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引言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国的国际经济活动在改革开放之后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显示，1987-2014年期间，我国的货物出口总值从394.4亿美元上升至23 427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总额由23.14万美元上升到1 195.6亿美元，外汇储备总额增长了约1 316倍。但我国仍处在国际价值链的低端，在国际利益的分配中也仍处于弱势；与我国的境况类似，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并没有因为经济全球化而获得相称的利益。也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并没有改变原本失衡的全球利益分配格局，反而有可能加大这一失衡趋势(杨伟文和丰晓，2011；张茉楠，2012；王岚和盛斌，2014)。这是因为，尽管经济全球化使得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各经济体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深度却参差不齐，其从中获得的益处也差异甚大；因此，随着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以及国际分工的纵深发展，横亘在国家之间的“鸿沟”并没有因此而变小，国际不平等程度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活动的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中变得更深和更突出了(胡晓和过新伟，2015；王厚双和李艳秀，2015)。正如日本学者武者陵司所说：“世界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体化时代，尽管如此，日美欧等发达国家与中印等发展中国家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工资差距。如果发达国家充分利用廉价劳动力，势必会获得显著的超额利润。通过跨国公司，这些超额利润将会使发达国家的经济和金融市场在今后更加受益。”^①由此可见，国际不平等问题已经不再局限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或国际金融某一领域，以三大活动的相互联结为前提，某一国际经济活动会通过影响其他国际领域中的剩余价值转移量而作用于其不平等程度。而国际经济活动中的利益分配和流向的不平衡涉及各国在国际经济市场上的话语权和地位，就我国当前的形势而言，非常迫切需要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不平等交换地位，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经济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和国际分工形态不断变化背景下的国际不平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从而在理论上回应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不平等理论的质疑，在实践上为我国如何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应对“交融”的冲击提供政策参考。

① 参见李长久：《对资本主义的几点认识》，《红旗文稿》，2012年第8期。原文为武者陵司：《世界进入空前的超额利润时代》，日本《经济学人》周刊，2007年5月8日。

自马克思以来，理论界对于国际不平等问题的探讨大多集中于实体经济领域，尤其以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领域中不平等问题的探索最为丰富。就国际贸易不平等交换而言，众多学者对其原因进行了探索和总结，如伊曼纽尔(1988)、萨米尔·阿明(1990)、约翰·罗默(2003)、劳尔·普雷维什(1950)、辛格(1950)、芬德利(1980)、克鲁格曼(1979，1981)、陈同仇和薛荣久(1997)、王元璋和阮红新(2000)、朱奎(2006)、聂志红(2008)、李真和马艳(2009)；就国际投资领域中的不平等性而言，现有文献集中于探究外商直接投资对劳动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如Pan-Long (1995)、Blonigen和Slaughter (2001)、Lipsey和Sjoholm (2001)、Blomstrom和Kokko (2003)、Choi (2004)；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金融发展也在国际经济领域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部分学者也开始关注国际金融领域中的不平等问题，如程恩富和夏晖(2007)、廖泽芳和雷达(2012)。综观现有文献，有关国际不平等的探索已经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局限于当时的现实背景，基本上都是对以上三大经济活动中的一种或两种不平等问题进行分散的分析，而没有考虑到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活动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影响，忽视了国际不平等问题的错综复杂性，未能综合到统一的理论框架下去说明，从而未能深究其“交融”问题。

针对上述现实需要和理论使命，本文试图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基于国际分工新形态，将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三大领域中的不平等放到“交融”的统一框架下进行考察，提出国际不平等交融的概念，并进一步构建国际贸易利益不平等交融数理模型，以严密论证三大国际经济领域中不平等的变化机理。理论模型表明，一种国际经济领域中的不平等都融合着其他国际形式的不平等，在量上体现为某一种国际经济领域中的国际剩余价值转移量因其他国际经济活动的交融而增加或减少。因此，在一定条件下，发达国家会通过生产环节的全球配置以及汇率等金融制度来攫取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剩余价值。基于上述理论分析，本文还以我国贸易不平等为例，检验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不平等对其产生的影响，并进一步利用1991-2013年中国与18个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通过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法求证三大国际经济活动中的不平等是否存在交融。研究表明，国际投资不平等和实际有效汇率相对差异对国际贸易不平等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前两者的不平等程度每增加1%将分别导致国际贸易不平等增加0.36%和2.67%。与此同时，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的结果表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与国际金融领域中的不平等存在长期双向因果关系，即三者的确存在交融影响。

