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　言

自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青年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显著提高，高等教育性别结构有明显变化（吴要武和刘倩，2014）。与传统印象中“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情况不同，高学历女性的比例已超过男性：截至2017年，全国范围内女性本科毕业生为52%，女性硕士毕业生为53%。然而，优秀的学业是否能让她们在婚姻市场中更有吸引力呢？事实并非如此。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超过30岁的女性中，有2.47%为单身状态，这一水平比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高出约2倍，其中研究生以上学历的女性超过50%保持单身。随之而来的是社会对单身女性的歧视问题，国内外都存在一些带有歧视色彩的词汇，诸如“剩女”“spinsters”等（Macvarish，2006），其中的高学历者更是被贴上“呆板”“女博士”标签。这表明传统意义上，长期保持单身的高学历女性在婚姻市场中不受欢迎，她们在社会中的处境不容乐观。随着教育资源在性别分配上的进一步平等和高校的扩招，女性在高等教育中的占比可能会继续上升（吴要武和刘倩，2014）。因此，作为中国受教育水平高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高学历女性的婚姻与幸福感问题不容忽视。

事实上，一定比例的单身高学历女性不是因为自身条件差，在婚姻市场上不受欢迎而落单。2011年重庆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在随机调查的500位28岁以上、未婚无对象的女性中，拥有住房的占比超过80%，拥有汽车的占比约为30%，月收入超过7 000元的占比约为30%；并且拥有较高生活水平的女性也有时间和金钱去健身和美容（许圣义，2011）。有媒体将这些高学历单身未婚女性称为“三高女”，即高学历、高素质、高收入。在韩国，“黄金单身女”具有如下特点：注重自我投资，提高自身素质；多感性消费，诸如购买名牌、海外旅游等（李美景，2012）。因此结合婚姻市场和个人条件，这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经济条件良好的单身女性并非无男性欣赏，现阶段单身更多的是她们主动选择的结果（王霞，2006；李美景，2012）。可见，这些高学历单身女性有着令人羡慕的工作；在日常生活中，追求高品质的休闲娱乐活动；从个人修养和行为举止来看，她们也更注重细节，并且在穿着打扮和修饰方面也都很用心。那么，这些条件较好的高学历女性，为什么有相当比例保持单身呢？她们对自己的婚姻持何种态度呢？这种单身对于其幸福感会存在怎样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基于哪些因素呢？

目前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婚姻市场中的匹配和女性婚姻与幸福感关系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有学者认为高学历女性的性格类型、婚配时间推迟和理想配偶稀少造成她们在择偶和婚恋中身处劣势，进而长期单身并且承受着孤独和社会压力，生活满意度低（李煜和徐安琪，2004；齐亚强和牛建林，2012；雷晓燕等，2014）。但本文通过分析表明，现阶段的高学历女性并非以往研究中不善交际的“书痴”形象，她们条件较好，在职场中表现突出。即便部分群体因对爱情的高要求和不愿将就而单身（王霞，2006，李美景，2012），但她们能够享受单身生活，保持“相对幸福”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大多数研究一致认为婚姻能够显著提高女性的幸福感（李煜和徐安琪，2004；齐亚强和牛建林，2012；雷晓燕等，2014）。婚姻通过改善健康状况而提高女性的幸福感（Lyubomirsky，2008）。已婚的女性在身体不适时能够得到配偶的悉心照料和积极的鼓励。另外，婚姻的完整性通过精神因素和感情慰藉，给女性自尊与安全感（齐亚强和牛建林，2012）。尤其是对于婚姻生活中的子女，穆峥和谢宇（2014）研究表明孩子能够增加父母的信心和生活满意度。而针对高学历女性，已有研究并没有给出差异性结论。然而，从健康的角度来看，照顾与陪伴都是相互的。如果这些“高学历、高素质、高收入”的女性自身保持较健康的身体状态，配偶却频繁地生病，婚姻带来的可能是负担而不是幸福感。另外，随着女性的经济和精神独立，婚姻不再是唯一的避风港。相反，婚姻对女性来说可能意味着更多的时间精力回归家庭，事业停滞或更大的牺牲，家庭事业面临双重压力。尤其对于高学历的女性自身，结婚意味着她们为家庭牺牲得更多，反而会降低她们内心的幸福感。因此，婚姻与女性主观幸福感的关系仍需进一步讨论，尤其对于高学历单身女性，可能存在一定的特殊性。基于此，我们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的数据，试图讨论高学历女性保持单身的现状，并回归验证高学历女性的单身状况与其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找寻主要影响机制。

