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已经成为阻碍人民追求日益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恰恰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具体体现，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根据中经网的统计数据，2018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 251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 617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69，城乡收入差距较为明显（见图1）。

近年来，学术界基于不同视角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进行了研究，既涉及宏观方面的国家政策、二元经济结构和城乡户籍制度（蔡昉和杨涛，2000；章元和王昊，2011；万海远和李实，2013；孟凡强和邓保国，2014），也涉及微观方面的产业结构、财政支出偏向等具体政策（陆铭和陈钊，2004；平新乔和李淼，2017）。在这些研究中，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无疑是最为关注的领域之一。目前，已经有一些学者从整体角度研究农村公共产品供给问题（解垩，2007；缪小林和高跃光，2016）。也有一些学者从教育（Becker和Chiswick，1966；Sicular等，2007；陈斌开等，2010；刘愿等，2017）、医疗卫生（Lucas，1988；李华和俞卫，2013；刘吕吉和李桥，2015）、社会保障（Jesuit等，2004；胡宝娣等，2011；杨风寿和沈默，2016）、基础设施（Romp和Hann，2007；Banerjee等，2012；刘生龙和胡鞍钢，2010；刘晓光等，2015）等具体项目角度研究公共产品供给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①但既有文献主要围绕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角度进行研究，而对城乡农村公共服务供给“差距”缺乏深入研究，在仅有涉及这一方面的文献中，姜晓萍和肖育才（2017）虽然从理论上阐述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但并没有真正测算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而是采用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进行衡量。缪小林等（2017）虽然测算了部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但切入点主要围绕财政转移支付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影响。本文则是将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进行研究。

目前，全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并没有明显缩小，在某些领域甚至还有扩大趋势。^②这不仅直接影响了农村居民获得公共服务供给的水平的高低，而且还影响了农村居民获得自身发展的机会。因此，本文关注的焦点并非是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绝对水平，而是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相对水平。正是由于城乡之间存在的相对水平的差距，结果才导致了农村在资本、人才等各方面均处于劣势，甚至会抵消以往为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出台的诸多政策的效应，最终影响了农村发展并加剧了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为改善农村的发展现状，国家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通过不断吸引人才、资本，壮大农村经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如果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则这些目标将难以实现。目前，虽然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但仅限于理论探讨，缺乏实证研究。

鉴于此，本文将开展以下研究工作：首先，厘清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存在的深层次原因，进而分析各类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其次，全面测算全国各省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并采用同一口径年度比较法，避免因统计口径调整带来的干扰；第三，测算各省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基于城乡居民收入内部结构分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后，实证分析分别采用静态面板和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多维度考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而使本文的研究结论更有现实价值。

本文主要研究结论如下：一是基于全国角度，显示城乡教育差距、医疗卫生差距和社会保障服务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即这三类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进一步扩大，将显著加剧城乡收入差距。二是基于跨时期角度，显示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更为显著。三是基于区域异质性角度，显示西部地区城乡教育差距、社会保障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为显著，东部地区城乡医疗卫生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小，西部地区城乡交通设施建设对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为显著。

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在阐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之前，需了解为什么会存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理论上主要存在以下两种观点：

一是城市发展偏向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影响。马克思认为城乡之间的关系需要经历三个阶段，即“城乡分离→工业化与城市化→城乡融合”，这是经济发展过程的具体体现。在理论研究中，Lipton（1977）最早提出了政府政策偏向城市的观点，并认为在二元经济结构下，通过价格和政策偏向，形成工业品与农产品“剪刀差”，有利于城市工业的资本积累，也有利于工业化进程（Arnott and Gersovitz，1986）。我国同样存在城市偏向问题，早在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体制下，我国实施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要素流动控制、统购统销等制度。据统计，在此期间，我国工业化过程中从农业获取的剩余总量高达11 594亿元（冯海发和李溦，1993）。这些制度不仅拉大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也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1994年分税制改革，我国基本形成了相对规范的财政分权制度，但在官员晋升和GDP增长压力下，地方政府仍然存在偏向城市发展的政策（陆铭和陈钊，2004；高彦彦，2010；吕炜和许宏伟，2015）。毕竟，城市相对于农村拥有更完善的生产条件，城市发展带来的经济产出和利润也要远远大于农村；即使在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对城市投入的力度和标准也远远高于农村。