本文是自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与国际交换不平等理论以来，经过“中心-外围理论”(劳尔·普雷维什，1950)、“贸易条件恶化论”(劳尔·普雷维什和辛格，1950)、“递增规模经济与南北不平等发展理论”(克鲁格曼，1979)、“不平等的工资理论”(伊曼纽尔，1988)、“依附理论”(萨米尔·阿明，1990) 等之后，对马克思主义国际不平等理论的一种新探索; 所提出的新概念和新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拓展和完善。本文的贡献具体体现在：(1) 基于国际分工新形态，文章将国际不平等问题由单一领域的不平等深入到多领域相互交融的不平等，并提出国际不平等交融的概念。(2) 文章构建了一个基于政治经济学框架下的国际不平等交融数理模型，严密论证了三大国际经济领域中不平等的变化机理，这拓展了传统的国际不平等数理模型。(3) 文章以我国贸易不平等为例，实证检验了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与国际金融领域中的不平等确实存在交融影响。因此，文章在理论上回应了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不平等理论的质疑，也为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不平等交换地位，维护我国正常的国际经济利益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建议。

二、 现实经济条件下国际不平等交融的逻辑起点：国际分工新形态

资本的逐利性使其天然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积累，即通过不同国际经济活动手段赚取利润，这也是国际不平等交换及交融产生的根本原因。而资本全球积累的第一步就是分工的国际化。国际分工(作为国际交换的基础) 是分析现实经济中国际不平等问题的逻辑起点，撇开对分工形态的考察而论国际不平等交换或交融等种种新现象的形成原因将有失全面性。就当前国际分工格局来看，随着虚拟经济比重的不断增加，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分工也开始从实体经济领域的精细化向实体经济和虚拟经济领域的交互深化方向发展。

20世纪50年代以前，国际分工主要表现为国别间的产品分工，而每一次工业革命都是对国际分工格局的一次重塑。如历史上第一次工业革命将资本主义社会带入了蒸汽时代，这同时也引致了第一次国际大分工—垂直分工形式。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以跨国公司为主导，出现了产品内分工的新现象；分工理论也经历了绝对优势、比较优势、生产要素禀赋、新古典贸易、新新贸易等阶段。20世纪90年代之后，美国在制造业方面的优势逐步被日本和德国所代替。在新经济的比较优势逐渐弱化之后，相较于实体经济而言，美国在金融领域中的地位逐步凸显，并且将实体经济部门的资源逐步转向金融部门，即国际分工由产业内分工向产业间分工转变。

因此，就现实经济来看，国际分工表现为实体经济内部和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分工并存的状态。从现有文献来看，仅有少数文献开始涉及纳入金融业的国际分工(雷达和赵勇，2009；徐建炜和姚洋，2010)，但仍未同时考虑产业内和产业间并存的分工新形态。

我们选取美国、英国和日本作为发达国家的代表，墨西哥、印度和韩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①以一国就业人口的人均GDP(2011年不变价购买力平价美元) 来表示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可以发现：(1) 1991-2015年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明显高于印度、墨西哥和韩国等发展中国家，2015年美国、英国、日本、印度、墨西哥和韩国的劳动生产率分别为11.15万美元、7.75万美元、7.33万美元、1.54万美元、3.96万美元和7.05万美元。因此，在实体产业中，发达国家处于国际分工的高端位置。(2) 2000-2015年这六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净流出占GDP比重的年均水平分别为2.15%、4.77%、1.67%、0.62%、0.73%和1.59%，表明发达国家通过国际直接投资在国内实现了产业结构升级，且其制造业在国际分工格局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3) 金融业和制造业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分工趋势好也日益凸显。2000-2014年发达国家股票交易总额占GDP的比重一般高于发展中国家，美国、英国和日本的股票交易总额占GDP比重的年均值均高于85%，美国甚至高达222%，印度和墨西哥的年均值均低于50%，表明发达国家的金融发展水平高于发展中国家。

① 尽管2005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 发表新闻公报宣布韩国进入发达国家之列，但由于韩国在人均GDP、GDP增长率和人均国民总收入等方面与高收入发达国家均有显著的差距，因此，我们在这里将韩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看待。就人均GDP而言，韩国2014年人均GDP为27 970.49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高收入国家为37 823.16美元(其中，北美为54 198.68美元，欧盟为39 567.18美元)，可见，韩国并未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与美国、欧盟等发达地区的差距仍大。就GDP增长率而言，韩国2014年GDP增长率为3.31%，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高收入国家增速为1.70%(其中，北美为2.4%，欧盟为1.29%)，韩国发展增速高于高收入国家，表明该经济体正处于向发达经济体收敛的进程中。就人均国民总收入GNI而言，韩国2014年GNI为34 62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高收入国家为40 762.47美元(其中，北美为54 622.89美元，欧盟为39 072.97美元)，可见，韩国并未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

由此可见，国际分工已然表现为实体产业内部、金融业和实体经济部门之间分工并存的状态，即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三大国际活动也随着国际分工的新变化而变得交错纵横、难以分割。且不难发现，发达国家仍在新形态的国际分工中占有绝对优势，处于国际分工顶端的发达国家自然拥有了利用技术垄断和不平等的经济规则操控贸易活动、跨国公司和国际经济组织及各种金融衍生品的优势，从而必然引致不同国际经济活动之间的不平等发生交融。