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了创新：其一，对于女性的婚恋观点，我们提出了不同于传统观念的新论点。传统的婚恋观念在当下有了较大转变，女性（尤其是高学历者）对自身的婚姻拥有更多的自主权。心态和经济实力的独立使她们不需要依附男性，婚姻不再是她们的唯一选择，保持单身带给她们良好的生活状态。本文拓宽了女性婚姻和性别观念的研究。其二，“女博士”“剩女”是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但是，目前鲜有文献详细研究高学历女性单身状况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即使有文章涉及相关内容，也缺乏对内在影响机制的研究，更缺少经验证据。本文对高学历女性这一特殊群体的婚姻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给出了从理论到实证的完整研究。其三，当前社会普遍的生育压力与高学历女性的“单身幸福”之间似乎存在关联，如何在引导个体幸福的同时而不违背社会整体利益，这能够给未来的政策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随着经济发展、观念开放以及高校扩招，女性现已超过男性成为高等教育的主体，劳动参与率逐步提升。但是，当女性获得了高学历后，由于婚恋关系的理想人群少等原因制约，她们却有相当比例保持单身。于是“第三种人类”“女博士”一些讽刺词语出现了，此类社会问题近年来广受热议。作为青年精英人群的重要组成，她们的福利问题不容忽视。近十年来，经济学家们开始超越简单的经济因素，从更宽泛的视野来研究社会福利问题，婚姻视角是该研究的重要分支。已有研究在探讨婚姻与幸福感时，通常将女性作为一个整体，控制人口学特征等影响因素，探讨婚姻与幸福感之间的正向关系（刘斌等，2012；池丽萍，2014；吴愈晓等，2015；李磊等，2017）。但是，对于高学历女性这一特殊群体，可能存在差异性。

婚姻状态的选择可追溯到高学历女性的择偶标准和婚配模式。大多数学者认为，现阶段仍是同类婚姻占主流，双方择偶的相似性相容是长期稳定婚姻的基础（李煜和徐安琪，2004；齐亚强和牛建林，2012）。但在相似基础上，婚姻匹配存在性别差异：女性倾向于社会经济条件稍好于自己的男性，男性则更偏向于条件稍差的女性，并且在婚姻中丈夫稍强于妻子的搭配，生活满意度相对较高（雷晓燕等，2014）。教育水平是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接受高等教育的女性会希望找到与自己学历相匹配或稍高的男性，但男性偏好受教育水平相当或略低的女性（吴要武和刘倩，2014）。于是对高学历女性来说，一方面学业占据配偶搜寻时间，高等教育使她们错过了最佳婚配时间；更重要的是，高学历使得她们希望找寻更优秀男性，因此理想配偶数量十分有限（吴要武和刘倩，2014）。在此背景下，现实中高学历的女性的婚姻匹配模式为：一些高学历女性的确找到条件更优越的丈夫，并在婚后为婚姻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相夫教子；另一些高学历女性因找寻困难，适当降低自己的择偶标准，配偶并非其理想人选（张林等，2016）。而对保持单身的群体，部分因自身状态良好，有较高社会地位，不急于步入婚姻；同时有部分高学历女性，即便没有理想丈夫出现，也不愿降低对配偶的要求或将就婚姻而保持单身（王霞，2006）。

以上的婚姻模式会导致高学历女性怎样的幸福体验呢？对身处婚姻之中的高学历者，她们可能为了家庭比丈夫牺牲更多；当女性的丈夫不是她的理想伴侣时，长期的牺牲可能加剧矛盾。婚姻中潜在的不和谐反而会降低女性的主观幸福感（Lewis，2005）。反之，对于保持单身的群体，她们保持“单身贵族”身份，满足当下状态；有些对爱情要求高的人，虽不缺追求者，但在最理想的类型没有出现时，仍坚持原有的择偶标准。对于她们来说，保持单身相比将就择偶更“幸福”。综合以上分析，我们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对于高学历女性，单身状态能够提高她们的主观幸福感。