二是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向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影响。目前，我国在财政上分权，但在行政上相对集权，官员的任命和晋升完全由上级政府决定。因此，在“晋升锦标赛”制度下，地方政府将竭尽所能完成上级政府的任务安排，其中保障GDP快速增长往往成为最为核心的任务之一。因此，在财政支出结构上，地方政府更加偏向于能够快速带来GDP增长的经济建设类支出，而忽视基本公共服务类支出（傅勇和张晏，2007；李永友和沈玉平，2009；尹恒和朱恒，2011；付文林和沈坤荣，2012）。这将直接影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总体供给水平，同时，农村居民由于个人素质、政治资源、诉求渠道等原因，在总体基本公共服务资源的分配上处于劣势位置，这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城市发展偏向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偏向，造成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过大，这种差距也进一步导致了农村居民在生存和发展能力上处于明显弱势。目前，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主要体现在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而这些方面是人力资本积累和经济发展的基础。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存在，意味着农村居民相对于城镇居民，在人力资本积累和谋求经济发展方面存在明显劣势。影响机理见图2。

（1）城乡基础教育差距直接影响城乡人力资本的发展和积累。在理论上，陈斌开等（2010）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厂商、消费者、政府和教育部门4个行为主体的理论模型，分析了教育经费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内在机理。吕炜和许宏伟（2015）在Galor和Zeria（1993）模型的基础上，引入城乡二元结构和政府行为进一步扩展了跨期模型，分析了教育水平差距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内在机制。这些理论较好地阐述了城乡教育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目前，农村教育不仅缺乏良好的基础设施，更缺乏稳定和优质的教师队伍。近些年，大量教师流入城市，农村和乡镇的教师队伍建设极其薄弱，农村学生无论是升学还是就业，与城市学生相比均存在极大劣势，且城乡居民在人力资本投资收益上存在显著的二元性，农村学生“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这些因素最终将进一步拉大城乡收入差距。以2016年为例，城区初中专任教师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师资占比90%，农村初中为75%；城区小学专任教师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师资占比68%，而农村小学仅为37%。

（2）城乡基本医疗卫生差距直接影响城乡居民的健康和人力资本的形成。理论上，一些学者在Lucas（1988）内生增长模型基础上，构建了包含健康的内生增长扩展模型（王弟海，2008；刘吕吉和李桥，2015），用以分析医疗卫生差距对人力资本和健康的影响，继而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目前，一方面，由于农村基本医疗水平较低，农村居民的很多疾病无法得到及时救治，最终丧失了劳动力，农村“因病致贫”现象特别突出。另一方面，农村居民到城市看病，不仅“看病难、看病贵”，而且很难享受平等的医疗待遇。此外，城乡医疗卫生差距较大，很难吸引大量人才到基层工作。以2015年为例，城市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为10.2人，农村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为3.9人，城市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为8.27张，而农村每千人口医疗卫生机构床位数则为3.71张。

（3）社会保障支出具有收入再分配的职能。近些年，农村的社会保障水平虽然已得到了不断提高，但城乡社会保障的差距依然较大，城市居民退休可以领取退休金，失业可以领取失业救济金；而农村居民到达一定年龄，既没有退休养老金，也没有失业救济金。以2016年为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中，转移性净收入为5 909.82元，农村居民转移性净收入为2 328.23元，城镇居民人均转移性净收入是农村居民人均转移性净收入的2.54倍。

（4）“要想富、先修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对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也影响了城乡收入差距。具体效应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解释：一方面，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显著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在“涓滴效应”下惠及农村居民，而且完善的交通设施可以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城市，增加农民收入，但该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不明朗。另一方面，城乡基础设施差距过大，会造成大量资本、人才和政策向城市积聚，这将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最终影响城乡收入差距。近年来，虽然城乡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差距依然较大，但随着“村村通”、“路路通”工程的不断推进，农村交通已经得到了极大改善。截至2015年，全国仅有4个乡镇不通公路，占比为0.01%，共有826个村不通公路，占比为0.13%。