三、 国际不平等交融理论逻辑与数理分析

根据国际价值理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根据国际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等价交换。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较先进的生产技术往往对应着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当按照国际价值进行贸易交换时，前者便可以从后者那里获取超额剩余价值，即发生“国际不平等交换”。进一步考虑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领域后发现，在一定条件下，发达国家会通过生产环节的全球配置以及汇率等金融制度来攫取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剩余价值，拓展“国际不平等交换的”内涵，即可以得到“国际不平等交融”的概念。本文将三大国际经济活动彼此联结前提下某一种国际经济活动通过某种路径影响其他国际经济领域中的剩余价值转移量而引致的不平等变化称之为“国际不平等交融”。其在质上表现为某一种国际经济领域中的不平等都融合着其他国际形式的不平等，在量上体现为某一种国际经济领域中的国际剩余价值转移量因其他国际经济活动的交融而增加或减少。

(一) 国际贸易与剩余价值转移

考虑两个相互进行贸易的经济体—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以及两个异质商品的国际市场—商品1市场和商品2市场。^②发达国家生产各类商品均存在绝对优势，即其生产各类商品的技术水平均高于欠发达国家。进一步假定欠发达国家生产商品1具有相对优势；相应地，发达国家生产商品2具有相对优势。两个国家的生产者在两个商品市场进行竞争，最终形成欠发达国家出口商品1，进口商品2(发达国家出口商品2，进口商品1) 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①在这一过程中，具备垄断权力的发达国家获得了尽可能多的贸易利益。本部分重点考察在给定的国际贸易格局下，两国间剩余价值转移的方向和数量。

①这里并不要求欠发达国家生产的商品1全部用于出口，同样也不要求发达国家生产的商品2全部用于出口。

②其余商品只存在于国内市场。

定义C_i和V_i(i=1, 2) 分别为欠发达国家(国家1) 生产商品1和发达国家(国家2) 生产商品2投入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于是，国家i生产商品投入的总资本为：K_i=C_i+V_i。q_i^j(i=1, 2；j=1, 2) 为国家i生产商品j时的劳动生产率，则1/q_i^j表示相应的单位商品价值。假设生产资料价值全部转移到“年产品”中去。

假定国家i(i=1, 2) 各类商品的价值利润率(剩余价值/预付资本) 相等，记为r_i，且商品1和商品2的生产行业与其他各行业之间不发生资本流动，因而可以假定其余各行业商品所包含的剩余价值完全实现。在国际市场中，商品1和商品2实现的剩余价值与各自包含的剩余价值不等，导致剩余价值发生转移。国家i生产的商品j实现的利润率记为r_i^j。

发达国家生产者与欠发达国家生产者在商品2市场上展开竞争，以期获取尽可能大的市场份额和攫取足够多的剩余价值。具有市场势力的发达国家企业优先采用策略定价的方式，降低商品价格，迫使欠发达国家的商品2实现的利润率低于该国商品1实现的利润率而退出生产领域，最终实现第一个目标—获取尽可能大的市场份额。当商品2的市场全部被发达国家生产者占领时，其实现的单位价值为(1+r₂²)/[(1+r₂)q₂²]，欠发达国家的商品2实现的利润率为{(1+r₂²)/[(1+r₂)q₂²]}(1+r₁)q₁²-1，不高于该国商品1实现的利润率，也即：

$\frac{1+r_{2}^{2}}{(1+{{{\bar{r}}}_{2}})q_{2}^{2}}(1+{{\bar{r}}_{1}})q_{1}^{2}-1\le r_{1}^{1}$

(1)

于是，欠发达国家的商品1和发达国家的商品2实现的利润率满足如下不等式：

$\frac{1+r_{2}^{2}}{1+r_{1}^{1}}\le \frac{1+{{{\bar{r}}}_{2}}}{1+\bar{r}}\times \frac{q_{2}^{2}}{q_{1}^{2}}$

(2)

发达国家在保证市场规模最大的前提下，利用垄断权力攫取最多的剩余价值，以实现第二个目标。因此，不等式(2) 中的等号成立，也即：

$\frac{1+r_{2}^{2}}{1+r_{1}^{1}}=\frac{1+{{{\bar{r}}}_{2}}}{1+\bar{r}}\times \frac{q_{2}^{2}}{q_{1}^{2}}$

(3)

在欠发达国家的商品1实现的利润率为r₁¹时，易得发达国家的商品1实现的利润率为：

$r_{2}^{1}=\frac{1+r_{1}^{1}}{(1+{{{\bar{r}}}_{1}})q_{1}^{1}}(1+{{{\bar{r}}}_{2}})q_{2}^{1}-1~$

(4)

根据假定，国家1在生产商品1上存在比较优势，国家2在生产商品2上存在比较优势，两国两类商品的劳动生产率满足不等式：q₂¹/q₁¹＜q₂²/q₁²。结合式(3) 和式(4) 可得：r₂¹＜r₂²。因此，发达国家的商品1实现的利润率低于该国商品2实现的利润率，不妨假定发达国家不生产商品1。

在这样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格局下，欠发达国家不生产商品2，通过向发达国家进口来满足生产或消费需求，同时发达国家通过进口欠发达国家生产的商品1来取代国内生产的商品1。根据劳动价值论，实现的价值总额等于生产的价值总额，于是有：