为什么在以上模式中单身的高学历女性更幸福呢？我们分别从微观个体态度、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家庭背景三个角度，具体分析单身状态提升幸福感的主要因素和影响路径。

高学历女性，因其与传统定义的贤妻良母有很多不同的特征，所以在婚姻态度上与传统观点存在差异。首先在主观态度方面，高学历女性通常对于两性平等有更深的认识（周永红和黄学，2014）。一方面，在接受教育过程中会接触、了解更多促进平等和消除偏见的观点；另一方面，接受教育能提高个人能力，因此能够消除某些天然歧视，增加对公平的感知（许晓茵等，2010）。因此，通常高学历女性认为自己与男性之间在天生能力、社会地位等方面不存在明显差异，她们持有更加公平的性别态度，不接受女性就应该结婚而依附丈夫、家庭的传统观点，认为婚姻应当以双方平等为前提。而当今的婚姻家庭中，女性在夫妻双方中付出更多，甚至需要自我牺牲仍是一种社会常态。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很难对这种婚姻模式的不平等有认同感。

再者，高学历女性对于婚姻也存在新的认识：结婚不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问题的决定越来越具有自主性，甚至认为结婚并非必经之路，单身也未尝不可。事实上，当前未婚男性和女性在对待婚姻时都存在着“不着急”的心态，单身似乎成了一种选择（王霞，2006）；李美景（2012）在研究韩国“黄金单身男女”出现的原因时也指出婚姻观念的变化，80后单身女性认为一定要结婚的占比不足10%。相比于靠婚姻为纽带依附男性，并在婚姻中做出更大的牺牲，高学历女性的婚姻态度更加独立、自主，自我的独立发展更加被认可，单身状态是一种更好的体验。此外，由于现阶段的高学历女性群体具备高收入、高素质的特征，她们在感情方面很难降低要求而“下嫁”给非理想对象。不仅女方认为这样在经济水平等社会因素方面会“委屈”自己，男方也可能因习俗观念而承受心理压力，此类婚姻即便完整也毫无幸福美满可言（雷晓燕等，2014）。她们因没有理想的结婚对象而保持单身，单身使她们享受“相对幸福”的状态。因此，我们得到第二个假设：

假设2：微观层面，高学历女性有更平等的性别态度，更多元的婚姻态度。这种态度使她们更愿独立依靠自身而非以婚姻为纽带依靠男性，因此保持单身会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在劳动力市场上，高人力资本与体面的工作岗位是高学历女性的重要特征。随着女性接受高等教育比例的增加，其储备的人力资本水平有了巨大提升，这些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越来越有能力与男性竞争，甚至占据竞争激烈的工作岗位（吴要武和刘倩，2014）。而出于职业发展的考虑，高学历女性可能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工作上面（Macvarish，2006），工作与自我生活的充实可能促使她们享受当下，主动保持单身；并且，恋爱婚姻关系需要投入较大的精力与时间，后期更涉及整个家庭成员的参与。职场的快节奏、高压力会使得职场女性因婚恋成本高而更多关注工作（王霞，2006），因而职业成为其归属感、幸福感的保证。同时，现阶段不仅高学历女性的高收入使女性忽视婚姻的经济支持，而且职场中的综合提升也提高了女性的自我地位，男性在职场的“主宰”现象在慢慢减弱。女性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事业成功与职业价值能够替代家庭女性的传统定位，社会认同也可帮助其实现自我的社会定位。这种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能够确保其获得较高的幸福感。在此背景下，婚姻和婚后的生育对她们来说意味着牺牲职业方面更好的前景，会对已有的社会经济地位带来风险，因此相比于步入婚姻，单身能够提高她们的主观幸福感。因此，我们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3：在劳动力市场中，高学历女性有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这使她们能够获得职业价值和社会地位，对女性的家庭定位具有替代作用。相比于婚姻对社会经济地位带来的风险，单身状态能够提升主观幸福感。

