财政集权下，政府存在固定的运行成本F，以公共文化服务价格为计价单位，则政府的预算约束B为：

中央政府对地方不具有完备的信息，假设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上存在一个弱化系数

，文化差异越大，这一系数越大。因此，代表性个体的效用函数可改写为：

当个体效用最大时，人均公共文化服务消费量为：

经过整理，居民效用为：

其中：

由式（7）和式（8）可以得出：

（二）财政分权

中央政府统一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文化差异会弱化个体消费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用。基于文化差异这一特有的地区信息，中央政府通过财政分权，安排地方政府有针对性地提供部分配套或改进服务，从而有效减弱文化差异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弱化效应。提供配套或改进服务必然会增加地方政府的固定费用，假设中央对地方的分权系数为

，地方政府的固定费用变为 ，辖区公共文化服务消费为g_i，文化差异对公共文化服务消费的弱化系数变为 ，则个体效用变为：

分权程度由中央政府决定，地方居民在财政分权和文化差异下选择最优的公共文化服务消费量。由于不同地区个体的决策互不影响，每个地区居民的效用最大化就是社会福利最大化。最优分权程度

满足以下条件：

由式（11）可得最优分权程度：

考虑到个体在收入约束下选择公共文化服务消费量，必然有

。针对式（12），我们分两种情况进行讨论：（1）当 时，式（12）中 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都大于0。因此，当λ_i增大时，必然增大。（2）当 时，式（12）中根号下的二次项是根号外一次项的平方。因此，当 时，增大，必然增大。考虑到 ，由式（12）可得：

在财政集权下，

，由式（11）和式（12）可知，财政分权程度越大，个体效用和社会总效用越大，即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越高。因此，我们提出假设1：在文化差异既定的情况下，财政分权对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具有正向影响。

个体效用最大化的条件为：

由式（14）可得公共文化服务的最优供给量：

由式（15）可得：

结合式（13）和式（16）可得：

由式（17）可以看出，文化差异越大，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越低。因此，我们提出假设2：地区文化差异会制约公共文化服务的有效供给，地区文化差异越大，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越低。

由式（12）和式（15）可以看出，地区文化差异越大，为了发挥地方政府的信息优势和提高组织效率，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分权越大。结合假设2可知，文化差异的存在会使地方财政分权增大，这会减弱文化差异对地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负面影响。因此，我们提出假设3：文化差异通过影响地方财政分权，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产生中介效应。

三、模型、变量与数据

（一）变量选择

根据上述理论模型和经济特征，同时为了减少遗漏变量所引起的误差，实证模型中的变量设置如下：

1. 被解释变量：公共文化服务供给（pcs）

在上文的理论模型中，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使用居民效用来刻画，居民效用函数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量g直接相关。但文化服务比较抽象，当前我国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主要包括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艺术团表演、公共广播、文物遗迹等，难以从实体形态来衡量其供给量。同时，由于不同地区的人口规模不同，本文选取各地区的人均文化事业费作为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的衡量指标。

2. 核心解释变量

（1）财政分权（fd）。财政分权主要采用财政收入分权、财政支出分权和财政自给度等指标来衡量。现有文献大多采用支出分权来衡量财政分权程度（张晏和龚六堂，2005；王晓芳和谢贤君，2018）。因此，本文主要以支出分权作为财政分权的衡量指标，并使用收入分权进行稳健性检验，具体指标见式（18）和式（19）。

（2）文化差异（div）。借鉴徐现祥等（2015）的方法，本文将语言作为地区文化差异的衡量对象。我国存在大量的方言，方言背后蕴含着不同地区人民的生活习性和文化需求。我们以省份作为分析对象，统计不同省份的汉语次方言数量（N），以衡量彼此间的文化差异。但现有研究一般假设使用每种次方言的人数恒定，即每种次方言的使用权重相同。这样虽对数据要求较低且结果稳定，但不能体现文化差异在地区间的动态变化。本文引入各省的年度人口变动系数

，对省份的汉语次方言数量进行动态优化，则文化差异指数div可表示为：

3. 控制变量

（1）经济发展水平（gdp），使用各省人均实际gdp来衡量。我们以2005年为基期，对各省名义gdp进行平减处理。

（2）对外开放水平（ope），使用各省货物出口总额占当年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来衡量。

（3）受教育程度（edu）。公民的受教育程度直接影响其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解和认知，进而影响公共文化服务需求。我们使用15岁及以上文盲人口数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衡量受教育程度。

（4）公共文化政策（poli）。特定时期的重要政策可能会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产生很大影响。2007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出台了《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对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我们设置了公共文化政策虚拟变量（poli），2008年之前取值为0，之后取值为1。

（5）地区产业结构（indu），使用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产值的比重来衡量。

为了消除异方差且保证数据的稳定性，除了虚拟变量外，我们对数据取自然对数。此外，为了缓解异常值对回归结果的影响，我们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了上下1%的Winsorize处理。各变量数据来自《中国统计年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和《汉语方言大词典》。本文选取2005—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使用Stata14进行实证研究。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