需要注意的是，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不仅仅体现在量上的多少，而且更多地体现在质上的差别；同时，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是全方位的差距，这些差距不仅造成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乏力，而且很难吸引外部资本和人才，最终导致了农村经济发展一直徘徊不前。^④

三、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测算及分析

（一）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测算及分析

如何衡量城乡收入差距是本文的核心内容之一，本文借鉴以往学者的研究经验，拟采用两类指标分别衡量城乡收入差距：一是城乡居民收入比，即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二是城乡居民基尼系数。两类指标中，前者侧重城乡居民收入之间的整体差距，后者侧重城市居民之间、农村居民之间以及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的结构差距。

1. 城乡居民收入比的测算及分析。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7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 160.3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 090.1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4689；2009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7 174.65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 153.17元，城乡居民收入比高达3.3328；2018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9 251元，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4 617元，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69。可见，虽然城乡居民绝对收入都有所增长，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依然较大。

基于各省的角度，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呈现不同的层次，在1997—2018年期间，城乡收入差距最小的比值为1.7763，对应的省份为1997年的江苏省；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比值为4.7585，对应的省份为2004年的云南省。^⑧

2. 城乡居民基尼系数的测算及分析。目前，统计部门仅公布了全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而没有公布各省份的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此，本文借鉴田为民（2012）测算基尼系数的方法，先计算各省份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基尼系数，然后借鉴Sundrum（1990）提出的“分组加权法”，计算各省份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计算依据城乡都是可支配收入）。就是：

公式（1）用于测算各省份城镇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和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其中： $P$ 为人口， $W$ 为总收入， ${W_i}$ 为累计到第 $i$ 组的收入。公式（2）在公式（1）的基础上，计算各省份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其中： ${G_c}$ 为城镇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 ${G_r}$ 为农村居民收入基尼系数， ${P_c}$ 为城镇人口， ${P_r}$ 为农村人口， ${U_c}$ 为城镇居民收入， ${U_r}$ 为农村居民收入， $U$ 为总的人均收入水平。

在实际测算中，由于一些省份的数据存在严重缺失，本文仅对21个省份的基尼系数进行了测算。^⑤此外，该模型在实际运用中需满足“城乡居民收入分布不重叠”的假定条件，现实中很难严格满足该条件。不过，在现有条件下，该指标的计算结果仍然可以从结构角度分析城乡收入差距。具体数据的描述性统计见表1。在1997年至2014年期间，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最小值为0.2649，对应的省份是1997年的黑龙江省，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最大值为0.4915，对应的省份是2014年的青海省。从三大区域城乡收入基尼系数的均值来看，东部最低，西部最高，中部居中，说明在城乡收入差距方面，越是西部贫困地区，城乡居民的贫富差距越大。

（二）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测算及分析

目前，全国及各省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统计数据存在严重缺失，一是部分指标的统计数据缺乏连续性，如分区域小学及初中城乡师生数，2004年之前及2014年之后有详细的统计数据，但2004年至2013年则缺乏此项数据。二是部分指标数据的统计口径并不一致，如每千人口卫生技术人员，一些年份采用城乡口径进行统计，而另一些年份则采用城市与县的口径进行统计。鉴于此，本文在测算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方面，主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一是数据的连续性；二是口径的一致性；三是数据的代表性。在具体指标选取方面，根据十九大关于提高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的要求，同时结合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分别从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基本交通设施建设四个方面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数据进行了测算。具体公式详见表2。