随着经济与文化的开放，社会文化和家庭对单身宽容度的提升是单身女性能够感到幸福的外在原因。影响婚姻决策的因素不只局限于女性自身，特定的文化环境和家庭氛围通常也会对高学历女性的婚姻状态产生影响。历史上，东亚文化圈层强调以家庭为核心，因此结婚并组建家庭是社会主流意识，社会学中的“社会规范理论”强调符合社会规范的人会得到更多认可，从而体验到更高幸福感；反之，如违反了社会规范，会因社会压力而降低幸福感（池丽萍，2014）。因此，对于过去那些未婚的高学历女性而言，来自家庭和社会舆论的不容忍可能使其成为家庭矛盾的爆发点和社会关系网中的劣势群体，严重影响幸福感。当下，社会学家普遍强调的“社会支持理论”，则对以往认为的“少数群体”给予支持（池丽萍，2014）。对于高学历女性，当代社会承认她们的成功，并非只通过单身就认定她们为性格怪僻或不受欢迎。尽管父辈们仍将子女的婚事视作人生的重要一步，大部分家长仍希望子女早日成家立业，但是他们更尊重子女的意愿。尤其对于女性，父母不再简单因为其单身而在亲朋好友中抬不起头，高学历、好岗位同样可以得到父母的认可。所以说，社会风气的宽容和家庭氛围的自由给予高学历女性更多的尊重和理解，减少了其承受的压力。高学历女性在保持单身过程中有条件避免焦虑等负面情绪的产生，从而减少其对主观幸福感的降低作用。基于此，我们得出第四个假设：

假设4：随着社会文化的逐渐开放以及家庭对子女婚恋选择的宽容，高学历女性保持单身所承受的婚恋压力明显减小，单身对主观幸福感的降低作用在减小。

有研究显示，男性与女性在选择婚姻对象时的标准不同。比起女性对丈夫的经济条件、社会地位的重视，男性将妻子的相貌、性格作为首要考虑因素（Banerjee等，2013）。基于以上分析，高学历单身女性在婚姻市场上经济条件突出，且在外貌条件、性格等方面并不存在明显劣势，因此传统观念中高学历女性的“呆板”“木讷”等消极形象并不成立。但即便如此，高学历适婚女性仍有相当数量保持单身。通过分析婚恋匹配模式，我们认为目前高学历女性的单身存在两种情形：主动保持现状和因无理想对象而宁愿单身，并且这种单身均能够提升她们的（相对）主观幸福感。主要的影响因素可总结为：自身的观点转变和劳动力市场上人力资本价值的提升使得单身能够提高她们的幸福感，而社会及家庭氛围的逐渐宽容也显著减少了单身带来的压力对幸福感的降低作用。

三、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鉴于数据的全面性及其在女性行为举止等变量数据方面的完整性，本文使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Chinese Family Panel Studies）2014年的数据。中国家庭跟踪调查覆盖了全国除新疆、西藏、青海、宁夏、海南、内蒙古和港澳台外的25个省份。2014年共计37 147位成人调查对象，有18 507位女性调查对象，约占50%。本文的研究对象主要为具有高学历的女性（年龄为22—60岁），其中大学本科、硕士及以上有2 406个调查对象，占女性主体的10.8%。

（二）变量定义

本文的核心自变量是单身，婚姻的状态分为“从未结婚”“结婚有伴侣”“同居”“离异”“寡居（结婚无伴侣）”。“同居”状态相对模糊，并且样本占比较少，“寡居”通常是老年的状态，因此这两类均不在本文的考察范围之内。对结婚的定义分为“有配偶”和“有结婚经历”两种，鉴于本文侧重高学历女性当下的主观幸福感，我们参考吴要武和刘倩（2014）的做法，将单身变量定义为1（“从未结婚”和“离婚”）和0（“结婚有伴侣”）。

所谓“高学历女性”，一般指接受过高等教育并取得毕业学历证明的女性。高等教育包括大学本科、大学研究生教育（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这里，将数据库中的最高受教育水平分为文盲（1）、小学初中（2）、高中毕业及大专（3）、大学本科（4）和研究生及以上（5）等5个等级，当教育水平为4或5时，认定为高学历群体。因变量是“对主观幸福感的评级”，衡量标准分别是从1到10（CFPS）的评分。评级越高，幸福感越强。