${{K}_{1}}(1+r_{1}^{1})+{{K}_{2}}(1+r_{2}^{2})={{K}_{1}}(1+{{{\bar{r}}}_{1}})+{{K}_{2}}(1+{{{\bar{r}}}_{2}})$

(5)

联立式(3) 和式(5) 可得欠发达国家的商品1实现的利润率r₁¹，令λ=(1+r₁)/(1+r₂)，进一步得到发达国家在国际贸易中从欠发达国家处转移来的超额国际剩余价值为：

${{W}_{T}}={{K}_{1}}({{{\bar{r}}}_{1}}-r_{1}^{1})=\frac{(1-q_{1}^{2}/q_{2}^{2}){{K}_{1}}{{K}_{2}}(1+{{{\bar{r}}}_{1}})}{\lambda {{K}_{1}}q_{1}^{2}/q_{2}^{2}+{{K}_{2}}}$

(6)

根据假设条件，发达国家商品2的劳动生产率高于欠发达国家同种商品的劳动生产率，即q₁²/q₂²＜1，由式(6) 可得：W_T>0。因此，当拥有市场势力时，发达国家(尤其是掌握某种产品核心技术的国家) 总是能从该产品的国际交换中获得超额贸易利益。此外，∂W_T/∂(q₁²/q₂²)＜0，即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两国在商品1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差距越大，欠发达国家被转移的剩余价值就越多。事实上，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发达国家的生产者通过“干中学”或技术创新等方式不断提高商品2的劳动生产率，而欠发达国家的商品2退出生产领域，致使该商品的生产技术趋于停滞，因此欠发达国家被转移的剩余价值会不断增加。

(二) 国际投资对贸易不平等的影响

就交融视角下的贸易不平等而言，国际投资不平等对国际贸易结构的控制引致国际贸易利益分配失衡。跨国公司通过对核心技术产品的垄断，人为地操控着相应产品的国际价格，对自由的贸易市场造成了极大的阻力，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跨国公司对市场几乎是垄断性占有。这一情形可以用上述模型加以说明，不再赘述。本部分主要考察第二种情形。

假设欠发达国家的资本有机构成更低且剥削率更高，价值利润率更高(r₂>r₁)，发达国家的商品2生产者为了获取更高的利润，将数量为ΔK的资本(ΔK＜K₂) 直接投资于欠发达国家进行商品2的生产，并具有劳动生产率为q₂²的生产技术。掌握国际经济制度较高话语权的国家凭借其国际经济地位和实力要求欠发达国家打开经济大门，使其产业以跨国公司等形式顺利进入欠发达国家的同时，还设置诸多贸易保护政策以阻止欠发达国家对其进行直接投资，因而假定欠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不存在国际投资。与式(3) 相同，以下出口商品的利润率关系式依然成立，也即：

$\frac{1+(r_{21}^{2})\prime }{1+(r_{1}^{1})\prime }=\frac{1+{{{\bar{r}}}_{2}}}{1+{{{\bar{r}}}_{1}}}\times \frac{q_{2}^{2}}{q_{1}^{2}}$

(7)

其中，(r₂₁²)′和(r₁¹)′分别为发达国家出口的商品2和欠发达国家出口的商品1实现的利润率。很容易验证，此时发达国家的企业(包括发达国家国内的企业和通过国际投资转移至欠发达国家的企业) 生产的商品2占有全部市场份额，且发达国家的企业不生产商品1。

假设资本ΔK实现的利润率为(r₂₂²)′。因为外资企业生产的商品2和发达国家生产的商品2实现的单位价值相等，所以有：

$\frac{1+(r_{22}^{2})\prime }{1+{{{\bar{r}}}_{1}}}=\frac{1+(r_{21}^{2})\prime }{1+{{{\bar{r}}}_{2}}}$

(8)

在这样的国际分工和贸易框架下，商品1和商品2所包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进行重新分配。根据劳动价值论，商品实现的价值总额等于生产的价值总额，于是有：

$\begin{align} &{{K}_{1}}[1+(r_{1}^{1})\prime ]+({{K}_{2}}-\Delta K)[1+(r_{21}^{2})\prime ]+\Delta K[1+(r_{22}^{2})\prime ]= \\ &{{K}_{1}}(1+{{{\bar{r}}}_{1}})+({{K}_{2}}-\Delta K)(1+{{{\bar{r}}}_{2}})+\Delta K(1+{{{\bar{r}}}_{1}})~ \\ \end{align}$

(9)

联立式(7) -式(9) 可得欠发达国家的商品1实现的利润率(r₁¹)′，令λ=(1+r₁)/(1+r₂)，则纳入国际投资后欠发达国家生产商品1的企业被转移的剩余价值变为：