在具体指标选取方面，城乡义务教育差距选取城市和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生均预算内财政教育经费之比作为衡量指标。城乡医疗卫生差距选取每万人城市卫生人员数和每万人农村卫生人员数之比作为衡量指标，本文采用的指标为卫生人员数，区别与以往采用较多的卫生技术人员数，在我国统计年鉴中，城乡卫生人员的统计要比每千人卫生技术人员的统计更早，也更完整。社会保障服务差距选取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净转移收入之比作为衡量指标，由于2010年之后，公开数据才开始准确统计城乡基本养老保险的具体信息，数据缺失严重，因此本文借鉴缪小林等（2017）采用的城乡居民人均净转移支付收入衡量城乡社会保障服务差距。

城乡交通服务差距选取城乡公路公里数作为衡量指标。在我国统计年鉴中，公路按行政等级分为国道、省道、县道、乡道、村道、专用公路；按技术等级分为等级公路和等外公路，等级公路又分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二级公路、三级公路和四级公路，由于2010年之前按行政等级划分的公路数据缺失严重，因此本文采用按技术等级数据进行衡量，将高速、省道、县道作为城镇公路里程数，三级、四级和等外公路作为农村公路里程数。^⑥

通过分析各类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的测算结果，1997—2015期间各项指标趋势有所不同，以城乡社会保障服务差距和城乡医疗卫生差距为例（见图3），城乡医疗卫生差距总体存在上升趋势，除个别省份存在较大起伏外；城乡社会保障服务差距，总体呈下降趋势，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依然较为明显。

四、实证分析

（一）计量模型的构建

为全面考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设定基准模型如下：

其中：被解释变量 ${Re} {v_{it}}$ 为城乡收入差距， ${Re} {v_{it - 1}}$ 为城乡收入差距滞后一期， $Ed{u_{it}}$ 为城乡义务教育差距， $Me{d_{it}}$ 为城乡基本医疗服务差距， $Saf{e_{it}}$ 为城乡社会保障服务差距， $Tra{n_{it}}$ 为城乡交通服务差距， $X$ 为控制变量，分别为人均GDP（ $rgdp$ ）、人均财政净转移支付（ $rtr$ ）、城市化率（ $urban$ ）以及产业结构（ $stru$ ）， ${\alpha _0}$ 为常数项， ${\eta _i}$ 为个体固定效应， ${v_t}$ 为时间固定效应， ${\varepsilon _{it}}$ 为随机误差项，且满足 $E\left( {{\varepsilon _{it}}} \right) = 0$ ， $E\left( {{\varepsilon _{it}}{\varepsilon _{is}}} \right) = 0$ （ $\forall $ $i, t, s, t \ne s$ ），其中模型（3）为静态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模型（4）为动态面板回归模型。

此外，由于本文研究的重点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因此扣除城乡界线难以划分的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直辖市，同时扣除情况特殊的西藏，本文研究对象为26个省（自治区）。在城乡居民基尼系数的回归分析中，由于部分省份资料缺失，因此不包括吉林、山东、云南、海南和湖南的数据。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为1997—2015年，主要是因为1997年前后两个阶段的部分指标的统计口径发生了变化。本文的数据来源为《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卫生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和《中国财政年鉴》以及中经网数据库、 $Eps$ 数据平台等。表3为各变量的统计特征。

（二）实证结果分析

在回归方法上，方程（3）为静态面板回归模型，由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与城乡收入差距并非完全外生，为避免内生性导致的有偏估计，本文将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估计（2SLS），同时为避免因工具变量选择造成的偏差，本文保守选择各核心变量的一阶滞后期作为工具变量。方程（4）为动态面板回归模型，同样为克服普遍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拟采用两阶段系统GMM方法进行估计，工具变量选取被解释变量滞后项和外生控制变量lnrgdp以及Urban，检验结果将给出AR（1）、AR（2）的统计量和过度识别约束的Sargan统计值。此外，为保证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使用稳健的Robust进行估计，得到调整后的异方差稳健标准误。具体结果见表4。