本文同时定义了一系列重要变量来验证第二部分的理论假设。首先，讨论与高学历女性外在形象相关的变量：定义美貌为“访员对受访者的外貌评级，从1（不好看）到5（非常漂亮）”，整齐为“访员对受访者衣着整齐的评级，从1（不整齐）到5（非常整齐）”，聪明为“聪明程度，从1（不聪明）到7（非常聪明）”。再者，定义态度变量、人力资本变量和外在压力变量来讨论影响机制。态度变量包括婚姻态度和性别态度。将对“女人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这一观点的认同作为婚姻态度的代理变量，以衡量婚姻在女性心里的必要程度。认同的态度表明，结婚、相夫教子才是女人最重要的使命，是女人的价值体现，变量取值从1（不认同）到5（非常认同）。性别态度包括对“女人生来没有男人能力强”“男人以事业为重、女人以家庭为重”“女人至少应该有一个孩子”传统性别观点的认同度，变量从1（不认同）到5（非常认同）。人力资本主要定义了工作时间和个人收入，用来体现工作的繁忙程度和人力资本价值，本文用周工作时间和个人收入的对数形式分别衡量。在压力度量方面，由于数据局限性，主要考虑了来自家庭压力的间接影响：由于家庭的代际数与性别的观念开放程度密切相关，代际数越多，更多的亲戚同住在一起，则代表关于女性和婚姻的观点就越传统。

关于高学历女性幸福感的微观研究还需控制其他相关变量，参考已有讨论（Frey，2002；袁正和李玲，2017），本文考虑了如下因素：（1）健康。对自己的身体评价，从1（不健康）到5（非常健康）。（2）年龄组别。第1组：适婚年龄（22—30岁），第2组：大龄女青年（31—40岁），第3组：中老年（41—60岁）。（3）社会地位。对自身社会地位的评价，从1（社会地位低）到5（社会地位高）。（4）是否生活在城市。0=乡村，1=城镇。（5）信任。绝大多数人是可以信任的，1=同意，0=不同意。（6）住房价值。用目前房子的市场价（单位为万元）表示。0为无房产。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在中国家庭跟踪调查（2014）的2 406位高学历女性群体中，单身状态约占27%，已婚比例为73%。T检验是对高学历女性中单身群体和已婚群体指标平均水平差异性的检验。首先，单身高学历女性的平均幸福感水平高出已婚高学历女性0.141得分，T检验在0.1水平上显著。且在美貌水平、整齐程度和聪明机敏方面，单身高学历女性分别以0.045、0.021和0.100的得分优于已婚高学历女性，这说明高学历人群中单身者在这些方面不存在劣势。在个人收入方面，已婚女性的收入以0.001的水平显著低于单身的高学历女性1.57分，即单身者收入更高。^①因此，高学历的单身女性有漂亮的外貌、整齐的着装、机敏的社交方式，且具有吸引力；同时，她们有较高的收入，经济条件良好。并且她们在幸福感上优于高学历已婚女性。综合来看，这些女性拥有较好的外在条件，在婚姻市场上可以认为是“高质量”对象，但保持单身，这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她们自主保持单身的理论观点。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统计结果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高学历女性的一些特征。由于对学业的投入，在外表和社交方面，高学历的单身女性低于普通学历女性：在漂亮程度、整齐仪态和机敏水平方面分别低0.040分、0.120分和0.089分，且后两者在0.1水平上显著。但在个人收入和幸福状态上，高学历单身女性分别以1.154和0.187的得分体现出显著优势。虽然与普通学历女性相比，高学历女性在婚姻市场中的外表不占明显优势，但高学历女性仍保持较高的幸福感。这间接体现了单身的现状不会降低高学历女性的幸福感。

（二）回归结果分析

参考Blanchflower（2004）关于婚姻和幸福感的方程，对高学历女性样本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happy表示幸福感，single表示单身，X表示其他控制变量。首先用最小二乘（OLS）方法对幸福感进行回归。考虑到主观幸福感是等级变量，用有序选择模型（ologit）再次回归，验证单身对幸福感关系的稳健性。回归结果详见表1。回归结果表明，单身的系数始终为正数，且在统计意义上显著。OLS系数表明，保持其他变量不变，单身的状态平均对主观幸福感提高了0.149分。有序选择模型中，单身对幸福感也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根据回归系数可依次计算单身状态对幸福感的边际影响，如对于处在6分幸福感的高学历女性，单身的状态会使她获得幸福感为7的概率增加5.2%。从控制变量来看，年龄是影响幸福感的关键因素。根据年龄对女性婚姻心理的影响，30岁之前的均为适婚女性，即为基准组；40岁之前的属于大龄女青年；40−60岁的为中老年组。幸福感呈现出先降低后上升的变化趋势。由于大龄女青年承受着较大社会压力，其主观幸福感明显下降；而随着年龄的上升，心态逐渐趋于平和，主观幸福感回升。外貌和外表对主观性幸福感有正向影响，但统计上不够显著，说明高学历单身女性的外貌和仪态不是影响其主观幸福感的主因。女性的自信程度与个人的信任程度能够显著提升主观幸福感，说明心理状态更能影响幸福感受。社会地位对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说明社会地位和经济因素是女性社会价值的体现，能提升其生活满意度。