$W{{\prime }_{T}}={{K}_{1}}({{{\bar{r}}}_{1}}-(r_{1}^{1})\prime )=\frac{[{{K}_{2}}+(\lambda -1)\text{ }\Delta K](q_{2}^{2}-q_{1}^{2}){{K}_{1}}(1+{{{\bar{r}}}_{1}})}{\lambda {{K}_{1}}q_{1}^{2}+[{{K}_{2}}+(\lambda -1)\text{ }\Delta K]q_{2}^{2}}$

(10)

比较式(6) 和式(10) 后可证得：W′_T>W_T。即纳入国际投资之后，欠发达国家的商品1实现的利润率下降，从而导致被转移的剩余价值增加。显然，∂W′_T/∂ΔK>0，即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国际投资量增加时，欠发达国家企业生产的剩余价值被进一步转移。

(三) 国际金融对贸易不平等的影响

本文仅考虑金融因素在国际货币层面的影响，在国际货币体系失衡框架下，假设不存在国际投资；设θ>1为汇率偏差，表示发达国家货币升值程度。值得注意的是，在出现汇率偏差的情况下，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同种单位商品在国际市场上以同一货币度量的市场价格相等，却具有完全不同的市场价值。例如，当以发达国家货币度量的商品2的国际市场价格为1时，发达国家商品2实现的价值为1单位，而欠发达国家商品2实现的价值为θ单位。

如前文所述，发达国家的商品2生产者为了获取最大的市场份额，利用定价策略挤压欠发达国家的商品2生产者的利润空间，致使其退出生产领域。当商品2的市场全部被发达国家的生产者占领时，发达国家的商品2实现的价值为(1+(r₂²)″)/[(1+r₂)q₂²]，而欠发达国家的商品2实现的价值为θ(1+(r₂²)″)/[(1+r₂)q₂²]，相应的利润率为{θ(1+(r₂²)″)/[(1+r₂)q₂²]}(1+r₁)q₁²-1，不高于该国商品1实现的利润率，也即：

$(r_{1}^{1})\prime\prime \ge \theta \frac{1+(r_{2}^{2})\prime\prime }{(1+{{r}_{2}})q_{2}^{2}}(1+{{{\bar{r}}}_{1}})q_{1}^{2}-1$

(11)

于是，欠发达国家的商品1和发达国家的商品2实现的利润率满足如下不等式：

$\frac{1+(r_{2}^{2})\prime\prime }{1+(r_{1}^{1})\prime\prime }\le \frac{1+{{{\bar{r}}}_{2}}}{1+{{{\bar{r}}}_{1}}}\times \frac{q_{2}^{2}}{\theta q_{1}^{2}~}$

(12)

如前文所述，发达国家运用垄断权力，使得贸易利益分配不平衡，从而获得尽可能多的利益，因此式(12) 中的等号成立，也即：

$\frac{1+(r_{2}^{2})\prime\prime }{1+(r_{1}^{1})\prime\prime }=\frac{1+{{{\bar{r}}}_{2}}}{1+{{{\bar{r}}}_{1}}}\times \frac{q_{2}^{2}}{\theta q_{1}^{2}~}$

(13)

根据式(13)，当发达国家货币升值时，其出口商品面临竞争力下降的威胁，为了获取最大的市场份额，发达国家利用定价策略使商品2实现的价值比汇率升值前更低。可以预见，发达国家的商品2的利润率将下降。

汇率变动使得商品1和商品2中包含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在这两种商品上进行重新分配。根据劳动价值论，实现的价值总额等于生产的价值总额，于是有：

${{K}_{1}}(1+(r_{1}^{1})\prime\prime )+{{K}_{2}}(1+(r_{2}^{2})\prime\prime )={{K}_{1}}(1+{{{\bar{r}}}_{1}})+{{K}_{2}}(1+{{{\bar{r}}}_{2}})$

(14)

联立式(13) 和式(14) 可得，考虑汇率偏差后的欠发达国家的商品1和发达国家的商品2实现的利润率分别为：

$(r_{1}^{1})\prime\prime =\frac{{{K}_{1}}(1+{{{\bar{r}}}_{1}})+{{K}_{2}}(1+{{{\bar{r}}}_{2}})}{{{K}_{1}}(1+{{{\bar{r}}}_{1}})\theta q_{1}^{2}+{{K}_{2}}(1+{{{\bar{r}}}_{2}})q_{2}^{2}}(1+{{{\bar{r}}}_{1}})\theta q_{1}^{2}-1$

(15)

$(r_{2}^{2})\prime\prime =\frac{{{K}_{1}}(1+{{{\bar{r}}}_{1}})+{{K}_{2}}(1+{{{\bar{r}}}_{2}})}{{{K}_{1}}(1+{{{\bar{r}}}_{1}})\theta q_{1}^{2}+{{K}_{2}}(1+{{{\bar{r}}}_{2}})q_{2}^{2}}(1+{{{\bar{r}}}_{2}})\theta q_{2}^{2}-1$

(16)