（二）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文化差异和财政分权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本文设定了以下基准回归模型：

其中，

表示地区i在t时期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表示地区i在t时期的财政分权程度，表示地区i在t时期的文化差异程度，表示其他可能影响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控制变量集合，为截距项，为随机扰动项。

四、实证结果分析

实证分析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基准回归分析，首先单独检验核心解释变量文化差异和财政分权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然后加入核心解释变量交叉项及其他控制变量，考察各变量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基准回归结果见表2；第二阶段是分地区回归分析，由于我国南北方的文化差异较大，我们分别对北方和南方地区进行分组检验，结果见表3；第三阶段是作用机制检验，分析财政分权在文化差异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之间的中介效应，结果见表4。

（一）基准回归分析

我们首先从全国层面考察了文化差异、财政分权及其交叉项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根据F检验、LM检验和Hausman检验结果，我们选择固定效应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无论是否包含控制变量，财政分权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财政分权程度越高，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越高。这说明中央政府赋予地方较多财权，地方财力较强，更能满足居民的公共文化需求，从而验证了假设1。而文化差异对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在文化差异大的地区，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的难度更大。针对当地的文化特征、消费行为等，政府需要开展更多的配套管理工作，从而增大行政成本，减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这验证了假设2。文化差异与财政分权的交叉项（lnjcind）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这说明除了直接影响外，文化差异和财政分权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还存在显著的共同作用，这为下文检验假设3的提供了支持。

居民受教育程度、地区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具有正向影响，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对于公共文化政策，《关于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若干意见》的实施对各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文件明确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任务，提出增强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供给能力，对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具有明显的导向和促进作用。

（二）分地区回归分析：以语言区域划分南北方

中国地域广阔，特别是从语言来看，南北方差异巨大，从而地区文化差异比较明显。我们以秦岭—淮河为界，将我国分南北方进行了分组分析，结果见表3。我们主要对各类变量比较完整且实践意义较强的列（4）和列（8）结果进行分析。在北方地区，文化差异、财政分权及其交叉项对政府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并不显著，而在南方地区则与全国层面的估计结果一致，影响显著。南北方地区差异较大的原因可能是，南方地区的民族种类多，地形以山地和丘陵为主，地势起伏较大，方言种类多、差异大，经常会出现“十里不同音”的情况；而北方地区虽然也有多种方言片区，但是总体上可以实现基本的交流。因此，以语言来反映文化，南方地区的文化差异更大，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更加多样化，给政府的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而文化差异和财政分权对南方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更加显著。

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在南北方地区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都有显著影响，特别是以第三产业比重衡量的产业结构，在影响系数上表现为南高北低，这与南北方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水平相关。公共文化服务可以为第三产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第三产业占比越高，政府越关注服务业发展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公共文化政策对南方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更加显著，这可能与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结构偏向有关。在北方地区，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增加投资性公共支出，对公共文化服务的关注较弱；而南方地区的经济比较发达，地方政府更偏向于增加公共消费性支出，从而积极响应中央的公共文化政策。

（三）稳健性检验

为了确保结论的可靠性，我们做了以下稳健性检验：首先，考虑到财政分权有多种衡量方式，我们以财政收入分权来替代财政支出分权，重新进行了检验；其次，考虑到核心解释变量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我们选取财政分权和文化差异的滞后一期值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了检验；最后，不同的估计方法可能对实证结果产生影响，我们采用差分广义矩方法重新进行了检验。以上稳健性检验结果都支持上文结论。

（四）作用机制检验

上文分析指出，地方文化差异越大，当地政府的信息优势越大，为了发挥地方信息优势和提高组织效率，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分权就越大。因此，文化差异可能通过财政分权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产生影响。我们将进一步检验财政分权在文化差异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之间是否存在中介效应。我们利用温忠麟等（2004）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识别文化差异通过财政分权影响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机制，检验模型如下：

由表4可知，模型（23）中系数

为−0.2715，在1%的水平上显著。根据Sobel检验的程序，需进一步检验系数 和 。模型（24）中lndiv的系数 不显著，而模型（25）中lnfd的系数 显著。Sobel检验结果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财政分权存在中介效应，从而验证了本文的假设3。

五、结　论

本文基于地区方言数据探讨了文化差异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以及财政分权的中介效应。研究发现，财政分权对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财政分权程度越高，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越高。文化差异的存在对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是直接影响，文化需求多样化导致公共文化服务有效供给不足；二是间接影响，文化差异通过财政分权的中介效应，对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产生影响。分地区来看，文化差异对南方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的影响更加显著，这可能与南北方居民语言、地理环境、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等方面的差异有关。本文的研究揭示了财政分权在文化差异与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之间具有的中介效应，对于进一步优化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① 数据取自2017年《中国文化文物统计年鉴》，文化差异程度参考已有文献（徐现祥等，2015）的统计计算得出。我们选取人均文化事业费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的代理变量。为了消除量纲的影响，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② 基于人均文化事业费衡量的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水平进行变异系数测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