在回归结果（1）中，城乡义务教育差距、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正相关，这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即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进一步扩大，将显著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因此，在“十三五”规划和“乡村振兴”战略中，我国应不断加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力度，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育，加强农村医疗体系的建设，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断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城乡交通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负相关，说明虽然城乡交通存在差距，但随着“村村通”和“路路通”工程的实施，农村交通设施整体水平得到了极大改善，不仅带动了农村居民的发家致富，也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回归结果（2）中，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的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水平下显著为正，且系数较大，说明城乡收入差距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而要从根本上扭转这一局面，中央政府应完善对地方政府的考核机制，加强对公共服务供给，特别是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考核比重，同时，地方政府应转变发展思路，由偏向城市发展转变为城市与农村协同发展，落实好“乡村振兴”战略。

此外，本文利用城乡居民基尼系数从结构上考察城乡居民的收入差异，在回归结果（3）中，社会保障对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影响显著为负，其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影响显著正相关，这说明虽然城乡社会保障差距会加剧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整体的收入差距，但有利于缩小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从而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其他类型的基本公共服务项目中，以交通设施项目为例，由于农村居民前期资本积累的不同，其结果是完善的交通设施很可能带动农村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即完善的交通设施反而在一定阶段有可能会加大农村居民内部收入的基尼系数，从而加剧城乡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

其他控制变量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有所不同。在通过显著性检验的回归结果中，提升人均GDP可以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增加人均财政净转移支付却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城市化率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非线性关系，城市化率的一次项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而城市化率的二次项则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在城市化起步阶段可以带动农村居民增加收入，缓解城乡收入差距，而在城市化水平不断提升的阶段，具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技术的农村居民很可能转变为城市居民，城乡收入差距被进一步拉大。

（三）稳健性分析

1. 基于跨时期的稳健性检验。基于不同时期的回归结果可能有所不同，本文将分两个时期进行稳健性检验。一是1997年至2006年，二是2007年至2015年，本文时间划分的依据，主要是考虑分组的样本数量。回归方法仍然采用系统GMM法进行估计，具体实证分析结果见表5。

由表5可知，跨时期回归结果与全国数据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在（1）—（4）的回归分析中，城乡教育差距、城乡医疗卫生差距和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城乡交通设施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但具体回归系数在不同时期有所不同，从绝对值看，除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外，2007—2015年的核心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大于1997—2006年相应变量的回归系数。这说明相对于过去，虽然中央密集出台了相关政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整体水平有所提升，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更为显著。在（5）—（6）的回归分析中，城乡教育差距、城乡医疗卫生差距和城乡交通设施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影响显著为正，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影响显著为负，这些结果与前文的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2. 基于区域异质性的稳健性检验。考虑到我国经济发展呈现了典型的区域特征，本文将从东、中、西^⑦分样本考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由于城乡收入基尼系数本身的数据较少，因此，在实证分析中仅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分样本数据进行考察。具体实证分析结果见表6。

由表6可知，分样本的回归结果与全国数据的回归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城乡教育差距、城乡医疗卫生差距和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城乡交通设施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负，但具体回归系数在东、中、西部地区有所不同。在城乡教育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中，西部>东部>中部，这说明相对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城乡教育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更为显著。西部地区无论是整体教育水平，还是相对教育水平，均落后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且大部分教育资源集中在城市，农村学生所能享受的教育资源极为有限，农村人力资本的发展受到了很大限制。因此，在新的历史时期，各级政府既要加大对西部地区的教育投入力度，更要保障西部农村地区的教育供给，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在城乡医疗卫生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中，中部>西部>东部，这说明相对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的城乡医疗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小。东部地区具有全国最优质的医疗卫生资源，城乡整体医疗卫生的水平较高，即使存在城乡医疗卫生的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也相对较小。而中西部地区，不仅整体医疗卫生水平较低，而且存在严重的城乡医疗卫生的差距。因此，需要加强中西部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科学配置城乡医疗卫生资源。在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中，西部>中部>东部，这说明相对于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城乡社会保障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为显著。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较为薄弱，社会保障水平处于较低水平，城乡之间各类社会保障标准差距较大。因此，需要不断提升西部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完善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缓解城乡收入差距。在城乡交通设施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效应中，按照绝对值的大小，西部>东部>中部，这说明相对于东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城乡交通设施对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为显著，虽然城乡交通设施差距依然存在，但在西部地区，农村道路设施的建设促进了农村农业的发展，带动了农村劳动力的流动，增加了农村居民的收入，也极大地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