由此可见，发达国家的商品2的利润率下降，而欠发达国家的商品1的利润率上升，这是发达国家货币升值后发达国家通过定价策略维持其出口产品竞争力所带来的直接结果。显然，欠发达国家的商品1生产者被转移的剩余价值有所减少。发达国家的货币升值似乎使欠发达国家的贸易利益损失减小了，实则不然，因为此时发达国家可以用更少的该国货币购买数量相同的欠发达国家商品，这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也是一种贸易利益的增加。假设欠发达国家出口所有的商品1，发达国家出口所有的商品2，则发达国家在本币汇率升值中获得的净收益为本币购买力上升所获得的收益减去因出口商品市场价格下降导致的损失，也即：

$\Delta R={{K}_{1}}[(1+r_{1}^{1})-(1+(r_{1}^{1})\prime\prime )/\theta ]-{{K}_{2}}[(1+r_{2}^{2})-(1+(r_{2}^{2})\prime\prime )]$

(17)

其中，净收益是用发达国家货币来度量的。

结合式(5) 和式(14)，可以将式(17) 中发达国家的净收益方程变形为如下等式：

$\Delta R=2{{K}_{1}}(1+r_{1}^{1})-{{K}_{1}}(1+(r_{1}^{1})\prime\prime )(1+\theta )/\theta $

(18)

将式(15) 带入式(18)，发达国家的净收益方程进一步变形为：

$\begin{align} &\Delta R=2{{K}_{1}}(1+{{r}_{1}})-[{{K}_{1}}(1+{{{\bar{r}}}_{1}})+{{K}_{2}}(1+{{{\bar{r}}}_{2}})] \\ &\left( 1+\frac{{{K}_{1}}(1+{{{\bar{r}}}_{1}})q_{1}^{2}-{{K}_{2}}(1+{{{\bar{r}}}_{2}})q_{2}^{2}}{{{K}_{1}}(1+{{{\bar{r}}}_{1}})\theta q_{1}^{2}+{{K}_{2}}(1+{{{\bar{r}}}_{2}})q_{2}^{2}~} \right) \\ \end{align}$

(19)

根据式(13)，K₁(1+r₁)q₁²>K₂(1+r₂)q₂²等价于K₁(1+(r₁¹)″)>θK₂(1+(r₂¹)″)，即以同一货币计价，欠发达国家的出口总额大于发达国家的出口总额。根据式(19)，此时发达国家的汇率升值使发达国家的贸易利益增加。进一步分析可得，发达国家的汇率升值程度增加会导致发达国家的贸易利益进一步增大。

基于以上对国际贸易中剩余价值的转移、纳入国际投资后的贸易剩余价值转移和纳入国际金融后的贸易利益变化三个方面的分析，本文发现三大国际经济领域不平等的交融成为必然，且具体可以得出三个主要结论：

(1) 当发达国家各类产品的劳动生产率高于欠发达国家，且发达国家的出口商品生产者拥有垄断权利，而欠发达国家不具备这一权利时，国际分工和贸易会使欠发达国家的剩余价值被转移至发达国家，即产生了国际贸易不平等现象。

(2) 当发达国家将国内较落后的不存在技术溢出的生产环节转移至欠发达国家，且欠发达国家不对发达国家进行国际投资时，发达国家不仅可以通过国际投资直接从欠发达国家攫取剩余价值，而且可以通过国际贸易进一步转移欠发达国家企业生产的剩余价值。

(3) 以同一货币计价，当发达国家的出口总额小于欠发达国家的出口总额时，发达国家的货币升值使其贸易利益增加；相反，当发达国家的出口总额大于欠发达国家的出口总额时，发达国家的货币升值使其贸易利益减少。

四、 国际不平等交融的实证检验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可知，存在两大条件：(1) 发达国家将国内较落后的不存在技术溢出的生产环节转移至欠发达国家，且欠发达国家不对发达国家进行国际投资；(2) 在以同一货币计价的前提下，通过改变汇率使自身受益。事实上，这两个条件并非一种中性的国际经济行为，而是一种不平等的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行为。也就是说，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中的不平等会进一步加剧国际贸易的不平等程度。为了验证这一理论推断，本文利用我国与主要发达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贸易利益不平等为例，检验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不平等对其交融的影响程度。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求证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三大经济领域中的不平等是否存在交融。

(一) 计量模型构建与数据说明

本文构建一个包含国际投资不平等和国际金融不平等在内的贸易利益不平等分配模型。假设各变量之间满足对数线性关系，则有：

$\text{ln}TU{{E}_{it}}={{c}_{i}}+{{\beta }_{i1}}\text{ln}IU{{E}_{it}}+{{\beta }_{i2}}\text{ln}FU{{E}_{it}}+{{v}_{it}}~$

(20)

其中，被解释变量为中国与各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不平等(TUE)，解释变量为国际投资不平等(IUE) 和国际金融不平等(FUE)，β_i1和β_i2分别为中国与发达国家i(i=1, …, 18) 在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领域的不平等对贸易不平等的弹性系数，v_it为扰动项，c_i为个体异质性。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OECD数据库、UNCATD数据库、世界银行数据库和中经网统计数据库，共涉及18个发达国家。^①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变量的时间跨度设定为1991-2013年。