本文同时还研究了非高学历女性的单身状态对幸福感的影响。OLS和有序logit的系数分别为−0.276和−0.226，并且均在统计意义上显著，^③即对于非高学历女性，已婚有配偶能够显著提高她们的主观幸福感。这承接了以往研究的结论（刘斌等，2012；吴愈晓等，2015；李磊等，2017）。其他控制变量如美貌和整齐方面，系数明显高于高学历女性，且显著性也强；而社会地位和住房价值系数与高学历的方向一致，但幅度明显减小。对比可见，单身状态对高学历和非高学历女性的主观幸福感影响存在较大区别。这说明分样本的差异化研究更有说服力。

（三）匹配的因果推断

模型回归说明了高学历女性的单身状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显著正相关，但两者的因果关系有待进一步检验。在回归模型中，因模型设定、遗漏变量和高学历女性样本差异问题，因果关系的真实性常被质疑。但由于数据局限（婚恋变化的样本不足30人），实际操作不可实现。基于此，本文用匹配方法进行基于数据的因果推断。

我们运用Rubin（1979，1984）提出的倾向得分法对样本进行匹配，以弥补模型回归对因果关系估计的主要不足。再者，虽然高学历女性中单身的样本和已婚的样本完全不同，通过匹配方法，找到两个样本中最相似的子样本，然后对这两个最相似的子样本进行因果推断。由于这两个子样本在其他控制变量代表的特征上无明显差别，因此两者主观幸福感的区别来自单身状态差异。这种匹配方法不依赖计量模型的设计和回归，完全根据数据，因此符合因果推断的特征。

将单身状态作为处理变量，回归中的控制变量作为其他特征变量，带入倾向性得分匹配的计算中，这里分别用最临近匹配（NN-matching）和逆概率加权匹配（IPWAR）进行得分匹配，具体的方法演绎详见Wooldridge（2010）。最终两种方法计算的平均处理效应（ATE）和单身样本的处理效应（ATET）分别列在表2中。匹配损失了800多个样本量。对于高学历女性，单身对所有匹配样本的幸福感提升和对单身样本的幸福感提升在幅度和显著性上表现一致，稳定在0.2的水平上。得分方法的不同并不会影响提升效果，单身对幸福感的显著提升效果增强了两者的因果关系，从而验证了假设1。

为了验证匹配方法的科学性，我们分别对原始数据和匹配后的数据进行平衡性检验，以说明匹配后单身高学历女性与已婚高学历女性在其他特征上无明显区别。参考已有文献（Wu和Wang，2018），针对最临近匹配得分的计算结果，分别计算最重要控制变量的Welch’s t-test、方差的F检验和分布的K-S检验，结果详见表3。匹配前，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单身者比已婚者整体上更年轻，收入更高，且样本均显示显著性差异；匹配后，单身高学历女性在年龄和收入方面与已婚高学历女性的差别不再显著。这证明了匹配方法的合理，从而完成了单身与幸福感的因果推断。

五、主要影响机制检验

（一）婚姻态度

单身状态的选择是对传统婚姻观念的一种颠覆式转变。在中国，“女大当嫁”的传统思想意味着女性到了一定年龄就应该步入婚姻，“以夫为纲”，依附于男性而生活。社会对女性的最优评价为“贤妻良母”，相夫教子是其婚后最重要的使命。因为接受了更高层次的教育，高学历女性丰富了学识，拓展了视野，结婚生子已经不再是她们唯一的选择，对婚姻以及性别角色有了新的判断。她们中的单身群体，更倾向于追求性别平等和婚姻的自主。依据本文的数据，我们将性别态度定义为对传统女性定位的认同，赋值从1（不认同）到5（非常认同），变量数值越高说明对传统性别态度越认同，即两性性别越不平等。通过对均值的计算，发现高学历单身女性的性别认同度较低，为3.126分，高学历已婚女性的认同度为3.3411，明显高于前者。这验证了假设2中提出的性别平等假说。对于婚姻态度，定义为“是否认同女性干得好不如嫁得好”，赋值从1（不认同）到5（非常认同）。“嫁得好”是指女性的幸福感受更多地依赖于以婚姻为纽带的男性，而“干得好”则指女性将自我的幸福感独立依靠自己，这是一种依赖性和独立心态的区别。得分越高，说明独立性越低，婚姻态度越传统。该变量的结果与性别态度保持一致，即高学历女性在婚姻态度上更独立和多元。因此，从均值统计量可以初步证实高学历女性关于性别平等和婚姻多元化的观念转变，从而验证了假设2前半部分。