五、结论及政策建议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矛盾的具体体现，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应有之义。本文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多维度考察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一是基于全国层面，城乡教育差距、医疗卫生差距和社会保障服务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即这三类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进一步扩大，将显著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城乡交通设施虽然存在差距，但随着农村交通设施的完善，可有效带动农村居民的增收效果，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在对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考察中，除社会保障外，其他基本公共服务项目对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的影响显著为正，这说明社会保障在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内部通过收入再分配，从而有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二是在稳健性检验中，基于跨时期的层面，现阶段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区域异质性的层面，西部地区的城乡教育差距、社会保障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为显著，东部地区的城乡医疗卫生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小，西部地区的城乡交通设施建设对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最为显著。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必要条件，因此，具体建议如下：一是各级政府应转变发展理念，由偏向城市发展转变为城市与农村协同发展。以农村“扶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深度发展农村，不断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努力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例如在对地方政府的绩效考核指标中，不仅关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整体水平，而且还要关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在具体公共服务方面，例如加大农村学前教育及义务教育的投入力度，加强农村师资培训，实施农村教师工资激励机制等，努力缩小城乡之间的师资差距和办学条件差距等。二是各级政府应努力提高农村居民收入，一方面，以“乡村振兴”为发展契机，加大农村对人才和资本的吸引力，弥补农村发展短板，鼓励农村经济组织和龙头企业的示范带动作用，加强农村劳动力培训等，提升农村居民人力资本，推动农村、农业的发展，提高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另一方面，创新财政资金股权投资收益，利用财政资金入股帮助农村居民，特别是帮助贫困户和“五保户”等提高收入。通过财政资金入股龙头企业、农村经济组织等，既解决了农村经济组织缺乏资本的困境，也保障了农村居民长期享受股权投资收益带来的稳定收入。

本文探索性地实证研究了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但仍然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如城乡之间公共服务差距的“黄金比率”，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质”的测算等。未来，这些研究可以进一步完善现有研究成果，也更具有现实意义。

① 总体来看，大部分学者认为，加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可以有效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不过，也有一些学者认为，通过不断推进城市化，增加就业机会，吸纳农村人口流向城市，可以有效解决城乡公共服务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问题。针对两种观点，本文认为无论是加大对农村的投入，还是不断推进城市化，发挥“溢出效应”，均有其合理性，两者应有机结合，相互补充，而非相互矛盾。特别是在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的关键时期，“公平”与“效率”仍然是需要兼顾的主要内容。

② 以医疗卫生为例，1997—2014年期间，城乡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及城乡孕产妇死亡率整体处于下降趋势，这说明了我国城乡基本医疗服务水平不断取得进步，但农村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及孕产妇死亡率是城市的两倍以上，缩小这一差距任重道远。

③ 2013年之后，国家统计局不再统计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口径转化为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④ 一些学者认为城乡存在差距是客观发展的结果，无论发展到何时，均存在这种差距。本文认为，这些观点没有考虑中国目前主要矛盾的变化，也没有充分考虑共同富裕的使命。客观差距肯定存在，但如果漠视农村发展，仅仅强调城市化会解决一切问题，那么该观点将不适合我国自身的国情。

⑤ 省份数据中不包括各直辖市以及西藏、吉林、山东、湖南、海南、云南。

⑥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各省城乡地理自然环境、气候、海拔、人口密度、面积等因素差异较大，很难通过一个指标真正体现城乡交通差距，在后续实证分析中，需要辩证地看待这个指标的回归结果。

⑦ 基于统计核算的视角，本文的东、中、西部地区具体划分为：东部省份包括江苏、浙江、广东、福建、河北、山东、辽宁和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吉林和黑龙江；西部省份包括广西、四川、云南、贵州、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不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和西藏。

⑧ 以2016年为例，东部地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相对较小，而西部地区则相对较大，如甘肃、宁夏、重庆、广西、云南和西藏等省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