① 18个发达国家分别为澳大利亚、加拿大、丹麦、芬兰、法国、德国、希腊、冰岛、日本、荷兰、新西兰、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国和美国。

1.国际贸易不平等指标(TUE)。在现实经济中，国际贸易的不平等主要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商品中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相关，这能够反映出发达国家从欠发达国家所获得的价值转移。等价交换意味着价值相同的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应该相同。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之间的劳动时间相对差异越大，国际贸易不平等就越大。因此，本文采用中国与各发达国家的单位价值出口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之比(TUE) 作为国际贸易不平等指标。由于无法精确度量出口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我们假定总的活劳动的时间按照各商品净增加值占国内生产净值(NDP) 的比例进行分配，^②因此可以用单位净增加值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近似代替单位价值的出口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鉴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用国民收入(NI) 代替国内生产净值进行计算。因此单位价值的出口商品所包含的劳动时间等于当年总劳动时间除以国民收入，前者等于就业总人数乘以人均每年劳动小时数。^③

② GDP包含固定资产折旧，这部分是转移到产品中去的价值，并非活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③ 1991-2013年国民收入、各发达国家人均劳动小时和就业人数、中国就业人数等数据分别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OECD数据库、中经网统计数据库。2001-2013年中国人均劳动小时数据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的“城镇就业人员调查周平均工作时间”计算而得。此外，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统计显示，当年我国人均每周劳动时间为40.7小时。国际劳工组织2007年6月8日发布的研究报告也显示：中国1967-1984年人均每周劳动时间为48小时。因此取48小时与1995年人均每周劳动时间的平均值44.35小时作为1991-1994年人均每周劳动时间，取1995年和2001年人均每周劳动时间的平均值作为1996-2001年人均每周劳动时间。

2.国际投资不平等指标(IUE)。在现实经济中，国际投资的不平等主要与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相关，这能够反映出发达国家在欠发达国家所获得收益的机会。当中国FDI流入存量相对于发达国家FDI流入存量越多时，表明其他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在中国获取投资收益的机会相对更多；同时，中国FDI流出存量相对于发达国家FDI流出存量越少，表明中国在海外获取投资收益的机会相对更少。因此，本文采用中国与各发达国家FDI“流入-流出”存量比率之比(IUE) 作为衡量国际投资不平等的指标。

3.国际金融不平等指标(FUE)。在现实经济中，国际金融的影响是多方位的，反映国际金融影响的指标也是多样的，本文主要从汇率角度考虑国际金融作为制度因素的影响。因而国际金融的不平等主要与发达国家对欠发达国家的汇率相关，这能够反映出发达国家从欠发达国家所获取的贸易利益。因此，本文采用中国与各发达国家的实际有效汇率指数之比(FUE) 来度量国际金融不平等。

(二) 实证结果及其分析

本文利用1991-2013年中国与18个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对上述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主要包括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面板协整检验、面板协整方程的估计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

1.单位根检验。为防止伪回归现象，首先需要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为了保证平稳性检验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选择多种面板数据单位根检验方法，并对这些检验方法进行综合考虑。结果(如表 1) 显示，lnTUE、lnIUE和lnFUE在四种检验方法中均不能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存在单位根”的原假设，因此这三个变量均为非平稳的。进行一阶差分处理后，这三个变量皆变为平稳序列，即同属于一阶单整变量。

2.面板协整检验。本文采用面板协整方法检验国际贸易不平等、国际投资不平等与国际金融不平等是否存在稳定的长期关系。本文采取Pedroni (1999，2001，2004) 检验中的Panel ADF、Group ADF统计量和Kao (2000) 检验中的ADF统计量。结果(如表 2) 表明，三种检验均在5%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即非平稳变量lnTNU、lnIUE和lnFUE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3.面板协整方程的估计。为了描述国际投资不平等和国际金融不平等对国际贸易不平等的影响，本文采用Pedroni (2000) 的组间FMOLS方法和Pedroni (2000) 的组间DOLS方法对协整系数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3) 显示，两种估计方法对系数的估计结果较为接近，且高度显著。采用FMOLS方法进行估计时，lnIUE和lnFUE的系数分别为0.3852和2.5919，这表明当国际投资不平等和实际有效汇率相对差异各自扩大1%，将导致国际贸易不平等分别扩大0.38%和2.59%。采用DOLS方法进行估计时，lnIUE和lnFUE的系数分别为0.3329和2.7524，这表明国际投资不平等和实际有效汇率相对差异各自扩大1%，将导致国际贸易不平等分别扩大0.33%和2.75%。

4.面板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前面揭示了国际贸易不平等、国际投资不平等和国际金融不平等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尚不清楚各变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由于lnTUE、lnIUE和lnFUE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对三者的因果关系检验不能运用差分VAR模型，而应采用面板向量误差修正模型(PVECM)：