怎样进一步验证高学历女性的单身状态能够提升她们的主观幸福感呢？首先，为了解释方便，将婚姻态度变量进行简单变换，令marriageattitude_i=6−marriageattitude_i，从1到5表示婚姻观念从保守到多元。以下再次运用幸福感方程，将婚姻态度加入回归式中，观察单身系数的变化：

与原回归结果保持一致，分别用OLS和有序选择模型进行回归，结果见表4。结果显示，方程中加入了婚姻态度变量后，单身的系数较原方程有明显的降低，显著性也相应减弱。婚姻态度变量的符号均显著为正：OLS回归中，婚姻态度的系数为0.099，表示控制其他变量不变，高学历女性婚姻观念的开明程度提升1个级别，则其幸福感水平相对提高0.099分；有序选择模型的回归结果与OLS一致。考虑婚姻态度后的显著性系数和单身系数降低，说明对“自己干得好”而非“嫁得好”的认可，是单身高学历女性提高幸福感的显著因素。综合计量结果来看，加入婚姻态度变量后，单身状态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作用有所下降，部分影响体现在婚姻态度的影响中介上，这验证了更平等独立的婚姻态度是单身提升幸福感的主要因素之一，从而验证了假设2。

（二）人力资本

由于历史原因，女性在中国的经济社会中长期地位较低，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能力更是长期被忽视（任颋和王峥，2010）。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与开放和高等教育的普及，女性通过自身的才干、管理能力和交际能力同样能够取得卓越的商业成就。“贤妻良母”并不再是她们唯一的正面定位，在经济社会中同样有了女性的社会地位与职业价值。从个人收入和每周工作时间来考察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人力资本价值和工作强度，发现高学历单身女性的个人收入（对数形式）平均值为5.559，比高学历的已婚女性（平均值为4.405）高出1.154。这说明高等教育能够显著提升人力资本，并且对于高学历女性来说，婚姻的投入和工资收入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对于工作时间变量，单身的高学历女性的平均一周工作时间为42.221小时，比已婚高学历女性的40.391小时高出1.830小时。这说明单身能够使高学历女性有更高的工作强度。结合以上两个方面，能够验证假设3的前半部分。

针对人力资本如何影响单身状态和幸福感之间的关系，与之前的方法类似，我们将工资收入（对数形式）作为收入变量，引入幸福感方程中：

表4中“人力资本影响路径”的汇报结果显示，单身的系数比表1中的基础回归更低，虽然符号与原来一致，但是影响幅度降低，显著性也减弱，说明作为人力资本的收入变量影响着单身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对于收入变量，在OLS回归中，高学历单身女性的个人收入提高1个单位，其主观幸福感则提升0.033分，并且这种影响在0.01的水平上显著；有序选择模型的结果与OLS保持一致。综合以上实证结果，发现收入对高学历女性幸福感的提升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单身对幸福感的直接影响，个人收入的确是高学历女性的单身状态提高其幸福感受的中介变量。这验证了假设3的后半部分。