$\begin{array}{l} \left[ \begin{array}{l} \Delta {\rm{ln}}TU{E_{it}}\\ \Delta {\rm{ln}}IU{E_{it}}\\ \Delta {\rm{ln}}FU{E_{it}} \end{array} \right] = \left[ \begin{array}{l} {\varphi _{1i}}\\ {\varphi _{2i}}\\ {\varphi _{3i}} \end{array} \right] + \sum\limits_{j = 1}^p {\left[ {\begin{array}{*{20}{c}} {{\varphi _{11j}}}&{{\varphi _{12j}}}&{{\varphi _{13j}}}\\ {{\varphi _{21j}}}&{{\varphi _{22j}}}&{{\varphi _{23j}}}\\ {{\varphi _{31j}}}&{{\varphi _{32j}}}&{{\varphi _{33j}}} \end{array}} \right]} \\ \left[ \begin{array}{l} \Delta {\rm{ln}}TU{E_{it - j}}\\ \Delta {\rm{ln}}IU{E_{it - j}}\\ \Delta {\rm{ln}}FU{E_{it - j}} \end{array} \right] + \left[ \begin{array}{l} {\lambda _1}\\ {\lambda _2}\\ {\lambda _3} \end{array} \right]{{\hat v}_{it - 1}} + \left[ \begin{array}{l} {\xi _{1it}}\\ {\xi _{2it}}\\ {\xi _{3it}} \end{array} \right] \end{array}$

(21)

其中，p为最优滞后阶数，$ \hat{v} $_{i, t-1}为一阶滞后误差修正项，也是DOLS方法估计的协整方程(20) 的残差项。考虑到个体异质性的存在，本部分运用GMM方法对方程(21) 进行估计，结果如表 4所示。

从短期因果关系来看，lnTUE、lnIUE和lnFUE之间均存在双向格兰杰因果关系；从长期因果关系来看，lnIUE和lnFUE共同构成lnTUE的长期格兰杰原因，lnTUE和lnFUE共同构成lnIUE的长期格兰杰原因，lnTUE和lnIUE共同构成lnFUE的长期格兰杰原因；从强因果关系来看，lnTUE、lnIUE和lnFUE之间均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此，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与国际金融领域中的不平等存在交融影响。

五、 结论与政策建议

自马克思国际价值理论与国际交换不平等理论以来，国际不平等问题就没有离开过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的视线，并且获得了长足发展。但是，经济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和国际分工形态不断变化的现实，特别是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活动相互渗透与相互交织的事实，却没有引起理论界的重视。本文基于新时期社会分工中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分离后国际不平等的新变化和新趋向，研究其如何由单一领域的不平等转变为多领域交融的不平等。理论研究表明，一种国际经济领域中的不平等都融合着其他国际形式的不平等，在一定条件下，发达国家会通过生产环节的全球配置以及汇率等金融制度攫取欠发达国家更多的剩余价值。进一步利用1991-2013年中国与18个发达国家的面板数据对其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国际投资不平等和实际有效汇率相对差异对国际贸易不平等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国际贸易、国际投资与国际金融领域中的不平等存在长期双向因果关系，即三者的确存在交融影响。

因此，为改变我国长期以来在国际经济活动中的不平等交换地位，帮助我国在全球经济活动中应对“交融”性不平等的冲击，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1) 着力增强我国的技术创新能力和提升我国在贸易制度制定方面的话语权以改善我国贸易格局。我国应该加大科技教育投入，加强企业、高校和研究所中的技术研发，重视高科技研发等关键技术领域的领军人物，积极发挥我国高科技人员在对外经济贸易中的主导作用。从制度方面来讲，我国应该积极发挥发展中国家数量众多的这一优势，在国际经济谈判中争取更多的话语权。(2) 在引进国外投资时，不仅要考虑国际投资的适度规模，更应注重其质量和结构，力争将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高技术水平人员相结合。从长期来看，要实现技术改变原有路径，实现跳跃式的发展，必然要求更高层次的技术进步方式—技术创新。(3) 完善和健全我国的金融市场。一方面，要提升我国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从而增强我国的金融体系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度；另一方面，积极做好国际金融风险的防范措施，金融风险相比实体经济中的风险而言，呈现出范围更广、程度更深的特点。(4) 在针对某一国际经济领域中的问题制定相关政策时，不仅要考虑这一国际经济领域的现实情况，还要同时综合其他国际经济领域中的相关联系，应将相互联结的国际经济情况放到一个统一的平台上进行审视。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价值链的条件下，任何一个经济事物都不会孤立地存在，我们要正确认识不同经济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综合考虑多方面因素，即在针对某一国际经济活动制定政策时，也同时兼顾其他国际经济领域的辅助政策，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或者发挥政策的效力。

基于国际贸易利益不平等交融数理模型，本文得出国际经济三大领域(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和国际投资) 的不平等处于交融状态的结论，但本文的局限性在于：本文分析了国际投资不平等和国际金融不平等对国际贸易不平等的影响，但并未分析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影响国际剩余价值转移的具体的理论机理和程度。关于国际投资和国际金融领域中的交融机理和现实检验也有待进一步研究。

*感谢上海财经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培育(第七批)基金资助项目的支持。