（三）家庭压力

人并非独立个体，其所处的家庭关系、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是影响幸福感的关键性因素（Soulsby和Bennett，2015）。传统社会中，女性的婚姻状态不仅是个人的选择，更是听命于父母。如果女人的婚姻状况不理想，即便客观条件优异，也会受到各种贬低，如带有明显讽刺意味的“老处女”“老姑子”等，且各方压力严重影响了其生活的幸福感受。现阶段社会和家庭方面对女性单身的宽容会降低这种舆论压力对其幸福感的降低作用。但与前两部分不同，本文的研究数据中没有直接衡量社会压力的变量指标，因此不能直接从方程观测影响，只能通过同住家庭中的代际数目来检验家庭婚恋压力对高学历女性单身对其幸福感的影响。在传统家庭中，三世同堂或者四世同堂的现象十分常见。但现代家庭单位趋于小型，年轻的新婚夫妻大多独立于原生家庭居住。我们把代际数为1和2的家庭定义为小型家庭；代际数为3及以上的家庭定义为大型家庭。家庭规模越大，家庭中的成员思想则越传统，且亲戚数目众多，更可能造成单身女性面临的婚恋压力。

分别对两个样本进行回归，结果均列在表4的“家庭压力影响路径”中。单身的系数在小规模家庭的样本中显著高于大规模的家庭，即在代际数小的家庭，家庭可能存在的压力较小，单身对幸福感的正向作用更显著；反之，在三世同堂甚至是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中，即便单身的高学历女性在婚恋状态和个人资本方面能够有较高的幸福感受，但家庭中长辈施加的婚恋压力严重降低了其个人幸福感。这从侧面验证了假说4中关于家庭压力的假设。虽然家庭压力是社会压力的组成部分，但更好的指标度量还有待进一步探究。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4）的数据，对现阶段高学历女性的单身状态与其幸福感的关系和主要影响路径做了详细探究，主要有以下结论：第一，现阶段随着高校扩招，女性成为高等教育的主体，比例甚至超过男性，尽管传统意义上结婚生子是女性的归宿，但这些高学历女性外表出众、性格外向，且更有着不逊于男性的高收入，她们的婚恋观念有了巨大转变。结婚生子对她们来说不是必经之路。第二，高学历女性的单身状态对她们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提升作用，且这种提升作用的主要因素为个体更平等的婚姻态度、人力资本的提高带来的经济社会地位提高以及社会与家庭对女性单身的宽容度提高。第三，非高学历的女性单身状态和幸福感的影响机理与高学历群体不同，单身状态显著降低了其主观幸福感。这承接了以往研究的结论，考虑到高学历女性的比例为10%，因此对其进行差异性研究十分必要。

根据研究结论，可以从个体角度和社会角度来分析研究启示。从个体角度来看，我们的结论首先能够为大众正确认识高学历单身女性提供经验证据：如今的高学历女性群体是外在条件和“软实力”兼备的中青年力量，她们的日常生活丰富多彩，且在职业岗位中也很有竞争力。她们目前保持的单身状态，并非在婚姻市场上不受欢迎，而更多的是因自我的心理独立与事业上的高竞争力而追求的一种更幸福的生活状态。因此，大众媒体不应该只因她们的单身状态而对其存在“女博士”“呆板守旧”等引导性的歧视舆论，而应该认可她们的社会地位和贡献，并给予她们的婚恋选择更多的宽容和自由。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本文的结论能引申出怎样的意义呢？当下，我国的总和生育率远低于更替水平，社会面临着巨大的生育压力，而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却存在着单身状态提升幸福感的现象，这可能使中国面临损失：高学历女性的“幸福单身”不仅减少了新出生人口，根据代际传递理论（Currie和Moretti，2003），这些正是出生在潜在最优家庭的人口，而长期潜在最优人口群体的缺失会损害社会的进步动力。这种个体幸福感与社会整体福利相悖的现象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女性存在过度教育吗？已有的研究（吴要武和刘倩，2014）曾提出，高教育水平使高学历女性保持单身，高校的扩招对婚恋市场有负面影响。而根据本文的讨论，我们认为，高校扩招及性别结构变化并不是问题所在，问题的根本在于目前仍普遍存在的婚姻性别不平等和劳动力市场中对女性结婚生子的歧视与不公正待遇。因此，一方面，应该合理引导家庭与社会中的性别平等观点，强调男性作为丈夫在家庭各项事务中需承担与女性同样的责任；另一方面，相关的政策设计也应该重视丈夫的参与，保障女性的权益，如增加男性的产假陪护时间，给予女性生育期间更好的福利待遇、经济保障和受雇权利，以最大限度地降低高学历女性结婚后生活和家庭带来的双重压力，增强她们的结婚意愿。

① 限于篇幅，本文未汇报详细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③ 限于篇幅，本文未汇报非高学历女性的详细回归结果，如有需要可向作者索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